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技术工人短缺技能人才激励
技术工人和技能人才是既有本质不同又有紧密联系的两个群体,高层次的技术工人也是技能人才的一部分,对技能人才的激励，对于高层次的技术工人乃至整个技术工人队伍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一、技术工人与技能人才的区别和联系
1.技术工人的概念。对技术工人的定义一般有以下几种表述:(1)技术工人是指掌握了一定的技术能力、从事相关技术工作的熟练工人;(2)技术工人指的是在产业领域中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掌握一定的工艺和技术，能够独立使用工具、设备进行操作或生产加工的熟练或比较熟练的工人。目前，我国技术工人分为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五个等级;(3)技术工人指那些在生产第一线从事操作类、重复性劳动的非管理专业技术人员，包括在第三产业中从事简单劳动的一部分技术人员。
2.技能人才的概念。对技能人才这个概念，国内外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不同的研究者都有不同的表述，但纵观大多数学者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1)所谓技能人才，就是在实践中运用知识和经验执行活动方面超过一般水平的、有才识学问的德才兼备的劳动者;(2)技能人才是指生产和服务企业中，在生产或服务一线从事那些技术含量大、劳动复杂度高的工作的高级技术工人和技师;(3)技能人才是指面向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高技术含量工种上工作生产的骨干和身怀绝技，能解决关键技术为企业创造明显经济效益的高级技术工人。
3.技术工人与技能人才的关系。通过对技术工人和技能人才概念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技术工人和技能人才同属于一个职系——工人系列，都是处于生产服务一线的劳动者，两者的概念在内涵上有重叠的地方，它们主要是在技术、能力、知识、经验等方面存在区别，两者在职业资格（职等）上呈现从低到高的阶梯排列。作为一名技术工人，是沿着从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这样的职业资格系列上升的。从狭义上讲，在高级工及以下，通常被称为技术工人，而一旦达到技师以上职业资格时则被称为技能人才（或者叫高技能人才）。正是因为在职系上有这样一种一脉相承的联系，所以，技能人才也可以看成是技术工人在职等上的最高境界和目标，又因为随着职业资格的上升，收入、地位、甚至于职务都会随着上升，所以，对技能人才的尊重、重用、优待不仅是对技能人才本身的激励，更是对位于这个体系下端广大技术工人和普通工人的激励。认识到这样一层关系，对于我们制定技能人才激励制度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同时启示我们可以通过加强对技能人才的激励来实现对广大技术工人的间接的激励，另外对于人们以技术工人作为职业的职业选择行为也有巨大的影响作用。
二、技能人才短缺和激励机制现状
许多学者在研究中默认了技术工人与技能人才之间的联系，但没有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区别。所以，大多研究都笼统的将技术工人和技能人才的短缺原因同时指向诸如：社会偏见，管理体制，人才评价体制等原因之上。但笔者认为这样不妥，因为某个原因对两个阶层可能都有影响，但有的影响是直接的，主要的，有的则是间接的，次要的。比如，以下几点因素主要造成了技能人才的短缺和成长缓慢，而对人们选择技术工人做为职业的影响则是间接和次要的。
1.人才评价机制上的不健全。我国至今没有建立起健全的技能人才成才通道。这表现在对技能人才职业资格评聘次数较少，而且评聘的技师、高级技师等高级职业资格人数也极少，让广大青年技术工人对争当技能人才缺乏兴趣。
2.企业不注重培养。企业对技术工人培训重视不够、投入不足，只使用、不培养的做法造成职工技能水平偏低。很多企业只重视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忽视一线广大技术工人的培训，对员工技能培训的投入严重不足，造成职工技能素质不高，不能适应企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
3.技能人才教育资源不足。高等职业教育名不副实，没有成为培养技能人才的主力军，目前许多高等职业教育等同于以前的大专教育，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而中等职业教育对培养高技能人才还在摸索和尝试阶段，所以使得技能人才的培养实质上处于缺位状态。因此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强化高技能人才的学校初期培养功能是职业教育改革的当务之急。在这方面国家应加大对高职教育的投入，高职学校也应改变教育观念，及时调整专业设置，准确定位技能培养目标。研究并确定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为企业培养真正需要的技能型人才。
三、技术工人短缺与技能人才激励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武术教学素质教育作用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16JK1120）；汉中市科技发展专项计划项目（2013hzzx-23）。
引言
为了实现对未来社会发展所需的跨世纪人才的培养，国家制定了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政策。作为学校体育教育的一项重要组成内容，武术以其内容体系的丰富性、攻防效果的神奇性、锻炼系统的完整性以及健身方法的独特性等特点深受广大学生欢迎，它对我国的诸多社会文化形态予以浸透，例如传统哲学、政治伦理、文学艺术、民俗风情、军事思想、健康观念、医学理论等。武术的丰富内涵决定其不仅可以增强习武之人的身体素质与心理素质，还能够极大地推动其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劳动素质以及审美艺术素质的发展。
素质教育的概念与内涵
素质教育是一个顺应时代潮流而出现的概念，它指的是以推动学生身体与心理的全面发展为目的，以提升全体国民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劳动技术以及身体心理素质为宗旨的一项基础教育。素质教育概念包含三点内涵：对受教育者的潜能进行充分开发的一种教育方式；通过社会文化对社会合格成员进行塑造的一种教育方式；推动受教育者实现个性化发展的一种教育方式。根据这一概念可知，素质教育的整个过程始终将受教育者的能力培养囊括在内，但是若对能力与素质进行比较，发挥根本性作用的则是素质，两者的关系表现为：素质为能力奠定基础，能力对素质予以体现。素质的高低决定能力的大小，一个人如果具备了较高的素质，他就会在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较之一般人具有更强的适应力与创造力。此处，素质教育所讲的能力并非一种操作技巧。除了以往的体力与智力之外，素质教育还包括各项非智力因素。素质教育是以知识的传授以及能力的培养为基础对学生的综合素养予以提升。
以素质教育的概念与内涵为依据，与学校教育职能相结合，本文将知识的传授视作学校的传统使命。现如今，素质教育仍认为知识传授是其主要职能之一，但是这里的知识所涉及的范围有所扩展，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为其两个重要分支。早期，人类在进行知识传递之时多以人文知识为主；近年来，自然科学的兴起使科学知识逐渐发展为学校教育的另一项主要内容，学校教育工作呈现出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并重的局面。在当今社会，知识量急剧增加，陈旧率不断上升，学生在学校所学的各项知识只是一个最基础的部分。相^于知识的传授，更为重要的是对学生知识获取能力的培养，即教会其怎样掌握知识，怎样提高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
武术教学在学校教育工作中的表现与内容
在学校的教育工作中，武术教学有两种表现形式：（1）以教学的方式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2）以参加比赛的方式对武术的自身价值予以体现。同时，武术教学也有两种显著的功效：一是工具性的发挥，即武术具有实用性；二是传统性的发挥，即武术教学中的德育培养是培养全面型人才的一种重要方式。虽然武术教学并非政治说教，但是过分强调武术的实用性而对其德育作用有所忽视的做法同样不可取。在武术教学中，德育重在感染与熏陶。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优秀的体育教师都会将课堂视作艺术舞台，将对学生认识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培养转化为培养其思想行为品质。在对学生进行德育之时，武术教学并不能仅仅依靠课堂。对于体育教师来说，“大武术”观念的树立十分必要，它有利于学生良好锻炼习惯的养成。“大武术”以武术教学与社会性教育为其主要特征，教师需采用多种方式向学生传授各种锻炼方法及课余时间所需锻炼的内容，使学生能够从多个方面发展自己，并助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武术教学在素质教育中的主要作用
1.增强体质
一定的身体素质是练好武术的保障，反过来，武术锻炼又有利于人体素质的发展。套路练习对眼、手、身、腿、步的配合以及神经系统的调节有较高的要求，复杂的武术动作可以有效刺激并改善大脑功能。除此之外，武术有较高的养生价值，例如太极拳“外视安逸，内意鼓荡”，它对西方体育中的外在形体追求予以超越，更加注重人体的内在活动，以健康为本，真正地做到了“身心俱练，内外双修”，与学校体育教学工作中“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相契合。丰富多样的武术内容与锻炼形式可以对不同性别、年龄及体质的人群需求予以满足，适应性比较广泛。
2.磨炼意志
良好的意志品质有利于习武者获取武技真谛。武谚曰：“未习打，先练桩”，意为拳法的学习应以站桩练习为基础，具体站桩时间的长短要遵循“由少至多，倦则少息而站，酸苦至极点，始可休息”的原则，而站桩的目的则在于对腿力的增强及下盘的稳固，此外，亦会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对意志的磨炼。在武术锻炼过程中，酸筋痛骨现象时有发生，一般人难以忍受此种痛苦，因而需要练习者具备足够的思想准备以及坚韧不拔的毅力。正所谓“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只有坚定了武术学习的信念，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去刻苦磨炼，才可以真正实现武学上的造诣。
