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编排结构是教材结构中的一种，到目前为止，它同样也没有一个完善的定义，因此，本人依据教材结构的第二种观点，认为教材编排结构就是教材编写者对教学内容编排形式的设计，包括各个教学内容之间的组合排列形式和各个教学内容内部各个元件的比例关系及其组织搭配方式。
目前，我国的中学语文教材己不再是“一本统天下”。“国内自1993年起，除人教版的语文教材外，北京、上海、广东、广西、辽宁、河北、四川、江苏、浙江等地计有13套初中语文教材陆续由实验期进入试用期，另外还有王尚文先生主编的《初中语文课本》（实验本）等数套实验教材。”在如此多的中国语文教材中，笔者不可能对它们作一一的分析。因此，在本文中，笔者仅以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编著，人民教育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的初中语文教材以及2003年出版的高中语文教材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在编排结构上所呈现的特点。
一、以“能力”为线索结构整套教材
就整体而言，从目录我们可以看到：初中语文教材包括阅读、写作、口语交际，语文实践活动，汉语知识和附录五个板块；高中语文教材包括阅读，写作、口语交际和附录三个板块。尽管初高中语文教材在板块内容上不尽相同，但从教材的组织结构线索上看，它们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即初高中语文教材都包括了阅读、写作和口语交际，且教材编撰者以它们为三条平行的线索来建构整套教材。究其实质就是以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四种能力为目标。换言之，现行的这套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就是以听说读写这四种能力为线索来建构教材的。就具体而言，仅以高中语文教材为例，教材编撰者在教材说明中明确写道：阅读教材分为互相街接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第一、二册），在初中的基础上，学习我国现当代文章、外国文章、中外文学作品和我国古代散文，着重培养学生理解文章的能力、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和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第二阶段（第三、四册），学习我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古代文学作品、外国文学作品和我国古代散文，着重培养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和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第三阶段（第五、六册），学习文化内涵比较丰富的现代论文、科技说明文和文学名家名作，着重培养研讨、评价论文和文学作品的能力。写作教材分为互相街接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第一册），按照写作心理的几个方面编排，力图使学生把握写作运动的内部规律，以便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第二阶段（第二至五册），主要培养写作记叙文、议论文和说明文的能力，培养写作几种常用文体的能力，并引导学生尝试文学创作；第三阶段（第六册），按照写作过程的几个方面编排，力求使学生把握书面语言表达的规律，以利于提高学生的书面表达水平。口语交际教材大体上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第一册），引导学生把握口语交际的基本要求：大胆开口，文明得体；第二阶段（第二册），培养单项的口语交际能力：倾听、应答；第三阶段（第三、四册），培养双向互动的口语交际能力：劝说、讨论、演讲、辩论。
从上我们可以得知，教材编撰者将学生听说读写四种能力的发展放在了语文教育的核心地位，并对它们各自进行了阶段性的划分，并以此为依据编撰教材，力求使我们的语文教材在结构体系上呈现出一个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的序列。
二、用“单元”建构语文教材体系
