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中图分类号？演G63？眼文献标识码？演B？眼文章编号？演0457-6241（2014）17-0067-03
岳麓版高中历史必修Ⅱ《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第一目《经济结构的变化》有如下表述：
鸦片战争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中国一直占统治地位。个体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构成社会经济稳固的基础。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用的大部分手工业品。这种经济结构通常以家庭为单位，其特点是耕织结合。
鸦片战争后，在外国商品的冲击下，传统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小农经济开始解体。
据时人（1846年）记载：“松（松江）、太（太仓）利在梭布，较稻田倍蓰。……近日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三分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农民和手工业者在此冲击下纷纷破产。
陈旭麓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在这段材料之后，指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很明显，他也是将这段材料作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的例证的。
捡之网上涉及这方面内容的教案、试题，几乎都认为松太布市材料补充、说明和佐证了“传统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小农经济开始解体”这一结论。
松太布市材料已然成了“传统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自然经济开始解体”的典型例证，几乎成为中学历史教育界的共识。其影响可谓深远。
不过，我反复嘴嚼前两段文字和松太布市材料，总觉得“专以纺织为业”到“松、太布市，消减大半”的变化，与“自然经济开始解体”没有内在的联系。
现就此问题，提出三点商榷，以就教行内专家学者。
第一，“传统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自然经济开始解体”的表述是否相互矛盾？
何谓经济结构？经济结构指国民经济的组成和构造。有多种含义。可以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经济成分的比重和构成分析，如奴隶制经济、地主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等；可以从国民经济各部门和社会再生产各个方面的组成和构造来分析，如农业、手工业、商业、工业等；还可以从其他方面，如区域部门结构、价格结构、消费结构、技术结构、劳动力结构等来考察。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技术条件，要求有与它相适应的一定的经济结构。经济结构的各个组成部分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教材表述中的经济结构，没有强调“生产资料所有制经济成分的比重和构成”，而是用“传统”这种时间性名词来表述。实际上着重突出的是：国民经济各部门和社会再生产的各个方面的组成和构造，即个体农业、家庭手工业，还有很少发生联系的商业（既然只是“生产自用的大部分手工业品”，那么另外的小部分手工业品就必须购买，这就涉及商业）这一产业结构。另外则是突出以家庭为单位，以性别分工的男耕女织，这属于劳动力结构。因此，教材所谓“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也就是“以家庭为单位，其特点是耕织结合”的状况发生了变化。可见，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的程度与小农经济解体的程度应该是同步的。但教材却说“传统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小农经济开始解体”。
我以为，这一判断是相互矛盾的。“传统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应该属于过去时，可以理解为变化完成。而“小农经济开始解体”，则是“解体”刚刚起步，远未达到完成的地步。所以，“传统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这一结论不妥；而“小农经济开始解体”，这一结论合适。因为布市材料涉及的时代是1846年。仅仅是鸦片战争后几年间，即使有些外商在通商口岸创办的银行、航运公司、船舶修造厂、进出口加工企业等，也只是寥若晨星的初创或发轫时期，清政府办的机器工业并未产生，私人投资的近代机器工业更是后来的事。即使中国手工棉纺织业在洋纱洋布打击下，逐渐衰落下去。但对它破坏的程度也不宜估计过高。直到半个世纪后的甲午战争时，“全国棉布消费量中，还只有14%为洋布所取代”。所以说“发生了变化”，还为时过早。是否能将“传统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改成“传统的经济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与“小农经济开始解体”保持一致。
第二，“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说明了什么？
这真的说明小农经济的开始解体吗？不，我以为布市材料根本就未涉及耕织是否结合问题，因而，也就根本未能反映小农经济的开始解体。
何谓小农经济？简言之，是与商品经济相对称的自然经济的一种形式。商品经济是商品的生产、交换、出售的总和，是为买而卖、为卖而买，与市场发生紧密联系的经济形式。小农经济则是“个体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用的大部分手工业品”，“以家庭为单位，其特点是耕织结合”。也就是说，以家庭为单位自产自销，自给自足，极少与市场发生联系的经济形式。教材这样解释小农经济，那是非常精炼、准确的。
问题是，布市材料能反映这种小农经济的开始解体吗？
材料说：“吾村专以纺织为业”。既然是“专以纺织为业”，那就必然不是男耕女织、耕织结合、自产自销、自供自给的家庭副业；相反，只能是为买而卖、为卖而买，与市场发生必要的、紧密的联系的专业生产。所以，“吾村”的经济形式，只能是商品经济而绝不会是小农经济。既然是商品经济，因此，将这段材料设置于小农经济开始解体的这一结论之后，企图以此例证“小农经济开始解体”，那是怎么也挂不着、联不上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小农经济的解体，本质就是自给自足性质的破坏。这个“破坏”，一方面是指原来与小农业结合在一起的农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衰落或开始衰落，并与农业分离，男耕女织变成或开始变成男耕女不织，或男女皆耕，或男女皆织；另一方面，既然男女皆耕或男女皆织，那么，为了满足自身生活的最基本需要，农业生产本身就必然日益与市场联系起来，也就是农产品必然向商品化方向发展，否则，无法生存。我们知道，小农经济解体或小农经济开始解体，首先是从它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衰落和破坏开始的。这不该有所怀疑。然而，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破坏，只是到了19世纪60年代后，随着大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进步（生产设备的改进、对工人剥削的加强、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海底电线的接通等），以及廉价的洋纱洋布大量输入中国才开始的。首先是洋纱代替土纱，使纺、织两业分离；其次，才是洋布代替土布，使耕与织分离。耕织结合的农夫（妇），从自己纺纱划不来，买纱；到自己织布划不来，买布。只有到此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才开始解体。而1846年的“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反映的只能是深深卷入商品经济大潮中的“吾村”专业手工业者即棉纺织专业户的破产，而不是自给自足的男耕女织、耕织结合的“小农”的破产。所以说，布市材料用在此处，企图例证、说明“传统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自然经济开始解体”，根本就是徒劳，其结果只能是使师生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开始解体”与为卖而买的“专以纺织为业”之间狐疑两端，不知信谁为好。既误导教，也误导学。
如果这一分析成立，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网上的关于这段材料的一些试题，那就真是谬误流传，害人不浅了。
中学历史教材的影响力，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可以说，比任何一部历史学术专著都要大得多，包括陈旭麓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在内。因此，其科学性的要求，也就应该更高，更严格。历史材料的选择，也应该慎之又慎，百般推敲，无懈可击才好。布市材料不能反映小农经济开始解体，应该废弃不用，或可另外慎选“你耕田来我不织布”的典型材料，以反映“经济结构开始变化，小农经济开始解体”。
据我有限的知识来看，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载：江苏川沙县，“自洋纱盛行，而轧花、弹花、纺纱等事，弃焉若忘。幼弱女子亦无有习之者”。广西“迨洋纱输入，而家庭纺织之工业，逐渐消灭。今欲于乡间觅一纺车，几不可得矣”。浙江在八十年代以后，“则巡行百里，不闻机声，耕夫■妇，周体洋布”。这类材料比较恰当。为什么？因为，不轧花、弹花、纺纱，那只能是买！“家庭纺织工业逐渐消灭”，那农户农妇穿什么？只能是从市场上买！“周体洋布”，那说明绝不会是自己纺纱织布的结果！没有了自给性质，而与市场发生密切联系，这样的材料，才能例证、说明经济结构变化或开始发生变化、小农经济解体或开始解体。
第三，教科书引用的材料是否要注明具体出处？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形成基础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
OntheBasisoftheFormationofChineseTraditionalSports
ZHUChengmin
（CollegeofSports，ZhaotongUniversity，Zhaotong，Yunnan657000）
AbstractUseofliterature，expertinterviews，formthebasisofacomprehensiveanalysisofChinesetraditionalsportsarediscussedstudyresultsshowed：Chinesetraditionalsportsformedthebasisofthemaineconomicbase，includingnatural，patriarchalsocialrelations，kinshipbuildsystemsandprimitivereligionandphilosophy.
