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媒体融合；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专业能力提升
1媒体融合下新闻传播类专业现状分析
中国市场经济环境下，媒体行业竞争日益激烈，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工作环境也相应地改变。媒体业发展至今，原有的对立性竞争模式转变为合作竞争模式，实现了媒体融合。新闻传播学专业的人才培养上也逐渐趋于复合化，对新闻传播学专业的能力提升加以探究以使新闻专业人才能够符合媒体行业人才质量需求。在针对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在媒体融合环境下的现状调研中显示，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高度重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这一政策后，65%的被调查人员对媒介融合有大概的定义认知，而且大部分被调查人员意识到了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同时有6成调查者认为从业过程中受到了媒介融合的影响；在从业过程中，掌握新旧媒体的复合型人才受到更多的青睐，同时与新媒体有关的岗位也要求员工不仅在媒体渠道，更要在传播内容上敢于创新，以好的媒体平台为依托，推出更加优质的传播内容。调查还显示在媒体融合环境下，文字等综合表达能力得到越来越高的重视，甚至大于跨学科的教学改革。
2媒体融合下新闻传播类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综合以上调查状况来看，在媒体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类专业人才的培养问题有着诸多的弊端和急需改进的地方：（1）现如今大学教育对新媒体及媒体融合方面的知识传播较少。（2）跨学科拓展并没有很强的针对性，对媒体融合的把握仍停留在“拓宽媒体渠道”方面，忽视了内容的深层次要求。
3媒体融合下新闻传播类专业人才能力提升对策探讨
要解决这两个问题，提升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能力，就要以培养复合型人才为主，同时拓宽媒体渠道认知和加快媒体融合教育方式，双向提升。
3.1注重培养复合型新闻传播学类专业人才
融合时代媒体行业所需要的是复合型人才，其不仅具备良好的专业素质，包括充足的理论知识及良好的文学素养，而且能够从多方面把握实际媒体渠道、媒体发展趋势，从而提高传播实际效率。关于“复合型人才”的界定，需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考虑：其一，复合型人才为立体性的，不仅需要文笔出众，而且需要具备良好的新闻传播素质，能够准确及时地将内容传播出去[1]；其二，复合型人才具有高能性，需要采集传播信息，将所获得的信息制作成传播内容；其三，复合型人才是多方面的，既需要具备制作传播内容的素质，也需要确保内容的有效传播。例如在近年来的新闻领域中，“全能记者”非常受欢迎，还有一些“背囊记者”，在承担传播新闻信息责任的同时，还要背着移动工作站，采集到更为全面的信息。另外，“全能记者”不仅要熟练运用传播技术，还要掌握新闻信息传播特点，如形态不同的信息、理念不同的信息等等，都要囊括多重知识领域。这就需要学校在对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进行培养的时候，不仅要重视理论的传播，还要注重在教学中引导学生扩展知识面，让学生从自身的专业领域向其他专业领域延伸，做到不同学科专业与新闻传播学专业的融合。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也需要在教学的指导下拓展社会科学相关领域，从而达到复合型人才的行业要求。而我们提出的将项目教学模式引入到新闻学专业人才培养中，就是让学生以一名从业人士的身份参与到学科学习和实践训练中[2]。项目教学就是将满足就业人员需求的资源转变为教学内容，让愿意从事新闻传播业的学生自主选择项目，按照项目运行规则展开活动，将传播学专业知识渗入到项目内容中，学生参与项目活动的同时，潜移默化地进行理论知识学习。在新闻传播学人才培养中采用项目教学模式，不仅可以让学生在项目空间中更好地学习，还能接触到更为广泛的课程内容，从而将专业知识与非专业知识充分整合，做到知识的融会贯通。
3.2采用媒体融合的专业教育模式
媒介融合背景下，在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上也要注重教育模式的转型。中国虽然已经进入到媒体融合时代，但是，媒介融合落实到具体运作中尚处于探索阶段。媒介融合环境中，媒体的运行必然会产生巨大变化。这就意味着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中，要将媒体融合专业教育模式构建起来，以在人才培养上具有前瞻性，从而有效指导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的能力提升。建议高校采用媒介融合专业教育模式，对课程体系建设方面的问题予以探索，并根据本校的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将人才培养创新平台构建起来。具体在运行中，在新闻传播专业学生在学的前三年，对学生进行跨媒体经验和技术能力的培养，让学生在不同的媒体平台上获取经验。进入到第四年，就可以对学生从新闻传播媒体的角度进行专业培养。此时，学生就会从专业的角度把握传播内容，过程中与其他的媒体形式充分融合，使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具备多种媒体形式相结合重点把握内容的专业能力。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对不同形式的媒介都要充分了解，在平台上采用合适的媒体形式进行新闻传播，再加以符合传播性的内容，将新闻传播中媒体障碍打破，这样传播内容得以突出，才能做到双向媒体融合。综上所述，媒体融合时代，在进行信息传播中，就要能够根据新闻传播需求采用相应的媒体形式，重点把握传播内容；学校在对新闻专业人才进行培养的时候，要注重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并尝试着采用媒体融合的专业教育模式，在此教育方向下指导学生进行专业能力拓展，以使所培养的人才符合行业要求。
作者:方珍珍许怡岚孙波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参考文献:
关键词分众化传播新闻教育改革适应
随着媒体市场的日益细分和与此相对应的媒体专业化改革的不断推进，21世纪的大众传媒已进入一个分众化传播的时代。分众化的传媒越来越需要对某一领域“术业有专攻”的传媒工作者。传统新闻教育培养的粗放型新闻人才无法满足这种需求，于是新闻媒体开始从经济、法律、管理等专业招收毕业生，而新闻学院的毕业生在有限的媒体就业市场中，逐步丧失了专业优势和就业空间。
固然。保持自身的学术坚守，是新闻教育不可迷失的专业发展方向，但是，正如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新闻系主任帕克斯教授所说：如果新闻系学生在媒体行业中的整体竞争力不如其他专业学生，那就说明新闻教学和课程结构出了毛病。虽然当前的中国新闻教育还未出现在媒体行业中的整体竞争力不足的状况，但是，新闻教育培养的人才如果与市场需求日益脱节，那么，适时作出相应的调整，以保持媒体需求与新闻教育自身发展之间的动态平衡，应该是传统新闻教育必须作出的反应。毕竟，培养新闻人才，始终是新闻教育需要坚守的方向和宗旨，也是社会发展需要新闻教育的根本原因。
一、分众化传播时代的大众传媒
