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世界音乐的中国实践基本表现为两种类型，即“中国国情”下的世界音乐教学与“中国视野”下的世界音乐研究。如何在当下以西方音乐教育体系为主的各类专业音乐教育中实现世界音乐课程的中国意义，以及如何通过世界音乐的各类研究来完善中国音乐学学科发展及进行学科反思，这些显然已经成为国内相关学者越来越关注的问题。此外，在个别城市已经出现有世界音乐相关的社会活动实践，如各类由企业或政府文化部门出于地方宣传或经济目的而主办的“世界音乐节”，虽然这类实践活动规模不一、内容各异，但在客观上也的确使部分世界音乐种类进入到了人们的文化生活之中。就“中国视野”下的世界音乐研究而言，大致也主要表现出两条脉络，即“学科”的脉络与“国家-民族”的脉络。其中，“学科”的脉络可以表现为世界音乐的人类学观察、史学观察等，或从中、西学科脉络的差异来辨别当下世界音乐研究的不同学术背景、范畴、方法论等各方面的差异问题，以厘清国内世界音乐学术发展的现实需求；“国家一民族”的脉络则主要体现为直接以国家、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及范畴界定标准的研究方式，例如中国音乐、印度音乐、非洲音乐等相关研究。本文则主要从“学科”的视角人手，对中西方世界音乐学术发展的大致脉络’，以及世界音乐研究中国主体表述的重要性等问题进行讨论，认为中国学者有意识地到国外开展世界音乐的民族志研究已经是当下中国音乐学术研究发展之必须，因为只有在中国学者成为世界音乐观察的表述主体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实现世界音乐资源作为中国音乐学术研究中基础知识材料的有效性，才能将中国的世界音乐研究真正服务于“整体观”视野的中国音乐学学科发展。
一、中西“世界音乐”的发展脉络
（一）西方“世界音乐”的发展脉络
随着西方世界在工业、科技、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发展，西方世界首先具备了对其他世界国家进行文化观察具备基本的物质基础。19世纪至20世纪初，非西方音乐文化的研究已经在阿德勒（GuidoAdler）的音乐学体系划分中列为“体系音乐学”的一个部分，“比较音乐学”得到了明确提出和发展，“进化论”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各种非西方音乐文化事项被放置于“西方中心论”等语境中进行着“比较”方式的观察与研究；20世纪初，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开始出现了对“田野工作”的明确要求，哈登（A.C.Haddon）的《剑桥托雷斯海峡人类学探险报告》（CambridgeAnthropologicalExpeditiontoTorresStraits）、里弗斯（W.H.R.Rivers）的《托达人》（TheTodas）、马林诺斯基（BronislawMalinowski）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ArgonautsoftheWesternPacificc）等学术成果的发表，标志着西方古典人类学的非西方文化研究已经改变了田野记述与案头理论两者分工的研究模式。同时，伴随着博厄斯（FranzBoas）于20世纪20年代提出“文化相对主义”理论，部分西方音乐学家开始对以往“西方中心论”语境下的世界音乐观察进行反思，逐渐确立了以“文化相对论”为学科基础的世界音乐观察理念；经过音响资料的积累，西方流行音乐及古典音乐创作领域开始将寻找创作素材的目光集中到了世界音乐这一全新的对象上，例如20世纪下半叶披头士（Beatles）音乐中对印度元素的摄取、巴托克（BelaBartok）音乐创作中对匈牙利民间音乐元素的运用、“第三潮流”（ThirdStream）中西方现代专业音乐手法与各民族流行音乐及传统音乐的结合，以及拉威尔（MauriceRavel）与梅西安（OlivierMessiaen）、霍尔斯特（GustayTheodoreHoist）、约翰·凯奇（JohnCage）等作曲家音乐创作中出现的异国情调等等，世界音乐成为20世纪流行音乐及古典音乐创作的创新点与突破口；至1947年，以研究、实践和保存世界各民族音乐、舞蹈及其他表演艺术为目的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CTM）于英国伦敦创建，这不但标志着世界音乐在世界范围内的音乐学研究中确立了其正式的学术地位，同时在学术研究的话语及形式上也实现了以交流互动替代以往西方单向话语阐释，使得非西方国家的音乐学者能够在同一平台上公开、自由地发表学术言论，提出不同意见；20世纪80年代，西方唱片商们在伦敦的一次会议上为了促销而提出“世界音乐”一词，这一标签在唱片商店产生了惊人的商业效应，使它很快成为风靡欧美音乐市场的一个重要概念；20世纪末至今，经过西方视野的观察与反思和诸多非西方国家学者的陆续参与，世界音乐观察进入到了全球视野，因特网实现了平民化普及，政治、经济、文化的全球化发展步入高峰，在这个以科技、全球化、文化消费、后现代等为标志的时代，各地的人类文化正在变成世界范围和世界语境的，过去的种种地方性、阶段性都成为当下这个时代的某个“局部”。在由世界各国音乐家共同编撰完成的《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中，“Music”这一词条的概念界定较之以往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明确提出“Music”的概念在西方文化中所具有的宽广度是否适合所有人类音乐文化的认知显然是存在疑问的，其定义和处理应是经得起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及不同认识的考验的，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音乐家对构成音乐的因素、音乐的特性和性质、音乐的重要性、功能和意义有着迥然不同的理解，最终必然要求从多学科观点以及最广泛意义上的音乐观点进行讨论，因此，讨论世界音乐的巨大多样性、文化态度和音乐概念等问题以及理解这些问题的方法，就成为理解“什么是音乐”的必然途径。该词条共分三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即“不同文化中的定义”，其中的重要声明也表明了词条编撰者的基本态度：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对诸如音乐的本质等基本问题有一致的看法，因此，任何试图把它认为是某种文化的特征的做法，都会发现其他与之对立的矛盾和观点，即使不是那么明显。另外，该部分词条具体内容涉及当代西方文化、东亚文化、伊朗和中东文化、印度文化、部分非洲文化、美国印第安及大洋洲文化，俨然已是“世界音乐”范畴的文化观察与概念归纳。在这样的观念下，世界各国的音乐文化毫无疑问都成为“整体”中的一元，而且世界各国也都应当尝试以主体方式进行对自我及他者的文化表述，多元音乐文化观察成为时下音乐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与音乐人类学相伴，世界音乐的当代彰显以及其所关注的诸多问题将启示各国、各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