Keywordsnationaltraditionalsports；formation；basis
我国有着相对封闭的内陆环境、适宜的温度、平坦的地势和肥沃的土地，这样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以农耕经济为主的经济格局，经济格局又决定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而影响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地域环境赋予了民族传统体育基本底色。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我国形成了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体系，它极大地影响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使得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重视伦理和社会价值，把精神情感放在第一位，形式和理念都倡导以德为本。在民族传统体育的主导地位日渐被西方现代体育所取代的现状下，我们对其形成的基础进行研究探讨有利于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也可以为相关体育部门制定民族传统体育政策提供有效的理论依据。
1研究对象和方法
1.1研究对象
以民族传统体育的形成基础为研究对象。
1.2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了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综合分析法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形成基础进行了研究探讨，在论文的撰写过程中，对昭通学院图书馆、昭通市图书馆和中国知网等资源库搜集到的资料进行了整理，以及结合专家访谈得到的信息和理论知识进行了综合分析。
2结论与分析
2.1自然经济基础
自然经济，简单地讲就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没有商品交换。我国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我国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经济结构，农业经济结构又是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源泉，使得民族传统体育的产生、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自然因素而存在。在农耕生产方式下，产生了诸多的体育活动，比如竹竿舞、过独木桥。在牧业区，形成了具有鲜明的草原游牧民族文化特色的生产生活方式，比如蒙古族那达慕大会上的三项传统体育活动（骑马、射箭、摔跤）。而像满族这样的游猎民族在长期的骑马、射猎和迁徙的游牧生产过程中练就了骑马、射箭、投枪的追猎的本领，使得这个民族的传统体育活动以骑射为主。此外，在自然经济时代，有一些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是在集经济、社交、等多种社会功能于一体的节日节庆中产生出来的，比如说流行于湖南、贵州、广西一带的少数民族中间的抢花炮。而自然因素对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发展有着两面性，既是体育发展的基础，因为它是体育活动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来源，同时又限制了体育的发展，我国特定的自然地理条件源生的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使得我们的民族意识中缺少竞争、缺少对抗，更多的是安于现状、重视伦理教化、自娱自乐、修身养性等，这样的民族意识直接影响了中国人的体育意识。
2.2以宗法、血缘关系构建的社会关系体系
中国古代文化是以宗法血缘为背景的，宗法制度是由原始社会氏族制下的血缘关系和祖先崇拜发展起来的。在封建社会，家族的血缘伦理和皇权至上的政治伦理高度统一，这种封建伦常关系根深蒂固，它影响到民族传统体育上的主要体现是：体育活动不是日常的锻炼和练习，而是在根据农业节气所进行的周期性的祭祀祖先和祈福的民俗化活动。血缘关系是中国古代社会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的基本纽带，在社会中起着维持社会关系的基础作用。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无论王朝更替，却始终没有斩断血缘纽带，而是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且得到了人们的肯定，于是形成了中国人重人情礼俗而轻法度的心理定势和文化传统。尊敬祖先、长者为先等建立在人生不同阶段上的礼仪和伦理在击壤、投壶、九柱戏等民族传统体育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此外，血缘关系使得家族成为了几千年一贯制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风俗传统，而血缘性质的宗族制度给民族传统体育带来了丰富的社会规定性。中国是一个宗法观念意识非常强的国家，以家族为主体的传统社会家庭集生活共同体和生产共同体于一身，所有的家庭成员都被经济利益关系、伦理道德关系以及法律关系紧紧地拴在一起，体现出强烈的家族至上的家族主义的社会意识，这种意识在武术的传播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2.3原始宗教与哲学
农业祭祀活动作为原始信仰崇拜的主要形式在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在对强大的自然力量感到无能为力时，人类往往使用“万物有灵论”来解释自然事物和自然现象，认为万事万物有着同人类似的思想的欲望。而在对自然力量产生崇拜和恐惧的意识之下，人们往往给万事万物披上神的外衣，并把希望和力量寄寓于它，于是就采用祭祀的方式讨好他们心目中的神灵，以好酒好肉，当然也少不了各种舞蹈、竞技娱乐活动等对它顶礼膜拜。许多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比如舞龙舞狮、龙舟竞渡、秧歌等都是出于请神、娱神、谢神和送神的需要，目的是为了庄稼的丰收、病痛的祛除、种族的繁衍、家人的平安，等等。
从哲学来讲，民族传统体育的形成跟建立在“气”学说基础上的传统健康观和方法论有着密切的关系。传统健康观是一种讲究整体、和谐的健康观。古代社会，各个学派对“气”有着各种各样的学说，但是在生命是由气构成这一点上有着强烈的共识。传统气学说认为，人和大自然都是由“气”构成，“气”是他们共同的本质，因此人和自然有着共同的属性，于是就产生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国古代哲学倡导“和谐”这一观念，包括三个方面的和谐，中国传统体育也吸收了“和谐”理念。从人与自然和谐的角度看，传统的健身养生思想还倡导强身健身的身体活动要依时而行、顺应自然，例如五禽戏等导引术就是在模仿大自然中动物的各种动作的基础上，把呼吸运动结合在一起形成的一种保健运动项目，而太极拳和各种传统气功倡导在身体运动的过程中加以意念的配合，达到身与心的和谐统一，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所倡导的整体、和谐的传统哲学观。
3结论
在中华大地源生了如此庞大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体系有着强烈的必然性，自然经济基础决定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内容结构，以宗法、血缘关系构建的社会关系体系决定了运动的方式和目的，而原始和哲学为民族传统体育提供了指导思想。
参考文献
[1]邱丕相.民族传统体育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
[2]汤立许.近10年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综述[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1.28（1）：63-68.
