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危险源的管理提供策略和方法。
0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伴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的安全形势也变得十分严峻，尤其是火灾、爆炸、毒物泄漏等由于对重大危险源管理不善而造成的重大恶性事故不断发生，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心理创伤十分巨大。据统计，全国每年因公共安全问题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6500亿元，约占全国gdp总量的6％，其中安全事故引发的损失大约为2500亿元。在联合国的一项统计中也显示，目前世界各国平均每年工业事故经济损失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5％，预防事故和应急救援措施的投入约占3．5％，共计6％统计数据表明，巨大的经济损失几乎都发生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特殊地位、人口集中、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城市，事故灾害带来的连锁效应十分明显一。随着国家和人民对重大危险源问题的日益重视，如何处理好城市重大危险源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生物免疫系统是高度进化的非常复杂的智能系统，具有的分布式、自适应和动态平衡能力等良好特性，与城市重大危险源管理网络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可以借鉴用来建立具有人工免疫功能的城市应急管理系统。
笔者是基于生物免疫系统网络和城市重大危险源管理网络的相似性，将生物免疫的概念和机制引入城市重大危险源应急管理体系，在生物免疫系统理论的基础上，将系统研究城市重大危险源应急网络模型、城市重大危险源免疫机制和城市重大危险源免疫模型。通过对城市重大危险源免疫机制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管理和控制城市重大危险源，促进城市持续、健康、和谐的发展。
1生物免疫系统理论
生物免疫系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自适应系统，可保护生物机体不受外部病原体侵害，并将体内所有的细胞或分子分成或者属于自己的种类(自体细胞)，或者属于外部来源的非自体分子种类。免疫系统不依赖任何中心控制，具有分布式任务处理能力，具有在局部采取行动的智能，也通过起交流作用的化学信息构成网络，进而形成全局观念。生物免疫系统多种多样，具有独特性。免疫系统与生物机体其他系统联合作用，从而保证了生命体运行规律的稳定。免疫系统的主要功能是：免疫防御、免疫稳定和免疫监督。免疫系统基本元素包括巨噬细胞、淋巴细胞及其抗体，抗体识别特定抗原并清除抗原。人体系统具有大量发达的抗体系统，能够处理不断变化的环境。
免疫系统的功能主要由免疫细胞完成，b细胞和t细胞是免疫细胞的两种主要类型，两者都属于淋巴细胞。
b细胞由骨髓产生，并通过分泌抗体(antibody)与抗原(antigen)相结合，实现抗原的清除。
t细胞由胸腺产生，在免疫反应过程中能刺激和抑制b细胞的增殖和分化，对免疫调节起着重要的作用。
图1是satoshiendoh(1998)给出的一个生物免
疫系统示意图。
免疫系统可分为先天性免疫系统和适应性免疫系统。
先天性免疫系统是生物在种系发育和进化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的一系列天然防御功能，其特点是与生俱有的，能传给下一代，无特异性，对各种病原体都有一定的防御功能。
适应性免疫系统在“初次响应”之后，可记住病原体，当再次遇到时会产生“再次响应”，迅速而有效地消除病原体。
生物免疫系统是高度进化的智能系统，它具有
如下特点：
1)分布式系统。生物免疫系统没有中央控制器，它由广泛分布于全身的免疫细胞组成，该类免疫细胞通过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式网络结构实现各种免疫功能。
2)自适应系统。自然界中存在的抗原种类远远多于生物体内的抗体种类，因此，侵入生物体内的抗原具有不可预知性。但免疫系统会通过免疫细胞的增殖和分化作用，不断地产生新的抗体，最终生成适合的抗体来消灭抗原，从而动态地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
3)动态平衡系统。在免疫应答过程中，免疫系统内部各免疫细胞之间、抗原与抗体之间、抗体与抗体之间形成一个相互作用的动态平衡网络体系，使免疫应答维持合适的强度。
4)具有学习和记忆功能。生物免疫系统具有两种类型的免疫应答：初次免疫
应答和二次免疫应答。当抗原第一次侵入生物体内就会引发初次免疫应答，使免疫系统产生抗体消灭抗原。在该过程中，免疫系统通过学习抗原产生记忆细胞。如果相同类型的抗原再次入侵时，二次免疫应答被触发，免疫系统通过唤醒记忆细胞，在比初次免疫应答短的时间周期内产生大量的抗体消灭抗原。
5)具有识别功能。生物免疫系统具有辨认“自己”和“非己”的特殊识别能力。对于“非己”的抗原，免疫系统能启动免疫应答来排除异己；而对于“自己”的组织细胞，免疫系统能保持免疫无应答，形成免疫耐受，维护生物体内环境的稳定。
生物免疫系统具有的分布式、自适应和动态平衡能力，可用来借鉴建立人工免疫网络模型，为城市重大危险源应急管理体系
建设提供一种新颖而有效的思路和方法。
2城市重大危险源的免疫机制和免疫模型
2．1城市重大危险源应急网络模型
在图3中，建立了城市重大危险源应急网络模型。在模型中，不仅更加注重危险源监控的严密性，而且城市应急管理主体之间的沟通更加频繁、职责更加明确。
2．1．1城市安全生产监督部门
在城市重大危险源应急网络中，城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主要负责城市重大危险源的综合监测与风险评估，它的职责是保障城市不受企业安全问题的威胁，向城市应急管理中心传递危情，并为城市应急管理中心的预警决策提供决策支持依据。面对危机，消防、公安、医疗、交通、通讯等部门的职责是负责城市应急指挥中心统一指挥下的应急作战。在城市应急网络中，上述部门承担着两项任务：接收预警和报警，应急备战；提供资源，实施预警。
首先，各部门的主要职责是回应来自各方的预警信号和报警，迅速加入到应急备战与战斗中，收集危机信息、提供可调度资源。在决定向公众预警信号后，除了媒体与通讯部门之外，各部门除了自身的常规职能外，还必须承担提供预警资源、执行预警任务的工作。
2．1．3危险源企业
危险源企业是危险源的生产者或消耗者，是风险、危机、事故甚至是灾难的发源地，同时也是它们的直接受害者。在城市重大危险源应急网络中，企业作为危险源的拥有者，其主要任务是危险源的监测、控制、上报以及报警等。
2．1．4其他企业、单位和组织
其他企业、单位和组织也是城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应该在城市重大危险源应急网络中起到重要的作用。面对危机事件，其他企业、单位和组织可以帮助收集情报，发现危机存在的前兆，传递潜在危机的信息，引起有关部门注意，防范危机的爆发。同时还可以提供相应的应急资源，以更好地实现应急救援。
2．1．5城市应急指挥中心
城市应急指挥中心是城市应急管理的临时组织，它由政府直接领导，在应急作战中取代城市应急管理中心的地位，负责协调应急管理主体问的关系，发挥统一指挥、协调行动的作用。在城市重大危险源应急网络中，城市应急指挥中心负责最终的预警决策与启动。
面对刚刚开始或即将到来的危机，城市应急指挥中心的决策者们必须迅速对事态的严重性和发展进行分析，作出是否向公众发出警报、向哪些公众发出警报、借助什么预警方式、什么样的预警信息、哪些资源可以利用的决策。
2．1．6城市应急管理中心
城市应急管理中心是城市管理的常设机构，是城市危机管理的权威部门，作为城市危机管理和应急管理的统筹规划者，在应急管理中负责城市危机预警、制定工作计划、举行应急训练等。在城市重大危险源应急网络中，城市应急管理中心的职责主要包括：制定预警方案、编制应急预案和预警。
2．1．7城市应急管理研究中心
城市应急管理研究中心作为城市危机管理的研究机构，旨在为城市各部门提供指导和帮助。在城市重大危险源应急预警网络中，城市应急管理研究中心的任务是针对城市重大危险源和危机向求助方提供专家级的帮助和支持。一方面指导危险源的监控、评估，为应急预警提供决策支持；
另一方面利用信息技术，研究、设计与开发现代化的监控、评估和预警系统，从而提升城市的应急预警能力。
2．2城市重大危险源免疫机制
