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劳动力转移经济增长述评
一、引言
估计和评价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宏观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是经济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多数研究表明，农业劳动力转移所引起的全社会劳动力资源再配置效应是改革开放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同时，经济增长又可增加就业进而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本文将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进行述评，藉此提出新的研究思路。
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一些学者从理论上推导并测算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张保法（1997）把结构变动因素纳入新古典经济增长方程，将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分解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加权和，反映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第二部分是资本和劳动投入在各行业所占比例的不同变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第三部分是各行业的产出占总产出比例的变化带来的经济增长。第二、三部分分别从要素投人和产出的角度，说明了经济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就是经济增长的结构效应。胡永泰（1998）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将GDP增长分解为资本积累、劳动力增长、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然后再将TFP的增长又分为劳动再配置效应和净TFP增长，依据相关统计资料计算得出：劳动力再配置提高了GDP增长率，使之在1979-1993年增长了0.9%-1.3%，占TFP增长的37%-54%。蔡和王德文（1999）引入人力资本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源泉做出了较全面的解析，它将经济增长源泉分解为物质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和未被解释部分，未被解释部分又分解为劳动力配置效应和技术进步，通过测算得到：1982-1997年，中国经济8.01%的平均增长率中劳动力配置效应达1.62%，贡献份额为20.23%。潘文卿（1999）首先将总产出增长率分解为劳动力增长率、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以及它们两者的乘积，然后再将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分为各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加权平均数和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劳动力再配置效应由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减去各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加权平均数得出。依据统计年鉴数据得出：总体来看，1979-1997年，中国GDP年均递增9.8%，总劳动生产率年均递增6.7%，劳动力再配置效应为1.6%，对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和GDP增长率的贡献分别达23.4%、15.9%。潘文卿（2001）利用同一测算方法得出：1979-1999年，在9.59%的GDP增长率中，总劳动生产率年均递增6.68%，劳动力再配置效应为1.69%，对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和GDP增长率的贡献分别达19.92%、13.89%。徐现祥和舒元（2001）在总结劳动结构效应测算方法的基础上，将潘文卿（1999）二部门测算法推广为N部门劳动结构效应测算法，并利用统计年鉴数据分别测算了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农业非农业产业间和广东非广东省间流动所产生的经济效应：1979-1998年，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为7.8%，在农业非农业产业间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为11.4%，在广东省和非广东省间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为1.5%。
考虑到劳动结构效应的时间阶段性和区域差异性，还有学者分时间和区域测算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李勋来和李国平（2005）借鉴Chenery（1996）计算方法，对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资源再配置效应进行测算发现：1978-2003年，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为1.9%，对总量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为22.4%，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7.9%；从时间维度看，20世纪80年代劳动力转移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效应（2.1%）大于90年代劳动力转移效应（1.4%），劳动力转移的资源再配置效应有递减的趋势；从空间维度看，劳动力转移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效应为2.2%，中部地区为1.7%，西部地区为1.5%，表现出明显的东高西低的区域差异。张广婷等（2010）利用1997-2008年全国29个省级面板数据测算发现，1997-2008年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劳动生产率提高和GDP增长的贡献分别为16.33%和1.72%；分地区看，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中部地区劳动生产率和GDP提高的影响要明显高于东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在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受益最小。
也有学者对农业劳动力转移导致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计量分析。徐现祥和舒元（2001）构造了一个简单的劳动结构调整模型，证明在劳动结构调整过程中，边际劳动结构效应递减，总劳动结构效应呈倒“U”型；计量分析支持该结论，且发现：劳动结构效应的大小因劳动结构划分而异，我国产业间的劳动结构效应还未达到最大值，总劳动结构效应在经济增长中也呈倒“U”型变动。胡兵（2005）将农业劳动力转移因素引入索洛经济增长模型，由此建立带有就业结构变量的经济增长计量模型，并使用1980-2003年全国时间序列数据研究发现：1980-2003年间农业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7.26%，超过了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0.85%。
而关于经济增长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作用和影响研究很少，程名望和史清华（2007）使用我国1978-200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岭回归方法发现：我国总体经济增长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有较大的促进作用，总体经济增长每增加1%，农村劳动力转移增加0.2654%。同时发现，工业、建筑业、服务业和农业经济增长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也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三、总结性评论及启示
总之，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学者们在理论推导、效应测算和计量分析上都给予了充分肯定；而对于经济增长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作用，也有学者给予了经验上的支持。但对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双向互动，无论是理论上还是经验上，似乎还无人关注，这是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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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力资源价格；劳动力资源投入量；劳动力资源转移；劳动力资源老龄化；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劳动力资源是指在一定时点或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拥有的具有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的总和的劳动适龄人口。劳动力资源的质量包括体质和智能两方面。中国劳动力资源的现状是数量丰富，质量偏低，在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产业之间分布很不平衡，合理开发和利用劳动力资源，对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怎样研究劳动力资源问题与经济社会系统之间盘根复杂的关系，有多种方法，相比于局部均衡模型，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GeneralEquilibrium，CGE）模型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研究方法，其在我国劳动力资源问题的研究与应用中并不常见。本文先对CGE模型作简要介绍，然后对CGE模型在劳动力资源问题中的使用进行综述，主要包括劳动力资源的价格、投入量、转移和老龄化问题，最后概括了劳动力资源问题可计算一般模型的基本研究思路与改进方向。
