[关键词]图书馆学理论范式图书馆学范式
[分类号]G250
20世纪60年代，科学哲学家库恩(Thomas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范式(Paradigm)概念。按照库恩的解释，“范式是一个成熟的科学共同体在某段时间内所接纳的研究方法、问题领域和解题标准的源头活水”。下面罗列几段库恩的原话，以帮助人们“意会”范式概念的意涵。
“范式是共有的范例”。
“一个范式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而反过来，一个科学共同体由共有一个范式的人组成”。
“范式不仅给科学家以地图，也给了他们绘图指南”。
“由不同范式指导的学派间彼此多少总会有误解”。
根据库恩上述关于范式意涵的多方面解释，笔者认为，只要一群研究者使用同一种价值标准阐发他们的学术思想和观点，并形成对后来者来说是“绘图指南”的话语“模板”，那么，这种话语模板就可称之为是一种范式。由此，人们可以把图书馆学范式理解为：对图书馆理论或实践的本质及其发展持有相同或相似观点／信念的一群研究者所共有的价值取向和话语特征。依据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话语特征，可以区分出不同的图书馆学范式类型。据此，本文把图书馆学范式划分为技术范式、人文范式、知识范式、认知范式、信息资源范式和制度范式6大类型。
1技术范式――实用主义、功利主义范式
图书馆学技术范式，把图书馆学研究的任务框定在“图书馆工作方法和管理方法”的研究。技术范式论者认为，图书馆学是“符合图书馆目的的整理方面所必要的一切命题的总和”，图书馆学是“图书馆员执行图书馆工作任务所需要的一切知识和技巧的总和”；“图书馆是为资讯建立检索点，并为使用者提供服务的机构”。，等等。这些认识或论断，无不认为图书馆学就是方法性、技术性学问。
技术范式的价值指向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实用主义和最大限度满足用户实际需要的功利主义信念。它主张“高贵隶属于有用”；它的实践策略注重的是；解决问题的效率，而不大注意解决问题过程中的价值是非问题。杜威的“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内，无论在任何问题上，哲学上的理论正确性，都要让位于实际的效用。……不追求什么理论上的完整体系，而只是从实用角度出发，来设法解决实际问题”，这句话可以说是技术范式价值取向的最好注脚。
技术范式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价值取向一直以其旺盛的生命力浸润着图书馆学话语土壤，成为图书馆学理论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牛市”范式之一，至今吸引着无数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价值取向的拥趸。
2人文范式――人本主义、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范式
在现代性启蒙思维中，技术与人文之间的此涨彼消的张力关系一直困绕着人类的解放进程。马克斯・韦伯把这种困绕概括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张力。如今，“技术－人文”已成为不可切割的对偶式范畴，任何人类发展问题几乎都要进行“技术－人文”的双向把脉。
图书馆学人文范式，其核心主张是弘扬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中的人文精神，其内容主要包括：图书馆职业精神的确立与维护，服务行为中的平等意识与人文关怀，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与法治理念，个人获取知识权利的不可侵犯与积极维护，为公民的民主参与(政治)提供信息保障与知识启蒙，职业伦理自律和职业情感的培养，适度的职业中立态度与社会包容精神，等等。
很多图书馆学者都认为，图书馆职业本来就是充满人性化的职业，人文向度是图书馆理论与实践必须牢牢把握的“命根”，技术的应用不应偏离人文方向。如谢拉(J.H.shem)早就告诫人们“图书馆事业主要还是一个人文主义的事业。……我们要提醒自己记住，图书馆学始于人文主义”。我国的吴先生指出，“图书馆的本质是人文的，在过去、现在和将来，它都不是什么科技产物。……提倡图书馆的人文精神，研究图书馆的人文地位，才更合乎图书馆的本来意义”。当数字图书馆的出现和发展似乎再次证明技术的无限威力时，有识之士们立即告诫人们：“在数字图书馆建设中面临的许多挑战往往与社会、经济和法律有关，而不仅仅局限于技术的范畴。……计算机和网络是非常重要的，但它们仅仅是技术，而数字图书馆是人、组织、技术三个角色相互影响、共同演绎的精彩故事”。
图书馆学人文范式由于强调以人为本，注重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担忧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的膨胀所造成的“价值失落”，主张图书馆学应该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科学，所以具有显著的人本主义特征；由于其特别强调对服务对象的平等对待理念，反对身份歧视，所以具有一定的社会主义特征；由于其特别强调读者自主选择文献的自由权利和图书馆员履行职业责任的自由权利，反对公共权力对这种自由权利的限制，所以具有浓厚的自由主义特征。
3知识范式――本质主义范式
截至目前，图书馆学知识范式已演化出知识本质论、知识交流论、知识组织论、知识集合论、知识管理论等多种表现形式。
知识本质论者认为，知识学和图书馆学有着特别亲密的关系，知识是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图书馆的本质，即最优化地促进以文献为载体的客观知识的主体回归和价值实现。……今后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将以知识为核心系统展开”；知识是当代图书馆学的核心概念，应该建立以“知识”为核心概念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
知识交流论认为，图书馆的本质是知识交流。它把读者看成“是交流作用的对象，藏书是一种交流的媒介，图书馆员是交流的组织者和中介者，图书馆内部的处理工作则可以理解为以交流为目的的知识整序过程”。知识交流论较好地解释了图书馆与社会的“外部关联”，但未能解释图书馆内部活动的机制。关于图书馆内部活动的机制，知识组织论给予了较好的解释。
知识组织论认为，图书馆内部活动的本质是知识组织，图书馆是组织知识的社会组织，认为图书情报工作(包括图书馆工作、情报工作、目录工作等)的实质是知识组织，分类法和主题法是图书情报部门知识组织的两大工具，知识组织论可以成为图书情报学的理论基础。
知识集合论可以说是在知识本质论和知识组织论的基础上综合发展而来。知识集合是由客观知识元素汇集而成的，这些知识元素的汇集组织依据了一定的科学方法；知识集合一经形成便是一个完整的实体，它在客观知识世界中有独立存在的形态；图书馆就是知识集合。
知识服务论是在对图书馆功能的重新界定中产生
的。所谓“知识服务”是指基于知识和个性化的一种"服务方式。知识服务不同于传统的以“资源”为中心的文献线索服务，它所回答的问题不只是“知识在哪里”，而且还要回答“知识是什么”的问题。知识服务是用户目标驱动的服务，它关注的焦点和最后的评价不是“我是否提供了您需要的信息”，而是“是否通过我的服务解决了，您的问题”。可见，知识服务论主要强调的是专业研究型图书馆所注重的情报服务――解决实际问题、