借鉴国外的媒介研究成果可以发现：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和欧洲的受众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即大众受众时代、细分受众时代、适位受众时代和一对一受众时代。不同的受众时代需要不同的媒介和节目形式与之相对应。目前的中国受众，正处于由大众受众时代向细分受众时代过渡的阶段，媒介从面向最广大的受众服务，制作大众化的节目，向对受众有针对性的传播。制作专业化的节目过渡，因而有了都市报的出现、报纸专业化、电视频道专业化等媒介实践的大力推进。大众传媒的发展进入到分众化传播的时代，其表现形式是，媒介市场日益细分，专业化的媒体平台不断涌现，如财经类的《21世纪经济报道》、体育类的《体坛周报》、《足球》等等，以及数字电视提供的卫生健康、围棋、靓妆、旅游、时尚等频道的分众化节目。即使依然在进行大众化传播的传媒，其部分节目或栏目的报道角度和报道深度也越来越专业化，如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中的经济、法制类节目。专业化媒体对于专业化传播人才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对于专业素养的要求越来越高。与此相对应，新闻教育也必须适应分众化传播时代的到来作出相应调整。
二、当前新闻教育的反思
目前的新闻教育规模可谓庞大。据教育部高教司统计，目前，全国已有460多所高校开设了新闻传播类专业点661个，在校生达到13万人，每年的毕业生人数达3万多人。然而，新闻媒体并没有因为新闻教育规模的扩大而大量招收新闻专业的毕业生。为了维持媒体报道、经营等各项工作的运转，也为了调整传媒业发展若干年来积累的人才结构单一的状况，媒体逐渐对于相对单一的采、编、播为主的人才失去了兴趣，而越来越倾向于选用兼具节目策划经营、宣传销售、制片管理、市场运作等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即使在新闻报道领域，具有经济、法制、体育等专业知识的人才也更受青睐。而新闻专业的毕业生，则因为知识结构的不匹配而丧失了竞争优势。这无疑暴露出当前新闻教育与媒体需求脱节的问题。新闻教育如果不能与时俱进作出相应调整。放任这种状况持续发展，会不可避免地陷入被动局面。因而，有必要对当前的新闻教育作出理性反思。
1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不能适应时代要求。
当前，绝大部分高校的新闻专业讲授的多是一些新闻传播的采、写、编、评等基础理论课程，专业面较窄，传授的技能也偏少，而且由于某些客观因素的影响，如某些院校的师资力量不足、教学经费缺乏等，致使一些学科设置不合理。课程开设不齐全。这不仅不能培养出复合型新闻人才，对于专业化的媒体急需的特色鲜明的“专才式”复合型新闻人才更是无能为力。
即使是对于新闻传播的采、写、编、评等基础理论课程的教学，也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白岩松在某高校回答学生提问时多次指出，你这个问题属学院派问题。与业界差距太远。原新华社高级记者、现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也尖锐地指出：“新闻学教育中存在着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一些新闻与传播学院培养的人不会写有新闻的新闻，只会写无新闻的新闻。”许多媒体也普遍感到，新闻院校培养的学生写小而浅的东西还可以，写大而深的报道则不行。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城市频道总监李响先生更是认为，有些学新闻的学生写的东西空而泛，往往不得要领；甚至一条简单的口播导语都需要编辑修改多遍。
知识结构单一、人才培养口径过专过窄、缺乏实践能力，是当前新闻教育存在的首要问题。
2通识教育与传播学的引入与新闻专业教育的矛盾。
通识教育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和知识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其在今后的发展中具备更坚实的基础和更广阔的空间。目前，国内很多高校都在大一、大二开展了通识教育，但绝大部分高校并未理顺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真正的通识教育应该是与本科专业课程整合在一起的，它是不同院系学科的共同基础课，这样之后的专业教育可以在此基础上做更为深入的讲授。但是，我们的通识教育却与专业教育联系不太紧密。而通识课程必须在大一、大二完成。新闻学院的专业课都顺延到高年级才能开设。而且必须从基础课程讲起，客观上造成通识教育挤占了专业教育的时间。
与此同时，为了加强新闻教育的理论基础，在高校新闻专业的课程设置中，传播学的课程也越来越多地挤占了新闻学的领地。虽然传播学的“受众”理论、“把关人”理论等对新闻学的理论与实践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是两者的培养目标、学习方法存在较大差异。比如。传统新闻学以培养合格的新闻从业者、以为大众“守望”这个复杂变动的世界为目标。而传播学则重视理论研究。它的实践研究主要是广告、公共关系等等，因此传播学服务的最终目标不是广大公众，而是各种利益集团，其培养出来的人才难以适应新闻媒体的需要。因此，在课时有限的情况下，两者兼顾势必会产生一些矛盾。
3实践平台的不足，使学生无法培养新闻专业优势。
新闻专业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学科。对于新闻专业的学生，利用校内校外的新闻实践平台，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进而形成新闻专业优势。是实践教育的重点所在。但是，由于近年来的新闻专业大规模扩招。媒体能够提供的
实践平台有限，而新闻院校自身提供的实践平台受到资金投入等限制，在质量与数量上都与媒体发展存在一定差距。而且由于传统新闻教学模式中对于实验课安排的学时较少，学生只能基本或勉强了解实验设备的操作和使用，无法充分进行实践能力的培养和创造能力的发挥，妨碍了专业优势的培养和形成。
4师资结构亟待调整和完善。
调整课程结构，提升教学内容，充分开掘和利用实践教学平台，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等等，都需要新闻专业的教师自身具有相应的知识结构和专业能力。但是，目前存在的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是：大量新闻专业的教师是从中文等学科转向而来，几乎没有新闻从业的经历，与媒体接触也比较少，不了解业界的最新动向与需求。这类教师讲授史论类的课程尚可，一涉及新闻实务课程，难免纸上谈兵。虽然近年来各高校在人才引进上着重学历层次，不少拥有博士学位的高学历人才充实到了新闻教育的第一线，但大部分高学历人才从学校到学校的单纯受教育经历，也使他们对于新闻实务课缺乏领悟，难以满足教学需求。而中国的新闻媒体与新闻教育长期缺乏有效的互动，媒体在新闻教育中的作用长期缺位，也是形成目前新闻教学对于新闻业界实践犹如隔岸观火的原因。
三、分众化传播时代新闻教育的调整
1完善课程结构，提升教学内容，培养分众化传播时代的媒体人才。
当前新闻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无法满足分众化传播时代新闻媒体的实践要求，这是新闻教育面临的最为紧迫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要在课程安排上作出调整，着眼于专业型复合人才的培养。这也有利于解决当前我国各高校新闻教育同质化的问题。
具体来说要着眼于三个方面：第一是根据学校的资源优势，合理定位本学院学生的专业发展方向。如财经类大学的新闻院系，可以依靠本校的财经类教学资源优势，通过鼓励学生多选外系的课程，或者攻读双学位等方式，培养具有比较丰富的财经知识的媒体人才。目前，国内一些高校已有这方面的实践，如财经类大学依托经贸专业的资源优势开设财经新闻专业，政法类大学利用法律专业的资源优势开设法制新闻专业。外语类大学利用外语优势开设国际新闻专业，体育类院校利用体育专业资源优势开设体育新闻专业等等。这也是解决当前我国各高校新闻教育同质化问题的有效途径。