西方世界从西方社会对非西方的文化、政治、经济殖民开始，猎奇心理、西方中心论、文化进化论、传播论、文化相对论、多元文化主义等思潮与文化观念的脉络延续构成了世界音乐观察的完整过程。在这一过程里，其学术发展实际经历了殖民色彩、多种文化思潮的出现、后殖民反思与全球化发展的不同阶段。西方人对于世界音乐的观察已经拥有了持久的学术经验与反思，其长期的世界音乐观察又是建立在一百多年西方的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经验支持基础之上，这使得西方的世界音乐观察视野已经遍及全球，并且经历了从西方中心论、文化进化论、文化传播论等到文化相对论、多元主义视角与立场的诸多变迁，导致其学科脉络发展具备相当的完整性，而这正是当下国内“世界音乐”观察所不具备的。
（二）中国的“世界音乐”发展脉络
就中国而言，虽然各国音乐文化交流往来起始较早，但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世界音乐”发展较晚。20世纪30年代，虽然王光祈在这一时期开始用比较音乐学的方法对东方民族音乐及与西方音乐的差异进行研究，但就范围而言，除中国外，其他国家音乐仅涉及印度、阿拉伯音乐等少数国家，并未能够实现较大范围的世界观察，且在行为上也是局限在个人的学术兴趣，未能在国内形成普遍性与学科化的实际影响；吕骥于40年代在延安撰写的《民间音乐调查提纲》中已经提出要研究蒙古、朝鲜、日本、印度、越南、缅甸、泰国、柬埔寨及南洋、中亚的民间音乐；在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二十年中，大量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地区的音乐在国内得到广泛介绍与宣传，《人民音乐》于此时期刊载有相关文章一百二十余篇，虽然在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下这些介绍或宣传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例如《日本的进步音乐活动》、《匈牙利民间音乐在解放后的发展》、《在“全民团结，坚决战胜美国侵略强盗”高潮中的越南音乐》等，但是国人毕竟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开始了对国外音乐文化的关注；20世纪60年代，上海音乐学院沈知白教授已经开始搜集整理印度音乐相关资料，并于1964年在中国音乐学院做了《印度音乐》的学术报告，同期由沈洽协助开始筹备“东方音乐”课程；1964年，中国音乐学院设立“亚非拉音乐”专业，聘请了沈知白教授任教，安波、马可也参与了越南和印尼音乐的授课，世界音乐正式进入到国内音乐教育学术机制当中；1978年，中央音乐学院成立了“亚非拉音乐小组”，最初只有陈自明、俞人豪两人，后来王雪加入，三人担任了相关的授课与科研工作，此后，以其为核心学术阵地的诸多世界音乐重要学术实践陆续开展，陈自明、林凌风等人到菲律宾等地的音乐采风实践成为当代中国学者对世界音乐研究的开创，而陈自明的《加强对外国民族音乐的研究》、俞人豪的《亚非拉音乐是一个尚待开拓的新的研究领域》与林凌风的《西南各民族音乐研究在东南亚音乐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等文章则成为中国现代音乐学科建设语境下的重要学术主张；自1980年于南京召开的首届民族音乐学年会开始，中国的世界音乐观察进入到了新的阶段，高厚永、俞人豪、罗传开等国内学者积极引入外国民族音乐学学术理念与方法，学者们的目光不但从世界局部转移到了世界整体，而且开始从“民族音乐学”的学术视野提出了具体的学科化建设要求；1996年，在吕骥的支持下，世界民族音乐学会成立，标志着全国范围内世界音乐研究学术群体的初步形成；尤其是进入到了21世纪，世界音乐与音乐人类学的学科关系、世界音乐的学科意义、研究方法、教学理念、田野考察等内容得到进一步讨论和确定，国人视角的世界音乐观察初步显露。据统计，从1977年至今，国内音乐学界于正式期刊发表世界音乐相关学术论文一千五百余篇，相关学术实践与教育实践已在国内得到全面展开，中央音乐学院世界民族音乐教研室、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等涉及相关专题研究教学的机构部门纷纷设立，中国的世界音乐观察与研究达到前所未有的层次与高度，俨然已成为国内音乐学术前沿领域。
从王光祈个人以比较音乐学方法对部分世界音乐内容进行学术观察，到共和国成立前后具有政治意味的世界音乐观察，再到当下世界音乐课程建设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视角的学术反思，突破历史与学术思维局限的要求已经跃然而生。但我们面对的困难与阻力仍相当巨大：与学术环境密切相关的经济力量无疑仍是软肋，中国目前的世界音乐学术发展更多地只能依靠国外现有理论文献的翻译引入来补充新鲜血液，在涉外的田野实践方面也仅仅是起步阶段，这直接导致国内外世界音乐研究在研究深度与研究广度上存在极大差别，这也正是我们在未来学术发展过程中需要克服的。
二、成为“表述主体”是当下中国“世界音乐”观察的急迫任务
针对当下中国的世界音乐实践而言，无论是课程教学还是学科建设，各类相关基础性知识材料显得非常匮乏。现阶段国内极少数量的海外音乐事项田野调查所积累的资料成果并不足以支撑相关教学及整体性科研之所需，想要获得开展世界音乐教学与研究工作所需的各类材料基本上仍然需要对国外相关成果的引进，大量引进国外成果显然能够成为加快国内世界音乐相关领域的发展及开阔学术视野的快捷途径，但是，一味依靠引进并不能改变中国学者在世界音乐观察中表述主体角色的缺失这一关键问题，在“内视”（自我观察）与“外视”（异文化观察）共同构成的“整体观”（holism）音乐学学科发展过程中，国内世界音乐相关领域显然处于异常薄弱的环节，西方成果中的世界音乐资源在中国音乐学术研究中作为基础知识材料的有效性仍存在质疑。
早期西方古典人类学的非西方文化研究，在方式上存在实地记述与案头理论工作的分工，即由航海家、传教士、商人等将在海外所见所闻的奇风异俗以航海日志或日记等形式进行记录描述，这些文本带回国之后则由专业知识分子进行案头分析与理论研究。虽然这种分工并不是一种当时的规范，但是却构成了早期古典人类学的基本实践模式。这种实地记述与案头分析相分离的情况在20世纪初发生了改变，民族学、人类学家通过自己的学术实践，逐渐明确并建立了以亲身实地调查为资料基础的民族志研究，并成为民族学、人类学进行世界文化观察的基本方法。同样，音乐人类学语境下的“田野工作”与“民族志”写作则成为世界音乐观察的基本学术规范，田野工作成为人们体验和获取世界音乐文化资源的基本实践方式，民族志写作则成为人们记录、描写和认识世界音乐文化的表述方式。当然，在西方世界音乐相关学术研究的发展过程中，不同时期的不同学者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和角度，似乎没有统一的研究方法，在相关学科发展过程当中，部分学者以异国音乐的形态研究和音乐演奏为主要着眼点，甚至在具体的音乐艺术实践方面成为跨文化的局内人；有些学者则根据音乐人类学的“整体观”思维把一个世界音乐文化事项当做其文化社会的“缩影”来进行观察和研究，从人文社科的宏观视角来把握一个具体的微观观察，同时又以“文化相对主义”观念来进行文化差异比较和自我审视。但就学科本质而言，世界音乐与音乐人类学具有同一性，可以说，西方对世界音乐的观察与理解基本都是建立在深入的实地研究基础之上的。