关键词：网路经济；区域经济发展；对策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5）08-0085-02
一、网络经济的特点
（一）实时性
实时性就是指即时性，主要表现在信息流动上。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单位时间内传输的信息量极大而且快速，从而缩短了时间上的差距。网络经济的实时性给社会经济活动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在网上订购商品或者服务，我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想要的商品或者服务，这样就为我们节省了时间成本；某商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可以建立共有的网络平台，这样生产者可以及时从销售者那里得到商品的销售信息，对市场做出即时的反应，从而决定生产的具体情况。
（二）虚拟性
在网络经济环境下，传统的空间概念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虚拟化，全世界的任何人、企业或机构，都可以通过网络连接在一起，从而达到信息资源共享，智力共享等。一方面，虚拟空间超越了现实空间的限制，使人们可以获得无穷的信息量，无穷的选择和机会，经济关系也变得无穷。另一方面，虚拟性使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个人之间形成了紧密联系的经济网络，使得对空间、资本、资源、仓储、运输的需要大大减少。企业只需要拥有具有优势的核心技术，就能通过网络获得巨大的利益，而不需要有多少资本，不需要多少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可以选择在任何地方投资，使资源配置和生产经营各个环节的组合达到最佳状态，从而使传统的生产流程和方法，传统的地理障碍和政治障碍都失去了意义，使资源的利用率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三）交互性
网络经济的交互性是指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的，经济行为人之间的互动式经济联系。在网络经济环境下，由于任何人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获得自己需要的任何信息，所以就出现了如交易活动的多重性、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互动等复杂的交互关系。在以信息快速传播为基础上的网络经济中，人们之间的交互作用和影响广泛、深入且快速，这可以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提高市场的交易效率。根据经济学的观点，交易效率的提高，会使社会分工水平的提高，从而使市场发生一系列的变化，例如：市场容量的扩大、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市场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多样化程度加深、市场一体化程度上升等。所以，网络经济的交互性使得社会分工水平产生了飞跃，使市场和经济活动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二、网络经济对区域经济发展要素的影响
（一）网络经济对自然资源的作用
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的最首要的基本前提，也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活动就是对区域内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区域各种经济活动的产生与其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密切相关。自然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经济活动的现实可能性和经济增长的潜力。而在网络经济条件下，自然资源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再起决定作用。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传统产业提高了生产率，实现了产品的更新换代，而且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使得第一、二产业的比重越来越小，第三产业的比重越来越大，从而使区域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度越来越小。
（二）网络经济对人才、资本和技术的影响
1.网络经济使得人才、技术和资本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
在传统经济条件下，资源一般是属于特定群体，资源配置通常也是在一定的空间区域内进行。而在网络经济条件下，资源特别是人力、技术和资金已经不能简单的说是属于哪个国家或者地区了。信息资源的共享性使得信息产品和信息资源不再是某一国家或企业的，而是属于全球性的，地域空间几乎不能影响到这些资源的归属。而且资源的配置也摆脱了地域的限制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自由的进行，也就是说企业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对所需的各种要素进行搜索；反过来，这些要素的所有者也可以在全球范围搜寻需求者，从而实现了资源在全球的优化配置。由于网络使得技术成为了世界性产品，技术信息可以在瞬间在全球传播和推广。资金在现代网络技术条件下，不仅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到达全球范围内的任何一个账户，而且其在不断地流转中还逐步实现价值增值，从而使生产、市场交易等实体经济更加活跃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
2.网络经济促进人素质提高和技术创新
人的素质包括许多方面，最主要的是人的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观念、道德修养等方面。综合素质较高的劳动者，易于掌握一定的技能，接受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也较强，这些劳动者在经济活动中能够不断地创新各种技术，促进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口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明显，高素质的劳动力成为影响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网络经济条件下，人们可以通过网络学习来扩大知识面，拓宽思路，并且可以很快了解一些最新的知识，同时还可以对我们的发散性思维的培养提供良好的支持，同时也能培养我们的创造力。学习者通过网络不仅可以增加相互之间的交流、加强协作，还能够增加自己的知识积累，开阔视野。从而为我们成为综合素质的人才创造条件。
（三）网络经济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网络经济是建立在信息技术的基础上的，而信息技术作为一种综合技术，能够广泛的渗透到传统产业的各个部门，改造技术，节约能源和原材料，提高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减轻劳动强度，促进产品更新换代等。信息技术通过为传统产业提供高效能的装备；改造传统产业的生产工艺；提高传统产业的管理水平及综合素质等方面渗入传统产业。从而引起了传统产业的劳动力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等方面的变化，使传统产业的产业结构得以改变。
首先，利用信息技术，可以快速、准确的获得各种所需的信息，这样就有可能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设备来改造原有产业，促进原有生产部门和产品的更新换代，从而改变产业结构的要素。其次，在信息产业的影响下，传统产业中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不断增多，生产的自动化程度也提高了，信息成本占传统产业成本的比重加大，从而使生产部门的投入结构和产品结构都发生了变化。
（四）网络经济对就业的影响
网络经济环境下，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我国劳动力需求总量和结构也发生了相应调整和变化。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部分地取代人的脑力功能，而且也节约了部分体力劳动。一些人力技能所不能达到的目标，借助于信息技术手段便能够达到，使得体力与脑力劳动者的比例发生了变化，从而促进劳动力结构发生变化。另一方面，信息网络强化了专业化分工，使分工趋于深化，从而形成了新的产业和部门，创造出了一些新的就业机会。而且信息网络技术大幅度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得一部分劳动力分流向新兴产业和服务部门。但是这也使得原有的一些岗位失去了存在的必要，从而使劳动力在产业部门之间的分配比例发生变化。