3.培养道德情操
中华民族具有讲礼仪、讲道德的优良传统，武术中的武德教育实现了对这一传统的继承与发扬。“习武德为先”，通过接受武德教育，学生可以进一步明确习武的目的，逞强斗狠非正道，做人的道理是需要掌握的真谛。在社会生活中，武德的基础由日常道德构成，它对习武之人提出了尊师爱友、报效国家、匡扶正义、见义勇为、遵纪守法、无私奉献、诚实守信等多项要求。
4.提高科学文化素质
武术运动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且技理互通。通过学习武术，学生不仅能够品味潜藏在武术动作中的意境神韵，还可以感受其醇厚的武术文化，对形、神、力、健等韵味加以体会。由此，武术教学可以对学生的文化科学素质进行培养与提高，在武术教学过程中开展智能化教育，可以使学生真正地学会并掌握创造与求真的能力。武术教学对学生科学文化素质的培养与提高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1）对学生的求知好学精神进行培养，作为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武术将多层次的文化内涵囊括其中。通过武术教学工作的开展，不仅可以增强学生的体质，还能够使其掌握丰富且深厚的武术文化知识，掌握锻炼身体的有效方法，进而对学生的求知欲望予以满足。（2）推动学生的智能发展，武术教学过程中的练习环节有利于学生快速反应能力与判断能力的培养。通过武术教学，学生的智能水平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
5.培养劳动素质
在我国，武术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其最初产生于我国远古祖先的生产劳动。在狩猎的生产活动中，祖先逐渐形成并掌握了武术这一项基本技能。通过武术教学，能够让学生学会怎样从事劳动，同时通过劳动对自身进行锻炼，使其认识并理解各项劳动技能。
6.提高审美艺术素养
武术不仅具备健身与实用价值，还具有浓厚的艺术色彩。在运动过程中，武术可以通过动作的交替变化对动感的强烈性、事态的均衡性、节奏的恰当性以及韵律的和谐性等多种特点予以体现，其套路运动的不断变化更能够在演练过程中陶冶习武者的情感，使其不断提高自身的修养及审美能力。
结语
武术教学是加强学生各方面素质培养的一个有效手段，它有利于素质教育政策的实现。武术教学工作的开展需要以对教育负责、对国家负责为切入点，尤其是对于体育教育工作人员来说，要做到与实际情况相结合，认真开展武术教学，通过武术教学不断地培养与提高学生的个性能力。同时，对其自我生存能力进行锻炼，在教育过程中真正地把握素质教育的科学内涵，将学生培养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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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人力资本是指存在于人体中并具有经济价值的后天获得的知识、技能、健康、迁移能力、思想观念等质量性因素的总和。西方人力资本理论从人力资本投资与收益、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关注逐步转向对人力资本产权、人力资本配置等相关问题的强调。国内人力资本的研究进展迅速,但多属应用性研究,基础理论成果较少。人力资本计量可分为基于成本、基于收入、基于教育指标和基于直接能力四种方法。
20世纪50年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资本决定论”和“技术进步决定论”增长模型面对“增长余值困惑”无能为力,由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等开创的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异军突起,刷新了西方经济学的历史。随着该理论的兴起、深入和发展,人力资本这一术语已被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等多个领域广泛使用,以此为视角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本文尝试对其概念、理论和计量方法作简要梳理。
一、人力资本的概念
现代人力资本概念是在对西方经济学占主导地位的物质资本概念的批判中创立的。学界公认的人力资本之父——西奥多·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能力,是体现于劳动者身上,通过投资并由劳动者的知识、技能、体力(健康状况)所构成的资本(舒尔茨,1962)。贝克尔强调了人力资本的获得途径,指出人力的投资主要是教育支出、保障支出、劳动力国内流动的支出或用于移民入境的支出等。他认为人力资本不仅意味着才干、知识和技能,还意味着时间、健康和寿命(贝克尔,1987)。而MM麦塔(1976)的定义较为宽泛:居住于一个国家内人民的知识、技术及能力之总和,更广义地讲,还包括:首创精神、应变能力、持续工作能力、正确的价值观、兴趣、态度以及其它可以提高产出和促进经济增长的人的质量因素。定义落脚于人力资本的实质,对人的内在精神的关注让人印象深刻。
我国的人力资本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对人力资本的定义在早期一般借用西方学者的界定。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提出自己的见解。有的以人力资本的作用和功效为核心,如“人力资本为凝结在人体内,能够物化于商品或服务,增加商品或服务的效用,并以此分享收益的价值。”(李忠民,1999)有的以内容为核心,如“存在于人体中、后天获得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术、能力和健康等质量因素之和。”(李建民,1999)王金营(2001)将这两种观点综合为“由通过投资形成凝结在人身体内的知识、能力、健康等所构成,能够物化为商品和服务,增加商品和服务的效应,并以此获得收益的价值。”朱舟(1999)的说法较为详细,“通过劳动力市场工资和薪金决定机制进行间接市场定价的,由后天学校教育、家庭教育、职业培训、卫生保健、劳动力迁移和劳动力就业消息收集与扩散等途径获得的,能提高投资未来劳动生产率和相应劳动市场工资的,凝结在投资受体身上的技能、学识、健康、道德水平和组织管理水平的总和”。
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对这些界定进行清理。朱必祥(2005)认为,人力资本“是通过对人投资而形成的存在于人体中并能带来未来收益的以知识、技能及健康因素体现的价值。”他突出了人力资本的抽象形态或本质特征——价值。俞荣建(2005)则将各类说法概括为“因素论”、“费用论”、“价值论”和“资本论”,并提出新的定义:对具有能动性人格特征与自然遗传禀赋的人,通过教育、培训、卫生保健、迁移以及“干中学”等投资所形成的具有一定价值并表现为知识、技能、健康和经验等具体形态的依附于人体的特殊资本。他主张将人的天然遗传禀赋和能动性人格特征纳入其中。付一辉(2007)的归纳是“人力资本人力观”、“人力资本形成观”和“人力资本价值观”,他从人力资本财务理论的角度,认为人力资本体现为劳动者投入到企业生产过程中的知识、技能、能力、经验及情感意志力等要素的价值创造能力。这一说法将人力资本局限于企业生产的劳动者身上,满足了论者的研究兴趣,却难以作为一般的学术概念。但他将情感意志力列入人力资本要素,体现了自己的独特之处。
虽然学界始终难以形成一个普遍为人接受的人力资本概念,但对于人力资本的特征,学者们却逐步形成了共识,如收益递增性、生命周期性、意志性等。因此,对人力资本概念继续进行探讨和寻求共识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我国学者对概念的定义多采用属加种差的方法,故而首先要确认的是人力资本所“属”。显然,人力资本属于资本的范畴。其次是“种差”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广泛认同的资本类型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物质资本表现为物质形态,社会资本附着在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之中。因而,定义需要回答“它与其他两类资本的差别之处何在?”。此外,许多定义中也涉及了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学者们普遍的观点仍是人力资本理论创始人的投资说。具体而言,俞荣建(2005)的“教育、培训、卫生保健、迁移以及‘干中学’等”说法相对全面。
而对人力资本的实体形态的认可则是诸多定义的分歧所在。其中,部分学者仍停留在“知识、技能、健康”这一较为狭窄的研究视野之上。而有学者却将其扩展到了“人的信誉、社会关系、社会知名度及个人魅力”(吴震棚、韩文秀,2004)。但这种倾向同样有失偏颇——论者将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混成一谈了。但是,思想观念和意志力等实体类型是不容忽视的。这类因素与人力资本的本质属性并无违背之处,且在现代劳动市场竞争中显得愈发重要。MM麦塔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便指出了人体能动性因素的重要性,国内学者在近年的研究中将这些要素纳入人力资本概念的呼声也日渐增多。(阙祥才,2004;付一辉,2007)因此,界定人力资本的难点最终落在对人力资本实体的类别划分上。在劳动社会学中,对劳动者的讨论包含劳动者素质、劳动者的人格和劳动观念三个方面。(林勇,2006)对于劳动者素质,可概括为自然素质和社会素质。劳动者的人格包括外倾性、责任心、经验开放性和自我控制等。劳动者的观念包括效率观念、时间观念、创新观念、民主观念等。
由此可以看出,人力资本的内涵尚需进一步扩充。我们可将思想道德素质、劳动者的现代性和观念统称为劳动者的思想观念。考虑到人力资本投资渠道中劳动迁移的重要性,同时也为了避免人力资本泛化的危险,将劳动者的人格纳入迁移能力来考察。于是,人力资
本类型便可以概括为知识、技能、健康、迁移能力、思想观念五个部分。这种类型划分实际上也间接反映了人力资本的形成渠道。综合看来,人力资本便可定义为:存在于人体中并具有经济价值的后天获得的知识、技能、健康、迁移能力、思想观念等质量性因素的总和。