“单元是一个教学单位，也是教材中的基层组织单位”，我国“从1958年到现在，中学语文教材都是采用单元编排的方法。”这套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也不例外，在构成教材主体部分的阅读，写作、口语交际板块中，教材编撰者全部采用单元形式来建构。这里笔者主要从语文教材的整体单元划分、阅读板块中单元的组元依据和排列序列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从单元的整体划分看，初中语文教材共六册，在阅读板块中，每一册都划分为六个单元，每个单元包含五篇课文；在写作、口语交际板块中，每一册都划分为七个单元。高中语文教材同样为六册，在阅读板块中，一至五册都划分为六个单元，第六册划分为四个单元；在写作、口语交际板块中，每册都划分为五个单元。
从阅读板块中单元的组元依据看，这套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主要采用了两种组元依据，一种是课文所反映的生活内容，一种是文学体裁。前者以初中语文教材的一至五册为代表，例如，初中第一册，共六个单元，各单元的主题分别是：家庭生活、学校生活、自然景物、想象世界、古代生活、古代生活。后者以初中语文教材第六册和高中语文教材为代表，例如，初中第六册，六个单元的文学体裁分别是：中国新诗和外国诗、散文、小说、剧本、古诗文、古诗文；高中第一册，六个单元的文学体裁分别是：中国现当代诗歌、外国诗歌，中国现当代散文、外国散文，演讲词，序言，先秦史传散文，先秦诸子散文。从阅读板块中单元的排列序列看，这套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主要采用了螺旋式排列方式。所谓螺旋式排列是指“针对学习者的接受能力，按照繁简、深浅、难易的程度，使一科教材内容的某些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重复出现，逐步扩展，螺旋上升”。换言之，就是在教学的连续阶段中，以逐渐加深的方式反复地排列教材。例如，在初中语文教材第一册出现了“自然景物”单元，第三册出现了“动物世界”单元，第四册则出现了“自然环境”单元；在高中语文教材第一册出现了“中国现当代散文、外国散文（一）”单元，第三册也出现了“中国现当代散文（二）”，“中国现当代散文、外国散文（三）”两个单元，第二册出现了“中国现当代小说、外国小说（一）”单元，第四册也同样出现了“中国现当代小说、外国小说（二）”单元。可见，教材编撰者将同一类主题或体裁的文章重复编选在一套教材中，其目的就是让学生在学习的连续过程，逐步加深对同类文章的阅读和理解，从而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教材编撰者在用“单元”建构语文教材体系时，无论是在单元的整体划分还是单元的组元依据、排列方式上都不带随意性，而是力求使各个单元之间呈现出一种有层级的相互联系的框架，从而使我们的教材体系能够清晰明朗化。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知，就目前对能力划分的研究水平而言，以能力递进为线索建构教材体系不可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就放弃这种教材编写体系，而应在这条路上继续探索。
一、教科书图文史呈现教育规整的历史图景
新中国成立初期17年，老师们都很忙，手上的教科书不停地更换。刚熟悉的教科书，又被换掉。有时候还刚用了一年。有时要自己编教科书，刚编好了一些，又立马不让接着编，也不让用了。
1949-1966年，这17年是新中国进行教育规整的重要时期。从其教科书中，我们看到三种教育力量博弈的复杂局面，我们也看到一个频繁多变的学校和非常忙碌的老师。
1949年秋季，各地学生们拿着的教科书大都是原先学校使用着的，并无多大变化。到1951年秋季，各地学生拿到了一套全国整理的教科书。这是人教社第一套全国整理教科书。其中的语文、历史、地理等文科，改编自原解放区和原国统区的教科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理科，主要改编自东北人民政府编译的苏联教科书。这套没有用多久，其中不同学科的教科书也在不断变化。1954年秋季开学，原来国语老师变成了语文老师，因为手中的“国语”教科书换成了“语文”教科书。这是“语文”这个词正式出现在新中国学校教育中代表一门重要学科。老师向学生解释到，以后我们的“语文”课，要学习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即语和文。这一解释便定格了新中国的语文教育，延续至今。
1956年秋季开学，老师们拿到一套新的教科书，这是第二套全国整理教科书。老师们看到这套教科书还有教学大纲，大部分科目甚至有教学参考书。但是，一些科目教科书的内容结构被改变了。中学地理老师发现，原来“地理”教科书变成“自然地理”、“世界地理”、“中国地理”、“中国经济地理”几个分册。中学历史老师发现，原先一本“历史”教科书也变成“世界古代史”、“中国古代史”、“世界近代史”、“中国近代史”几分册。学校里还出现了外语、音乐等教科书，体育、图画也以教学参考书的形式出现。老师们明白，现在全社会都在学习苏联，教育也要改变以前的做法，全面向苏联学习。使用这套教科书时，老师们明显感觉到知识体系更严整，内容也更多了。不过，如果还按照以前的教学安排，一个学期就教不完教学大纲要求的任务了。因此，这套教科书使用时间不到两年，一些地区教育部门就集中向上反映“要求高，分量重，内容深”，“教与学都过于紧张”。而教育部也早早意识到了这一问题，1957年8月先后了一系列精简中小学教科书的通知①。教育部解释精简教科书的目的在于减轻学生学习负担，克服教师“赶进度”、学生“囫囵吞枣”的现象。这时恰好是出版的一年后。作为教科书来讲，这更新速度也是所向披靡了。然而，1958年这套教科书还是被淘汰了。
