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发展经济学中的“两缺口”模型指出,一国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会遇到储蓄缺口、外汇缺口、技术缺口等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而引进外资是弥补这些缺口的有效方式。然而,日本在经济腾飞的过程中几乎一直保持着极低的外资依存度。本文试图从日本资本来源、外汇来源、技术来源三方面探讨日本在极少依靠外资情况下的“内资型”缺口补偿模式。
关键词:“两缺口”模型外资依存度缺口补偿模式人力资本
“两缺口”模型概述
“两缺口”模型主要考察了储蓄约束和外汇约束与外资利用的关系。开放经济条件下,从供给方面看,一个国家的国民收入可表述为:Y=C+S+M(国民收入=消费+储蓄+进口);而从需求方面可表述为:Y=C+I+X(国民收入=消费+投资+出口)。由于总需求恒等于总供给,则将上两式整理可得:I-S=M-X。I-S为投资与储蓄之差,称为储蓄缺口,是指国内储蓄不足以支持投资的扩大,从而形成投资约束;M-X为进口与出口之差,称为外汇缺口,是指有限的外汇不足以支付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的进口,形成外汇约束,阻碍国内生产和出口。引进外资可以同时弥补双缺口,既减少外汇不足的压力,又节约了国内储蓄。
因此,“两缺口”模型建议发展中国家通过引进外资的方式弥补国内“资本缺口”,从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日本利用外资概况
“国家的外资纯输入与国内总资本形成依存度的比率,这个比率又称为外资依存度。”通过观察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外资依存度不难发现,现代经济增长时期,日本的资本形成中外国资本所占的比例很小,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依然保持着极低的外资依存度,远低于世界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一国工业化的初期对外资的依赖程度都很高。比如加拿大、奥地利的资本形成,30%以上依赖于外资。意大利、挪威、澳大利亚的外资依存度都超过10%,与此相比,日本的工业化中外国资本的作用很小(南亮进,2002)。尽管如此,日本仍然实现了经济飞速发展。那么,其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必须的资本、技术、劳动力从何而来?如果不通过外资渠道补偿,那么日本是如何补偿这些“缺口”的呢?
日本的缺口补偿机制
(一)资本来源
资本形成所需要的资金来源,一是外国资金的纯输入,二是国内储蓄。日本的外资依存度较低,其工业化发展过程中需要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内储蓄。日本的储蓄率与其他国家相比也有着鲜明的特点:
储蓄率高。南亮进将1988年日本的储蓄率与其他35国进行对比。35国的均值是22%,而日本的储蓄率是34%,大大超过其他国家。
储蓄率呈上升趋势。日本的储蓄率随人均收入的上升逐渐增高。尤其是个人储蓄率的上升,是促进日本储蓄增长的主要因素。
南亮进认为,日本的经济增长是“投资主导型”增长,即拉动经济增长的牵引力是国内投资。而日本的外资依存度低,用于投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内储蓄。储蓄占据了资本积累的绝大部分,数额高而不断增长的储蓄为国内投资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储蓄率的上升带动投资的增长,投资的增长又带动了经济的增长。因此,国内储蓄为日本的工业化提供了资金来源。
(二)外汇来源
日本的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的不断扩大,对于日本外汇缺口的补偿功不可没。出口对日本经济增长的第一个贡献是创造了有效海外需求。第二个贡献是赚取了外汇,提高了进口能力。这一点对于自然资源几乎全靠进口的日本来说意义十分重大。在工业现代化过程中,由于生产能力的扩大,日本每年进口大量的原料资源,使国际收支常常出现赤字,引起了外汇危机。但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的国际收支出现了大幅度的黑字,外汇储备状况也得到了显著的改善。据统计,到了1971年,日本的外汇储备突破了100亿美元大关,达到了152亿美元,占资本主义世界的11.7%,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
日本国际收支的这种大幅度的黑字增加,主要是由对外贸易的巨额顺差所取得的。而日本在贸易收支上能取得如此巨额的顺差,是由于出口贸易的急剧扩大。出口贸易的扩大又得益于日本出口贸易结构的变化和日本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能力的提高。
日本在进入资本主义后,很长一段时期主要发展轻工业,出口贸易也以轻工业为中心。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轻工业品的出口仍占到50%以上,重工业品只占30%左右。但是,从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日本经济进入以发展重工业、化学工业为中心的高速发展时期,轻工业比重逐渐下降,重工业比重迅速提高,到了70年代中期已达到80%以上。
总之,日本的主要工业品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理念的基础上,增强了国际竞争力,扩大了国外销售市场,从而促进了整个日本对外贸易的发展。而对外贸易的大量盈余和外汇储备的增长,增强了日本的经济实力,并为工业化和现代化提供了大量的外汇和资金,弥补了发展过程中的“外汇缺口”。外汇的增加又进一步为技术进步和进出口贸易的发展积累了资本,促进了出口贸易的增加,从而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带动”的发展模式,实现了经济的腾飞。
(三)技术来源
根据后发优势理论,经济技术落后的国家通过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成果,可以跨越技术创新阶段,直接进入商品化生产阶段,能够节省创新阶段所必需的大量投资和时间,可以绕过过时的技术发展周期,直接问鼎新一代的技术成果,从而缩短与先进国家的技术差距。以日本为首的东亚国家和地区正是充分利用了技术后发优势才获得了经济发展的奇迹。
日本是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并结合本国具体情况吸收、消化并创新技术的成功经验的代表。日本仅用60亿美元就在战后的十几年时间里,通过技术引进掌握了欧美历时半个多世纪耗资2000亿美元研制出来的先进技术。正像南亮进所说:“日本是格雪克隆假说――即拥有相对后进性的国家可以依靠引进技术而取得快速发展的典型例子。”(南亮进,2002)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走上了一条“自我依赖式”(刘洪钟,2001)的产业发展之路。它更注重采用许可证安排而非外国资本直接控制的方式吸引西方先进技术。在以许可证安排引进技术的方式得到加强的同时,外国直接投资却一直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例如,1970年到1980年,日本的技术进口价值总额(向外国专利版权及其他非金融无形资产所有者支付的专利使用费和技术转让费)达到94.51亿美元,而从1951年到1980年,进入日本的外国直接投资总共只有29.79亿美元。1987年到1992年,日本的技术进口总值比其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总额大了近10倍;如果与法国、英国、德国、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日本的技术进口总值是它们的2-3倍。
日本非常重视对西方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不仅仅要“引进来”,还要想方设法变成自己的,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发挥着积极的主导作用。比如,当1876年贝尔电话发明后不久,日本政府很快就意识到了电话的重要性并积极鼓励国内厂商进行独力生产。日本工程师们利用原始的车床和有限的生产设备努力尝试复制进口的电话装置。到1885年,政府部门工人按照国外模型总共生产了252部电话。当发现他们所生产的电话不如进口电话时,日本政府开始选择与外国生产者合作的方式来满足国内需求,并选派人才到国外进行生产学习考察。
由此可见,日本并不是靠外国直接投资来获得先进技术以弥补工业发展初期的“技术缺口”,相反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日本对于利用外资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笔者认为,日本是以对外贸易的方式获得先进技术的。并且在引进的过程中,注重消化、吸收,使自己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结论
通过对日本外资依存度和利用外资状况的分析,笔者认为利用外资是解决“两缺口”模型问题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即利用外资确实可以使一国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得到资本、外汇、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理念等经济发展的必备基础,然而,外资并非弥补这些“缺口”的唯一方式,日本的“内资型”缺口补偿模式就提供了一个主要依靠本国力量也能实现经济发展的例证。
笔者认为,依靠内资并不等于闭关锁国,与世隔绝,那样就违背了当今经济全球化、国际贸易迅速发展的大趋势,闭门造车绝不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内资型缺口补偿模式应包含三方面含义:
一是资本来源主要依靠国内储蓄带动投资,而较少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根据索洛模型经济增长理论,国内储蓄的增加能提高人均资本存量,从而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
