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当想起来的时候，就已经夜深了，几乎快到平时自己准备休息的时间了。
但我仍强迫自己坐在那完成那一系列目标，即使难度不大，但也是要花费上。时间精力的。
事实证明，我也的确做到了。这无疑是让我开心且无形中增加了我的自信心，原来有些事，你只要再坚持坚持，再耐心点，是可以通过努力去做到的。
而这一切也是源于我自己想改变态度的想法。
这个态度，就是你要不要认真做事的态度。其实一直有碰到还不错的机遇，但都有各种缘由错过或推托。细想来，但凡真正去坚持与面对，就不至于会很迷茫。
生态文明理论应当贯穿着总体性和系统论的哲学思想。本文以系统论和整体论为前提、以普遍与特殊为主线、以质量互变规律为核心，为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广阔的理论视野，构建了总体的理论框架，从而为当今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通过一种全新的视角以解决当前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真正让人类能够对解决生态危机这一当今难题有信心。
一、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论和整体论原则
生态文明的建设需要坚持系统论和整体论。系统论强调系统是由包含在其中的每个有联系的部分的共存体，而不是各个部分的随意拼凑。整体性质决定了系统内每个部分的职责和使命，而并不是系统中的每个部分所能改变的。人从改造自然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自己的社会制度，改造自然给人类带来大量的经济利益。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也给大自然带来了巨大压力，在这过程中我们所能看到更多的是生态系统已经在不断发生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世界的真正本源，包含在其中的任意一个部分对世界的影响都非常大，而且相互斗争，相互发展。站在系统论和整体论的角度上来说，生态文明本身是一个有机构成的体系，体现为系统的运行机制，其中每个部分或者每个要素都密切相关。人对自然的不断改变构建了当今的生态，而人类之间的交流以及所反映的社会关系深刻影响了文明。由此不难看出，生态文明离不开人对自然的改变，但更不能忽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对人的影响。
生态文明建设应将人与自然的关系放在首位，与此同时，新形势下人类之间的交流以及人与身心关系的不和谐也应该成为我们要考虑的问题，从不健康、不和谐转化为健康、和谐。马克思指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1]从本质上讲，人类在满足自身利益的同时破坏了生态原有的平衡。虽然这种利益是巨大的，但就是这种利益才让生态环境的问题愈演愈烈。因此，处理好隐藏在巨大利益后的社会关系才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要将尊重差异、互相促进的发展理念深入贯彻到生态文明建设当中，在生态利益上妥善处理好各民族国家之间存在的问题并且达成共识。环境的破坏不是一下形成的，隐藏在背后的利益集团往往对此更具有发言权。世界上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往往在发展自身经济的同时在别的国家排放出大量的有毒排放物，而且这种现象屡见不鲜，这不仅破坏了其他国家的自然环境甚至影响了全球生态。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经济不断发展，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必须将不同区域内的生态利益问题得到妥善处理。指出：“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与全过程。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2]构建生态文明不仅仅是需要建设经济，而是需要具有全局性战略思维的一种生态模式，需要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彼此相互照应、相互发展。人类通过不断发展自己，使文明逐渐丰富，而其中的各个组成部分拥有着不同的属性与内涵，只有让它们让彼此发挥自身最大属性，才能让系统性和整体性发挥最大功效，才能真正让人类文明迈向新一个台阶。
二、生态文明建设中普遍与特殊相统一的原则