城市重大危险源应急网络与人体免疫网络都具有分布式、协同性、动态性等特征，可以从生物免疫机制中得到借鉴，形成如图4所示的城市重大危险源应急管理的免疫机制。
2．2．1重大危险源辨识机制
政府主管部门和权威机构在物质毒性、燃烧、爆炸特性和事故易发性等危险性基础上，规定出要重点监控的危险物质或高能量设施及其临界量标准。即首先应明确事故预防要防什么、安全管理管什么、应急救援的对象是什么。只有在相关标准的指导下，才能更好地进行危险源的辨识。危险源辨识的方法很多，各种方法从切入点和分析过程上，都有其各自的适用范围或局限性，在辨识危险源的过程中，使用一种方法不足以全面地识别其所存在的危险源，必须综合地运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法。目前常用的危险源辨识方法包括：询问交谈、问卷调查、现场观察、查阅有关记录、获取外部信息、工作任务分析、材料性质和生产条件分析、系统安全分析和风险评价法等。从某种程度上说，scl(检查表)、hazop(危险可操作性研究)、eta(事件树)、m(事故树)是比较规范的危险源辨识的方法。
2．2．2重大危险源监测和预警机制
监测和预警机制是城市重大危险源免疫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城市系统内部的重大危险源，必须进行实时地监测。当危险发生时，必须及时地预警。首先，建立一套完整的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从城市重大危险源应急管理网络的各个环节完善对危险源的监测和预警体系。其次，建立和完善城市重大危险源应急管理的知识库，将应急预案、应急后的经验和教训存到知识库，方便以后更好地进行危险源识别、监测和预警。
2．2．3免疫耐受机制
免疫耐受是指机体免疫系统接受某种抗原作用后产生的特异性免疫无应答状态，是免疫应答的一种特殊类型。对某种抗原产生耐受的个体再次接受同一抗原刺激后，不能产生用常规方法可检测到的特异性体液免疫或细胞免疫应答，但对其他抗原仍具有正常的免疫应答能力。正常免疫耐受机制的建立对维持机体自身稳定和进行免疫调节具有重要意义。城市重大危险源应急管理网络在对可能的危险源进行免疫识别后，当结果被认为是“自己”的时候，就会实行免疫耐受，对所识别的对象不采取任何措施。这种免疫耐受行为，使得城市应急免疫系统在对系统发生的可疑对象进行识别后，作出比较合适的行为，不会对城市系统存在的非危险对象作出过多的反应，这样可以节省城市系统中的很多资源，可以提高城市系统运行的效率。
2．2．4免疫记忆机制
当城市系统初次遇到一种危险对
象时，系统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学习和调整以更好地识别危险对象，并在识别结束后以最优解决方案的形式保留对该危险对象的记忆信息。而当城市系统再次遇到相同或者结构相似的对象时，在联想记忆的作用下，其应答速度大大提高。免疫记忆对应于再次免疫应答和交叉免疫应答，而城市重大危险源应急网络的交叉免疫应答是城市系统对结构相似的危险对象所产生的免疫应答。免疫记忆属于联想式记忆，可以加快城市系统的学习进程并提高学习质量。免疫记忆是提高城市重大危险源网络运行效率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
2．3城市重大危险源免疫模型
运用城市重大危险源应急管理的免疫机制，并将多智能主体理论引用到城市重大危险源应急网络中，可以建立城市重大危险源免疫模型。在模型中，不同形式的主体都是面向危机，围绕可用的信息和资源进行协同性活动，不同主体的功能和处理能力是不同的，主要分为以下主体结构(见图5)：
1)监测主体。该主体是时刻保持警惕的，并与环境交互作用，具有特殊的目的。当监测环境状况变化时，如出现危险、错误、异常等状况，监测主体会及时作出反应。对应人体免疫系统中具有监测作用的抗原提呈细胞(ayc)，而在城市系统中，监测主体对应的是危险源企业等城市应急管理主体，也包括各种先进的监测系统，如gis，gps等。
2)行动主体。根据自己的任务，包括在制定决策或者执行特殊任务中，对应b和t淋巴细胞这些人体免疫系统中最重要的效应细胞。城市系统中的行动主体就是当危险和灾难发生时，采取指挥决策行动的各方面组织，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政府机构和公共应急组织，包括城市应急管理中心、城市应急指挥中心等城市应急管理主体。
3)通信主体。作为信息载体或者交涉者，用于保持其他主体之间的联络。它们对应自然免疫系统中t细胞分泌的淋巴因子，也就是起第二信号作用的因子。城市系统中的通信主体的功能，主要由城市重大危险源应急网络模型中的通讯部门完成，通讯部门中尤其关键的就是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和信息处理平台。
4)辅助主体。可以被监测主体或者行动主体通过通信主体激活，一旦被激活，它们会报告情况。对应免疫系统中的t辅助细胞，它辅助b细胞完成清除抗原的任务。城市中的每个组织、机构都可能成为辅助主体，当灾难发生需要他们帮助的时候，他们就应该能够协助政府和相关组织应对和处理问题。像社会志愿者组织，非危险源企业的其他企业组织和单位都可能起到辅助主体的作用。
5)杀伤主体。该主体能够迅速采取行动、处理危机。它们可以通过通信主体被多个主体激活，从而防止实际危机。对应免疫系统中的t杀伤细胞，被激活后，可迅速采取行动、处理危机，并进行救援。城市系统中的杀伤主体就是直接面对危险和灾难并进行处理的人和物及其组合，尤其是指消防、医院等城市应急管理主体。
6)抑制主体。可以被行动主体通过通信主体激活，但是通常将抑制其他任何主体可能进一步采取的行动。对应人体免疫系统中的t抑制细胞，抑制功能性细胞的活动。在城市系统中，其抑制主体发挥的作用主要在于协调和抑制危险的进一步恶化及扩散，维持城市系统的稳定。像公安部门在出现危险时维护社会治安和稳定，交通部门协调道路交通，都避免了城市危机的进一步扩散，起到了抑制主体的作用。
在城市应急管理体系中，各个城市应急管理主体能够充分整合城市系统中的各种信息，最大程度地共享应急管理资源，在整体上实现信息协同、资源协同和流程协同，提高整座城市应对危机的免疫功能
3结论
由于任何一座城市都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因此，它对系统的城市应急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伴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重大危险源应急管理工作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笔者利用生物免疫系统网络及生物免疫概念与机制，引入城市重大危险源管理进行研讨，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1)基于生物免疫系统的各种优良特性，在生物免疫系统理论的基础上，对城市重大危险源免疫机制开展研究，旨在研究构建一个智能化城市应急管理免疫模型。
关键词：公路施工；安全事故；危险源；控制
一、前言
国家的基础建设：公路建设规模不断的扩大，在其施工过程中出现的安全事故和人身伤害频频发生。在我国公路工程施工安全管理及事故预防总体上属于“经验控制型”和“过程控制型”，尚未形成较为完整的事故防范体系，无法做到事先有效地抑制事故苗头，防范事故的发生。事故是危险源发生后可能产生的后果，对事故进行管理只能是事后的管理。任何事故的产生一定有原因，这些原因包括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管理缺陷等等。因此，基于分析公路工程施工过程中的不安全因素，提出危险源的控制原则与管理措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公路工程施工过程中的不安全因素分析
(一)内部原因分析
公路工程施工安全事故作为导致施工进程停止或受到干扰的意外事件，是以施工生产过程中一系列有序的不安全事件为前提的。施工过程中的人员、设备、工具、材料和环境是构成安全事故的主要因素。根据公路工程施工安全事故特征，安全事故产生的原因主要是作业活动、不安全因素、不安全事件构成的系统在安全管理活动中相互作用的结果。不安全因素和不安全事件的存在是安全事故产生的基础，而安全事故是以施工生产活动为载体的。
(二)外部原因分析
公路工程施工安全事故发生的原因除上述的内部机理外，还受到社会上相关因素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1．公路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安全监管工作不到位
安全监管工作不到位表现为：针对施工过程中薄弱环节采取的事故防范措施不到位，安全施工的主动性和预见性差；政府主管部门安全监管管理资源和充分发挥各个管理层次、环节的整体效能。