知识管理论者认为“图书馆自然就是知识管理的单位。……图书馆的知识管理主要属于公共知识的管理”；图书馆作为社会知识管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主要研究从文献采访过渡到知识采访、从文献组织过渡到知识组织、从文献服务过渡到知识服务的方法和途径等。
4认知范式――心理――行为主义、建构主义范式
认知观是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共同关注的一种认识范式，其指向是为了解释图书馆或情报系统与用户之间的关系机制。其代表性理论有：布鲁克斯的情报科学基本方程式，贝尔金的知识非常态理论，德尔文的意义建构理论等等。
布鲁克斯(Brookes，B.c)的情报科学基本方程式是：K[s]+IK[s+S]。该方程式就表明，在所输入的信息(I)的作用下，人的原有的知识结构(K[s])被改变为新的知识结构(K[s+S])。这一方程式显然是以波普尔(Popper)的“世界1、2、3理论”为依据的，他认为“情报科学的理论任务可以归结为研究‘世界2’与‘世界3’的相互作用，在可能的范围内描述和解释这一相互作用，帮助组织知识(而不仅仅是文献)以便人们更有效地利用知识”。
加拿大学者贝尔金(Belkin)提出了“知识非常态状态”(anomalousstateofknowledge，ASK)理论。ASK理论认为，图书馆学情报学关心的核心问题是“促进信息生产者与信息使用者之间需求信息的有效沟通”，用户之所以有信息需求，是因为用户认识到自己存在着知识的非常态以致于无法面对某种问题与情境，而用户一般又无法精确描述这种非常态。
美国学者德尔文(Derwin)的意义建构论特别关注用户的信息利用问题。所谓“意义建构”，可以理解为“允许个人构建和设计自身时空运动的内部(即认知的)和外部(即程序上的)行为”。意义建构理论的核心假设包括：①信息使用是一种建构，而不是一种传递；②应该从用户而不是从观察者的角度认识信息的使用；③信息使用应被视为一种过程，而不是一种恒定的状态。
由于认知观注重从图书馆或情报系统与用户之间的互动关系中揭示用户信息活动的心理与行为机制，因而具有较明显的心理一行为主义特征。而德尔文的“意义建构论”的核心理念是：用户的信息活动是受多方面因素(包括主观和客观因素)影响下的意义建构过程，而且这一过程是一个不断的生成与建构过程，因而具有明显的建构主义特征。当然，由于意义建构论反对“意义”的确定状态而主张“意义”的不确定与不断生成，因而又具有一定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特征。
5信息资源范式――新管理主义、新自由主义范式
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些人认为，信息既然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就应该将其按照商品化、市场化乃至私有化方式加以开发利用；包括图书馆在内的一些社会公益部门将信息资源当作“信息福利”无偿提供给人们的做法将被视为违背市场价值规律的、低效而又浪费型的资源配置方式，因而应予以严格限制或干脆取缔。也就是说，图书馆一直无偿提供公共信息资源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受到了质疑和挑战。到了20世纪80年代，新公共管理(新管理主义)理论的全面兴起，为这种商品化、市场化浪潮提供了理论上的保护伞。新管理主义认为，“只要东西有价格，就不存在自由(免费)，在具体化的社会里，脱离价格的事物只是施舍品。……对于那些从不自由那里将自由当作一种特权来卖弄的人来说，语言提供了一个现成的、适当的名称：轻率的自由”。与此同时，在图书馆自身领域也开始出现应和的声音，如有的人指出“如果图书馆死抱着过去的原则和意识形态而不作相应的变革，幻想在信息生产化的浪潮中保留那一块远离商业化的‘净土’的话，最终将会被时代所抛弃”。他们主张图书馆导入市场原理，通过有偿、高效率、“精英”服务、电子图书馆化，来提高图书馆的服务水准，参与信息产业和信息市场的竞争”。
从意识形态角度看，新管理主义实际上是当今新自由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管理学阐释”。关于新自由主义的特点，美国著名学者乔姆斯基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私有化”。另一位美国学者罗伯特・迈克切斯尼指出，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概念几乎总是和这种信念交织在一起，即深信市场化比其他任何途径都更有能力采用新技术来解决好社会问题”。可见，在强大的新自由主义潮流的挤压下，图书馆的公益性“净土”能否被“殖民化”，这一问题确实令人担忧。
对上述令人担忧的问题，信息政治经济学理论已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信息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所谓的“信息社会”并不构成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信息政治经济学理论重点关注全球范围内日益拉大的信息鸿沟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利益的损害。美国著名信息政治经济学学者席勒(Herhenschiller)指出，“作为社会分工的图书馆职业的存在正在被质疑。运用新技术谋求利润的做法正在瓦解着美国图书馆职业的基石――信息自由存取原则”。
从以上可知，图书馆学中的信息资源范式集中关切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图书馆尤其是公共图书馆的体制性存在，及其已形成的职业理念(这里主要是指平等服务和免费服务的理念)对解决社会的“信息效率与信息公平”之矛盾问题所具有的意义。目前国内图书馆学界热议中的“图书馆职业精神”、“信息公平”、“图书馆核心价值”等问题，就是这一范式研究的话语表现。
6制度范式――现实主义范式
图书馆学的制度范式源于两个理论预设：①图书馆不仅是一种机构性存在，而且还是一种制度性存在；②图书馆的整体性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保障程度，即图书馆的整体性发展离不开相应制度安排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可见，图书馆学中的制度范式的主要研究内容是：如何构建有利于图书馆发展的制度保障体系，包括立法、政策、资源组织、行业治理结构、服务体系、职业准入、职业自律、职业教育等制度性保障体系。由于政府是主要的制度供给主体，所以制度范式特别重视研究图书馆发展中的政府责任问题，认为政府是发展图书馆事业的主要责任主体。当前热议中的图书馆制度、图书馆立法、图书馆服务网络体系建设、职业权利与职业自律制度建设、总分馆制、政府与民营互补等，就是制度范式研究的话语表现。
制度范式研究的目标是：通过探索图书馆制度创新，为构建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制度保障体系提供理论指导。由于其立足点是改革现行体制与机制弊端，所以具有较明显的现实主义价值取向。
关键词：心理学理论研究；后实证主义；范式转换