虽然当下的音乐人类学研究已经摆脱了单纯以“他者、异文化”为研究对象而忽视“自我”研究的认识局限，但是拥有大量国外异文化观察经验却是“整体观”视野的必然要求。尤其在中国以往的学术传统与当下的学术环境下，不带有“民族中心”和“西方中心”思想的、基于亲身参与实践和主体地位的异文化表述，已经越来越显示出其迫切性与重要性。当历史上区域性的、散处的音乐文化变成“世界范围的”音乐文化之后，人们便开始对世界范围的各种不同音乐文化进行比较和观察，这其中必然涉及本文化和异文化的比较。但是，早期西方的一些音乐学家在面对异文化的时候，习惯于用自己的价值观去替代异文化的价值观，用对自己音乐文化的偏爱来概括全人类音乐文化普遍规律，仅以自己的目光去看“他者”（others），而没有以“他者的目光”来看“本我”（self）。然而，现在的音乐学者已经越来越意识到在“文化相对主义”思想下进行世界音乐观察的重要性，我们需要通过观察、学习其他国家、民族的音乐文化，增加对“他者”的了解，进而在音乐文化差异的思考中来反思、改革、促进我们自己的音乐文化发展。同时，我们也需要在通过对“世界音乐”的观察来了解音乐文化的广博，通过对“他者的目光”的理解来学会谦逊和反思自我。因此，走出国门，成为世界音乐文化的表述主体，进行音乐民族志写作为基础的世界音乐知识生产，提供中国视角的一手经验材料，凸显其为其他音乐学科提供学术参照的有效性，成为我们当下中国音乐学术发展的急迫要求。
世界音乐的中国表述是中国音乐学科在“整体观”视野下进行发展的核心内容之一，同时也是在全球音乐文化观察与相关知识生产体系中加强中国音乐学术实力的基础。西方音乐学理论需要在中国本土化实践中进行指导与检验，中国本土形成的音乐学理论同样需要世界音乐范围的实际应用与再审视。我们已经历了“中国视野的中国音乐观察”，我们需要经历的是“中国视野的世界音乐观察”和“世界视野的世界音乐观察”，最终希望达到的是“世界视野的中国音乐观察”。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积极建设面向全球音乐文化的实地研究平台，培养世界音乐背景下具有新的知识生产能力的青年学者，通过课程方式让更多的学子接触并了解世界音乐学习的重要性，这是增强国人对其他不同音乐文化的认知和理解、提高跨文化交流的知识基础和对话能力的必要途径，同时也是开创国内音乐学术研究新格局的契机之一。
西方主体表述的理论与观念对中国的影响颇深，甚至中国人用西方话语进行的种种研究在一定方式与程度上出现了“后西方化”的趋势。中国音乐学术只有以主体表述方式参与世界讨论才能真正成为当前世界的音乐学术，而当下这种中国主体的世界音乐观察正是中国音乐学发展所缺少的一个关键要素。中国学者需要作为独立的学术主体开展以自己的价值需要而进行的世界音乐研究，并从事以自己一手资料为依据的音乐学术研究，这不但是中国音乐学术创新的需要，国际世界音乐研究也存在让中国积极主动参与世界音乐观察与知识生产的需求。中国主体表述的世界音乐观察一方面能够成为国内外西方殖民主义阴影下音乐文化评价体系的有力反思武器，另一方面也将成为国际世界音乐观察的有效参与、合作方式。中国曾经作为西方音乐学术研究的“田野”，而中国主体表述的世界音乐观察要求中国变成世界音乐民族志实践的主体，这对于全球视野下的世界音乐观察无疑将产生深刻影响。
高厚永先生于1980年南京首届“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上指出：“民族音乐学这门学科的观念和方法不仅适用于我国从20世纪30年展起来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在60年代提出的‘亚非拉音乐研究’等学术领域，而且能够把我国当时尚处在闭塞状态的这些领域的研究引向一个更加宏观、更具开放性和科学性的境界……”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目前国内的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发展的如火如荼，但与西方的民族音乐学相较，由于学科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存在极大差异，导致两者在研究对象、范畴及方法方面表现出了诸多不同。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学科发展基本就是建立在世界音乐观察与反思的基础上的，而中国的民族音乐学学科发展在田野工作与学术实践方面则以中国本土音乐文化事项为主，使得国内外民族音乐学理论研究在研究对象及视野的广度上存在相当差距，这实际上也是民族音乐学传人中国后面临诸多争议的原因之一。由此可见高厚永先生以此种方式，对当时国内音乐学研究提出需要“更加宏观、更具开放性”这一要求的高瞻远瞩。
可喜的是，近些年来国内学者已经越发重视走出国门的世界音乐观察，相关专著陆续问世，如洛秦《街头音乐：美国社会和文化的一个缩影》，书中有的不仅仅是被中国人抢占了的美国田野，更有着中国主体、中国表述、中国关怀与中国反思；中央音乐学院等部分音乐学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也逐渐受到各种方式资金支持，出国进行田野考察并以外国音乐文化事项作为论文选题的研究持续增多；此外，云南、新疆等与周边国家有领土接壤的部分省份地域优势开始凸显，其专业院校正在逐渐成为世界音乐专题研究的生力军。但是，从整个音乐学学科建设的要求来看，目前国内的世界音乐相关学术实践仍仅仅处于最初的起步阶段，时代的知识需求要求我们必须面对和思考：我们面对的、身处的是怎样一个世界？在社会快速进步、经济迅猛发展的当下，我们需要尽快改善现状，在观察与研究的进程中逐步实现从道听途说到实地审视，从被观察对象转变为观察主体和表述主体，从关注知识到关注知识生产与知识创新的种种转变，这不仅是世界音乐观察、研究的急迫任务，同时也是国内整个音乐学学科发展的急迫任务。
关键词：和谐世界理念和谐社会和平与发展体系构建
历史经验证明，一个有价值的外交构想既要源于对国际关系现实的认识，又要具备对国际关系的反思。‘’马(P1’.l)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大背景下，西方许多国家开始重新审视其外交政策结构，权衡“软权力”与“硬权力”的相对重要性。“和谐世界理念”正是中国根据国际形势变化，增强中国软实力、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本文试图对’‘和谐世界理念”进行系统研究，着重探讨理论来源，挖掘其时代背景，再思其体系构建。