2．公路工程施工各方主体安全责任未落实到位
安全责任不实到位表现为：部分施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意识不强，重效益、轻安全，安全生产基础工作薄弱；安全生产投入严重不足，安全培训教育流于形式；施工现场管理混乱，安全防护不符合标准要求，未能建立起真正有效运转的安全生产保障体系。
3．保障安全生产的各个环境要素尚需完善
施工企业之间恶性竞争，低价中标，违法分包、非法转包、无资质单位挂靠、以包代管现象突出；公路施工行业科技进步在推动公路施工安全生产形势好转方面的作用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
三、公路工程施工危险源控制技术
公路工程施工危险源控制的主体可以是施工单位、施工作业班组，也可以是业主或监理及其所属的职能部门。危险源控制的对象是整个施工过程，横向包括人、机械、材料、施工工艺技术和管理等方面存在的缺陷；纵向涉及施工项目系统的各个层次。
从危险源控制的阶段看，包括施工前的危险源控制方案制定和初始评审；施工过程的危险源监测、预报和定期评审；发生事故后的应急管理和紧急救援等不同阶段内容。
(一)危险源控制原则
1．危险源控制的一般原则
危险源控制的一般原则主要包括：(1)立足消除和降低危险，构建系统安全，落实个人防护；(2)预防为主，防控结合，预案与应急措施联动机制；(3)动态跟踪，重点控制，应变及时。对不可承受的危险要禁止作业，对重大危险要立即整改；对中度危险要限期整改；对轻度危险要加强监测和保护；对尚可忽略的危险，按照常规进行管理。
2．危险源控制的及时评审原则
危险源管理是一个系统的动态过程。随着施工进度的展开，危险源的存在及分布、危险等级都会随之变化。因此必须及时或定期地对危险源控制计划进行评审和修订，以确保危险源管理的充分性、适宜性和实效性。
一般选择以下时机进行及时评审：新工程、新项目开工前；单位工程开工前；特殊作业、危险作业开工前；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新型机具设备使用前；现场组织机构、工程审计、现场布局等有重大变化时。危险源计划评审内容主要包括：危险源的辨识是否充分，是否有新的危险源产生；危险等级评价是否合理，是否有风险程度的变化；危险源控制措施是否适宜，实施是否有效；是否有进步改进的需求。
3．危险源控制的事故预防措施与原则
在事故发生之前，应当采取防止事故发生的安全技术和管理措施，可以按照以下优先次序进行：根除危险源一限制和减少危险源一隔离、屏蔽和连锁一故障安全措施一减少故障及失误一安全规程矫正行动。
公路工程施工项目危险控制的预防措施包括：(1)制定安全目标、指标，组建机构，落实职责；(2)制定管理方案，包括管理措施和技术措施等；(3)制定程序文件、作业指导书、操作规程、作业规范、管理制度等；(4)加强监督、检查、测量及测试；(5)对危险作业、危险设备、危险场所，加强运行控制；(6)组织员工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特别是关键岗位人员的安全意识和工作能力；(7)发现事故苗头、隐患，及时分析原因并采取纠正和预防措施。
(二)危险源控制及管理措施
对危险源如何进行合理有效的管理是公路施工安全事故控制工作的核心和精华，也是抑制事故发生的关键。
1．建立公路工程施工危险源系统
在危险源辨识的基础上，以公路工程施工过程及工艺流程为主线，按照不同的施工标段建立公路施工危险源系统，以避免因危险源广、杂、散而难于控制管理的缺陷。在系统图上应明确标明危险源所处施工环节、危险等级、危险源管理所属单位和部门。这样可以使危险源检查控制管理中有条不紊，有轻有重，同时也可以对危险源系统安全分析和研究，以提高安全管理决策水平。
2．建立危险源分级管理体系
根据危险源级别，可以明确规定各级危险源所属管理单位和部门。对于潜在危险性大，难以控制，发生事故会造成重大人身伤亡或多人伤害及重大设备事故的危险源由业主进行定期检查管理，项目经理部和监理应作为日常工作检查管理重点，施工作业班组应进行日常管理并记录齐全；对于潜在危险性较小，但可能发生人身伤害及设备事故，且能够控制的危险源以项目部和作业班组管理为主，业主和监理应定期进行检查监督；对于具有一定危险性，有可能发生事故，但完全可以控制的危险源由危险源所在施工作业班组管理为主，项目经理部定期检查，业主和监理进行不定期检查监督，每级危险源严格按危险源管理办法进行管理。
3．制定危险源分级控制和管理办法
由于公路工程施工过程危险源存在有其特殊性，并有动态静态之分，危险源管理办法应适应公路工程点，根据危险源等级及直接管理者责任要求，建立各级危险源分级控制和管理档案。
具体体现在：(1)项目经理部应建立全标段危险源控制管理档案，档案中应明确各级危险源状况、控制措施以及日常管理，危险源升降级情况，随时调整危险源系统变化，做到管理有序。(2)企业应制定各级危险源安全检查表。应根据公路工程安全施工状况、安全条件、控制措施、应急措施等制定危险源安全检查表，并根据该表分别按业主、监理、项目部、施工作业班组安全检查最低时间要求进行检查，检查结果记录在案。(3)对动态危险源实行跟踪管理。根据动态危险源变化快、情况复杂、难于控制等特点，应实行跟踪管理；对于特别危险、情况复杂的危险源由监理安排人员进行定点跟踪。制定危险源分级控制和管理实施及考核办法。
关键词：金融危机；虚拟经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2007年以来，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拖欠率大幅上升，引发了次贷危机，并进而爆发了波及世界的金融危机。特别是2008年9月以来，国际金融形势急剧恶化，迅速演变成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又迅速影响实体经济，造成全球性经济衰退，因而这次金融危机已不限于金融领域，事实上已成为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古巴全国人大经济委员会主任、著名经济学家奥斯瓦尔多·马丁内斯认为，这场经济危机一方面是生产过剩，同时又是消费不足。“我们面临的形势已经超出了经济和金融危机，也是一场社会危机、食品危机和生态危机，是所有这些烈性危机爆发的综合性结果。”这次危机的根源是什么?中外学者见仁见智，各有见解。但其深层次的根源是什么?不少中外学者已“回归马克思”。因此可以说，危机的根源还需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去找寻。
一、金融危机根源的不同解释与理论分歧
对于这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不同立场、不同学派的学者，对其产生的根源做了不同的分析与解释，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市场说”。即从更加微观的角度分析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主要观点有三种。(1)消费需求过度论。将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美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严重超过居民收入，并得出启示：无论政府执行何种政策，无节制的负债消费必然会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2)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背离论。认为由于商品的价值同使用价值的运行渠道、轨迹、方式以及监管机构、经营主体各不相同，这就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脱节。当这种背离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时，就有可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巨额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直至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3)金融创新引起的一系列弊端论。认为金融的过度创新，以及金融工具的结构化、衍生性和高杠杆趋势，导致了金融市场过度的流动性，加剧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是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