心理学的先驱者布伦塔诺曾说：“心理学好像是人类进步的基本条件，更是关于人类真理的试金石”。［1］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国家便将心理学建设成为一门与经济学和法律齐名的热门学科。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心理学又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阶段。以“脑的十年”研究和“认知科学计划”为核心的科学发展战略，又将心理学推向了一个鼓舞人心的新时代。目前，美国科学基金会已经把心理科学单列为七大部类之一。我国也将包括心理学在内的18门学科作为优先发展的重点基础学科。这无疑为新世纪心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更为有利的社会外部环境。从学科发展的内部格局而言，心理学的知识更新速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实证心理学独揽天下的局面已逐渐被打破，形成了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双峰对峙的并行发展格局。不仅像认知心理学、认知科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等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步入了一个不断创新的发展阶段，而且以理论心理学、社会建构主义、文化心理学为代表的后实证主义范式，也不断展现出了心理学理论研究本身的内在学术魅力与文化自信。新世纪的心理学研究范式走向了一个更为开放的新时代。探讨西方心理学研究范式转向的规范基础和前沿主题，对于改善国内心理学理论研究的长期滞后及错位状态，具有重要的学术参照意义。
一、当代心理学理论研究范式的转换：后实证主义的崛起
近10年来，世界范围内的心理学理论研究度过了一个困难的发展时期，进入了后实证主义范式的新阶段。正如车文博先生所讲，目前心理学的研究发展“已经超越了以往狭隘的定义，已经从关注实验室中的人，转化到了研究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和理论问题”。［2］当前西方心理学理论研究繁荣的重要标志是：作为具有独立学科建制的“理论心理学”学科分支已经得到确立；许多传统问题像身心关系问题、意识、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等，在当代新的科学背景下得到了进一步的讨论；而且当今自然科学和社会时代的发展也为心理学理论提出了很多全新的课题。许多传统与现代性问题交织在一起，迫使心理学进一步加强了对一些具有探本求源属性学科问题的重新认识和理解。经过20多年的持续创新积累，西方心理学的理论研究逐步形成了一种比较成型的后实证主义的新视角或新范式。
“范式”是指特定时期从事某一学科的研究者所公认的理论框架或研究纲领。根据库恩的观点，范式的基本含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学科共同体所持有的共同态度和信念；具有公认的研究框架和理论模型。理论范式是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斯腾伯格指出，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总是会受到两种互为联系的内生性资源的推动：一种是“思想驱动”（ideadriven），另一种是“数据驱动”(datadriven)。［3］理论范式无疑属于“思想驱动”的范畴。随着当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一些学者提出，许多科学发展问题在技术上困难并不大，而关键需要来自于“思想观念”的变革，即需要进一步实现理论范式的转换，以新的思路和视角来摆脱发展中的困局。
后实证主义是在20世纪自然科学蓬勃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新的思想资源。这一新的心理学研究范式以科学实在论和科学解释学为理论框架，试图以新的维度来重建心理学的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形成一种不同于实证主义的新的研究形态。长期以来，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支配和垄断了整个心理学界。“科学”的实证心理学多年来成为“主流心理学”中不可动摇的基本硬核地带，使许多人得出了一个貌似正确的观点：凡是心理学的研究必然是实证研究，其余的即是非科学方法，或者说是科学水准不够。“心理学有别于其他观点的地方，就是采纳了实证的科学方法”。［4］国内不少学者还特别强调指出，在实证科学精神发展不够的国度里，当务之急更应强调实证性。但是这种对实证研究的崇尚，虽然为心理学研究的科学化、技术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学科发展危机。人类博大精深的心理世界被研究肢解的相当贫乏和简单。实证主义“已经对心理学产生了非常巨大而且极恶劣的影?响……知识主张的正确与否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在这一范式内是正确的，运用到另一个范式就可能是错误的。用库恩的观点来解释，所谓客观、量化的科学方法也是相对于一定的理论模式的”［5］。
以格根等人为代表的后实证主义者认为，崛起于19世纪末期的实证主义科学观，不过“是对许多伟大科学家的传统的简单继承”。近代实验科学的奠基者伽利略把宇宙和自然视为一架完美的机器，提出只有通过实验和测量并使用数学方法，才能认识理解宇宙这一完美的机器。牛顿也说：“凡不是从现象中推导出来的任何说法都应该称之为假说，而这种假说无论是形而上学的或者是物理学的，在实验哲学中都没有它们的地位”。［6］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孔德更是提倡采取实证观察的方法探讨自然和社会现象。然而，20世纪初期微观物理学的巨大成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实证主义范式的科学基础。以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为代表的新物理学充分反映了对科学作逻辑分析的可能性，即科学研究可以在少量实验事实的启发下，通过逻辑分析为主要手段建构“思想实验”。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传统的实证主义观点便逐渐被逻辑实证主义所取代。罗素认为，只有逻辑意义上的可实证性才能拯救实证主义。因为传统的实证主义范式以为对科学的评价只有一个标准，即与经验一致的证据，但问题在于各种观点都有自己的实证数据，都声称自己是正确的。而实证的研究只有在精心选择的狭小的范围内才有效。在实际中也并非只有被经验证实了的命题才有意义。即使现象能够被经验观察到，但产生现象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却是无法观察的，像我们能够观察到化学反应，而解释化学反应的分子作用过程则是看不到的。科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不只是需要经验，更需要能够超越经验的新思维和预测能力。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明显违背了世界存在的真实性、多样性和复杂性。波普也强调，科学研究需要“逻辑＋经验”这样的双重标准。逻辑经验分析的目的在于澄清科学陈述的认识内容，从而澄清这些陈述中的语词意义。逻辑实证主义取消了与可观察物的联系，而解释和预测具有相同的逻辑意义。拉卡托斯更是提出，不应该像以前那样把单个的命题或理论看作理论检验或评价的对象，而应该把一切科学理论都置于一定的科学纲领之中。任何理论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实验绝不能简单地理论，科学理论也不能简单地被经验所否证。科学进步的合理性在于接近真理的符合程度。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实证主义科学观的学术合法性地位。
