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油田；社区；文化建设；队伍；和谐发展
社区文化作为胜利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和谐社区的灵魂，建设和谐社区需要文化作支撑。油田社区与城市社区相比具有特殊性，仍属于企业。因此，随着油田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油田社区要实现和谐、稳定、科学发展，就必须要适应新形势，顺应企业发展规律，尽快建立起具有行业特色的社区文化。近年来，胜南社区积极适应社会发展和居民需求的变化，以文化立社区，以和谐促发展，保稳定，通过社区文化“软实力”推动和促进了和谐社区建设。培育社区精神，着力构建凝心聚力、催人奋进的文化体系，以小区文化、广场文化、家庭文化等不同层面的文化建设为重点的文化体系建设促进了社区的和谐健康发展。本文就如何建设有自身特点的基层社区文化，促进小区发展为出发点展开论述。
1加强社区文化形态建设，体现社区文化的人文关怀
社区物质形态文化是指社区各种文化设施的总和，主要包括以居民生活环境、社区容貌、文化阵地、社区标识等内容。建设以精神文化为核心的社区文化离不开物质文化的建设，物质文化的建设和精神文化的建设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物质文化可体现社区精神风貌，因此应重视社区物质文化环境的建设。社区文化建设始终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体现公平正义，真正使“人人享受文化”这一人文理念转换为职工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多种文化形式。社区所有文化活动，始终根据职工群众的实际需求，确立活动的着眼点，在活动内容上充分尊重个体差异，充分调动职工群众参与，鼓励基层的首创精神。在服务特殊群体的文化需求上实施倾斜政策，代表和维护弱势群体的文化权益，使更多的弱势群体感受到人文关怀。
2把握社区文化的基本内涵，探索社区文化建设的新定位
社区文化是整个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在整个社区文化中，社区精神文化是最具核心意义，是社区文化的灵魂。社区文化的建设就是要利用社区的文化资源满足社区居民在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需求，取得更高质量的社区居民生活。文化是“魂”，文化是“根”。社区着眼于从实践这个层面上研究推进社区文化建设：一是树立新理念，树立以人为本的和谐文化建设观和人文理念，用这些新的理念来指导社区文化活动的组织和开展；二是找准新定位，把社区文化的目标锁定在倡导精神、理顺情绪、服务需求、营造环境上；三是探索新模式，，即针对社区的文化形态、资源优势、人文特色，重点培植、总结和谐社区文化示范性工作的模式；四是建立新机制，在完善和谐社区建设运行体系的前提下，围绕资源、环境、阵地等方面建立相应的制度。
3.加强社区基础设施建设，营造优美的社区人文环境
提出：“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是提高文明程度，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营造社区良好的人文环境应不断完善社区基础设施建设，要以“硬化、净化、绿化、美化、亮化”为目标，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环境整洁优美，治安状况良好，生活便利、舒适、人际关系和谐的高标准现代化社区。胜南社区加大了对文化阵地建设的投入，努力扭转文化阵地设施薄弱的状况。一是社区文化广场的建设。社区通过加强老区改造、新区配套设施建设，不断扩增文化广场的面积。以文化广场为依托的各种文化活动，丰富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二是室内文化设施的建设。图书室、阅览室、文体室、健康教育室、职工之家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单独活动到集体活动。三是社区网络教育平台的建设。社区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积极开办网上学校，随时随地为职工群众提供学习内容，使职工群众的学习交流更为方便，文化信息的传播互动更加快捷。
4不断丰富群众文化活动内涵，营造共建和谐的良好氛围
社区文化活动是丰富职工居民思想感情，陶冶情操，增强社区凝聚力的重要形式。要使社区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必须充分挖掘社区文化资源，兴办社区文化事业。组织开展健康有益、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娱乐活动。注意把居民群众的热爱文体活动的积极性保护好、发挥好，并有意识地加以正确引导，从而提高居民群众参与社区文化活动的积极性和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立足群众需求，以活动为载体，推进社区文化的繁荣发展。构建社区文化，需要最大限度地整合各方面的力量，集聚各种资源优势来推动，实现资源共享。胜南社区在积极挖掘文化智力资源的基础上，按照“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驻共建、促进和谐”的原则，大力营造团结协作的合力。一是主动加强与主营单位密切联系，注重发挥驻地单位的阵地作用。二是加强与地方政府沟通融合，良性互动。三是充分利用社区文化场所资源，开展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活动，使不同文化修养及情趣爱好的群众都能各展其长、各得其乐。