一、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简介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即CGE模型，描述了一个经济体通过对商品和要素的数量与价格的调整，实现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所描述的供给与需求均衡。相比局部均衡等研究方法，CGE模型能更详细地描述复杂经济系统内各种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关系，从而计算结果能较好解释现象发生的原因，并能更准确预测未来经济发展趋势。常用的市场机制如：完全竞争市场中价格与数量的波动，CGE模型可以模拟；一些非市场活动如：政府干预行为等，也能模拟。Johansen（1960）建立了描述挪威经济的全球第一个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经过50多年的修改、利用和完善，CGE模型在全球多个国家、多个地区、多个领域得到了广泛使用，且已成为应用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一个CGE模型通常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Robinson，1989）。其一，设置所要研究的经济整体。简单的CGE模型只由生产者和居民两个行为主体构成，常用的一般包括生产者、居民、政府和国外其他地区等行为主体，以及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等市场主体。其二，设置行为主体做出决策所依据的信号以及经济制度结构。其三，要有“供给需求均衡条件”，一个均衡可以看作是一组信号，行为主体基于这组信号所做出的决策都要满足系统约束，这组信号是使模型均衡的变量。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是实现市场出清和取得均衡的唯一变量。
二、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在劳动力资源问题研究中的应用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对劳动力资源问题的研究牵涉到很多方面，如劳动力资源价格、劳动力资源投入量、劳动力资源转移、劳动力资源老龄化、劳动力资源可持续性等其他问题，其研究领域小到一个市级流域，大到全球范围。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均能够把劳动力资源当作一种生产要素或者约束条件放入到CGE模型中，研究特定的劳动力资源问题与经济社会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CGE模型的一个特征就是包涵整个经济系统，能够容纳作为约束条件的劳动力资源问题。
劳动力资源问题CGE模型大体分为四类：劳动力资源价格、劳动力资源投入量、劳动力资源转移、劳动力资源老龄化。分类是为了阐述的方便，实际上因为劳动力资源的价格、投入量和老龄化等问题之间关系紧密，故一些模型也可以归到复合类。
1.劳动力资源价格。劳动力资源价格是劳动力市场中的核心，而CGE模型的自身特征使其能有效使用在劳动力等资源和各类商品的价格研究中。
Zhai和Li（2000）构建的CGE模型假定农业劳动力与产业工人呈CET不完全替代，认为城市和农村的工资差别决定了农村劳动力流动。Dixon和Rimmer（2002）同样是基于三部门CGE模型，劳动力不完全流动的前提下，指出农业与非农业部门间的工资差距决定农业人口流动数量。JohnGilbert和ThomasWahl（2003）利用静态CGE模型研究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正规和非正规部门，结果显示：非正规部门工资结构和正规部门就业机会对农村劳动力迁移有重要影响。沈可挺、刘煜辉（2010）构建了一个贸易品/非贸易品两部门CGE模型研究了技术进步前提下，工资和汇率的相互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其他假定不变，在贸易品部门技术进步比非贸易品部门更快时，抑制工资增加将使要素远离非贸易品部门，加重国内产业结构的扭曲程度且导致国内通货紧缩，提高货币升值压力；提高工资水平能减少贸易顺差、延缓货币升值压力，且不一定会造成通货膨胀，还对实际产出作用较小。
2.劳动力资源投入量。我国是劳动力数量大国，但在地区间、行业间分布不太平衡，劳动力资源投入到底对宏观经济起一个什么作用，各部门到底需要多少劳动力资源等问题，都需要进行周密的分析。而CGE模型考虑了包含劳动力的要素市场、产品市场以及不同的市场主体，同时也考虑了它们间相互影响与作用，是研究劳动力资源投入量对宏观经济影响的有效方法。
贺胜兵、刘友金、向国成（2013）利用区域CGE模型模拟了不同外生冲击对沿海产业发展和产业转移的影响。当劳动力投入下降5%时，沿海五省、长三角和粤闽地区对应的产业转移潜在规模分别为6322.69、4078.92和1927.15亿元，说明劳动力资源对沿海地区影响重大，也表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中西部地区吸引产业转移的重要优势。利果（2008）建立上海CGE模型来分析全市整体宏观经济。结果表明：来自上海市外的劳动力人口提高5%会使大多数行业的产出均有所提升、也促使大多数行业产品的区域内价格会有所降低，且使所有行业部门的城镇居民需求均有所提升；此外，外来劳动力人口增长5%造成全市经济体系价格水平有略微降低，也对城市和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有一些提高的作用。尽管来自上海市外的劳动力人口增多对全市整体经济的作用较小，但从总体上来讲均是正面的影响。薛俊波（2007）应用CGE模型研究了当农民工就业比例在城市各个行业改变时，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变化以及各项宏观经济指标的改变。实证表明：农民工在服务业、某些制造业中的就业比例增加5%后，尽管城镇居民的工资性收入有小幅度的降低，但是总的可支配收入并没有降低，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得到小幅度的提高，总体的就业有所提升，因而提高农民工的就业比例是缩小收入差距的一个有用办法。
3.劳动力资源转移。大部分情况下，劳动力资源转移便于各市场主体合理地利用劳动力，便于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合理地配置劳动力资源，进而便于增加社会经济效益，一些国内外学者运用CGE模型对劳动力资源转移问题进行了研究。
Williams（2003）利用CGE模型就墨西哥与美国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对美国经济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大量劳动力从墨西哥转移到美国，对美国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Hertel.T.（1996）采用一个扩展的单区域DRC-CGE模型测算了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对收入分配与城乡差距的影响，首要考察了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问题，结果表明：劳动力市场改革可以扩大从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流动规模，提升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最后能明显减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王飞（2004）首次利用多区域CGE模型研究中国劳动力迁移问题，指出劳动要素的自由流动对改善地区差距有一定效果，但对落后地方来讲，如果无投资的扩大和生产率的提高则落后地方的人均GDP会有所增加，而地方总GDP会降低。胡枫（2006）使用一项农村流动劳动力调查数据，数据包含农村流动劳动力的个人特点、家庭特性和所在地特点在内的影响我国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的各种因素，建立了一个三区域CGE模型定量研究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给各地区经济和居民福利所带来的影响。许召元、李善同（2008）运用一个30区域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政策模拟表明：区域间劳动力迁移能有效改善配置效率，提升经济增速减小地区间生活水平差距，但因为在一国内部资本流动性很强，存在“资本追逐劳动”的现象，故而不能缩小人均GDP的地区差距。尽管劳动力迁移增加了输出的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但单纯的劳动力输出并不能缩小同发达地区人均产出的差距。贾伟、辛贤（2010）应用CGE模型，研究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国民经济产生的影响。实证显示：农村劳动力转移增加了GDP，却拉大了各产业增加值间的差距；农村劳动力由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使农业产品产量下降而工业产品产量上升，农业产品价格上涨但工业部门和服务业产品价格下降；而伴随农村劳动力转移数目的增加，各产业部门产品价格变动幅度在下降。
4.劳动力资源老龄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医疗技术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劳动力资源老龄化会是一种趋势，此问题在中国未来几十年日趋严峻。国内外的部分专家学者利用CGE模型对劳动力资源老龄化及其对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等展开了研究。