2“制度说”。认为高度自由、过度竞争的经济制度和金融体系是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制度原因。其主要观点是金融监管缺陷论。认为次贷危机的主要根源，是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着重大缺陷：对金融机构实行分类监管的体制不完善；以机构监管为重点，功能监管薄弱，不能适应混合经营的特点，对一些多功能的金融机构监管不力；过快发展的衍生产品监管滞后。金融监管缺陷论还认为，不负责任的放贷行为、受利益冲突的证券评级等，才是这次危机的主因。这种“制度说”，实际上是“体制说”，是从体制层面看监管制度的缺陷。还有人认为，这次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因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模式取代了原来由国家管制的资本主义模式，政府不再对宏观经济进行积极调控，放松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资方完全控制劳方，社会福利急剧减少，自由、残酷的竞争取代了有节制的竞争，商品、服务和资本在不同国家之间相对自由地流动等等。它解除了对金融的管制，加速了贫富两极分化，必然导致金融危机。资本主义制度缺陷论认为，实体经济中以房屋为代表的商品卖不出去，生产相对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最终引起危机爆发，故危机的根源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3“政策说”。认为长期的低利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是全球金融危机形成的政策基础。2000年至危机爆发前，美联储14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使得企业、金融机构和居民能够以十分低廉的成本进行融资和借贷。与此同时，2001年之后，美国政府进行大规模的减税，推动居民消费增长。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刺激了美国居民的过度消费和金融机构的高杠杆运营，造成了资产价格泡沫。
4“周期说”。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长周期的一种反映，也是全球经济严重失衡的一种反映；是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结构、贸易结构、金融结构大调整在金融体系上的一种必然反映，也是对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现代金融或资本市场)在不同经济体之间严重结构性失衡的一次重大调整，以实现资本市场、金融资产在规模和结构上与其赖以生存的实体经济相匹配。
二、当前金融危机的深层次根源仍然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马克思在分析货币的支付手段时曾指出，在支付手段的链条中，隐藏着危机的可能性。但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危机的可能性才会成为现实性。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金融、信贷业广为发展，虚拟经济空前扩大，支付链条不断拉长；支付链条一旦断裂，就会发生金融危机。马克思进一步指出，金融投机活动猖獗是引发金融危机的一个直接原因；扩大信贷带来的营业活动过度扩大，是造成生产过剩的一个重要因素。马克思对危机根源的深刻分析，对于我们清醒认识当前的金融危机，具有更加直接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建立在货币危机理论基础之上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认为，货币危机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内在矛盾的必然产物，在现实中表现为资金链条的断裂。商品不能转化为货币，使商品贬值；债务不能转化为现实货币，使债务到期无法偿还；信用货币不足，银行和工厂纷纷倒闭。在一般情况下，危机常常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另一种是银行信用的危机。当前的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似乎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而是银行信用的危机或货币危机，但事实上却与生产过剩的危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银行家为了帮助资本家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并从中分割超额利润，设计出能够超现实买卖商品的金融衍生品，使之成为解决生产过剩的途径，结果造成了本来手中货币不足、支付能力欠缺的老百姓，在银行家设计的金融衍生品的诱导下超前消费，拉长了信用资金链条。而信用资金链条过长，则为货币危机和整个社会的经济危机埋下了隐患。
其次，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的本性决定了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从而使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现象成为社会经济运行的一种常态。这一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所讲的生产过剩是指商品生产过剩而非产品生产过剩。马克思指出：只要社会上相当大一部分人的最迫切的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就“绝对谈不上产品的生产过剩”。“在这个意义上，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往常是生产不足……产品的生产过剩和商品的生产过剩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是资本家的利润，而非群众的需要。”从现象上看，导致这次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是美国的次贷危机，是金融领域中的危机，但其实质是实体经济中的生产过剩。美国的房屋生产过剩表现在房屋空置率的不断提高上：由1978年的6％左右提高到2008年的13％。这表明房屋的供给超过有效需求越来越大。而且，已出售的房屋中，靠抵押贷款购房所占比例很大。2007年，靠抵押贷款购买的房屋占全部已售房屋的比例为68％。可见，次贷危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由房产供给的不断扩大而现实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积累造成的，其实质仍然是生产过剩。当前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说明，尽管由于现代金融的发展和各种金融工具的运用，使得经济危机更多的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首先表现出来，但作为经济危机先兆的金融危机，并不是经济危机的原因：相反，它是生产过剩的结果和危机的表现形式。
