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民族都有它所不能离开的特殊自然环境。这个环境也就从多方面给予这民族以莫大的影响。单就气候一项来说，比方俄罗斯那样苦寒的地方，人们时时感到受自然环境的压迫，郁积于心，结果就形成勇猛阴鸷的民族性。也许因为终年蛰伏的时候多，在屋子里静坐凝思，从炉边闲话中，许许多多的计谋便容易打好稿子。在印度则不然，终年炎热，精力蒸发，人们露宿的时候多，仰观星斗，近听恒河，而感觉生灭无常，生命渺小，于是崇拜宇宙发生印度教及佛教的思想。中国的气候是温带性的，它的文化始自黄河大平原，然后至于长江流域。温带的气候，没有酷热严寒，因此养成趋向中和的民族性，中和的思想便容易发达。
说到中国与外界的接触，在印度的佛教未进入中国以前，可以说很少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因中国以前接触的均是文化较低落的民族，如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他们往往是受中国文化所沐浴，受我们的同化。印度的佛教在汉末已进入中国，至唐代为止，所予中国文化的刺激最大。但佛教文化也是和平的思想，而不见阴险残暴的成分。随后到了明末万历年间（三五年前），西洋思想也与中国接触了。当时西方正是伽利略、牛顿的时代，耶稣会的教士们，带着新兴的科学思想来到中国。他们的目的，本为传教，但为了适合中国的传统思想并博得宫廷的欢心，他们一方面不反对中国崇拜祖先的习俗，认为是慎终追远，一方面将天文、数学的理论，天文的仪器，乃至日用的钟表等进贡到中国的朝廷。教士中竟有屈身作钟表匠的，希望得朝廷的信任。那时最有名的教士如利马窦、南怀仁、汤若望等很为一班朝野所欢迎，汤若望并且主持了中国的钦天监。只可惜传教士中，对于传教的手段，内部发生矛盾，有的认为前面一派人士的作风是离经叛道，更不当涉足宫廷，因此跑到教皇那面去告状。同时明末以后，清朝的大君之中，雍正是最反对西洋教士的。他自己是个喇嘛教徒，即位以后，即将那些教士赶跑，这一段时间，前后不到百年。一直要到鸦片战争后，中国方与西方科学思想再度接触。不然的话，中国的科学化要早三百年。
现在我们再来看中国文化的遗产。上古已古不谈，因没有确靠的材料，比方说尧典舜典都不是当时的作品，是假的。为了求材料的可靠起见，我们最好从周秦诸子说起，按时代的递嬗，来看思想的变迁。分时代本不容易，例如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可谓是划时代的，但这个时代的思想虽然有大的改变，却不是一切都变，还有它未变的成份。我们讨论到中国的思想，姑且按下面几个时期来划分：
一、诸子时期这一个时期是从西周起至董仲舒主独尊儒术前为止，乃学子最发达的时期。西周三百年是个封建时代，到东周以后，虽然仍为封建，但已经不是定于一尊，而变成霸权争雄的局面了。所谓霸权，争的是执牛耳，即是盟主，因为各邦国会盟的时候，必杀牛歃血为盟，由盟主执着牛耳去杀牛，因此通常称盟主为执牛耳。因霸权鼎盛，社会上合纵连横之说遂兴。各邦国的君主，皆欲收罗人心，招养士子，以为己用，最大的士子如苏秦，竟作到六国的宰相。上面所说的纵横家，不过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其他尚有儒家、墨家、法家、道家、农家、兵家、名家、阴阳家等。最要紧的，却是儒道墨法四家。儒家的代表人物首推孔子。孔子在中国恰和释迦牟尼在印度、苏格拉底在希腊一般，同在一个时代，而这个时代又都是他们所代表的民族，文化最发达的时候。孔子注重私人讲学，没有采用宗教式的组织。道家则不然，除广收门徒，开有讲座外，还含有宗教式的组织兼以实行。但道家并非道教，道教是张道陵所创，是世俗的迷信。冯友兰先生曾将中国道家分为三派，一为杨朱式之道家，一为庄周式之道家，一为老子经典派之道家。至于道家之是否为老子所创，尚是疑问，不过老子确有其人，比孔子老，孔子曾问礼于他。四家之中墨家是主兼爱非攻的，代表人物是墨子。法家的巨子是韩非，申不害，法家盛于秦，秦始皇就是以法家统一中国的。如商鞍就是法家。这四大家在中国此后的时代思想中，均有他们的成份。其他如公孙龙的名家，许行的农家，孙膑的兵家，都可惜没有充分的发展，不然中国的逻辑学、农学、兵学，早就该有很有系统的学说成熟。
自秦以后，汉初名君中，高祖崇尚法家，萧何定律，他便是个法律专家。汉高祖溺儒冠，对儒家不感兴趣。文帝尚黄老。武帝思想很复杂，后来他采纳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学时代便告结束了。