Auerbach和Kotlikoff（1987）建立了一个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世代交叠CGE模型来研究美国的养老保险体系，此模型影响很大，简称A-K模型。此模型前提假设为每个人的寿命为75岁，工作期是20岁～65岁。工作期（20-65）：得到收入，交纳社会保障税且进行储蓄。退休及以后（65-75）：得到养老金进行消费，不储蓄。满足假设条件下，A-K模型探讨了人口老龄化特征和养老金政策对储蓄总量的影响。模拟了150年的经济变动情况，最终达到稳态。结果表明：储蓄率从1985年的12.2%降低到2050年的5.8%，此后会微微提高到6.3%，到达最终稳态。同时，虽然储蓄率减少，但人口老龄化的加重造成劳动力减少。与最初状态比较，最终状态的劳动力相对资本会更加稀缺，以致2050年工资将上升7%。Fougere（2005）构造了人口迭代的多地区CGE模型来研究人口老龄化对加拿大经济从2002年～2050年间的影响，结果显示：至2050年，人口老龄化导致加拿大的人均GDP、国民储蓄、资本回报率相对分别下降7.4、8.4、0.6个百分点；而实际工资相对增加4.6个百分点。Park（2007）应用CGE模型探讨了人口老龄化对芝加哥地区经济的影响，通过仔细分析分年龄段的消费行为、储蓄行为和收入情况，政策模拟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年龄结构不发生改变两类场景，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进行了阐明。Euijune（2011）建立一个韩国两地区CGE模型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国家经济在2006年～2030年间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引起劳动力下降，继而引起储蓄率降低、GDP增速放缓等影响。国内研究方面。李洪心（2005）构建一个OLG结构的多变量非线性动态的CGE模型，探讨了中国面临的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增长下降带来的挑战。政策模拟结果显示：在将来的五十年里，假如现在实行的现收现付型养老保险制度不改变，老年人口的迅速增长将引起国民收入、政府收入、以及人均消费水平增长减缓乃至出现负增长。但是，假如可以快速地创建和完善一个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渐渐削减基本养老金的工资替代率以减少劳动人口的缴费负担，以及维持国民经济连续发展，那么可以确保政府收入增加，劳动人口和退休人口的生活质量不至于降低。PengXiujian（2008）基于动态CGE模型研究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前后的2008年～2022年间的国民经济，基准情景为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城市农村间劳动力转移当作政策变量，研究表明：中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推动劳动力城市农村间转移对中国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且作用足够补偿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发展放缓等负面影响。
三、结论与讨论
本文综述了CGE模型在劳动力资源问题研究中的运用，研究领域包括劳动力资源价格、劳动力资源投入量、劳动力资源转移、劳动力资源老龄化等。时间范围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空间范围从一个市级流域到全球。从而能够看到，CGE模型足以面对很多劳动力资源问题以及与经济社会系统的互相影响展开研究，不但能对劳动力资源的价格、投入量、转移、老龄化等题目实行特定的模拟研究，而且能对劳动力资源的各种政策组合实行模拟，从而找到最好的政策组合。
劳动力资源问题和CGE模型连接的关键是怎样把特定的劳动力资源问题与经济社会系统关联起来。大体有4种办法：其一，将劳动力看成一种重要生产要素，经过生产函数进入模型，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可以有里昂惕夫生产函数形式或CES生产函数形式等；其二，对行业进行细分，可以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等，再模拟同一种政策对不同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及其比较；其三，劳动力市场动态方面，劳动力资源的供给方和需求方呈现一种动态特征，再通过供给方程、需求方程以及均衡方程进入CGE模型；其四，前面三种办法的各种组合，基于数据的可得性以及所要研究的具体问题，采用不同的方法或组合。
CGE模型使用在劳动力资源问题研究中目前还处于摸索发展阶段，具体的使用不是很多，国内的运用则更加有限，其方法也有待完善。主要表现在四方面：其一，是获取数据的难度，目前有关劳动力资源问题的统计数据不太满足建立CGE模型的需求，特别是在微观企业层面的数据以及数据的时效性方面；其二，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是非完全竞争市场，使用时需要依据具体情况建立合适的CGE模型中的特定模块；其三，劳动力资源和经济社会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联系较为复杂；其四，面对中国具体情况，目前社会处于转型时期，劳动力资源市场在东中西部之间、在城乡之间、在不同行业之间、在国内与国外之间等都存在较大差异。正是由于CGE模型在劳动力资源问题研究中的使用存在诸多不足，同时由于CGE模型自身的优势以及劳动力资源问题的重要性，从而使得CGE模型在劳动力资源问题研究中有更大的潜力与动力，其应用前景将更加广泛与深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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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劳动关系问题是我国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劳动关系研究也是我国当今经济学和社会学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此问题给予了分析和研究。本文从我国劳动关系的研究现状入手，结合我国国情对和谐劳动关系与事实劳动关系的研究进行了归纳总结。
关键词企业劳动关系；事实劳动关系；和谐劳动关系
【作者简介】申宸鸣，河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劳动经济学；杨新，河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
一、国内劳动关系研究现状
（一）劳动关系的理论研究
目前大多数国内学者的研究仍然集中在马克思主义劳动关系理论研究，以及我国建国后劳动关系在不同时期的特点，不同所有制形式的劳动关系比较等问题。关于马克思劳动关系理论在当代的理解和应用，周昱今以马克思分工协作理论作为视角，研究在生产力发展和劳动过程的进化中分工协作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以及对劳动关系的制约。他认为分工协作是生产力发展所必须采取的形式，其反映人类有意识活动的特征。以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为根据，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分工协作关系，是我们达到发展经济战略目标所必须完善的一个基本环节。洪银兴教授认为，在私企中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不仅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且也是劳动要素之间的合作关系，他指出，在许多方面，资本不再是起主动性作用的要素，它可能被其他要素所利用或雇佣，而不是它利用和雇佣其他要素。在这里资本收入与其他要素收入一样，仅仅是要素所有权收入而已，不存在谁剥削谁的问题。张庆伟（2007）将剩余价值理论作为基点，对剩余价值产生的前提、过程、方法与分配对劳动关系的实质影响做了新的阐述和归纳。
权衡、徐峥研究指出，马克思所提出的“文明化趋势”以及其内在逻辑对于解决当今中国资本与劳动关系问题有着重要意义。他们认为，所谓资本的文明化趋势，从一方面来看，资本具有提高生产，扩大市场，促进生产力提高，带来人类物质文明和社会进步的一面。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资本本身价值增值过程中存在生产关系，而这种生产关系内在地包含了由于劳动力买卖而形成的剥削剩余价值的关系，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有其内在的逻辑矛盾和局限性，甚至极其残酷和野蛮的一面，造成的结果就是资本两极化。而中国必须从加强劳动合同保护、改善收入分配关系、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通过法律制度建设、政府干预等方式缓解资本两极化带来的内在矛盾和问题。
胡磊认为马克思劳动关系理论有着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同时也具有历史局限性与内容的开放性，需要后人的不断实践检验和拓展。在当代中国，应当立足于时代化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劳动关系理论的中国化。孟婕教授（2011）在对劳动价值论研究的前提下，论证了资本和劳动在价值创造中可能存在的正和关系。冯同庆（2012）通过研究劳动关系理论的范式在中国的应用，分析了当代范式对于中国社会的价值与其中存在的问题。
耿永志、牛银亮研究认为，应以利益共享为出发点，从劳动价值论、公平分配论以及人力资源理论的视角，来研究分析转型期的劳动关系。认为不论是代表资本权利的资方，还是代表劳动者权益的劳方，只是一种分工的不同，他们之间是相互合作的关系，都在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做贡献，并且共同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果。晋利珍认为，企业劳动关系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建立中，呈现出了一种以公平交换，公共利益为基础的发展特点。伴随着加入世贸组织以及知识经济的到来，劳动者的内涵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智力支出大于体力支出；劳动者之间的劳动效率差异逐渐拉大；高智能与高效率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从属地位开始改变；雇员对雇主的依赖性也发生了变化。可以预见，未来的一段时期，劳动关系将呈现出“三方权利”的特点，即劳动者、企业和政府在劳动关系中的力量对比将日趋平衡。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劳动关系的理论研究经历了从初始到沉寂又到现在的重启及进一步发展的过程。首先是思想的解放，反思以前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理解，对劳动关系及其理论也有了更新的认识，且随着体制改革的推进，理论界对劳动者权益及工会问题等研究也更多起来，并引发了对劳动关系理论的研究。如今形成了包括注重劳权的理论演绎说，注重产权的实证归纳说，注重国家特色的实证说以及其他多学科视角的劳动关系理论学说。总体上都是朝着照顾各方权益，注重公平效率的和谐劳动关系理论发展。
（二）劳动关系的实证研究