一、理论溯源20p5年9月15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在讲话中，胡锦涛提出r建设和谐世界的构想。和谐世界理念率先由中国提出，有其深刻的理论渊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源于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和合”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重要特质之一，是中国思想文化中被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人文精神，它纵贯整个中国文化发展的全过程，横摄于各个时代的各务实派思想文化之中，是中国思想文化中最完善、最富有生命力的体现形式。其内涵主要体现在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而不同的价值观、包容和仁爱的精神以及和为贵的处事哲学等方面。这些内涵无不包含着和谐、和平的理念，在古代就成为国际关系中处理民族及国家间关系的法则。“和合”思想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往、吸收、融合，也对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今天全球化加速发展，不同民族和地域的文化特点与差异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减少摩擦、增加共识，发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思想显得更为重要。胡锦涛在联合国首脑会议_仁提出“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的重要思想，正是对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的继承与发扬，是“和合”思想在全球化时代的必然演化。中国提出这一理念，旨在依此向世界表明，不断发展的中国，将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共存、共生、共赢的“和合”思想，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其次，与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一脉相承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建国初期，由于面临严峻的国际环境，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人，把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维护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根本目标和历史任务。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增进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建立公正合理的政治、经济新秩序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此后，以江泽民和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国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继续坚持独立自卞的和平外交政策，把推动自身和世界的发展放在维护自身安全与世界和平同等重要的地位。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外交政策的宗E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胡锦涛在联合国首脑会议上提出的“和i皆世界”新理念，显示r在当今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外交政策的鲜明特点。既是对我国传统外交政策继承和升华，义充分体现了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宗旨和目标的进步性、崇高性和创新性。再次，是中国对战争灾难的历史记忆与现实反思美国总统一肯尼迪曾在1969年评论说：“人类必须避免战争，否则的活战争就会毁灭人类。”肯尼迪的这番话绝不是危言耸听。战争是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开始而出现的，在人类有记载的历史中，出现战争的年数远远超过和平的年数二在核武器时代，一旦爆发核战争，战争的死亡人数将会从每年百万飘升至瘫分钟百万，完全有可能毁灭人类。胡锦涛指出：“和平是人类社会实现发展目标的根本前提。没有和平，不仅新的建设无以推进，而且以往的发展成果也会因战乱而毁灭。无论对于小国弱国还是大国强国，战争和冲突都是灾难〔:‑,n正是源于对人类战争灾难以及战后国际关系演变的深刻反思，胡锦涛提出了和谐世界的构想，指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终极目标，反映了世界人民渴望和平、寻求发展的愿望，契合了时代主题第四，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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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早在年邓小平就曾指出：“中国革命胜利后，一直奉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政策。’LalcE}ztss}并认为：“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二点时间的和平。这是可能的，我们也正是这样努力的。”川<}uu“人们都讲南北问题很突出，我看这个问题就是发展问题，我曾多次对一些外国朋友讲，这个问题要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认识。·、一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间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贵任。&#;}sJcczarzs}z}此后，邓小平运用马克澎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站在全球发展的制高点，纵观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幻，根据对世界发展潮流的准确预测，提出了战争在相当长时期内打不起来，和平与发展将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著名论断。当今世界，求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特别是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深入发展，给世界和平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争取较长时间的和平国际环境是可以实现的。同时，中国也清楚地看到，世界上仍存在着诸多不稳定的因素，人类还面临许多严峻的挑战，但机遇大于挑战。只要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就能够逐步实现建立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目标。胡锦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展了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理论，提出了和谐世界的思想，希望通过构建“和谐世界”，使世界各国在和谐的氛围中，加强团结与合作，为建设世界经济新秩序、维护世界和平、谋求世界共同发展而努力奋斗。
