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知识和科学
1.知识的定义和种类
知识是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获得认识和经验的总结。马克鲁普认为：知识是根据已认识的事物所作的客观解释。知识的定义很多，有各国辞典、专家学者、国际组织的定义等。
对知识的划分也比较多：自然的知识，社会的知识，人与人心的知识（美系统论学者克郎）；实用知识，学术知识，闲谈与消遣知识，精神知识，不需要的知识（马克鲁普）；意会型知识，编码型知识；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等。国际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知识的分类是：知道是什么的知识，知道为什么的知识，知道什么时候的知识，知道什么地方的知识，怎样做的知识，知道是谁的知识。
2.科学与知识的关系
科学是难以界定的概念，由于科学内涵在不断增加，目前还没有所公认的科学定义。19世纪对科学的认识是人们对客观世界认识的反映客观事实和规律的知识。20世纪初科学的定义是反映客观事实和规律的知识体系。近几十年科学的经济社会功能越来越突出，很多学者、组织把科学当作事业、产业、建制和投资。本文的定义是：科学是具有经济社会功能、改造世界的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强调了科学的经济功能和科学的目的性，也注意到科学的经济功能是潜在生产力，而科学产业则是现实生产力。
科学和知识的关系是：科学是知识的形态之一，是经过人脑提炼、实验、实践检验而成的知识体系，是知识的升华和结晶。科学是知识，但很多知识却不是科学。
二、科学与技术
技术是为某一目的共同协作所组成的各种工具和规则系统的知识体系。技术和科学同为知识体系，联系密切，重大科学发现后，常有许多重大技术发明，技术是科学的延伸。科学是创造知识的研究，解决知的问题；科学解决可能，技术解决现实。科学已解决的问题，技术上可能未解决，如核聚变能的利用是可能的，但技术上还未解决。
三、知识和信息
1.信息的概念和种类
信息作为宇宙三基元物质、能量、和信息之一，在宇宙中无所不在。信息是事物的状态、事物间的联系和变化方式。英科学哲学家波普有客观物理世界、人类主观精神世界、概念世界三个世界的理论，信息依三个世界之说分为三类。还有物质世界、经历世界和意识世界之说，信息也依此分为三类。
2.信息和知识的关系
知识是信息的子集，只存在于经历世界和概念世界。信息存在于三个世界；信息通过人的大脑思维，实验或实践加工成知识，知识是特殊的信息，有些信息经甄别成为知识，有些知识又可转化为信息，如可编码知识；知识和信息同具有非物质属性，在经济中有很多共同特征，如非物质性，公用性，非消耗性，量的无限性等。
四、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
知识经济的定义很多，OECD的定义是：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这一定义虽没有被公认，但影响很大。见诸于报刊的尚有后工业经济、网络经济、数字经济、比特经济与新经济、现代经济、软经济、高新技术经济、智能经济，这些分别是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的别称。信息经济的主要产业是集成电路、芯片、计算机的软硬件、光纤等，而知识经济的实质产业是教育产业、科学产业、知识产业和各类高新技术产业。这些都无异议。而不同的认识集中在两者谁包容谁的问题上，加上其它的分歧，竟有四、五种认识。本文认为信息经济是知识经济的组成部分，是知识经济的基础。理由如下：
1.人制造知识和信息，经济也是人的推动。知识从宇宙观上讲是信息的子集，但在我们的世界里，对信息的认识、信息技术的运用都靠知识，靠人。我们不是唯心论者，也不是自然神的信徒。经济讲求实效，信息是死的，人是活的，人的能动作用才是决定性力量。
2.人类认识的对象除信息之外，尚有物质和能量，还应有时空。虽然对物质、能量等的认识要通过信息，但信息毕竟不是对象和目的。在经济中，单靠信息很多问题还不能解决。世界是信息的世界，也是物质、能量的世界。信息既非物质，也非能量，但信息与适当的载体结合，才能表现出能量。不能孤立地重视信息而忽视其它。
政治经济学涉及的对象是物质生产。在马克思已经严格区分了物质生产一般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特殊社会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产关系淹没在生产力合理组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社会市场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要讲“选择”，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即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和资源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
【关键词】物质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选择
【正文】
［中图分类号］F0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26（20__）03—0035—05
在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实现这一目标，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发展社会生产力被提到了工作的首位，与此相联系的，掌握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对生产力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
但发展生产力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也不是单纯的运行问题。因为物质生产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力和一般市场经济都只能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下发展和运行，离开一定的生产关系，物质生产就不会发生，生产力只有在适应它的性质的生产关系下才能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强调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提出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就是希望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推动经济的发展。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阐述的许多重大经济理论，都属于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和改革方面的问题。譬如，国有经济、公有制经济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国有企业改革中涉及的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内部管理者、科学技术人员与直接生产者的关系，还有部门、行业之间，三种产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分配关系，等等，都是重要的生产关系。
显然，必须有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究这些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以更自觉地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门学科就是政治经济学。
一、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首先就在于它研究的对象是物质生产。但是在研究物质生产的内容和目的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就发生了分歧。马克思认为生产总是社会的生产，离开社会的单个人的生产是不可能存在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却把单个孤立的猎人和渔夫作为出发点，这是不符合真实的历史实际的，只能是一种虚构，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
因此，说到生产，总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人类社会是经历了极不相同的发展阶段的，有奴隶社会生产、封建社会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所以，我们所要研究的物质生产只能是某一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不处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抽象的生产一般，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写道：“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这里明确表明他不是研究物质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而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规律。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特点恰恰是把生产看作是与历史无关的永恒的自然规律，混淆生产一般同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实际上他们是在生产一般的掩盖下，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乘机作为一般自然规律偷偷地塞进来，引导人们把资本主义看作是绝对合理的、永恒的。在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界限。
二、政治经济学怎样研究物质生产
正确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必须对物质生产有正确的认识。物质生产必须包含两个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力是指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者、劳动资料诸要素的总体，以及这些要素的结合方式，后者马克思把它称作生产方式或生产技术方式，这里包括劳动者之间的联合方式，对生产过程的组织和管理方式，以及科学和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上，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它对生产的发展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生产力的扩大现在都是从科学技术的创新开始的。生产力反映着人与自然的关系。
生产关系是指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它包括三个方面：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生产成果的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生产关系反映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3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讲物质生产必然包含着物质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来看，生产力一般表现为起主要的决定作用，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发展，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同时，在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我们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时候，其深层的意思就是说没有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的变革，生产力已经不可能向前发展。这说明生产力的发展是丝毫也离不开生产关系的作用的。
在物质生产中，社会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和生产技术方式变革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也不会有新的生产方式的变革。例如，在15世纪到16世纪期间，出现了协作、工场手工业，以后发展为机器大工业等这些新生产技术方式，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新的生产方式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才能产生和发展。事情是很明显的，如果不扫除封建制度的障碍，不使广大农民摆脱对封建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不使广大小农和小手工业者破产，成为无产者，不把货币和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里，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大规模的社会化的劳动方式是建立不起来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当作一个统一体来把握，探索二者的相互推动关系，才能科学地揭示物质生产和整个经济的运动和发展规律。
马克思极为重视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工具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把它看成是“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可是在讲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时，马克思反对把政治经济学变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的学问，他一再强调政治经济学不是技术学、工艺学，而是研究生产所采取的社会形式，即社会生产关系的科学。他对生产力、生产（技术）方式的研究，只限于在说明它怎样影响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对它发生怎样的影响时，才引入考察的范围。
马克思极端厌烦那些脱离特殊的社会形式而只对物质生产一般作抽象论述的庸俗经济学者们。马克思为此批判一位俄国经济学家说：“因为施托尔希不是历史地考察物质生产本身，他把物质生产当作一般的物质财富的生产来考察，而不是当作这种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地发展的和特殊的形式来考察，所以他就失去了理解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2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事情正是这样。如果不能在思维中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生产技术方式区分开来，不能从物质生产中剥离出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就不能真正理解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就不可能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当然更谈不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已经极严格地区分了物质生产一般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特殊社会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产关系淹没在生产力合理组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社会市场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