再次，资本主义制度加剧了虚拟经济的发展，使之与实体经济相脱节；虚拟经济危机的最终根源，也是实体经济危机的根源。美国经济最大的特点是虚拟经济成分较高，即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由于虚拟资本不是现实资本，从而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严重脱节。这种脱节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是由虚拟经济所产生的巨大虚假需求对实体经济发展造成的假象形成的，即由虚拟经济制造出来的需求假象诱导实体经济盲目发展；另一方面，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又远远跟不上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当社会信用链条在某一环节发生断裂，首先爆发的就是金融危机或信用危机。金融危机直接影响到相关群众的收入减少，从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直线下降，并引发由虚拟经济造成的虚假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破灭。使实体经济中本来存在而被掩盖的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显露出来，从而回归为实体经济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而实体经济的衰退，又反过来加剧虚拟经济的波动，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这正是应验了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是以货币危机或信用危机为先导的。
马克思恩格斯曾对虚拟经济危机和实体经济危机的关系作过论述：第一，之所以会出现作为现实生产过剩危机的先期表现的货币危机，是因为商业和工业危机的一切因素已经存在，货币危机是由商业危机所引起的。第二，就作为生产过剩危机的先期表现的货币危机而言，金融危机是实体危机的预兆、先声、序幕和第一阶段。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不但指出，金融危机的根源或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过剩及其过剩危机：而且还揭示了金融危机作为工商业危机的一个阶段。是工商业危机的最一般的表现，因而金融危机的实质也就是生产过剩危机。第三，金融市场也会有自己的危机，这时，工业中的直接的紊乱对这种危机只起次要的作用，或者不起什么作用。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在金融市场中，总的说来是头足倒置地反映出工业市场的运动；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金融市场对工业市场具有反作用。金融市场可能影响工业市场，从而影响到工业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总之，此次金融危机并没有跳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逻辑。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表现出的生产无限扩大趋势和需求不足的矛盾，导致了生产过剩的危机爆发。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是一个科学的理论，它把握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从本质和根源上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必然性。对于今天而言，它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二战后，尽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在经济发展中自我调节乃至实行经济计划化的政策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其矛盾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不可能解决其基本矛盾，矛盾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依然和必然会爆发危机。因此，企求单纯依靠货币政策、财税政策或救助困难企业这类经济手段。来根本消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内生的消费与生产相背离的矛盾，是不可能的；它只能起一种治标的缓和性作用，而不能起治本的根本性作用。
三、我国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几点思考
世界各国救市的力度越来越大，但效果却并不理想，这说明只停留在体制层面的救市措施解决不了制度根源上的问题。斯蒂格利茨曾批判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和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他认为，这无异于是向体内出血的病人输血，向投机者提供补偿。我们认为，世界经济衰退的局势，只能依照马克思所揭示的经济规律运转下去。
关键词：危机意识循环社会文化特征
日本人的危机意识是日本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民族的危机意识自其形成以来，一直伴随着日本的生存和发展，并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对日本的生存和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本文主要研究日本人的危机意识在日本文化中的表现特征，以及对日本社会的影响，进而探究日本人的危机意识对日本的循环社会起到了一个怎样的作用。
一、日本文化特征之一危机意识
所谓危机意识，是指人类在主观上有注视或警惕不利于自己或危及自己生存事态发生的自觉，以便及早采取相应的措施或做出反应，以及来避免这种事态的发生；即便是无力阻止事态的发生，也要尽量避免或减轻由此给自己造成的损失与伤害的精神活动。可以说，危机意识是一种本能，在危机出现时，时刻保持一颗警觉的心；甚至在危机未发生之前，能提前做好准备，以应对危机。但日本民族的危机意识表现的更加强烈。
日本民族危机意识的形成原因有许多，归纳起来有两点。一是由于生存环境产生的危机意识；二是由于社会环境产生的危机意识。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岛国，岛上资源匮乏，能源稀少，而且岛上经常发生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生存，对日本先民来说是种威胁。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在日本先民心里逐渐形成了一种恐慌和不安。加之，随着日本社会的不断发展，不断的社会问题开始涌现。这其中不仅有日本国内的问题，还包括了国外对日本的威胁，久而久之，这种恐慌和不安便演变成了危机意识。并在日本人的心里变得越来越强烈。
日本民族的危机意识在日本文化中的表现特征为：一、预见性的思维方式。这种表现特征体现在日本人的生活中。日本人经常在自己的家中准备一个小包。包中放着水、食物、手电筒等常用用品。一旦发生地震等灾害时，可以拿着小包进行自救，以减少危机给自己所带来的伤害。二、既尊重自然，也不过度依赖自然。在日本人的心里，追求一种与自然共生，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日本人既对自然保持一种尊重，也不过度开采、利用自然，即取之于自然，也要保护自然，减少对自然的破坏。
二、危机意识对日本社会的影响
随着日本社会的经济发展，日本对能源的依赖越来越重。尤其对石油的依赖度日益增强。由于日本国内资源短缺，大多数资源依赖进口。但是，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世界上最大的石油供应者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决定削减原油生产，上涨原油价格，从而爆发了第一次石油危机。1978年伊朗爆发革命，1980年9月伊朗同伊拉克爆发战争，使得石油生产量再次减少，石油出口停止，第二次石油危机发生。
石油危机给日本社会带来了空前严重的影响，也让日本国民感到了不安。日本民族在其特有的危机意识的作用下，有效的采取了应对危机的措施。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日本政府设立了应对危机的紧急行政机构。设立了多个应急部门，以保障国民的正常生活和社会的正常运转。在石油危机发生后，日本政府迅速调整了国家能源政策，要求国民和社会尽量减少对石油的使用。
在面对自然灾害时，日本民族的这种危机意识也同样发挥着作用。为了减少自然灾害给国民和社会带来的危害，日本政府设立了国家防灾日，并在学校开展防灾教育，在每年都举行综合的防灾演习。日本政府还在学校设立了防灾体验课程，使得日本国民从小就具有较强的应对灾害发生的能力。