5共建共享完善社区文化管理机制，推进社区文化建设
完善社区工作运行机制、完善文化资源共享机制、探索社区新型的财力机制等社区文化建设管理机制。胜南社区从实际出发，制定了符合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创建目标和规划，把社区文化分为观念形态文化、制度行为文化和物质形态文化三个层次，从安全文化、班组文化、青工文化、老年文化等方面构筑起完整的社区文化体系。设计制作社区标志。明确任务，制定措施，将文化理念渗透、融入具体的规章制度中，贯穿于日常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中，坚持从社区生产实践中总结提炼具有文化特征的理念和精神，进一步构建凝聚人心、催人奋进的社区文化理念。
6结论
论文摘要：制度是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外影响企业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中非正式制度的影响日益受到重视。运用分析叙事法和比较法，对东西部民营经济发展起步比较早的温州和临夏地区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在传统社会非正式制度、社会关系网络与传统经营模式之间的相互选择机制。西部地区企业成长缓慢的主要原因是地方非正式制度属于强势制度，一些尚未实现的潜在收益不能对非正式制度选择产生激励，难以形成企业成长的社会资本，很难实现原有经营模式的转变。在特殊地区，技术变迁应该先于制度变迁，强制性的制度安排应该实行相机而动的跟进策略。
中国的改革实践中，经济的增长快于传统的经济中心地区，如广东对于中国，温州对于浙江。计划经济时期，温州位于浙江省南部沿海贫困地区，改革后，在没有国家投资条件下，依靠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实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在制鞋、制衣、打火机、低压电器等领域发展出了许多“制造中心”，形成了产业聚集，成就了“浙商”经济。
临夏位于甘肃省中部黄河上游地区，是以回族为主的回族自治州，素有“小麦加”之称。长期以来经济基础薄弱，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比较低。改革开放后，非公有制经济有了长足发展，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费孝通先生誉之为“东有温州，西有河州(临夏)”。但是，临夏非公经济的发展轨迹与全国呈现逆向运行态势，如表1显示，20世纪90年代后，在全国非公经济得到快速发展背景下，临夏的非公经济发展却停滞不前。
对此现象，有人提出以温州为样本发展临夏的非公经济。“温州模式”是否可以模仿?马津龙、朱康对、张仁寿、蔡克骄等认识到，温州模式的形成与发展绝不仅仅是一个特定区域的经济现象，更是特定区域具有特定文化特征的人的现象，温州经济是温州人经济。
本文试图从两个地区非正式制度差异，非正式制度与经济活动的依存关系，地域性社会资本与企业成长的关系，分析西部企业成长乏力的问题所在。
一、两个地区的非正式制度差异
康芒斯将制度定义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他认为非正式制度可能影响或限制集体行动，进而影响经济的运转。诺思认为，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人们所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往的行为的框架。他把博弈规则分为两大类:正式规则(宪法、产权制度和合同)和非正式规则(规范和习俗)。诺思通过对制度演进的分析，论证出不同制度安排会带来不同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强调产权安排等正式规则的重要性。他进一步认识到非正式制度的变迁是缓慢的，认为借鉴新的正式规则只有和旧有的非正式规则变迁相结合，制度变迁才能对经济发展产生促进作用。青木昌彦从博弈论角度，认为制度是关于博弈重复进行的主要方式的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所谓的“共有信念”涵盖了正规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制度的可维系性说明制度在一定的经济活动中具有维系社会秩序的功能。
1.临夏地区非正式制度特征