生态文明建设应该在坚持普遍性的同时，同样强调特殊性的作用，真正做到普遍与特殊相结合。特殊和普遍、个别和一般的相互关系问题，始终困扰着人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了这个问题，指出对待人类优秀成果要批判地继承，在面对人类历史上的一切优秀成果的时候，并不是全盘接受，而是选择了一种批判继承的态度。面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时，马克思所表明的态度是扬弃，并且用了一种更为全面、更为系统的方式阐明了普遍与特殊的关系：一般和普遍寓于一类事物当中，并且从这一类事物当中抽离出来，而且是这类事物具有共同的特征。特殊则是指涉一事物在与其他事物比较的时候呈现出一种有别于其他事物的一种属性。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问题当中都包含着个别和一般、特殊和普遍的对立统一体。特殊和普遍相统一，对生态文明建设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实践导向作用。特殊与普遍的统一存在于任何事物当中，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脱离它，二者在事物当中相互发展和相互对立，紧紧把握二者关系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起着关键作用。当前我国正走在比历史任何一个时期都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刻，经济决定厚度，生态决定高度，我们的生态文明模式既要符合国情，也要根据地方特色不断调整，打造出一种新时期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模式。
中国幅员辽阔，任何时期其领域都足够让国人引以为傲，但也正是这个原因导致每个省份的经济文化政治都存在不同，每个地方所体现的生态文明进程和状态也是不一样的。十八大以来，在实践中所体现的生态文明已经逐渐成为三种模式：一是在整体中把握调整发展战略，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二是生态省的重点培养，进一步推进生态文明。三是抓住机遇，重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体而言，各省份积极根据自身特点都打造了一套生态文明模式。例如，厦门市通过不断努力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开辟出了一条生态文明的新道路：（1）打造生态城市，推进一体化进程，实现生态自然与和谐社会以及人文环境的有机统一。（2）通过生态保护法律法规和制度使生态文明建设得到进一步确立和保护。（3）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和加大环保投入来实现顺利发展转型。（4）加强环保意识宣传，组织群众积极参与生态文明相关活动，通过社会广泛参与的监督机制来妥善处理环境问题。（5）通过跨省市的积极合作协调，共同处理好自己区域内的生态问题。山东省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模式，既发展经济也同样强调绿色生态，并且始终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在坚持生态文明同时与企业、学界、民众积极沟通，真正做到绿色生态，大美山东。苏州市依托自身绿色生态优势，全力打造新型苏州、绿色苏州，创造以自然环境为主题的优质宜居环境。
三、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质量互变原理
关键词：生态移民反贫困人力资源教育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3年）》中指出重点支持连片特困地区的扶贫开发，而广西作为国家14个连片特困地区的扶贫攻坚战主战场之一，29个县被列入其中，并且这些地区主要集中在社会发展程度低、自然环境条件恶劣的石漠化地区。政府专门设立了异地安置领导小组，并对49个贫困县的特困人口外迁进行异地安置开发，截止2007年初，通过扶贫部门共安置大石山区贫困人口5万多户。造成广西大石山区贫困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是生态压力过大，由于尖锐的人地矛盾，过多的贫困人口依赖于十分有限的土地求生存，导致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进而出现因居住地的环境问题而不能在土地上谋生需要进行迁移的现象。在我国西部，人力资本的原始存量及其增量和结构间接影响着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人们可通过思想认识、人口压力、贫穷对资源的掠夺等方式对生态环境进行影响破坏。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国际上关于移民的主要理论是英国学者雷文斯坦（E.G.Ravenstein）的推拉理论（thePushandPullTheory），指出人口迁移是由迁出地的推力和迁入地的拉力两种力量决定的。