三、危机意识对循环社会的影响
明治维新后，日本选择了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增强国家国力的的政策。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的是相当严重的公害问题。伴随大量的公害问题，环境的改善越来越被重视。众所周知，日本是岛国、资源少、生存环境恶劣，这一系列的原因，促使了日本人危机意识的形成，并随着危机的的出现，危机意识越来越强烈。在公害问题和石油危机出现之后，能源的大量消耗和严重的环境污染已经不再适合日本的发展，必须寻找一条既利用自然，又不对自然过度破坏的新路，只有这样才能使日本持续而长久的发展下去。
关键词：人力资源预警；危机
中图分类号：F270.7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9-9166（2009）02（c）-0060-02
一、企业人力资源危机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企业人力资源危机的界定。目前，在国内外各类文献中并没有对人力资源危机的确切定义，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危机观有以下几种[1]：
Ian.I.Mitroff对于危机的界定是：“危机是一个事件实际威胁或潜在威胁到组织的整体。”
Fink把这一定义引申为：“危机是事物的一种不稳定状态。在危机到来时，当务之急是要实行一种有决定性的变革。”
Foster发现“危机有四个显著的特征：急需快速做出决策，并且严重缺乏必要的训练有素的员工、物质资源和时间来完成”。作为危机的定义，这些“紧急决策”、“人员严重缺乏”、“物质严重缺乏’、“时间严重缺乏”提出了危机情境的几个基本要点。Rosenthal和Pijnenburg认为：“危机是指具有严重威胁、不确定性和有危机感的情境”。Barton认为危机是“一个会引起潜在负面影响的具有不确定性的大事件，这种事件及其后果可能对组织及其员工、产品、服务、资产和声誉造成巨大的损害”。
Heath认为从管理角度来看，危机之所以是危机是由于“危机反应时间有限(或表现的似乎很有限)，必须马上做出决策(在时间有限的约束下)；信息不可靠或不完备；应对危机所需的人力、设备可能(或显得)超出实际可得”。
以上的危机观，从企业的层面对危机进行了界定。概括了危机的产生、过程和特征。人力资源危机是危机的其中一种类型，必然继承了危机的以上的特征。
（二）企业人力资源危机的成因及其分类。国外对于企业人力资源危机成因及分类的讨论主要有[2]：Marchal在《全球人力资源危机》中提出，在全球范围内，国际与国内的决策者在人力资源健康方面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但目前发展中国家对于方面的危机知之甚少，深入的研究更为缺乏。Robert认为，在企业并购的背景下，人力资源管理的首要问题是人员的流失和缩减；其次是在招聘和激励熟练经理人中存在的问题；第三是员工补偿与福利问题。MonicaE.指出，伴随着世界经济发展的波动和不平衡性。人力资源管理更多的扮演了战略管理的角色，从而需要面对以下三方面的问题：（1）现有劳动力储备与工作要求的不匹配；（2）计划的不完善和不连续；（3）人力资源的领导作用没有得到充分重视。Soni着重分析了导致公共部门人才危机的主要因素。在国内，刘家国、李奇明[3]指出，人力资源危机是外界环境、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人力资源本身综合作用的结果。分为七类：（1）人力资本承载者选择不当风险。（2）制度性风险。（3）环境变更风险。（4）紊乱的现场管理或缺乏足够的医疗保健或其他原因使企业员工受雇期间死亡或丧失劳动能力风险。（5）企业文化建设与员工认知不协调危机。（6）企业的其他危机导致人力资源危机。（7）人力资源危机观念、预警机制的缺乏导致人力资源危机。杨春宝[1]在《国有企业人才流失的危机与对策》一文中谈到国有企业人才流失的危机状况,即造成人才危机的原因与对策。罗帆[4]认为人力资源危机归根结底源于组织内部人员的行为风险，即人员行为偏离组织目标环口预期而使组织遭受损失。成因可以从人员个人、社会环境和组织来分析。李效云提出，人力资源危机可以细分为人力资源效率危机、薪酬调整危机和人才短缺、离职危机、人才结构合理性危机、管理及企业文化危机、绩效考评或激励危机等类型，而人力资源危机的关键原因是领导者没有为组织提出合适的共享愿景并进行强力执行。黄枚立、司冬玲把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危机称之为人力资源怠几因子，主要包括组织学习力危机、制度危机、人才使用不当危机、人才流失危机、人力资源内耗危机。他们强调人力资源危机因子是造成人力资源危机的主要原因。
二、人力资源预警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企业人力资源预警的溯源及含义。企业人力资源预警是企业人力资源危机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企业预警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最初的研究方向集中在公司财务管理中对于经营和财务风险的预警方面。随着危机管理理论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企业预警管理不断的深入到企业职能的各个方面，包括：(1)领导管理，(2)财务微机管理，(3)营销危机管理，(4)人力资源危机管理。
国内对于企业人力资源预警的研究起步较晚。其雏形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最初的研究方向为人事风险和人力资源组织问题。20世纪90年代年武汉大学教授佘廉开始开展了“企业机预警原理与方法”的研究工作，虽涉及了人力资源预警管理的相关问题，但未展开系统的研究。罗帆、佘廉[4]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建人力资源预警模型和指标，但没有阐述其预警所用的方法。李健[7]进行了人力资源开发中的预测预警系统研究，但重在于区域人力资源开发方面。潘晓琳将粗糙集理论与灰色理论相结合，提出了改进的人力资源价值评价方法，然而重点是在于对个人价值的评判上。杨春宝[1]在《国有企业人才流失的危机与对策》一文中谈到国有企业人才流失的危机状况,即造成人才危机的原因与对策。吴思嫣等指出企业人力资源的危机管理对策分三个阶段进行，即危机之前――建立预警系统；危机之中――及时挽救危机；危机之后――展开危机事后管理。雷有才[1]等学者秉承这一思路分析了针对人才流失的预警管理。
而对于人力资源预警含义的表述主要有以下几种：杜利认为企业人力资源预警管理是指通过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内外部环境的全面监测，识别有代表性的危机征兆，对这些征兆进行正确的诊断和评价，在危机来临之前进行科学预报，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以减少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危机损失，达到企业人力资源良性管理、企业健康发展的一种管理方法。刘家国、李奇明[3]提出企业人力资源危机预警就是指企业针对人力资源危机不可避免之特点,树立危机预警理念,对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或正在面临的人力资源危机,进行危机检查、危机预测、危机识别、危机决策、危机处理和危机恢复管理等一系列管理活动的总称。这里,强调预警是一管理过程。
（二）企业人力资源预警指标体系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在人力资源评价指标方面，国外人力资源的指标体系大致包括：人力资源关键指标、人力资源效用指数、人力资源指数等。MaryseJBrand[2]建议中小型企业使用战略人力资源配置模作为分析其人力资源问题的工具，主要关注企业水平上的力供需平衡。Narasimh[2]即等则提出四种核心战略以应对全人力资源危机。
在国内学术界，罗帆、佘廉[4]等人构建了企业人力资源预警模型，从人力资源组织、人力资源开发、人力资源管理三个模块设计出26个预警指标，并对预警分析和预控对策的工作流程进行了探讨。胡蓓、李毅共同设计了基于人才流失的危机预警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按照员工的存量/结构类、效益类、成长类3个模块衍生出17个具体指标。王发清认为设计科学的人力资源预警指标是建立人力资源危机管理预警系统的必要前提，他设计了13个指标，他还列举了各项指标对应的人力资源危机特征和预警标准。惠青山、何花架构的人才流失预警系统包括与组织有关的10个指标、与个人有关的4个指标、与环境有关的2个指标，而且日他们还研究了设置人才流失预警限的方法和超限后的解决方法，很值得借鉴。