1.关于对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和私营企业劳动关系的比较研究。郭庆松（2006）认为，国有企业劳动关系的和谐是整个社会和谐劳动关系的基础，应当发掘马克思劳动关系理论的当代意义，重视劳动关系管理过程中的人力资源管理，适当调整与限制管理方的权力与资源，充分重视劳动者劳动权力虚置的问题，调整工会政府企业等各方面协调劳动关系。周扬波、马艳（2008）研究认为在股份制企业的劳动关系中呈现出产权主体多元化，利益共享化以及利益关系复杂化等特征，而协调股份制劳资关系利益，一是要正确处理好劳资关系利益和产权关系问题，劳动者持股是劳资合作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制度，但由于很多相应政策落实不到位，过于注重股东权利而忽视劳动者利益，劳动者并没有得到很好保障，因此在理清产权关系的过程中还要理清劳资关系问题，重视劳动者劳动权益，同时完善劳动法，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并从组织上保证劳动者的利益；二是要协调好工会与公司管理机制的关系，处理好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党委会、工会、职工代表大会间的关系，提升劳动者话语权，加强工会力量；三是要加强政府差别调节劳资利益关系制度，根据劳动者、企业法人、经营者在股份制企业中的地位和角色来对其利益关系进行调节。吴宏洛认为，虽然我国的私营经济和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相比有着本质不同，但它们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性上又有着一致性，若不加约束，这种行为必定会侵害到劳动者利益，应通过政府来建立一套协调各方利益的集体协商制度来解决这一问题。
2.事实劳动关系研究。我国学界对何谓事实劳动关系一直存在争议。1992年3月劳动部办公厅《关于全民合同制期满后形成的事实劳动关系问题的复函》中将其表述为事实劳动关系是劳动关系合同期满后双方未继续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形。萱保华认为事实劳动关系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既无劳动合同又存在着劳动关系的一种状态。竹文君认为事实劳动关系是一种形式要件不合法而实质要件均合法的劳动关系。而我国劳动部门目前对事实劳动关系所做的官方界定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在实际的事实劳动关系中，其概念的外延也是在不断扩展的，有些不具备用人资质的“包工头”雇佣工人等，也经常被认为是事实劳动关系。
（1）事实劳动关系的含义。目前，在适用范围方面，学界的主要争议在于如何认定事实劳动关系。王飞认为，双方无书面劳动合同且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叫做事实劳动关系，包括“自始至终都未订立劳动合同”“原劳动合同到期，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以书面形式续订，但劳动者仍在原来单位履行劳动义务的”和“未在原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下，没有征得原单位同意在其他用人单位实际就业的”。徐妍认为，除了以上所说的情况外，还应该包括“因履行无效劳动合同而产生的事实劳动关系”。曹可安认为，事实劳动关系只有两种类型，“无书面形式的劳动关系而形成的事实劳动关系”以及“当事人履行无效劳动合同而产生的事实劳动关系”。
（2）事实劳动关系的研究脉络。事实劳动关系的研究大概分为两条主线：一是劳动关系研究主线；二是劳动合同研究主线。首先来看劳动关系研究主线。劳动关系研究主线主要是指以单个劳动关系为核心，研究其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强调劳动过程中的事实关系。常凯引用日本学界观点，将个别劳动关系表述为“形式上的财产关系和实际上的人身关系、形式上的平等关系和实际上的隶属关系”。也就是一种表面上平等而实际上不平等的关系。所以，从保护劳动者的角度来看，应当以实际履行为原则来调整劳动关系。国外比较成熟的事实劳动关系理论大多依照此研究方法。如德国的事实契约理论认为，在法律主体存在强弱之分的情况下，就要以事实上的契约关系为基准。日本的一些学者也研究认为，劳工在与雇主之间如果存在着从属关系，就可推定劳资双方已经在事实上形成了劳动契约，这就是日本的劳动契约说。其次来看劳动合同研究主线。劳动合同研究主线主要是以劳动合同为核心，研究劳动合同在劳动关系中的重要作用，进而研究在有效劳动合同缺失情况下的劳动关系问题。在理解劳动合同时，我国学界和立法部门将其等同于劳动合同书，看做是一种行为模式，而很多国外立法部门则更倾向于将其视做一种劳动合同行为，即一种法律事实。王全兴认为，事实劳动关系是“一个与劳动合同形式相关联的概念”，劳动法虽然规定劳动合同应采用书面形式，但没必要将书面形式作为劳动合同的有效要件。我国现行立法承认书面合同，而对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基本采取否定态度，这使劳动合同缺失或有缺陷时，劳动关系的合法性遭到质疑。国外有学者研究指出，劳动合同应当更看重缔约双方的履行过程，而不仅仅是书面的劳动合同。
（3）对于事实劳动关系的效力，学界分为三大观点：事实劳动关系无效论；事实劳动关系模式转化及利益保护论；扩大事实劳动关系范围而进行全面保护论。第一，事实劳动关系无效论。我国劳动法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合同；违反法律法规的劳动合同属于无效合同。王昌硕认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形成的事实劳动关系，如果无合法有效的书面劳动合同，都应归于无效，对其产生事实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应进行严厉的行政处罚。徐智华认为，劳动合同才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劳动关系的法律依据，而口头劳动合同不具有法律效力，事实劳动合同从法律上讲是一种无效的劳动合同关系。第二，事实劳动关系的模式转化与利益保护。模式转化理论认为，只有当事实劳动关系转化为法律认可的劳动关系，才能适用劳动法，而转化前产生的利益应受到法律保护。第三，全面保护理论。全面保护论认为，当前的世界各国劳动法立法对于事实劳动关系一般都会采取保护态度。我国在劳动法未经修改的情况下，应当尽快制定出有效的事实劳动关系履行规则，来保护事实劳动关系。
三、中国劳动关系调整的对策研究
（一）中国劳动关系发展与调整的目标——和谐劳动关系
和谐劳动关系的提出是以“十六大”为标志，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十六大”之前，“和谐”被当作定语提出来，称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二是在“十六大”以后，随着和谐社会的提出，和谐劳动关系也被明确。苗丰仁认为通过建立和谐劳动关系推动建设和谐社会是王兆国于2005年在山西省考察工作时提出的，并强调只有实现劳动关系上的公平正义，才能保证和谐社会的顺利实现。
所谓和谐劳动关系，王贤森认为所谓和谐劳动关系，是指处于一定组织状态之下相互沟通、依法协调、有序参与、积极有为、公平正义、和睦相处的劳动关系。李培志认为和谐劳动关系的实质是劳动关系主体的双方利益的和谐，是劳动关系主体双方权利和利益的平衡。高爱娣指出和谐劳动关系是在国家、社会、企业、劳动者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劳动关系双方有着不同的具体利益要求，但权利与义务相对均衡的劳动关系，是能够将劳动关系各主体的利益诉求纳入法律和制度框架范围内，依法予以实现和保障的劳动关系，是能够通过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结合，自我化解和消除利益冲突，促进社会的公正与公平的劳动关系。
和谐劳动关系的特征，张安顺认为是七个方面，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是法治型、合同型、组织型、均衡型、民主型、合作型、救助型。王德明认为和谐劳动关系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和谐社会的特征体现在劳动关系上是让劳动者劳动更有尊严、生产更加安全、分配更加公平、生活更有保障。高爱娣将和谐劳动关系特点概括为三个：一是劳动关系主体双方利益的一致性与合作性；二是劳动关系运行机制的法制化和规范化；三是劳动关系协调方式的自主性和市场化。叶迎春与夏厚勋认为，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有四个特征：一是职工的劳动权益得到充分的保障和实现，劳动用工规范，并建立起相应的机制，兼顾好国家、企业、职工三方面的利益；二是劳动关系主体双方权利和义务对等，职工和企业在地位上完全平等；三是劳动关系相对稳定，职工流失率处于合理水平；四是效率和公平相统一，职工与企业形成双赢格局。黄任民则更简练地总结出“四化”，即劳动关系主体明晰化、劳动关系运行市场化、劳动关系类型多样化、劳动关系调整方式契约化。
（二）中国劳动关系发展与调整的对策措施
1.新中国建立初期调整劳动关系的主要经验。王强研究认为，建国之初党和政府将保障工人与资本家双方正当权益的“劳资两利”的思想方针确定为劳资关系的基本方针政策，在《共同纲领》中，一是要保证私营企业工人的权益，保障工人的就业机会，制定劳动标准体系，建立劳动保护制度；二是保障资本家的正当权益，包括保障资本家的政治利益，保障私营企业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包括资本家的经营权、财产权和用人权；三是构建私营企业的和谐劳资关系，具体包括以订立集体合同为主来稳妥解决劳资纠纷，通过成立劳资协商会议来全面协调劳资关系，通过劳资协商来解决矛盾以减少劳资对立和对抗。
2.企业劳动关系及工会作用研究。乔健研究认为，劳动关系在民营企业中呈现出范市场化、全球化和非均衡的“资强劳弱”的趋势。第一，伴随着民营经济成为我国经济的主体，劳动关系双方主体进一步明晰和独立。由计划体制下国家作为全社会代表的利益一体化的劳动关系，转变为企业和劳动者两个独立的利益主体之间的雇佣劳动关系，劳动关系的运行机制也由政府的行政控制为主转变成市场调节为主。第二，从个别劳动关系向集体劳动关系转变。在市场化条件下，劳动关系双方的利益差别、利益分化乃至利益冲突正面临不断扩大的趋势。同时，在迅速发展的非公有制企业中，劳资双方的利益差别和分化更为巨大，这都导致劳资之间矛盾和冲突不断加剧。第三，中国劳动关系在主体结构、劳动标准、调整方式等方面也开始出现了国际化的趋向，即劳动关系已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内部事务，受到国内法的调整，而且也直接受到国际经贸规则和国际劳工标准的影响和制约。姚先国、任小平（2010）以广东南海本田工人罢工事件等为例进行实证分析，提出企业构建劳动关系应重视工会作用，通过政策支持和资源配置优势使劳资双方从非合作博弈转化为集体谈判制度下的合作博弈。常凯在研究中主张工会应当尽力发挥其作用，但在目前工会无法形成集体力量，劳资自身无法解决矛盾问题的情况下，政府公权力就应该介入。董保华在研究中从三方性原则出发，认为应该从法律制定的层面上，解决当前社会存在的部门利益法定化、团体利益法定化等问题，同时重视市场作用，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工会组织与雇主组织的角色定位，摒弃过去那种劳资双方对抗性的阶级斗争观念，政府更多定位于协调者的角色，积极促进双方的沟通与交流，才能形成真正的三方参与的博弈格局，才能有正常的劳资博弈。