1958年秋季开学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表扬了河南省农业林业教育工作者，他们仅用了五个月的时间，就编写出了高等、中等、初等三级农林学校整套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表扬他们从本国和本省的实际出发，和实际相结合，坚决克服教条主义。社论还提出，教材要中央编、地方编、专家编、教师和群众也可以编[1]。全国立马掀起了一场编写教科书运动。大部分地区的教育部门和学校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组织人员编写新的教科书，一般是对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科书进行修改、删除和补充。也有一些省市和师范院校，干脆编写了整套九年制、十年制中小学教科书。这次编写教科书的速度也是风驰电掣的。1960年7月15日到9月7日，不到50天的时间，湖南省教育厅就组织了全省中小学教师和部分师范院校的教师共280人，编写出了一整套中小学十年制教科书[2]。其他省市也一样。老师们都知道，全国其他行业的同志都在“”，教育行业自然也不会落后。所以，编写教科书速度要快，数量要多才好。当然质量也要好才行。
1960年秋季开学，上海市小学五年制的数学老师拿到的一套教科书，这套的内容比原先版本精简浓缩了许多。他看到这十册数学教科书中包含了许多初中的内容，比如代数、平面几何等。同时又删去了很多算术方面的知识，例如整数运算中的循环原来一般有七个，现在被删减到只保留了三个循环。该套教科书的简介解释，这是为了使学生腾出时间，抓住重点，学好最必要的知识，避免让学生陷入繁琐的数字计算之中[3]。然而，这些由相关教育工作者们大幅并快速地修改、删除、编写的教科书，因质量不好，没过一两年就被禁止使用了。
1962年秋季开学后，各学科老师们陆续拿到的是国家统一编写的教科书。这比前几年地方编写的教科书，内容增加了，难度和强度也增加了，编写的质量也整体提高了许多。十二年制的小学语文老师，拿到人教社1963年编写的语文教科书时看到，这套书每册课文都有所增加，460篇课文中要求背诵240篇。每课之后有练习题，每个单元之后也有练习题。内容包括字、词、句、篇、标点、阅读和作文，形式多样。另外，还安排了近30种应用文的练习。中学的化学老师发现人教社1963年新编的化学教科书中的编排体系改变了，突出基本概念的学习，强化化学基础知识的掌握和基础技能的训练，不像以前“以生产为纲”来组织课程内容了。老师们还发现，这些新编的教科书形式上也美观大方，封面色彩艳丽丰富，书内也增加了许多插图。
1949-1966年，新中国教育发展最初的17年，教科书领域当中有着诸多改革尝试。基本上每过几年，学生拿到的教科书就会有所不同。老师们都很忙，手上的教科书不停地更换。刚熟悉的教科书，又被换掉。有时候还刚用了一年。有时要自己编教科书，刚编好了，又立马不让自己编了也不让用了。借由这17年的教科书文本，我们看到一副教育图景，里面有非常忙碌的学校和非常忙碌的老师。
二、教科书图文史呈现教育异变的历史图景
上海市幼儿园的教师拿到了一本《思想教育课》，很难想象老师拿到书的心情，更难想象的是老师是怎样教学的。
1966-1977年，这十年的课本②中呈现出脱离常态的教育模式。借由这些课本，我们看到一个结构异变的学校，一个“砸烂”课本的学校。
1966年秋季开学，学生们手上的课本“砸烂”了。但是新的课本还没有送来，教师们只好断断续续地展开一些教学活动以维持，有的老师干脆直接用著作作为教材。一些学校为了方便教学，将著作印刷成教科书的版本形式，作为学校的正式课本使用。
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批转关于处理当前中学教材的请示报告③时批示：中学所有教材，没有以思想挂帅，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违背了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违背了教育方针，不能再用。这些教材未印的均应停止印刷，已印过的也要停止发行。中学历史课暂停开设。政治和语文合并，以著作为基本教材，选读“”的文章和革命作品。教育部应积极组织力量，重新编写中学各科教材，包括小学教材。同时指示，不论高小或初小都要学习著作，初小各年级学，高小可以学“老三篇”④，以及其他适合小学生思想政治水平和语文程度的一些文章。