二、儒学奠定时期自汉武帝独崇儒术，至东汉末年为止，可称为儒学奠定时期，儒学在这时成了官定的国学，政府设有五经博士，经成为一种专门研究的学问。特别是儒家的经典，细细推敲研究，分别今古，成为汉学。汉学到郑康成马融，遂集其大成。
三、佛学时期佛教输入中国，始于汉末，盛于唐。汉末以后，中国进入大动乱的时代，经三国东晋而历五胡十六国，连年战伐，群情彷徨，受离乱之苦，又痛受北方异族的残杀、文人无力恢复，只知对面而泣。过去所谈的孔子之学，一时无从实现，人人想退而求个安身立命的归宿。因此与老庄之学接近的佛学，这时介绍到中国来遂大受欢迎。中国通称汉明帝梦金神而求佛，其实不然。明帝以前即有人拜佛，宫中亦有信徒，而佛像是在释迦牟尼死后五百年方兴，汉明帝虽然是做梦，也不能梦到个金佛像，因这时根本没佛像。佛教输入中国后，当时的佛学大师如法雅、道安、支遁等，皆以老庄的思想来诠释佛义，鸠摩罗斯也是个在中国宣扬佛教的得力人物。黄老之学与佛学合流，而蔚为思想的主流。但彼时谈佛教，谈的是禅机，重讨论，尚清谈，实际上未必个个笃信佛教。译述的经典，尚未成熟。以后经南北朝而唐，到唐玄奘自印度回去，大乘佛教在中国乃特盛。译述的经典也日益加多，由过去生粗的认识，进而至深邃的研究。佛学和老庄的思想，笼盖了一切。中国和印度的佛教有其不同之点，中国的佛教里，自己创造的成份很多，有些派别，在中国有的，印度没有，即使印度有的，而解释又各不同。中国有所谓十大派十三派，如唐三藏的法相宗、天坛宗便是自家所创。其中首重哲理的探讨，而于宗教的迷信部分却很少，只有密宗与净土宗算是有迷信的意味。
四、理学时期这一时期可以说是对佛老之学的一种反动，早在唐代佛老之学最盛的时候，已经在酝酿中了。本来儒学在唐代还是相当尊重，国家选拔人才，亦以儒学为准。到了唐末宋初古典派的儒家兴起，便力倡排斥佛老之学，先有韩李，后有欧阳修。唐至北宋这一段时期，也可以说是中国在自己创造佛教。冯友兰先生称这一派的人为新儒家，他们将儒学里面缺少的形而上学部分，加以补充，因孔子只讲人伦、社会、教育，不谈性理与天道。孔子不是不懂形而上学，他说过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就是性理之学。不过他不讲，他有另外的一种境界。宋儒吸收了佛教思想中的形而上学部分，融化后拿来补充儒学，成功了性理之学。他们决不承认理学是佛教的思想。理学之中又分程朱与陆王两派别。此一时期自宋至明为止。
五、朴学时期明末清初，中国思想上又发生了大的变动。此时中国已开始与西洋接触，耶稣会的教士将新兴的科学思想介绍到中国来，而又因受满族统治，革命的民族思想也发生了。由于西洋科学思想的接触，乃不再谈性理之学。如颜习斋、李恕等，均讲实用之学，研究数学与地理学。在儒学部分终而变为考据之学，用极严谨的归纳法来考据经典。而欧洲的学者如培根，却是拿科学的归纳法去研究自然。在反对异族统治的部分，在思想上变成了民主主义，如黄宗羲的原君原臣，反对专制，比卢梭的民约论，早了一百余年。这一时期的思想讲实讲考据，故又称朴学。至于此后的思想，由于鸦片战争，西洋思想再度进入中国，便进入到科学思想的时代了。
以上是中国思想变迁的大概情形。就中国本身的文化遗产而言，儒道墨法四家之中，可惜墨家法家早衰，只剩有儒道两家。道家因为加上了佛家的力量，故道家也成了中国思想中的重要部分。每一时代所着重的地方虽有不同，但思想的主流，总是少不了这几家的学说。
根据已经讲过的自然环境，文化遗产，外来影响，我们现在可以来看中国民族思想的特质。
一、尚人伦中国思想最重人与人的关系，是人本主义的思想。这个思想是儒家发达得最厉害，孔子讲仁、讲忠恕之道，所谓仁，便是将人的性格发出去，忠的意思是推己及人，恕的含义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处处都着重人与人的关系，要在好的人伦关系之上，建立一最发达最平衡的社会。孔子亦讲重名，“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民无所措手足。”因为当时名实不符，他希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尽其道。君有君应尽的责任，臣有臣当守的本分。父对子的慈爱，非为物质的目的，而系出于本心的慈蔼天性。子的孝父，亦不是为报酬、为名誉，是出于纯真。孔子还讲义。行而宜之谓义，尤其对朋友的关系重在义。其次也讲礼，讲智，他提倡人们从仁义礼智上去求发展。孔子以古来的思想，加上自己的理想，发挥人性想建设一个最和谐最美善的人伦关系。
二、去玄学中国思想少玄学的部分。孔子是见鬼神而远之，他的儒家思想里不谈宗教，只谈哲学的真理，伦理的哲学。他不否认宗教，不反对祭祀，祭祀是慎终追远，明德归厚。他所指的天命，也不是天父或神，而是真理。