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虽然带来了新的就业机会，但是传统产业溢出的劳动力并不能马上适应信息产业新增的就业岗位，这样必然会在劳动力市场上形成一部分结构性失业人员。因此，可以使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之间的相互渗透，共同发展使得结构性失业得以减轻。而且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高素质的劳动者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越来越大，这些高素质的劳动者能够适应不同行业的工作，这也会减少结构性失业。
参考文献：
关键词：村寨经济经济发展经济结构
国力的增强与经济整体的发展，对少数民族村寨的经济转型起到了推进的作用。然而在增长的同时，我们也应该针对少数民族村寨经济发展的结构和动力特征进行详细的分析。资源约束的强制性在中国民族村寨的经济转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经济的转型关系到人们生活方式是否转变，所以在转型时，一定要从实际情况出发。
一、我省少数民族村寨经济结构的特点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全省有49个民族成份，除汉族外，世居地少数民族有苗、布依、侗、彝、水、回、仡佬、壮、瑶、满、白、蒙古、羌和土家等17个。
在八十年代以前，我省少数民族的村寨经济结构是主要以粮食种植为主，产业结构等同于“农业”，也可以认为村寨经济的结构构成非常单一，主要的构成形式即为农业，由于受到了地理条件的影响严重，少数民族村寨中也很少有其它产业形式，对于林业、牧业、渔业发展都很缓慢。后来，中国改革开放，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市场经济已经在贵州省少数民族村寨当中初现成效，将单一的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向更加复杂的产业结构转型，村寨经济结构的构成模式，已经由最初的二级结构转型为三级结构，这种结构的主要模式是由生产结构、类别结构、产业结构这三大类型组合而成的。
二、我省少数民族村寨的产业结构特点
关于产业结构，至今为止，除了发展特别落后的村寨以外，大多数村寨已经形成了以农业为主，并协同二、三产业一起发展的产业模式。工业和服务业的出现，为村寨经济发展带来了机会，加快了村寨经济发展脱贫致富的步伐。从生产结构上来看，农业的产业结构以种植业为主，林业、牧业为辅。重点从事种植业，主要是因为在少数民族村寨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是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人们发展副业的出发点仅仅是为了获得货币，以换取生产资料，以及急需的日用品。少数民族村寨的第三产业结构主要是以商业、饮食、服务、运输业为主。在第三产业中，劳务以及运输业，是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三、我省少数民族村寨经济实现两大阶段的结构转型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国最早的中央集权制度主要是依靠小农经济结构来进行推广的。一方面，使中国的传统经济体制以一个多民族、多样化的情态存在，另一方面也有力的推动了少数民族村寨经济多层次、多结构的历史转型。
我省少数民族村寨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转型，主要是把政治作为出发点。国家从少数民族村寨的生产模式和生产关系这两大方进行了总体改造。在经济基础决定社会性质的认识基础上，以集中的形式对各民族传统经济类型进行强制性转型。在以国家为核心力量的转型过程中，随着传统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社会组织的改变，村寨经济的整体结构也开始瓦解。
我省少数民族村寨经济第二阶段的经济转型，出发点已经开始从政治转向了市场经济。虽然转型的核心仍然是围绕生产方式与经济组织两方面展开，但与第一阶段不同的是，第二阶段的少数民族村寨经济的转型是在环境生态与资源约束、生产方式与产业结构调整、市场经济与传统文化变迁等力量的共同推动下得以实现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建立，为中国民族村寨的经济转型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也为经济转型增添了动力。
四、我省少数民族村寨经济的社会约束
对于少数民族村寨而言，社会约束在两大层上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其一，在现代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政治与经济制度变革的力量，通过对少数民族村寨的生产模式、资源配置的全面重新构造，进而构成的外生性的社会制度性约束。其二，不同的少数民族村寨共同体，依赖传统社会组织对经济要素的结构性操作，所延续的内生性的社会制度性约束。可见，在国家与市场强大的外部力量的主导下，少数民族村寨经济因为传统经济的整体性和独立性极大丧失，进而发生了根本性质的转型。但同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传统的经济体系并不是因为这种转变从此就土崩瓦解了。少数民族村寨社会结构的延续，不仅仅从根本上保证了它经济要素的继续存在，而且还在与现代因素的相互交织、融合中，让经济转型呈现出长期的过渡状态，不断趋向于更为多样化模式的发展。
少数民族村寨经济在现代转型中所遇到的困难，可以充分的从两种约束力量中得到解释。但是二者之间的的关系并不只是相互抵触，更多的还是相互融合。将约束力化为少数民族村寨经济发展动力，少数民族村寨经济的转型是传统与现代、经济与社会相互交融碰撞的，充满多重色彩，呈现了多元化的发展方向。
五、总结
综上所述，少数民族村寨经济的现代转型是在社会制度性约束的指导和制约下开展的，它不单单体现为国家与市场主导的、外生性的现代化改造机制，更体现为这两种制度之间相互融合的可能性。正因如此，解决少数民族村寨经济现代化转型问题的关键便是两种制度之间的相互适应。这就需要我们要进行更加深入的调查，积极探寻解决制度之间相互约束的方法。我们必须在对外生性制度的持续反思和审视中，不断的去尝试、认知并且积极发展内生性制度中的合理方面，从而在有效降低相关社会成本中增强制度的针对性和适用性。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群体也需要更主动地参与社会主流，从而制度的约束中更好地实现自身的现代转型。
参考文献：
[1]高发元.民族调查专题研究[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2009
[关键词]三明山区农业产业结构新思路
[中图分类号]S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650（2016）08-0065-01
福建省三明山区是福建省的内陆地区，地处偏远，自然条件差，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在农业经济发展结构中，低效农业产值所占比重仍然较大，农业产业化水平低，传统农业仍占主导地位，高新农业、现代农业才刚刚起步。当前，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已进入关键阶段。由于区位、历史和自然条件等方面原因，三明山区随着宏观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深化，近几年在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上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农村产业结构日趋协调、优化，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有了较好的基础。但是，地处山区的大多数三明各县，由于基础设施建设、思想观念、市场信息和农业科技水平等问题，虽然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有些成效，但还大大落后于沿海地区。为此，新形势下，如何以现代农业发展的观念改造升级传统农业技术发展的理念，积极推动三明山区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为三明山区探索一条符合三明山区地域特征、产业特点的农业产业发展之路，促进三明山区农业经济长足发展、协调发展尤为迫切。在此，本文根据当前三明山区一些县农业产业发展的现状和特点，客观地分析了三明山区农业产业发展优劣态势，探索农村经济结构调整问题、方向、途径、对策，对今后三明山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方法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