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开辟了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新天地，使人们有可能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有在与生产力的紧密联系中对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刻研究，才能揭示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和它的经济运动规律，这当然有助于人类自觉地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如果更多的人掌握了这一科学思想，必将大大加快社会的进步，使全人类受益。恩格斯曾说过，马克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人类历史因他的存在而缩短了。这一评价得到历史的印证，也得到了全世界无偏见的学术界的认可。在本世纪末的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C）于9月举行了一次网上选举“千年”最伟大思想家的投票活动，马克思列在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等之前，高居榜首，被选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
三、资产阶级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由英国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杰出代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奠定基础的。他们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研究如何增进国民财富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凡是影响和破坏国民财富增长和生产发展的，他们都反对，凡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增长的，他们都勇敢地加以维护。他们确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最能推动财富增长的。由于他们生活的时期还属于阶级斗争尚不发展的时期，这时还允许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无顾忌地科学地涉及资本主义社会各方面经济关系并进行客观研究。他们创立了劳动价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各个阶级之间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马克思指出：“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页。）
随后一个时期，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夺得统治地位，阶级斗争也采取日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具有威胁的性质。这时要求资产阶级客观地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和发展已不可能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就敲响了。问题已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一直发展到只偏重于在不危及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探索如何促进物质生产的发展、效率的提高以获得最大的利润。
这样，政治经济学从斯密、李嘉图以来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着，一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古典学派的科学方面，即劳动价值理论和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的内部结构的深入研究，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指出了它的发展趋势和历史局限性。二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开始，经过马歇尔、凯恩斯到当代的萨缪尔森，是研究财富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和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穆勒1848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走向庸俗化和教科书化的时期的标志。因为这个时期资产阶级与工人队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资本主义经济虽尚未爆发重大危机，但社会问题已相当严重，批判资本主义弊病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也相当流行了。穆勒为维护资本主义的利益，企图把这两种对立的利益加以调和。
穆勒首次按照生产、分配、交换这样的顺序安排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它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把斯密和李嘉图开创的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转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把生产关系撇开了，把生产看作是决定于一般的自然规律，与社会形式无关。他把生产与分配割裂开来，认为生产决定于一般自然规律，与社会经济关系无关，分配不是由生产决定的，而是由社会法律和习惯决定的。从穆勒开始的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一直支配着以后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当代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合著的《经济学》（第12版）中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是这样表述的：“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这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派的具有代表性的教科书的观点。从他们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规定来看，与19世纪的约翰·穆勒的表述基本是一致的，从内容上看，基本上属于生产一般或市场经济一般，都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蔽起来。
我们看一看西方经济学所规定的研究对象“如何选择”问题。这种说法的缺陷的根本方面，仍然在于它只局限于属于物质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的如何选择上，而回避了资源在人们之间分配的“选择”，即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而这个方面同样是物质生产得以发生的根本前提，没有这个方面，物质生产就像一只缺腿的蚂蚱，是跳不起来的。没有生产要素在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这个前提，资源在各类生产间的配置是不能实现的，也就不会有物质生产。
例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他的《经济学》中提出的选择：“为什么曾经被用来种庄稼的土地又用来造工厂？为什么在仅仅几十年间，用来造马车的资源又用来生产汽车？为什么自动机床代替了铁匠？”（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1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这些问题在作者看来只是一个成千上万个消费者、工人、发明家、管理人员和政府官员的决定是如何交织在一起决定着稀缺资源的使用，这里涉及的只是市场机制是如何实现这种选择的，政府在这种选择中又起哪些作用。这些都是属于市场经济一般的问题，重要的是作者完全回避分析这些“选择”在什么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中才能够发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种庄稼的土地改变为在土地上建立起大规模生产的工厂，必须以这种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为前提，即剥夺小生产者的一切生产资料，一边是少数人手中集中了大量的货币，一边是失去所有生产资料的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者。而他们对此都讳莫如深。
因此，要讲“选择”，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即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和资源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前者属于人们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或者称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后者属于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或市场经济一般运行规律。
从二者的关系来说，一般地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资源配置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方式。例如，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决定了生产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平均利润和超额利润，这就决定了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资源配置就是通过价格围绕生产价格上下波动来实现的，以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根本目的的实现。正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造成了与小私有制商品经济不同的运行状态。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决定了它从事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欲望大大增强，同时社会化的大规模生产又使这种积累的加速增长成为可能。正是这种关系一方面使得生产无政府状态造成的破坏加剧，另一方面使得广大工人群众收入的增长受到严重遏制，从而造成国民经济不良的运行状态：失业、生产过剩危机、劳资对立、通货膨胀、贫富悬殊，等等。撇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导致其不良运行状态的根本原因就难以得到科学说明，这样的经济学也就不可能提出根治这些弊病的良策。
四、明确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现实意义
社会生产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包括深层的、中间层次的和表层的关系。例如，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说，剩余价值生产是深层的核心关系，利润和平均利润属于中间层次的关系，它是深层本质关系的外部表现，商品关系则是整个生产关系体系的表层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关系都表现为一种商品关系，一切联系都借助市场联系起来。
社会生产关系还表现在再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中，有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消费关系等。社会生产关系还包括生产部门、商业部门、金融部门、农业部门等等之间的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的所有这些方面的总体形成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社会生产关系既然在生产和社会发展中有着这样重要的地位，因此，今天的政治经济学仍然应当遵循《资本论》指出的研究方向。这不仅对深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一切事物是必要的，对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也具有指导意义。把握住研究对象将会引导我们努力深入探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深层本质关系，揭示本质关系又是怎样地采取了外部表现形式，并和最表层的市场经济如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弄清这些关系，将使我们能够更自觉地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相推动的辩证关系，按照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不断调整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推动社会生产力更迅速地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而奋斗。
关键词：人性假设；方法论意义；马克思经济学；阶级人假设；理论指向
中图分类号：F0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656(2008)03―0005―09
一、人性假设的理论意义
经济学研究离不开假设，假设就是在一项研究之前首先需要明确的约束条件，它们是经济学家进行逻辑推理和演绎过程的基础。
基本假设构成整个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前提，它是指经济过程中的一些最基本的、在研究者看来应该属于“公理性的”无须证明的事实，经济学家将之抽象出来，作为经济分析的基础，如对人性的假设、对稀缺性的假设、对有无交易费用的假设等。这类假设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前提和约定，是大前提、“大假定”，也是根本性的，不能随意改变，其作用贯穿于一种理论体系的始终。基本假设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隐喻的；可能是自觉的、有意识的，也可能是不自觉的和无意识的。