二、人力资本的理论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诞生于对知识经济为特色的“新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二战后西方工业国家经济增长中总产业增长率大于资本积累与劳动率增长之和的特征,德、日两战败国在战后重新崛起的奇迹超越了原有经济学理论的解释,以及古典经济学家对人在经济活动中作用的重视的思想,共同构成了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背景。
舒尔茨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初发表的系列文章成为人力资本理论的奠基之作,其在1960年美国经济学年会上《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讲一般被认为是现代人力资本理论诞生的标志。舒尔茨研究了人力资本形成的方式与途径,并对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和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做了定量的研究。而同在芝加哥大学的加里·S·贝克尔也是人力资本理论的主要推动者,他注重微观分析,弥补了舒尔茨只重视宏观研究的缺陷,注意将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与收入分配结合起来,其《人力资本》一书被西方学术界认为是“经济思想中人力资本投资革命”的起点。他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框架,把人力资本研究的框架扩展到家庭经济学,使之成为系统而完整的理论体系。同时,美国经济学家雅各布·明塞尔也为此做出了贡献,他首先建立了人力投资的收益率模型,最先提出了人力资本挣得函数,将人力资本理论与分析方法应用于劳动力市场行为和家庭决策。另一位美国学者爱德华·丹尼森则运用实证计量的方法证明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其对教育在美国经济中作用的研究为舒尔茨的理论提供了有力证据。
西方人力资本理论产生和发展使人在物质生产中的决定性作用得以复归。这一时期的人力资本理论全面分析了人力资本的含义、形成途径及其“知识效应”,并把人的消费视为一种重要的投资。这一理论也给资本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知识经济”为背景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在西方国家兴起。该理论采用了数学的方法,建立了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型,克服了以往理论的一些缺陷。罗伯特·卢卡斯和保罗·罗默尔被公认为“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他们构建的模型被称之为知识积累模型,以在生产中累积的资本来代表当时的知识水平,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罗默模型将知识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纳入了经济增长模式,并将其分为一般知识和专业知识。一般知识产生规模效益,专业知识产生要素递增效益。两种效益的结合使人力资本要素收益递增,并促使物质资本、劳动等其他生产要素的收益随之递增,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继而保证着长期的经济增长。卢卡斯模型由“两时期模式”和“两商品模式”组成,以强调人力资本“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的差异。他将劳动力分为纯体力的“原始劳动”和表现为“技能”的劳动,并认为只有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两时期模式”是人力资本积累模式,反映内部效应。“两商品模式”是人力资本增长模式,反映外部效应。
新经济增长理论将人力资本纳入增长模型。之前的人力资本理论中尽管也涉及经济增长问题,但仅仅把人力资本和教育作为外生变量。罗默尔和卢卡斯的模型使人力资本内生化,同时也克服了经济均衡增长取决于劳动力增长率这一外生变量的缺陷。另一方面,该理论从模型中阐发其人力资本理论,强调了生产所需要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从而使此项研究更加具体化和数量化,也使人们在实践中正确认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20世纪末以来,人力资本的理论得到发展和延伸。研究重心更多地从经济学范畴向管理学范畴倾斜,研究内容越来越强调研究人力资本构成及其具体的作用途径。英国学者布鲁金将组织中的智力资本分为人力资本、市场资本、知识产权资本和基础结构资本。美国学者斯图尔特进一步将后两项资本合并为结构资本。西方管理学家和企业管理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加强组织人力资本管理的思想和方法,诸如重视职业开发与培训、人力资本成本控制、员工人力资本回报等。这就意味着人力资本理论已经从学术研究逐步走向社会实践,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之一。
我国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起于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一个介绍引进—概念推广—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过程。从内容上看大致可分为中国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价值计量、人力资本收益及参与分配等研究。(郭庆松,2006)由于该理论已经在西方学术界发展成熟,因而国内的研究多属应用性质,基本上是在认可西方理论的前提下做一些解释性工作,基础理论成果较少。而我国处于转型期的经济状况、制度环境和人口特征与西方国家有着较大差异,常规性的照搬照抄使得合乎国情的理论建构相对缺乏,甚至不同领域的研究结论相互矛盾。因此,在深入开展应用性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构建本土化的人力资本理论是国内研究者面临的重大机遇和挑战。
三、人力资本的计量方法
人力资本是通过投资形成的存在人体中的资本形式。无论是对人力资本理论假说的检验还是进行人力资本理论指导下的应用研究,对其存量进行计量都是上述研究得以开展的关键。归纳起来,人力资本计量可分为基于成本、基于收入、基于教育指标和基于直接能力四种方法。
第一类,基于成本计量法,即根据创造人力资本所需成本对其进行计量,大致有四种。历史成本法。将开发和取得人力资本发生的全部支出作为人力资本价值。该法根据实际支出记录人力资本投资,使得人力资本信息与其他资本信息具有可比性,但很重要的社会投入部分未予以考虑,无法反映人力资本的真实价值。重置成本法。计量企业在现实条件下重新培训和现有职工的技术水平、素质和工作能力相当的职工所发生的全部费用,或者是取得和培训符合特定工作岗位要求的职工所应发生的全部成本。该法注重人力资本价值的变化,试图反映其现实价值,但估价带有较强的主观性。机会成本法。认为人力资本的价值应该与其机会成本而不是会计成本直接相关。显然,这更是一个难以估算的价值量。内部竞价法。认为只有稀缺的人力资本才有价值,应由各个部门投标竞价来确定,竞价最高者即可获得。最高竞价就是该项人力资本的价值。此法引入了市场机制,可以促进人力资本的最佳配置,但不适用于普遍的价值计量。
第二类,基于收入计量法,即根据人力资本所有者做出的贡献对人力资本进行计量,大致有五种。未来收益折现法。将人力资本所有者在剩余服务期内做出贡献的现值作为人力资本价值。该法考虑了职工预计服务年限,但特定人力资本的贡献和离职概率的确定存在诸多困难。经济价值法。将企业未来收益折现按人力资本投资比例计算人力资本价值。该法注重人力资本在整个企业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但未来净收益是一个估计值,具有主观性和不确定性,且人力资本价值并不一定与投资比例呈线性关系。自由现金流量折现法。认为人力资本的价值在于有无特定人力资本情况下按照自由现金流量计量的企业价值之差。该法突出了人力资本在企业中的关键性和不可替代性。但其中诸多参数的测定在实务中缺乏可操作性。未来超额利润折现法。认为企业获得的超额利润是人力资本带来的,这部分超额利润应资本化为人力资本价值。但超额利润是否代表人力资本价值在理论上尚未得到证实。未来工资折现法。将一个企业为人力资本所有者在未来期间支付的工资额进行折现,再乘以反映本企业盈利水平与本行业平均盈利水平差别的效率比率即得出人力资本的价值。同样,仅以人力资本所有者工资额的多少来反映其资本价值难以令人信服。
第三类,基于教育指标计量法,即以教育的成就或国民的受教育程度来间接地描述人力资本的水平。其基本思路在于:教育形成的知识是人力资本的核心内容,教育成就越大,人力资本投入通常也越多,国民受教育程度越高,人力资本存量也越大。具体指标主要有成人识字率和入学率、教育经费、教育总年限和平均教育年数。前两项主要用于宏观层次的计量,后三项宏观和微观计量均可。尽管这类仅仅依靠受教育程度来测量人力资本存量的方法遭受颇多非议,但由于其易于观测和统计的特征仍被广泛采用。
第四类,基于直接能力测算的方法。这类计量方法并非为人力资本研究者首创,而是分布于生物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之中。在内容上可包括生理、心理、知识等能力素质的测评,在测量工具上包含体检报告、技术或职称等级证书、心理健康量表、韦克斯勒成人智力表、吉尔福德创造力测验量表、卡特尔人格问卷等等,在算法上一般是将各层次的测评值按一定权重转换累加。显然,这类方法的权重判定带有主观性,且大范围的实际操作成本巨大。