二是注重将“外资”转化为“内资”。在弥补技术缺口方面,经济发展初期的日本并不具备先进技术这项有利“内资”。然而,日本积极从西方国家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更重要的是日本注重将西方国家的技术“外资”转化为本国“内资”,并通过吸收、内化、创新技术,提高了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扩大了出口,在技术上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三是重视人力资本的作用。笔者认为,“两缺口”只考虑了储蓄、外汇、技术等因素,却忽视了人力资本的作用。人力资本也是一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推动因素,甚至是决定性因素。
南亮进在分析日本吸收先进技术的社会能力时指出,构成日本社会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各种人才资源。对技术引进直接做出贡献的是技术人员。从明治时期开始,外国科学家就开始在日本的工科大学教授近代科学,外国工程师就开始在工厂中指导进口机器的使用。后来,日本政府又经常派遣科学人员到国外学习新技术并引进到国内。
可见,优秀的人力资本使日本有了将国外先进技术“内化”的能力,从而实现了日本在短时期内的腾飞、赶超。而这种优秀人力资本的背后是日本完善的教育体系,是国家对于教育的重视。教育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在人力资本的积累过程中发挥着最为基础性、关键性的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教育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综上,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除了要弥补资金、技术缺口,更要注重弥补自身的“人力资本缺口”,更进一步,要着力弥补“教育缺口”。虽然,对于人力资本和教育的投入是长期的,真正见效或许要经历几代人的积累和努力,但这种重视和投入却是一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进步所必须付出的。
参考文献:
1.[日]南亮进,毕志恒,关权译.日本的经济发展[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
2.[美]萨尔瓦多,朱宝宪译.国际经济学[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3.金明善.日本经济:昨天、今天、明天.辽宁民族出版社,1992
4.刘洪钟.东亚跨国直接投资轨迹研究[M].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
5.高波,张志鹏.发展经济学―要素、路径与战略[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6.儒.产业升级―开放条件下中国的政策选择[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7.杨筠.“两缺口”模型中国悖论的成因[J].特区经济,2007.7
8.王学军,朱伯乐.“两缺口”模型与我国利用外资的思考[J].经济观察,2007(8)
关键词：美国；对华投资；减少
1近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概述
美国对华投资的项目数、合同外资及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从绝对数目来看不断增长，但自2000年以来，美国合同外资金额占全国的比重却是逐年下降的，对华投资项目和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在2000年经历了一定幅度增长后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表1）。2006年美商在华投资新设立企业3025家，比2005年同期下降14.33%；合同外资金额120.44亿美元，同比下降10.86%；实际投入外资金额28.65亿美元，同比下降6.41%。2006年，美商新设立企业、合同外资金额、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分别占全国同期吸收外资总量的7.73%、6.22%和4.55%。美国对华投资的特点主要是以跨国公司为主体，技术起点较高。美国企业注重长久的战略发展，在转移生产基地的同时，转移核心技术，美国以我国东部商业地区为重点投资区域，其投资最多的省份为江苏、浙江等全国商业繁华的地区。而且经营状况良好，商务部研究院的调查显示，在华投资六年以上的美国在华企业中，8l％的企业盈利颇丰。与其全球利润率相比，美国在华企业平均收入增长和盈利状况均高于其他地方，2002年，有42％的美国在华企业利润率超过了全球利润率，而到2004年达到75％的美国在华企业利润率超过了全球利润率。
2近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减少的原因分析
2.1美国经济不景气使其对外投资大大减少，对华投资因而受到影响
2001年美国经济结束了十年的快速增长期，经济增速开始放缓，经济的不景气使美国企业对外投资也大大减少。2001年美国直接投资流出量比2000年减少12.4%，2004年直接投资流出量虽有较大增加，但2005年直接投资流出量却是-127.14亿美元，表明资本的回流大于资本流出。1998年到2001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年均增长率为13.4%，而2001年到2005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年均增长率只有9.1%。2007年美国经济增长2.2%，为近年来最低水平。2008年美国经济继续呈现疲弱态势。反映制造业发展状况的ism制造业指数在1、2月连续低于50，处于走弱状态。总体建筑支出1月份下滑1.7%，降幅为14年来最高水平，已连续4个月下降。其中住宅建筑支出较上年同期下降19.4%。新屋销售2月份降至13年来最低水平，下降1.8%，连续4个月走低。个人实际消费增长自去年12月起基本处于停滞状态，2008年3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降至64.5。在楼市降温、次贷危机恶化、经济增速放缓情况下，就业市场严重受挫。2月份美国非农就业人数下降6.3万，创5年以来最大跌幅，当月失业率为4.8%，3月份进一步升至5.1%。
2.2美国的投资政策对美国企业在华投资产生不利影响
一般而言，美国海外投资的优势在于技术的先进，因此对外投资大多在不同程度上涉及技术的输出。美国政府在技术输出与转让方面虽然较为开放，但仍有诸多限制。《1979年出口管理法》规定，除了可以向加拿大直接输出多数商品和基础数据外，美国向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出口的所有商品和技术数据都必须获得由商务部出口管理局签发的普通许可证。
2.3发达国家交叉投资的上升对我国吸纳美国投资产生不利影响
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一直是美国对外投资的首选，约占其直接投资总额的50%以上，而加拿大由于与美国在地理空间上的邻近，也占有美国直接投资总额的10%。近年美国对我国直接投资减少的同时，对部分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增长却较快。2001年到2005年美国对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直接投资存量，年均增长率达到42.14%。促进发达工业国家之间交叉投资上升的因素在于这些国家政治社会经济制度的相似性，劳动力素质比较高等因素。因此投资环境的优劣及因投资环境决定的生产效率仍然是影响美国直接投资地域分布的综合因素。尤其是美国大型跨国公司内部组织结构相当复杂、对投资环境的要求相当严格，对各类风险，特别是对国家风险和政治风险的防范意识相当强烈。所以对华投资至今没有脱离试探阶段，与中国投资市场的巨大吸纳力很不相称。
2.4中国本身存在一些吸引投资的局限
（1）外商投资产业政策的局限。目前，外商投资产业政策的基本缺陷是对外商投资的管理和引导仍然偏重于审批管理，而忽视用市场手段进行引导。外商投资的所有项目，都要由中央或地方政府进行立项及合同章程审批。由此而导致了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的开放度不够，限制类项目过多，而鼓励类项目却缺乏真正力度。
（2）吸收外商投资载体的局限。由于我国经济和企业发展的现实状况，至今为止我国引资的主体都是国有企业。但完全市场化的外商投资与国有企业在经营目标、经营理念、经营机制、管理模式等方面都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并且近年尚未合资的国有企业优质存量资产也越来越少，导致近年外商控股甚至独资企业越来越多。而我国经济中最有活力的民营企业，与外商的合资合作在本身水平较低之外还受到各种政策的局限。
3对我国今后利用美国直接投资的思考与建议
3.1改善中美关系，保持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
我们一方面要严格遵循国际贸易准则和wto的承诺，提升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优化贸易结构，积极而有效地规避中美贸易中的摩擦。另一方面应加强与美在华企业的沟通，尤其是要推动大型跨国公司对美国政府发挥积极影响，通过他们将更多真实情况反馈给美国公众及决策层，帮助缓解与中美贸易摩擦相关的一些热点问题。
3.2改善投资环境，增强美国企业投资我国的信心
要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完善与投资有关的法律法规，加大保护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提高政府行政效率，从而实现对美引资多层面的推进。
3.3扩大服务业市场准入，促进美国对服务业的投资