1优化升级传统优势农业产业
三明山区各县长期在自然条件，历史人文条件、传统耕作模式的影响下，形成了如建宁莲子、建宁黄花梨，永安笋竹、清流赖坊花生、清流豆腐皮、明溪淮山、明溪肉脯干等具有区位优势、一定市场优势的传统特色农业产业。特色农业作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区域优势。改变传统的低效、粗放型增长方式，可以通过大力推广农业专业合作社及家庭农场经营模式，把农村各产业以及农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紧密衔接起来，能有效地解决广大农户组织化程度低、进市场难的问题，实现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市场为导向，适度扩大农业生产经营规模，有效整合资金、技术，实现农业经济的发展。在三明山区传统的农业发展当中，由于科技力量渗透不够彻底，现代化技术的运用不够娴熟，不能够使三明山区各县传统的产业优势得到强化。对传统农业那种粗放式的发展进行调整和转换，利用科技带动农副产品的深加工、精加工，建立品牌，利用品牌的龙头功能，同时再增强与市场的接轨力度，推动农产品规模化、集约化以及品牌化发展，实现高质量的产供销一体化，实现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并且提高整体经济效益，促进特色农业产业的发展。
2提升主导农业产业
三明山区农业产业结构中，长期的发展形成了以粮食生产和烤烟生产为主导产业的农业产业结构。烤烟生产产业是三明山区根据特殊的地理条件，由政府主导推广发展起来的。烤烟产业，已经成为了三明山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成为了三明山区的支柱产业。而粮食产业是保证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的基础产业。农业产业调整中，应当使用新型的高科技技术推动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生态创新三位一体的发展。在粮食生产方面，要保障粮食安全，落实惠粮政策，稳定粮食生产；一是抓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在农业相对集中的基本农田保护区，对农田基础设施的田、路、渠（沟）网进行科学规划。二是积极推广应用农业“五新”技术。大力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肥料、新农药、新机具，注重引进新的农业品种、技术、理念。烤烟生产方面积极引进烤烟优良品种，大力推广烤烟生产先进技术，完善烟田、烤房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种植效益和烟叶质量，提高农民收入。
3因地制宜发展新特农业产业
随着新的形势发展，新技术对农业的渗透，近些年三明山区各县新兴了不少农业产业，主要有：茶叶、苗木、花卉、肉牛、肉羊养殖等，这些项目在当地有一定的规模，取得了很好的发展，成为了三明山区特色农业产业。三明山区在今后的农业产业发展中，应在不放松粮食生产和发展的同时，围绕当地烟叶、食用菌、林竹、畜禽以及果茶等主导性的产业，因地制宜引进新项目、新技术，发展闽台农业、生态农业、设施农业、休闲农业、观光农业、特色农业等，推进农业产业向现代农业快速发展。三明山区应根据本身特定的区位、自然生态等优势，不断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在农业产业项目选择中要充分发挥该地的区域资源的优势，需要着眼构建现代生态农业，做好山区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综合开发利用。由于时代的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城镇化的加快发展使得许多年轻人都放弃了农业的生产，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们越来越趋于老年化，而且由于农业生产上资金和技术力量的缺乏，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农业发展的一种阻碍。因而要想全面的推进农业产业的发展就必须从多个方面来对其进行调整。首先可以在土地制度上进行创新，改善人地矛盾，促进土地合理流转，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建立良性的生态系统，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一要引导农业的市场化，即把农业的生产与营销置于市场机制基础之上。二要推动农业的社会化，包括农业生产经营规模的适度扩大，以及把农业生产、加工、分配和流通等农业再生产环节有机地结合起来。三要实现农业的高产出化，即加大资金和技术的投入，通过结构优化、技术进步和科学管理，提高农业经济效益。
4小结
本文是基于我对于三明山区地理特点的基础之上展开的，在文章当中我首先是论述了优化升级传统优势农业产业，而后又分别从提升主导农业产业和因地制宜发展新特农业项目这几个方面论述了推动三明山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新思路。然而宥于个人知识水平的限制，在本文当中我并未能够对三明山区农业新思路的问题进行全面详尽的论述，仅希望能够起到一些抛砖引玉的作用。
参考文献
[关键词]农村社会文化传统文化结构结构功能农业演变
一、引言
20世纪后半期，中国农业经历了两次剧烈的转折，第一次发生在1949年，土地改革运动，使广大农民“耕有其田”，调动了农民压抑已久的积极性，农业短期内获得了快速发展；第二次发生在1978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再次将土地使用权还给农民，农民积极性再次被调动起来，农业生产获得迅猛发展，农民的温饱问题因此而得到解决。然而我们注意到，第一次大转折的后期发生了问题才导致了第二次转折即农村改革的开始，第二次大转折之后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这就是人们关注的中国“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这两次转折后期所发生的问题，都与制度相关，性质显然各不相同，但其问题内部的根源是否具有同一性？如果具有同一性，那么研究两次大转折之间所发生的问题原因与结果将对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决策参考。
20世纪德国着名的社会活动家马克斯·韦伯为我们提出了一种研究和解决这一问题的新视角。韦伯毕其一生学术生涯孜孜不倦地寻求一个疑问：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发生在曾经最早孕育过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他的答案是：中国是儒教社会，儒教与资本主义伦理是格格不入的，而西方是新教国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一致的[1]。韦伯的理论尽管有很多争议，但他毕竟从一个新的角度提出了文化传统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刻联系。按照韦伯的视角，当代中国农业发生的曲折的演变历史是否与中国农村的文化传统有某种联系呢？
答案是肯定的。中国的农业问题本质上就是农民问题。研究农业，首先必须研究农民。而要研究农民就必须了解农民的文化传统。在农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常常出现的情况是，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联手将一些符合他们理想的主张，变成“政策”或“制度”，强加于农民，结果由于对农民缺乏了解造成发展规划的失败，而他们往往把这种失败归因于农民的不合作。事实上，正如美国着名现代问题专家英格尔斯在谈到制度在国家间移植时所指出那样：“如果一个国家缺乏一种赋予这些制度以真正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的人手中变成废纸一堆。”
既然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对农业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那么，如何诠释这种文化传统的作用，并且能把它的影响单独提出来，甚至提出如何通过影响文化演变来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对于农业学者来说是一种责任。
二、关于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及其作用的解读