也就是从这里开始，新中国教育全面否定了建国初期17年建立起来的教育体系，开启了一种全新的异变的教育模式。这时的课本最常用“红色”，红太阳、红旗、红字、红色的等是课程的主题图案。为了表达课本是在思想统帅下编写的，封面上的主要图案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围绕像组成的象征性图案，或是围绕语录、红宝书组成的象征性图案；另一种是隐喻性的图案，如红太阳、红灯笼、红旗、红花、向日葵等[2]。
1967年，学校有了新编的课本。上海市小学二年级的数学老师，打开课本第三册，第一页写着语录，还印有像，章节头安排最高指示。翻到第二页，他依照课本所写的教法指导学生：“从上面各题的计算，可以看出多位数加减法的计算方法和两位数加减法一样的。教导我们说，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做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分析方法。”[2]1969年，广州市的小学英语老师带领学生们在教室里读着：LongliveChairmanMao！Along，longlifetoChairmanMao！WishChairmanMaoalonglife！差不多同一时期，上海市幼儿园老师拿到一本《思想教育课》，很难想象老师拿到书时的心情，更难想象的是老师是怎样教学的。新中国成立初期17年频繁变化摸索的教育及教科书，到这里被完全“砸烂”。
1966-1977年，经由这些课本，我们看到了新中国教育十年异变的细节。这些政治统领的学科课本，也为教育研究呈现了一个最佳观察标本。
三、教科书图文史呈现教育回归的历史图景
1977年，老师回到讲台上，规定学生们将手背在身后，防止他们不认真听讲。
1977年，邓小平主持科学和教育工作。同年8月8日，他发表《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讲话，对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起到了重大的指引作用。这之后，上海市幼儿园的老师不用再教《思想教育课》，上海市小学数学老师不用再告诉学生的教导在数学学习中的重要作用，广州市的小学英语老师也不用再带着学生读LongliveChairmanMao……这时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实行十年制的中小学教育⑤。老师们拿着新编的教科书，重新回到讲台上，规定学生将手背在身后，防止他们不认真听讲。这图景便是这阶段新中国教育的一个生动微缩。刚走出的不良影响，重新起步回归教育本身。然而，也许是过于迫切的动机，也引发了诸多问题。例如，在处理德智体美劳各育之间的关系，处理全面发展与学生个性发展的关系、知识与能力的关系、知识学习与身心发展的关系等重要教育问题上，需要新中国教育进入下一阶段更深入的改革。
1978年春季开学，浙江省初三英语老师拿到了新的教科书，发现新增加了一些与学生相关的内容。例如，第五课是APAGEFROMAPUPIL’SDIARY（学生日记中的一页）。不过，还是有以前课本的影子。例如，第八课是QUOTAIONSFROMCHAIRMANMAO（语录）[4]。这套教科书是浙江省根据本省的课本改编而来，自然是有相似之处。当时，其他大部分省市的做法也一样。在1978年秋季，人民教育出版社编撰的十年制中小学教科书出版前，他们暂时用各地区改编的教科书。正如初三英语老师看到的一样，这些教科书增减了一些内容，但仍然还有课本的影子。
1978年秋季开学，大部分省市的老师们都拿到人教社新编十年制中小学教科书。这是“”结束后的第一套全国整理的教科书，质量明显提升，内容上也有新的气象。初中历史老师拿到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一册有“孔子的思想”[2]一课，这与原先的表述（“孔子的反动思想”）不同了。中学物理老师按照教科书的介绍教育学生：我们应该努力运用所学物理知识来解释这些现象，并解决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5]。不过，这套教科书明显难了许多。很多地方的学校，都觉得本校的师资力量不够，教学设备也很难达到教科书的要求，而且内容也过多，教学安排不过来⑥。于是，1981年，教育部颁布《五年制中学教学计划修订草案》《五年制小学教学计划修订草案》，同时又制定了《六年制重点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1984年，教育部又颁布了《六年制小学教学计划草案》。这一系列的文件，意在通过减少内容或拉长学习年限的方式来缓解教科书中存在的难度过高的问题。这时，全国中小学有的地方还是十年制，有的地方已经改成了十二年制。
1982年秋季开学，北京、上海、天津、浙江的老师最早拿到了六年制小学教科书，封面上有个明显的“6”字⑦。这套教科书由四省市联合编写，改编自1978年人教社的十年制中小学教科书。其中，编排体例都一样，原本小学阶段五年的内容重新组编成六年。教师们感到难度的确下降了。后来，全国大部分省市的小学老师都拿到了这套书来教学。几经修改，最终还是不能令人满意。全国各地教学需要、教学水平和教学条件相差十万八千里，人教社也很难编出一套让大家都满意的教科书。