对于企业劳动关系中出现的“资强劳弱”特点，陆学艺（2002）研究认为，在政治生活中，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企业主，正与社会管理者共同形成对经济与社会有着重要影响力的主导性社会阶层。常凯研究认为，随着改革深化，资本力量作为经济和社会的一种核心力量逐步扩张到政治领域之中，有产阶层不仅在经济上的权利地位不断上升和加强，而且其政治地位也在不断飙升。
论文摘要：当前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的研究可谓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要正确认识劳动价值论的研究方法和适用条件的区别，劳动价值理论的核心问题以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劳动价值理论从狭义走向广义，就必须了解劳动价值的由来。因为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必须是建立在尊重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之上，以求在新的历史时期科学的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劳动价值论的精髓。
1正确认识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方法和适用条件的区别
劳动二重性理论为劳动价值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马克思第一次把生产商品的劳动区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论证了具体劳动创造了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了商品的价值，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价值的本质问题，把劳动价值论建立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之上。马克思正是从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出发，在剩余价值论基础上，进而创造了资本有机构成理论，资本积累理论，资本主义再生产理论等等。而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学说发展了劳动价值论，解决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上的一个重大问题，既价值规律同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在形式上的矛盾。价值是商品的最大本质因素，所以分析商品实质上就是分析价值。无论简单商品经济社会还是发达商品经济社会，商品都是最简单，最普遍，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的经济现象，只有从此人手，才能了解价值的内涵，才能进而说明货币，资本，剩余价值等比较复杂，比较具体的范畴。然而有的人却以此为依据提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是：原始的纯粹的实物交换，没有贷币居问，更没有资本的余地，除劳动外的要素都是无偿的，劳动是简单劳动而不是复杂劳动。在超越了这些条件后，劳动价值论的有效性至少是值得怀疑的”。显然他是把研究劳动价值理论遵循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认定为劳动价值理论的适用条件，从而混淆了价值产生和发展的条件与价值研究方法这两个问题。
价值是商品经济的范畴，有了商品交换就产生了价值的问题，也就是说价值的产生和发展是与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相联系的，那么作为价值问题的研究也就会自然遵循这一原则。对此恩格斯曾指出，“不仅是纯粹的逻辑过程，而且是历史过程和对这个过程加以说明的思想反映，是对这个过程的内部联系的逻辑研究。”所以《资本论》第一章所分析的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的商品，并不是“在两个原始公社之问的原始物物交换中则在艰难地发展着的商品”，而是“充分发达了的商品”，诚然马克思在研究价值形式发展是从原始公社时的物物交换开始的，但这是基于研究方法的要求，即逻辑的展开要求与历史的发展相一致。可是这并不意味劳动价值理论仅仅只适用于研究的起点，恰恰相反，劳动价值理论正是遵循展开与历史的发展相一致的基础上，提示了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基本规律即价值规律，进而深刻地提示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
总之，劳动价值理论对价值问题的研究是遵循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要求即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逻辑的展开和历史和发展相一致的要求。而劳动价值理论所揭示的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基本规律，只要是处于商品经济条件下，劳动价值理论所包含的基本规律就会发生作用。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只有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才能促使生产力向更高的层次发展。并由此带动生产关系向前发展。如果简单的以所谓的现实已经超越了劳动价值理论的适用条件为由，而断章取义地曲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并且认为劳动价值理论过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有害的。
2劳动价值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创造商品的源泉问题。马克思一再明确指出抽象劳动是创造商品价值的源泉和实体
按照传统政治经济学观点，只有物质生产部门的体力为主的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然而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一个以知识创新为特征的新经济时代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信息技术和知识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经营管理成了除了资本，劳动力和土地之外的另两项重要的生产要素，而且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现代社会劳动的形式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劳动支出由体力为主变成了脑力为主现代劳动的知识含量空前增大，脑力劳动和主导作用日益增强。当然，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没有否认科学知识在创造价值中的作用。马克思曾明确指出“生产劳动就是一切加入商品生产的劳动，不管这个劳动是体力劳动还是非体力劳动(科学方面的劳动)”。但由于历史局限性，马克思当时不可能作出详细的分析和阐述。
3新的历史条件下，劳动价值论从狭义走向广义
3．1当代劳动价值理论的应用范围突破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界限
马克思当初创立的劳动价值理论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理论基石。目的是为了揭露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实质，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和运行特点。而马克思预示的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社会是不复存在商品，货币的社会，作为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经济规律将退出历史舞台。但现实并非如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在当今世界，劳动价值理论即要应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也要应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如果说，政治经济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的话，那么，劳动价值理论出同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3．2随着劳动内涵和外延的新变化，创造商品价值的社会
关键词：分歧；联系；结合
中图分类号：F0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11）04-0058-04
作为特定历史阶段和特定发展阶段人类智慧的结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皆对客观世界和经济实践活动进行了相对正确的理论分析。两者既有明显的相互对峙、相互竞争的分歧，也有显著的相互补充、相互耦合的联系。研究两者之间的分歧和联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结合之处，对中国经济学的构建不无裨益。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分歧
作为以公有制和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劳动的经济学和作为以私有制和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资本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具有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和主要观点，在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上具有很大分歧。