第二是落实真正的通识教育，即能够与本科专业课程整合在一起的通识教育。新闻教育的第一要义是一种对历史、文化、社会及人类境况的透彻把握和深刻领悟，以及由此生发的一种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高度的历史使命感，进而将其内化为专业方面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它需要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高度整合才能共同促成。早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著名传播学家威尔伯・施拉姆在担任爱荷华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时，就将新闻学设置于广阔的人文社会科学土壤之上，开设了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内容的课程。这也是新闻学院通识教育的课程设置方向。
第三是适应分众化传播时代的需要，提供专业化的模块教育。当前，媒体对于既熟悉报道领域又精通新闻业务的人才的需求相当迫切，在这类复合型人才缺失的情况下，他们宁可要熟悉报道领域知识的人才，所以才会出现“媒体不招新闻专业学生”的现象。学校是否可以考虑在精简新闻专业课程的同时，给每个学生选择一个喜爱的报道方向(或报道领域)，提供各种相应的选修模块，进行跨学科培养。这种跨学科培养也是美国高校新闻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如纽约大学的新闻专业下面分出了纽约都市报道、美国国家报道、文化报道和文学批评、金融与经济报道、科技、医疗与环境报道等许多具体的报道方向，他们还和国际事务研究学院合办了拉美与加勒比国际形势报道、法国国际形势报道和近东国际形势报道三个方向的报道专业，以为各类不同需求的媒体输送精通报道领域的新闻人才。这种做法给已进入分众化传播时代的中国新闻教育提供了借鉴。
2与新闻媒体建立长期有效的良性互动。
长期以来，我国新闻界普遍有一种看法，就是新闻理论的研究落后于新闻实践，实践走到了理论的前面。令人眼花缭乱的节目形态、不拘一格的写作形式、变化无常的媒介市场，都让一些教科书望尘莫及，无法跟上。高校的新闻教育，与日新月异的媒体实践远远脱节。于是媒体对于高校不屑一顾，而高校则对于变化中的媒体不知所措。
新闻教育固然始终要有自身的坚守，不应该跟着媒体亦步亦趋，但是，如果新闻学院培养的不是适应媒体需求的人才，又如何才能达成专业培养目标，如何应对学生就业率等事关新闻专业生存发展的考核呢?所以，与新闻媒体建立长期有效的良性互动，与时俱进调整教学内容。是高校应该做的事情。这种互动可以采取多种形式：高校教师多与媒体接触，甚至参与媒体实践，以保持专业灵敏度和前沿性，这是走出去的做法；直接从媒体引进高层次人才，如人民日报社原总编辑邵华泽受聘担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资深报人范敬宜受聘担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首届院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也先后聘请业界名记者高钢和新闻官员赵启正担任院长职务等，这是引进来的做法：更多的是，要适应分众化传播时代的需要。就像提供模块教育那样。多提供模块讲座，从业界聘请某些领域的高端人才走进校园办系列讲座，开拓学生的视野，有助于学生确立专业发展方向。
3重视实践教学平台建设。培养学生的专业优势。
2011年3月11日，日本近海发生9.0级地震。在一系列地震报道中，日本媒体的表现值得尊敬。有专家以NHK为例分析：NHK是日本最大的公共传媒，它切实实践了专业精神，主播始终保持镇静的面容，电视画面上没有出现“死亡特写”，没有灾民的“呼天喊地”，也没有记者的煽情式报道。NHK做到“及时”、“实时”地播报最新消息，一经确认，则反复滚动播放，每隔几分钟就提醒公众注意安全，显示了媒体的社会责任。NHK报道信息“全面”、“精确”，轮流使用不同语种播出，考虑到了受众中大量外籍人士的需求。后危机时代，日本媒体所秉持的专业精神为新闻业重建树立了典范。
新闻传播业历来被视为民主社会公共利益的守护神，也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其功能的发挥受到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而今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使传统新闻传播业服务模式面临困境，最近一次的金融危机某种程度上又加速了西方新闻传播业在公共服务职能、新闻报道立场、社会责任原则等方面的变革与转型。在全球性经济复苏的后危机时代，西方乃至全球新闻传播业亟须在重建中焕发生机。
公共服务职能的重建
后危机时代，传统新闻业的生产方式受到颠覆性挑战，用户参与新闻生产消解了专业化的程度，新媒体新闻生产几乎抛弃了专业化的基本标准。这些现象对新闻业造成不小的冲击，但这恰恰也为强化新闻业的专业化程度提供了契机，坚守服务公共利益这一核心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
美国传媒专家伦纳德·小唐尼等人认为：“新闻业正在经历史上最艰难时期的考验，传统上被称为主流媒体的报业和电视业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危机。长期以广告作为经济支柱的报业经济模式正在崩塌，传媒业的新闻独立性遭遇历史性考验，新闻报道的数量和质量急剧减少和不断下滑，报业和电视传媒的受众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流失，经营危机的步伐似乎正步步紧逼。”事实上，新的媒介模式几乎颠覆了传统新闻业的基本规则，新闻的更新速度不再像报纸那样以日计时，已实现以秒计时的更新速度。搜索引擎节约了人们读报的时间，不需要通过翻阅厚厚的版面获取新闻。网络博客打破了媒介的身份界限，任何人都可以平等地实现个人自由出版。新闻报道的方式也不再像报纸那样循规蹈矩，甚至只有标题和新闻链接。读者可以自由跟帖和评论，感受网络带来的开放办报新体验。总之，网络已经改变了构成新闻业的所有要素，一个全新的新闻业取代传统新闻业已不可逆转。
不管是传统的还是新兴媒体，经济与广告的牵制始终是传媒保持完全独立性的主要羁绊。尤其在经济危机造成广告收益减少的时期，独立报道所担负的知情、监督和分析等职责受到严重威胁。虽然传统媒体部分地丧失了这一功能，人们对未来的新闻业还是充满信心，认为互联网完全可以承担独立报道的使命。互联网不但可以拯救报业和电视业的危机，而且还催生了网络新闻业的繁荣，一批新的新闻传播终端、公益性报道组织、公共广播机构、社区型网站和个人博客等传媒载体或渠道应运而生，它们不但为公民参与新闻提供了巨大空间，也为实现独立报道和完成公民报道提供了新的机遇。就传播方式而言，单向度的模式被双向互动模式取而代之，新闻分享与共同创作赋予新闻新的特点，传统意义上的新闻生产者已经扩大了，不但包括原来的专业记者和编辑，也包括业余的公民记者和普通人群。报道的资金来源不再限于原来的广告和订户，而是扩大到基金、慈善业、学术团体、专项利息和个人捐助等。不同传媒之间表现为新的竞合关系，一方面是彼此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另一方面是彼此之间需要更紧密的合作，从而使得新闻的价值与影响力增强。英国《卫报》编辑艾伦·罗斯布雷吉说：“合作与互动，这就是新闻业未来的方向。”
随着信息社会和后信息社会的到来，新闻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地方新闻、本国新闻和国际新闻的数量在下降，商业新闻的数量却在翻番，体育新闻数量显著增加。传统媒体以政治新闻报道为主的生产方式，正转向以公共利益为中心的生产方式，科学新闻、医疗保健、财经报道、教育文化和宗教娱乐新闻正成为传媒实现服务公共利益的新领域。
新闻报道立场的重建
后危机时代，社会数字化变革的步伐日益加速，新闻业的传播方式发生颠覆性改变。传播渠道更加多样，从单一媒体到多媒体，再到全媒体，从内容为王到技术为王，再到渠道为王，都为新闻传播提供了巨大便利，然而，最终起决定因素的还是内容为王。只有有独家新闻、独立报道、独到见解，媒体影响力才会与时俱进。这个时代，传统新闻业面临的一个最大困境是网络内容免费。问题是如果新闻业无法赢利，那它就无法生存下去。如果强行收费，传统媒体就等于因噎废食。因此，一方面是寻找赢利的新模式，比如默多克新闻集团推出的iPad报纸模式，就为报纸实现赢利找到了新的突破口。另一方面是提供“稀缺性”新闻，只有“不可替代”的稀缺性新闻，才会有读者自愿购买。因此，金融危机为新闻业带来了灾难，也为新闻业带来了生机。由此可见，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不是敌人，反而是共患难的兄弟。事实证明，网络点击率越高的媒体网站，其传统媒体的受众也更多。反之，网站点击率越低，其媒体的用户也越少。
