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2

大约在四千多年以前，我国黄河、长江流域一带住着许多氏族和部落。黄帝是传说中最有名的一个部落首领。

以黄帝为首领的部落，最早住在我国西北方的姬水附近，后来搬到涿鹿(今河北省涿鹿、怀来一带)，开始发展畜牧业和农业，定居下来。

跟黄帝同时的另一个部落首领叫做炎帝，最早住在我国西北方姜水附近。据说跟黄帝族是近亲。炎帝族渐渐衰落，而黄帝族正在兴盛起来。

这时候，有一个九黎族的首领名叫蚩尤(音chīyōu)，十分强悍。传说蚩尤有八十一个兄弟，他们全是猛兽的身体，铜头铁额，吃的是沙石，凶猛无比。他们还制造刀戟弓弩各种各样的兵器，常常带领他的部落，侵掠别的部落。

有一次，蚩尤侵占了炎帝的地方，炎帝起兵抵抗，但他不是蚩尤的对手，被蚩尤杀得一败涂地。炎帝没法子，逃到涿鹿请求黄帝帮助。黄帝早就想除去这个各部落的祸害，就联合各部落，准备人马，在涿鹿的田野上和蚩尤展开一场大决战。

关于这次大战，有许多神话式的传说。据说黄帝平时驯养了熊、罴(音pí)、貔(音pí)、貅(音xiū)、貙(音chū)、虎六种野兽，在打仗的时候，就把这些猛兽放出来助战(有人认为，传说中的六种野兽实际上是以野兽命名的六个氏族)。蚩尤的兵士虽然凶猛，但是遇到黄帝的军队，加上这一群猛虎凶兽，也抵挡不住，纷纷败逃。

黄帝带领兵士乘胜追杀，忽然天昏地黑，浓雾迷漫，狂风大作，雷电交加，使黄帝的兵士无法追赶。原来蚩尤请来了“风伯雨师”助战。黄帝也不甘示弱，请天女帮助，驱散了风雨。一刹那之间，风止雨停，晴空万里，终于把蚩尤打败了。也有一种传说，说是蚩尤用妖术制造了一场大雾，使黄帝的兵士迷失了方向。黄帝用“指南车”来指引，带领兵士，依着蚩尤逃跑的方向追击，结果把蚩尤捉住杀了。这些神话反映这场战争是非常激烈的。

各部落看到黄帝打败了蚩尤，都挺高兴。黄帝受到了许多部落的拥护。但是，炎帝族和黄帝族也发生了冲突，双方在阪泉(今河北涿鹿县东南)地方打了一仗，炎帝失败。从此，黄帝成了中原地区的部落联盟首领。

传说中的黄帝时代，有许多发明创造，像造宫室、造车、造船、制作五色衣裳，等等，这些当然不会是一个人发明的，但是后来的人都把它记在黄帝帐上了。

传说黄帝有个妻子名叫缧(音léi)祖，亲自参加劳动。本来，蚕只有野生的，人们还不知道蚕的用处，缧祖教妇女养蚕、缫丝、织帛。打那时候起，就有了丝和帛了。

黄帝还有一个史官仓颉(音cāngjié)，创制过古代文字。我们没有见到过那个时期的文字，也没法查考了。

中国古代的传说都十分推崇黄帝，后代的人都认为黄帝是华夏族的始祖，自己是黄帝的子孙。因为炎帝族和黄帝族原来是近亲，后来又融合在一起，所以我们也常常把自己称为炎黄子孙。为了纪念这位传说中的共同祖先，后代的人还在现在陕西黄陵县北面的桥山上造了一座“黄帝陵”。

篇3

600多年前，军事家、政治家刘伯温写了一篇寓言，名字叫《工之侨为琴》。

文章的大意是：工之侨得到了一块上好的桐木，制作了一把琴，装上琴弦后弹奏起来，声音宛如金玉，悦耳动听。他认为这是天底下最好的琴，就把它献给了主管礼乐的官府。乐官让最有名的乐师鉴定，乐师说：“这琴不古老。”官府不要，就把琴退还了回来。

回到家，工之侨让漆匠把琴身漆上残缺不全的花纹，让刻工在琴上雕刻上古代款式的图案，然后装进匣子埋进土里。一年后，工之侨把琴挖了出来，抱着到了集市上卖。有个路过的大官看到了这琴，用100两黄金买下，献给了朝廷。乐官们传递着观赏，一个个赞不绝口：“这琴真是稀世珍宝啊!”