比如，在西方经济学中经济人假设是个基本假设，几乎所有西方经济学著作都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的，但并非所有作者都要明确指出这个假设的存在。读者对隐喻的公理性假设是“自然接受”的，他们把明示的和隐喻的基本前提假设同样看待。经济学对交易费用的认识是新制度经济学产生以后的事，在此之前西方经济学的长期发展中实际上存在一个十分重要但人们并没有认识和意识到的基本假设――零交易费用假设。人们并不知道也不必知道何谓交易费用，就接受了“零交易费用假设”，“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把所有理论都建立在这一假设之上。零交易费用假设，就是新古典经济学中隐喻的甚至人们根本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却不知不觉中遵循着它的要求的基本假设，先前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从来没有明示过这一基本假设，相反，它是由对新古典理论提出挑战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宣称它的存在的。
人性假设是经济学的前提。科斯说：“过去，经济理论一直因未能清楚地说明其假设而备受困扰。在建立一种理论时，经济学家常常忽略对赖以成立的基础的考察。”人性假设就是科斯所说的经济理论“赖以成立的基础”之一。经济学要研究经济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是人的行为选择的学问。所以，建立经济学理论体系首先就要对“人是什么样的人”作出判断，对人性进行假设，然后，才能研究由人性所决定的人的行为及其规律。人性决定人的行为动机，行为动机决定人的行为及其方式和特征，形成人的行为规律，根据人的不同行为规律，才能制定相应的经济政策。在这个因果关系链中，人性假设对经济理论起着基础性的决定作用。有什么样的人性假设，就有什么样的人的行为和行为规律，也就会产生适合这种人性假设的经济学理论。
一定的人性假设(如经济人或阶级人，自利人或利他人等)，一方面确定了某种经济学理论所研究的人的“属性类型”，把作为“多样性统一”的复杂的现实人、具体人，抽象为只有一种属性的人，把其限定在一个相对狭窄的活动范围内，这样，便于进行经济学的逻辑演绎和推理，把握规律，建立理论。可以想象，如果作为经济学假设的人既自利、又利他，既是个体经济人、又是整体阶级人，他有着截然不同的行为动机和行为特征，那么，这样的人的经济行为就会呈现出某种随机性，对其“规律”的研究就只有统计意义而没有逻辑意义，从而，经济学理论根本不可能建立。
另一方面，一定的人性假设又排除了假设外的其它人性，这可能产生两方面的结果：一是使一种经济理论不必对其他各种人性假设下的所有经济行为都进行研究，而专注于一种特定人胜假设下的经济理论的深入、细化，推动一个个各不相同的经济学流派和理论的兴起、成长，从而有利于经济学的发展繁荣；二是一种人性假设排除了人的其他属性，在深化了对人的某一种属性下经济行为研究的同时，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舍弃了人的多样性属性，使人的丰富多彩的经济行为不能被完全地圆满地得到解释，甚至于出现重大遗漏，使人的某些行为规律失去解释力。如长期以来正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在许多方面是有解释力的，但正如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所言，“人类行为比经济学家模型中的个人效用函数所包含的内容更为复杂。有许多情况不是一种财富最大化行为，而是利他和自我施加的约束，它们会根本改变人们实际做出选择的结果。”
这里有必要指出，人性假设对于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但其意义是方法论意义上的，而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更不是规范性意义上的。换句话说，经济学人性假设的理论意义不过是说明，“如果人是这样的人”，那么，他就会按照这种经济学所揭示的行为规律来行事。人性假设只是为建立理论提供必要的“人性”前提，而不是把人性作为研究和评价对象，不是为了用人性理论去说明现实中的人究竟“应该是怎样的人性”问题，更不是要强化、去培育某种人性，或者去改造现实中的人性。
总之，作为经济学前提假设的人性和希望现实中有什么样的人性，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人性假设是逻辑推演的起点，但它本身却是“实证性”的：它只强调作为理论前提的人“客观上”(一旦理论上对人性类型作出假定，逻辑推演就必须遵循之)是什么样的而无须证明其原因，也不对这种人性作出肯定性或者否定性评价；而对待人性的态度，则属于规范范畴，它不是首先把所假设的人性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和既定条件予以承认和遵循，而是把人性作为“改造对象”，去试图解决“人应该怎样”的问题。如果混淆了作为前提假设的人性和作为“改造对象”的人性，就会对作为理论前提的人性假设作出误解或误用，使人性假设失去其本应具有的研究方法论意义和作用。
二、一般人性：“社会关系的总和”
日本经济学家繁人都重引用希曼(Heimann)教授的话说：“马克思为我们的行为提供了一个最具综合性、给人印象最深的范式。所以，马克思经济思想之于现代经济理论的意义变成了一个方法论的问题。我认为，马克思确实对人的行为动机、行为特征和行为规律有深刻研究，这有赖于其对人性的基本假设。马克思经济学是建立于他的人性假设基础之上的。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人性论进行了无情批判，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的人性假设。马克思对人的基本假设总的来看是分层次的，是抽象和具体的统一，其人性假设有如下逻辑层次关系：
马克思关于人的基本假设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经济人假设”根本不同，也应该不同。人性假设是经济学理论的逻辑体系得以建立的前提条件，有什么样的人性假设就会有什么样的适应该人性假设下人的行为动机和行为规律，从而会产生什么样的经济学理论，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也就有着不同的政策意蕴和含义。
“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以某种方式参加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
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马克思经济学的创立，其宗旨是服从于他的历史使命的，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截然对立，因此，不可能使用以资产阶级人性自私论为哲学思想基础的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创立的劳动价值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创立了无产阶级的经济学，但对‘经济人假说’却采取了批判和否定的态度。马克思对人的研究没有沿袭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说’，而是将人置于社会经济形式的产生、发展和变化之中，探讨人自身的发展规律性。”
马克思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哲学家的“人性自私论”和经济学家的“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确立起他的人性假设的。这种批判主要涉及到资产阶级学者关于人性的“孤立个人”、自私本性的超历史的永恒性等方面。
关于“孤立个人”，马克思说：“人即使不是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另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更详尽地说：“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这是鲁宾逊一类的故事，这类故事决不像文化史家想象的那样，仅仅表示对过度文明的反动和要回到被误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同样，卢梭的通过契约来建立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和联系的‘社会契约’，也不是以这种自然主义为基础的。这是假象，只是大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时，“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好像人是孤立存在的。但“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在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偶然落到荒野时，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
关于人的自私本性的超历史性，马克思在谈到斯密和李嘉图对人性的看法时认为是一种“错觉”，他说：“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性的观念，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这样的错觉是到现在为止的每个新时代所具有的。”另外，“马克思则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将利己主义看成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人在本身的发展还存在着‘物的依赖性’的社会背景(指的是私有制商品经济)下表现出来的特征。马克思认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人的自我实现表现为三种历史形式：一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个人从属于，集体，人的自我实现表现为个人的自我牺牲；二是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人的自我实现表现为利己主义；三是在共产主义社会，由于‘人的依赖性’和‘物的依赖性’消除，生产力高度发展，个人的自我实现表现为个人本身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和谐一致。马克思的分析表明，人的本性是不断变化的，是一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环境规定了经济活动中人的本性和本质，而不是相反――将人性看作一个先验的存在和永恒的范畴。”
不破不立。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和经济人假设的同时，也深化了自己对人性的思考，建立了马克思独到而深刻的人的本质理论。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并不是从本体论意义上对人的本质的规定，而是从方法论意义上对人的本质的规定。
国内外都有从人的自然本性来论人的本质和人性的观点，颇有些“人性本体论”的味道。中国古代思想家从“五行”(金、木、水、火、土)以及“气”来推论人性，古希腊思想家从“水”或其他自然要素论说人性，近代西方思想家对人的自然属性的强调更加突出，如弗洛伊德就从“性”这个人与动物共有的自然机能来规定人性。
而马克思则认为，人的本质只能存在于人的社会存在及其关系中，没有人的社会存在就没有人的本质。只有从人的社会存在和活动的大量现象中，才能概括出人的本质规定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了人的本质：“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
应该指出，这里，马克思对人的本质所做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规定，仅仅是从哲学层面上对人性的最一般、最抽象的考虑，远远不能作为对经济学基本假设前提中“经济人”的直接替代，但“社会关系总和”这一人的一般本质的提出，为我们提示了马克思经济学中人性假设的思路――人的“社会关系总和”的本质需要一步步具体化。
三、经济层面：人不过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
哲学层面上的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关系有着太过广泛的内容，如经济、政治、文化等等，寻找能够作为经济学研究前提假设的人性，在方法论上，就必须把人的本质从哲学层面过渡到经济层面，把抽象的“人的本质”具体化为经济学上的“人性”或“人格”，以为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提供关于人的行为动机的起点。
抽象的“社会关系”存在于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等具体关系之中，经济关系等具体关系又表现着抽象的社会关系；抽象的人的本质蕴藏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具体人性之中，经济等方面的人性又体现着抽象的人的本质。作为经济学分析前提的人性假设，既不能等同于哲学层面上人的“社会关系总和”这一“类本质”，又必须确确实实是哲学层面上人的这一“类本质”在经济过程中的具体化。
人的本质在经济过程中的具体化形式应该是什么呢?
这还要从马克思的方法论上来考察。繁人都重在《制度经济学回顾与反思》一书中谈到马克思的方法论时写道：“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最大特点是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强调区分和整合‘现实’(real)的和‘价值’(value)的一面。”“社会生产现实的一面是实物(Physical)的，它超越了社会经济制度的具体形式；而价值的一面则因其反映了某一历史时期的生产方式而是社会性的。”。繁人都重在这里提示我们，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是“二重的”，即区分和整合“实物的”和“价值的”这两个不同方面，这个方法论提示的重要性在于，我们可以沿着这个思路对马克思的人性假设“按图索骥”。已如繁人都重所言，马克思经济分析中价值的一面是“社会性的”，在经济领域里当然就是生产关系或生产的社会形式；其中实物的一面是“物质性的”，是与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相对应的实体形式：它又有两种不同具体的物质形式，一个是生产中物的要素即生产资料及生产成果商品，另一个是生产中人的要素即劳动力或劳动者。物和
人，在生产中起着性质不同的作用，但在马克思的“二重性分析”中，它们对生产关系的关系却是一样的――都是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物质承担者。
马克思在说明商品二因素时说：“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即物质形式，生产资料或物质商品――引者注)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在我们所要考察的社会形式中，使用价值同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这里，在物质与价值即社会生产关系的关系中，前者是后者的承担体。
同样，马克思在分析社会生产过程二重性时，也总把人这个“实物性要素”看成是社会生产关系的“物质承担体”。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谈研究方法时，马克思明确写道：“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
这里需要解释的是，马克思的“经济范畴人格化”中的“经济范畴”含义如何呢?