可见,人力资本的计量难度系数颇高。对其定义理解不同,计量方法也有所不同。特别是对于思想观念部分,较少有研究者进行精确计量的尝试。近年来,不少学者为构建科学的人力资本计量体系而努力(钱雪亚,2005),但往往成果的出现都伴随着批判和质疑。事实上,不同的度量方法都各有优缺点,研究目的、研究手段、数据的可得性和可靠性等都影响其选择。钱雪亚(2005)提出的几点原则实可作为方法选取的依据:系统性和层次性相结合、静态描述与动态反映相结合、总量反映与结构反映并重、科学性与重点性相结合、可行性和可比性。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类创造财富的方式日益多样化,存在于人体中可产生经济价值的因素也逐渐增多。劳动者对物质世界和个体本身的掌控能力以及与他人的互动能力都影响其经济效益。这就增加了人力资本概念界定的难度,同时也使得人力资本计量的全面性和准确度更难把握。另外,嵌入在我国转型时期独特社会结构之下的市场经济结构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将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直接用于我国经济现象研究的方法所受争议较多,结论上的差异较大。但这并不能否定人力资本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和普适性。相反,这种来自现实的挑战或许正孕育着本土人力资本理论和方法上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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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职业教育；技术教育
职业教育究竟是什么？20世纪90年代曾经讨论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颁布后，因职业教育以立法的形式予以确定，大家就不再过多地讨论了。客观地说，职业教育法颁布后，其所指称的事物有了长足的发展，仅高职教育就占据了高等教育的半壁河山，功不可没。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绝不会受到概念的束缚，于是诸多的矛盾暴露出来了：为何高职院校与本科高校一样管理，却在经费投资等待遇上明显两样？为何社会上急需大量人才而职业院校却有大量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为何不少职业院校的教师抱怨课难上，学生难管？为何教师指责学生基础差，学校推托教育设施落后，师资力量薄弱，社会埋怨学校专业无特色，专业性不强，学生认为专业不对口，学了也无用？如此等等。现在各高职院校都在进行或即将进行办学水平评估，挖空心思创特色，为什么高职院校创特色这么难？这些问题促使我们思考：职业教育到底怎么了？
“职业教育”是一个模糊概念
还是从源头开始，检视人们心中的“职业教育”。一般而言，可以从法律条文和社会意识两个方面探索对“职业教育”的认识。
“职业教育”是一种教育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实行职业教育制度和成人教育制度。各级人民政府、有关行政部门以及企业事业组织应当采取措施，发展并保障公民接受职业学校教育或者各种形式的职业培训。国家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成人教育，使公民接受适当形式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业务教育和终身教育。”教育法第二章对“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中的地位也做出了规定：与其他五种基本教育制度一样，处于平等的地位。
“职业教育”是就业的途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第三条规定：“职业教育是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劳动就业的重要途径。国家发展职业教育，推进职业教育改革，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建立、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进步需要的职业教育制度。”其目的是“为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职业教育”是一种就业教育。近年来，职业教育就是就业教育的观点常常见诸媒体报端以及领导人的讲话中，是比较常见的说法。
当我们重视教育对象的就业时，可以称之为“就业教育”。由此类推，当我们重视教育对象的个人素质时，可以认为是“素质教育”；当我们重视教育对象的能力培养时，可以认为是“能力教育”；当我们重视培养对象的道德、发展、成长、创新意识的培养时，也可以认为是“道德教育”、“发展教育”、“成长教育”、“创新教育”；当我们强调规范、加强管理、严格制度时，也可以认为是“规范教育”、“制度教育”。总之，认识可以是五花八门的，都有其理由，大都是一些摹状之词。
一般认为，职业教育是“给予学生或在职人员从事某种生产、工作所需知识和技能的教育”。稍加分析，会发现其外延太大，以至于所有的教育都涵盖了进去，无法与普通教育、成人教育区别开来，有定义过宽之嫌。
从属加种差的定义的要求来分析，以上的几种说法显然都不是定义。从逻辑学的视角看，“职业教育”与教育制度、与就业途径是不同的概念，没有属种关系，二者不能等量齐观。从内涵上讲，就业教育是“职业教育”属概念下的种概念；从外延上讲，就业教育完全包含在“职业教育”概念之中，定义项与被定义项的外延不相等。就业教育虽然是“职业教育”的应有之义，但“职业教育”不仅仅是为了就业，促进就业只是“职业教育”的功能之一。除了就业功能外，“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还具有育人功能、经济功能、先进文化的传播功能等。
我国的教育一般分为普通教育、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三类，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定义了“职业教育”。但这种划分是有疑问的。这有可能意味着只有“职业教育”才是与职业有关的教育，不要说普通教育，就是成人教育也与职业没有关系。事实显然不是这样。难道普通高等教育就没有对就业的要求，培养的学生日后不从事某种职业？多少年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哪年不对本科高校进行就业率的统计？从小学到博士后教育，哪一项教育内容不关涉到受教育者的生涯发展，不与职业息息相关？我们的意识形态一直主张，在我们国家，无论职位高低、能力大小，都是平等的劳动者，怎么会有人在成长过程中接受过非职业性的教育？这种逻辑不可思议，对普通教育是如此，对成人教育更是如此。
把我国的教育分成普通教育、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分类标准是什么？这样的分类对于管理与教育的发展是否科学？用成人、普通、职业去命名不同的教育现象是否科学？按照分类的法则，既然把教育分成了三块，其界限就应是相对清楚的，各项之间应是互相排斥的，只要站在“职业教育”的角度，成人教育、普通教育就是非职业教育。然而什么是非职业教育？区别职业教育与非职业教育的标准在此只能是“职业”了。问题的追问就要顺着什么是职业前进，也就由不得说这些概念是特指的概念了，只能沿着这个迷宫往前走。这就给人造成一种错觉：成人教育与职业无关，普通教育也与职业无关。这样一种认识会泛化，区别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的标志是职业，而不是其他，就会忽略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就会把普通教育、成人教育的一些根本不适合职业教育的做法迁移到职业教育上来。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们探讨“职业教育”是什么，是想给它一个确切的定义，如果这个名称与事物的本质不符，则希望能够为它找到一个名实相符的名称，通过名称就能够体现一事物与它事物之区别。“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对于一个缺乏科学定义的事物，无论是对它的管理还是它自身的运作都是极为困难的，因为对它的认识还没有达到科学的程度，所以要进行科学的管理和运作也是不可能的。
模糊概念给管理与发展带来混乱
界限模糊的两个概念有时候是可以互相通用的，有时候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下面这段文字选自一份权威文件，并且是文件的第一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各级各类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取得显著成绩，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量高素质劳动者和实用人才。但是，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也面临一些问题，一些地方对发展职业教育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投入不足，基础薄弱，办学条件较差；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教育教学质量不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就业准入制度没有得到有效执行，影响了受教育者的积极性；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大力推进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特作如下决定：……”
如果把其中的“职业教育”改为“普通教育”，依然是一段宏论，并且还会有新意，而如果去掉“职业”两字，其指导性或许会更好。
如果可以用三种教育具有共性来为上面这一段文字加以辩护，那么下面这一段文字应是针对性比较强的：“加强实践教学，提高受教育者的职业能力。职业学校要把教学活动与生产实践、社会服务、技术推广及技术开发紧密结合起来，把职业能力培养与职业道德培养紧密结合起来，保证实践教学时间，严格要求，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专业技能、敬业精神和严谨求实作风。改善教学条件，加强校内外实验实习基地建设。职业学校要加强与相关企事业单位的共建和合作，利用其设施、设备等条件开展实践教学。职业学校相对集中的地区应建设一批可共享的实验和训练基地。加强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推进现代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积极发展现代远程职业教育，一切职业教育资源库和多媒体教育软件，为职业学校和学生提供优质教育资源。”
只要我们模糊职业教育与非职业教育的界限，或者干脆把“职业”两个字去掉，这段话对普通学校特别是对普通高校就同样是有针对性的。