在心理学界，随着极端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行为主义学派的衰落，心理学的理论研究出现了复兴与重振的势头，并逐渐形成了一种无定型、兼容并包的具有边际型结构特征的“后实证主义”思想倾向。后实证主义者认为，实证主义范式在强调把心理学建设成为一门纯粹的科学固然有其正确的一面，但却并没有考虑与之相关的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是科学知识的内容和标准是什么？它们的普遍程度和深度如何？第二是科学知识的意义是什么，或者说这种意义是如何确立的？实证主义范式并没有解决这些重大问题，而只是一味地拒斥理论陈述而赋予观察事实以特别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优先地位，进而从反形而上学道路出发走上了另一种形而上学的道路。为了摆脱实证主义自然科学观和方法论的困扰，进一步确立及重建一种更适合于心理和行为研究的新的科学观和方法论，后实证主义心理学研究者将现代科学实在论、科学解释学和现象学作为自己的理论工具。
所谓科学实在论是倡导对科学知识的解释要保证其正确性的一种学说。科学实在论所讲的“实在”意味着“存在着的东西”，它强调客观世界存在着三种意义的“实在”内容：一是指独立于人的客观实在，其本质特征是超验性；二是指经验实在，即人的经验可触及的实在；三是功能、关系性存在及观念性实在。“不只是存在我们能感知的东西，也存在理论科学方法允许的范围内我们能想象的东西。我们拥有关于事物、结构、过程等我们不能感知的可靠知识”。［7］后实证主义者强调真理与实在的一致性。而传统的实证主义则以因果论和还原论来解释事物现象及其活动规律，从而确定其意义。对于无法实证解释的问题，要么抛弃，要么否认其存在的合理性。后实证主义者提出，心理学的理论评价标准可以在不同层次、类型和水平上进行，概念与逻辑标准也是实验评价的一种重要方法。
科学解释学是当前后实证主义心理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法论武器。解释学是有关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的学说体系，其“作为后实证主义的智力世界的基础——现象学和解释学传统的延续”。［8］狄尔泰被看作是西方传统解释学的集大成者。在20世纪初期，当心理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纷纷走向实证化的同时，狄尔泰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认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是两类在研究主题与研究方法上均极不相同的科学。狄尔泰并不否认人文科学作为一类科学而存在，而反对将人文科学作为像自然科学那样类型的科学来建设。他曾与著名实验心理学家艾宾浩斯展开过论战，提出要建立一种基于精神科学基础上的“描述心理学”，以反对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说明心理学”，认为后者是模仿物理学建立的“原子心理学”。狄尔泰的解释学有力地维护了作为精神科学和人文科学分支的心理学的科学合法地位。当代科学解释学在继承狄尔泰精神遗产的同时也强调研究方法的本体论地位。认为对意义的理解具有人类存在的本体论特征，提出首先需要研究多重意义结构，然后从表面意义揭示隐蔽意义。科学研究的本体性规定只能存在于解释的方法论中，且只有通过各种解释之间的“冲突”才可获悉被解释的存在意义。另外，科学解释学还从“移情”的角度提出，研究者或诠释者必须进入文本者的精神世界，才能对其价值和意义进行“客观理解”。在后实证主义者看来，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尽管没有达到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那样的精密化陈述水准，但许多人文社会科学没有必要像自然科学一样实现精确化，通过日益运用条理化的结构模式，增强自身的科学和严密性。
后实证主义者认为，理论范式也有比较明确的研究纲领和程序。许多人批评这种范式的研究：没有普遍被接受的方法、程序和一整套共识的专家意见；解决问题的方法比较抽象，往往不够具体和精确；对研究结果没有充分的信心和信念……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理论研究“怎么都行，怎么说都可以，或者没有任何标准”。相反，理论研究恰恰由于缺乏诸如有实验的方法这样的东西来依靠，就迫使自己必须“以概念分析为首要步骤、以框架问题为主题、以问题解决为中心”［9］，寻求甚至是更大程度的清晰性、严密性和精确性。理论研究范式把原创性、富于想象的感受性和纯粹理智逻辑的严密性三者结合了起来，成为人类认识世界、建构知识系统的不可取代的精神资源。例如，“近几年来，理论心理学的最重大成就之一就是提出如何取得统一的规划和评价标准”。［10］在心理学的发展战略规划方面，后实证主义者提出要将心理学领域统一规划为两种本体论：心理主义的本体论和物质主义的本体论，且不可从一个还原到另一个。心理主义的本体论强调心理学领域应该被限制到思想、感觉和有意义行为上；物质主义则应该将心理学限制到身体的物质状态、特别是脑和神经系统上。这两种本体论会进一步推动心理学的繁荣和进步。在科学研究评价标准问题上，受当代科学解释学和科学修辞学发展转向的影响，倡导后实证主义的学者提出，可以从3个层面上建立新的科学评价标准：1?概念与逻辑标准；2?科学解释学的标准即价值和意识形态标准，通过分析理论的价值和社会应用功能，判断理论的优劣；3?科学修辞学的标准通过修辞和叙事手段，理论可获得语言系统的形式化和公理化表述。“而与实证数据的一致性不再是唯一的标准”。［11］理论研究范式允许区域内扩张。
二、前沿主题：心理学理论研究的重点领域
近年来，后实证主义者不仅在反思传统心理学的基础性前提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而且在探索新的心理学知识理论形态方面也做出了贡献。以元理论研究、文化心理学、社会建构论为代表的一批新的研究范式初现端倪，汇成了当前心理学理论研究的前沿主题。
（一）心理学的元理论研究