西方学者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生态移民是解决PPE（人口、贫困和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近年来，针对生态移民我国学者米宝文，王梅兰（2008）从迁出地特征对生态移民必要性做出分析，指出迁出地具有环境恶劣、生态恶化、人口超标和人口贫困等特征。黄承伟（2010）指出贫困移民的特点迫切要求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国内外对生态移民及在此背景下的人力资源开发研究虽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仍存在不足。对生态移民问题的研究大多侧重在生态、经济和社会等宏观层面或抽象层次，而从人力资源这一微观层面的研究甚少。从研究方法来看，现有研究多停留在理论与原则层面的探讨，实证分析较少，理论与实践脱节情况严重。
BinaryLogistic回归模型
本次研究是以对应的贫困线为标准来划定移民贫困与否的，即贫困问题的特点是因变量仅有两个值，贫困发生（是）或者贫困不发生（否）。而常用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要求变量必须在间距测度等级以上，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连续型变量，并且要求在满足高斯-马尔科夫的假设条件下，误差项e还必须呈正态分布。因此，当对二值品质型因变量进行多元量化分析时，这种方法便不再适用，而BinaryLogistic回归模型克服了多元线性回归的这种缺陷，它可以很好的对具有两分特点的因变量进行相关的统计分析。
（一）模型简介
令事件Y发生的概率为p，p∈[0，1]，则1-p即为Y对立事件发生的概率，现对概率p进行Logit变换，即对p/（1-p）取对数ln（p/（1-p）），则ln（p/（1-p））∈（-∞，+∞），设x1，x2，…，xi为影响Y取值的变量，那么以ln（p/（1-p））为因变量，x1，x2，…，xi为自变量建立线性回归方程，并通过变换可得：
那么对于服从二项分布（0，1）的因变量Y，Y=1的总体概率为（Y=1）所对应的logistic回归模型为：
模型中α为截距（即常数项），βi为xi对应的偏回归系数，exp（.）是以自然对数e（e=2.71828）为底的指数。
（二）参数解释
优势（Odds）和优势比（OddsRatio，OR）。优势是指事件期望出现的概率（或次数）与非事件期望出现的概率（或次数）的比值。可以用公式简单的表示出优势与概率之间的关系，如果用表示二项分类变量事件发生的概率，即为非事件概率，用表示优势则有：。
优势比是用来反应二项分类中两个变量之间关系的一种指标。logistic回归模型中的优势比。将的优势公式带入经过logit变换的logistic回归模型可得：
模型中α为常数项，即当x1，…，xi=0时ln（p/（1-p））的值，βi为模型的回归系数，表示当xi之外的自变量保持不变时，xi的取值增加一个单位所引起的ln（p/（1-p））的变化量，也即logit（）或对数优势的平均该变量。但在logistic回归模型中，并不直接对回归系数βi做出解释，它解释的是优势比，也就是当自变量xi改变一个单位时，因变量对应的优势比平均改变exp（βi）个单位，用公式可表示为：
如果模型中存在虚拟变量，假设有k个分类，则需要且k-1个虚拟变量，每一个虚拟变量的优势比是相对于参照类而言，改变因变量优势的平均量。当模型中自变量的系数大于零时，意味着事件发生的概率会增加；反之，当系数小于零时，事件发生的概率则会减少，通过对自变量系数取值正负的判断，即可相应的得出该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趋势。
数据来源及处理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广西河池市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为考察对象进行了生态移民调研。2010年底环江县常住人口为27.23万，其中少数民族占地区人口的93.81%，通过收集的资料分析，环江县的移民现已占到县总人口的40.4%，且移民以苗族、壮族、瑶族和毛南族等少数民族为主，可见环江县的生态移民工程在广西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次调研共发出问卷147份，收回有效问卷121份，其中男性占54.84%，女性占45.16%，计量研究选取调研所得的移民家庭人均收入水平作为衡量移民贫困现状的依据，并将其记做Y作为模型中的因变量；将调查问卷中移民文化程度（小学，初中、高中及中专、大专及以上）作为教育（E）自变量计入模型。
（二）数据处理
因变量：2009年和2010年国家农村居民贫困标准分别为1196元/人和1274元/人，为了在模型中明确区分出生态移民地区的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本研究在参考这两个标准的前提下综合考虑移民调查问卷中的相应问题，现将人均年收入低于1200元的作为贫困人口并赋值为1，收入等于或高于1200元的为非贫困人口并赋值为0。自变量：对于教育（E）这一变量组，本文采用虚拟变量的方法对其进行处理，选取小学文化程度作为参照类，定义虚拟变量E1为初中文化程度、E2为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E3为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通过SPSS数据处理得到编码。