1990年秋季开学，上海市中小学一年级的老师拿到了本市编写的上海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浙江省中小学一年级老师拿到了本省的实验教科书。1993年秋季开学，教育部推出五套半教科书被推荐给全国各地学校选用。教育部期望通过提供不同程度、不同地区的教科书来适应全国各地的教育情况的差异。这便是新中国教育史上有名的“八套半教科书”⑧。这“八套半教科书”供“九年义务教育”⑨使用，其中只有一套院编写的教科书，因编写力量和经费等问题半路夭折。当时，使用这套教科书的中小学的老师，还拿到了丰富的配套用书，包括学生的练习册、实验册、地图册、地图册、教师用书、教学挂图以及录音带、录像带等辅助教学工具。
也就是从这时期新中国的教育开始走向丰富多样的发展局势。宏观上，考虑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水平的差异实施教育，为学校提供可选择的教科书、可供选择的学校制度。微观层面，越来越看重学生的个体特征的差异。那种老师站在讲台上，请学生将手背在身后的教育教学形式，正在逐渐退出新中国教育的舞台。这也为21世纪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埋下了伏笔。
四、教科书图文史呈现课程改革的教育图景
2001年，老师走到学生中间。小学老师，告诉学生新的教科书里有一位小伙伴陪大家一起学习。中学老师，告诉学生教科书里有很多问题，老师等着大家来探究。
2001年秋季开学，一些地区⑩的老师发现一直以来指导帮助自己教学的《教学大纲》变成了《课程标准》。在北京市上学的一年级学生，回到家按照老师的要求，请爸爸妈妈打开这本教科书，因为里面有段“给家长的话”：
翻开这本教科书，您会发现，这是一门全新的课程。它是伴随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而开设的一门活动型综合课程，其目的是通过游戏和各种儿童喜欢的主题活动，对学生进行深入浅出的道德的、科学的、生活的启蒙教育，为他们形成积极的生活态度、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实际的生存能力打下初步的基础[6]。
家长读到这段话时很惊讶，这门课似乎就是以前自己学过的《思想品德》。但是，这本16开的书，印刷精美，五彩缤纷的画面旁只有少量的文字。教科书中还有一位叫做“贝贝”的小兔子伴随孩子一起学习。孩子很喜欢这本书，拿着爱不释手。他们记得自己的教科书，似乎没有这样“亲切”过。
这是人教社出版的《品德与生活》，是根据新课程标准编撰的教科书，暂时只供应部分地区的学校使用。这个看似平常的教育图景中透露出新中国教育一次不寻常的转身。2001年9月，教育部审定通过了20个学科（小学7科、中学13科）49种中小学新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并推行到38个部级实验区试用。这是新中国教育一个非常忙碌的年份，这年开启了力度最大的一次教育改革11。到2015年秋季开学，全国中小学阶段各起始年级几乎都拿到了新课程标准教科书。
全国各大出版社从这时开始也围绕着学校忙碌了起来。这热闹情景曾在新中国成立前出现过，被学者称为“教科书的黄金三十年”[7]。与之相对应的“民国教育”，今天仍不断被提起。与民国时期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世界书局等出版社相互竞争出版教科书的热闹情景相似，各大出版机构，如人教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江苏凤凰出版集团、广东省出版集团、湖南出版集团等相继参与中小学教科书的开发。这些为新中国教育出版教科书的机构，首先需要向教育部提交申请编写教科书的立项，教育行政部门组织有关专家对申请者的资质、教科书编写的指导思想、体系结构及教科书的适用范围等进行审核。每年6月底和12底前通知申请人，是否立项。最后，将编写好的教科书提交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或省级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通过审定的教科书，再由各省市的教材选用委员会负责选用。这是一个相当严整的教科书审定制度，新中国教育在前一阶段为满足各地区差异的“八套半教科书”之基础上又向前迈出了一步。