理论创新是现代科学研究的灵魂。现代科学研究创新的显著特点在于，当今科学技术的变革是整体性的知识框架的变革，而不只是局部和事务性的变化。有关理论本身及其社会意义、技术、方法、策略手段、选择和评价的，是最重要的一类知识，这就是“元理论”和“元技术”。元理论和元技术是一种在整体意义上更多更好的理论或技术。因此，重新思考传统基础理论的价值和重建科学的元理论基础便成为当代心理学的重要发展趋势。长期以来，心理学在努力成为一个统一的理论方面常常显得力不从心，但是寻求心理学的理论范式的努力还一直在继续。尽管在新的千年里，心理学的分化与分裂还在加剧，但致力于澄清基础理论秩序的元理论研究的兴起，也标示着当代的心理学者已经有勇气来面对这些反复出现的根本问题。因为它们都是必须面对却又有可能无法做出圆满回答的问题。瓦格纳指出，20世纪末期的社会科学各种问题虽然相互纠结，但是社会科学内部出现了最为关注的两大主题：一是致力于澄清理论，二是致力于为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确立坚实的基础，即“以多种理论模式作为建立秩序的根据”［12］。心理学的发展也证明，研究人的行为活动离不开对基础理论的系统评价和反思活动。当前后实证主义者将心理学的基础理论划分为两部分内容：一类是元理论；另一类是实体理论。元理论是指以学科自身以及学科的研究状态及其发展规律为对象的研究取向，其研究内容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作为获得对理论更深刻的理解手段的元理论，努力发展现存学科理论的潜在结构；二是作为理论发展之前奏的元理论，即研究理论是为了产生更新的理论；三是作为中心观点之来源的元理论，即研究理论的目的是为了产生一种成为部分或者全部心理学理论之中心的观点。［13］一般来讲，元理论的研究价值在以下两种情境中最具有学术意义：一是当一门学科的主题概念出现某种转变，从而要求修改目前该学科中所通行的研究范式和纲领；二是由于学科很久没有进展，似乎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许多研究者越来越困惑，于是便对某一学科奠基者当初提出的学科目标的可行性、理论的恰当性等基础性问题提出反思、追问和质疑。寻找“心理学理论应该是什么”的潜在结构问题是目前元理论研究的重心内容。元心理学的基本学术领域是“致力于理解心理学的本质和潜力”［14］。
(二)多元方法论问题
方法论是心理学理论研究的必然组成部分。新科学的理论基础必然要求重建科学方法论，以便为心理学研究提供新的途径和视角。所谓方法论，是指讨论研究方法如何符合科学原理的理论，其包括研究方法的指导思想、选择方法的依据、理论评价的标准、科学哲学对心理学的影响、方法与对象的关系、研究方法的利弊得失、心理学研究所应遵循的指导原则等。心理学方法论重点探讨诸多变量之因果关系的准确性问题，明确一些作为研究前提的基本观点。多年来心理学对理论研究排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其难以找到一种比较有效的方法。黑格尔说过，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因为观点结论的正确性必须通过方法来支撑，因而，近年来后实证主义者十分重视对心理学方法论问题的探讨，他们提出要确立一种多元方法论标准评价体系来解决心理学的学科发展困境。长期以来，心理学界盛行着“方法中心论”观点，造成了现代心理学陷入一种理论上缺乏中心、而在方法论上试图保持一致的“独特”学科。后实证主义者反对以定量方法评价一切的做法，提倡多元化的方法论模式，认为方法的丰富性、多元性是学科成熟的标志。成熟学科的理论范式是相对稳定的，而方法是多元的，通过多样的方法可以揭示科学的丰富内涵。多元成分之间是互补的、和谐的，而不是对立的、不相容的。后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并不排斥实验和测量，而是强调要防止对实证方法的绝对盲从和迷信。主张实证研究应该成为多元心理学研究范式中的一元，而不应再享有特别的认识论地位。因此，后实证主义所强调的多元化方法取向，既尊重传统的科学方法如定量和实证的研究成果，也重视质的研究方法、叙事的方法和后现代主义的方法，倡导理论与方法的契合性和多样性。认为每一种方法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地位，不能选择任何一种而排斥其他方法，应该根据研究的问题来选择研究方法。他们认为，目前心理学研究方法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1?适用于所有研究的方法；2?适用于定量研究的方法；3?适用于质性研究的方法；4?适用于社区心理学的特殊方法。［15］其中第1和第3种更具有理论范式的研究特征。后实证主义者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理论研究不能长期停留在批评、质疑和反思的层面上，也必须运用新的知识和技术方法去阻止心理学的解体。近10年来，心理学理论研究在方法领域做出了许多积极的探索。元分析方法、结构功能分析方法、行动研究、模型方法、解释学、叙事心理学和质性研究技术的兴起，为理论心理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工具。
（三）文化反思与心理学的理论建设
从文化视角探讨心理学，是当代心理学理论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心理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是加强心理学理论建设的重要思想基础和切入点。文化与心理学的发展是相互关联的，在文化中寻求意义是人类行为的真正原因。格根指出，作为文化资源的心理学理论研究需要从实证主义的范式中解放出来，把潜在的理论结构应用到社会生活中。布鲁纳晚年对认知心理学发展中的失误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反思性批判。他认为，将冯特开创的另一个心理学研究范式理解为“民族心理学”是不正确的，而应该是“文化心理学”。因为冯特曾说，心理学应该看作是文化科学的代表(geistewissenschaften)，而不是自然科学的代表(naturwissenschaften)。布鲁纳和奈瑟明确指出，文化取向的心理学具有深刻的方法论意义。现代认知心理学的一大失误是在开始阶段从“意义”转向了“信息”，意义概念被替换成了计算能力。目前“要还心理学以原貌”，要使认知革命复归于“意义建构”，必须使“心理学植根于文化，围绕着这些使人与文化相联系的意义形成和意义使用的过程来组织”科学理论。［16］在布鲁纳等人看来，心理学的理论建设包括软文化约束与硬文化约束两个方面。因此，心理学的文化研究既涉及对文化心理学的深入研究，同时也探讨心理学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品性，另外还需要重视学科文化制度建设和职业制度建设等要素。仅从制度文化建设层面上而言，心理学的文化内涵功能便非常突出。心理学的文化内涵不仅涉及科学观、方法技术方面的规范，同时还包含一系列社会规则、制度、政策文化的引导。国家的科学政策、社会体制、意识形态等文化因素，历来是影响制约甚至决定心理学发展的一项重要变量。作为文化制度建设的心理学理论研究，在科学建制设计、职业标准制定、专业人力资源建设、人才培养模式、学术规范建设等领域，已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许多国家的文化政策对心理学的人力资源建设与职业培训起到了制度性的推广作用。例如，目前美国心理学有30多万专业工作者，日本是5万，以色列为1万，而我国只有不足5千人。美国心理学的繁荣得益于联邦政府所给予的许多特殊优惠政策的支持。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心理测验和评估在军队中的广泛应用，促进了美国军方对心理学的积极支持。而《国防教育法》、《中等教育法》等政策法规更是以国家立法的形式，使心理学在国家核心部门和国民教育制度中扎下了根基。现代西方的医疗卫生制度又使全体公民的身体健康具有医疗与心理治疗这样两套保护系统。近年来联合国科文组织也要求，在每?6000—7500名中小学生中，至少需要1位心理学专业工作者（以此标准我国仅中小学便需要3万名专业服务者）。目前后实证主义者提出，要以更广泛的文化视野重建心理学的学科制度与职业制度。在我国，文化心理学研究已经有了相当规模，但是对心理学的制度建设研究探讨的不够，我们特别需要加强宏观制度层面的心理学文化建设力度。