临夏地区非正式制度的特征，需要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是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闭塞所存在大量中国传统习俗;二是伊斯兰文化与当地经济相结合所产生的生活禁忌习俗等社会特征。
邹东涛指出，在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中国西部地区，由于现代化发展的历程短暂和传统势力的强大，存在基于“群体文化氛围”下的“集体无意识”状态。临夏社会深居内陆，地理空间形成该地区接受外部先进文化的影响小，穆斯林群体强烈的民族自觉意识和相对封闭的环境与中国西部文化的“集体无意识”相叠加，地方文化保守的一面得到放大。它影响到穆斯林群体的经济活动方式和范围，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展开经济活动。
临夏的非正式制度更主要体现在回族习惯法，它产生于本民族的历史发展，通过口头、行为和心理进行传播和继承，主要是靠民族内部成员对该规范的普遍认可，具有形成的自发性、运作的内控性。川诚如回族学者白寿彝先生所言:“对回族来说，伊斯兰教……不只表现在宗教思想上、宗教活动上，而且表现在社会生活上、家庭生活上。宗教文化在临夏不仅是一种宗教形式，也有世俗活动，直接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中。
哈正利分析，“从历史时间顺序上来看，回族形成晚于伊斯兰教的形成，这使伊斯兰教发挥其影响成为可能。同时其影响的发挥使回族文化颇具宗教性。”回族在中国各少数民族中，属于“历史最短”而“文化最高”的民族之一。以传播伊斯兰教为宗旨的经堂教育更是将其规范化、模式化，在西北地区拥有受到严格宗教活动训练且具有极强伊斯兰文化意识的中国穆斯林群体。
临夏地区特殊的文化结构，导致地区经济社会活动中伊斯兰习惯法非正式制度处于强势制度，它具有固化传统、维系旧习惯长期存在的功能。临夏非正式制度的认识，可以从两个视角分析，一是穆斯林群体伊斯兰文化的强烈自觉意识;二是空间经济活动所形成的农牧经济、商贩经济和地区传统非正式制度之间的相互锁定，在制度选择活动中面临“囚徒困境”难题。
2.温州非正式制度特征
温州地区非正式制度的特征，需要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是浙东文化传承所形成的社会资本;二是东部地区经济社会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所受外部经济社会的影响。
金祥荣对温州模式的研究指出:“一旦某种行为约束为人们所普遍认可并内化到自身的价值观体系时，便成为经济当事人自发行为的引擎，形成一种持久的内在激励因素。在温州，文化动因是解释温州较全国其他地区率先推进制度变迁的基石之一。浙江学者研究，温州文化不同于传统的中国主流大陆文化，具有海洋文化的特征，温州一面临海、三面临江，与内地联系的交通条件恶劣，自身陆地资源的短缺铸就了地方文化的海洋文化色彩。永嘉学派的功利主义哲学观的历史积淀对温州人的商品经济意识的崛起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历史上的中央王朝的“海禁”政策挤压，闽南移民所固有的海商精神，形成了温州地域文化敢于冒险积极进取的精神，重商主义倾向渗透在血液里。金祥荣指出，“温州域内特有的‘功利主义’商业文化传统与传统计划经济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裂痕，一旦传统计划经济意识形态刚性有所松动，便会寻找自身发展的突破口，形成对传统计划经济意识形态的‘背离’，这是温州推行准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因。
由此可以得出，两个地区都属于中国传统经济社会边缘地区，传统的非正式制度在地域经济社会活动中具有发展市场经济的内在诱导因素。关键问题是，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能否在特定时间、空间寻求到获利机会，诱导其突破外部的、自身的传统思想惯性约束，实现企业的成长。
二、非正式制度变迁、社会资本与企业成长
1.临夏的非正式制度变迁与企业成长
空间经济上，临夏地区处于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三大高原及农业和牧业两个经济地带的交汇地区，位于古丝绸之路、汉藏贸易商道和走西口商道的结合地带，在唐宋以来造就了茶马互市商贸经济繁荣。由于整个地区生态条件比较差，地貌丘陵沟壑纵横，气候干旱少雨，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严酷，加上过度的人口增长，区域文化具有从事商贸经济的传统，临夏商贩在西北有“河州鬼”的绰号折射出临夏商业活动的影子，这里的民间商业活动在计划经济时也一直没有间断，临夏的三甲集在西北有“小香港”之称。