服务业是美国对外投资的第一大产业，也是美国在世界上占有绝对优势的行业。虽然入世后，美国对我国服务业的投资有较大增加，但美国对我国服务业的投资比例总的来说仍远远低于其对亚太地区投资和对外总投资中服务业所占的比例，这和我国许多服务业具有垄断性质和对外开放程度低有很大关系。因此，应逐步扩大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消除体制和政策障碍，促进美资流入服务业。
3.4改善吸收外商投资方式
近年来，收购、兼并逐渐成为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主导形式。跨国收购、兼并所以能够实现，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有载体，即东道国有值得收购、兼并的企业；二是有适宜的环境，使外资进行的收购、兼并能够顺利实施。对于我国来说，前者有优势，而后者却极为欠缺。尤其是缺乏兼并、收购所必需的法律和政策环境。
3.5改变吸收外商投资要素优势
我国吸收外商投资主要依靠两方面的优势，一是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丰富而且廉价；二是市场广阔，开拓余地极大。但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贸易自由化的加深，以及技术创新突飞猛进，廉价生产要素对于吸引外商投资的作用相对减弱；国内市场则由于生产能力的急剧增加、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增长缓慢造成阶段性饱和，大部分产业出现供过于求状况，市场优势也在减弱。因此我们需要在技术创新能力、劳动力素质、市场机制、服务体系方面做出改善来创造吸引外资的新优势。
参考文献
［1］李楠.美国对华投资在其对外投资中低地位原因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07，(8)．
关键词涉外税收优惠，外商直接投资，优惠方式，企业所得税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改革初期所形成的以区域性优惠为主的多层次涉外税收优惠格局已经难以适应现阶段的经济发展要求，税收优惠政策在扩大外资规模、提高外资质量、增强外资使用效率等方面的促进作用日渐不足。因此，根据当前的经济发展需要对现行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进行调整，将十分有助于继续发挥该政策在吸引外资过程的导向作用，对于提高我国利用外资水平，保持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涉外税收优惠政策中的主要问题
(一)区域倾斜过度，加大了地区间的发展差距
我国现行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的主体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在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通过东部带动西部，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目标指引下，当时吸引外资的大量税收优惠措施都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并使得我国的涉外税收优惠呈现“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逐渐递减的区域性倾斜特征。
不可否认，区域倾斜的税收优惠政策在提高东部地区的引资能力、加速当地的资本形成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并有效促进了东部地区整体经济的高速发展。但过度的倾斜，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中西部地区的招商引资变得相对困难，导致外资在我国的地域分布上逐渐失衡(见表1)，从而间接加大了区域经济间的发展差距。
(二)缺乏产业导向性，引致外资的产(行)业分布结构不合理
长期以来，我国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的着力点一直放在吸引外资的数量和规模上，并没有过多地考虑如何与我国的产业发展政策相结合，来有选择性和针对性的吸引外资，导致国家重点发展的产业引资相对不足、外资投资结构不合理等问题。
从目前我国国民经济各行业的情况来看(见图一)，fdi中的绝大部分投向了第二产业中的传统制造业和第三产业中的房地产业，而国家重点发展的农林牧渔业、科教文卫等行业吸引fdi的数量只占fdi总量的七分之一左右，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家的产业政策导向相背，无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三)优惠手段过于单一，不利于提高引资质量
我国现行的涉外税收优惠偏重于采用优惠税率和税收减免等直接优惠方式，对于被国外广泛采取的如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间接优惠方式应用较少。单一的直接优惠手段，虽然具有短期效果显著的优点，但在促进企业引进先进技术以及加速技术改造升级等方面并没有太多的激励作用，而且过于直接的优惠措施还易于被纳税人利用来进行偷逃避税，扭曲税收优惠的引导作用。
此外，由于世界各国对本国公司境外投资所得的税收政策不同，使得我国对外资企业所实行的低税率等直接优惠措施的主要受益者是几个国际避税地，而如美国、日本等不少发达国家并未获得太大优惠。因此，从提高引进外资质量和增强外资使用效率的长远考虑，现阶段的税收优惠方式还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
(四)过度优惠，影响内费企业的正常发展
在理论上，涉外税收优惠可分为全面优惠和特定优惠。我国涉外税制创立之初，为了弥补当时投资环境存在的缺陷，并考虑到国内税制本身也面临着较大的调整，所以选择了全面优惠的方式。
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我国在改革开放后提供给外资企业税收优惠的范围之广、幅度之大以及时间之长都是罕见的。近年来，随着大量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的不断出台和流入我国的fdi逐年增加，有关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问题逐渐开始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外资企业所享受的各种“超国民待遇”，特别是其在所得税税率上与内资企业的不平等，削弱了内资企业的竞争力，不但有悖于公平竞争的要求，而且不利于民族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
此外，由于内外资企业待遇的差别过大，还使得部分内资企业总是想方设法与外资拉上关系，以享受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于是直接引发了“假外资”的现象，这些“假外资”在迅速消耗我国有限资源的同时，更对内资企业产生了巨大的“挤出效应”，加剧了内资企业的人才流失和下岗失业等问题的出现。
二、调整我国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的路径
现行涉外税收优惠政策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利用外资的效率，并对国内经济的正常运行产生了一定的阻碍。因此，从提高外资利用水平，保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角度出发，需要对涉外税收优惠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
(一)建立以产业性优惠为主、区域性优惠为辅的涉外税收优惠体系
建立以产业性优惠为主、区域性优惠为辅的涉外税收优惠体系是指涉外税收优惠政策要着力加强与国家产业政策和产业发展战略的协调配合，把外商投资的重点引导到我国急需发展、鼓励发展的产业上来，以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产业间的均衡发展；同时，通过逐步减少东部沿海开放地区的多层次税收优惠以及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招商引资的税收优惠幅度，将外资引入中西部地区，充分发挥外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缩小地区间差距，实现东、中、西部地区的良性发展。具体而言：
1.制定明确的产业性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外资投向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提高流入第二产业的外资质量。首先，通过加大对农业等第一产业的税收优惠幅度，吸引外资、引入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加快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速度，缩小与发达国家农业产业化水平和农业组织化程度的差距。其次，给予投资水利、能源、交通运输等基础产业的外资企业更具吸引力的税收减免措施，以缓解我国基础产业发展滞后的局面。同时，为了促进外资向知识型现代服务业流动，提升我国的文化、教育等行业的发展水平，有必要对相关的外资企业提供明确的税收优惠。此外，就第二产业而言，在一些我国已经占据世界领先地位的诸如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以及电视、冰箱、空调等一般电信设备制造业领域，可以逐渐减少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于我国现阶段水平与世界差距较大的计算机、电子通信设备、航天航空、生物制药等高科技的新型制造业则应实行幅度较大的税收减免和优惠，以鼓励外资的进入。