（四）社会建构主义与修辞心理学
后经验主义时代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强调理论的社会建构特性。社会建构主义主要有三个派别：后现代的社会建构论、实在论的社会建构论和修辞反应的社会建构论。以格根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者提出，要“使科学主义心理学对人的扭曲需要让位于一种本来就应该是合理的并且是开放的心理学了，并且精神世界丰富多彩且充满思想、记忆、知识和态度的人类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中心”。［17］强调在后现代的科学观、技术观、实践观基础上，建设更加人道合理的理想的“后现代社会”，探索出新的精神形式、文化样式和心理学样式。社会建构主义者认为，科学理论是暂时的、可以修正的。心理学的概念、理论完全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心理学研究并不是知识的客观积累过程。心理学理论存在于学科共同体之间的语言沟通、协商之中，学科专业术语是对话、沟通和协商的结果，语言习惯的使用来自于语言前结构被普遍化为“科学事实”。以肖特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者则在科学修辞学的影响下，发展起了一种修辞心理学，这也为反思实证主义的科学基础提供了不少新的线索。修辞和叙事作为一种文学表现手法一直受经验实证科学的排斥。实证主义者认为，科学理论通过中性的语言，以逻辑的、客观的方式表现自身，与叙事和修辞手段没有任何联系，科学必须以“理”服人。但肖特等人强调，修辞和叙事并不是文学的独有产物，实际上科学也在运用这种手段，以增加理论的魅力。修辞和叙事具有方法论意义，科学陈述其实都建立在修辞的操作上。通过修辞和叙事手段，理论可获得语言系统的形式化和公理化表述，为判断理论陈述的一致性和完美性提供了形式化的标准。同时，“修辞和叙事作为一种方法论也是一个发明、创造和批判的过程，是一个理论意义的重建过程。修辞和叙事也具有认识论的意义”［18］。修辞与现实之间经常存在着许多矛盾，通过对这些矛盾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发现潜在的理论结构。
(五)辩证法心理学
社会建构主义和修辞心理学的崛起，也为重新反思辩证法和重建辩证思维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机遇。辩证一词具有多种含义，古希腊哲学中早期的辩证法包含有“对话”、“话语”、“修辞”、“劝导”等多种含义。自20世纪70年代末里格尔的辩证法心理学的出现，到80年代以来皮亚杰和新皮亚杰主义思潮的兴盛，再到当前哈夫曼的拓朴辩证法心理学的兴起，标志着“思想或事实的对立面的统一这种以正题、反题、合题的方式发生的逻辑发展”［19］。辩证法对科学理论重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辩证法不仅为人们理解当代生活和社会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而且对心理学科学观重建的理解将具有更为开阔的思想视野和更为深远的历史眼光。人类的心理世界具有辩证的同一性，而非机械的同一性。有的西方学者提出，辩证法就是对非同一性的一贯认识。“人的精神、意识是最高的辩证法”［18］。辩证法超越了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抽象的两极对立，实现了绝对与相对、无限与有限、理想与现实等一系列矛盾的和解。这种思想智慧对于克服当代心理学的深层困境，推动理论研究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六)心理学理论在行动
后实证主义者提出，理论研究的社会实践应用问题也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重大课题。在这方面，除了“需要奋力组织自己的理论体系”之外，理论研究也涉及了实践应用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讲，后实证主义的理论研究范式实际上也是一种主张生活实践的哲学，其强调心理学的作用应体现在现实生活中，认为心理学要像经济学、社会学那样，在市场决策、政治生活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在实践中包含着前理论的成分。理论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公平与正义的保证是无法估量的，同时对人的实际生活也发挥着隐性的、实在的支配性作用。根格指出，关于心理学的理论如何行动问题，目前已经出现了两种比较成熟的模式即理论评价模式和合作反思模式。理论评价的行动模式是首先通过现象分析，确定有意义的行动方案，其次进行理论评价。在理论评价过程中，要求建立模型框架，做出合理的解释，制定实践行动计划。而合作反思理论的行动模式是，研究者与参与者共同持有一种假设并设立研究目标，然后采用统计分析方法收集有用的数据信息，开展实践评估与校正活动，在实践中重新认识并发现新的可能方向。当然，“新的社会现实会导致新的研究模式再次产生”［20］。
三、后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转换的意义
当代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中许多关键领域在性质上的变化，无疑对于国内心理学的学科建设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借鉴意义。
(一)持续创新是心理学进步繁荣的不竭动力
心理学是在西方传统文化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土地上成长壮大起来的一门学科，西方学者仍然在反思与修正传统心理学的科学观和方法论，以追求和建设更加完美的心理学。推动西方现代心理学持续进步的根本动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思想的心理学；另一是作为科学的心理学。科学的心理学与思想的心理学并行不悖。后实证主义心理学研究范式更多地属于思想的心理学。同其他研究相似的是，西方当代的研究进展一直是中国学者认识和理解同类型问题的参照。与西方研究相比，国内研究经常处于理论滞后及错位的状态。我们往往只重视对西方“科学的心理学”资源的引进和转借，而对“思想的心理学”资源学习借鉴得十分不够。寻求中国心理学的进一步繁荣，需要从理论思想范式、学科制度、职业建设以及新型人力资源培养等方面持续创新，不断缩小与西方差距，努力把我国的心理学建设成为一门大学科。
(二)后实证主义的心理学研究标示着一种新的科学观和方法论的问世
确立一种适合于人的心理、行为研究的新的科学观和方法论，实现科学观、方法论的转变，是当代心理学研究的基本追求。长期盛行的实证主义范式的科学观，基本上不适合描述及解释人类复杂多样的心理世界。那么，目前所需要的“新的科学观”或科学范式具有什么样的科学形态呢？应该说，当前西方后实证主义对此做出了积极的探索。社会建构主义、科学解释学、科学修辞学和辩证法心理学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补充和完善实证科学范式研究的局限性。只有选择具有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相统一的“多元范式”，才能超越当前实证心理学研究中的简单主义与还原主义困境。