琴还是那把琴，只不过做了些手脚，乐官就是非不辨了。

600多年后的今天，工之侨的故事还在延续。

在某瓷都，陶瓷艺人制作了一些仿古花瓶对外出售。花瓶虽然制作精良，造型美观，但却很少有人问津。一个买家对陶瓷艺人说：“你这些玩意儿是仿品，不是古董，若是古董就值钱了。”

听了买家的话，陶瓷艺人动起了心思。此后，他专门研究“做旧”，就是经过几道工序，把刚出炉的瓷器做得像几百甚至千年之前的“古董”一样。结果，价格飙升，每件都卖到了几十万上百万元不等。

前后不同的是，600年前的工之侨，面对乐官的是非不辨，他选择了悲愤离去，隐入山林，不知所终;600年后的那个陶瓷艺人仍然乐此不疲，制假造假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土里埋的，海底沉的，都能做得惟妙惟肖。

假象不可怕，可怕的是被假象迷惑和蒙蔽，不辨真伪。把假的当成真的，那就可悲了。不仅是个人的悲哀，也是社会的悲哀。借用工之侨的话说：“悲哉世也!岂独一琴哉?”这话的寓意值得人们深思。

篇4

人这一辈子，均难逃被备胎的命运——孙权都称帝了，还是有很多人把他当备胎。

辛弃疾有词曰：“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而曹操根本不让孙权参与“调胎”。原因很清楚，在曹操的心目中，孙权被备胎了。实际上，在《三国演义》中，除了曹操外，把孙权当备胎的，还大有人在。

诸葛亮在《隆中对》里说道：“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可以为“援”的，不是备胎又是什么?真佩服诸葛亮那么年轻就认识到孙权的备胎价值。

鲁肃也算一个。周瑜去请他之前，曾对孙权说：“其(鲁肃)友刘子扬欲约彼往巢湖投郑宝，肃尚踌躇未往。今主公可速召之。”待周瑜登门，鲁肃的说法变成了“近刘子扬约某往巢湖，某将就之”。周瑜稍一劝说，鲁肃随即又“从其言，遂同周瑜来见孙权”。这种故作矜持、半推半就的做派，分明是早把孙权当备胎了。

孙权曾被许多人备胎，他也是心甘情愿的，表现出了很好的修养。他深谋远虑，做了许多事，“乘北方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使得东吴最终一战定乾坤，完成了“竟长江所极而据守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的战略。

被备胎，是命运;有备胎，却是智慧。孙权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在《十七史商榷》里，清代史学家王鸣盛这么形容孙权：“称臣事魏已久，及黄武元年春大破蜀，刘备奔走，势愈强盛，则魏欲与盟而不受，九月魏兵来征，又卑辞上书求自改悔，乞寄命交州乃随，又改年临江拒守，彼此互有杀伤，不分胜负。十二月又通聘于蜀，乃既和于蜀，又不绝于魏，且业已改元而仍称吴王。五年令曰北虏缩窜，方外无事，乃益务农亩，称帝之举，直隐忍以至魏明帝太和三年，而后发，反覆倾危，惟利是视，用柔胜刚，阴谋狡猾，史评以勾践相比，非虚语也。”

一觉醒来，天下人都成了孙权的备胎，随用随取，随用随弃。

赤壁之战前，孙权从周瑜荐，接纳了鲁肃，遂有了用鲁肃替代周瑜的意思。经过彻夜长谈，他更倾向于鲁肃所主张的“缓图”，而周瑜恰恰就是一位不惜壮士断腕的急图分子，得有备胎才安全。曹操带兵几十万，破荆州，下江陵，所向披靡，势如破竹。他派鲁肃去联合刘备，“共治曹操”。在周瑜当夜请战时，孙权说：“已选三万人，船、粮、战具俱办。”原来他早有准备，选了三万个备胎在那放着呢!

孙权在举贤任能方面非常具有备胎智慧。他不像孙策那样好逞个人英雄，且长期倚重张昭和周瑜;他会根据局势的变化及时换人“调胎”，如周瑜、鲁肃、吕蒙和陆逊之间的互相替补，都发挥了不错的时效性。

赤壁之战后，曹操约孙权夹攻关羽以夺荆州，孙权采纳诸葛瑾的建议，派人去荆州说媒，欲聘关羽的女儿做儿媳。孙权的考虑是：“若云长肯许，即与云长计议共破曹操;若云长不肯，然后助曹取荆州。”关二爷非常荣幸地被孙权备胎。

诸葛亮也被孙权当作备胎。他拼了老命，多次出祁山与曹魏打得天昏地暗，而孙权拥有几十万大军却坐观诸葛成败，连近在咫尺的淮南也没有认真组织过几次进攻。司马懿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因此他对魏明帝说不需防吴，只需防蜀。

孙权的备胎与被备胎，就好比我们今天去喝咖啡，或是被人请，或是请别人，均无法改变咖啡本来的苦味儿，想要味觉上甜一点，得自己动手加些方糖。这就有了主动经营的意思，而最好的经营是经营自己。有备胎，是经营自己的短处，有备才无患，从而实现自己的增值;被备胎，是经营自己的长处。没有不合格的备胎，只有不合格的思想。人在旅途，犹如车行路上，不能学曹操的心黑和刘备的脸厚，但可学孙权的备胎智慧。