三、集大成这一传统也来自孔子，所谓集大成主义、是融和一切。培根讲求知的方法，有蜘蛛式的吐丝法，蚂蚁的搬积法，蜜蜂式的采蜜法，孔子却讲集大成法，因为这样，中国便容易接受外来的思想。在西洋，哥白尼的地动说，达尔文的进化论，比人和猿猴同一祖先，均引起西洋人猛烈的反对。1922年美国有一中学教员，即因讲进化论，而被辞退。在中国却没有。中国很乐意吸收他人好的思想。
四、与自然融合中国的思想家，觉得人是自然系统中的一部分，与自然合而力一，只有在整个自然的中间，方可找到安身立命的地方。西洋讲征服自然，印度讲崇拜自然，中国则从了解自然之中，与自然合一。中国也有讲征服自然的，如荀子：“大天而颂之，孰若执天命而用之。”此天乃自然之天，但此说未盛行，中国的自然科学因此不能发达。
五、主容忍此一思想的特质，可以从对宗教的容忍上看出来。中国从来没有宗教的残杀，历史上确曾有过魏武帝、唐武帝、周武宗，三武杀僧侣的事情，但都是因为牵涉到政治的问题。如唐武帝杀僧侣，因为佛教徒要叛乱。至于韩愈、李德裕排斥佛老，所排斥的是佛教的组织，是因为僧侣不生产，并非在思想上反对佛老的哲学。而韩愈的至友之一还是个和尚。至于今日中国西北的回教问题，那更是政治的关系。
关键词：儒家思想；医疗保健；伦理决策；访谈；定性分析
一、引言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由于政治和经济的改革，中国社会经历了根本的改变。在这些变化的影响下，儒家思想为家庭以及与之相关的医疗卫生专业人员的日常行为提供了哲学基础[1]。学者对此进行了相关研究，例如郭照江[2]指出，儒家的道德观念，比如仁义，博爱和孝顺，在中国传统的医学伦理中起着关键的作用。范瑞平[3]指出，医疗领域实际上是儒家思想的某种延伸。
本项研究调查了中国医疗卫生领域中的伦理困境，以及儒家思想是如何影响医生和护士的伦理决策。山东是儒学发源、延展和研究的重阵，且相关的研究人员可以组织当地的医务工作者进行访谈，所以我们选择在山东省进行调研。研究在中国山东省的两所医院（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和章丘市人民医院）进行了小组访谈（医生11人，护士13人）。
二、分析和发现
以下5个从访谈分析中得出的主题反映了儒家价值观在相关领域的影响：1.病人的经济条件，2.家庭因素，3.儒家文化的影响，4.伦理决策过程，和5.伦理教育（见图1）。
1.病人的经济条件
疾病不仅会给患者到了躯体的痛苦，还会带来心理和社会层面的痛苦。社会层面的痛苦可以用疾病经济负担来表示，包括直接的疾病经济负担，间接的经济负担，以及无形的经济负担等。本研究的第一个主题是有关病人的经济承受能力对治疗的影响，也就是疾病经济负担造成的伦理问题。小组访谈中，病人经济承受能力经常被医生和护士提到，并且将之视为最紧迫的一个伦理问题（占15.2%的访谈内容）。鉴于过去三十年的医疗卫生领域的相关改革，原本对城乡居民免费的医疗服务不再由政府全部负担结果，对于大多数患者来讲，选择什么样子的治疗完全依赖于他们的支付能力。因此，经济条件在医疗卫生系统中产生了很多问题，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医生和护士的相关伦理决策。在研究中，医务工作者提到的伦理难题包括：是否给病人昂贵的治疗，是否继续治疗（在病人无法负担治疗费用的情况下），如何为病人制定切实可行的医疗计划，以及在病人由于无法负担相关费用而要求终止治疗时该如何去做等等。被访医生做出了如下描述：
在肾脏科，大部分的病人都是老年人。主要的问题是患者的经济条件。对于那些绝症患者，比如说，当没有办法完全治愈时，我们会告诉病人家属实情，由家属对是否继续治疗来做最终的决定。因此，最终决定是由家属来决定而不是由患者。许多患者会因为经济条件不允许而放弃治疗。如果患者选择继续治疗，他们家属的生活水平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这一点不仅提到了相应的经济因素，同时也提到了儒家观念的照顾病人与医院需要盈利才能生存之间的紧张关系。
2.儒家文化影响
儒家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学派。做为华夏固有价值系统的一种表现的儒家，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而山东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发源地，从山东走出来的孔子、孟子等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的宝贵资源。这个文化资源和伦理思想影响着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本研究的第二个主题是儒家文化对中国医务工作者的影响。在访谈中，13.5%的参与者提到文化和宗教因素对于他们的伦理决策有着不小的影响。根据儒家思想在中国医学伦理中的角色，医生和护士应该遵守传统的儒家价值观。访谈的医务人员做了如下说明：