2.调整税收优惠的地域倾斜方向，鼓励外资流入中、西部地区，努力实现区域均衡发展的战略目标。首先，减少东部地区的涉外税收优惠措施。目前，我国东部沿海开放地区的经济水平较为发达，投资环境也相对优越，税收优惠政策已经不是吸引外资的主要因素。因此，对于该地区，除保留具有示范效应的特殊性区域优惠和延续原有优惠政策执行至期满外，应逐步减少直至取消其余的税收优惠。其次，结合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综合考虑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等特殊情况，制定一套合理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引导外资投向国家急需发展的地区和产业，提高外商投资对中、西部地区gdp增长的贡献率，促进中部崛起和西部发展。
(二)改进优惠方式，加强间接优惠的调节力度
涉外税收优惠方式主要包括以税收减免、税率优惠为代表的直接优惠和以加速折旧及投资抵免为主要形式的间接优惠。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习惯采用短期效果显著的直接优惠方式来吸引外商投资，发达国家则青睐有利于增强企业发展后劲，易于体现国家产业政策的间接优惠方式。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综合国力日渐提高、市场经济不断完善，招商引资的政策重点已从单纯追求外资数量向着力提升引资质量转变，更加注重与国家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的协调使用。此时，继续倚重改革初期使用的税收减免和税率优惠等简单的直接优惠方式来吸引发达国家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已较难，适时转变涉外税收优惠方式，加强间接优惠的调节力度才是实现既定政策目标的正确选择。
运用加速折旧的税收优惠方式吸引外资，对于纳税人而言，虽然不改变其总体税负，但使税负前轻后重，有利于减少投资初期的负担；对政府而言，只是推迟征收，税收并未减少。而投资抵免的优惠方式一般只与投资额的多少有关，投资越多，抵免越多，具有适用范围广，受其他因素影响较小的特点，特别是对于初期投资较大的如基础设施、能源交通、高新技术等行业的鼓励效果明显。因此，从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稳定和优化产业结构等方面考虑，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即逐渐形成以间接优惠为主导、直接优惠为辅助的涉外税收优惠方式。
(三)适时进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井轨，营造公平竞争环境
目前，我国实行的内外有别的企业所得税制带来的问题较为突出，尤其是所得税率不统一导致企业间竞争变得扭曲和复杂，阻碍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因此，为了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在吸引外资的同时，保证民族企业的健康发展，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将是我国下一阶段涉外税收优惠政策调整的重要内容。考虑到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短期内会对我国利用外资总量产生一定的影响，为了确保两税合并的顺利进行，避免出现外资大规模撤离的现象，可以进行如下准备：
1.安排合理的过渡期。现阶段，我国巨大的市场潜力、持续高速增长的经济等因素对于外资企业的吸引力正在与日俱增，加之我国对外资企业提供的其它税收优惠措施和各种优厚的鼓励投资政策，绝大多数外资企业不会仅仅因为税率的变化就采取消极撤资的“用脚投票”方式，但是考虑到在华跨国公司的集体要求和来自英属维尔京群岛、新加坡等国际避税地的中小外资企业对于税率变化相对敏感的特殊情况，同时，也为了再次明确我国政府始终鼓励外资企业来华投资的态度，可以为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安排一个合理的过渡期(例如5年，在过渡期内外资企业仍享受优惠)，以缓解税率变化给外资企业带来的不适应性。
2.加快增值税转型进程。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可以明显降低投资高新技术领域和能源、原材料等基础行业的外资企业的税收负担，企业因增加增值税抵扣而获得的财力，会弥补部分因所得税并轨而增加的支出，这有利于两税合并的顺利进行。故应及时总结东北老工业区进行增值税转型的经验，并尽快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以缓解所得税合并给外资企业带来的阵痛。
三、进一步完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的相关配套措施
通过建立新型涉外税收优惠体系、改进税收优惠方式以及统一企业所得税等方面的调整，我国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将会更加适应“扩大外资规模、提高外资质量、增强外资使用效率”的战略要求。当然，为了使之能够进一步完善，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还要辅以相关的配套措施。
(一)规范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加强法制化管理
涉外税收优惠政策作为我国政府吸引外资的重要手段，自对外开放以来，其政策的制定、解释、执行等过程始终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1991年(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颁布，不仅标志着我国涉外税收优惠制度的基本确立，也确保了各项具体政策的法律适用性。然而，近年来，一些地方为追求外资数量，出台了规范性和透明度较差的地方性税收优惠政策，在造成税收优惠导向不明和实际操作随意性较大等问题的同时，还致使地区间为吸引外资进行恶性竞争，干扰了国家招商引资的总体战略部署。
因此，为了增强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的统一性和透明度，加强其与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的配合，提高我国招商引资政策的整体性和协调性，必须要对现行的涉外税收优惠措施进行清理整顿，并加强法制化管理和监督。
(二)引入税式支出制度，提高涉外税收优惠的实际效益
涉外税收优惠作为吸引外资的一种政策工具，其不但具有刺激和鼓励外商投资的正面效应，也不可避免的会带来税收流失的负面影响。故在实际应用中，有必要将实行税收优惠放弃的税收收入与优惠带来的效益进行综合评价，并以此作为确定某项优惠措施是否可行以及具体优惠幅度的依据。引入税式支出，即是从支出角度认识涉外税收优惠，便于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对涉外税收优惠产生的实际效果进行评价，以预算形式加强对优惠总量的计划性管理，控制优惠幅度，增强政策的刚性和透明度，进而提高涉外税收优惠的实际效益。
关键词中国印度FDI比较分析
一、中印利用FDI概况
（一）中国利用FDI概述
自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以前的近三十年时间里，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基本上是空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1979-1986年起步阶段、1987-1991年稳步发展阶段、1992-1996年持续快速发展阶段、1997-2001年为调整阶段和2002年入世以来进入发展新阶段。
自1979-2006年间，中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以年均约为30%以上的高速度增长，这在战后世界各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情况中是罕见的。资金来源遍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各种方式中，以合资经营方式的项目数与外资金额最多，此外外商独资企业所占比重呈逐年上升趋势。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二）印度利用FDI发展进程概述
印度利用FDI的发展屡经波折，大体经历了独立之初限制FDI进入阶段、80年代印度FDI政策开始松动阶段，以及90年代以后大幅度放宽外资投资领域，提高外资股权阶段这几个阶段。自1991年印度经济自由化以来到2005年间，外国直接投资商对印度的协议投资额为672.1亿美元，实际到位金额为322.9亿美元，占协议额的50%以上。
需要说明的是，在印度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外商投资并不包括外国直接投资企业的再投资，也不包括跨国公司内部的资金转移，还不包括外国直接投资公司的海外借款。因此按照标准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外商投资的定义，历年印度真实的FDI流量应该远远大于其公布的数字。
（三）中印利用FDI概况比较
1．利用FDI流入量比较
中国自1993年以来，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一直居发展中国家之首。除个别年份外，外国直接投资一直保持稳定增长态势。相比之下，印度并没有出现快速的增长。印度的FDI从1994年以后一直在两位数上波动。从总量上讲，两国不具可比性。以2005年为例，流入中国的FDI占世界FDI流入量的6.59%和发展中国家FDI流入量的18.06%左右，而印度相应指标只有0.68%和1.89%,大体仅相当于中国的10%左右（详见表2）。
2．利用外资政策比较
中国和印度两国在外资政策方面各有特色。
改革前，印度对引进外资极其谨慎，除行业和比例限制外，还明确规定外资必须与先进技术捆绑引进。1985年印度开始放松对外资的限制，1991年起印度经济向外向型转变，采取的主要外资政策有：取消对FDI必须与技术转让挂钩的限制，建立外国投资促进委员会来鼓励FDI；降低外资准入门槛，提高外资在合资中的比例；简化投资手续，大幅度提升审批速度。1998年以来，印度在知识产权、国民待遇、公共事业及服务领域等方面进一步放开。这些改革措施使印度迅速成为了对外资最具有吸引力的国家之一。