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明确指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在《资本论》第1卷“交换过程”一章中马克思直接用“经济关系”替换了“经济范畴”，他说：“在研究进程中我们会看到，人们扮演的经济角色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人们是作为这种关系的承担者而彼此对立着的。”显然，这里马克思的“经济范畴”指的是真实的经济关系或生产关系的理论抽象形式。因此，马克思是把人看作二重的：作为生物意义上的人，是他的有骨有肉有生物需求的物质实体；作为社会关系总和意义上的人，在经济过程中则是社会经济关系或生产关系的承担者。
在《资本论》第1卷关于“资本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一节中，马克思对此有个间接解释。他说：“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这种种形式恰好形成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马克思的意思是，这些掩盖了社会中真实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物与物的关系本来是“虚幻”的、表面的关系，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只追求利润(虽然它背后也隐藏着人的关系)这些物质目标的条件下，那种“虚幻”的关系恰恰形成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经济范畴，而且在那个“虚幻”关系笼罩的社会中，这些范畴对资本家是“有社会效力”的，是“客观的思维形式”。这正与马克思在评论资产阶级对生产和交易关系的看法时曾说过的情况相类似：西方经济学“不是把生产方式的性质看作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交易方式的基础，而是反过来，这是和资产阶级的眼界相符合的，在资产阶级眼界内，满脑袋都是生意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所说的人是“经济范畴人格化”也可以理解为资产阶级经济学上“虚假范畴”(它虽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表面现象的写照，但却是资本家的“客观思维形式”)的人格化，自私自利的“经济人”不正是惟利是图的资本家贪婪吮吸雇佣劳动的剩余价值这一经济关系的表现吗?
总之，人的一般本质具体化在社会经济过程中，在经济学假设前提意义上，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就是说，作为经济学上的人，肉体只是他的身，经济关系才是他的魂。他不是孤立的猎人和渔夫，也不是孤岛上的鲁宾逊，而是处在社会经济关系网中的人――经济关系这种客观的但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要附着在有着具体的生命形式的人身上：经济关系发展的客观要求要由它的有生命的承担体即人的活动来体现，而人的行为动机和行为方式处处受到他所处其中的社会客观经济关系的决定和制约。
四、阶级社会的经济层面：“阶级人”假设
人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这是马克思的哲学层面上人的本质――“社会关系的总和”――在经济过程中的具体化。它也可以看作是马克思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但还不是最具体的人性假设，因为，马克思经济学主要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它不同于“广义经济学”对所有各种社会形态――包括阶级社会和无阶级社会经济过程的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过程时，还应当把“经济范畴人格化”这个一般经济过程的人性假设，进一步具体化为资本主义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否则，在人性假设上可能犯“逻辑不一致性”和“以一般代替特殊”的错误。
马克思的“经济范畴”在这里就是指社会经济关系或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在阶级社会中主要地表现为阶级关系，或者说，阶级关系是阶级社会中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正如恩格斯所说：“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因此，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经济范畴人格化”就必然表现为一个新的人性假设的范畴――阶级人。
所谓阶级人，就是说在阶级对抗社会中单个的个人是以他所在的那个阶级整体中一员的身份存在的，他的身份是由阶级共同体成员的关系来定义的，离开这个团体也就不存在这种身份。作为阶级关系的物质承担者和阶级范畴的人格化，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个人只是整个工人阶级系统中的一个要素，而要素的性质和功能是由阶级系统结构“整体地决定”的，所以，他并不仅仅代表他个人本人，他是阶级的化身，有着阶级的灵魂。“这种理论对于熟悉马克思的中国经济学家来说本不该陌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根本的‘精神实质’，就是把社会分成不同的特殊利益集团(‘阶级’)：不承认天下存在‘共同的爱’，而只承认‘阶级的爱’。”
我们从哲学意义上人的“一般本质”(社会关系的总和)演绎出经济过程中的“特殊人性”(即经济范畴的人格化，而这又是所有社会经济过程中的“一般人性”)，再演绎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过程中的“个别人性”(阶级人)，这是符合马克思的人性分析方法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写道：“假如我们想知道什么东西对狗有用，我们就必须探究狗的本性。这种本性本身是不能从‘效用原则’中虚构出来的。如果我们想把这一原则运用到人身上来，想根据效用原则来评价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和关系等，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人的一般本性即本质，“阶级人”就是随着“时代历史地变化了的人的本性”。
马克思经济学中的阶级人是具体和抽象的统一。这种抽象既不像人性自私论那样把人的本性抽象到与动物相同的过度抽象层次，恩格斯说“马克思把存在于事物和关系中的共同内容概括为它们的最一般的思维表现，所以他的抽象只是用思维形式反映出已存在于事物中的内容。”他研究的“不是处在某种虚想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这种具体也不是没有经过抽象的现实中的单个的个人，马克思把单个人的欲望、动机看作是多种多样的，要在这纷繁复杂的人类行为中寻找起支配作用的内在的本质的规律，
必须运用一定的“抽象力”。
刘永佶教授在谈到人性时说：“人的社会性在阶级社会中具体表现为阶级性，以及更为具体的集团性。”“阶级性也恰恰集中反映了人的各种基本社会要素之间的统一。……当我们将阶级性规定为人的社会性的具体形式时，可以说是已经抓住了人性在阶级社会的主体内容。”
马克思关于阶级人的人性假设是他的阶级分析方法的基础，后者则是前者的必然发展。马克思一经抓住了阶级社会中人的阶级本性，便把它作为对人的行为动机研究的一个基本前提，把阶级人的行为看作是阶级人内在本性和心理动机的外部的动态表现，因而，他对阶级社会中人的经济行为的研究也必然会采用阶级分析方法，使马克思经济学带有十分鲜明的阶级性色彩。
五、阶级人和经济人：不同人性假设的理论指向
人性假设是经济理论“赖以成立的基础”，有了一定的人性假设，才有适合这种人性假设的经济学理论。马克思的阶级人假设和西方的经济人假设，已经预示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因为经济学直接以人的经济利益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且经济学家把自己也置身其中，其理论结论也与研究者自己的利益息息相关――其理论会影响到研究者的利益，反过来，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研究者也可能有意识地“选择”他的理论。社会上的人，无论你怎样超脱，都不过是经济利益关系的人格化，经济学家也一样。经济学家在创立理论之前“选择”其理论的人性假设时，已经预先受到其“利益倾向性”的摆布，在此基础上所创立的理论不过是其“利益倾向性”的一种“经济学表达”。以阶级人假设为前提的马克思经济学与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的西方经济学，正是两种不同的利益倾向性的不同的经济学表达。这充分表现了不同的人性假设的不同理论指向。
另外，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不同，也决定了不同的经济学理论要求有不同的人性假设作前提，在这一意义上，对人性假设作何选择取决于有什么样的经济学理论而不是相反。马克思说：“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研究过程在先，它是个去伪存真、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倒推”(追溯事实的前因)过程，是探寻真理；叙述过程在后，这是个在思维中“复原”现实、由抽象到具体，借助逻辑说本质的演绎(导出过程的结果)过程，是叙述真理。这是两条不同的道路：“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进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发现真理是“研究过程”的结果，阐明真理是“叙述过程”的任务。服从于“叙述”真理的方便和需要，必须赋予理论以特有的人性假设作为前提，或明示，或隐喻，以“演示”理论，“演绎”真理，达到“还原”具体，使“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的效果。这里，经济学理论的人性假设，在“研究过程”中表现为结果，而在“叙述过程”中则表现为前提，但对这个“前提”究竟作怎样的假定，又服从于怎样有利于充分地展示理论。所以，从这方面看，经济学不同的人性假设预示着不同的理论指向。
比如，马克思的阶级人假设强调人的社会性、阶级整体性、历史性，而西方的经济人假设则强调人是孤立的个人的永恒性，都有明确的理论指向。马克思试图通过阶级人概念把阶级社会中的人置于以阶级的划分为基础的基本制度结构中，用阶级结构，归根到底是用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来说明不同人的社会地位高低和财富分配形式的成因。而西方经济学则试图通过“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经济人概念来回避阶级结构问题，强调个人利益、个人行为、个人理性，害怕阶级人基础上的集体利益、集体行为和集体理性，把任何“组织问题”都力图“还原”为个人行为问题，认为不可能有统一的利益一致的集体行动，并把这归结为“集体行动的逻辑”。
关键词生物技术生物经济新型农业体系
1生物技术与生物经济
对生物技术的一个普遍接受的定义为“对基因、细胞、器官、胚胎、微生物、动植物等生命体进行研究开发运用的技术活动”。就本文的生物技术研究（非农学意义，而是社会——经济意义上的）来说，对生物技术的一切研究都必定是建立在对生物技术如何具体运用于中国本土社会发展的研究之上的，是和中国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生物经济是生物技术顺延而来的一个概念，2000年美国科学家StanDavis和ChristopherMayer基于生物技术的迅疾发展及其影响，正式提出了“生物经济”（Bio-economy）的概念，“它是以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开发与运用为基础的，建立在生物科学技术产品和产业之上的经济，它孕育于1953年发现的DNA双螺旋结构”。如果生物技术只是停留在实验室阶段，尚未能独立地成为一种社会——经济事业的话，也就没有生物经济这个概念了。所以，生物经济这个概念是指生物技术与实验室外的社会接壤后发生的经济——社会事实。如果没有产业化的运作，没有它运作的动力与目的，生物技术本身并不能直接衍生出生物经济。生物经济必然是通过市场运作，到达最大范围的受众，才能成为一种现在被舆论预测“将替代信息经济成为新经济龙头老大”的经济形态的。就象资本的本质实现是获得利润，技术的本质实现就是获得传播运用一样。我们就该关注什么样的生物技术能够被传播运用，又是怎样成为经济因子的，亦即生物技术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和社会事业的运作的动力和目的。
实验室里的生物技术，一个人可能一辈子也与此无干。要使技术与经济生活连接的前提必须是，在一定范围内为人所需要并要获取，必须有一个共享的范围，这个范围较大，技术的（经济）价值一般就较高。技术可以很个人，它是单向度的，它自身不能检验它的社会需求，而技术的经济性则着重在共同群体间的服务，必须是普遍的认同需求与供给的共同利益的平衡，必须产生社会效果。生物技术的传播与共享永远只是一个不断克服局限的努力，但局限是永远存在的，先天的利益不公正已经包含其中。所以我们来研究生物技术，更重要的是研究它怎么逸出实验室，飘落到社会经济生活土壤中，结出生物经济这朵花来的，而这朵花的粉与蜜又是为谁所拥有和采摘的。