截至2009年春，共有84家出版社开发的新课标教科书通过教育部审定，其中包括：“六三”学制小学10个学科115套、初中19个学科116套，“五四”学制小学7个学科10套、初中11个学科20套，普通高中18个学科71套[8]。2015年秋季开学，全国的中小学生都拿到这些新编的新课程标准教科书。这些教科书的出版使得过去“一纲一本”被打破，打开教科书多样化出版的局面。中小学可以在通过审定的多套教科书中选择符合自己需要的教科书。这一改变，解决了长期以来教育大一统局面无法适应中国各地教育实践需要差异的问题，是新中国第一次全面放开教科书的编撰。大力度的教科书制度改革，意味着新中国对教育之理解，较之前几个阶段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如何呈现教育的基本面貌？以描述教育政策、教育制度、教育思想形态为主的形式，呈现教育历史的基本面貌，似乎总过于宏观，与真实的教育活动中隔着一层模糊。使人很难想象历史中的教育活动如何展开：什么样的读书声从当时的教室传出？什么样的习题被写进当时的练习本？什么样的试题需要当时的学生回答？……这些体现教育基本面貌的问题，难以在宏观的教育史叙述中找到清晰的答案。《新中国中小学教科书图文史》梳理新中国60多年的各科教科书，全景图式地呈现出新中国教育的基本面貌，回答了这些细枝末节且又不可缺失的问题。
注释：
①1957年8月《关于精简小学语文、历史、地理教材的通知》和《关于中学历史、地理、物理、生物等教科书的精简办法》。
②“”期间的学校用书被称为课本，因它不具备反应教科书所应有的分年级、分学科等基本形态。
③《关于1966-1967学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
④《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
⑤1978年1月，教育部正式颁布发行《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1977年到1979年期间，陆续颁布十年制中小学各科教学大纲。
⑥这套教科书的主要问题是内容深、难度大、分量重。各地学校意见较大。因此，这套整理教科书出版不久，教育部马上就面对一个如何降低教科书难度的问题。
⑦1980年12月中共中央颁发的《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规定中小学学制准备从十年制改为十二年制，今后一段时间内可以五年制和六年制并存，城市小学可先试行六年制，农村小学学制暂不动。当时，北京、天津、上海和浙江率先试行。1981年3月13日，教育部就城市小学试行六年制问题发出通知，提出除北京、上海、天津可先行试点外，其他省市的城市是否试行，要慎重研究。
⑧八套半义务教育教科书包括：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两套（分别供应“六三”制和“五四”制）；北京师范大学的供“五四”制的一套；广东省教育厅、福建省教委、海南省教育厅和华南师范大学组织编写的“沿海版”一套；四川省教委、西南师范大学合作编写的“内地版”一套；浙江省编写的实验教科书一套；上海中小学课程教材改革委员会组织编写的上海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一套；河北省教委研编写的复式小学教科书一套；八所高师院校合作的义务教科书一套。
⑨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颁布《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其中提出“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⑩2001年9月，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38个部级实验区。
112001年，教育部开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参考文献：
[1]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Z].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228.
[2]石鸥，方成智.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史（下）[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2：106，257，295，8，182.
[3]数学教学编辑部.五年制中小学数学课本简介[J].数学教学，1960（5）：10.
[4]浙江省中小学教材编写组.浙江省中学试用课本英语（第六册）[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77：25.
[5]中小学整理教材物理编写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初中课本（试用本）物理（第一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8：3-4.
[6]义务教育课程标准试验教科书品德与生活（一年级上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1.