经过几年的发展，针对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界限模糊的问题，权威部门强调职业教育应进行有别于普通教育的、具有职业教育特点的人才培养，但在具体措施上依然采用的是普通教育的办法。请看下面这段选自近期的同样具有权威性的文字：“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根据市场和社会需要，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合理调整专业结构，大力发展面向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专业，大力推进精品专业、精品课程和教材建设。加快建立弹性学习制度，逐步推行学分制和选修制。加强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推进现代教育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把学生的职业道德、职业能力和就业率作为考核职业院校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指标。逐步建立有别于普通教育的，具有职业教育特点的人才培养、选拔与评价的标准和制度。”
只要把“职业教育”换成“普通高校”，把“普通”换成“其他”，能说这不是普通高校目前一般的做法吗？
这一类的指导，并非指导者刻意为之。以高职院校为例，有一种带普遍性的认识认为，从性质上来看，高职院校除了姓“职”之外，也姓“高”，具有普通高等学校的身份。在实际工作中，各地在管理上都是将高职院校与普通高校一起管理，客观上已将二者等同起来，二者的差别从认识到实践都被忽视了，如果再加上认识上的偏差，把对普通教育的管理模式迁移（或者生搬硬套）到职业教育的管理上来就是很自然的了。
宏观指导上是如此，微观运行上也是如此。只要随便找两份专业基本相同，层次不同的本科与高职的教学计划稍作比较，就会发现两份计划不仅形式相同，相同或相近的课程也有许多（笔者比较了两个专业的教学计划，相同的课程均在18门以上），且课堂讲授学时也基本相当。从课堂形式来看，两者基本没有区别，高职教学计划是普通高校的临摹本。再看高职所使用的教材，虽然已经出现了一些符合“职业教育”特点的教材，如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模块式技能实训系列教材》，但只是凤毛麟角，且难以被各高职院校所接受。目前大量使用的，要么是大学普通教材的翻版或简缩版，要么是中专教材的理论拔高版，这些教材的共同特点，一是重科学知识轻技术知识，二是重课堂教学轻实践教学，三是重本学科的系统性轻课程间的协同性，课程目标偏移。讲了很多“为什么”，对“怎么做”则讲得不多，动手练的内容更少。
如此管理，如此发展，职业教育或高职教育只会成为普通本科院校的巨大的尾巴，成为失败学子的收容站。如果说目前进入职业院校的是那些在普通教育中失败了的学生，他们理应在这样的学校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走出低谷，找回自信。但事实已经无情地告诉他们，他们还将面对那些让他们失败的课程，等待他们的还将是失败，他们与成功者的差距将再一次从心理上被加大。因此，说目前的“职业教育”是失败教育并不是耸人听闻，说“职业教育”是歧视性教育也不仅仅是偏激，说“职业教育”难以担当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任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职业教育应改称技术教育
正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职业院校在各显神通中艰难地前进。其中有办得好的，有办得一般的，有办得很差的。在这些学校中，确实可以发现让我们眼前一亮的地区和学校，使我们感受深刻的是这些学校的办学思路非常清晰，尤其是对职业教育技术本质的把握相当准确。可以这么说，只要这些学校坚持以技术教育为核心，以技术价值为取向，组织教学，规划发展，进行管理，坚持自觉的技术精神、永恒的道德精神和敏锐的发展精神，一定会走向兴旺。
引人思考的是，从事“职业教育”的学校当初何以命名为技术学校？到了20世纪90年代，当“职业教育”的概念以立法的形式得到确认后，为何许多新办的、升格的高职院校以某某职业技术学院冠名？无独有偶，同样的事物，在美国叫社区学院或技术学院，在澳大利亚称之为TAFE——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在前苏联称为综合技术教育。查阅文献，在我国从事职业教育事业的人士所撰写的文章中，大多在“职业教育”中加上“技术”二字，似乎不加“技术”二字，不足以明确表达自己的意思。
对于“职业教育”这一事物，我们太容易受“职业”这一概念的诱惑，而忽略这一事物的本质。理论和实践都已经揭示出“职业教育”的本质是“技术”而不是“职业”，这对于准确地确定指称对象的名称具有重要意义。美国著名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索尔·克里普克在《命名与必然性》一书中特别强调本质属性在确定指称中的作用。他认为，专名是“严格的指示词”，而摹状词是“非严格的指示词”，“如果一个指示词在每一个可能的世界中都只是同一个对象，我们称之为严格的指示词，否则就称之为非严格的或偶然的指示词。”专名可以直接指称一个对象，而不把任何特性归属于这个对象，因此，当其指称一个对象时，并不以世界上发生的任何偶然事件或过程为转移。只要一个对象的本质属性不变，无论这个对象的非本质属性发生多大变化，这个指称的对象就不会变，这个专名就是严格的指示词。相反，如果对象的属性发生了变化，确定摹状词的指称也发生了变化，这就是非严格的指示词。“职业教育”这一概念显然只是注意到了“职业教育”这一事物与教育对象的求职就业有关这一特征，是一个摹状词，一个非严格的指示词。“技术”则是“职业教育”这一事物的本质属性。“技术教育”无疑是一个专名，是一个严格的指示词。只要“职业教育”这一事物的技术本质属性没有变化，无论国家与社会是否重视“职业教育”、其作为就业的重要途径等等非本质属性发生多么大的变化，“职业教育”这一事物的本质规定性都不会产生变化。“技术教育”有别于科学教育，具有自己独特的范式，不需要人们人为地为其加上所谓特色。如果此类问题没有解决，妄谈类中的所谓特点就没有丝毫意义，归类不清的特色只能叫不伦不类。据此看来，以“技术教育”的概念替代“职业教育”当属势所必然。
［关键词］职业教育文化传统关系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9-0162-03
职业教育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职业教育诞生于工业化的社会大生产，由于产业革命的推动和科学技术革命的发生，职业教育与广泛的社会生活特别是人类的经济生活发生了紧密的联系，因此人们往往习惯于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职业教育，来研究其价值和作用。但我国的职业教育发展并不符合经济研究的范式，有自己的特色，很多的问题并不能单纯从经济学角度进行揭示。因而，从文化角度特别是中国文化传统的角度进行解释就显得尤为重要。进而，探寻文化与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深刻的内在联系，寻找我国职业教育进一步发展的文化动力和方向。
一、文化视野下的职业教育本质
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职业教育，首先必须把握文化的概念，但“适用于一切学科的文化概念是不存在的，文化的概念是依据于特定的学科或研究主题的。”无论是英美的实证社会学传统那样从形态学、模式论和结构论的观点来看待文化，或是德国的思辨历史哲学传统那样从发展性和动态性来看待文化都过于片面。“文化的发展在一定的历史断面总是表现为物质化或形态化的形式，即表现为特定历史时间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因此，我们在理解文化概念的时候，就必须同时兼顾到两种哲学传统的观点，既要把握文化的本质，又要注重文化的外部表现形式。
要把握文化的本质，就必须将其同人和劳动联系起来，人是通过劳动而创造文化的。劳动所创造的文化的外部表现形式是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同时，人在创造这些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过程中也创造着自身，丰富着自己本身的力量和发展着自身与社会的各种关系。因此，文化的本质即是“人的本质的展现和形成的原因”。人通过劳动创造了文化、创造了人――发展了的人。但是文化一旦被创造出来，便成为一种独立于人的力量，成为人从事新的文化创造的制约因素，形成了人与文化的矛盾。而造成这种矛盾关系的并不仅仅是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而主要是从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分化出来的特殊实践活动――教育实践活动在起作用。因为教育实践活动一方面把前人创造的文化成果传承下来，使人类文化不致中断，并使其作为人们从事新的文化创造的基础；另一方面，它又使人简捷地获得前人的文化成果，发展人的文化创造力。这就是说，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教育，便不会形成文化与人的矛盾，也不会实现文化与人的统一。因此，“文化―人―教育”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文化对教育的制约以及教育对文化的选择都是通过人为纽带的，因而教育与文化并不是直接作用的关系，教育是在文化与人的对立统一关系中起作用。
对于职业教育更是如此。职业教育根植于技术哲学，不仅具有教育属性还具有职业属性，因此职业教育不仅是构成教育和文化之间矛盾的因素之一，也是构成技术文化和教育之间矛盾的主要因素，而其作用的展现正是通过对人的影响得以实现的。技术文化对人的深刻影响不仅会限制技术水平的发展，也会限制职业教育的发展；职业教育对人的强力作用不仅会促进技术的提升，也会影响技术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因此，文化视野下职业教育的本质是传承和创造技术文化，促进人的技术技能提升。
二、文化传统与职业教育的相互作用