科技成就了互联网的发展与普及，传播媒介的数字化成为必然趋势。网络媒介为实现监督式民主和公民参与新闻提供了条件，独立新闻报道可以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吗？答案是肯定的。但事实上，西方传媒为了追逐自身的利益，在新闻报道上并不能做到完全客观，或者以知情权的名义放任“信息泛滥”。
报业先锋提姆·麦奎尔说：“新闻反对有闻必录，但有闻必录却是数字时代的优势，传媒能做的是把一切可能捕捉的新闻和盘托出。”网络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报道新闻、监督权力和发表意见。即使新闻媒体彻底消亡，信息、调查、分析和知识的需求却永远不会消失。但新闻媒体的消亡会带来致命的危险，那就是没有专业新闻可以为公共利益代言和引导受众议程。所以，任何一个国家不仅仅需要新闻，更需要专业的新闻媒体，它们是不可或缺的。因此，重塑新闻业就被提上议事日程，而不必考虑是否赢利，也不必考虑是哪种媒体报道新闻。因而，这意味着不仅要拯救倒闭的报业或电视业，而且要拯救整个新闻业，以确保新闻业的独立性、原创性和公信力。
社会责任原则的重建
中外历史表明，那些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的新闻媒体，不但没有在历次经济危机中消亡，反而在坚持中得以发展壮大。我国的媒介制度决定了社会效益优先的原则，西方社会也不会纵容媒体完全放弃社会责任。也许，过度市场化只是加速了新闻业的分化，那些始终如一的责任媒体依然安然无恙。有学者研究认为，长期以来，美国公共电台、电视台声音微弱，这一现状需要重组公共广播公司，在每个社区建立公共站点，为本地新闻报道提供大量的资源，或可促使过度商业化、娱乐化的新闻业向问责制新闻（公共新闻）转向。新闻业“转向”的过程，也正是这一行业发生巨变的过程。事实上，长期以来的市场化和两年前的金融风暴成为传媒业重新洗牌的分水岭，多个国家的报业乃至整个新闻传播业纷纷坍塌，传媒市场出现新的分水岭。处于风暴中心的美国传媒业正经受毁灭性打击，一方面是受金融危机拖累，美国报纸发行量和广告收入直线下降；同时，来自网络等新兴媒体日趋激烈的竞争，也对报业维持广告收入带来挑战。然而，这些还都只是外因。其实，最为根本的原因却是报业放松责任意识，导致自食其果。
市场化和经济危机的影响，法国报业也深受其害，一些报纸不得不做出停刊或节假日停刊的决定，包括《解放报》、《费加罗报》等在内的一些全国性报纸和地方报纸纷纷公布了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停刊计划。中文报纸《欧洲日报》也宣布“永久性”停刊，原因是“因外在环境变化迅速，网络新闻媒体普及，影响纸质媒体的发行；而金融危机的冲击，更造成广告流失”。同时，由旅法华人创办的欧洲华语广播电台目前已正式开播，其覆盖地区主要为大巴黎地区。法国政府努力化解本国报业危机，欧洲报业也在风雨飘摇中如履薄冰，日本报业全面告急……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种类的媒体在金融风暴中所受影响也是不同的。网络、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所受影响都是有差异的。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传媒市场将会出现分水岭，强者会更强，弱者会消失。金融危机重创实体经济，直接导致媒体的广告锐减。由于广告收入大幅萎缩，全球媒体普遍陷入困境。后危机时代，全球传媒业洗牌的时代正在加速推进。毫无疑问，一批媒体必然倒闭，一批媒体必然崛起，决定倒闭与崛起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就是社会责任。
因此，金融危机对新闻业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是无情冲击导致媒体的生存困难，另一方面是为传媒业的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提供机遇。西方国家在传媒经受危机的时刻，政府往往可能出台扶持性政策。有学者对历史上多次经济危机的研究发现，每一次经济危机都会引起政府对传媒业的政策调整和支持：“1929年大萧条时期美国政府推出了若干联邦文化计划，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日韩等国提出的相关发展文化产业的方针都对包括传媒产业在内的文化产业起到了推动作用。在本次金融危机影响下，政府已经出台并且应该还会出台对传媒业发展能够起到良性作用的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系列政策，值得传媒业密切关注，深入研究，及时调整策略。”正如西方学者所指出的，由于传统报纸及其它传统媒体的衰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各种新媒体迅速发展起来，但它们能否继承传统媒体的“解释性报道”的专业优势，能否承担独立报道的新闻使命，能否继续作为民主社会的“第四权力”，西方学者为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也提出了具体而切实的对策。
其一，国家税务机关和政府应当制定具体方案，减轻新闻机构经济上的压力，或使之成为非经济实体，使它们摆脱生存之忧，致力于服务公共利益。但必须承认新闻媒体的市场地位，让它们有可靠的经济来源，以维持其绝对独立的地位，开展独立的报道与传播。
其二，社会慈善团体、基金会和社区资金应当大幅度增加投入，扶持那些负责任的传统媒体，资助它们开展独立性调查报道，加强环境瞭望和舆论监督功能。或者新建一批公益性的社区新媒体，以承担一部分传统媒体的社会职能。
其三，公共电台和电视台应当调整思路，正确面对新媒体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利用自身的传统优势，并借助自己的专业网站，加强对当地和社区的新闻报道，以服务地方和社区为根本目标。
其四，高等学校、公共职能部门和私营企业，不但应当积极参与新闻报道或提供消息来源，还应当主动承担培养新闻专业人才或提高自身新闻素养的任务。在迅速到来的公民化社会，人人都应当成为新闻的生产者和受益者。
其五，全国性的基金会应当设立地方基金，用以资助地方和社区新闻机构的发展。新闻记者、公益性组织和政府部门应当及时公开信息，为地方媒体和全体公民提供权威消息来源，让他们充分行使参政、议政的权利。
关键词：地方院校新闻专业职业意向
21世纪初，我国新闻传播教育得到超常规发展。据统计，截至2015年年底，我国共有681所高校开设新闻传播学类相关专业，7个专业布点数达到1244个，在校本科生约23万人[1]。一方面新闻传播教育的繁盛，为我国的传媒业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另一方面由于我国传媒市场竞争加剧，传媒业迅速整合，传媒业对传媒人才要求提高，势必给新闻传播专业学生就业带来一定困难。
有研究显示，在我国传媒业比较发达的地方，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传媒专业毕业生工作对口率逐年下降[2]。在高校毕业生人数剧增、新闻教育超常规发展、传媒毕业生专业对口率逐年下降的背景下，地方院校的新闻传播专业学生职业意向到底呈现哪些特征，他们对未来的职业想象如何？本研究试图通过对地方院校的新闻传播专业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以便了解地方院校新闻传播专业学生职业意向的最新动态，为他们的就业指导工作提供客观依据。
一、数据来源与方法
本研究通过对湖南省6所地级市的地方院校（湖南理工学院、湖南工业大学、衡阳师范学院、湘南学院、邵阳学院、吉首大学）的新闻学专业（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新媒体）大一至大四的学生发放网络问卷进行调查。主要调查他们对就业形势的看法、对专业对口与否的态度、毕业后的打算、就业地域意向等方面。