[7]石鸥，吴小鸥.简明中国教科书史[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5.
【关键词】对外汉语教材编著系统;词频检索统计;汉语词汇等级;键树
【中图分类号】G40-057【文献标识码】A【论文编号】1009―8097(2009)07―0086―04
一引言
教材编写是对外汉语教学资源建设的重要环节,如何提升教材编写的速度和质量,使人们从教材编写过程中那些诸如查找生词、控制词汇、加注拼音等费时费力而且容易出错的繁琐工作中摆脱出来,现代技术手段的有机融入是非常必要的。正如崔永华教授所说的那样:“只有语言学、语言教学和现代技术的完美结合,才能让编写教材变得这么方便、快捷、准确、得心应手。”【1】对外汉语教材编著系统应运而生,陈锋在其硕士论文《对外汉语教材编写辅助系统的设计与实现》[2]中提到编写教材的流程图如图1所示。随着计算机、网络、语料库等技术的飞速发展,现代教育技术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范围不断拓展,这为对外汉语教材编著系统的技术实现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如何控制教材编写难度等级以适应不同水平教材使用者的需要,同时避免汉语教学内容的盲目性和随意性,一直是教材编写者面对的重要问题。编写者控制教材难度,主要是通过量化语言点,即对词汇、语法、功能、文化进行分级,检查教材语料分级语言点覆盖以及分布情况,并反复修改教材内容,来达到控制教材水平的目的。在实际操作中,由于词汇的可控制性最强,所以,水平等级教材主要是在词汇上控制难度[1]。
基于以上论述,本文将尝试着设计并实现对外汉语教材编著系统中的难度等级词频统计模块。以《大纲》[3]8000多等级词汇为难度等级依据,统计模块将分别统计出汉语教材语料词汇中甲、乙、丙、丁、超纲词频率,以及这些词在教材各处的分布情况,以确定教材的用词难度,教材编写者可依据该模块得出的统计结果对教材用词进行相应的调整以控制教材的难度水平。
二难度等级词频统计模块设计与实现
目前,出现了一些辅助对外汉语教材编著工具,主要有储诚志博士设计的《中文助教》[4]和厦门大学卢伟等人开发的“基于WEB的对外汉语教材编著系统”。《中文助教》通过8000多万字的现代汉语平衡语料库处理分析得出常用度等级生词,提供了使用频度分析[1];卢伟等人开发的对外汉语编著系统中,利用《大纲》对教材语料进行等级词语检索统计以实现教材的定量分析与控制[5]。这两类工具的教材难度定量分析任务,主要还是通过词汇难度划分来实现的,因此,本文将借鉴此思路,使用《大纲》作为教材难度等级词频分析的重要依据。
《大纲》(1992年)由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修订完成,它不仅为对外汉语教学词汇量的界定、等级的划分、词性的确定等方面提供了较为科学的依据。同时它也是现阶段国内对外汉语教学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的主要依据,有着严谨的结构和权威性[6]。本文难度等级词频统计模块设计将直接参考《大纲》中的词汇的词性、难度等级等信息。
1设计思路
本文的设计思路如下图2所示:
汉语是以字为单位,词与词之间没有明显的边界信息。当句子长度和句子结构复杂性增加,句中出现的词数量随之增多,除了检索过程中词汇歧义问题将越发突出外,词检索次数也越发频繁。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本文首先使用分词模块对教材语料做分词处理,让处理后的语料得到精确的边界、词性信息;然后,在检索统计模块中,根据分词后语料携带的各种信息,参考《大纲》中给出的词汇、词汇难度等级、词性三者对应关系,做归类统计操作,获得词频、词性词频、词等级难度词频、超纲词数目以及等级词汇和超纲词汇在不同语篇中分布等各类信息。其中,词汇、词汇难度等级、词性对应关系如图3所示:
2检索统计模块实现
文本检索依赖于关键词模式匹配。多关键词模式匹配是从目标文本中一次查找匹配多个关键词的过程。文献[7]中借用键树结构[8](图4所示)的双链树形式保存关键字,使用了多关键词模式匹配进行检索。它的具体做法是:将所有待搜索关键词保存在键树结构中,用叶子结点标志关键词结束,并且在叶子结点中也保存了关键词的频率信息;检索统计时,使用广度优先搜索来匹配目标文本串和树中多个关键词,如果目标文本串在键树中存在一条从根到叶子节点的路径,统计频率加一,否则,放弃对当前的操作,继续处理下一个词。
本文在文献[7]的基础上,以《大纲》词汇作为关键词集,在深入分析《大纲》中8000词的基本特征规律、存储特征及词首字在区位码中的分布情况基础上,设计哈希表与键树相结合的存储结构,实现对外汉语教学编著系统中的词汇等级难度检索统计功能。
(1)基于哈希表与键树相结合的存储结构