在山东省，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对人们的社会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在偏远地区，特别是农村，医生们大部分的伦理决策是基于他们自身的文化背景。
对于所有的中国人来说，儒家思想是主要的道德观，儒家文化影响了中国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在医疗卫生系统，同时也在其他的社会领域，例如商业，政治以及教育等等。儒家道德观念深深地影响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互动。例如，儒家思想决定了医务从业人员的伦理观，而他们的伦理观又影响着他们的日常行为规范。有趣的是，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道德观与功利主义是相互矛盾的，并且直接导致了医务工作者的相关伦理困境。
3.家庭因素
在儒家文化背景下，个人是一个以家为核心的有机个人，社会是一个以家为核心的有机体。家庭不仅提供经济支持，而且提供情感支持，不仅承载人的成长和人的再生产等基本职能，更是一个神圣的伦理实体。在生命伦理视阈下，家庭具有关心成长、呵护健康的职责，具有共同负担医疗费用、共同承受医疗后果的功能。本研究的第三个主题是有关病人的家庭因素。在小组访谈中，有大约20.3%的讨论涉及到了这点。医生和护士将患者家属的态度或者是相关的家庭因素视为他们所遇到的一种伦理问题。特别地，家庭因素影响到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以及他们对病情的接受程度，这两点在西方的医疗系统中是很基本的观念。在中国文化中，是由患者家属作出最后的决定：是否继续治疗或者接受何种程度的医疗方案，医务工作者将遵从患者家属们的决定。在中国，通常情况下医生和护士是不会直接告诉病人们的病情，特别是那些绝症患者，但是他们却会和病人家属讨论病情。本调查的医务人员与护士提供了以下信息：
将真实病情告诉病人，这确实是个问题。比如说，在临床中，对于癌症，医生一般是不会告诉患者实情的。在中国，普遍来说，癌症患者都难以承受这些（实情），特别是对于那些教育程度比较低的患者。通常来说，对于病情很严重的病人，我们是不会告诉他实际病情的。
4.伦理决策过程
医务人员在医疗实践中经常会碰到伦理冲突，需要在道德规范之间、效果之间、规范与效果之间的进行权衡，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式就是是进行伦理决策，本研究的第四个主题是有关医务工作者的伦理决策过程以及医生和护士们用来解决这些伦理难题的相关方法。在研究中，有13.5%的访谈内容是有关这一点的。当遇到伦理难题时，受访的医生和护士谈到，他们会向他们的上级主管或者所在医院去报告这个问题，或者与自己的同事进行讨论，而不是根据已有的道德规范或者特别的解决方法来独自作出判断和决定。从访谈中可以看出，相关决定的作出是取决于医院内的等级制度，而非医生或者护士个人，这一点也与儒家思想中的等级观是一致的。
被访医生作出了如下描述：
有时侯，病人是在很紧急的情况下被送到医院的。如果病人并没有钱，通常情况下，我们没有办法作出决定。我们会把情况汇报给医院领导，如果他们签字，我们就会继续给病人治疗。有时，当我们面对这类的困境或者难题时，我们会和主管或者同事来讨论。如果科室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会把情况反映到更高一级的领导，一般来说也就是医院的管理部门。我们会和他们讨论这个案子，不然的话，这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个很严峻的问题。