2生物技术的物质层面与社会层面（亦即事实层面与价值层面）
笔者认为，生物技术应该有两个层面的属性。
第一个层面，物质层面亦即事实层面。如前面提到的，生物技术研究的是基因等生物体，这是物质基础和前提。但是它还不足以使生物技术“走出来”，进入市场运作成为生物经济因子。生物技术其实是生物经济的潜在形式，是它的质料。就象转基因大米种出来就是为了进入市场卖掉，但并不是所有的都卖掉了，有的也许是农民自己吃了，这时候它就不是生物经济成分；决定转基因大米进入市场的是米业制度、米市行情和机遇，当然前提是你必须是用转基因大米种子种出来的大米。借用逻辑学老祖宗亚里斯多德的一对哲学范畴来说，质料只是潜能，从潜能转化为现实存在，还需要目的因和动力因，质料和形式这一对范畴是被亚里斯多德用来解释事物发生的原因的，形式本身可以划分为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再加上质料因，便是亚氏著名的四因说，一切事物的发生离不开这四因。在他看来，作为潜能的质料从理论上讲是在先的；但实际上，现实性是在先的，因为如果潜能在先的话，那么很可能一切的东西都可能存在，却还没有存在。就生物技术来说，它出不了实验室，进入不了生产体系，没有生产运作的目的和动力，就不会是生物经济的因素。所以，生物技术的第一个层面的含义就是划定了生物技术的质料，从定义的角度来说，就是规定了事物的属性。形式逻辑的定义法也是亚里斯多德开创的：被定义项（种）=属+种差。属和种是事物的外延，种差是事物的内涵，属的外延大于种的外延，一属有多种，种与种的区别便是种差。如果我们把生物技术与生物经济联系起来看，那么生物技术的这一层面的属性便不足以揭示出生物技术的种差，比如已能作为生物经济因子和不能、尚未作为生物经济因子的区别。我以为，生物技术的物质属性只能是生物技术的属概念，而不是种概念，更本质性的东西还没有被揭露。这就涉及到生物技术概念的第二个层面的划分。
第二个层面，社会层面（亦即价值层面）。生物技术必须具有社会——经济价值，才能进入市场完成使命，所以生物经济意义下的生物技术必然是社会性的存在。然而我们似乎一直不敢公开宣称这一层面，因为我们害怕掉进相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泥潭。我们一直以来都有泛政治化的“左”倾倾向，十年动乱留下了惨痛记忆，连养只鸡都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所以我们一直强调技术的物质层面，以为凭此可以保住技术再不受上层建筑的凌迟，但技术终究不是乌托邦了，终究要降落到社会大地上来。
在生物经济概念下来看生物技术，就会重视价值观视角的引入。作为生物经济因子的生物技术与否的两者之不同就在于前者是有价值标准与衡量级别的，这个标准在一个共同的范围内是有效的，尤其在技术的实用性、对经济的促动性等方面；然而这种效应也是有边界的，它受制于我们所处的社会，所以才有一个社会里的生物技术创造出来的生物经济价值不同于另一个的社会的现象。那什么又是生物技术（经济）价值呢？有人说，“是经济效益、盈利能力，技术实力基础，未来的发展前景、社会意义”，“它们的价值体现在高新技术性、巨额营利性、美好的不可预计的前景性”。显然，与其说这些优点是生物技术价值性的本质体现，不如说是生物技术与社会上受众的价值关系的表现。生物技术的价值说到底是一种价值观，是我们人在说这种技术而非那种具有价值，任何价值都不是孤立悬置的存在，主客体之间任何一方的缺失都会导致价值的消失。价值不是事物的属性，它是一种关系的体现。我们可以来分析转基因大米有多少先进成分，宣布它有多少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但转基因大米的价值对于愿意吃它的人和一个不愿吃它而愿花大价钱买“有机食品(organicfood)”的人是不一样的，价值和主体是不可分割的，这里就存在一个价值的有效性和边界的问题。
3生物技术价值的有效性及其边界
由前述可知，生物技术价值是一种价值观，但它不是个别的价值观，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价值关系的体现，在这个意义上，生物科技及经济行业是一种社会存在和社会事业。
在对价值关系的考察中，也许我们应该格外重视对于主体的考察，因为价值的本质体现在主体上。但这个主体并不是主、客观相分离的形而上学两分法的主体，而是一种能动的主体，是主、客观相交融、相统一的主体，价值事实便是在主、客体价值关系运动的现实效果。
生物技术价值的主体当然是人，而人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比之单个人，社会更应该成为生物技术价值的主体。就价值主体来说，小而言之为单个的人，大而言之为整个人类社会，这个谱系还能划分出无数层面：国家、民族、地区、阶级、集团、社区等等。站在不同的主体层面，就有不同的价值评判，价值评判的背后是利益原则：商业利益、政治利益，或者其他。不同的价值主体就是不同的利益集团。在实际生活中，生物技术事业应该以国家和民族为价值主体，生物经济价值就必须服从国家民族共享的价值观念体系，并且生物经济价值评价标准也应该以社会价值观体系为边界。因为不同的国家民族的社会体制、社会规范、文化不一样，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念体系也绝不会和另一个社会的完全一样，生物经济价值所立足的特定社会价值观念体系就决定了其价值的标准及其有效性的边界。
目前生物技术界是众所注目的朝阳领域，被视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社会上对这个新生事物有赞扬也有疑虑。中国生物科技事业是伴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而发展起来的，改革的目标和归属是富民强国，“国”是社会主义中国，“民”是最广大的中国人民，中国生物科技事业在根本上不得违背这个共同的利益原则，不得无视这个价值主体，这是它的使命，也是它的发展源泉和合法性所在。那么，中国生物科技事业发展取向和价值坐标是否就应该是，立足和造福于中国这个农民大国和最普通的百姓。当前，新一界政府对经济建设利国利民的强调，对“和谐社会”的不懈追求，对“三农”问题前所未有的重视，都是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表征。今天的中国生物科技事业应该时刻往这一方向努力，以此树立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
4对“新型农业体系”理论的一点看法
谈到生物技术、经济，自然要联系当前我国农业的实际。专门论述生物技术、生物经济与中国农业发展的关系还少有研究。笔者在学习过程中，注意到有研究者提出建立“新型农业体系（NewAgricultureSystem，NAS）”研究框架，他的学术目标是建立一个类似于“可持续发展”概念体系，以解读生物经济与中国农业发展的关系。
他强调要，以“非农”的体系外的思路和手段来解决“农”的体系内的问题。第一，新型农业体系理论新就新在它认为要以非农的思路来解决农业问题。其次，研究工业反哺农业、对农业补贴保护政策与措施。随着工业化程度的加深，即由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中后期、后期推进，我国“三农”奉献的阶段应当基本结束，应该进入工农互补、城乡共荣的发展阶段，或者说进入以工补农的阶段。第三，研究与新型农业体系相关的非农化问题与途径。探讨在非农化进程中缩小“旧农”的必然性与拓展“新农”的必要性关系，以及如何释放农村劳动就业市场，将农村人口转移到传统非农领域——包括新的农业领域和非农业领域的政策措施与途径。第四，研究新型农业体系的技术体系及其与常规农业技术体系的关系。即研究在利用常规农业技术的同时，如何利用生命科学与现代生物技术的最新成果来拓展农业新的领域。
作为一个新建构的理论，新型农业体系理论在“破”的意义上，这一理论已经做的比较充分完备；但在“立”的意义上，这一理论还尚待明确它的现实指向。生物技术、生物经济与中国农业发展之间有着密切复杂的联系，它决定了对任何技术的运用都必须和中国社会现状相匹配而行。
参考文献
1邓心安.生物经济时代与新型农业体系[J].中国科技论坛，2002（2）
2邓心安，王世杰，姚庆筱等.农业易相发展理论与中国农业现代化[J].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2002（6）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它影响到人们的道德观念，影响到人们的道德实践，进而也影响到以社会道德实践为基础的学校德育活动。学校德育必须对这一影响到社会生活一切领域的社会变革作出自己应有的应答。我国德育的研究者、学校德育的实际工作者已经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并在努力做出一个完满的答案。但是要能够对这一时代提出的课题，做出一个完满的回答，首先必须搞清楚时代给德育提出了怎样的问题，也就是说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德育提出了怎样的根本性问题。
在德育实践活动中，有人认为既然我们现在搞市场经济，那么德育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就是让学生了解市场经济活动的具体情况，以及与市场经济活动相关的观念。于是他们让学生去看市场，譬如看证券交易。或者让学生自己办市场，让学生在自己所办的市场上叫卖或买商品。笔者并不一般地反对这些活动，学生需要学会在市场经济中生存。但是德育毕竟不是简单地学做生意，或学习市场上的活动，今天的学生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活，但他们是作为“人”在市场上生活。学习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做“人”，这才是德育的任务。
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被认为是新鲜的，其实不过是我们重新评价或认识的一些观念。譬如，“竞争”、“效益”、“惜时”、“守信”等等。但是“竞争”、“效益”只是中性词，无法作出直接的价值判断。竞争有正当的与不正当之别，效益也可能是个人的、集团的，而不是个人、集团和社会统一的。以善恶判断为基础的道德教育，不能够以这些中性概念作为进行道德教育的规范性概念。“惜时”、“守信”被视为与市场经济相关的新观念，然而这两种观念可以说中国自古有之。因此它们也不是市场经济特别的要求。可见，如果把市场经济对德育的影响仅仅看作引进几个“新”观念，那么在市场经济与德育的关系上也仍然未得要领。
市场经济也确实给我们德育工作者出了一些两难问题，譬如等价交换，这是市场公平的基础，然而它并不能成为人际交往的普遍原则。又如，市场崇尚竞争，但它不能演变为生活中的弱肉强食。这些两难问题，似乎不能不使我们把经济活动与道德活动加以区别。这似乎又必然地要把市场经济与德育的距离拉远。然而简单地对经济与德育加以区分，对受教育者来说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市场今天是他们日常生活的基础，而明天市场又将是他们驰骋的“疆场”。对人来说不可能有两种生活：一种是经济生活，一种是道德生活。把市场经济与德育加以区分的二元分析的方法，于逻辑不通，于实际也不符合。
在市场经济与德育的关系上，肤浅的理解只能造成人们对于它们之间的关系的“若即若离”的感觉。这样德育就无法把握面对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它应肩负的使命。
经济活动既不简单地就是道德活动，它也不是脱离了“人”的、纯粹客观的物质的活动，它是人的实践活动，而且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最基本的社会实践活动。因此任何一种经济活动，作为人的活动，总蕴涵着人的一定的价值取向。而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经济活动，总有一定的社会意识与之相适应，或反映着它的一定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德育的关系，只能从一定的社会经济与一定社会的时代精神的关系上才能获得合理的解释。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德育的关系，或者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德育究竟提出了什么问题，只能从人的社会“实践”来寻求回答。
实践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一个历史概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是人类历史活动的一个阶段，因此，对市场经济及其相关的社会生活的理解，本身就应以历史的观点来加以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与这一前提相关的具体事实是：人是物质的、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人与动物的区别，并不仅仅在于人有意识、有精神生活，而在于人与动物的生存虽然有同样的物质生活前提，但是人却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资料。这就是说，物质生活是人类生活的基础，人类的生存需要，如吃、喝、住、繁殖等等是动物也具有的本能，但是人与动物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人虽然也是自然造就，但是人没有顺从于自然的安排，而是在自然给定的条件下，人以自己的意志重新安排了自己生活。这才有了人类文明史。