很多人将影响和制约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文化因素归结为以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这种认识中，中国传统文化一语的核心是文化，认为文化造成了对职业教育的直接影响，但文化并不能直接对教育造成影响，而是通过对人的作用间接影响职业教育的发展，具体影响人们对职业教育的选择、对职业教育产品――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认可和对技术技能型工作的关注和理解等。我国著名的文化学者庄锡昌等认为：“文化的基本的核心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传统（即从历史上得到并选择）的思想，一是与他们有关的价值。”那么，影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到底是文化中的传统还是其价值呢？（此处，“价值”并不是指经济学领域的劳动价值或商品价值，而是人类对于自我发展的本质发现、创造与创新的要素本体，包括任意的物质形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价值观”中的价值。）人创造自我世界的一切发展即有价值，价值的核心本质内涵是自由人。所以，文化中的“价值”的核心是人，只能产生对人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的结果也只能限定在人的主观世界中，对社会整体的影响是有限的，因为不同人对价值的主观理解是不同的。因此，影响职业教育的应是文化中内涵的人民选择的文化传统。
在文化传统这个术语中，传统是个中心词，文化是用来限定传统的，即传统是表述某种事物的概念，而不是用来表达时间的概念。由此可以看出文化传统是指在人类的社会文化生活中逐渐形成，并作为历史遗产代代传递、积累保存下来，直到现在还在产生影响的文化特质、文化模式和文化要素的结合体。这种传统一经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文化传统强调的是传统文化背后的精神连接，是活在现实中的文化，具有动态流向。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指出：“它(传统)至少要持续三代人――无论长短――才能成为传统。”文化传统当然存在于传统社会的文化现象中，但它更多的是指这些文化现象所隐含的规则、理念、秩序和所包含的信仰。它们融汇于教育活动过程之中，制约着教育活动的方方面面。正如斯宾格勒所说：“一定社会特有的文化传统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强烈的制约着教育过程的进行和人们养育子女的方式。”
（一）文化传统对职业教育的影响
教育是一种传承与延续文化的活动，文化传统作为人类创造所有文化成果中最具有生命力的文化的精粹，必然要对教育活动及其活动传统的形成产生显著的作用。文化传统对职业教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文化传统影响职业教育的价值观。文化传统作为一个民族独特的认识和把握世界的方式，有着自己固定的行为规范与思维方式，体现着独特的民族心理和经验。从广义上说，中国文化传统不但包括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并以文字符号所表达的政治、法律、哲学、文学、艺术等意识形态，还包括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追求。中国几千年的教育重视道德发展和人格完善，轻视主体对物质世界的探求。我国的教育传统是依靠道德的完善使人在社会生活、政治活动诸领域实现自己的主体价值，有才无德是决然难以被接受的。职业教育的价值追求也就更多地注重于职业道德的培养和对职业的归属感。因此，职业教育本应拥有的实利性的价值追求在我国是没有的。
我国传统教育奉行“文以载道”，极少涉及自然现象及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至多只是按照“技进于道”的文化观念教育学生从自然现象与规律中悟出人生之道，而“技”本身不足为道，是“奇技淫巧”。因此，我国职业教育自身发展的土壤是没有的，我国现代意义上的职业教育完全是照搬西方学制的产物。假使中国没有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一直维系着自身的发展，也不可能从本土诞生出以技艺发展和价值追求为核心的职业教育的。
2.文化传统决定职业教育的内容。一定的社会制度决定着一定的文化基础，而一定文化基础又决定着职业技术教育的内容。科学技术知识和经济价值追求是职业技术教育内容的重要方面，然而在我国的文化传统中，“道”与“术”本来就是相互独立的范畴，“道”中不包括“术”的成分，这样“道”才可以“驭术”。因此传统教育观念重视文化历史和道德伦理方面的知识，而轻视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从汉代的取士制度到隋唐的科举制度，都是注重道德伦理和法律文化方面的理论知识，忽略了科学技术和实际操作。职业教育的内容仍深受这种理念的影响，侧重于向学生传授理论的东西，强调知识的传授，忽视操作技能的培养，而职业教育的显著特点恰恰就是其职业性和实践性。
3.文化传统限定职业教育的方式。中国文化传统中蕴含的思维更多地涉及精神层面的抽象，而不注重那些形式逻辑的辩论。因此，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思维更多的是一种经验式思维，它倾向于对感性经验作抽象的整体把握，而不是对经验事实作具体的概念分析；它重视对感性经验的直接超越，因而缺少概念的确定性和明晰性，强调直觉思维而不善逻辑性的思维操作。而职业教育作为一门专门的技术技能教育，以实践性操作为主，强调的恰恰是逻辑性的思维操作，因此我国的职业教育不能充分重视操作技能的培养也来源于此。我国的职业技术教育在其教学组织、教学方法及个性发展等方面都打着我国文化传统的烙印。
4.文化传统影响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中国的文化传统更多的强调教育的选拔功能，通过各种选拔性的考试进行筛选，把人们分配到不同等级的学校、单位甚至赋予不同的社会地位。“学而优则仕”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人们通常把科学家、企业家、高级干部、工程师、教授以及医生等称为“人才”，是“劳心”之人；而把普通工人、农民以及营业员等称为“劳动力”，是“劳力”之人。社会上许多用人单位也常以学历、文凭作为选拔、聘用人才的标准，由于学历、文凭的标准要求较高，许多职业院校毕业生参与竞聘时，往往连竞聘工作岗位的“入门证”都难以取得。因此，社会认同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职业院校的生源，从而影响了中国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
（二）职业教育对文化的作用
文化传统通过作用于人来间接影响教育，教育并不选择和传播文化传统，而是继承了文化的价值，选择并传播创新过了的新的文化。这一切都是通过对人的教育而实现的。一方面，教育使人适应文化，使人得到发展，又使文化适应人，使之不至于成为人发展的障碍。另一方面，教育所培养的人，又创造出更复杂、更高深的文化成果。教育实现了文化与人的双向建构，即用文化完善人，又通过人来丰富文化，从而发展了文化与人的内涵。职业教育根植于技术哲学与技术文化，它使人适应的是实用性的技术文化，发展人的技能水平；同时，又使人通过自身的技术技能创造出新的技术，发展新的技能，更新技术文化。职业教育对文化的具体作用方式主要表现为：选择和批判；传承和传播；适应和创新。
1.职业教育对文化的选择和批判。文化选择是文化变迁和文化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表现为对某种文化的自动撷取或排斥。职业教育对文化的选择应是技术性的、实用性的、功利性的；与之对比，普通教育对文化的选择是经验性的、理论性的、非功利性的。简单地说，技术的发展是先有需求再有创新，科学的发展是先有研究再有应用。文化批判则是职业教育按照自身的价值目标和理想追求，对社会现实的文化状况进行分析，做出肯定性或否定性的评价，引导社会文化向健康方向发展。职业教育对文化的选择和批判不仅能够增强技术文化在社会文化中的地位，而且能够设立职业教育发展的文化前提。由于在中国本土并没有诞生自己的职业教育，就缺失了职业教育对社会文化的选择和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完全是“道”的世界，“术”为末次，这样的文化氛围的形成就是由于职业教育的缺位造成的。技术、实用、功利以至经济思想在我国及其匮乏，严重制约着社会发展。
2.职业教育对文化的传承和传播。文化的形成与该地区、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有着紧密的联系，正如鲁迅所分析的：“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职业教育在传递社会文化的过程中，形成了自身关于教育目的、价值、功能和内容选择的基本认识，从而决定了职业教育的不同形态及其在不同地区或国家的不同发展。职业教育在传承文化过程中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简单复制，它可以结合现实和社会需求使文化增殖并加以传播，特别是职业教育对技术文化传播和改造的作用是无法取代的。
3.职业教育对文化的适应和创新。职业教育对社会文化发展的适应，既是一种目标，也是一个过程，是发展过程中的动态适应。就目标意义的适应来说，它是社会文化发展所要求的，也是职业教育所力求达到的，并且在达到阶段性的适应目标后又在新的基础上产生不适应；就作为过程意义的适应来说，在某一历史时期，职业教育往往表现出一定的“时间差”，即职业教育与社会文化的发展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教育的文化创造功能在社会文化的形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各类教育都具有一定的文化创造功能，特别是高等教育创造高层次深含义的科学文化的作用是无法被取代的。人类的生活离不开科学技术，但科学是根植于学术体系的，科学的发展是不能发展技术文化的；而技术是根植于工作体系的，技术的发展不仅能够繁荣和促进社会文化的实用性，为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而且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职业教育对社会文化的发展和创新也是其他教育所不能代替的。
中国今天的文化同历史上的文化传统一脉相承，在人们的思维中仍然残留有文化传统中重伦理、轻自然的习惯，职业教育在社会中的地位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社会民众轻视甚至鄙视职业技术教育的心理还很普遍。所以中国职业教育发展需要经历一个艰难的过程，因为其涉及深层的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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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本人力资本理论动机马克思舒尔茨