受关键词首字取值以及关键词词长影响,《大纲》关键词存入键树后,形成了一棵根节点孩子兄弟分支深度达到2000多层,而其它分支深度不超过5层的键树结构。如果能将关键词的首字以某种方式进行分类,重新组织键树结构,将能有效的缩短最长分支的长度。由此,我们考虑到了汉字区位码,利用《大纲》关键词首字在区码的均匀分布情况,解决以上问题。
汉字在区位码中占72区,其中16区到55区为一级汉字;56区到87区为二级汉字。《大纲》中关键词首词有2057个,一级汉字有2495个,二级汉字只有8个,绝大部分首字分布在一级汉字中。对这2495个首字在一级汉字区的深入分析,我们发现这些汉字几乎是等概率分布于各区中,数据如图5所示。
本文采用哈希表和键树相结合的存储结构,利用关键词首字区码分割《大纲》关键词键树,将其转化为多颗子键树存储在哈希表中,使每个子键树和哈希表中唯一的存储位置相对应。改造后的结构如图6所示:
(2)构建存储结构步骤:
①采用汉字GB-2312码与区号的对应关系,作为哈希映射函数。插入前,找出关键词首字,使用首字的GB-2312码计算出区码,获得哈希表中当前关键词待插入位置。汉字区位码与GB-2312码对应关系为:GB-2312码每个字符都用两个字节表示,第一字节为“高字节”,由字符的区号值加上32而形成;第二字节为“低字节”,由字符的位号值加上32。
②确定子键树在哈希表中位置后,查找子键树中是否已存在该关键字,如果不存在,则将关键字插入子键树中;如果存在,直接转入步骤③
③检查关键字叶子的结点中,相关的词性、难度等级信息是否建立。如果不存在相关信息,就建立词性、难度等级间的对应关系;否则,继续插入下一关键词。例如:“把”字在难等级词表中出现了两次,一次为甲级,对应介词、量词;第二次为丙级,对应动词。检查“把”字时,也需要两次确认词性、难度等级间的对应关系。
3实验
我们的检索统计实验语料来自于《新实用汉语课本》、《菲律宾华语课本》、《今日汉语》、《当代中文》、《基础商务汉语》等5部汉语教材,语料多达20万字。以《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详解》[9]基本词类中定义的18个词性,附加词类中定义的5个词性(前接成分、后接成分、成语、习用语、简称略语)为标准,使用中科院ICTCLAS分词系统(研究版)进行分词,对单独使用键树结构和哈希表与键树相结合存储结构,在语料量和关键字数量上,进行检索统计对比。硬件环境为InterPentium(R)DCPU3.0Hz,内存2.0G;软件环境为WindowXP,MyEclipse6.0,JRE1.6。实验结果如表1所示。
上表对比分析,语料量大小直接影响检索速度;而在语料量相同的情况下,使用改进后的哈希表与键树相结合存储结构分别存储《大纲》4000词和8000词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两者耗时相差不大。
此外,我们选用畅销海内外的《实用汉语课本》第一册到第五册教材课文,进行词频、词性词频、词等级难度词频、超纲词数目等统计操作。经过重叠词、地名、人名、时间词、数量词过滤后,得到如表2所示数据。
通过对《新实用汉语课本》1-5册的定量分析,总体来看,随着教材水平层次的加深,甲级占比例逐渐减少,乙、丙、丁级则逐渐上升。一般情况下,对外汉语教学大纲根据教学目标将教材分为初级、中级、高级,按照对外汉语教学领域经验,初级教材超纲词包括《大纲》丙、丁级词,中级教材超纲词包括《大纲》丁级词。文献[10]给出对外汉语教材编写和选用的一些参考值,如下表3所示。我们借用这种标准来衡量《新实用汉语课本》。《新实用汉语课本》1-2册为基础水平,第一册词汇总体上符合难度要求、第二册的词汇超纲量超出标准9个百分点;第三册、四册作为初级到中级衔接,我们将其按中级标准做处理,第三册、第四册、第五册的超纲词汇比例分别为:25.7%、23.4%、31%。因此,《新实用汉语课本》3-5册存在超纲情况,并且是略高于标准中的超纲范围。
最后,我们选定了一些《大纲》词汇和超纲词汇,测试了这些词汇在《新实用汉语课本》系列教材课文语料中的分布情况,来检验教材循序渐进性(系统性)。如《大纲》甲级词汇“比较”,以动词词性在第4册50课和第5册55课中各出现1次,以副词词性在8篇课文中出现,其中第4册48课6次,第3册36课和第4册45课各3次;再如超纲词汇“聊天”共出现了4次,第3册27课2次,32课1次,第4册39课1次。这些也体现了该教材在词汇方面采取了螺旋式的安排方式,有利于学习者的掌握。
三结论
本文基于《大纲》资源,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对教材中词汇进行系统的计量分析,通过构建了辅助对外汉语教材词频等级统计模块,为教材中语料词汇难度定量分析提供了基础。今后,随着外汉语词汇教学中对词汇常用义项日益重视,要求我们下一步工作主要集中在一个方面,即参考其它词汇教学大纲或词典,用已有的模块统计大规模教材语料,确定词汇的常用义项,人工对词义项划分难度等级,将词义级的词汇频度统计引入到我们的系统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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