这中间有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现实的人是从事活动和进行物质生产的，这一现实的前提不是他们可以任意支配的；另一方面他们又在自然所规定的前提下能动地表现着自己。这就是说人在经济活动中是作为主体积极活动着的，可见人的经济活动本来就与人的精神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类活动的最根本的目的，无非就是要取得人对于自然的主体地位，使自身的主体性得以实现。所谓主体性就是人改造世界的本质力量。马克思正确地认识到，物质的、经济的活动与人的主体性发展的关系。他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打开了的书本，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1]正因为人的活动是有物质前提的，同时这种物质的活动又是人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人在这一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力量，即社会生产力就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
但是社会生产力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脱离了人的纯粹客观的力量，社会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是人，人不仅是肉体的、有体力的，更重要的是：人是有智慧、有情感、有意志的。人在物质实践中，所创造的生产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人将自己在实践所获得的改造世界的力量物化在生产工具之中，使工具成为自己伸展了的肢体；另一方面是主观世界得到改造的人类的“自我”，即得到精神升华的新人。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中，认识了客观世界的规律，这是客体的主体化；人以自己所掌握的客观规律去改造客观世界，这是主体的客体化。所以生产力不是脱离人的纯粹客观的力量，而是人自身在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中所获得的力量，同时人又把它运用于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之中。物质生活反映了人，不仅因为社会生产力作为客观的存在，所观照的是人，而且因为生产不是人单纯地与自然进行的交往，而是人在一定生产力的基础上结成了一定的关系所开展的活动。经济活动中的这种人的关系更是人自身的表现。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说：“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怎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2]既然生产、经济活动是人的积极的自我表现，那么任何一个时代的生产、经济活动，都有与之相应的主体的、积极的精神活动。也就是说有与一定的生产活动相应的主体的积极的精神表现，即一定的经济活动中体现出来的主体精神。一定的经济活动反映了一定的主体精神，一定的经济活动又要求具有一定主体精神的人。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非就是为了发展生产力，生产力发展、经济关系发展与人的发展的一致性，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也体现了一定的人的主体精神，笔者把这一精神称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既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人的一定的主体精神的体现，那么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也要求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的人，通过德育来塑造具有这种精神的人，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现时代的德育提出的根本性的问题。正因为如此，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是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德育关系的关键之所在。
二、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
既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要求德育培养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的人，那么我们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正确地向我们揭示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的一致性，因此我们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同样需要运用唯物史观来加以认识。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建立在人类自身作为主体发展已达到的成果之上。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表现着自己主体精神的人，不可能是突然产生的，他只能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这一历史发展，同时也不是人的抽象的历史发展，而是与一定的生产力、一定的生产关系发展相一致的历史发展。
以生产工具作为标志的生产力的发展、建立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上的经济和人的发展的一致性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思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工具的发展出发，区分两类经济，并对人已取得的发展，区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这一思想后来也进一步贯彻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从既有的历史看，有两类生产工具，即“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和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耕地（水等等）可以看作是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是指自然经济的小生产基础上的生产力水平，文明创造的工具则是指现代大工业基础上的生产力水平。他们认为“在前一种情况下，即在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的情况下，各个个人受自然界的支配，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则受劳动产品的支配”。[3]在自然产生的工具的支配下，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正是这样一种依赖关系，奴隶主、封建主甚至可以把人降到生产资料之列。即便是获得了人身自由的农民，也受着他们的分散的生产资料的束缚。自然经济条件下，人就是处在这样一种受动的状态中。封建时代西方的宗教伦理和中国以宗法为基础的伦常道德就是这种经济的反映。在文明创造的工具的支配下，人与人之间形成了物的依赖关系，即“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形成了人的独立性，形成了“普遍的社会交换关系，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能力的体系”。[4]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不是由于家庭、部落、地域这些自然的条件形成的，而是人通过物，即商品，并通过市场的现代形态而形成的。这就是说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人自己造就的。人们在市场上通过物来建立相互之间的联系，虽然不免有把自己的命运交给物的危险，但是“物”作为客观的尺度承认了人的自由劳动的权力；人们在人类的抽象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前提下确认了“平等”，尽管这种平等仍然可能掩盖着不平等。从自然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实现了人从受动到主动的转变，个人才能的自由发挥才有可能，尽管个人才能的发挥，仍然要以对生产工具的占有为条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的确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始终强调的。正是在这一历史的物质的前提下，马克思才有可能发现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亚当•斯密提出的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并超出“人间智慧或知识”，[5]就在于市场确认了每一个体，都可以以自己的劳动成为市场的主体。“劳动致富”这句话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给予了道德价值的肯定，就在于它反映了市场经济确认的人在劳动中的主体地位。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定时期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以既有的生产力条件为前提。与此相应的作为生产力核心要素的人的发展也要以历史上既有的发展成果为前提。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在把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社会的重要成果继承下来的同时，也要把每一个人在市场经济中所获得的主体地位、主体性继承下来。
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体现了人类自觉地创造解放自己的条件的社会主义运动的精神。我们今天所进行的改革，仍然是贯穿于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我们所搞的市场经济名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就表明了这一点。可以这样说，一部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人类追求自我解放的历史。然而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人们不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也因为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条件当时还不具备，因此，这时人类社会是完全自在地运动着的。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得到正确地揭示，试图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置于人自觉地控制之下的社会主义运动便诞生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的一致性，表明了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发展是互为条件的：一方面人的发展、解放需要生产力发展的条件，另一方面只有人的解放才有生产力的大发展。所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仍然体现着发展生产力、解放所有人这一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价值取向。离开了这个前提，市场就会成为一个自发的市场，人就会受自在的运动的支配，生产力便也在盲目地、甚至是矛盾之中发展着。这就必然要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会阻碍人自身的发展。