改革开放以来，临夏中小企业为代表的民营经济发展轨迹，呈现出“高开低走”的态势，特别是进人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建设的完善，市场信息的传递加快，市场准人资格的不断开放，临夏没能形成早发优势，没有突破自身原有的经营模式，使其在适应市场环境、管理体制深刻变化时，表现为企业数量增加缓慢，就业人口下滑。1980年全州有企业0.19万户，从业人员2.63万人，平均每个企业从业人员规模不足14人。1990企业数量增长到2.08万户，从业人员为10.58万人，平均每个企业从业人员规模下降到5人多一点。90年代以后，企业增长数量和从业人员出现增长缓慢甚至下滑的态势。1990年企业数量有2.08万户，1995年增长到2.51万户，达到最高，以后一直处于下滑状况，2002年为1.40万户，相当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水平;1990-1998平均企业从业人员规模一直维持在5~6人左右。
临夏民营经济的发展轨迹与全国民营经济发展的逆向运行，印证出西部地区企业成长和民营经济发展的资本(特别是社会资本)的贫乏。究其原因，地方非正式制度自我变迁缺乏内在激励，没能形成企业成长的制度环境。
非正式制度一般包括传统、习俗、道德、意识形态等。临夏地区的社会变迁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一是整个社会整体制度安排与地方非正式制度的维系系统的祸合程度高低，以及它们所发挥的效率;二是原有社会传统等非正式制度的惯性，及其与正式制度安排博弈模式和制度变迁路径选择问题。
在以临夏为代表的西北地区穆斯林社会，当地以农牧经济为主的经济社会、临夏商人小商贩经济和传统的伊斯兰非正式制度相互激励，产生了原有经济模式和非正式制度进一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温床(见图1)，也造成了经济社会面临社会变迁时，制度选择上的“囚徒困境”难题。
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论证了、群体行为选择模式与一个地区经济活动模式之间的关系。中国穆斯林的经济活动模式根植于中国伊斯兰文化的特殊性，衡量一个穆斯林对信仰虔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是否能够格守伊斯兰教的各种禁忌，伊斯兰教的各种禁忌一直延续到各种饮食禁忌。中国回族主要居住在中国西北的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蒙古高原交汇地带，与其说是商贸经济的需要，还不如说是一种根植于伊斯兰信仰的文化选择。虔诚的穆斯林将建立一个清真寺作为一个人一生重要的功课，回民多围绕清真寺而居，一个清真寺就形成一处“教坊”，“教坊”集伊斯兰文化功能和穆斯林群体经济功能为一体。临夏地区建立在伊斯兰信仰基础上的社会资本结构，体现出对内的开放性和对外的封闭性、对内的传统倾向和对外的现代追求并存。伊斯兰禁忌约束下的关系网络的封闭性，既维系着穆斯林群体之间的相互信任，又对其它群体保持一定的距离;清真寺、教坊和穆斯林社会传统习俗维持着稳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的延续，导致穆斯林的群体利益在很多时候超越个体的自身利益，内在制度变迁的阻力比较大。官方的正式制度，或者由于和地方非正式制度的匹配性较低，或是由于操作技术上的问题，对该地传统社会资本的价值发掘不够，没能够诱导其实现向现代社会变迁。
2.温州非正式制度变迁与企业成长
金祥荣指出，“温州模式”的制度变迁是追求政治成本最小化的准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这种变迁的初始动力既有经济空间的便利，也有地域文化的推动，而后者是关键性的因素。福山提出文化对经济活动具有重要影响，他认为文化“包含了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双重意义”，并可以分为“有关理性的文化”(起源于由理性选择所形成的传统或习惯)与“无关理性的文化”(起源于由伦理规范所确立的传统或习惯)。特定地区的文化传统以及在这种传统影响下形成的现实社会伦理，对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温州地区的滨海地理环境和耕地稀缺的资源结构，经济活动向海洋发展成为必然的选择。温州具有移民的传统，历史上福建人的迁人和近代温州人向国外的移民，不仅将其经济活动与外部(特别是国际市场)联系在一起，而且培养了“敢为天下先”的进取精神，出现了中国第一个承包飞机的个人，出现了第一条地方集资修建的铁路。在改革开放后，不仅中国大陆的各个角落有“温州城”、“温州村”，就是在欧美的许多温州人聚居地方也出现了“温州街”。温州具有崇尚加工的传统，号称“百工之乡”，历史上海上商业活动和近代的通商活动，造就了对市场的敏感性，海外移民和改革开放后的行商活动，在了解国内外市场信息方面具有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信息优势。这一点很像19世纪初期的英国工商业对市场和国际形势变化信息的掌握优先于政府的情况，也和当时一样，产生于民间的商业活动和工业加工活动互相激励，推动了企业的成长和地区经济的发展。典型的例子是，专业市场的发展和中小企业族群发展的互相促进，推动商业和制造业共同发展。