问卷调查有多项选择题和单项选择题，不按题目要求填写，视为无效问卷。本次一共回收问卷1750份，无效问卷140份，有效问卷一共有1610份。样本构成情况如下：性别：男性占16.96%，女性占83.04%；年级：大一占28.7%，大二占25.65%，大三占20%，大四占25.65%；新闻学占55.57%，广播电视学占38.11%，新媒体占6.32%。本研究使用问卷星对收集到的1610份有效问卷进行统计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并讨论。
二、研究发现
（一）对当前就业形势的看法
调查发现对当前就业形势的看法，绝大部分学生认为能找到工作，但要付出努力，而且找到的不一定是自己理想的工作；少部分学生认为找工作比较困难；只有极少数人比较乐观（如图1所示）。
（二）专业对口与否的态度
对于未来工作是否希望与所学专业对口，大部分学生希望找与专业对口或者相关的工作；少部分学生对工作与专业对口与否无所谓；极少数学生明确表示找与专业不对口的工作（如图2所示）。
（三）毕业后的去向
调查发现，绝大部分学生希望毕业后直接就业；五分之一多的学生希望进一步学习，少部分学生希望自主创业，极少数学生希望出国（如图3所示）。
（四）就业地域意向
调查结果表明，对于就业地域的选择，近一半的学生选择希望家乡所在的地区，近一半的学生希望在北上广一线城市及武汉、成都等新d崛起的二线城市工作，只有极少数学生希望在所读大学所在的城市工作（如图4所示）。
（五）就业薪酬期望
对于就业薪酬期望，绝大部分学生将自己的工作起薪定位在3000元～5000元，少部分学生将工作起薪定位在5000元以上，极少数学生定位在2500元之下（如图5所示）。
（六）就业单位意愿
对于什么类型的行业，调查发现，选择传媒业的学生所占比最大，超过三分之二；教育为五分之一；而只有极少部分学生选择政府机关和互联网行业（如图6所示）。
通过对准备选择在传媒行业就业学生的进一步调查发现，三分之二的学生希望在省级以上的媒体工作，只有三分之一的学生选择地市级及以下的媒体工作（如图7所示）。
通过对准备选择在传媒行业就业学生的进一步调查发现，在选择媒体的类型上，近三分之二的学生选择传统媒体，依次是电视、报纸和广播，其中选择电视的占比最大，三分之一多的学生倾向于选择网站和手机移动等新媒体（如图8所示）。
（七）职业理想期望
在问及学生选择就业单位会考虑哪些因素时，学生首要考虑的是收入福利，其次是单位发展前景，再次是工作地点及稳定程度，只有五分之一的学生选择专业对口与否（如图9所示）。
三、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调查问卷的方法考察了湖南省六家地级市所在地方院校的新闻学专业学生的职业意向调查，对地方院校新闻学专业学生关于未来职业的想象做了较为全面的展示。
一是总体来说，地方院校学生对当前就业形势的认知比较理性，不盲目乐观，也不一昧悲观；大部分学生希望找到与专业对口或者相关联的工作，表示对所学专业的认同；大多数学生希望毕业就直接就业，这与新闻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强，重在实践的学科特性有关；大部分学生对毕业工作起薪的预期比较理性与合理，大多要求在3000元～5000元，这与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调查显示的情况相符合。该机构的调查数据显示，2016年大学毕业生签约月薪平均为4765元[3]。
二是在调查中发现存在一些问题不容忽视：一方面，虽有一半的学生希望回家工作，但也有将近一半的学生希望到北上广和武汉、城都等二线城市工作，虽然大城市的机会多、资源好，但这与地方院校所培养的人才所具有竞争力的现实不符；在期望未来工作的媒体级别看，有近三分之二的学生希望到省级及以上的媒体工作，这与地方新闻院校为地方培养新闻人才的定位相悖离。另一方面，学生在未来职业选择的想象中存在自相矛盾的现象，在调查关于学生对于未来职业是否希望与专业对口的态度中，绝大部分希望找与专业对口或者相关联的工作，然而在调查学生在选择未来就业单位中首先考虑哪些要素时，绝大多数选择收入福利、发展前景，而考虑专业对口与否只占总数的五分之二，也就是说，他们在理想与现实的两难抉择中，往往会选择现实需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生对于未来职业规划的模糊性。
三是在本次调查研究中，一定程度地反映出地方院校新闻传播专业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在本次调查问卷中，共收到有效问卷1610份，其中新闻学专业（其实就是传统的面向报纸新闻方向）的占55.57%，广播电视学（其中还包括了广播电视艺术学方向）的占38.11%，新媒体的占6.32%。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新兴与发展，催生了大量的新媒体，业界对新媒体专业人才的需求日益强烈，特别是对融合发展的专业人才培养提出迫切的需求。而调查中地方院校的新闻学专业设置大多还是面向新闻业界的传统媒体。在有关未来媒体行业的职业意向调查中，三分之一多的学生倾向于选择网站和手机移动等新媒体的意愿。这就要求作为地方院校的新闻教学进行改革，以市场为风向标，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形势及人才需求的方向，及时调整学科内容设置[4]。大力开设新媒体专业，另外要在深化原有的专业主干课程基础上，开设符合时代要求、体现时代特点的新媒体课程，努力将学生培养成既懂得专业知识，又懂得新媒体的运营，综合能力广泛的复合型人才，使学生在就业市场上更具竞争力。
本研究亦存在局限性：一是本研究只调查统计了地方院校新闻专业学生目前关于未来职业选择的意向，并未调查学生在整个大学期间，关于未来职业意向是否发生改变，以及为何改变；二是只调查了地方院校新闻专业学生关于未来职业选择意向在面上的情况，对于他们为何有这种意向并未做深入的分析和调查。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比如补充对生源来源地、父母职业及家庭经济情况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他们这种意向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希望后续研究及相关研究人员能完善尚需解决的问题，从而为地方院校新闻学专业有关未来职业的想象提供完整的图景，为地方院校新闻学专业的就业指导提供有力的建议，同时为地方院校新闻教学改革提供有益的参考。
参考文献：
[1]胡正荣，冷爽.新闻传播学类学生就业现状及难点[J].新闻战线，2016（11）.
[2]顾倩.传媒专业大学生就业困境与就业能力培育分析[J].中国报业，2012（12）.
[3]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2016年应届毕业生就业力调研报告[N].天津日报，2016-5-20.
新闻传播业历来被视为民主社会公共利益的守护神，也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其功能的发挥受到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而今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使传统新闻传播业服务模式面临困境，最近一次的金融危机某种程度上又加速了西方新闻传播业在公共服务职能、新闻报道立场、社会责任原则等方面的变革与转型。在全球性经济复苏的后危机时代，西方乃至全球新闻传播业亟须在重建中焕发生机。
公共服务职能的重建
后危机时代，传统新闻业的生产方式受到颠覆性挑战，用户参与新闻生产消解了专业化的程度，新媒体新闻生产几乎抛弃了专业化的基本标准。这些现象对新闻业造成不小的冲击，但这恰恰也为强化新闻业的专业化程度提供了契机，坚守服务公共利益这一核心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