我们承认市场经济是最先在资本主义关系中发展起来的，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继承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成果，但我们说我们搞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不同，就在于几百年来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的关系下，是自发地发展的，而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基于社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一规律的认识，是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自觉的把握，因此它也就必然包含着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物统治人的扬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人不仅能够自主地支配自己的劳动，而且能作为主体对待自己的劳动产品。因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确认了个人劳动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虽然个人劳动的社会性的实现，仍然要通过市场交换，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自觉地意识到自己所创造的产品的社会意义，而不为其物质的形式所迷惑，走向“商品拜物教”、“金钱拜物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还不能不借助于物来建立人们之间的交往联系，但是既然我们把搞市场经济作为主体自觉的活动，那么我们就应当能够克服物统治人的缺陷，能够克服“商品拜物教”、“金钱拜物教”。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就应当不是为了物而活动，而是为了促进社会的发展，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而活动。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市场经济的经济交往方式，不能成为道德活动的方式，因为在自发运动的市场中人是受物统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作为市场自发性的扬弃，它既确认了个体作为市场活动的主体的积极的方面，同时它又强调是人统治物，而不是物统治人。这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德育，一方面把市场经济肯定了人作为独立活动的主体的积极的方面接受下来，另一方面也要对人对物的受动加以否定。这样我们在思考市场经济与德育关系中遇到的矛盾，便获得了合理的解答。
正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是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仍然是整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但它又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独特阶段上的、具有自己独特性的意识形态。
最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正在发展过程中，那么它就不是完成了的形态。既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人民进行的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那么它就是一个既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主观世界的活动，客观世界的改造不是完成的形态，主观世界的改造也就不是完成的形态。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也处在发展过程之中，但是它与发展生产力一致的基本精神是不变的。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与当前学校德育相结合的思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体现了人，确切地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自身主观世界改造所获得的新发展。德育是塑造人的活动，德育所应当塑造的人是社会实践，尤其是经济实践活动中所需要的人，所以当前的学校德育应当努力塑造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的人。学校德育面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这样一种现实，就不能不进行相应的改革。既然我们已经认识到市场经济与德育的内在联系，即两者必须统一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那么我们就应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出发来思考学校德育的改革。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与学校德育传统。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进行学校德育的改革，必然首先面临着如何看待既有的学校德育传统的问题。这里的传统不是指我们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留下的德育遗产，而是指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的学校业已形成的体系、制度化了的德育。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有人对几十年来形成的学校德育传统发生了怀疑，以为市场经济活动中所产生的新观念是与已形成学校德育传统的观念完全相抵触的。然而前面我们已经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对人类社会既有发展成果的继承，同时也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指导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历史的超越。这就是说，我们搞的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社会在数百年发展中所获得的成果，是我们所要继承的，然而我们所要搞的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是对自发形成的市场经济的超越。我们之所以能够超越，恰恰就是我们已经建立起代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方向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作为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产生的社会意识，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既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改革，不是对以往实践的否定，那么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的德育就也不是对以往几十年形成的学校德育传统的根本否定。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我们的学校德育传统的确曾经受到过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尽管经过十多年的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观念已经被抛弃，但是作为一种思想方法仍然存在于我们的学校德育传统中。这一不适应市场经济的思想方法，就是没有从历史已经确认的具有独立性、具有自觉主体意识的人出发来思考德育问题。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意识本来就应当是与自觉的道德主体统一的。我们所要改革的不是学校德育传统中体现的社会主义思想，而是不能把社会主义思想贯彻到底的思想方法。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与德育的主旋律。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不仅是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旋律，而且也是学校德育的主旋律。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不是给主旋律又增加新的一条内容，而是使主旋律渗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使得主旋律教育更加贴近生活实际，并且是与人融为一体的、活生生的。
热爱社会主义的国家当然是爱国主义的核心。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化传统，爱国主义包括对自己国家历史与文化传统的认同。但是国家不是抽象的，国家是由人组成的。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按一定方式组织起来的现实的国家生活之中。人们不仅根据自己的文化传统来认识自己的国家，更重要的是人们是从自己的现实生活出发来认识自己的国家。爱国是一个民族大命之所在，但是人们不仅要从自己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以及山川物华来培养起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更要从现实的、充满活力的共同的生活中获得爱国的力量。如果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便是对人民作为国家主人翁的认定，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确认每一个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地位，而使每一个人的主人翁的地位落到了实处。这样我们的国家必定是更具活力的，更有前途的，因而也是更加可爱的。爱国不仅是认识，更是行动。爱国就必须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从而使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加美好。
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核心，它应当是我们当前社会的主导价值取向。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些人对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发生了怀疑。有人甚至认为市场经济与集体主义价值观是根本不相容的。集体主义教育面对着市场经济实践的现实，教育者不能以市场经济有自己的一套原则，集体主义有自己的又一套原则来搪塞受教育者，而且这也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这里面我们要认清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既搞清楚两者的联系，也明确这两者的差别，以及两种不同经济关系中的人。前面我们已经指出，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在市场经济中通过物而获得的独立性，是对自然经济中人的从属性的依赖关系的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否定了物对于人的统治，但是这一个否定必须以前一个否定为前提，集体主义依赖于集体而存在。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看来，真正的集体，是完全独立的、富有个性的人组成的联合体。没有富有个性的人，就没有这一集体，当然也就谈不上集体主义。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看，在人的发展过程中，市场经济以物的依赖关系否定了人的依赖关系。这第一个否定中有个人与集体的对立，但却是建立真正集体的必要前提；在第二个否定中个人与集体获得了统一，统一的结果是真正集体的建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丰富了集体主义的内涵。
【关键词】唯物史观;经济;实践;东方社会
【abstract】theanglefromhistoryisinspected,peopledirectsonmaxhistoricalmaterialismmakeof,existenceletsthreekindsmainmachineryview,namelyeconomicdeterminism,practicedeterminismandeastsocialdevelopmentexceptiontheorydevelop.