篇5

李白与杜甫相遇，在744年。那年，李白43岁，杜甫32岁，相差11岁。两人见面时，李白已名满天下，杜甫还只是崭露头角。

其实，李白不仅在实际年龄上比杜甫大11岁，而且在诗坛辈分上整整先于杜甫一个时代。

两人见面时，李白已名满天下，杜甫还只是崭露头角。杜甫早就熟读过李白的很多名诗，此时一见真人，崇敬之情溢于言表。一个取得巨大社会声誉的人往往会有一种别人无法模仿的轻松和洒脱，这种风范落在李白身上更是让他加倍地神采飞扬。眼前的杜甫恰恰是最能感受这种神采的，因此他一时全然着迷。

李白见到杜甫也是眼睛一亮。他历来不太懂得识人，经常上当受骗，但那是在官场和市井。如果要他来识别一个诗人，他却很难看错。即便完全不认识，只要吟诵几首，交谈几句，便能立即作出判断。杜甫令他惊叹，因此二人很快成为好友。他当然不能预知，眼前的这个年轻人，将与他一起成为执掌华夏文明诗歌王国数千年的最高君主而无人能够觊觎;但他已感受到，无法阻挡的天才之风正扑面而来。

他们喝了几通酒就骑上了马，决定一起去打猎。

他们的出发地也是见面地，在今天河南省开封市东南部，旧地名叫陈留。到哪儿去打猎呢?向东，再向东，经过现在的杞县、睢县、宁陵，到达商丘，从商丘往北，直到今天的山东地界，当时有一个大泽湿地，这便是我们的两位大诗人纵马打猎的地方。

当时与他们一起打猎的，还有一位着名诗人高适。高适比李白小3岁，属于同辈。这位能够写出“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这种慷慨佳句的诗人，当时正在这一带“混迹渔樵”“狂歌草泽”。也就是说，他空怀壮志在社会的最底层艰难谋生，无聊晃悠。这是他的“地盘”，沟沟壑壑都了然于心，由他来陪猎，再合适不过。

挤在他们三人身边的，还有一个年轻诗人，不太有名，叫贾至，比杜甫还小6岁，当时才26岁。年龄虽小，他倒是当地真正的主人，因为他在这片大泽湿地北边今天山东单县当县尉，张罗起来比较方便。贾至还带了一些当地人来凑热闹，其中也有几个能写诗的。

于是，一支马队形成了。在我的想象中，走在最前面的是高适，他带路;接着是李白，他是马队的主角，由贾至陪着;稍稍靠后的是杜甫，他又经常跨前两步与李白并驾齐驱;贾至带来的那些人，跟在后面。

当时的大泽湿地，野生动物很多。他们没走多远就挽弓射箭，扬鞭跃马，奔驰呼啸起来。高适和贾至还带来几只猎鹰，这时也像闪电般蹿入草丛。箭声响处，猎物倒地，大家齐声叫好，任何人的表情都不像此地沉默寡言的猎人，更像追逐嬉戏的小孩。马队中，喊得最响的是李白，而骑术最好的应该是高适。

猎物不少，大家觉得在野地架上火烤着吃，最香最新鲜，但贾至说早已在城里备好了酒席。盛情难却，那就到城里去吧。到了酒席上，几杯酒下肚，诗就出来了。即席吟诗的不是别人，是李白和杜甫，连高适也只能躲在一边了，真是奢侈至极。

诗有典雅的面容，但它的内质却是生命力的勃发——无论是诗的个体、诗的群体、诗的时代都是这样。没有生命力的典雅，就不是我们喜欢的诗。因此，由诗人用马蹄写诗的旷野，实在可以看作被我们遗落已久的宏大课本。

诗人用马蹄写诗的地方也不少，但这儿，是李白、杜甫一起在写，这如何了得。

在那次打猎活动中，高适长时间地与李白、杜甫在一起，并不断受到他们鼓舞，决定要改变一种活法。很快，他就离开这一带，游历去了。

李白和杜甫从秋天一直玩到冬天。分手后，第二年春天，二人又在山东见面，高适也适时地赶了过来。不久，又一次告别，又一次重逢，那已经是秋天了。当冬天即将来临的时候，李白和杜甫这两位大诗人永久地别离了。

当时他们都不知道这是永诀，李白在分别之际还写了“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的诗，但金樽再也没有开启。因此，这两大诗人的交往期，一共也只有一年多一点，中间还有不少时间不在一起。

世间很多最珍贵的友情都是这样，看起来亲密得天荒地老、海枯石烂，细细一问却很少见面。相反，半辈子坐在一个办公室的，很可能尚未踏进友谊的最外层门槛。

就在李白、杜甫别离的整整10年之后，安史之乱爆发。那时，李白已经54岁，杜甫43岁。他们和唐代一样，都青春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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