1．引言
在语际翻译中，译者对意义的准确把握和正确表达非常关键。不同译者对同一原文众多意义的不同取舍就决定了不同译文天生存在着差异。那么，在翻译中意义该如何取舍?是否存在一些依据?意义有哪些基本单位?意义本身是否有确定性?这些问题促使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从语言哲学的研究成果中寻找答案。
2．意义理论的嬗变过程
语言哲学主要研究语言符号具有意义的依据、意义的基本单位、意义是否具有确定性等。综观古今大多数意义理论，对于语言符号依据什么具有意义这个问题，东西方看法不一。西方语言哲学的意义理论有差异论、指称论、观念论、行为论、意向论、功用论等(涂纪亮2003:323)。在我国，自古以来老子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和孔子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等古典意义观在人们的心目中根深蒂固。就意义的基本单位而言，语言哲学中有语词论、语句论、语言游戏论、交往行为论和整个科学体系论。就意义是否具有确定性而言，语言哲学有两种绝然不同的理论:意义确定论和意义不确定论。可以看出，提出这些不同理论的语言哲学家有不同的认知导向，其主要差异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考察意义是否包含实在性、意向性、社会规则、历史和和语用等五个维度①，以什么作为意义的基本单位，意义是否具有确定性。梁彪(2005:126)认为，意义理论产生的目的是“想把意义这个模糊不清的概念具体化，变得易于掌握，可是，迄今为止“还不存在一种意义理论能够完美地解决意义这一难题。
语言哲学各种意义理论都关注两个方面的内容:1)什么是语言表达式的意义?2)语言表达式怎样获得其意义?在20世纪前半叶，罗素、(早期)维特根斯坦等人坚持指称论，抛开心理意向探讨意义问题。刘高岑(2002:26)批评他们为了“追求纯客观的意义，只看到了意义的实在性维度，“斩断了意义的心理意向和社会规则维度。由于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和意义自身的内在规定，人们开始把意向性作为一个必要维度引入到了意义的研究。戴维森和普特南的实在论意义理论以及达米特的反实在论意义理论，都“把心理意向作为意义生成的一个源泉和意义机制的一个因素(刘高岑2002:26)。格赖斯从人的心理意图上探讨了意义的本质，将其分为自然意义和非自然意义，提出了主观意向决定论的会话含义理论。为了克服传统意义理论的困境，奎因初步引入了意义的心理意向和社会规则维度(刘高岑2002:27)。塞尔在格赖斯的基础上完善了心理意向的概念，又以社会规则对其进行补充，形成了以心理意向为基点、相对系统的意向意义理论，但意义的实在性维度仍未能体现出来(刘高岑2002:29)。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把“人这一主体概念引入了意义生成之中，人们开始从交流和交往中去寻找意义(吕俊等2006:66)。
文本间性理论把“主体对话的概念引入了文本之间，文本的意义从自足走向了开放的历史维度。哈贝马斯(1989:33)的交往行为理论显示，语义系统不可能自足，要彻底解决意义问题必须引入语用维度。总之，综观语言哲学意义理论考察维度的嬗变，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语词在丰富的语言系统中映射出很多意义，它们是由实在性、意向性、社会规则、历史和语用等五个维度共同支撑和生成的，并在具体语境中得到表征和统一，我们不能只从一、两个维度去简单把握，否则会造成其他意义的丢失。谈到意义的基本单位，在西方语言哲学中出现了从词到语句、从语句到语言游戏/言语行为乃至于到整个科学体系/文化这样一种逐步扩大的趋势。洛克、米勒等人大多把词看作意义的基本单位。弗雷格则把语句或命题看作意义的基本单位。维特根斯坦在前期赞同弗雷格的观点，后期则进一步把语言游戏看作意义的基本单位。后来，奎因更进一步把整个科学体系看作意义的基本单位(涂纪亮2003:325)。塞尔、奥斯汀等人认为，人们在交际和交往中离不开言语这种行为，言语行为是意义的最小单位。不管怎样划分，毫无疑问，“其基本构成单位都是语词，其有意义性的条件都是相应的语境。因为意义是“语境各要素之间及其与语境本身相互融通映射的结果(刘高岑2002:30)。
说到意义是否具有确定性，其发展趋势是从强调意义的确定性转向强调意义的不确定性。弗雷格和罗素等人认为自然语言含义不清，需要建构形式语言以保证意义的确定性，因此主张语言表达式应具有确定的意义。奎因、伽达默尔和德里达等人则从不同角度论证了语言表达式不可能具有确定的意义。奎因认为，我们用以传达意义和指称的工具是相对于随意选定或按惯例确定的语言参照系而言的，他从译不准原则出发论证意义和指称的不确定性。伽达默尔提出了“视域融合的概念并把“时间/历史的概念揉入意义的生成之中。他认为，由视域融合所形成的对文本的理解是人的先见和文本与历史原有的内容不断更新的“共有观念(吕俊等2006:67)，他以同一文本不同的人得出不同的意义来说明意义的不确定性。而德里达提出了“延异和“播撒的理念，把意义看作一种可以抹去的痕迹，以论证意义的不确定性(涂纪亮2003:325)。目前这种“意义不确定性主张还颇有影响(俞建梁、孙晓霞2010:46)。由此可见，人们对意义的认知由浅入深、从单一发展到多元，多种意义理论之间一脉相承，后续理论是对前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综观中外翻译史可以得知，翻译理论的发展和翻译范式的变迁是与人们对意义的认知逐渐深入息息相关的。这种对意义的感性认识的发展，导致了后来的翻译理论家试图用语言哲学新理论去重新诠释意义以及在翻译当中意义的转换(林克难2006:92)，从而引起了翻译研究范式的不断变迁。换言之，语言哲学意义理论的嬗变对翻译研究范式的变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3．翻译研究范式的变迁
3．1从语文学翻译研究范式到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研究范式传统的语文学翻译研究范式注重文本字词意义、音律和意境的表达，强调翻译的艺术再创造。我国古代上溯汉魏、中至隋唐、下迄宋元的佛经翻译强调忠实传达原文的意义，支谦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和玄奘的“五不翻等原则体现了“案本而传、“尽从实录的意义观;我国近代翻译以科技翻译和西学翻译为主，严复的“信、达、雅、鲁迅的“宁信而不顺、“傅雷的“神似和钱钟书的“化境都清楚表明，我国现代译论基本上还是秉承了案本、求信的传统。总之，我国传统的语文学翻译研究范式以老子和孔子的古典意义观为基础，其意义观虽然“经历了从单纯的‘案本’到高度概括的‘化境’(周小玲2007:113)，但还未真正突破意义的实在性维度。而西方语文学范式翻译研究范式的意义观以源于柏拉图时代的修辞学和语言哲学为理论指导，斐洛的“译者受上帝感召和德莱顿的“译者是原作者的奴隶等译论显示《圣经》等宗教经典的翻译强调原文神圣不可侵犯，译文必须绝对忠实于原文，任何对原文词句的更改都是对上帝的亵渎。这种局面自结构主义语言学发展起来以后就逐渐改变了。结构主义思想始于索绪尔对语言的研究，由于结构主义语言学对客体方面的研究影响巨大，翻译研究也很快从语文学范式转换成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其特点是重视对文本的结构分析。