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央视播出的《西安事变》，感触颇深，不禁为张杨两位将军的浩然正气和英雄气概所折服。
发生在七十多年前的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历史，停止了长达十年的内战，全国上下同仇敌忾、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抵抗日寇的侵略。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出于民族大义，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正确主张，却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在形势危急、别无他法的情景下于1936年12月12日毅然发动了兵谏，扣押蒋介石，逼蒋抗日。
事变发生后举世震惊，全国一片口诛笔伐之声，南京国民政府受亲日派控制准备进攻西安，各地军阀也是蠢蠢欲动，而国际上更是一致反对强烈谴责，甚至连苏联也出于自身利益研究背信弃义，仅有中共为了维护团结顾全大局，主张经过谈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应对国内外的巨大压力和严峻的军事形势，张杨二位将军审时度势，提出了八项主张，并进取与中共方面联系，力求经过和平手段化解危机。最终经过各方面的努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构成，使中华民族摆脱了亡国灭种的危难，开创了团结抗日的新局面。
遗憾的是，张杨二人一被终身软禁，一被残酷杀害，没能实现征战沙场、收复失地的心愿。两位将军在危难关头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必将名垂千古、万世流芳，为后人所景仰!
这个星期天，我观看了一部电影《西安事变》。它讲述了西安事变这一爱国户外的起因，经过、结果，让我更加的了解了当时中国的局势。
西安事变的起因就是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夜，一声巨响，南满铁路柳条湖一小段铁轨被炸，打破了东北大地的宁静，原先是日本侵略有预谋制造的，但他们的目的却是侵略东北，他们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以此为借口，进攻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炮轰沈阳城。九一八事变爆发了，而这件事变的真相在战后才被揭开。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的想法是借用日本人的刀杀掉共产党。只是出于这一目的，他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他密电给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仅有四个多月，东北一百多平米的锦绣河山，全部沦于敌手，可是当时中国还有局部的抗战力量。东北人民和未撤走的东北军部队，组织起抗日义勇军，抵抗日军的侵略;中国共产党派杨靖宇等在东北组织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东北沦陷以后，日本企图把东北从中国分裂出去，1932年，日本扶植早已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博仪，在长春建立起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从此在日寇的铁蹄下，东北三千万同胞过着耻辱的亡国奴生活。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又出现了西安事变。
日军占领东北后，又将侵略魔爪伸向华北，在中华民族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停止向红军进攻，并亲临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进攻陕北的红军。
为了逼迫蒋介石抗日，1936年12月12日，伟大的爱国者张学良，杨虎城联合行动，扣押了蒋介石，实行兵谏。他们通电全国，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
西安事变后，西安局势极为动荡。处死蒋介石，中国就有可能陷于纷争四起，群雄割据局面而内战一齐，必使虎视眈眈的日本有机可趁，从而利于其进一步独霸中国，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不记宿怨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的主张，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向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方向转变。
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各方面的发奋。蒋介石被迫理解“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张学良释放了蒋介石，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中央8套电视剧《西安事变》晚间刚刚播完，给人以震撼，使人的心境久久不能平静。这几天，中央8套在8-11点白天又在重播，意犹未尽，每一天不睡懒觉了，起来又在看，不觉使人浮想联翩……
西安事变的硝烟早已散尽，这段历史离我们也越来越远。但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巨大，我们不能忘记。若没有这次事变，国共合作抗日不知要推后多少年。若没有这次事变，还会发生什么……
央视电视剧频道正在播出连续剧《西安事变》。总的来说，该剧依然秉承几十年来大陆主流观念对“西安事变”的评价，即认为该事件促成了国共合作全国抗日，“丰功伟绩，永载史册。”可是，该剧不像以前的一些有关影视剧那样把蒋介石丑化成不堪入目的“卖国贼”，也不再把“西安事变”完全归结为张学良受共产党“抗日主张”的“感召”，这使它减少了一些与历史真相的隔膜。但另一方面，该剧仍然有意无意地隐去了一些至关重要的历史事实，比如共产国际在中共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转变中的关键作用，张学良、杨虎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决策最初是出自于一些长期隐藏在其军队中的中共党员和一些被称为“托派”的中共“左派反对派”，等等。所以，作为一部“历史剧”，它带给观众的“历史认识”仍然不免肤浅和偏颇。
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华北相继沦陷，红军三大主力长征后胜利会师。当时的形势是国难当头，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但蒋介石倒行逆施，顽固抱住“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不变，仍然调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东北军、西北军继续“进剿”陕北延安的红军。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期望日渐渺茫，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逼蒋抗日的兵谏“西安事变”。
以“大历史”观来看在“西安事变”历史舞台上表演的各方，其“历史逻辑”也清晰可见：蒋介石有着使中国真正统一的“雄伟抱负”，其在日强中弱的现实下是否真有“攘外”的决心暂且不说，但先“安内”以解除后顾之忧的策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只是他缺乏了一点儿审时度势的眼光;中共高举“抗日”大旗自然是出于国家和民族的意识，但在当时的情景下显然首先还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只可是其巧妙地将生存需要附着在了“国家大义”的口号之中;张学良，有“大少爷”的狂傲自大脾气，怀着杀父失地之恨，其亟欲以“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耻辱和想开创自我的“新局面”的冲动自然强烈，蒋介石想单纯以“亲如父子”的感情驾驭他显然是过于自信了。由此能够说，当年国、共、张三方在“西安事变”舞台上的表演都有其“合理性”，这“合理性”既包括他们从各自思想理念出发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也包含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而这些在必须程度上都是受“大历史”操纵的结果。
在剧中，胡军扮演的张学良英气、帅气、刚毅、果断、霸气，些许匪气，豪爽伟岸，尽显男子汉的阳刚之气，又不失儿女情长，想象当年的张学良似乎就应当是这样。杨虎城老谋深算，沉稳睿智，可歌可泣，令人敬仰。蒋介石两面三刀、阴险狡诈。宋子文眼界开阔与大气沉稳，宋美玲外交风范与个人魅力，赵四小姐纯情温柔与坚贞不渝，陈诚聪明俊拔与唯命是从，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恩来：“政治是无情的。”的确，张学良、蒋介石金兰之交，座上宾、阶下囚转瞬间，令人叹息和扼腕。张学良和杨虎城当时的悲壮和之后的命运又使人伤感，但我总以为，我们经过对“西安事变”这一历史事件的客观研究，以史鉴今，从而对此刻和将来的社会发展方向有所思索，这却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