1.研究目的的分歧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揭示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目的，它不仅包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也包括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当然，前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出发点，而后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承接点。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剖析的目的在于探索、研究生产关系跟生产力结合的形式，以便于更好的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为分析、研究、预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并最终为使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奠定理论基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虽有反映自身经济运行特性的个别规律、特殊规律，也有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运行共性的普遍规律、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探索、分析、揭示经济规律的科学。与此不同，西方经济学探索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运行机制，其目的在于实现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生产者利润最大化及资源效益最大化。西方经济学在以私有制和“经济人”假设作为内在规律和根本前提的基础上，利用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严格的计量检验，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研究规范，它不仅对商品、市场、现代经济的微观机理进行了深刻剖析，也对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机理进行了研究。总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济活动分析的目的在于揭示生产关系极其变动的规律，例如剩余价值规律和两大部类协调发展规律，而西方经济学注重研究经济运行的具体过程和细致环节，其所谓建立在主观心理上的规律例如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和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规律。
2.研究方法的分歧
这一般表现在基础分析方法、一般分析方法和具体分析方法三个方面。在基础分析方法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物主义，而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例如，马克思以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为起点分析资本主义国家有效需求不足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西方宏观经济学凯恩斯理论却以“三大基本心理规律”为起点对其进行分析。在一般分析方法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矛盾分析方法、动态分析方法、科学抽象方法、强调从分析到综合、从简单到复杂、从个别到整体的分析、强调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而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包括实证分析方法、制度分析方法、结构分析方法等。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西方经济学对边际分析方法和最优分析方法、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流量分析方法和存量分析方法、长期分析方法和短期分析方法等的运用明显多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总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采取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逻辑和历史相结合的科学叙述的研究方法，客观地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发展、灭亡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整个体系、内部结构的运动规律，而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却大量运用经济计量模型对复杂的经济过程、微观经济现象、宏观经济现象进行量化分析与描述。
3.研究对象的分歧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其中生产关系包含物与物、人与物、人与人三种关系，而人与人的关系是其研究对象的本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研究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途径，也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揭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经济关系，虽然它也分析经济运行机制，但其侧重点在于解剖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制度。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分配给不同的个人”。其重点研究的是物与物、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虽然西方经济学也涉及经济制度的研究，但其侧重点是研究在既定经济制度下资源配置的方式和经济运行机制。很明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经济关系中深层次、本质性、实质性、原始性的问题，后者研究的是经济运行过程中浅层次、对策性、操作性的问题。总之，西方经济学是在承认现实的基础上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表层分析，其理论注重解释经济现象而非经济实体的价值度量和内在运行规律。与此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考察经济发展变化时，以物质的社会关系为起点，研究经济发展规律，注重揭示其现象背后的本质。
4.研究内容的分歧
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相互联系，后者是前者的概括和总结，而前者是后者的具体化和细致化。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分析经济问题的方法基础，着重经济关系本质的思考，而西方经济学偏重于描述和分析经济现象的表层。因而两者在许多重要问题的论述上存在观点分歧。例如：在价格和价值问题上，当代西方经济学家混淆价值和价格之间的区别，认为商品的价格取决于供求关系，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认为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而价格和价值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概念：价值是价格的基础；价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价格围绕价值波动；价格取决于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市场规律的共同作用；供求只是影响价格的表面因素，而价值才是影响价格的本质因素。又如工资问题，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工资等于劳动的价格或劳动创造的全部价值，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工资只是劳动力的价格，工人的劳动能力创造了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而工人只获取前者，资本家得到后者。再如经济危机问题，西方经济学界有供给学派的“总供给超过总需求引起危机论”、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引起危机论”、现代货币主义的“货币供应引起危机论”等众多版本，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联系和结合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等方面的显著差异，并不意味着两者无相似之处。实际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区别的目的就在于找到两者之间的联系，以此为基础找出两者的结合点，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奠定理论基础。
首先，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联系的基础上寻求结合。西方经济学研究如何利用稀缺资源以最大化地满足经济活动主体的需要，而经济活动主体利用生产资源体现了其在经济实践活动中改造自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因此，可以说西方经济学是对生产力的分析和研究，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是生产方式和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是一门注重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在经济活动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关系能动的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又受制于生产关系的发展。其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研究生产关系时必须研究生产力，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生产力时也不能回避生产关系，因此，以生产力变化规律为研究重点的西方经济学与以生产关系变化为研究重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以彼此切入，进而构建一门集全面性、系统性于一体的经济学。