中国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脱胎于农业社会，蕴含于中国文化传统之内，其本质是农业文化。在中国，农业文化不仅是农村的文化，也是城市文化，贯穿和渗透于社会生活各领域，是社会各阶层的文化。而在社会日益工业化的今天，作为中国农业文化的发源地－农村和农业文化的主体――农村，更多地保留了农业文化的传统。今天看来，中国农村文化传统的集合不仅界定了中国农民与西方农民的区别－中国农民几千年来一直生活在一－个以儒教为主导的伦理社会中；也界定了农村社会与城市社会的区别――城市社会近代以来经常发生的文化革新运动对儒教传统文化进行较大程度的革新和改造；还界定了农民阶层同其他界层的区别――农民一直依附于土地，土地收成在于“天”，同在儒教背景下，农民形成了自身的价值观念体系。因此，中国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既内化在农民意识深层，又显现在社会生活的表层。
中国农村文化传统的内涵非常宽泛，但并不是所有文化传统质数都能够对农业演变发生实质性影响。小农意识被认为是中国农民最典型的文化品格，有人指出“小农意识”的核心是保守主义、狭隘功利主义和封闭主义，它是中国农民的精神传统。依笔者看来，小农意识并不是正统的意识形态如儒教所支持或支撑的对象，也不是农民终极的价值目标，它只是一种为达到某种目标而采取的策略，它是中国农民在农业社会制度、技术和资源约束下长期理性选择行为的结果，一旦环境发生变化，“小农意识”也会迅速改变。看看今天中国农民，尤其是东部开放地区的农民，我们就可以发现，这种“小农意识”在他们身上正在土崩瓦解。所以从根本上说，小农意识并不是中国农村社会文化传统的主体。
中国农村今天所感受作为历史沉重包袱的还有臣民意识、听天由命、抱残守缺、不求进取、封闭意识等等，它们是传统文化遗存中作用于现实社会的沉渣和糟粕，正在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淘汰，自然它们也能不归入中国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主体。
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就有强列的民族自尊心，有勤劳、勇敢和吃苦耐劳的美德，有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的自强精神，这些都是我们民族在诞生阶段就逐渐形成，在民族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并且是我们民族过去需要、现在需要，将来仍然需要的“永恒传统”。它们是不是中国农村社会文化传统的主体呢？答案显然易见，我们只要稍做考察就会发现，这些美好的传统在其它文明国家也都存在，并不是中国农民所独有，所以它们不足以界定出中国农村社会的文化特征。
中国农村传统文化的主体应该是那些融入中国农民血脉，不可轻易改变的东西如“家庭价值观”、“家族主义”、“平均思想”、“乡土关系观”等等，它们反映了中国农民意识深层的价值取向和在这种价值指导下的行为模式，这样的文化传统，即使是在中国最发达最开放的乡村，我们依然能感受它的强劲生命力。事实证明，能够对中国农业演变发挥有效作用的文化传统也是正是它们。
如何解读中国农村社会文化传统对农业演变的影响？如果仅仅只从“文化背景”的角度，静态地、平面化地阐释文化与农业发展的关系，并不能深刻地揭示出文化与农业发展二者之间某种必然的动态联系，即某种动态规律性。本文从“文化结构”这一概念出发，从“文化结构”与“文化功能”关系的角度，将农村文化传统放入文化结构中去，审视其在当代中国农业演变的历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什么是文化结构？按照费孝通教授对文化层次的理解，文化包含着三个不同的层次，有器物层次、组织层次和精神层次。在这几个层次当中，器物即生产工具、生产条件等；组织层次包括政治组织、宗教组织、生产组织、国家机器等等；精神层次主要是指价值观念的层次。笔者认为，费教授的文化三层次概念，已经形成了“文化结构”的框架。文化结构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它的功能则有优劣之分。文化结构合理，是指其内在组成部分处于协调平衡关系中，内部各质数自洽，在这种结构中，各个组成部分的积极能量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反之，文化结构各部分相互抵触或排斥，文化质数的负面能量尽性发挥，这种文化结构的功能便处于劣等状态。由于意识形态和制度政策的的引入，农村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文化结构，农村文化传统在不同的文化结构中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导致了不同功能效果。
三、促进传统文化结构自洽使土地改革与农业初级合作获得成功
1949年土地改革运动，可以说是开辟了中国农业的新纪元。旧中国地主富农占有土地合并计算大约占全国耕地的60－70%，而他们的人口仅占全国10%上下。新中国“土地改革”将10%的地主富农所占土地及其它生产资料平等地分配给90%以上的无土地农民家庭，这实际上就是通过分配方式的变革，将改革前多占资源的家庭拉下来，将原来少占或没有资源的家庭提上去，使资源的占有平均化。这正符合中国广大农民的思想传统，中国农民几千年来一直渴望的“平均地田”的理想获得实现，90%的农民的积极性获得释放，农业生产短期内迅速发展。1952年农业总产值较1949年增长了48.5%，年平均递增14.1%；粮食增长44.8%，年平均增长13.1%，是近代农业史上的少有“黄金”期。
事实上，世界上消灭或限制封建地主经济以实现农业革新有几种道路可以选择，一是英国式的道路，消灭农民小土地私有制，建立起大土地私有制相适应的租佃农场制，让绝大多数农民成为租佃农场的工人；二是美国式的道路，通过小农经济两极分化，小农经营逐渐演变成农场主雇佣工人经营；三是普鲁士式道路，让封建地主经济通过自身改良来逐渐演变，地主庄园改为雇用工人，按照农场经营方式组织生产。这几种方式都是西方国家走过的成功道路，但它们在中国却难以走得通。
中国农村社会中广泛存在着平均主义思想，这种平均思想是中国农民对几千年中国封建制度的反叛，是对现实社会不满的补偿心理。中国封建社会土地等财产的拥有权历来都是与强权联系在一起的，既不通过世袭，也不通过市场，土地所有权随着政权的更替而更替，一直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但底层农民始终没有土地拥有权，农民对这种土地所有制的不合理性是觉醒的，历次农民起义都把“均平”、“均贫富”、“均田”等做为旗帜，反映了农民阶层对“平等地权”的向往，在长期的不平等社会中孕育出了平等、平均的思想传统。
中国经济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要发展经济，必须考虑农民的愿望和利益，寻找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动力源，西方社会所走的上述三条道路中的任何一条，都无法找到这样的动力源。新中国领导人明智地选择了将土地平均地分配给广大农民，这种“平均地分配”制度，与农民的“平均思想”的价值观念是一致的，从而维护了农村文化结构的自洽性，使结构中这种重要文化质素的能量释放了出来，形成农业生产的动力。
中国农村社会的家庭价值观也是促使“土地改革“成功的文化因素。家庭价值观是中国先祖们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并在中华儒学的倡导下，历经数千年颠扑不破。家庭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是社会的构成元素，而家庭对个人而言，则是基本的利益团体，也是必须为之服务的对象。在家庭内部，每个成员都会自觉地努力为家庭争光，家庭成员彼此之间的义务是终身的责任，家庭内部结构稳固。所以，如果将家庭看成一种组织，那么任何其它组织都不可能比它有更强的凝聚力，因而若以家庭为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其家庭成员的劳动监督成本几近为零，这是其它生产组织所不能比拟的，可以说，具有家庭价值观的中国比具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传统的西方国家更适宜于农业小生产家庭经营。
土改后，有些农户因生产资料不足或缺乏技术，独立生产出现困难，为了发展生产走“组织起来，互助生产，共同富裕”的道路势在必行。同时，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新中国领导人将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形式寄希望于合作社。中国农村的传统合作形式是以血缘关系的家族和地缘关系的邻里。这种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建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具有浓郁东方文化特色的“乡土关系”。中国的古语“远亲不如近邻”、同姓之间“500年前是一家”、“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等等，都生动地反映了农村社会“乡土关系”价值观念深入人心。土地改革以后的互助合作形式即互助组和初级社，释放了“乡土关系”这种农村传统文化结构中重要质数的能量。
互助组是一种简单的劳动互助形式。在生产资料仍然私有和分散经营的基础上，只是在劳动上实行不同程度的合作或换工互助，其所得产品归生产者个人所有；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互交换使用中，除相互抵消的部分外，不抵部分以实物或现金的形式给以补偿。