温州地区亚文化，从南宋“永嘉学派”叶适提出“功利与仁义并存”，到明清之际的浙东学派黄宗羲等人，一脉相承地强调经世致用，对儒家正统思想重义轻利、重农抑商价值观念进行修正，加上近代西学东渐的影响，重商主义精神成为社会群体的共识，而商业活动的成功更加强化了这一观念。这一价值观念在中国虽然很长时间受到正式制度的压制，但是它一直顽强地生存着，一旦外部条件宽松就显示出强大的商业力量。改革开放后，温州民营经济发展领先于其他地区，重商主义和实用主义精神是其内在的动力。(见图2)
由此可以得出，两个地区商业活动规则和组织模式，在深层次受特定文化结构(尤其是亚文化)的影响，地区文化、非正式制度的差异造成他们对新制度规则的认知和理性识别的差异，造就了两个地区商业活动不同的发展轨迹。
三、结论与启示
对两个地区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温州和临夏地区亚文化都具有重商主义精神;计划经济时期都一直保持着地下私人经济，在改革开放后民营经济起步都比较早;都获得了民营经济的先发优势。进人20世纪90年代后，温州企业快速成长，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临夏则止步不前，主要是两个地区经济社会系统的差异，产生这一差异的根本性原因是非正式制度的差异。
温州经济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实用主义原则下，温州人积极进取，跨越国内外的商业活动和移民活动，在全球的温州商人和大量在温州打工的外地人，构筑了基于地缘、血缘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商业网络，使其可以同外界实现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这些推动了自身创新能力的提高，推动了企业成长和地区经济发展。临夏地区经济社会系统处于半封闭半开放状态，由于历史原因，临夏穆斯林的民族自我意识非常强烈，它和外界的交换不是很充分，穆斯林生活禁忌约束导致他们的经济活动主要集中于汉藏交汇地区，而这一地区经济主要以传统经济为主，它所获得的信息、物质和能量必然受到限制，因而自身在技术、制度上都很难突破对传统商贩经济的依赖。单调的商贩活动和地区农牧经济，在缺乏外力作用的条件下，本地区有限的力量很难产生突破性的活动，经济社会变化十分缓慢。
这两个地区的差异，在某一点上可以代表东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系统的差异，对西部企业成长和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
1一个地区企业的成长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安排的相互激励的结果
谢富胜、乔兆刚指出，由于非正式制度处于文化的最深层次，因而变化最慢，如果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变化速度悬殊过大，就有可能产生剧烈的文化冲突。
改革初期，私人微观经济主体原有的重商主义精神，使两个地区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具有起步快、思想转变早的优势，激励他们最先进人当时限制繁杂的市场，获得了市场经济进人的早发优势。当时的短缺经济和某些领域实行的双轨制，为其早期商业资金积累提供了市场空间。在中国放权让利改革和财政“分灶吃饭”体制安排下，地方政府成为具有“准竞争性组织”，温州政府“挂户经营”、“股份合作制”、“民营企业建立党支部”等地方征收制度安排，为民营经济的发展铺路搭桥，企业成长也带来了地方财政收人增长。财政“分灶吃饭”使温州市预算内地方财政收人超过中央财政收人。
临夏地区穆斯林一般遵守传统宗教文化，传统上不愿意从事借贷金融活动，私人相互之间的合作契约达成成本比较高，难以建立合作经济，绝大多数依靠自身的积累发展企业，就是家族化经营也是阶段性的经营模式，更不用说出现南存辉革“正泰”家族化经营命形式的企业组织变革。当地穆斯林虔诚的，使得建筑寺院、朝拜活动消耗了一部分经济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社会发展的资金积累。加之，当地商贩经济活动很多是现金交易，政府获取的收益有限，导致地方财政恶化加剧，商业活动、公共服务没能建立相互之间的激励关系。
2.非正式制度变迁是企业成长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条件
道格拉斯·诺斯将非正式制度作为一个影响人类活动的社会资源予以重视，指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他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准确地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制度是个人与资本存量之间，资本存量、物品与劳务产出即收人分配之间的过滤器。”认为人类社会商业活动的控制结构差不多是由行为规范、行为准则和习俗来确定的。兰诺维特提出，企业的发展嵌人在一定社会资本中。美籍华裔社会学家林南提出弱关系是传递信息的有效桥梁。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指出，“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是生产性的，使某些目的的实现成为可能。而在缺少它的时候，这些目的不会实现。……许多社会资本具有的公共物品特征是社会资本与其他形式资本最基本的差别。社会资本是影响个人行动能力以及生活质量的重要资源。”