中国自80年代至今，政府先后颁布了500多个涉外经济法规，以《中外合资经营企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三大基本法律及其实施细则为主体的外商投资法律体系已基本建成。中国的主要外资政策可归纳为：一是外资享有优惠政策和待遇，某些方面甚至是超国民待遇。二是建立开发区是中国引资的一大创举，既有利于产生产业集群效应又便于集中管理，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个创举被其他发展中国家广泛模仿。三是引资导向具有一定规划性，早期对外开放主要以民族感情为纽带吸引华商资本，技术含量较低，属于劳动密集型；随着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提升，引资重点转向欧美跨国公司和科技含量高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尤其欢迎研发机构在华建立，并且随着市场化程度提高不断扩大对外开放领域。四是坚持稳步开放国内新生的脆弱的资本市场。到90年代中期中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引资第一大国。
3.利用外资结构比较
（1）FDI来源地比较
中国的FDI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华人经济圈，尤其是中国香港、台湾和东南亚地区。相对于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是中国所享有的特殊优势。另外还有为数不少来自于自由港，而自由港中有相当大部分是中国国内资本借道迂回――由于内外资企业税率不统一，故国内资本通过各种途径流出，在自由港注册后再以外资的身份回到大陆，以享受外资的税率优惠。从中国的主要投资来源地分布情况来看，2005年中国57.4%的投资都来自于华人圈。
作为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吸收FDI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弥补国内资金的不足，更重要的是需要吸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拥有先进技术、管理经验较多的日本、欧盟、韩国、美国在中国的FDI总量中只占33.81%，比重并不高，因此这种资金来源和技术来源相脱离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效率。
印度自1991年8月开始鼓励FDI流入，虽然在总量上无法与中国比拼，但从FDI来源国的分布上却优于中国。
对印度直接投资居第一位的是毛里求斯，亦是一个自由港。紧随其后的是美国（17.82%）、欧洲国家的比重达到了18.83%。前十位除了毛里求斯外，其余9国都是发达国家（包括新兴工业化国家），这9国流入的FDI占印度吸收FDI的45.84%，比中国高出约12个百分点。
（2）FDI投资产业结构比较
中国在吸收FDI时，充分发挥了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力成本低的优势，在制造业方面吸引了大量的FDI。
2006年中国制造业吸收FDI的金额占中国吸收FDI总额的57.69%。从前10位看,整个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为72.37%，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为23.92%。大量FDI涌入制造业，为中国制造业产品的技术改进、扩大出口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制造品生产在全球市场份额自1985年以来一直保持5%以上的增长速度，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最大的制造品出口国家。
印度的FDI主要集中于服务业、软件业等技术上具有复杂性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而简单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如纺织、食品加工等方面的投资并不多。印度软件业大量外资的涌入，促进了该行业的迅猛发展。2004年服务业吸收FDI的金额占印度吸收FDI总额的9.96%，是印度吸收外资最多的行业。
通过分析两国吸收的FDI的行业构成，可以发现中国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制造业，而印度的优势则体现在服务业特别是软件业。
二、中印吸引FDI的原因
（一）中国吸引FDI的主要原因及特点
1.中国自身经济的发展与环境使外商看好中国市场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近三十年持续快速地增长，极大地提升了经济发展水平。而一国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吸引能力,正取决于经济发展程度,所能创造的国际直接投资激励结构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这种发展缩小了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使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客观上为外商提供了更多的市场机会。
2.熟练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是外资进入中国的重要因素
由于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成本日益增加，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制造业的成本优势丧失殆尽，迫使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纷纷转向发展中国家。2003年3月日本贸易振兴会公布的结果表明，在制造业领域，纽约、东京、上海三地人均月薪分别为2300美元、2500美元、207美元。显然，中国上海更具有成本竞争优势。
3.中国拥有庞大的潜在市场
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指出，市场因素主要为市场规模、市场增长、市场的格局及顾客的类型,是跨国公司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中国是世界第一大人口国,拥有13亿多人口,市场庞大,投资有利可图。中国的经济总量在快速膨胀，世界排名快速前移。2006年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越英国和法国，跃居世界第四位（美、日、德、中），在发展中国家排名第一。从2003年至2006年，中国持续保持10%以上的增长率。而经济的快速增长，也使中国具有了吸引外资的重要砝码和更大的发展潜力。
4.加入世贸组织为外商提供了更大的进入空间
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开放新的投资领域：中国入世以后，要进一步开放服务业、金融、证券、商业等跨国投资集中发生的领域，因此，吸引外商投资的潜力很大。
二是开放新的投资方式：中国以往吸引外资以设立新企业为主，包括设立新的独资企业和设立新的合资企业。入世后逐步放开外商以收购兼并方式进行的投资。全球跨国投资中，以购并方式进行的投资比例日趋增加：1998年全球直接投资6440亿元，其中以购并方式进行的有4110亿元，占64％。中国开始允许并鼓励外商以并购方式在中国投资，就是开放了一个极具潜力的新投资方式。
三是取消某些限制：原来中国政策的外资政策中，还存在一些对外商投资企业的非国民待遇问题，例如：不允许外商投资企业在注册地之外设立分销企业等。入世以后，这些不当限制逐步取消，有利于吸引新的投资者。
（二）印度吸引FDI的主要原因及特点
近年来,印度成为世界最具吸引力的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之一并非偶然,而是印度国内各种因素合力的结果。
1.经济的高速发展为外国直接投资奠定了坚实基础
进入新世纪以来,印度经济以6-7%的增速发展。一些投资机构出版了关于印度的研究报告,研究证明印度经济增长具有内在的动力,并证实印度具有经济潜力。经济的突飞猛进和强大的经济基础,一方面为基础设施建设、国内投资环境改善等提供了重要保障；另一方面加强了外国投资者的信心,使印度成为跨国公司关注的对象。
2.印度政府利用外资政策规制进一步自由化、规范化、简单化
1991年经济改革后,印度政府改变了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在管理上采取松绑政策,外资比例进一步放松,允许进入的部门继续增多。新政策规定,在34类“高度优化”发展的工业部门中,外国直接投资达51%的企业无需经过批准而自动结关（即清除关税）,对技术合作协定也实行自动批准的办法，可不经政府批准,由公司自由地同外国公司谈判引进外国技术的条件。对合资企业由外资股本支付的进口资本货物也无需政府批准。同时,取消了对外商必须转让新技术的要求。90年代,印度政府设立三人投资小组作为政府和投资者之间的“接口”。因此,印度被美国新闻周刊评为对外国投资者来说“最好的国家”，而“成熟的政府机构”是该评选结果的一个重要理由。
3.印度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奠定了人才基础
印度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人力资源丰富。据印度科技部统计:目前研发机构的从业人员达30万人,其中30%从事研发工作。印度拥有工程师类技术人才约200万,每年还有30万工程师从技校毕业,居业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另外，英语是印度的商业语言,会讲英语的人数居世界第二位。印度的外资来源国主要是欧美发达国家,这也凸显了拥有英语这个世界通用语言的优势。印度丰富的人力资源尤其是工程师和科学家等高科技人才,是许多发达国家对印度投资产生浓厚兴趣的重要原因。
4.印度IT业一支独秀,拉动了外国直接投资在印度的发展
IT业作为印度经济发展的引擎,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行业。近年来印度一直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软件出口国,仅次于美国。正因为印度软件业的蓬勃发展,使世界各国IT业群聚于此。世界上许多著名的信息产业公司,如摩托罗拉、得克萨斯仪器公司、太阳公司等都在印度设有研制中心和生产基地。印度的班加罗尔获得了“亚洲硅谷”的美誉，有力地拉动了外国直接投资在印度的发展。