【keywords】historicalmaterialism;economy;practice;eastsociety
长期以来,人们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解,一直存在着机械理解的论调。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机械性理解的历史进行考察,成为正确认识唯物史观的必要。
1经济决定论
经济决定论的历史观又可称为经济历史观,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唯物史观是把经济因素看作是历史内在规律的唯一决定因素,只从单纯的经济因素的方面来理解唯物史观,这是把马克思唯物史观作机械理解的最早的一种典型的观点。
马克思唯物史观讲经济因素是历史的决定性因索,是从“归根到底”意义上讲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否认政治、法律、宗教等因索对历史进程和历史事件的作用。马克思唯物史观是以经济因素为基础的,同时也重视其他因素来考察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的,而不是经济决定论者理解的那种唯一因素的决定模式。
经济决定论在把唯物史观关于“归根到底”意义上的经济因素作唯一决定的东西理解的同时,对经济因素本身也存在着机械理解的缺陷,即对经济因素构成的单纯片面的理解。例如,把经济因素与经济利益划上等号,甚至把唯物史观理解成了经济利益史观,认为决定历史进程的就是人们追求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而且这里的经济利益是静止不变的东西。其实,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的经济因素是一个有着丰富内容的、动态的体系,这是机械的经济决定论者所没有认识到的。唯物史观的经济因素除了经济利益之外,还包括经济关系、经济状况和条件等。马恩对经济因素的考察是在一种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这也是不为经济决定论所认识的。经济决定论者眼中的经济因素就是经济利益,而且这种利益是一成不变的,它深埋在历史行动中的人们的心中,由此决定着人们的行为。西方许多经济决定论者认为马克思唯物史观是一种历史宿命论,从根本上讲,就是建立在这种对经济因素作机械的,一成不变的物质利益的规定之上的。因此,把这种单纯的线性的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因而,经济决定论既看不到经济因素的复杂层次,也看不到各种因素及每一个层次间的交互作用和普遍联系的动态图景。
对于经济决定论产生的原因,马克思、恩格斯都作过深刻的剖析。第一,马恩提出唯物史观的主要思想大多是在与论敌论战时针对论敌的特点而进行的,很多地方只带原则性的阐明。恩格斯说:“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第二,政治、宗教、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因素虽然来源于经济条件和经济状况,但这些因素一旦产生以后就具有了相对独立性。这些因素及其交互作用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往往使经济决定论者视而不见。第三、经济决定论者认为经济因素对历史决定作用是自动发生的,是纯粹的经济因素的变动。他们没有看到经济因素发生变动和起作用往往也要借助一定的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形式和他们之间的交互作用。
2实践决定论
实践决定论是机械地理解唯物史观的第二种突出表现。有人主张将实践唯物主义代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甚至主张用实践人本主义代替历史(辩证)唯物主义,其实质都是实践决定论。
马克思唯物史观,本来是在批判继承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的基础上得出的科学历史观,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基本常识。众所周知,黑格尔的辩证法是观念的辩证法,其历史观是观念辩证法的产物。费尔巴哈的唯物论是抽象的唯物论,其历史观也是唯心史观。马恩正是科学地剖析了二者的哲学基础和历史观,吸取了其中有益的成分,然后进行科学的改造,才创立了唯一科学的唯物而辩证的历史观。实践决定论在注意了马克思理论中实践的地位后,并不是把实践放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去理解,把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作了机械的理解,从而导致了对唯物史观的形而上学的、机械的理解。所以有人主张要重新定义马克思主义,要抛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概括,代之以“实践唯物主义”。
马恩从来就没有把自己的唯物主义叫做“物质本体论”,也从来没有把“物质”强调到脱离人的实践、与人的实践毫无关系的东西,他们只是在哲学史上第一次科学地指出了人的实践必须建立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的物质基础之上。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只是叫做“物质本体论”或者如上述观点表明的那样,作“物质本体论”基础上的理解,本身就是违反马恩一贯的“辩证法”思想的,就是把马克思哲学基石的“物质”概念作机械的形而上学理解的结果。马克思在强调实践的物质基础后,是十分重视人的实践及其意义的,我们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通篇看到关于人的“现实的、感性的活动”、“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革命的实践”、“实践的、人类的感性活动”等概念,一句话,看到马克思对实践的深刻理解和重点强调。但这并没有丝毫意味着要贬低甚至否定其“唯物主义”前提和基础。人的实践再“能动”再“感性”,终归离不开“物质”基础。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人类的实践能动性无可争辩地大大增强了,但看看由此而带来的全球环境问题、航空事故等,就是所谓的传统的“物质本体论”也难于否定,更何况马恩从来就不是主张这种“物质本体论”。总之,我们理解马克思的实践观,决不能任意夸大到甚至可以脱离物质基础的地步。更不能用实践来统括马克思的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只能在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基础上辩证地得到科学理解。从马克思主义整个体系贯彻的辩证法来看,根本就不存在“物质”还是“实践”的机械的本体论问题,二者在辩证(历史)唯物主义中实现了有机的统一。
3在东方社会发展理论上的机械论
随着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面临的改革与发展课题的提出,马克思社会历史发展理论,尤其是关于东方社会发展进程的理论,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大课题。在理解这一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同样存在着理解的机械性,笔者认为这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机械地理解的第三种突出表现。
3.1把可能性理解为必然性,割裂二者的辩证关系。马恩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曾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但历史实践的结果是社会主义革命大多数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国家首先取得胜利。有人就以此为依据否认马克思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结论失效了。其实,马恩只是根据自己的唯物史观,对西欧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进行预测,很显然,这只是预测历史发展的可能性,并没有强调革命爆发的必然性。同样,马恩在看待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也只是持预测的态度。马克思在他晚年的通信和著作中多次谈到象俄国这样资本主义不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尽管后来的历史进程证明马克思的预测是科学的,我们今天也只能实事求是地认为马克思当年的考察仍然只能是一种可能性的考察,也不能夸大其辞,认为当年的考察是必然性的。
3.2把普遍性与特殊性割裂开来。有人认为,生产力较落后的东方国家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并最终取得了胜利,这只是马克思历史发展理论的特殊性表现。因此,这种观点认为东方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而走上社会主义,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发展道路”,从而否认马克思有普遍的社会历史理论。马克思历来反对把他的理论当成僵死的教条到处套用。我们也不能就据此认为,马克思本人也反对有一般的历史发展理论。众所周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完整地表述过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理论。马克思坚决反对的是不顾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教条式地套用“历史哲学理论”的作法。把生产力落后的东方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只是看作“独特的道路”,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生产力构成的全球环境毫无关系的“例外”,实际上是割裂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不懂得历史发展的普遍性正是通过历史发展的特殊性表现出来的道理,是把东方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和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否认其中的内在联系和统一。有人甚至认为东方社会发展的这种特殊性是马克思晚年的“困惑”。其实,马克思从来就没有因此“困惑”过。《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马恩就考察了俄国公社的未来前途:“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可见,马恩是把俄国革命放在整个世界革命体系中统一考察的,俄国虽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实际,这也是马克思十分强调的,但马克思从来没有说俄国等东方国家的未来发展道路有什么不可预测、不可理解而玄奥的地方。他认为,东方国家社会发展道路,从整个世界由生产力决定的链条中,都是可以得到理解的。
3.3混淆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
研究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理论,都必然要面对过去西方殖民者在东方的征服与统治的历史事实。有人竟作出了如此奇怪的论断:“如果没有近代西方殖民征服,人类,特别是东方各民族所有优秀的自然才能将永远沉睡,得不到发展”,“殖民化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现代化的进程”,公然为殖民统治唱赞歌。诚然,马克思曾承认随着资本主义的侵略,一种较高的生产力被引进到了印度等东方社会,从而使印度等村社这种古老落后的社会组织逐渐瓦解,并从这种意义上说,这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但马克思也花了大量篇幅论述了西方殖民统治在东方的罪恶与灾难。例如对印度,他说:“英国工业的毁灭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是令人吃惊的,印度人民是不会收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马克思还总结过西欧经营殖民地的历史:“展示出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图画”,“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变得一片荒芜,人烟稀少”。因此,马克思从整体上是反对欧洲殖民统治的,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他最多只是指出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印度等东方国家社会结构所起的客观刺激作用,这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如果夸大了矛盾的次要方面,必然得出赞美殖民统治的不合符事实的错误结论。我们也可以从中再次看出马克思怎样以严肃的科学态度,严格从历史事实出发来证明自己的唯物史观的。马克思在19世纪50~70年代,花了许多精力注视着东方,写下了《俄国的对华贸易》、《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等一系列论文,以确凿的历史事实和材料,客观公正地评价了欧洲殖民统治对东方社会发展的影响,使后人理解到了唯物史观的真理性,也再次证明关于马克思晚年东方社会发展理论“困惑”的论调失去了依据。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