美国传媒专家伦纳德•小唐尼等人认为：“新闻业正在经历史上最艰难时期的考验，传统上被称为主流媒体的报业和电视业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危机。长期以广告作为经济支柱的报业经济模式正在崩塌，传媒业的新闻独立性遭遇历史性考验，新闻报道的数量和质量急剧减少和不断下滑，报业和电视传媒的受众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流失，经营危机的步伐似乎正步步紧逼。”事实上，新的媒介模式几乎颠覆了传统新闻业的基本规则，新闻的更新速度不再像报纸那样以日计时，已实现以秒计时的更新速度。搜索引擎节约了人们读报的时间，不需要通过翻阅厚厚的版面获取新闻。网络博客打破了媒介的身份界限，任何人都可以平等地实现个人自由出版。新闻报道的方式也不再像报纸那样循规蹈矩，甚至只有标题和新闻链接。读者可以自由跟帖和评论，感受网络带来的开放办报新体验。总之，网络已经改变了构成新闻业的所有要素，一个全新的新闻业取代传统新闻业已不可逆转。
不管是传统的还是新兴媒体，经济与广告的牵制始终是传媒保持完全独立性的主要羁绊。尤其在经济危机造成广告收益减少的时期，独立报道所担负的知情、监督和分析等职责受到严重威胁。虽然传统媒体部分地丧失了这一功能，人们对未来的新闻业还是充满信心，认为互联网完全可以承担独立报道的使命。互联网不但可以拯救报业和电视业的危机，而且还催生了网络新闻业的繁荣，一批新的新闻传播终端、公益性报道组织、公共广播机构、社区型网站和个人博客等传媒载体或渠道应运而生，它们不但为公民参与新闻提供了巨大空间，也为实现独立报道和完成公民报道提供了新的机遇。就传播方式而言，单向度的模式被双向互动模式取而代之，新闻分享与共同创作赋予新闻新的特点，传统意义上的新闻生产者已经扩大了，不但包括原来的专业记者和编辑，也包括业余的公民记者和普通人群。报道的资金来源不再限于原来的广告和订户，而是扩大到基金、慈善业、学术团体、专项利息和个人捐助等。不同传媒之间表现为新的竞合关系，一方面是彼此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另一方面是彼此之间需要更紧密的合作，从而使得新闻的价值与影响力增强。英国《卫报》编辑艾伦•罗斯布雷吉说：“合作与互动，这就是新闻业未来的方向。”
随着信息社会和后信息社会的到来，新闻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地方新闻、本国新闻和国际新闻的数量在下降，商业新闻的数量却在翻番，体育新闻数量显著增加。传统媒体以政治新闻报道为主的生产方式，正转向以公共利益为中心的生产方式，科学新闻、医疗保健、财经报道、教育文化和宗教娱乐新闻正成为传媒实现服务公共利益的新领域。
新闻报道立场的重建
后危机时代，社会数字化变革的步伐日益加速，新闻业的传播方式发生颠覆性改变。传播渠道更加多样，从单一媒体到多媒体，再到全媒体，从内容为王到技术为王，再到渠道为王，都为新闻传播提供了巨大便利，然而，最终起决定因素的还是内容为王。只有有独家新闻、独立报道、独到见解，媒体影响力才会与时俱进。这个时代，传统新闻业面临的一个最大困境是网络内容免费。问题是如果新闻业无法赢利，那它就无法生存下去。如果强行收费，传统媒体就等于因噎废食。因此，一方面是寻找赢利的新模式，比如默多克新闻集团推出的iPad报纸模式，就为报纸实现赢利找到了新的突破口。另一方面是提供“稀缺性”新闻，只有“不可替代”的稀缺性新闻，才会有读者自愿购买。因此，金融危机为新闻业带来了灾难，也为新闻业带来了生机。由此可见，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不是敌人，反而是共患难的兄弟。事实证明，网络点击率越高的媒体网站，其传统媒体的受众也更多。反之，网站点击率越低，其媒体的用户也越少。
科技成就了互联网的发展与普及，传播媒介的数字化成为必然趋势。网络媒介为实现监督式民主和公民参与新闻提供了条件，独立新闻报道可以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吗？答案是肯定的。但事实上，西方传媒为了追逐自身的利益，在新闻报道上并不能做到完全客观，或者以知情权的名义放任“信息泛滥”。
报业先锋提姆•麦奎尔说：“新闻反对有闻必录，但有闻必录却是数字时代的优势，传媒能做的是把一切可能捕捉的新闻和盘托出。”网络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报道新闻、监督权力和发表意见。即使新闻媒体彻底消亡，信息、调查、分析和知识的需求却永远不会消失。但新闻媒体的消亡会带来致命的危险，那就是没有专业新闻可以为公共利益代言和引导受众议程。所以，任何一个国家不仅仅需要新闻，更需要专业的新闻媒体，它们是不可或缺的。因此，重塑新闻业就被提上议事日程，而不必考虑是否赢利，也不必考虑是哪种媒体报道新闻。因而，这意味着不仅要拯救倒闭的报业或电视业，而且要拯救整个新闻业，以确保新闻业的独立性、原创性和公信力。
社会责任原则的重建
中外历史表明，那些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的新闻媒体，不但没有在历次经济危机中消亡，反而在坚持中得以发展壮大。我国的媒介制度决定了社会效益优先的原则，西方社会也不会纵容媒体完全放弃社会责任。也许，过度市场化只是加速了新闻业的分化，那些始终如一的责任媒体依然安然无恙。有学者研究认为，长期以来，美国公共电台、电视台声音微弱，这一现状需要重组公共广播公司，在每个社区建立公共站点，为本地新闻报道提供大量的资源，或可促使过度商业化、娱乐化的新闻业向问责制新闻（公共新闻）转向。新闻业“转向”的过程，也正是这一行业发生巨变的过程。事实上，长期以来的市场化和两年前的金融风暴成为传媒业重新洗牌的分水岭，多个国家的报业乃至整个新闻传播业纷纷坍塌，传媒市场出现新的分水岭。处于风暴中心的美国传媒业正经受毁灭性打击，一方面是受金融危机拖累，美国报纸发行量和广告收入直线下降；同时，来自网络等新兴媒体日趋激烈的竞争，也对报业维持广告收入带来挑战。然而，这些还都只是外因。其实，最为根本的原因却是报业放松责任意识，导致自食其果。
市场化和经济危机的影响，法国报业也深受其害，一些报纸不得不做出停刊或节假日停刊的决定，包括《解放报》、《费加罗报》等在内的一些全国性报纸和地方报纸纷纷公布了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停刊计划。中文报纸《欧洲日报》也宣布“永久性”停刊，原因是“因外在环境变化迅速，网络新闻媒体普及，影响纸质媒体的发行；而金融危机的冲击，更造成广告流失”。同时，由旅法华人创办的欧洲华语广播电台目前已正式开播，其覆盖地区主要为大巴黎地区。法国政府努力化解本国报业危机，欧洲报业也在风雨飘摇中如履薄冰，日本报业全面告急……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种类的媒体在金融风暴中所受影响也是不同的。网络、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所受影响都是有差异的。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传媒市场将会出现分水岭，强者会更强，弱者会消失。金融危机重创实体经济，直接导致媒体的广告锐减。由于广告收入大幅萎缩，全球媒体普遍陷入困境。后危机时代，全球传媒业洗牌的时代正在加速推进。毫无疑问，一批媒体必然倒闭，一批媒体必然崛起，决定倒闭与崛起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就是社会责任。
因此，金融危机对新闻业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是无情冲击导致媒体的生存困难，另一方面是为传媒业的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提供机遇。西方国家在传媒经受危机的时刻，政府往往可能出台扶持性政策。有学者对历史上多次经济危机的研究发现，每一次经济危机都会引起政府对传媒业的政策调整和支持：“1929年大萧条时期美国政府推出了若干联邦文化计划，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日韩等国提出的相关发展文化产业的方针都对包括传媒产业在内的文化产业起到了推动作用。在本次金融危机影响下，政府已经出台并且应该还会出台对传媒业发展能够起到良性作用的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系列政策，值得传媒业密切关注，深入研究，及时调整策略。”正如西方学者所指出的，由于传统报纸及其它传统媒体的衰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各种新媒体迅速发展起来，但它们能否继承传统媒体的“解释性报道”的专业优势，能否承担独立报道的新闻使命，能否继续作为民主社会的“第四权力”，西方学者为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也提出了具体而切实的对策。