5.印度巨大的市场潜力也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为世界第二人口大国，印度拥有约10亿人口,市场庞大。而印度中产阶级人数接近3亿,极具购买力。随着印度经济突飞猛进,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将产生更大的购买需求。欧美作为印度最大投资伙伴,其对印度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开拓、占领印度巨大的市场,把印度变为“第二个中国”，并把在印度投资的企业纳入全球生产、营销网络体系中,实现全球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可以说印度巨大的市场潜力是众多跨国公司争相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三、中印利用FDI的比较与评价
（一）中国与印度总体引资环境差距较大
中国的引资环境总体好于印度。中国从1979年开始进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二十多年来，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从1979-2006共27年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超过了9.4%。
印度共和国成立于1947年，但其经济体制改革却比中国晚了十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才开始逐步启动经济改革。与中国相对照，印度在1982年到1992年间，GDP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5.6%,1992年到2002年为6%，只相当于中国的2/3。
（二）中国与印度的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侧重点不同
中印两国采取不同的工业发展战略，因而两国关注的FDI类型不同。
中国积极推行开放型发展战略。自向FDI开放起，中国就对FDI提供比对本国企业更优惠的政策，特别是对出口导向型FDI的特殊待遇更为明显，使得在中国的跨国公司形成了某种“超国际化”的生产活动。2005年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额占到中国出口总额的58.29%，表明外资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资的作用。
印度长期以来奉行的是进口替展战略。印度长期以来一直依赖资源在国内转移的模式，并没有对出口导向型FDI提供特殊的鼓励措施。跨国公司在印度的国际化活动直到今日仍然没有取得重要的地位，FDI的活动只在部分高技术领域中受到鼓励。印度国内的传统私人企业具有广泛的基础，印度的知名公司，如软件业巨擘――印度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和维普罗公司、生物技术和制药领域的后起之秀兰巴克西公司和雷迪博士实验室，都是土生土长的。
（三）中印两国人力资源比较
中印两国相比，从国民素质的总体情况来看，中国高于印度。资料显示：2001年15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中国为88.37%，而印度仅为65.38%；大学生入学率中国为12.7%，印度为11.4%；2003年人文发展指数中国为0.75%，印度为0.6%。但与印度相比，中国在以下方面不具有优势：
第一是中国软件行业的人才供应与印度相比存在一定差距。中国软件人才缺口较大，据最新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每年至少存在20万软件人才缺口，并且这个缺口还在以每年20万左右的速度增加。比较而言，印度软件从业人员约110万，此外，在海外工作的印度软件工程师达10万人，使印度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软件人才国，为印度软件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才储备。
第二，印度的人力成本目前低于中国。据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公司――美世咨询2005年11月中旬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所调查的中国42种职位中，95%的基本工资成本要高于印度(如表3所示)。
第三是人口老龄化。印度目前有近10亿多人口，其中大部分为青壮年、儿童，年龄结构很年轻。数量如此众多的劳动力(或准劳动力)资源，是印度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以2003年数据为例，印度65岁以上老人的总数为5400万人，占其总人口比重为5.07%；而中国65岁以上老人的总数为9401万人，占其总人口比重为7.27%。这说明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比印度严重。
第四，印度劳动生产率高于中国。印度的经济增长能够达到奋起直追的速度，主要归功于印度自身对资金的高效配置。就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而言，1980-1994年中国高出印度853美元/人，而1995-1999年中国却低于印度233美元/人。据德勤研究部调查报告称，考察中印两国增量资本产出率（ICRO，即增加多少额外投资可实现一个额外产出），中国近几年是4.4,而印度为3.7，意即中国需要4.4美元的额外投资来实现1美元的增长,而印度只需要3.7美元的投资即可实现1美元的增长。
（四）中印两国基础设施比较
中印两国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FDI的流向。从表9所列举出的可量化的主要基础设施指标来看，印度除公路总长超过中国外，其他均落后于中国。但是印度的公路质量不高，并没有国际意义上的高速公路。总体而言，印度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与中国有些距离，这也从某个角度解释了中国目前比印度在FDI方面更具吸引力的原因。
四、在利用FDI方面中国可向印度借鉴的经验
印度目前在吸收FDI总量指标上不可与中国同日而语，但在一些微观指标如FDI的来源结构、产业结构、人力资源构成等方面与中国相比有一定优势。因此中国有必要向印度取经。
（一）调整目标定位，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
虽然中国在吸收FDI的总量上具有绝对优势，但FDI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的初级加工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的高能耗高污染行业，这确实发挥了中国的比较优势，但不利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印度吸引的FDI则突出重点,主要集中在发展自己具有优势的软件业上，有效地将外资的优势和自己的优势结合起来，培养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这是对中国有积极意义的启示：中国早已不存在“两缺口”,并且目前中国拥有位居世界首位的外汇储备，所以利用外资的主要意义已经不是资金，而在于技术、管理、制度等方面，而中国恰好在这些方面存在引资不足的问题。故而中国有必要调整吸引外资的目标定位，吸引外商投资的产业政策重心应该转变为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产业的良性发展上来。
（二）加强吸引更多的来自发达国家的FDI
中国目前FDI总量上的优势不容置疑，但正如前文所述，中国的FDI主要来自香港以及自由港的华人资本。这些外资很多都是外商或中资公司以避税和享受外资在中国的税收优惠为目的流入中国的，其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真正推动作用甚为有限，带来的先进技术则更是寥寥无几。因此，中国政府应加强对这部分外资的监控，吸引更多来自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先进外资，以期达到真正推动中国发展的目的。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贸学院）
参考文献：
陈涛涛：《外商直接投资行业内溢出效应》，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
吴定玉：《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市场结构的影响》，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
江小涓：《中国的外资经济―对增长、结构升级和竞争力的贡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文副德：《印度经济发展：改革与前景》，成都巴蜀书版社2003年。
杨冬云：《印度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制度分析》，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
陈继勇：《国际直接投资的新发展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杨先明等：经济发展阶段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效应，《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4期。
郝前进、雷志友：中印利用FDI比较研究，《世界经济研究》，2004年第12期。
AlyssaAyres,PhilipOldenburged.,India’sBriefing:QuickeningthePaceofChange,PublishedinCooperationwithAsiaSociety2002.