对此主题，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传统的儒家思维模式。一般来说，相关决策的作出，是由于儒家的管理等级观所致。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儒家思想倡导在不同的社会系统中都建立相关的等级制度[4]。而对于中国医院管理的等级制度来说，是遵从基层医生或者护士，到他们的主管，到科室主任，再到医院的领导这样一个顺序。因此，中国的医务工作者在解决相应的伦理问题时，都要按照这个顺序来进行。通常来讲，医院的管理层是最终的决策人。有时候，如果问题非常棘手，更高层级的主管部门会作出最终的裁决[2]。另外，服从上级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情况。在本研究中，医务工作者的伦理决策过程反映了传统的内在的儒家价值观，特别是有关维护社会秩序和道德服从的方面。
5.伦理教育
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和医学模式的转变，医学与人的生存、发展关系越来越密切，医学伦理教育逐渐得到人们的重视。最后一个主题是有关医生和护士所接受到的伦理道德教育。在小组访谈中，有大约7.6%的内容提到了这一点。在（1966-1976）以前，中国并没有系统的生物医学伦理教育，所有的道德教育都是与儒家思想有关。在之后，特别是在最近的二十年里，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儒家的价值观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得到了复兴，尤其是通过媒体（例如很多公共论坛，教育节目，以及电视和互联网的演讲都在讨论相关的伦理问题。）特别地，在中国的医学院里，虽然提供了一些伦理道德教育，但是却非常的空泛，并且这些教育仅仅是为了满足获得相关的专业认证的条件而已（范瑞平，2006）。另外，在访谈中，医生和护士都提到，在他们毕业之后，在工作单位中，接受到后续的相关伦理道德教育不是很系统。受访医生谈到了以下内容：
如果医生是在很久以前毕业的，那么在当时是没有相关的医学伦理道德教育的。而且，在医院里，也很少有相关的伦理道德培训。
实施医学伦理教育不仅是培养德才兼备的医务人员的重要手段，也是医务人员解决医学难题促进医学发展的重要途径，有利于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缓解医患矛盾。因此需要加强医院医生的继续教育，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创新发展。
三、结论
从1978年以来，由于大规模的社会和经济改革，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计划经济转变成市场经济。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以及医疗卫生条件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同时，这些改革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医疗系统，并且中国的医务工作者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也将面临许多新的伦理困境或者伦理问题。除了经济快速发展这个因素外，传统的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思想继续极大影响着中国医疗从业人员的思维和工作模式。本项研究的结论并不能推广到所有的医生和护士，但它却揭示出一些有趣的观点。第一，患者的经济承受能力在整个医疗卫生体系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它决定着患者的医疗方案并且直接影响着患者家属的态度以及他们对治疗方案的意见。第二，儒家的道德观，例如仁义，礼和孝道，影响到了医务工作者的观念和行为。由此，本项研究揭示了山东省医疗从业人员间的某些哲学关系。
下一步的研究可以在中国的其他省份展开，也可以采用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由大样本调查问卷所采集的数据，分析出的结果会更具有代表性。同时，我们也可以就中国不同地区间的文化差异和经济发展差异为基础，来调研各省医务工作者所遇到的伦理问题有何不同，以及他们是如何来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的。
参考文献：
[1]Bowman，K.W，Hui，E.C.（2000）.Bioethicsforclinicians：20.Chinesebioethics.JournalofCanadianMedicalAssociation，163，1481-1485.