三、对目前人力资源预警现状的分析
从以上的资料来看，当前国内外对企业人力资源危机及预警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理论体系得研究正处于不断完善丰富的阶段。企业的危机意识还比较淡薄。预警的重要性还没有完全深入人心。相应的实证和应用比较缺乏。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1）理论研究方面。从理论体系完整的角度来看，目前对于企业人力资源预警的研究主要都集中在对人才流失问题的研究上，关于人力资源管理组织的缺陷、人才开发、人员激励、领导能力、人员配置、人际协调、人事制度等诸多方面的预警研究都较欠缺。（2）研究方法方面，从国内外文献看，主要的研究都是关于定性分析和理论分析，而对于定量分析和实证分析研究较少。在国内，研究主要以引用间接资料为主，而在构建指标体系上，也只见于罗帆，胡蓓，王发清和惠青山等少数几人的文献中。（3）预警系统的操作性方面。主要的问题体现在危机确认的、具有良好信度、效度和敏感性的指标体系以及对预警系统的危机处理绩效进行跟踪评价的手段和工具方面。所以如果能够设计并建立相关的指标体系并进行实证研究，是具有较高理论与现实意义的。
作者单位：西安科技大学
参考文献：
[1]赵景华等.关于企业危机管理三个学派的评述[J].煤炭经济研究，2005(8):44―46
[2]孙泽厚,罗帆.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与实务[M].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政府生态危机管理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阐释
（一）化解人与自然矛盾的根本在于维持生态平衡与协调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认为维持生态平衡和协调是化解人与自然矛盾的根本。只有维持生态平衡，才能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恩格斯曾经揭示了生态在人类发展中的意义。他认为：“文明是一个对抗的过程，这个过程以其至今为止的形式使土地贫瘠，使森林荒芜，使土壤不能产生其最初的产品，并使气候恶化”。
（二）化解人与自然矛盾的制度条件是改造不合理社会制度
自然与社会是密不可分的，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矛盾。要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的协调发展，就必须改变社会环境。因此，化解生态危机的条件之一就在于改造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在一个制度合理的社会里，“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三）化解人与自然矛盾的有效方式是发展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这一概念虽然马克思未曾明确提出，但是他的观点中却包含了循环经济的思想。马克思认为，“一个生产部门的废料是另一个部门的原材料，反过来也一样……最后，进入直接消费的产品，在离开消费本身时重新成为生产的原料，如自然过程中的肥料等等，用废布造纸等等”。这段论述体现了循环经济的思想，认为废弃物也可以循环再利用。马克思指出，“应该把这种通过生产排泄物的再利用而造成的节约和由于废料的减少而造成的节约区别开来，后一种节约是把生产排泄物减少到最低限度和把一切进入生产中去的原料和辅助材料的直接利用提到最高限度”。
（四）化解人与自然矛盾的基本途径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认为，生态环境破坏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无视自然界的规律所导致的。因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条件就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但是，人们也不能盲目的崇拜自然。马克思认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变成实践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在实践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
（五）化解人与自然矛盾的基本手段是依靠科技进步
马克思认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他认为充分利用资源必须依靠科技进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式；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因此，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顶点”。可见，马克思主张依靠科技进步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对废弃物进行循环再利用，从而减少废弃物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六）化解人与自然矛盾的政府角色和责任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认为，治理生态环境问题，应该注重提前预防，积极环保，而不应该先污染后治理，消极环保。马克思认为：“只有按照统一的总计划协调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力的那种社会，才能允许工业按照最适合于它自己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的原则分布于全国”。这意味着，政府作为社会的“大管家”，在化解生态危机方面的责任和作用重大。政府应该把资源所有和资源使用归为社会公共管理的范畴，政府有责任和义务对生态环境进行科学的规划和管理，制定生态危机管理法律法规，向大众宣传生态文明的理念。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人类思想史的一次重大变革，系统地论述了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的关系，具有高度的前瞻性、全局性和辩证性。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当代政府治理生态危机指明了方向，对我国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我国生态危机现状及影响
（一）自然资源危机
自然资源危机是自然界的资源供不应求的短缺现象。地球自然资源主要包括空气、水、土地、森林、草原、陆地、动物、矿产能源等，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强度加大，导致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出现了土地荒漠化、草场退化、森林资源危机、水土流失、耕地面积减少、生物多样性减少等危机。
（二）生态环境危机
生态环境污染主要分为大气污染、水资源污染和土壤污染。大气污染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温室气体排放产生“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工业燃煤和尾气排放是造成我国大气污染的主要原因，主要污染物是烟尘和二氧化硫，它们会产生大量温室气体，还会导致酸雨的形成，对自然界中的生物、水源、空气以及土壤都会造成极大的伤害。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企业不断扩张，导致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在一些工业污染比较严重的地区，经常会出现雾霾天气。这说明我国的空气污染程度在加剧。