其一，国家税务机关和政府应当制定具体方案，减轻新闻机构经济上的压力，或使之成为非经济实体，使它们摆脱生存之忧，致力于服务公共利益。但必须承认新闻媒体的市场地位，让它们有可靠的经济来源，以维持其绝对独立的地位，开展独立的报道与传播。
其二，社会慈善团体、基金会和社区资金应当大幅度增加投入，扶持那些负责任的传统媒体，资助它们开展独立性调查报道，加强环境望和舆论监督功能。或者新建一批公益性的社区新媒体，以承担一部分传统媒体的社会职能。
其三，公共电台和电视台应当调整思路，正确面对新媒体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利用自身的传统优势，并借助自己的专业网站，加强对当地和社区的新闻报道，以服务地方和社区为根本目标。
其四，高等学校、公共职能部门和私营企业，不但应当积极参与新闻报道或提供消息来源，还应当主动承担培养新闻专业人才或提高自身新闻素养的任务。在迅速到来的公民化社会，人人都应当成为新闻的生产者和受益者。
其五，全国性的基金会应当设立地方基金，用以资助地方和社区新闻机构的发展。新闻记者、公益性组织和政府部门应当及时公开信息，为地方媒体和全体公民提供权威消息来源，让他们充分行使参政、议政的权利。
总之，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加之互联网的挤压，报纸等传统媒介遭受重创。媒介自身的生命周期，决定了传统媒介的消亡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然而新闻业则不会随传统媒介的消亡而消亡，反而会在媒介的新旧更替中焕发新的生命力。当然，新闻业自身也会出现转型，特别是由专业生产转向公民生产的转型，这也是公民新闻业崛起的根源。尽管与传统新闻业相比，公民新闻业不够专业，但公民却因为拥有更多的新媒介，从而更加自由地行使信息传播权利，标志着社会民主程度的提高。同时，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他们会充分利用和发明新的更低廉的传播媒介，迫使高成本的传统新闻业实现转型，从而逐渐形成一种新的“专业+业余”新闻业。
这一趋势的基本内涵是由公民和业余人员收集和生产信息，再由专业人员进行修改与加工，然后编辑成“适合出版”的内容进行传播。很显然，随着媒介技术和新媒体的普及，公民对于新闻业的重要性会更加突出。因此，新闻业重建的根本目标，归根结底在于重建公民参与新闻生产与传播的权利与自由。
（项目来源：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媒介融合理论与数字报业发展战略”，项目批准
号:10YJC860009；河南理工大学博士基金项目“媒介融合背景下中西报业战略比较研究”，项目批准号:B2011
2010年，我国设立了新闻传播专业硕士学位(Master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简称MJC)，次年开始招生。与传统的新闻传播学学术硕士不同，专业硕士更侧重专业实践和应用，目标是为新闻传播行业培养具有较强专业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本文拟从实务界视角，对新闻传播专业硕士培养的产学对接路径的重构提出建议。
立足融合互通，创新课程设置
培养专业型硕士是国内外新闻学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学术型硕士学位与应用型硕士学位进行严格区分，在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等国家以及我国香港地区已成为惯例。
如美国的新闻硕士教育，包括“职业型”和“研究型”两种，其中，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被称之为“职业型”教育的典范。作为世界第一所新闻学院，密苏里新闻学院独创了著名的“密苏里方法”(TheMissourianMethod)——通过动手实践来学习新闻，成功地将课堂教育与新闻实践结合起来。学校拥有真正的日报和商业电视台和电台，教师在其中承担编辑工作;学生在这里获得第一份工作;也在这里犯下职业生涯的第一个错误[1]，被誉为世界上最具创意的新闻学院之一。该校新闻传播硕士课程设计中，约三分之一比例为基础理论课程，三分之二则是针对各专业领域的特色训练。学生在完成必修的4门核心理论课之外，可以在33种方向中选择任意方向学习专业技能。不同类型、不同内容的课程在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外，还增进了学生的知识融合[2]。
对比我国现状，西安交通大学2014年对我国24所招收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高校进行的一次调查表明，国内多数学校的专业必修课主要由新闻传播理论、新闻传播实务、媒介管理、网络与新媒体研究、广播电视新闻等常规课程组成，仅中部、东部的部分高校开设了传媒预警、媒介与性别、公共演讲等新兴热点课程;在对这些学校的专业选修课数量进行统计后也发现，有10所高校仅安排不足10门选修课供学生选择[3]。
这种学科设置，造成学术型与专业型硕士教育同质化严重，专业型硕士偏离了本应鲜明的专业特色。
笔者认为，导致同质化的原因之一，在于不少高校未能认识并发挥好自身的研究特色，进行跨学科融合。笔者在所就职媒体经过多年观察后发现，媒体大量需求的，往往不是新闻学院科班“流水线”出产的学生，而是熟悉财经、法律、外语、体育、科技、农业等专业领域的人才。虽然，不少高校的主打特色正是上述专业，但在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上却片面地偏重“大而全”，导致媒体需求与高校供给的“两张皮”现象。如果将学科特色与新闻传播专硕培养相结合，不仅可以向媒体有的放矢地输送优秀人才，甚至有可能外延出不少具备独创性和竞争力的新闻传播细分门类。
已有一些高校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将该校的新闻传播学专业硕士培养，与学校经济、法学方面的特长紧密结合，已形成以经济新闻、法制新闻为主要特色的科研和教学格局。如经济新闻报道与策划方向，开设有经济学前沿专题研究、财经媒体与实务前沿等课程;法制新闻报道与策划方向则包括法制新闻报道研究、法学前沿专题研究以及法制媒体与实务前沿等。此外，在公共专业课方面，还开设了大数据新闻研究等前沿课程[4]。
因此，建议在学科设置上，应多发挥高校自身的传统优势，以发散思维创新课程设置，甚至可以打破现有的院系行政管理体制，在教师管理上更加精细化，鼓励教师跨系、跨学院甚至跨校教学，并出台相关政策予以鼓励，将学校的学科优势充分转化为人才培养的个性化优势。
补足实践短板，强化校媒联合
与法律、金融、应用统计、工程管理等学科专业硕士一样，新闻传播学专业硕士亦有非常明显的应用型特征。不过，除工商管理、公共管理等少数不适宜应届本科毕业生就读的专业外，其他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批设置的专业学位，基本上都对应届毕业生敞开大门。
这就造成一个问题，本科生在就读前缺乏的实践经历，必须在攻读学位过程中得以弥补。
如何补齐这个短板?在西安交通大学调研的24所高校中，有18所对研究生实践时间的要求为“不少于6个月”，一所要求“不少于10个月”，仅有两所要求为“1年”，另有3所高校的实践时间要求不足4个月[5]。这反映我国多数高校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中的实践教学所占比重较小，实践教学的要求偏低，未能凸显该学位的培养重点。
这种传统培养方案的实施，使得学生缺少与现实媒体的沟通，导致毕业生无法“招来即用”，直接增加了毕业后的工作难度。
近几年，笔者所在媒体接收了不少来自各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实习生，其中硕士生不在少数。据观察，不少学生理论功底扎实，也有学习热情，但因接触基层过少，从实践中得来的观察与思考能力还较欠缺，相对本科生而言，写作水平也鲜见质的提升。从新闻发现能力来看，很少有能自主发掘社会热点并撰写深度报道。在一些新媒体领域，学生所掌握的业务课程内容与实际情况出现明显断层，学生未毕业已落后。