实证分析及解释
E（教育）作为自变量共有4个分类，将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定为参照类，则生成E1、E2、E3共3个虚拟变量。将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定为参照类。在选择自变量进入模型的方法中，由于本文是研究不同文化程度在反贫困过程中的作用水平，得出其不同的反贫困作用大小，对精度要求不是很高，故此本文选取Enter强迫进入法，即将所有自变量均放入模型中，再进行生态移民地区不同教育水贫困的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通过软件分析可知此模型拟合程度较好，能够用其建立相关的logistic回归模型。由表2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虚拟变量E1在0.05的检验水平下，p>α，接受原假设，即其对应的回归系数与0没有显著性差别，E1与因变量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联系，也就是说在改变贫困这一现象的优势发生比方面，具有初中文化程度和具有小学文化程度是没有什么差别的，若进一步分析也会发现，虽然在降低贫困优势发生比的过程中，两者作用效果近似，但E1的回归系数β1
由虚拟变量E2、E3的系数项B还可以看出，β2，β3
=0.146）则会使贫困发生的优势比下降85.4%，到达原有水平的14.6%。据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生态移民地区教育反贫困的过程中，基础教育对生态移民具有一定的反贫困效果，且具有初中文凭与小学文凭的反贫困作用无显著差别，而具有高中及中专、大专及以上的文凭相对具有于小学文凭而言更具有反贫困效果，且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凭比具有高中文凭或中专文凭的，在降低贫困优势发生比方面的效果更显著。
结论及建议
基于以上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的计量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教育作为提升人力资源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在降低生态移民地区的贫困优势发生比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在生态移民地区教育反贫困的过程中，基础教育对生态移民的反贫困效果具有一定作用，具有小学文化水平和具有初中文化水平就降低生态移民贫困优势发生比而言，两者均在一定程度上对贫困的发生具有抑制作用，但效果均不是很显著。具有高中及中专、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与基础教育相比，能够明显降低生态移民的贫困优势发生比，且文化程度越高这种作用越显著。可见，基础教育在生态移民反贫困的过程中只是起到基本的保障作用，而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脱贫，就要加大对高中及其以上的教育投资。
因此，在广西生态移民地区的反贫困过程中，政府应大力推进生态移民地区的教育发展，据此构建人力资源开发的主渠道：
完善生态移民地区基础教育，建立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智力支撑。加大生态移民地区基础教育经费投入，在满足教育基础建设需求的前提下，教育投入政策应实现由教室到教师的转变，并多渠道的优化教师队伍；建立符合生态移民特色的、有针对性的分级、分类评价指标体系，使对生态移民地区基础教育的评价更具有操作性和实效性，以促进该地区基础教育持续健康的发展。
改变生态移民对教育投资的成本—收益预期，促进移民地区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造成生态移民教育收益偏低的主要原因是移民教育发展目标的错位，即大部分生态移民是想通过对子女的高等教育实现对其城市合格劳动力的转化，而不是希望其成为知识型的现代化农村建设者，因此便会出现子女考不取大学、读书年限越长家庭经济状况越困难的尴尬局面。因此，在生态移民地区应根据该地区的社会经济特点，建立融合式素质教育模式：以实用技术为主、突出职业教育市场化，实现文化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的紧密结合。
参考文献：
1.敬嵩。西部人力资本投资结构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J].生态经济，2008（11）