造成水资源污染的原因主要包括工业污染、农业污染和城市水污染。工业废水是工业污染引起水污染最重要的原因。工业废水所含的污染物种类多样。农业污染的主要原因是近年来农药、化肥的不合理使用而残留在土壤中，破坏土壤结构和土壤生态系统，进而破坏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城市水污染源是城市生活污水、垃圾和废气引起水体污染造成的。其中，城市生活污水是造成水体污染的主要原因。
土壤污染是土地因工业、生活污水和固体废弃物、农药、化肥、排泄物、生物残体以及大气沉降物进入土壤并积累到一定程度，引起土壤质量恶化的现象。土壤污染会导致农作物的污染，对食用者的身体健康产生危害。当前，我国土壤污染出现了有毒化工和重金属污染由工业向农业转移、由城区向农村转移、由地表向地下转移、由上游向下游转移、由水土污染向食品链转移的趋势，逐步积累的污染正在演变成污染事故的频繁爆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但是经济的发展却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如何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化解生态危机，已迫在眉睫。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的组织者和管理者，掌握着治理生态危机所必需的公共权力资源，有责任也有义务去化解生态危机。因此，政府应该构建有效的生态危机管理体系，自如地应对生态危机带给人们的挑战。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视域下的政府生态危机管理体系构建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我国政府进行生态危机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思路。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指导原则，构建了360°政府生态危机管理体系（见图1），进行全方位、多维度管理。
（一）政治维度：构建生态型制度机制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指出，改造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是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根本。也就是说，制度构建是政府生态危机管理得以实现的根本保证。生态危机治理效果如何，直接取决于制度规范的可行性。因此，要有效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就必须建立一套有利于促进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生态制度。首先，建立科学的生态环境决策制度，提高生态环境建设的政治领导力。其次，完善法治管理制度，增强生态环境管理决策的执行力。再次，建立健全政府的生态问责制度，让政府环境管理责任具有可操作性、可执行性。最后，完善政府生态危机管理的协调机制，充分协调生态危机管理中不同的社会主体，从而有效地进行生态危机管理。
（二）经济维度：探索生态化经济发展模式
要化解生态危机，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就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努力探索生态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根据马克思主义循环经济的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等环保型生态化经济发展模式。首先，要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产业。其次，要进行技术创新，推进节能减排工作。再次，要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实现绿色发展。最后，要着力构建节约型的发展方式。
（三）社会维度：公民参与机制的建立
由于生态环境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因此，生态危机管理具有复杂性和系统性，涉及到多方利益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公民等。因而，治理生态危机，要紧紧依靠广大民众，充分激发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新性。探索和优化公民的社会参与机制尤为重要。首先，要为公民参与搭建一个良好的参与平台。如建立网上生态环境论坛、社区等，听取民众的心声。其次，要加强环保社会组织建设。社会组织是公众参与生态危机管理的重要力量，它在环境科技学术交流、宣传生态文明理念、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推动环保产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四）法律维度：加强生态危机管理法制建设
强化法治管理制度，可以提高生态危机决策的执行力。我国目前的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体系虽已基本成型，但需要进一步完善。同时，政府要加大执法力度，建立相应的奖罚机制，提升政府在引导规范企业行为中的作用。对于注重环境保护的产业和企业给予优惠政策，如税收减免、低息贷款、政府补贴等；对于危害环境的产业和企业采取惩罚措施规范它们的行为，减少它们对环境的污染。
（五）文化维度：倡导全民生态意识
生态意识是化解生态危机的思想武器，如果缺乏生态意识的支撑，人们的生态文明观念淡薄，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因此，进行生态危机管理，建设生态文明，需要大力培育公民的生态意识，使人们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自觉维护我们身边的生态环境。首先，要树立生态危机意识。要让人们认识到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严重后果，使人们意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其次，要构建公民生态文明教育体系。要逐步建立学校、社会、政府“三位一体”的生态文明教育体系。
（六）科技维度：建立生态科技创新体系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强调科技进步对于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性。科技进步是循环经济发展动力，如果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作为支撑，就难以实行循环经济的发展，也就难以化解人类的生态危机。因此，必须合理地应用科技，建立一种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生态科技体系。生态化科技是以现代生态学为基础，以节能、利废和实现循环为特征的新兴科学技术。在技术创新中融入生态元素，走绿色技术发展之路，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因此，科技创新是进行生态危机管理，化解生态危机的重要手段。作为技术创新的引领者，政府需要协调好企业、市场、技术、公众等各方面、各层次的关系，以保证生态化技术创新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恩格斯著.自然辩证法[M].人民出版社，1984
2.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25卷[M].人民出版社，1974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M].人民出版社，1980
4.资本论.第3卷[M].人民出版社，2004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人民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