这充分说明，新闻传播学专硕培养的实践短板亟待修补。否则，传统媒体要转型找不到方向，学界却固步自封;媒体形式层出不穷，但对其学术研究却游离于核心。
此背景下，各高校也进行了一些探索。目前一个普遍作法是吸收来自新闻与传播实践领域的专业人员承担专业课程教学，构建‘双师型’师资结构。然而，囿于体制机制等原因，多数高校双导师制无法保质保量地严格执行师资配备，以实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互动、互利机制。学校在选择聘请校外导师时，往往会过多考虑行政级别，这些导师本身是优秀的业界精英，但由于承担大量行政工作，也无力抽出大量时间对学生进行实践辅导，学生毕业论文答辩大多还是校内导师唱主角。实践教学由于缺乏督导监督机制，本来学制就较短(一般是两年)，实习期往往又与找工作相冲突，导致实习流于形式。
因此，建议从教师、学生两方面着力，补齐实践短板。
在教师方面，“部校共建”是一条成功的路径。2001年，上海在国内率先创立“部校共建”模式，由上海市委宣传部与复旦大学成立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务委员会，完善媒体领导和业务骨干授课讲座制度，加强校外实践基地建设，推动青年教师到媒体挂职锻炼。
在湖北，2014年起由湖北省委宣传部和武汉大学共建新闻学院，与武汉大学在精品课程、骨干队伍、新闻传播智库、实践基地、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合作。很快，在该校青年教师中，掀起一股“到媒体挂职去”的热潮，他们分别到湖北日报、湖北广播电视台等媒体挂职一年，深度参与了新闻策划与采访、业务调研、经营策划等多项工作，审视新闻教育与新闻实践之间的差别，并成功把将媒体实践经验带进了课堂教学。
在学生方面，“校媒联合培养”可称为一个新思路。
以湖北日报为例。2012年起，由湖北日报传媒集团主办，湖北省教育厅、共青团湖北省委协办的湖北日报大学生记者团正式成立，经过4年运作，记者团在册的大学生记者已逾3000人。作为新闻战线后备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和大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提升能力的重要平台，湖北日报传媒集团从新闻采写、、队伍培养等方面，制订了支持大学生记者团发展的配套措施，湖北日报、楚天都市报、荆楚网等媒体对大学生记者全面开放，并指派专人指导大学生记者从事新闻采访写作，实行准职业化管理[6]。
在对集团内媒体的一些大型策划深度参与的过程中，大学生记者团成员获取了丰富的实践经历。如2015年11月至12月，《湖北日报》开辟的“贯彻五中全会精神看竞进荆楚”系列专题策划中，数十名大学生记者与报社记者一道，分赴襄阳、孝感、监利、鄂州和武汉等地，在省内大型工程建设现场、农村一线及社区深入采访，探寻竞进荆楚飞速发展背后的创新举措与精神内核，在大型活动策划中达到“大练兵”的效果。而在此前，记者团也先后参与了“新春走基层”活动、“三万”等活动报道，从火热的基层汲取精神养料。
2015年12月，在湖北日报大学生记者团新闻实践模式座谈会上，来自中国记协、新闻界、教育界的10余位知名专家学者认为，大学生记者团在组织架构、新闻采编、制度保障等方面有较强创新，创造性地摸索出一套培养新闻后备人才的“湖北模式”，值得向全国大力推广。
尽管大学生记者团成员目前以本科生为主，但为校媒联合培养新闻传播学专业硕士提供了一条培养思路。
需要强调的是，专业硕士的联合培养与“大学生记者”的培养模式应加以区分，需突破大学生记者目前在一些大型策划中的补缺式角色定位和零散式稿件采写，要更加强化其新闻的发现和思考能力，问题的推导能力，写作的高度与厚度，以及在各类媒体平台间的灵活运作，甚至可涉足一部分媒介经营管理职能。遇到合适的时机，他们应能够担当稿件采写的主体;在评选各级新闻奖时，能够成为有竞争力的生力军。
对媒体导师的选择上，应加强校媒合作，在从业经验丰富的一线人员中一对一选择“媒体实践导师”，并参与学生毕业论文的指导。这样，一方面能够更有针对性地指导学生，同时便于及时应对学生在实际操作中的疏漏与失误。
顺应“迭代”趋势，树立专业自信
“传统媒体式微”渐成学界、业界的主流舆论，这也让不少在校的新闻传播专业硕士对前路感到迷惘，甚至怀疑自己的发展方向。
这种声音的盛行并非没有道理。在传播渠道短缺时代，媒介拥有稀缺资源就相当于拥有了市场霸权。然而，随着“互联网+”大潮的推进，传播媒介正越来越显现出“迭代”特性，传统媒体的霸主地位渐渐不再：以达到5000万用户为标准，广播用了38年，电视用了13年，而互联网只用了4年时间[7]。同样是互联网媒体，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博客被更方便精简的微博取代，微博又遇到微信的冲击，曾经风光无限的新闻门户网站，渐渐被新闻客户端抢了风头，甚至被新新人类归于“传统媒体”一类。
但是，传统媒体式微，绝非媒介人才的式微。从近年来传统媒体精英向新媒体流动的趋势来看，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和经营管理能力，无论在传统媒体或是新媒体都是刚性需求。尽管传播的技巧、形态、终端在不断变化，但是优秀媒体人才身上所具有的责任、激情、悟性、技巧等素质不变，所传承的人文精神、信仰也不变。因此，树立专业自信，当是一名优秀新闻传播学专业硕士所必备的心理建设。
专业自信的基础是扎实的技能。笔者认为，今后“全能型”“小众型”人才的用武之地会越来越宽广，应当成为专业硕士的努力方向。
向“全能型人才”发展，能使毕业生更适应媒体融合的现状。在业界，对一个新闻事件，何时发简短消息，何时抛出深度分析，哪些适合视频影像，哪些适合发微博微信，哪些适合与读者互动，都是对全能记者综合素质的一个考验。一则主体内容相同的报道，发在报纸、电视、电台、官方微博、微信，往往需要不同的标题和呈现方式。只有善于学习，掌握熟悉不同媒体的特性，才能对这些问题作出准确的判断，选择最适合新闻事件的传播形式。除这些基本要求外，对专业硕士等高端人才而言，更需要在思维和技能的强化训练中，灵活掌握新闻与活动策划、舆情应对和引导等“段位”相对较高的实践能力，并能在复杂情势下果断而正确地决策。
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学界与业界紧密合作，更加重视案例库的建设与更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在2005年率先启动了案例库建设，如蔡雯教授在“新闻编辑”课程中的“报纸定位与设计”环节中，设计出一个“为中关村地区创办一份社区报纸进行定位决策与方案设计”的案例教学主题，引导学生们利用各种渠道获取中关村地区的资料，共同讨论这张社区报纸的读者定位与功能定位，为这张报纸的设计方案提供意见[8]。从反馈情况看，学生对这样的案例教学非常欢迎，从准备资料、参与课堂讨论、设计调查问卷，到主动研究中关村地区发行量较大的几家报纸，并访问其编辑和读者，取得了预期的案例教学效果。
在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今年也建立了媒介伦理案例库，将信息传授的步骤置于课堂之前，由教师提供案例素材，提出思考题引导学生的学习方向。
向“小众型”“缝隙型”人才发展，可谓专业硕士的另一个发展方向。
2013年，美国一家仅创建5年的小型网络媒体“气候内幕新闻”(InsideClimateNews)，因对“密歇根卡拉马祖河输油管道泄露”的报道，夺得普利策奖的全国报道奖。当时，该新闻网站总共只有7名编辑和记者，甚至连自己的新闻办公室也没有，只通过一个虚拟的新闻室来互相联系。之所以它能和其他那些鼎鼎大名的新闻“大鳄”展开竞争，主要是因为它能够提供能源和气候变迁方面的深度调查报道。
这家网站的创办者大卫·塞森观察到，2009年之后美国大批报纸倒闭，大量记者被裁撤，媒体对环境新闻的报道在逐渐减少。所以，他创办“气候内幕新闻”就是想为新闻报道填补这个“缝隙”[9]，让公众更加了解环境问题。
从国内近年来异军突起的一批自媒体“黑马”来看，正因为他们找到了自己最擅长的领域，才会有内容创业的勃兴，从而引发媒体盈利模式变革的新时代。正如改行创办自媒体微信公众号“六神磊磊读金庸”的原新华社记者王晓磊所说，“找到自己的火山，你才会有无限的熔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