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本是该学科两个重要的概念。1827年歌德从“各民族文学间的相互容忍”和“作品具有普遍的全人类意义”两方面提出“世界文学”(德语复合词Weltliteraur)的构想：“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①研究者据此认为文学是不断进化的有机体，从民族文学到世界文学，体现了人类文学的伟大进步，论者确信，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日益临近，相互影响日益深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文学正在形成。韦勒克？沃伦认为世界文学除歌德赋予的涵义外，还指全球各民族文学的总和，或指那些享有世界声誉的优秀作品，他较早认识到世界文学对于比较文学的重要性，他这样界定比较文学：从一种国际的角度研究所有的文学。从中我们看到两种涵义的世界文学：一个着眼于文学发展前景的理论构想；一个立足于划定比较文学的对象和角度。而在国内“世界文学”却没有在学科的理论构建中真正发挥作用，起支配性作用的是“文学关系”说。比如陈惇、刘象愚着《比较文学概论》给比较文学下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定义：一种开放式的文学研究，它具有宏观的视野和国际的角度，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界限的各种文学关系为研究对象，在理论和方法上，具有比较的意识和兼容并包的特色。把比较文学界定为对各种“文学关系”的研究，这是中国学派较为一致的观点，而“文学关系”是一个差异性概念，在文学关系的研究中，国别、民族、文化差异等外部因素是其关注的中心，对它的强调消解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系统性和内在的同质关系。
由于新学科的诞生，进入核心课的外国文学在大学中文系的地位获得极大改善。“外国文学”在“中国语言文学系”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得以根本解决。但学科合并后，学科内部与比较文学的矛盾却凸现出来。从新学科的命名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不能够彼此替代，而应该保留各自本原特性，在更高层次上进行整合，以达至文学研究的新境界，但实际情形却不全然如此。硕士研究生招生方向一贯是学科发展的晴雨表，通过互联网，仅就2002年全国有硕士招生资格的50所大学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各大学的招生方向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原先没有世界文学专业，在新学科的招生方向中，也没有世界文学方向，而全是中外文学关系的方向。第二类如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原先有世界文学专业，在学科合并后，世界文学方向的重要性降低，把重要精力转向中外文学关系的方向。第三类如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等，在二级学科下，没有设具体方向。这些学校以前有世界文学专业，学科合并后在发展方向上尚不明朗，现有师资以世界文学为主。第四类以上海师大、苏州大学、武汉大学为代表，他们在招生方向上，有中外文学关系方向，也有世界文学方向，二者并重。新学科在研究方向的设置上，应该是比较文学理论、中外文学关系、世界文学并重，上海师大一类大学的做法较接近这种理想状态。②在大学中文系，世界文学就是外国文学。它包括外国单一作家、作品本身的研究，包括国别文学的研究，包括区域文学(如欧美文学、东方文学、拉美文学等)及总体外国文学的研究，同时，它也包括含有中国的世界范围内全部的文学的研究。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一百多年间，外国文学研究在中国取得了空前的实绩，而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只是近20年才形成规模的，在新的学科中，需要有中外文学关系的维度，也需要有纯粹外国文学的维度。从学科的整体发展来看，世界文学无疑是比较文学基础，而比较文学则是世界文学的研究方法，二者之间的确存在着知识平台与方法论的互补性。世界文学在新学科中不仅要维持它的存在，更要推动它的发展，因此，我们需要在更高的层面上认识世界文学的意义。不论世界文学作为对象还是角度，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就像聂珍钊在2002外国文学年会所说：外国文学史本身就有比较文学的特点和内涵，外国文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二、课程设置及知识体系的完善
按教育部的部署，从1999年起，师范院校逐步以“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取代原来的“世界文学”或“外国文学”。因此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其中有很多需要研究的问题。本专业课程设置、专业方向、教学的内容和方法等都要进行全面改革。但迄今为止，很多条件不具备的大学和师范院校都还没有开设“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我们还是按原有的外国文学教学计划、教学内容运作。课程怎样设计，如何安排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如何调整，教学方法如何改善，这正是我们需要探讨和急需解决的问题。根据教育部有关课程教学的要求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学内容的需要，我们按照现有师资和在中国文学教学的基础上，认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课程设置可分这样几个科目实施教学：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外国文学史(欧洲部分至一战前);东方文学经典选读；20世纪诺贝尔文学选讲。并在这些课程中贯穿中外文学关系比较研究的具体内容。