孔径源认为非正式制度安排有助于缩减人们在相互对立的理性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时所耗费的时间和成本;新的意识形态有助于节约认识世界和处理相互关系的费用。唐寿宁认为在传统社会，合约的达成建立于长期交往活动的人际关系基础之上(“熟识人”社会)，因此传统的惯例和规范对这些法律无法予以规制，“行为的”或隐含的非正规合约就具有较大的约束作用。这种非正规合约在非正规市场中进行的交易活动是可以带来效率增进的制度调整的。
临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滞后，既有西部地区的区域文化系统特征，也有小地域文化的非系统特征。临夏地区特有的文化、非正式制度导致它陷人传统社会制度与传统商业模式的相互锁定，表现为虽然有商贸活动，但不能形成市场经济;虽然地区文化拥有商业传统，改革开放后出现了第一批民营企业，但企业成长困难。
3.信息化是诱导地区非正式制度变迁和企业成长的重要途径
从对两个地区企业成长差异比较分析可知，培养现代商业精神是西部企业成长的关键。
雍少宏从现代化视野指出:“回族文化心理又有先天保守的一面，这种传统的心理状态，影响了回族对异文化中合理要素的认可与吸纳，不利于回族群体以开放的姿态迎接国际化的大趋势，甚至会影响回族文化的进一步传播。……回族群体心理具有传统性和现代性的双重特性。传统性构成了回族群体文化心理的内核，现代性构成了回族群体文化心理的外壳;传统性是回族群体的精神支柱，现代性是回族群体适应现实生活的必然选择;传统性主要表现在回族的活动之中，现代性主要表现在经济活动和追求知识的过程之中。
临夏地区不同于其他西部经济落后地区，它具有传统的商业意识、吃苦耐劳精神和市场竞争意识，长期的商贸经济积累出一定的商业经验和商业网络资源。由于传统的非正式制度约束，临夏商人缺乏开放的观念，没能够像温州人一样，突破地域限制，在更加广泛的空间上组织经济要素，实现企业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长期困守在商贸经济的活动中，形成小农经济和商贸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
1.社区文化设施建设发展不平衡。由于社区领导的重视程度和经济投入不同，社区文化设施建设表现出较大的地域不平衡性。新旧小区的文化设施差异大，活动难以开展，一些社区自筹资金建起的文化设施，由于缺乏后继的经费保障，也是形同虚设，远远不能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
2.社区文化建设经费投入不足。尽管街道对社区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逐年增加，但调查结果显示，经费不足仍是影响和制约社区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由于尚未把社区文化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缺乏硬性指标保障，导致社区的文化经费投入处于空白状态，造成社区群众性文化活动的开展缺乏经常性、持续性。
3.社区文化建设长效管理机制未建立。一些社区尽管有图书室和活动室，但缺乏专人管理，导致图书破烂残缺、缺三少四、球台缺网少拍，影响了文体活动的正常开展。还有很多文化活动的创意很好，但是“一阵风”就过去了，未能形成制度化、常态化。
4.社区基层文化工作者匮乏。基层文化工作者是社区文化活动开展的基础。但目前，仍有部分社区文化专干空缺，技能培训等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加之基层文化工作者老龄化严重，虽有工作的热情，但无法满足工作的需要，文化工作者整体素质亟待提高。
5.社区居民对文化活动参与热情不高。社区文化作为一种群众性文化活动具有娱乐休闲和宣传教化双重功能。除提高社区居民的整体素质外，更有促进居民间交往、强化社区的凝聚力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作用。
6.社区文化活动参与群体比较单一。目前社区在组织开展社区文化活动时，70％以上是老年群体和下岗、失业人员，他们多数属于文化发展的“弱势群体”，而社区文化的“强势群体”（在职中青年和学生）参与的并不多，造成社区文化活动参与群体单一，难以形成强劲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二、加强社区文化建设的几点建议
1.建立多元化社区文化建设的投入机制。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化对区域整体发展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政府应有计划地加大社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老旧小区的投入力度。统筹社区文化建设的经费需求，制定持续发展的社区文化投入机制，确保社区文化经费的投入与区域经济发展相适应。