初级社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按劳动和股份进行分配。这时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仍保留私有权，年终按生产资料的股份取得一定的报酬；全社劳动力统一由社里调配使用，社员按完成劳动日数取得报酬。
从互助组到初级社，作为农业合作制的初期，农业合作的规模小，合作组织成员基本上是亲朋邻里。这一时期，农民自发地结合起来，或亲戚、或邻居、或关系密切者相联合，户数不等，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有牛的帮没有牛的耕地，有车的帮没有车的灌水，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高涨，农业产量显着增加，出现了“单干不如互助，互助不如合作”现象。这一时期所采取的政策措施，符合农民的愿望，以家庭利益为中心，利用乡土关系进行的“互助合作”符合中国农民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念。农业互助合作，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某些因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存在发挥某种助长作用。
总而言之，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土地改革运动和互助组、初级社的政策导向都没有对农业传统文化结构形成强列冲击，相反，这些措施协调了文化内部结构，促使其内部质素的自洽和统一，使其中所蕴含的积极能量充分释放，形成了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生产力。
四、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制度失败源于农业组织形式超越了农民传统价值
然而，新中国并没有在以农民家庭利益为中心的互助合作的道路上发展下去，而是在合作化过程中违背合作经济的原则，做出的政策导向和制度安排与文化传统严重背离。合作经济快速发成集体经济――高级社。在高级社里，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全部为合作社所有，总收入中社员消费部分按劳动日分配，彻底消除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1955年以后，因为强大的政治推动和行政干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互助组由714.7万个减至85万个，初级社由63.3万个减至21.6万个，而高级社由原来的500个猛增至544000个。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后，高级社开始全面升级为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既是政权组织又是经济组织。与此同时，将有生命力的家庭劳动方式加以破除，把家庭劳动方式视作封建农民家庭经济或资本主义个体经济，把它当成落后的、必须加以淘汰的劳动方式，认为家庭劳动具有小生产先天软弱性，与农业现代化、机械化格格不入，而集体劳动无条件地优越于家庭劳动，劳动规模愈大，社会主义成分愈多，劳动方式愈先进。自50年代到70年代末期，农业家庭劳动方式一直处于萎缩和濒于消亡状态。为了在器物层次上达成与新的组织形式相一致，同时还引进了大量的大型农业机械，明确要求农业的机械化“四年小解决，七年中解决，十年大解决”，试图尽快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接着，新中国又试图在价值观层次上对农民进行改造，为了使中国农民传统价值观念与新的制度和政策相适应，在施实新制度新政策的同时，不断地对农民进行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以期达到改变农民价值观念的目的。然而，在价值观层次上对农民的教育似乎并没有起到太大的效果，传统始终是无法摆脱的天然纽带，它已经稳固地植根于农民的社会性格之中，积淀于农民的血脉里，在大多数农民身上，文化传统顽固地延续着，发挥着深刻的作用。
中国家庭价值观直接导致了中国农民两种看似矛盾的倾向即“集体主义”和“自私自利”。集体主义是在家族主义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它的作用范围很大程度上也只是在家族内部或乡土关系内部。在治水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集体主义形式也只是在危机关头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生存理性。而长期的家庭价值观和家族主义使得中国农民对家族家庭利益以外的事情漠不关心，不大尊重与己无关或关系较远的人和集团的利益，而具有明显的“自私自利”倾向。
初级社在短期内快速向高级社和人民公社过渡，实行大集体经营，将农民所占有的牲畜和大农具集中起来统一使用管理，以集体劳动方式取代家庭劳动方式。同时，在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这使得农民错误地认为集体利益是“家庭利益以外的事情”，与己无关或关系较远，因此“偷懒”成为农民一种理性行为。正如人们描述社员们的那样“田间劳动看日头，撑锄头、坐田头，出工不出力，浪工窝工”。当偷懒行为没有得到惩罚的时候，“偷懒行为”就变成了一种“集体行动”，集体灾难便形成了。1959年至1961年由农业衰退导致的严重饥荒被认为造成了近三千万人口死亡。此次农业危机并没有使领导人认识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既不完全退回去，又不得不有所改变，实行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事实证明，这种体制是失败的。中国农业一直徘徊不前，粮食严重短缺，直到1978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只有633公斤，同1956年相比，只多了19公斤。八亿农民搞饭吃，饭还不够吃。
从以上不难看出，“高级社”、“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村的文化结构是中国农村文化传统与外来文化共同作用形成的，文化结构的第二层即组织形式是外来的，非传统的，而第三层次即农民的价值观念的根基仍然是传统的。观念要体现为制度和机构，制度和机构的功能就是履行对价值观念的承诺。很显然，这一时期的农村制度和机构即组织形式与农民的传统价值不能统一，因而不能履行对农民价值观的承诺，农村文化的整体结构由于外来文化的不合理参与变得不自洽。这种文化结构作用下的农业经济自然不可能获得很好的发展。
五、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本质是促使农业组织形式回归到传统价值
集体化的人民公社生产方式导致了农民的生活水准的降低或停滞，为了自救，中国少数地区的农民开始冒政治风险搞“包产到户”，最为着名的是安徽小岗村。包干到户是小岗村农民在当时社会经济条件下所做出的生存理性选择，事实证明了这种理性选择的活力，从而最终被最高领导层认可。1978年中共中央着手农村改革，虽然在最初的几年在观念和行政上对分田到户仍有种种限制，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却不胫而走，在短短两年内被迅速推广到全国，在全国范围内恢复了农业的家庭经营，确立了农民家庭在经济中的独立主体地位。农民的积极性被充分地调动起来，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粮食生产记录，198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近4亿吨，较1978年增长了29%。有关研究表明，这一时期的生产组织形式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占42.20%[10]。在不长的时间内便一举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并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粮食来源很大部分依赖进口的局面。
1978年开始的农村改革，实质上是对农村文化结构的组织形式进行了调整，使其与中国农民的传统价值观念和器物水平相适应，从而使中国农村文化结构再一次实现自洽。农民由于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成为独立的生产者进入市场，建立各种契约关系以取代身份关系，文化传统各种质数的能量很快便释放了出来。