1、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34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分二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比较文学的各个层面及研究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科际整合研究等方法；使学生认识比较文学的本质以及研究比较文学的途径和方法，侧重理论的说明，学习和研究比较文学的方法。第二部分讨论比较文学的各种范畴以及不同的流派和文学运动与思潮，兼及个案示例，通过案例的分析可使学生知道怎样以比较的思维阅读世界名着，从事鉴赏和研究。
2、外国文学史(欧洲部分102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旨在通过选读外国文学名着的重要作品，使学生对世界文学有系统认识，帮助学生理解中西方文学的异同。学生通过从不同角度审视中国文学在现代世界文坛的位置，在对世界文学有认识之余，也可以对比较文学及其研究的趋向作出更全面的沉思。本科目将会通过选读外国文学名着(诗歌、小说、戏剧等)使学生掌握西方文化观念下的重要文学现象、主要作家、作品和评鉴能力。授课时可以刻意引介所选文本背后的文艺思潮、文学运动来培养学生的比较性思维观念。
3、东方文学经典选读(34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旨在重点学习东方文学的经典作品，作为外国文学史课程知识体系的必要补充，使学生了解世界文学发展历程中东西方文学的差异化及相互影响。接受中国以外的其他东方文化背景中的作品信息，形成更为广阔的比较文化视野。本科将会通过选读国外东方文学名着诗歌、小说、戏剧等使学生掌握东方文化观念下的重要文学现象、主要作家、作品，提高评鉴能力，进一步强化学生的比较性思维观念。
4、20世纪诺贝尔文学选讲(34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旨在重点学习20世纪诺贝尔文学获奖作家的代表作品，作为外国文学史课程知识体系的必要延伸，使学生了解世界文学的最新发展及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与传统文学间的继承和反动。接受更接近于我们的生存时代的文学作品精神信息，并对我们现代意识培育和生存观念更新产生直接影响。本科将会通过选读20世纪产生了广泛而深刻影响的诺贝尔文学名着，使学生掌握作为20世纪重要文学现象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观念，并理解主要作家、作品，对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予以启迪。
三、教学改革的基本思路与具体方法
面对学科合并后的挑战，面对校园的人文精神冷落，面对大学生群体中名着阅读量极小的现实，面对教学内容作品多、地域广、时间跨度长的特点，如何在21世纪的新时代条件下搞好外国文学教学，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昔日拿着纸页发黄的讲稿“满堂灌”的教学模式、习惯了的“文学背景——作家简介——作品分析”的讲授模式，必须代之以充满锐意创新精神的全新外国文学教学模式。因此，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的改革迫在眉睫。
1、教学改革新探索及思路
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本是该学科两个重要的概念。1827年歌德从“各民族文学间的相互容忍”和“作品具有普遍的全人类意义”两方面提出“世界文学”（德语复合词Weltliteraur）的构想：“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①研究者据此认为文学是不断进化的有机体，从民族文学到世界文学，体现了人类文学的伟大进步，论者确信，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日益临近，相互影响日益深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文学正在形成。韦勒克•沃伦认为世界文学除歌德赋予的涵义外，还指全球各民族文学的总和，或指那些享有世界声誉的优秀作品，他较早认识到世界文学对于比较文学的重要性，他这样界定比较文学：从一种国际的角度研究所有的文学。从中我们看到两种涵义的世界文学：一个着眼于文学发展前景的理论构想；一个立足于划定比较文学的对象和角度。而在国内“世界文学”却没有在学科的理论构建中真正发挥作用，起支配性作用的是“文学关系”说。比如陈惇、刘象愚著《比较文学概论》给比较文学下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定义：一种开放式的文学研究，它具有宏观的视野和国际的角度，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界限的各种文学关系为研究对象，在理论和方法上，具有比较的意识和兼容并包的特色。把比较文学界定为对各种“文学关系”的研究，这是中国学派较为一致的观点，而“文学关系”是一个差异性概念，在文学关系的研究中，国别、民族、文化差异等外部因素是其关注的中心，对它的强调消解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系统性和内在的同质关系。
由于新学科的诞生，进入核心课的外国文学在大学中文系的地位获得极大改善。“外国文学”在“中国语言文学系”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得以根本解决。但学科合并后，学科内部与比较文学的矛盾却凸现出来。从新学科的命名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不能够彼此替代，而应该保留各自本原特性，在更高层次上进行整合，以达至文学研究的新境界，但实际情形却不全然如此。硕士研究生招生方向一贯是学科发展的晴雨表，通过互联网，仅就2002年全国有硕士招生资格的50所大学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各大学的招生方向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原先没有世界文学专业，在新学科的招生方向中，也没有世界文学方向，而全是中外文学关系的方向。第二类如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原先有世界文学专业，在学科合并后，世界文学方向的重要性降低，把重要精力转向中外文学关系的方向。第三类如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等，在二级学科下，没有设具体方向。这些学校以前有世界文学专业，学科合并后在发展方向上尚不明朗，现有师资以世界文学为主。第四类以上海师大、苏州大学、武汉大学为代表，他们在招生方向上，有中外文学关系方向，也有世界文学方向，二者并重。新学科在研究方向的设置上，应该是比较文学理论、中外文学关系、世界文学并重，上海师大一类大学的做法较接近这种理想状态。