ArvindVirmani,PotentialGrowthStarsofthe21stCentury:India,ChinaandtheAsianCentury,ChintanOccasionalPaper,October1999.
【文章摘要】
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发展加速，我国农业企业的国际直接投资额不断增长。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如何在东南亚地区发展新型模式的农业成为各个企业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投资环境等级评分法对泰国、越南和马来西亚经行比较分析，对海晏华侨农场的旅游观光产业的国际投资提出建议和对策。
【关键词】
海晏华侨农场；国际直接投资；投资环境等级评分法；旅游观光产业
0前言
海晏华侨农场位于广东省台山市西南海滨，是1963年由国务院侨办委托广东省侨办为安置归难侨而创建的国有企业。从创立至今，已有人口近万人，其中有来自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归难侨3000多人。
海晏华侨农场共历经三次创业过程，第一次创业建立了一万多亩的甘蔗生产基地，形成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第二次创业形成了以甘蔗为主业，食品加工、电子、化工三大产业争上规模、上档次、创特色新格局。第三次创业根据丰富的人文资源和独具特色的民俗风情，还推出了特色风情游。现企业人数有3000人之多，具备了比较好的农业生产、经营能力和形成了农场的特色业务――特色风情游，目前农场目前开始思考向海外寻求突破与创新，投资海外观光农业。
1投资动机分析
1）通过直接投资充分利用海外的独特、丰富自然资源，降低成本的同时结合旅游和农业，形成自身的闪光点。
2）利用当地技术服务，生产高质量、高产量的国内缺乏的农产品以返销国内进而拉动内需。
3）扩大市场规模和公司影响力，开拓新市场，增加国外市场占有率。
4）吸收异域文化，结合旅游业，丰富农业文化内涵，满足新兴旅游爱好者需求。
2环境分析
2.1自然地理环境
2.1.1优点
泰国：泰国位于亚洲中南半岛中南部，东南亚的中心。处热带季风气候，年均气温24―30℃。全国可耕地面积约为1.4亿莱，占国土面积的41%。主要作物有稻米、玉米、木薯等。
越南：越南位于中南半岛东部，国土面积约33万平方公里。属热带季风气候，年均气温24℃左右。越南农业以种植业为主，主要种植水稻、玉米、高粱等粮食作物。
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位于东南亚，属热带雨林海洋性气候，，年均气温26―32℃。全国可耕地面积约414万公顷，占可耕地面积的30.6%。农业以经济作物为主，主要有油棕、橡胶、热带水果等。
2.1.2缺点
以上3国都长年多雨炎热，不利于寒性农作物生长，限制了农作物的种类。同时气候过于炎热多雨影响消费者的出行，阻碍旅游观光的进行。
（一）经济环境（数据1）
1、优点
2.1.3缺点
泰国的经济发展虽好但是仍然受到前世界经济危机和欧盟危机的影响，大部分投资商持观望态度。越南整体经济发展落后，对外贸依存度过高，受国际市场的影响较大。马来西亚是“小国经济”，国内经济易受外部冲击。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经济缺乏增长动力，国内的贫富差距的加大以及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加重，改革的难度较大。
2.2政治环境分析
2.2.1优点
泰国为吸引外资建立税收优惠政策，对符合条件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实行减免税优惠；简化外商投资的申报和有关审批程序。
越南完善投资法律和政策体系；从立项、审查、审批等方面提高效率，实现体制改革、改善基础设施、培养高质量人才等三大突破；完善FDI管理机制，发挥地方积极性。
马来西亚改变外资持股比例，外资在马来西亚制造业新投资的持股权可达100%；允许引进外国劳工；投资税赋抵减等。
2.2.2缺点
泰国近年来政治、社会极为不稳定，时有冲突发生。越南近年来与中国人的不友好事件加多，并且罢工事件不断。马来西亚执政党权力与经济领域的界限不清，财富分配政策不合理，影响政权的稳定性。
2.3法律环境分析
2.3.1优点
作为亚洲第一个制定投资促进法以吸引外资的国家，泰国的法律体系比较健全，司法独立行政机关的控制。对于外商投资有专门的法律，如《工厂法》、《外商企业经营法》和《外国人就业法》等。
越南正在努力修改经济政策和法律法规，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越南取消了以前实行的“价格双轨制”，国内外投资商实行一视同仁。
马来西亚政府对经济贸易事务的管理是公开的。在税收方面，马来西亚对内资和外资企业基本上是同样对待的。有关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海关法》、《海关进口管制条例》、《海关出口管制条例》等。
2.3.2缺点
以上3国在法律实行的效率上仍然存在效率低、对于外国企业的不公平现象。
2.4劳动力和交通
2.4.1劳动力
泰国、越南人口密度较大，劳动力相对充裕，但是劳动力质量不高，专业技术人员缺乏；马来西亚劳动力供应缺口较大，同行竞争影响，农业这种劳动密集型的投资将受政府和当地同行的压制。
2.4.2交通运输
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的交通都已经比较完善，能够满足观光旅游的日常需求。但三国距离国内市场远，使得运输成本高，风险大，运输时间长。同时，交通不顺畅问题对于旅游业的发展有致命性的打击。
3投资环境加权等级评分
假定投资环境评估最高分应为6300，按实际评估加权分/设定评估最高分的比例计算上表数据，其结果大于或等于0.9为投资环境好；大于或等于0.8为投资环境较好；大于或等于0.7为投资环境一般；大于或等于0.6为投资环境较差；小于0.6为投资环境恶劣。
根据表2中的计算得出泰国的得分是0.771，越南的得分是0.625，马来西亚的得分是0.833，由此可以看出马来西亚的投资环境较好，泰国的投资环境一般，越南的投资环境较差，马来西亚是最佳的投资国。
4关于海晏华侨农场FDI的选址
槟城，位于马来西亚半岛西北侧，素有“东方花园”美誉，马来西亚旅游胜地之一。总面积约23平方千米，年均气温26.9℃，是马来西亚重要港口，也是续首都吉隆坡和南方贸易门户新山市之后的全国第三大城市。
槟城的经济是以贸易、工业、旅游业及农业相混合的经济体，自然资源丰富，气候温暖，农业和旅游业发展水平较高，有较多的植物园和农业园，污染小；同时，槟城是马来西亚的主要旅游景点，水、陆、空运的交通都较为发达，有槟城国际机场、槟城火车站和南北大道高速公路，出行和运输都十分便利，有观光效应和农业种植多方面的优势。
在槟城植物园里，结合在本国所种植甘蔗和所开展的特色风情游的经验，发展观光农业园，以甘蔗为主，玉米以及其他农作物为辅。槟城植物园是1884年由英国殖民筹建，主要以种植热带经济作物、集热带植物物种为目的。园地占地30公顷，边界以原始热带雨林围绕，是一个兼具英式庭园与槟城本地风景的植物园，是槟城著名旅游景点之一。该植物园的地理环境十分适合农业观光园的发展，肥沃的土地和宜人的气候有利于农作物的种植生长和旅游者的观光。同时，植物园悠久历史和超高的人气有着品牌优势，有利于吸引广大消费者，拓宽市场。
5投资方式
以合作的方式开展投资。海晏华侨农场和槟城植物园通过签订合同，在经营管理上，派一部分本国员工和槟城当地的员工共同管理，结合两国技术和经验，合理耕种管理。按季节的不同推出不同的观光项目，例如：种植观赏季和丰收观光季等。所种植的玉米和甘蔗之类的农作物在当地卖出，获得收益。同时，观光者可以在观光的同时亲自参与实践，感受农田乐趣。在资金上，双方按协商比例进行投资，共同承担风险和收益。
在当地新建合作农业观光园优势：
1）外资企业优惠待遇，享受一定的税务优惠
2）产品可全部在当地销售，满足当地市场需求
3）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充分利用当地的先进设施设备
4）利用该植物园的悠久历史和名气，开拓海外市场，增加公司业务，打响公司品牌。
6投资风险
1）马来西亚产业结构不平衡，主要是国际市场为主导的电子、机电类产业，对外经济依赖度高，抵御冲击能力薄弱。
2）外汇管理方面，马来西亚对投资资本、利润、利息的流动没有限制，但对资本项目、贸易汇兑和货币兑换实行严格限制。
3）马来西亚政局稳定度不强，受经济发展影响大。政局的稳定程度直接影响国家政策的连续性和旅游观光的发展。
4）在交通稳定程度上，近来发生的马航事件，让较多的消费者产生了恐惧，对于马来西亚交通信任度急剧下降。
5）马来西亚和中国的虽然关系较为和谐，但是仍存在文化差异、文化冲突。
7投资风险的防范
7.1因地制宜，合理规划
海晏华侨农场的投资者应在开展投资前赶赴实地调查，评估投资环境，考察
马来西亚槟城的地理环境、气候状况、经济规模和产业优势，政府的政策规定，人文、语言及宗教环境经商习惯及民商法律制度，社会治安状况等。结合当地的情况，借鉴马来西亚的成功经验，融合当地的风土人情，因地制宜的规划农业观光园。
7.2核算经济成本，充分准备各项手续
马来西亚的经济结构不平衡，税收体系复杂，缴税要求高。投资者要事先规划好农业观光园发展不佳的急救措施，学习了解当地税收政策，充分核算税赋成本，最大程度地获得减免税收。马来西亚没有最低工资标准，总体工资水平较高，但企业工薪支出包括工资、公积金及保险和年度花红等。中国企业需要了解当地劳动法令，精心核算工资成本，降低成本，扩大收益。
同时，由于马来西亚的公司注册和各项执照的申请程序复杂，效率低，时间长，投资者准备好各项合作的准备事宜，聘请专门的秘书公司和律师协助办理。
7.3扩大宣传，减轻马航事件影响
由于马航事件的重大影响，许多消费者对于马来西亚的交通尤其是航空失去信心，产生恐惧。这对于农业观光业发展有着致命性的打击，投资者应该加大宣传，聘请明星或著名人士担当观光大使，吸引消费者。开辟游轮等其他安全交通方式，减轻消费者的恐惧，提高信心。
7.4避免冲突，争取政府支持
旅游业是马来西亚的重要产业之一，而观光农业园具有极大的特色优势。投资者应该和合作方商量，共同争取马来西亚政府的支持，在政策或经济上给予一定程度的帮助，促进双方发展。并且在合作过程中，要尊重他国的文化习俗，学习合作方的经验技术，优劣互补，共同管理。
【参考文献】
[1]陈燕武，谢晓冰.中泰贸易的结构特征及展望[J].华侨大学学报，2013，（04）：16-17.
[2]方英.国际直接投资环境综合评价模型[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05）：87-89.
[3]陈蔚.国际直接投资的风险因素及风险管理体系分析[J].经济大视角，2005，（05）：34-35.