随着承包制的深入，家庭农场、家庭养殖场、家庭加工厂、家庭林场、家庭服务业如雨后春笋，特别是农村专业户的出现和发展，使古老的“小而全”的家庭经营方式突破了自然经济的束缚，走上了小而专的商品生产道路，推动了农业生产分工的不断细化，深化和并向着广泛的协作和全面的专业性社会服务方向发展，使中国农业因此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同时，以“乡土关系”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制度也耦合成了一个整体。家族、血缘和地缘关系仍然保持着凝聚力，而且与现代商业市场规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村民们以家族亲属关系构成了他们主要的社会经济网络。外出经商打工的农民也倾向于与亲戚和同乡打交道，进行市场信息交流和商业合作。但是，“乡土关系”的运行已开始遵循市场经济的原则，讲究互利和有限度，而不是传统社会的道德互助。很显然，中国农民的传统价值观此时并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阻力，农民能够将它们与经济理性结合起来，大大节约了交易成本，创造了一种适合农民社会自身文化的现代家庭经济发展方式。
六、农业新问题的出现与传统价值观改造
生产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出现新的限制因素。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经过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使得农村文化结构在“器物”层次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使得传统的组织形式和传统价值观念都有些不适应，从而又出现了新的一轮文化结构内部的不统一，不自洽。
今天的农民不满足于做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农业生产的衡量指标不仅仅是“产量”，更重要的是经济效益即收入，因此农民不得不关注两个方面问题，一是农业技术或农业生产条件，二是农产品交易市场。农民要想从农业中获得好的收益，就必须应用新技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同时在市场上得心应手。但由于新技术的使用成本太高，小规模家庭农业接受农业新技术能力弱，导致农业技术推广与创新步覆维艰，农业成本居高不下，同时，单个家庭在市场这个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十分陌生的领域中无异于大海中的一叶扁舟，风险高悬，往往手足无措。因而，为了共同的利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多方合作显得尤其重要。上世纪50年代，土地改革后的“互助组”解决了那个时代单个农户经营能力弱的问题，促进了农业生产，今天，农户之间、农户与外界之间同样要进行合作，才能解决技术和市场问题。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合作直到90年代中期也没有形成，导致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产品流通渠道不畅，农民收入下降，形成了今天中国高层和学者广泛关注的“三农”（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
合作不能形成并不说明中国农民“乡土关系”之间的互助合作传统已经消失，而是“乡土关系”这种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合作已不能有效解决问题，今天的合作不同于50年代，那时农民主要合作方式是劳动力互补、劳动工具互补，合作对象是熟人，而今天更多的是技术上和经营上的，“合作”行为往往要发生在陌生人之间，长期的“乡土关系”交往使得中国农民不擅长同陌生人打交道，也不愿同陌生人打交道，因此农民尽管有合作的意愿，但并不知道如何去合作，去找谁合作。
很显然，从本质上看，今天的农业问题是由于文化结构中“器物”层次快速发展，而第二层次即“组织形式”却没有相应跟上，而“组织形式”受“农民价值观念”的影响，由此而引起农村文化结构在新的层次上不自洽，不协调。
要使农业获得新的发展，必须使农村文化结构在新的更高层次上实现自洽和统一，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有两种力量可以利用，第一种力量是来自农民自身的内力，即农民自身的创造力量。历史的经验证明，农民自身的“创造性”基于农民自身的文化传统，所导致的制度层次的文化变迁最能使农村社会整体文化结构实现自洽，所以鼓励和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显得特别重要。今天的三农问题要彻底解决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的自身觉醒，自觉摒弃清除传统农民意识中的负面因素，实现农民价值观的现代化超越，在利用好“乡土关系”的同时，学会与陌生人打交道，摒弃那种“淡漠家族以外的人”的传统，树立起竞争意识，树立起新的价值观念如科学观念、法制观念，让传统的道德观念和法律观念共同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第二种力量是来自政府或其它方面的外力或外在文化形式的加入。政府和其它外力的作用方向应该是为农民的创新实践提供服务和方便，在资金、技术、信息、公共物品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并在推动“合作经验交流”方面发挥影响力，为“农民合作”创造政策、法律和制度环境，而不能直接包办农民的组织合作形式，强行组织农民进行某种合作。
七、结束语
中国当代农业的演变史，从本质上看，就是中国农村文化结构的演变史。中国当代农业的两次转折的后期所出现的问题具有同一性质，都是文化结构出现了不自洽，前者是由于外来文化质数的不合理引入，造成了组织层次超越了价值观层次和器物层次，导致农村文化结构不自洽；后者是由于器物层次的快速发展，价值观层次和组织层落于器物层次，导致文化结构的不自洽。
很显然，在资源禀赋一定的情况下，农业的发展是由政策、制度、价值观、习俗等文化质素所构成的文化结构所决定的。因此，政府干预农业的最有效途径是促成农村文化结构变革，变革的方向应该是在农村文化传统基础上，使农村文化从器物、组织、价值层次上由不自洽走向自洽，由低层次上的统一走向新的高层次上的统一，而决不是对外来某种或某几种文化质素的简单地照搬。中国农村要发生根本性变化，从文化角度看，就是使文化传统结构接受外部更高文化质数的洗礼，使之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内在质数的统一，并使传统结构的每一质素的积极能量都能获得释放，消极能量受到抑制。农村文化结构变化的量变积累将会导致质的变化，这种质的变化外在表现形式就是，由“农业文明”走向代表着现代化的“工业文明”。
促成农村文化结构变革如何用力？外力的作用点应该在哪个层次？作用于器物层次、组织层次还是价值观层次？中国当代农业发展史已经证明，这是很关键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只要能促使文化结构处于自洽和内在统一状态，可以在三个层次中任何一个层次着力，或同时着力。不过，让生产力尽速发展即在器物层次上着力应该是一个优先的选择，因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的变化，中国农民的价值取向，行为准则也就会改变。改变了的文化结构反过来又会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农村合理的文化建设可以加快文化结构的合理演变。可以预言，中国农业农村经济将在这种农村文化结构不断优化过程中走向现代化。
StudyontheEffectofFarmers，CulturalTraditiononEvolutionof
ModernChinaAgriculture
Abstract:ChineseculturaltraditioninruralsocietyplayanimportantroleonChina’sagriculturalevolutionduringthesecondhalfof20century.TheauthorsupposeatheoryaboutculturestructuretodiscusstheeffectofChina’sfarmers’wayofthinking,valuesandotherculturalelementsonagriculturedevelopment.Thearticleusesthetheorytoanalyzethechangeinagriculturefrom1949to2000.Accordingtotheauthor,governmentshouldpaygreatattentiontoculturaltraditionandcultureconstructionincountrysideinordertoreachasuccessinpolicyandsystemarrangement.
Keywords:ChineseculturaltraditioninruralsocietyculturalstructurestructuralfunctionevolutionofmodernChina，agriculture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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