[2]范瑞平（2006）.儒家的孝顺思想和对年长父母的长期照顾.医保伦理委员会讨论会18，1-17
[3]郭照江（1995）.中国儒家文化和医疗道德传统.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21，239-246.
[关键词]新儒学；女性；视角
中图分类号：B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1-267-01
一、新儒学的重要性
中华民族作为数千年传统的礼仪之邦，数百年来，国人以“融会”、“容纳”为满足，停留于发现中西文明在表面上的所谓“相似”，亦步亦趋、以投机取巧地模仿为得意，实则了中华传统的革故鼎新精神。
人们似乎很少意识到，这其实不是中华传统的思维方式，而恰恰是堕入“二元对立”的陷阱思维。因为把谈“融会”、“容纳”与谈差别作为势不两立的对垒，其中只有一种谈“融会”、“容纳”才是绝对地正确。这种思维定式之所以流行，之所以时髦，其原因是由于它是单向的、简单的、不费力的，不用多做更深更复杂思考。学理和逻辑恰恰告诉我们，真正要搞“融合”的、搞“容纳”的，你不去认识“差别”、不去对照、不去讲“不同”，所谓“融合”、“容纳”，不过是白说而已。
不知“差别”为何物，是无从晓得“相似”为何物的。弄懂差别才能真正认识表面上的所谓“相似”；所谓“相似”，不应当是在“我们都是人类、所以都一样”这样简单前提条件下的想当然而出的结论。如果这样的说法成立，就不需要学术了。大象的腿与兔子的腿都叫做腿，都是动物，但只是表面上、抽象意义地“相似”，而在本质上、结构上却是天壤之般差异。所以新儒学要通过中西文明的比照，要发现差别，大讲结构性差别；当然，认识差别、讲结构差别的目的是为了通过态度上、方法上去对“融会”和“容纳”的努力。
二、女性创新角度看“新儒学”
儒学随着社会的发展已经与日俱新，这一切都意味着：新儒学必须将视野有效地延伸至中西两种文明比照的宽阔视野。
由于数百年来中国文明传统的叙述严重受到西方宇宙观、思维方式、价值观和叙述话语的影响，使得中国人如果不开始进行中西两种文明的比照视野的拓展，不知己知彼地实现对中西两种文明重大结构性的差异深刻理解，我们就无法意识到在今日世界格局中自己的位置，就不能看清自己的处境和角色；而要看清眼前的局，要明辨眼前的道路，要有文明的自觉、自信和朝向自强的方向，首当其冲的一步，是要弄懂中西两种文明重大结构性的差异。因此从女性的角度看新儒学，创新是具必然性和自然性的，不是刻意性的。不应该是人为的、为创新而创新，而应该是如不创新，就不堪称“儒学”。其中之关键，就是所谓创新是否符合儒学和中华文化传统结构。新儒学犹如女性，有着柔弱的一面，但是懦弱不是儒家，儒者眼里不揉沙；要有斗争精神。儒家倡导的不是一团和气的和谐。
21世纪的今天恰好为我们这样做准备了成熟的条件：第一，有人类世界前所未有的近距离接触，为文明之间的对话带来了空前的契机；第二，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曙光在即，中国的物质能力已经成为中国在文化上开步的支撑；第三，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越来越使得她不能不展开对世界审视的眼光，一改内向自勉的旧性格。儒家思想传统是开放的，不是保守的，张开双臂拥抱世界是儒家思想的内在逻辑。今天，也只有途径中西两大文明比照所达到对二者结构性差异的深刻认识而产生对中华文化的自觉、自信、坚定、图强。
三、现代新儒学的新路径
21世纪的时代不再是处在现代，而是处在后现代。现在的形势才是我们等到的使得儒学传统再次光大、传承和创新的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中华的文化英雄老子和孔子，堪称西方后现代思想意识的人物。是这样的西方思想传统发生变化的现实和西方私人资本全球化经济的每况愈下与衰落，让儒学和中华文化面临了空前未有的光大、传承、创新的历史契机。
创新是具必然性和自然性的，不是刻意性的。不应该是人为的、为创新而创新，而应该是如不创新，就不堪称“新儒学”。其中之关键，就是所谓创新是否符合儒学和中华文化传统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