2.DavidPopenoe.Sociology（10thedition）[M].Beijing：RenminUniversityofChinaPress，1999
关键词：鲁迅杂文；创作形态；变化
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大家，他在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是杂文，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
一、创作风格的转变
1920年中期，对于鲁迅来说这是一个具有标识性的时代，因为在这个时期鲁迅的杂文在创作风格上发生了转变。其实准确的来说，鲁迅在发表了《忽然想到（七）》这部作品之前，是将他自己本身的那种社会形象和在社会文化中的体现出来的价值是直接公开写在创作活动中的。所表露的是一种以坚决维护新文化运动和文学社会改革的理性思维，而很少带有自身的一种情绪意趣。而相对于那篇作品发表之后，鲁迅则就在杂文的创作中，在各个方面都开始转向灵活鲜明、热情奔放地展现个性。所以纵观在此之前发表的一系列杂文中，鲁迅虽有所探索和创新，但还是过于拘谨，这也就从另一个方面反映鲁迅也在谨慎地细化和控制着自己想要流露的个性，那种微妙的变化显而易见。鲁迅所发表的有八篇文言论文，这与在《新青年》中发表的白话杂文相比较，则就明显地呈现出落差来。这就说明鲁迅在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期间，就有意识地在避开那个他已往深陷其中的、有矛盾且复杂的思想。所以这种刻意的改变使鲁迅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那种潜藏在自己身上的乐观活力。鲁迅在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初兴时期始终保持着一种像是局外人冷眼旁观的态度，而将鲁迅突然从旁观者的角度转向为核心，这则引起了很多人的瞩目和评价。
二、道德伦理的凸显
在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之后，道德方面的伦理意识逐渐凸显，这也是一个新的重要变化。至今都没有一位读者或者评论者在对于鲁迅的作品时，会完全的忽视在作品中显现出来的反传统和启蒙的主题，但也有不能否认的是，伴随着解读以及评价的视角的丰富，我们其实是不难发现在这些作品中所存在的更为深刻的主题。当鲁迅在1908年创作了一系列的作品，这都是他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将自己对社会文化及道德伦理方面上的批评进行了公开。而等到了开始流血革命的年代，鲁迅的道德伦理蓝图就和现实的社会之间出现了显而易见的差别。从这方面也就可以看出鲁迅的思想由此变的消沉，另一个方面也开始慢慢地使鲁迅开始正视自我和对社会的批评。
《狂人日记》在表面上看，似乎是外向的，而实质上却蕴含着深层的悖反，鲁迅在1918年和1919年所写的杂文却与此前有所不同，它所展现的是新旧文化是绝对两极分化的和][对传统思想是坚决反对的。当然，这也并不是说鲁迅就完整而深入地反应思想，但这也确实是鲁迅重新返回社会舆论领域对自己以往的思想的一种新型的实践方式。他是把自己公开进行写作的行为当作是一种道德行为。所以当我们用一个时代的角度去^察对待鲁迅这一时期的杂文作品时，就会明显的注意到一个特点是，虽然大多这些作品记录和评论到的现象问题与新旧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似乎都没有涉及或者是设定在一个专门的范畴之内，与此相反的只是停滞在了一般意义上的经验层，鲁迅的作品所反映出来的这种经验则是靠文化历史和生活习惯中的零碎记忆和感受形成的。
三、创作内容的转变
在鲁迅所写的四十篇杂文中看，超过多半都是写于或者发表在之后的，但是以这些杂文的创作内容来看，是主要倾向在一般社会经验方面正视新旧文化之间存在的对衡，他是不会随便轻易的就去追随社会热点，这并没有使鲁迅在爆发而产生转变。所以对于将强烈的自赎意识带入到文化革命思潮的鲁迅来说，愈渐深刻的其实也就抹灭了他所认准的那些群体形象。曾经那个与旧文化和旧知识分子对立的统一体，也因此变得四分五裂，而分散在社会空间里的知识分子则越趋鲜明。
个人的自我意志其实是很难改变整个时代的风气，更何况对于鲁迅来说，他所想到和看到的抗拒时代风气的途径并没有抱有多大的希冀，另一方面鲁迅也是从中认清了分化出来的两类投机分子的真实面孔。其实也不难发现，1921年至1924年，这一时期其实是鲁迅在杂文的创作形式上和思想内涵这两方面的重新认识自我和展现自我的时期。
四、结语
鲁迅逐渐清醒的性情和气质，使得在这一时期内行如流水般的展现着他在文字方面的技能和创作体裁方面的独特创新，也展现着他在观察和剖析现实社会中具体的人和事方面的独特技能，而这一切都是来自于鲁迅在这一时期创作出来的杂文作品中的。
参考文献：
[1]王吉鹏，陈晨。鲁迅杂文：“悲喜时节的歌哭”――评《鲁迅杂文诗性品格研究》[J].党政干部学刊。2013（09）.
[2]崔建华。试析鲁迅杂文对汉代史料的运用与阐发[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