②在大学中文系，世界文学就是外国文学。它包括外国单一作家、作品本身的研究，包括国别文学的研究，包括区域文学(如欧美文学、东方文学、拉美文学等)及总体外国文学的研究，同时，它也包括含有中国的世界范围内全部的文学的研究。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一百多年间，外国文学研究在中国取得了空前的实绩，而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只是近20年才形成规模的，在新的学科中，需要有中外文学关系的维度，也需要有纯粹外国文学的维度。从学科的整体发展来看，世界文学无疑是比较文学基础，而比较文学则是世界文学的研究方法，二者之间的确存在着知识平台与方法论的互补性。世界文学在新学科中不仅要维持它的存在，更要推动它的发展，因此，我们需要在更高的层面上认识世界文学的意义。不论世界文学作为对象还是角度，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就像聂珍钊在2002外国文学年会所说：外国文学史本身就有比较文学的特点和内涵，外国文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二、课程设置及知识体系的完善
按教育部的部署，从1999年起，师范院校逐步以“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取代原来的“世界文学”或“外国文学”。因此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其中有很多需要研究的问题。本专业课程设置、专业方向、教学的内容和方法等都要进行全面改革。但迄今为止，很多条件不具备的大学和师范院校都还没有开设“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我们还是按原有的外国文学教学计划、教学内容运作。课程怎样设计，如何安排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如何调整，教学方法如何改善，这正是我们需要探讨和急需解决的问题。根据教育部有关课程教学的要求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学内容的需要，我们按照现有师资和在中国文学教学的基础上，认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课程设置可分这样几个科目实施教学：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外国文学史（欧洲部分至一战前）；东方文学经典选读；20世纪诺贝尔文学选讲。并在这些课程中贯穿中外文学关系比较研究的具体内容。
1、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34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分二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比较文学的各个层面及研究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科际整合研究等方法；使学生认识比较文学的本质以及研究比较文学的途径和方法，侧重理论的说明，学习和研究比较文学的方法。第二部分讨论比较文学的各种范畴以及不同的流派和文学运动与思潮，兼及个案示例，通过案例的分析可使学生知道怎样以比较的思维阅读世界名著，从事鉴赏和研究。
2、外国文学史（欧洲部分102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旨在通过选读外国文学名著的重要作品，使学生对世界文学有系统认识，帮助学生理解中西方文学的异同。学生通过从不同角度审视中国文学在现代世界文坛的位置，在对世界文学有认识之余，也可以对比较文学及其研究的趋向作出更全面的沉思。本科目将会通过选读外国文学名著（诗歌、小说、戏剧等）使学生掌握西方文化观念下的重要文学现象、主要作家、作品和评鉴能力。授课时可以刻意引介所选文本背后的文艺思潮、文学运动来培养学生的比较性思维观念。
3、东方文学经典选读（34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旨在重点学习东方文学的经典作品，作为外国文学史课程知识体系的必要补充，使学生了解世界文学发展历程中东西方文学的差异化及相互影响。接受中国以外的其他东方文化背景中的作品信息，形成更为广阔的比较文化视野。本科将会通过选读国外东方文学名著诗歌、小说、戏剧等使学生掌握东方文化观念下的重要文学现象、主要作家、作品，提高评鉴能力，进一步强化学生的比较性思维观念。
4、20世纪诺贝尔文学选讲（34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旨在重点学习20世纪诺贝尔文学获奖作家的代表作品，作为外国文学史课程知识体系的必要延伸，使学生了解世界文学的最新发展及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与传统文学间的继承和反动。接受更接近于我们的生存时代的文学作品精神信息，并对我们现代意识培育和生存观念更新产生直接影响。本科将会通过选读20世纪产生了广泛而深刻影响的诺贝尔文学名著，使学生掌握作为20世纪重要文学现象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观念，并理解主要作家、作品，对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予以启迪。
三、教学改革的基本思路与具体方法
面对学科合并后的挑战，面对校园的人文精神冷落，面对大学生群体中名著阅读量极小的现实，面对教学内容作品多、地域广、时间跨度长的特点，如何在21世纪的新时代条件下搞好外国文学教学，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昔日拿着纸页发黄的讲稿“满堂灌”的教学模式、习惯了的“文学背景——作家简介——作品分析”的讲授模式，必须代之以充满锐意创新精神的全新外国文学教学模式。因此，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的改革迫在眉睫。
1、教学改革新探索及思路
（1）强化人文精神，重视非智力因素。当代教育首先表现为综合素质培养，而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单纯的知识，而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非智力因素。这是衡量大学生道德品质、人格完善和文化学识等方面成长的基本标准。正如启蒙思想家洛克所说：一个只要科学不要人文精神的人，是只有知识没有智慧的人。人文精神是大学教学永恒的主题，外国文学积淀着西方人文精神的深厚内涵，“自立自强自尊”和崇尚个性自由的人文关怀与当代大学生息息相通。从古希腊以人为本的理念到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从卢梭对人性的张扬到雨果、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及其20世纪文学对人性回归的呼吁给我们提供了人格修炼的丰富营养。因此，弘扬人文精神和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应该成为外国文学教学的基本价值理念。在外国文学教学中，注意培养个体意识的健康发展。对于生长在重群体而轻个体的中国文化之中的中国青年学生的健全人格培养，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教学中，要使青年学生通过文化比较认清：西方文化重个体而轻群体的传统的优点和弊端，懂得如何从体现个体自由精神的西方文学中获得可贵的借鉴，同时也认识到西方个体自由传统的实质及其消极因素，以及经过现代诠释后的中国重群体的传统所具有的积极价值。