其次，在使用价值和效用价值相联系的基础上寻求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使用价值是指物的有用性，这种有用性以物为载体，决定于商品本身的属性，而商品以其使用价值来满足人的需求和欲望。西方经济学认为，效用价值是物品满足人需求和欲望的能力，它具有稀缺性和有用性两个必备条件，即只有同时具备稀缺和有用的物品才具有价值。通过对比可知：使用价值和效用价值是物的有用性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使用价值和价值当作商品必备的、既相矛盾又相统一的两个因素：一方面，使用价值和价值共存于商品中，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价值的存在以使用价值的存在为前提，没有价值的物品可以有使用价值，但这只是普通的使用物品，而不是商品；另一方面，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又是对立的，相互排斥的，商品生产者要取得价值就必须生产使用价值，而购买者要想获得使用价值就必须支付相应的价值，即买卖双方都不能同时既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又获得商品的价值。这里，使用价值与效用价值和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统一关系为效用价值与价值和效用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的对立统一奠定了基础。
再次，在劳动价值论和生产费用价值论相联系的基础上寻求结合。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和基石。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耗费的劳动决定的，而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量来决定。进一步，由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竞争和交换的市场过程中形成的，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由包括竞争规律和交换规律在内的市场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可以形成这样一种逻辑：商品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由市场规律决定，而价格是商品价值量的货币表现形式。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里蕴含着市场规律决定价格的思想。主流微观经济学关于商品价格的决定问题在马歇尔对经济学所做的第二次综合里已有详细论述。马歇尔综合运用效用价值论和生产费用价值理论，说明消费者需求和生产者供给决定商品价格。其中前者体现在需求方面，后者体现在供给方面，而生产费用包括资本、劳动、土地，如此看来，劳动价值论不过是生产费用价值论的一个组成部分，马克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此点上的结合也是可能的。
最后，在平均利润论和正常利润论相联系的基础上实现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平均利润的形成是部门之间竞争的结果。部门之间的竞争是部门内部竞争在全社会范围内的进一步展开与扩大。由于不同的部门存在着不同的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周转速度，在剩余价值率相同的条件下，不同部门的利润率存在明显的差别。竞争的手段则是资本的转移。结果是，利润率低的生产部门，资本增量很少，资本存量大量转移，生产大量缩减，产品供不应求，价格上涨，使利润率提高，而利润高的部门恰恰与其相反。资本在各个部门不断涌进涌出，直至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大致相等即趋于平均化时才会暂时停下来，从而形成平均利润率。由此可知，从长期来看，完全竞争的市场中的企业只能获得收支相抵的正常利润，即价格等于边际成本时的利润，而不能获得由价格高于边际成本所产生的超额利润。稍微比较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平均利润和西方经济学中的正常利润是趋于一致的。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部门之间的竞争导致平均利润的形成；在西方经济学中，市场中的供求导致正常利润的形成。实质上，竞争规律和供求规律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都是市场规律的体现。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也可以在此点上实现结合。
三、中国经济学构建的定位
基于以上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并非完全对立，在一些方面存在结合的可能，这为中国经济学的构建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经济理论存在的核心价值在于解释经济现实和预测经济未来。当前中国市场经济发展道路迥异于西方经济理论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描述的道路，因此，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难以很好的解释中国出现的问题，中国必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以解释中国经济现实和预测中国经济未来，为此要处理好“既不能完全依赖西方经济理论也不能完全丢弃西方经济理论”和“既不能完全依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也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两方面的问题。之所以不能完全依赖西方经济理论，主要因为经济科学是意识形态的社会科学，而意识形态体现一定的阶级利益和诉求。众多事实表明，经济学家在分析、研究、解释、试图解决经济问题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特定的阶级立场，接受反映特定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采取符合特定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很少有例外。正统西方经济学是反映西方国家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经济关系并为其服务的意识形态，它极力否认资本主义剥削和力图掩盖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本质，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学。基于固有的阶级局限性，西方经济学不可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本质进行客观、全面、深入的科学研究，而只能给予主观、片面、肤浅的解释。但是，西方经济理论虽有阶级性、辩护性、庸俗性的一面，同时也具有科学性、实用性、工具性的一面。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约翰•穆勒的第一次综合,马歇尔的第二次综合,萨缪尔森的第三次综合），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实证研究方法不断革新，这有利于对经济现实做出相对精确的研究和预测，因此，在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过程中不能对其持完全丢弃态度，而应持批判性的态度。中国经济学的构建之所以不能完全依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解剖和批判的经济学，其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物质生产方式及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且着重探讨不同阶级的行为和利益矛盾，而疏于对具体经济行为研究。另外，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论述已不相符合，难以用马克思主义现成理论解释。然而，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国家，经济理论和实践当然也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更何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蕴含丰富的科学内容，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都应坚持，因此，完全丢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错误的。中国经济学构建的定位应是：在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方正统经济理论的具体研究方法，尤其是实证逻辑分析方法和经济计量方法，构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相统一的经济学分析框架。
参考文献：
纵观人类历史,“和谐”一直是各国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在解决效率和公平这一把双刃剑时的苦口良药,构建和谐社会也成为众多学者的毕生理想。
新中国在走了几十年的弯路,经历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终于意识到,发展才是硬道理。从1978年开始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着重发展国民经济,把解放生产力、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作为国家发展和前进的大方向。通过树立使少数人先富起来、鼓励多劳多得等观念入手,在逐步解决了产权这一核心问题后,激发了全社会搞活经济的积极性,迅速发展了国家经济,使我国在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内迅速提高了国力、提高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创造了世界奇迹。