资本概念像个魔盒,不同学者说到它时它都有着不同的尺寸,里边放置的东西随着时间推移和人们认识与信仰的改变也在发生着变化。
一、资本概念沿革
人力资本从字面上理解即为人力构成的资本或者与人力有某种关联的资本,但能否这样望文生义呢?笔者认为有必要先理解资本的含义。为了弄清这一点,看看资本一词的产生和演变应当是必要的。法国历史学家F・布罗代尔作过详细的考察,奥地利经济学家庞巴维克也做过系统分析。根据他们的研究,英语中的资本(capital)来自拉丁语中的caput一词。该词出现于12至13世纪的意大利,有“资金”、“存货”、“款项”和“生息本金”等含义,用来表示贷款的本金,与利息相对。后来该词由意大利传播到德意志、尼德兰和法国。
十九世纪末,围绕“资本”一词的内涵和外延究竟应该为何,经济学家们给出了众多的解释并进行了长期的论战,“资本这一概念,已经成为理论家们争论的根源了”。按照庞氏的考证,几乎每一年都要出现一些新的尝试试图澄清争论的概念。最初“资本”一词使用其日常用语的含义,即与“生息金额”同义。当时发生过贷款利息是否具有合法性的争论,从争论中人们逐渐明白货币的生息能力实际上源自货币所代表的财货,而货币不过是财货――这种生产能力的外衣而已。于是,资本概念的含义发生了第一次变化。据考证,完成资本概念由最初日常用语的通俗含义向经济学术语转变的经济学家是法国学者A・R・J・杜尔哥,杜氏在《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一书中提出以各种形式保存、积蓄起来的财货就是资本。杜尔哥给出的是资本概念历史进程中的第二个解释。
然而,杜氏用“财货”取代“货币”来表示资本,意味着抛弃了“资本具有产生利息能力”这个特征,为此他受到了其他学者的责难。亚当・斯密改变并修改了杜氏对资本的定义。斯密给出了资本概念的第三个解释。斯密在《国富论》第2篇第1章关于《论资财的划分》中把一个人所有的资财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作目前的直接消费,即消费财货,它不产生任何收入或利润,另一部分是个人希望从中取得收入的部分,即生息财货,称为资本。在斯密看来,只有用来投入生产并能给投资者提供收入和利润的财货才是资本。从内涵和外延角度来解读斯密对资本的定义,内涵上,他认为作为资本的财货应具备两种本质特征,一是已生产出来的并将用于生产用途,二是可以获利。外延上,斯密并未列出他所定义的资本中究竟包括了现实中哪些对象。根据庞氏的分析,斯密在无意间把两个本属于不同领域(应用也应有所区别)的概念粗略地合二为一了。其中一个概念的内涵属于经济范畴与生产有关,其外延是物质的“生产资料”;另一个概念的内涵属于历史法律范畴与收入分配有关,其外延是“法权”――资本资产。正是由于斯密给出的定义是模糊的,这使得后来人产生了一种有偏差的认识,即认为资本从事生产也产生利息,于是就得到一个结论:资本产生利息是由于它能生产。这种认识偏差对后来的理论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亚当・斯密的追随者们不仅没有摆脱他在资本概念上留下来的混乱”,相反地,他们继承和发扬了这种的模糊。之后陆续出现了众多对资本概念的定义和解释,具有代表性并对后来有影响的就有八种,算上前三种就达十一种之多,这还并未算上这些定义衍生出来的各种组合式的定义。这些定义都根植于斯密定义中所留下的模糊余地,有的包括所有的获利手段和所有的生产手段,而有的只包括其中一部分,而这一部分又按照理论家的偏好,“可以大些或小些,有时不大不小,有时却很小,凡逻辑上和数学上可以想象得到的组合,都可以在当时经济学著作里找到”。不过若总结一下,在这场概念混战中,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于资本外延的理解还是有共识之处的,即他们认为有形的生产资料(如:机器设备、原材料、生产用建筑物、生产用动物、货币)属于资本。也即对于有形的、物质的、用于生产的事物被定义为资本没有异议。分歧之处在于无形的、非物质的事物应否定义为资本,比如国家、法律、品德、关系、活动、个人能力、人本身。
马克思从另外的角度给出了资本概念的定义。他认为资本的现象(或载体)是物,它首先以一定的货币形式来到人间,接下来表现为机器、厂房和生产材料等,但资本的本质不是物,而是一种社会关系。马克思在1849年4月7日《新莱茵报》第266号发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中指出“生产手段与工具”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才会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就不是资本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的本质做了分析。他说:“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社会历史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生产资料并非天然就是资本”。也即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概念的内涵只有一个,那就是特定历史阶段当中的一种社会关系,即剥削关系。而生产资料与资本也是两个不等同的概念,只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特定历史时期,两者外延才一致。与斯密给出的资本定义相比,马克思的资本概念是一个“纯”历史法律范畴,强调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剥削关系,而马克思资本概念的外延,即(资本主义时期的)生产资料(的外延)也就成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手段。从而,根据斯密模糊定义而得出的“资本产生利息是由于它能生产”,按照马克思资本定义就表述为,生产资料从事生产,资本家通过资本(资本主义社会法权)占有剩余价值。因此利息不是资本产生的,只是由资本占有而已。于是,资本具有生息的特性,这一后世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建构理论的基石垮塌了。
二、人力资本一个“翻新”的旧概念
让我们再回到人力资本的讨论中来。人力资本(humancapital)一词最早可能是出自1912年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工业教育委员会发表的一份题为《我们的人力资本》的报告。在现代人力资本概念的产生过程中美国经济学家I・费雪起过重要的作用。1906年他在其《资本的性质与收入》一文中对资本概念进行了扩展,认为任何可以带来收入的财产和收入都是资本。然而,当时费雪对资本概念的扩展并未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的认同,正如A・马歇尔所评价的那样“从抽象的角度看无可争辩,但没有现实的必要性”。到了20世纪60年代,T・W・舒尔茨在1960年美国经济协会的年会上作了题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说,他认为人力资本是当今时代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舒氏对人力资本的解释是,人力资本是“人民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能力”,“人力资本是由人们通过对自身的投资所获得的有用的能力所组成的”、“人力资本,即知识和技能”。“我们之所以称这种资本为人力的,是由于它已经成为人的一个部分,又因为它可以带来未来的满足或收入,所以将其称为资本”。
然而舒氏的人力资本是个新概念吗?回顾资本概念的演变历史不难发现,他的人力资本概念其实并没有新意,19世纪末关于资本定义的那场论战中就早已有过这种思路。当时,一部分经济学家将亚当・斯密的资本定义中的获利性进行扩展,“把一切获利手段――不仅包括物质的,而且也包括人的,都放在资本这个名称里去。在不同的名称下,它也将劳力当作资本。许多的概念以为工人的工作是资本;另一些人以为工人的劳动能力是资本;还有一些人则以为整个的工人这个人是资本”。这些学者就包括著名的亚当・斯密、萨伊等。与舒氏人力资本概念最近似的例子是“魏斯・达尔贡和奥夫纳几乎同时,且几乎以同样的词句告诉我们,每个工人都代表等于他的教养费的一笔资金――比方说,不熟练的工人是一千‘泰勒’,或者熟练的工人是三千‘泰勒’”。这些观点在19世纪末不但遭到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的批判,而且也与我国部分学者所称的马克思所拥有的“人力资本”理念不是一回事。
先来看奥国学派的庞巴维克的评论。“如果有人突然把劳力称作资本,结果又会怎样呢?在最有利的情况下,它将是一个无可取的,名词上的改变。如果整个世界适应了这种改变,并且十分清楚,这仅仅是名词上的改变,那么,很明显,把劳力放进一向叫做资本的这个概念中去,劳力和资本之间的差别在同一个名称下,依然是无法调和的。和以前一样,每个人都会注意到这个区别,并且毫无偏见地去处理由它们所引起的社会问题,经济学理论除了由于探讨的主要对象没有名称而感到不方便外,不会遭受实质上的损害”。
再来看国内一些学者声称的马克思“人力资本”理念。他们认为,马克思虽然没有提出人力资本概念,没有系统论述,但在劳动价值论和劳动力概念的解释和使用上、在关于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论述等方面体现了现代人力资本理论思想,舒尔茨眼中的人力资本就是马克思所讲的劳动力。然而,马克思关于劳动力成为资本的理解是这样吗?马克思讲:“如果说,劳动力只有在它的卖者及雇佣工人手中才是商品,那么相反,它只有在它的买者手中,即暂时握有它的使用权的资本家手中,才成为资本。”“工人,即劳动力的卖者,以工资的形式取得劳动力的价值。在工人手里劳动力仅仅是可以出卖的商品,他就是靠出卖这种商品为生的,因此,这种商品就是他收入的唯一源泉。劳动力只有在它的买者资本家手中,才执行可变资本的职能”。可见,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力对于工人和资本家来说职能是不同的,只有对于资本家来说,劳动力才可称为“人力资本”,因为资本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手段。对于工人来说,劳动力只能称为“商品”,若也称为“资本”,在马克思理论的逻辑中,就得意读为工人自己剥削自己。这显然是荒谬的。所以,舒尔茨把劳动力不论对于谁都定义为人力资本是与马克思理论体系不相容的。
三、将人力概念放入资本概念的动机分析
至此我们知道了现代人力资本概念不能算作创新,最多只能称为复兴。我们不禁会产生了这样的疑问:既然西方资本主义主流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不主张将劳动力简单地等同于资本,那么西方经济学家复兴人力资本概念的目的或动机是什么呢?