（2）优化教学内容，实施“精品”教学。外国文学内容十分广阔、流派纷呈、名家灿若星河、佳作汗牛充栋。教学内容选择要根据全新的理念、全新的标准和学生的实际：一是理清线索，帮助学生获得整体的文学发展观念，这是教学的基础；二是大胆舍弃，压缩重点作品数量，提升作品分析的广度和深度，在大家中选更具类型代表和艺术价值作家且只选一部作品（具有深度和文化含量）探讨分析。三是注意学术动态、开拓发现视界，讲授自己的科研发现和研究方法。因此，注重创新思维和方法论启迪就成为外国文学教学的制高点。四是对研究对象资源几近枯竭、研究资料沉积太多的作家作品可引导学生在课外学习整理，以减轻教学负载量。在优化教学内容的同时，切实突出教学内容的重点、难点。就整个外国文学的发展而言，古代是原点，近代是重点，现当代是难点。讲授的重点部分再分出次重点。如希腊神话、人文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其中神话原型、莎士比业、塞万提斯、拜伦、托马斯•哈代、雨果、巴尔扎克、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等，应是重点讲授和学生重点学习、掌握的作家，而像《圣经》、《罗密欧与朱丽叶》、《傲慢与偏见》、《简•爱》、《罪与罚》等这些阅读性较强的作品可视为次重点。而20世纪文学，重点是现代主义文学，现实主义作品为次重点。现代主义文学离我们的时代生活距离远，人们对各种艺术鉴赏还未能拉开时空距离，很多问题少有结论，这是我们教学的难点。教师把重点、难点讲深讲透，学生深刻领会，能举一反三。略讲部分，教师精心设计“作业与讨论”，督促学生自己来完成。
（3）增加批评方法在外国文学教学中份量。首先，用文艺理论准确地为作家作品定性定位，作为学生阅读作品前必要的知识准备，也是深入理解作品的基础。作家的创作已有了某种标签或是受到某种文学思潮的影响，决定了他的艺术思维和表现视角，只有理解了这些内容作品分析才能落到实处。其次，针对不同的作品选用适当的评鉴方法。譬如用马斯洛人格理论分析《哈姆莱特》，用基督教教义理论分析《巴黎圣母院》，用女性主义理论解构《简•爱》等，尤其是现代主义作品已很难再适应社会历史批评，而必须选用适合于它们的新批评方法。选有代表性的作品作为个案，用适当的文艺批评方法指导作品分析，不仅教给学生方法，也激发了学习兴趣、提高了课堂教学的量和质。再次，增进与外界的交流，增强观念的包容性，兼收并蓄容得下多种不同的声音。随着中外文化的交流的深入，东西方观念撞击和相互解构，我们走进一个思想与方法多元的世纪，我们不能再以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用中国文艺理论理解外国文学作品中的现象和问题，应该用外国文艺理论解读外国文学作品，更能准确地理解外国文学中难以理解的内涵。引导学生向文艺理论之门迈进，培养他们对文学和文艺理论的兴趣，提高理论素养，这也是大学高年级外国文学教学的重要任务。
（4）打破学科界限，丰富文化含量。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科整合为外国文学教学打开了新的视界，教学中应该打破学科界限，注意文学与历史、哲学、心理学、宗教、艺术、自然科学等的联系，丰富外国文学课的文化含量。特别注意把各民族的文化与文学融为一体，使学生在学习外国文学知识的同时，提高文化素养，达到拓宽知识领域、强化素质教育的目的。在教学中，注意寻找契合点，挖掘品德培育和人格提升的内容，如通过《被缚的普罗米修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加强人生理想教育；通过《罗兰之歌》、《羊脂球》等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通过《高老头》、《美国悲剧》等强化社会批判意识；通过《荒原》、《等待戈多》等理解现代人的信仰危机；通过文学作品中的爱情诗，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爱情观等等。
2、教学改革的手段与方法
（1）网络资源运用。置身于网络时代，现代化教育技术在城市中学开始全面普及，近年来高校的教学评估和教学成果评审对网络技术及多媒体教学格外看重，迫使已经走在了中学后面的高校加大投资完善设施，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更好的条件。外国文学教学面对图书资源严重不足和缺失，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来辅助学习和研究不失为一种较为理想的选择：一是到三年级学生掌握了这方面的知识和技术；二是数字信息资料全面，使用方便；三是能节省时间；四是作为教学内容的大作家及经典作品网络资源非常丰富。面对一部作品选择好话题和角度，学生尽可以各显神通，从不同渠道搜集到大量材料，再经自己整理消化在精心组织的讨论中见仁见智的阐述。其中主要资源库如：专家网页、超星数字图书馆、全国期刊全文数据库（web清华同方）、外国文学论坛以及多种光盘版电子图书资料，甚至直接让网络走进课堂，虽然会浪费一点时间却能激发学生更大的学习兴趣。所有这些窗口为外国文学教学提供了便利，只要运用得当使用熟练必然是“别有洞天”。
（2）现代教育技术运用。“人脑”＋“电脑”的多媒体课堂教学实现了图文声像兼具的理想模式，为课堂教学营造了一种民主、宽松、和谐的教学气氛，使学生的主体意识在生动活泼的、自由民主的氛围中得到全面激发，在一种新颖的、多维的思维空间展示进程中，教师和学生都成了积极的参与者，真正使从记忆型教学向思维型、创造型教学转变。学生不再是知识的储存器，而成为学习的主人。现代教学采用多媒体的辅助手段，如重要场景、精彩片断的音频、视频材料的运用，有渲染气氛、烘托作品人物和主题的作用，使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作品；再像播放一些诗词音乐、配乐诗朗诵会使学生对罗伯特•彭斯和普希金感受得更真切更深刻；CAI课件教学使教学内容密集的知识点予以很好的空间压缩，图表处理与文本的超级链接，更加方便实用而且功能强大；利用多功能教室的现代化摄像监控系统，尝试学生在教师退场的教学情境中，通过精心准备，实施自主组织教学或讨论，然后师生共同评点分析，实现真正的教学互动。当然，手段不是目的，从以人为本的现代教育理念出发，在外国文学的教学过程中，适当灵活地运用多种现代教学媒体的辅助，不能搞成电脑“满堂灌”淡漠了教师激情，眼花缭乱之中使学生应接不暇，失去课堂教学师生间必需的情感陶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