当然任何方针、政策都有其侧重点,虽然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下,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但越来越多的各类严峻问题也影响和制约着中国下一步健康有序的发展。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以为代表的新一代党和国家的领导集体意识到了这些问题的根源所在,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全新的理念和伟大目标,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定义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把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原则,在继续平稳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同时,开始着手解决经济发展过快带来的负面效应。在《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由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发展方式,虽然只有两个字的改动,但却有着十分深刻的内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除了涵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全部内容外,还对经济发展的理念、目的、战略、途径等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们要正确处理好和快的关系,坚持好字优先,加快形成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发展方式。”1
2008年,在党的十六大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发展和谐劳动关系这一问题,并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原则之一。这一年,全国人大先后通过了几部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各地也集中暴发了一系列由于劳资双方的对立而引发的,而进入到新世纪以来,伴随着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由于劳动关系的不和谐导致的劳方和资方的群体冲突,如2009年吉林通钢改制事件的起因之一就是由于劳动关系的纠纷。这一系列能否正确解决直接影响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目标的有序实现。
二、和谐劳动关系的研究价值分析
从人类社会进入到工业社会以来,劳动关系就成为社会经济关系中最基本的内容之一。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物质财富的成倍增长,让少数人迅速富裕起来这第一步也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果。根据亚太财富报告显示,中国百万富翁达41.5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萌芽到迅速发展再到基本确立,效率优先一直是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的推进器。在过度重视效率的同时,一些伴随着效率优先的后遗症也不断显现并越来越成为困扰着中国社会发展的障碍因素。中国的人均年收入只能排在世界的100位外;以年收入600元人民币划线,中国的贫穷人口为三千万;如果以800元计,中国的贫穷人口就增加到了一个亿。这与年均9%的增长率同样令人目眩。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了,中国城乡之间的差距不但没有被缩小,反而更大。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比扩大到了3、33:1,绝对差距达到了9646元人民币。2
目前国内劳动关系的研究主要停留在经济学角度来分析劳动关系,引进了大量西方发达国家的调整劳动关系的政策和法律,如集体谈判制度、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等。在政治学层面上分析劳动关系从来不是政治学学界研究的重点。国内绝大多数的学者在研究劳动关系的时候都侧重在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领域内,研究的重点也多数放在了微观领域内,从宏观的角度,从政治学角度来研究劳动关系的研究报告、专著、论文少之又少。
作者认为,和谐的劳动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这就需要从政治学的角度对劳动关系进行系统分析,将劳动关系的研究与公平、正义这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终级目标联系在一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下,整合在其他学科领域内对劳动关系的研究成果,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和谐劳动关系的概念、特征、影响劳动关系和谐的因素,从政治学角度来定义劳动者,进行劳动者的分类,重新确立劳动光荣这一光荣传统,使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体面劳动。从宏观角度来确立影响劳动关系和谐的指标,并量化出配套的衡量劳动关系是否和谐的评价体系,进而树立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的新模式。这对党中央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目标具备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三、国内和谐劳动关系的研究现状分析
由于和谐劳动关系这一概念是近几年才提出来的,所以国内对于和谐劳动关系的研究专著和文章、调查报告都比较少,涉及到在政治学科内研究和谐劳动关系的成果更少,属于研究薄弱领域,作者通过大量查阅相关资料,归纳的国内具体研究现状如下:
1、常凯在由中国劳动出版社出版的《劳动关系・劳动者・劳权》一书中,重点分析了市场经济过渡中的劳动关系,提出劳动关系的核心是劳权保障,他将国有企业、公司、乡镇企业、外资企业、私营企业的劳动关系逐一解析,提出劳动者身份的更新问题,指出劳动者的城乡差别、身分界限、地域分割必将逐渐消除,国有企业职工原来的身份优势也将消失,也将面临就业的竞争和失业的风险。
他借鉴了国外劳动关系调整的不同模式,并分析了市场经济国家劳动关系的历史演变,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有益处。
2、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环副教授在《和谐社会与中国劳动关系》专著中,从政治学科这一角度分析了和谐劳动关系,她认为经济增长的成果如果只能为少数人所享有,而大多数人仍然挣扎与贫困和社会的不公中,陷入到“拉美模式”之中的话,就无法促进社会的公平与公正。在这一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而建设和谐劳动关系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著作系统地研究了劳动关系的主体,对劳动者、工会制度进行了研究,并分析了政府在劳动关系中的作用,她认为劳动者的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区分。广义概念上的劳动者是指所有以劳动创造社会价值的人。因而广义上的劳动者可涵盖不同学科、不同角度的劳动者,也几乎包括了社会上的各个阶层。在这一基础上,她认为,备受争议的私营企业主和其他一些非传统观念的劳动者应属于广义概念上的劳动者。而狭义上的劳动者是指以劳动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的人。她研究了劳动者的状况,对劳动者进行了分层,将劳动者具体分为三个层次,分别称之为:优势阶层、中间阶层和一般阶层。
3、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吴洪洛教授在《转型期的和谐劳动关系》一书中,从劳动关系变革入手,分析了我国传统劳动关系的特点,找出了在改革开放期间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关系的变化,提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提出和谐劳动关系的实质是劳动关系主体双方利益的和谐,是劳动关系主体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平衡。指出劳动关系状况受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制度、经济管理体制,以及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广泛影响。她认为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已经有了一条清晰的发展脉络,即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与国际劳工标准相衔接的,体现广大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劳动关系。
第八章中她系统分析了政府管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劳动关系方面的作用,她认为政府在劳动领域中如何定位,直接决定着劳动关系双方力量的对比以及劳动关系的运行机制。劳动关系领域中的政府管理,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的价值追求、职能定位以及公权介入的程度。政府在实际的行政过程中,如何把握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平衡,不仅是政府的价值倾向问题,更是一个事关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政府所扮演的五种角色称为“5P”理论,政府在扮演着五种角色时,作为保护者和规划者,政府应该积极而主动地完成任务;作为促进者和调停者,政府应该采取中立和不多干预的态度;至于政府作为雇佣者的角色,必须真正成为私营企业的表率,合法化、企业化和民主化是基本要求。
4、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的曹燕在所著的《和谐劳动关系法律保障机制研究》一书中大胆设问:我国劳动法体系是否具备保障和谐劳动关系的制度功能?作者认为,和谐劳动关系是我国劳动政策设定的目标秩序。这是一种建立在劳资信赖基础上,依靠劳资自由合意形成劳动关系稳定运行的秩序;这也是我国劳动法的立法宗旨。作者发现,我国劳动合同制度与集体合同制度都因未能改变劳动关系主体地位不平等的状态,而使劳资自治失去了制度保障,无法形成和谐劳动关系。我国的劳动基准和劳动监察制度对于政府通过公权力促使劳资双方相互信赖并形成和谐劳动关系,也是勉为其难,无能为力。我国的劳动关系运行处于一种保障真空的状态,使得和谐劳动关系的法律保障机制因制度失范而出现了功能失调。
她提出和谐劳动关系是经过制度调整后所形成的劳资信赖与合作的秩序。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