要回答这个疑问,笔者认为还是要从19世纪末经济学者将劳动力概念放入资本概念(简称为折中定义)的动机是什么谈起。当时的学者提出人力资本的动机正像庞巴维克所分析的那样,“名称和流行语经常对我们产生莫大的影响。”“难道有人会放过资本一词的新意义所提供的迷人机会么?以前,资本和劳力两个词,照过去那样使用时,其间存在着不和、对比和冲突。现在,一个简单而巧妙的词,要把所有的对立结合起来;我们认为对立的东西实际上是一致的;劳力即资本,工资和利息事实上是一回事”这“是为了阶级的调和。在工资铁则(它使工人除了最低生活费以外,没有挣得多一些的希望)和社会主义理论(它把什么都许给工人,而不给有产阶级任何东西)之间,它采取了中间路线。它把竞争得来的利息留给物质资本的所有者,但要他分出一部分给人这种资本的所有者。这样,根据这种理论,工人合伙资本主义,变成了调和和人道的黄金果所应遵循的魔术般的公式了。”
回到现代,舒尔茨复兴人力资本概念的动机又是什么呢?先来看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出现的社会背景,该理论再度复兴的时间起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正处于二战结束之后,科技日新月异。无论是前苏联、西欧,还是美国都注重本国科学技术队伍的建设和人才培养,试图以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和新成就来带动起经济的增长。到了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标志着苏联的空间技术和电子技术、材料科学和制造技术达到了一个新水平。这极大地刺激了美国的政界和学界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当时美国政府对该国未来的军事优势和科学技术水平的前景十分忧虑,甚至感到美国的科学技术是否已开始落后于苏联,于是招徕学者全面研究美国和西方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科技发展状况,分析美国科技,至少是空间技术落后于苏联的原因。当时美国一批中青年经济学家投入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特别注重研究对科技发展影响的研究,探讨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分析教育投资的问题。在这项研究中,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重要奠定者,G・S・贝克尔于1960年发表了《高等教育的投资不足》,指出美国教育落后的原因不是院校的校舍场所短缺,而是教育投资不足。同年舒尔茨发表了《由教育引起的资本形成》,1963年他又出版了《教育的经济价值》一书。可见,复兴人力资本概念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强调教育对美国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并呼吁美国政府加强教育投入以应对来自前苏联的竞争。其次,正像所有经济学理论一样,人力资本理论不可能是纯粹的就经济问题而经济问题的学问,它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政治倾向。舒尔茨在其著作中的一些观点显然是针对马克思的,如“物质资本也不像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是决定性的历史因素”,“劳动者变成资本家并非传说中因为公司股份所有权扩散所致,而是由于他们获得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和技能的结果”,“由于拥有其本身的人力资本价值,劳动者已经变成了‘资本家’”7/11。可见,复兴人力资本概念的另一目的是针对当时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体系而为西方阵营提出一项思想理论工具。
到这里对于为什么19世纪末曾遭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摒弃的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大举复兴我们应该有答案了。若还不是很清晰,或许马歇尔对I・费雪关于资本定义的评价无意间帮我们揭示了西方经济学界转变态度的真正原因。他说:“从抽象的角度看无可争辩,但没有现实的必要性”。请注意,马歇尔说这句话时是在1890年,也就是说当时在没有社会主义现实的压力下,将劳动力放入资本是没有现实必要性的,而20世纪60年代在前苏联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压力下,这种折中就变得有必要起来了。
可见,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实质上是19世纪末资本“折中”定义的一个翻版,其实质动机并未发生改变,即为调和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阶级矛盾的各种实际方法找到一种理论支持。
四、当代中国人力资本研究简况
目前,国内有关人力资本的研究文章可谓汗牛充栋,从中国权威学术期刊网站中国知网中检索主题为人力资本的论文就可以检索到3万余条。人力资本概念在中国也似乎成了某种时髦的名词,用百度搜索“人力资本”关键词就可得到上千万条的结果。各种以人力资本为研究对象的机构、论坛、著作也在蓬勃发展。通过检阅相关文献,客观的读者就会发现,其中的绝大部分学者不但全盘接受了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的人力资本定义,而且还以此为基础衍生出众多研究分支。
若说普通媒体撰稿人和一般大众凭借对人力资本一词字面上的理解就发表观点还情有可原的话,以严谨为原则的学界在没有彻底剖析该概念本质的情况下就以此作为理论基础而大做文章就未免令人遗憾了。因为后者往往是前者在思想上的引领者,在客观上起着大众意识导向的作用。这就不得不令人疑惑,究竟是中国经济学界被西方经济学界忽悠了,还是中国经济学界愿意被忽悠并再进一步忽悠中国大众。
中国经济学界部分学术文章沿用的人力资本概念,其逻辑让我们再重述一遍,即资本具备产生收入的属性且人力也具备这一属性,故人力也是种资本,又因资本能够参与剩余分配,故人力资本也应参与剩余分配。说白了,中国经济学界部分学者倡导人力资本理论的意义在于试图从理论上说明人力应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除了从理论层面上说明人力作为资本应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以外,学者们还试图通过研制定价模型找到量化的方法以确定出具体应该分多少。
五、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人力资本概念不单是一个不严格的概念,而且具有极大的误导性,其刻意模糊资本的社会关系属性的隐含意图应当引起中国经济学界的警醒。劳动作为生产的三要素(劳动、资本、土地)之一是社会财富产生的源泉之一,这个道理世所公认(但是否是唯一源泉,各方观点不同)。在社会财富分配方面,拥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凭借其贡献的劳动获取收入也正是基于前面的公理而具有法律基础。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三要素的所有者各自分得的社会财富的比例会因彼此“势力”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此,主张劳动者获得其合理(所谓的合理,会因立场不同而不同)收入的理论研究,既没有必要也不应该让劳动能力披上资本的外衣,不论这种劳动能力是所谓的高级还是低级。劳动与资本的矛盾,不会因为名词上的统一而消失,只会因为理论家对术语的刻意合并而暂时令人们忽视。劳动者也不会因为其能力“被资本化”后而改变受雇佣的地位。我们应正视矛盾的存在并合理地加以平衡,将作为学术研究理论基础的人力资本概念还原回劳动能力这个本意上来,重点研究劳动者劳动能力提高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并为加强劳动者在收入分配方面的“势力”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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