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翻译学家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来进行翻译研究，如奈达根据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对语义成分的分析和8个典型核心句的归纳(谭载喜1991:275-277)为语言共性和可译性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根据语言的具体形式区分了动态对等和形式对等，提出了相关的翻译理论;纽马克把语义成分分析的成果运用于语言转换的翻译之中，该研究的特点是以语言分析为基本方法，以寻找意义的对等为目的，对语际之间语符转换规律进行研究(廖七一2001a:175-191)。结构主义翻译理论家们认为言辞的意义在文本的语言结构里，而语言结构由一系列具有等级的结构单位构成，如Catford(1965:5-7)把翻译单位按语言结构从大到小分为sentence，clause，group，word与morpheme。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的翻译研究把意义视为先于理解的存在(吕俊2003:73)，对文本的解读采用逻辑数理模式，企图在对等中通过对语言不同层级结构的描写来抽象出隐含在原文和译文之间的语言内部转换规律，与传统的语文学范式翻译研究相比，这是一大进步，但是意向性、社会规则、历史和语用等四个维度还是被忽视了。#p#分页标题#e#
3．2从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研究范式到解构主义翻译研究范式随着解构主义思潮兴起，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开始抨击语言逻格斯中心主义，他们认为意义既不确定又不易于把握，文本的结构并非稳定而封闭的系统，因此颠覆了传统的原文—译文二元对立关系。他们抛弃了原文意义的实在性维度，引入了意向性、社会规则、历史和语用等另外四个维度，对译文意义进行多视角的解读以期得到有关译文意义的广角图像。同时，他们把意义的基本单位从语句逐步扩大到语篇甚至到语言游戏/言语行为乃至于到整个科学体系/文化。解构主义的翻译研究模式应运而生。解构主义研究范式把许多原来被结构主义排斥在外的要素引入了翻译研究的领域，弥补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研究范式的缺陷，使翻译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例如，以霍姆斯和图里为代表的翻译研究学派认为意义是在对话中生成的，而不是语言规律设定的，语言同文化和社会等都是由相关的元素组成的多元系统。他们在研究中引入了社会规则和历史维度;以诺德和弗美尔为代表的目的论派强调翻译应以译文预期的功能为目的，根据翻译过程的行为、参与者的角色、翻译活动发生环境等各种语境因素把握文本的意义来选择最佳译法，即强化了意义的意向性、社会规则、历史和语用等维度但弱化了意义的实在性维度;以斯坦纳和施莱尔玛赫为代表的诠释学派批判了结构主义语言学意义确定论观点，提出了意义是在对话中生成的主张(吕俊等2006:68-70)。然而，以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为代表的操控派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改写，而改写都是特定社会中的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以某种方式对原文的操纵(Bassnett＆Lefevere1992:vii)。他们以译文为视角，引入了意义的意向性、社会规则和历史等维度，把翻译置于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指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面的转换，更是译者对原文进行文化层面的改写。这种做法颠覆了传统翻译研究理念，把翻译单位从词句扩展到了文化的层次，但是他们违背了“忠实和“对等的基本准则，忽视了原文意义的实在性维度。因此，解构主义的翻译范式虽然拓展了传统翻译研究范式的疆界，但是它使意义任意生成，导致翻译活动舍本求末②，“走上无政府主义的道路(吕俊等2006:125)。
3．3从解构主义翻译研究范式到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范式由于解构主义翻译研究范式过度强调文本外因素的研究而忽视文本内因素的研究造成了对翻译本质定位的背离，导致当今翻译研究出现失控的局面。有些学者为此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弗兰克呼吁建立一种译学研究的整合理论(傅勇林等1999:32)。通过对解构主义翻译范式的批判和反思，吕俊等(2006)借鉴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希望建立起建构主义翻译研究范式，他们从哲学基础、理性观、真理观、语言观和认识观等5个方面论证了其合理性，提出了新型翻译标准的三大原则:知识的客观性、理解的合理性和解释的普遍接受性，最后用翻译伦理的理念来确保在翻译和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的平等对话和求同互补。然而，这种建构的翻译范式操作性不强，在翻译实践中实施起来似乎还有一定的难度。赵彦春认为意义的相对确定性是语言可证性和可译性的前提(2005:106)，在强调意义相对确定性的基础上，针对翻译研究领域的“多元性、混乱性和弥散性的局面，提出了归结主义翻译学方法论的设想，试图通过对词、词组、小句、句子、句群和语篇等单位的语码成篇过程操作，使译文取得最佳信度和效度的静态、动态和模糊“对等趋同(2005:159-200)。由于语篇本质上内嵌的人际功能、情境性和意向性等成篇要素的导入(2005:212-293)使得这种翻译研究模式具有实在性、意向性、社会规则、历史和和语用等五个维度。然而，他(2005:142)指出:关联理论的翻译观具体怎样与语义、语形和语旨结合起来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更何况这种方法只适宜于少量翻译语篇的分析，对于考察大规模语料的翻译特征会显得力不从心，我们认为对于大量文本的翻译研究最好借助语料库来进行。
基于语料库的研究范式采用“数据驱动、从具体数据推导出的结论可以重复验证，克服了传统翻译研究范式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廖七一2001b:17-18)。最重要的是通过标注、对齐和赋码等手段便于对大规模语料从实在性、意向性、社会规则、历史和和语用等五个维度探索意义的生成和转换。这种翻译研究范式使翻译研究最初从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发展到后来从社会、政治、文化等多角度来解读译文的内外特点和翻译文本的总特征甚至阐释翻译过程的认知特点(陈伟2007:72-73)。例如，Baker(1996)、Olohan(2003，2004)等利用翻译英语语料库来研究译翻译共性、类比构词现象、名词化现象、词语多样性、叙事结构特点、语义韵和男女译者的风格差异等。Laviosa(1998:474)声称这为翻译研究的重要转型确立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