[4]张培正.中国企业对泰国直接投资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2.
[5]孟英伟.我国农业观光园开发模式[D].福建，华侨大学，2007.
一、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分析
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所有大国经济发展中必然要面对的问题，并不是中国所特有的经济现象，是各种历史、文化、地理、政治、政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有限的情况下，难以实现所有地区的均衡发展，因而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发展少数具有优势的地区的经济，是提高经济发展效率的必然选择。但是在这些地区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为了尽量减少“循环因果累积”对社会经济的不利影响，缩小地区差距，中央政府就必须利用转移支付、税收、利率、汇率等各种财税、金融手段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实现全国各区域相对均衡的发展目标。
地方政府是政府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管辖的是全国行政事务和领土的一部分，在分析其经济行为时通常假定地方政府具有“经济人”的一般特征：（1）地方政府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总是尽可能地实现效用最大化。（2）由于信息和政府的认识能力都是稀缺的经济资源，地方政府要获得他们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因而，地方政府总是在有限信息和能力的约束条件下对各种备选方案做出选择。在我国现阶段，无论是在发达地区还是不发达地区，地方政府经济活动的目标均是尽快实现工业化。其行为方式首先是追求收入的最大化，然后根据各自不同的偏好和目的来决定收入的不同用途。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就是在既定的中央政府宏观政策的约束条件下，在中观层次上积极而适度地干预区域经济的运行，指导产业部门之间的协调发展，实现资本等稀缺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并对市场调节失灵的领域进行干预，最终提高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增进公民福利水平。
二、区域金融市场与区域经济发展
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分别在其著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和资本》、《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中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论，该理论认为，金融变量和金融制度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来说并不是中性因素，既能对其起到促进作用，也能起到阻滞作用，关键取决于政府的政策和制度选择。马科・帕家诺通过最简化的内生增长模型――AK模型，阐述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均衡状态的经济增长率为：g=A・Φ・s-δ，s=S/Y，δ为折旧率。该式表明金融通过影响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例Φ、资本的边际生产率A、私人储蓄率s来影响经济增长率g，因此，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就必须提高储蓄率、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例以及资本的边际生产率A。一个有效的金融体系能够降低在动员储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提高资本的配置效率和资本边际生产率，分散投资风险，加速技术创新，从而有助于经济增长率的提高，促进经济长期健康稳定的发展。另一方面，区域金融市场的形成和发展需要依赖于区域经济的增长，区域人均收入和人均财富只有达到一定的“临界值”，区域金融市场才有可能形成，区域金融市场才有可能起到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且，随着人均收入和财富达到更高的水平，就会产生对复杂的金融服务的进一步需求，简单的金融体系演化为复杂的金融体系，即区域经济增长与区域金融市场发展之间是一种螺旋式上升态势，相互促进、互为条件。
三、地方政府金融选择
地方政府有与中央政府相对独立的经济目标，因此作为地方利益的主体，地方政府的金融行为是在中央政府的宏观金融政策及产业政策等的制约下，为地方经济主体提供金融支持，以实现自身收入的最大化、提高人民福利水平。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地区金融环境进行调控，实现中观层次上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
（一）信贷市场。信贷市场是指以银行（商业银行）为主体进行存款和贷款而形成的存贷款市场。银行存贷款属于典型的银行信用，由于银行信用在众多的信用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是现代市场经济活动的枢纽，因此信贷市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区域开发的早期，根据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区域的主要任务是投资环境的建设和增长极的形成。这个时期对所需资金具有期限长、风险大的特点，因此银行往往不愿意投资，并且由于银行体系本身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特点，投资还可能造成风险放大，对金融体系的稳定造成冲击。因此，在区域开发的早期，地方政府应该采取适当的措施对信贷市场进行监管，防止因为“寻租”而导致的金融风险。在区域开发的中后期，落后地区的投资环境大为改善，投资风险和不确定性大为降低，资金流转速度加快，经济步入良性通道，信贷市场将积极介入区域经济的发展，并且随着区域开发的不断深入可成为区域开发的主推动力。在这个阶段，地方政府应该积极构建地方性银行和各种金融机构，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地方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制定相应的如加大放贷力度、鼓励银行从区外拆借资金等优惠政策，为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更多的信贷资金支持。
（二）资本市场。资本市场是指金融工具期限在一年以上的市场，包括股票、债券、期权、期货、投资基金等金融工具市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市场具有筹资、信息传递、风险分散、优化资源配置、产权复合、宏观调控等作用，能够筹集到具有稳定性的、可以长期使用的投资资金。在我国，资本市场越发达、上市公司数量越多的地区，其经济越具有活力，经济发达水平也越高。对于不发达地区的开发来说，其融资能力尤其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资本市场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作用巨大。与信贷市场相比，资本市场的二级市场具有高度流动性，其本身还具有“风险对冲”功能，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和投资风险，因而资本市场具有比信贷市场更突出的优点。
在区域开发早期，政府可以通过发行长期国债进行基础建设，改善区域投资环境；企业可以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筹集长期建设资金，通过资本运作实现企业兼并重组、优化配置资源、优化产品结构、增强市场竞争力等。对于新兴产业部门周期长、高风险的特点，因为还本付息的期限限制，如果运用信贷资金不利于企业家创业，可以通过地方政府发起设立扶贫基金、区域开发基金等进行扶持，或者通过鼓励民间发起创业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方法来筹集资金。并且，民间私募基金运作效率较高，更适合于推动区域投资环境的建设和创业投资的发展，因此地方政府更应该积极创造条件促进其健康发展。前面已经提到，除实现收入的最大化、弥补市场失灵外，提高公民福利水平也是地方政府的重要目标，但是我国法律禁止地方政府发债和提供对外担保。因此，对社会福利性质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由于政府财力的限制，地方政府应该积极探索合理的资本运作途径，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事，积极促进社会事业产业化。例如，可采取股份制城市投资公司的形式，由国有城市建设投资公司控股上市，充分吸纳社会资金参与，使其他经济主体与政府共享赢利、共担风险。
（三）跨国公司直接投资。钱纳里和斯特劳斯的“两缺口”理论指出了利用外资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作用，由于我国是一个资本短缺的市场，在内资不足的情况下，更需要大量引进外资。从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来看，我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对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跨国公司相继进入不仅带来了资本和技术，还帮助我国培养了一大批高级管理人才；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来看，外国直接投资高的区域其经济发展速度就快，这也表明外国直接投资是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必须和一定的区域相联系，其具体区位选择不仅取决于各区域的区位条件（包括自然资源、基础设施、经济条件、人口、劳动力供给等）和政策因素（包括对外开放程度、优惠引资政策等）的优劣对比，还取决于跨国公司的投资动机，获取资源、降低成本、开拓市场、分散风险、获取技术、追求双赢都可能是跨国公司经营的目标。因此，地方政府为发展地方经济，不仅要从地区实际状况出发，努力吸引与地区经济结构相适应的跨国投资者（比如西部地区立足资源优势吸引农业、资源型外资进入，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引进外资等），同时还要努力改善投资的软硬环境，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为外资企业配套周边产业以及人才、金融、法律等服务业的支持，形成一定的聚集经济效应。这样既可以鼓励存量外资增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又由于投资环境的优化，还能吸引更多的外资、本地企业的加入，形成真正的区域经济的增长极。同时，为建立公平合理的竞争市场，应尽量避免采用对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的减免税政策，虽然在我国吸引外资的过程中对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优惠政策对国内企业来说已经成为一项不平等政策，并且大多数的外资进入我国市场追求的是长远发展，在更加透明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竞争条件下，外商投资的信心会更强；而国内企业也会因为“摆脱”不平等待遇，赢利能力和竞争力得到加强；对政府来说又能提高税收收入，在社会福利项目上可以有更多的资金投入，人民的福利将得到更大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