2.加强对社区文化的制度化管理。在社区文化建设中，要加强政策引领，制定切实可行的社区文化发展规划，出台统一的文化工作制度，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推进社区文化建设的法制化、规范化、科学化进程，真正做到社区文化管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提高资源利用率，为社区文化活动的开展提供完备的保障。
3.完善社区文化网络。以社区基层文化为龙头，以街道、社区以及驻区企事业单位为阵地，利用文化大篷车、社区文化节、社区影院、社区廉政文化大讲堂等载体引导群众广泛参与，开展公益与有偿相结合的文化演出及各类教育培训，使不同年龄、不同文化修养和不同情趣爱好的群众能各展其长，各得其乐。
4.加强文化工作者队伍建设。社区文化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一支精干的工作队伍。而要培养和造就一支精干团队离不开定期的专业培训。
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对促进经济提升、构建和谐社区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等方面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一）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既繁荣当地经济社会又改善居民物质条件
社区文化是某一区域内发达程度和文明程度的具体标志。它影响人们的沟通方式、思想意识和行动习惯的形成和发展，更深层次的是对本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同时，社区文化建设作为文化产业不可或缺的部分，研究报告显示，2012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1.8万亿,对当年经济总量增长的贡献为5.5%。第三产业就业弹性在三次产业中最高，存在较大的吸纳就业的潜力。总体来说，社区文化作为社区建设的核心部分，重视流动人口参与文化建设对社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也有利于流动人口物质生活改善。具体来说，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说明其效益。一方面，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人文环境和地理环境。从改革开放至今，流动人口的数量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而人口密度较大的地区往往产生更大消费能力。管理好、环境好的社区环境是招商引资的前提条件，增加了周围入驻企业的认同感。另一方面，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为增加自身收入提供了更多机会。譬如，流动人口即可通过政府授权、组织支持的前提，以个人性质去开展营利性文化获取一定的利润。另外，提供岗位给未就业的、有特长的流动人口在文化组织中全职就业，也可以利用闲时为文化活动中兼职服务来增加个人的收入。
（二）在参与中分享社区文化成果，感受到社区的人文关怀，有利于构建和谐社区
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其目的也是增强流动人口的认同感和幸福感。好的社会发展充分体现在人民的心理体会和内心幸福感。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将会真正融入现代城市新型邻里互动模式”——彼此更加熟悉，有困难彼此帮助，有共同的事情一起承担责任，感受到根”的温暖，增加了社区的和谐氛围。随着社区的人文关怀，流动人口行为的转变体现在三个方面。生活习惯方面，改变了大量时间足不出户或者网络虚拟世界的习惯，促进流动人口之间、各类社区之间彼此融合，加深邻里关系。社区治安方面，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有利于消除人际心理隔阂，减少社会犯罪概率，形成更为安全的、诚信的、和谐的社会环境。社会风气方面，利于减少享乐主义、物欲主义的不良风气，利于纠正唯利是图、自私自利的价值观念，促进传播积极向上、互帮互助的正能量，促进发展人文素养、和谐温暖的新型社区。
（三）参与实现文化交流与传承，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很大程度上，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是依靠每个社区文化建设来完成的。流动人口的参与才能真正地满足他们最急切的、最需要的、最深入的精神需求，这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关键字就是大”。这个大”的标注有六个层面的含义：凝聚能力要强”、发展门类要全”、实力规模要大”、环境氛围要活”、覆盖范围要广”、文化特色要显”。凝聚建设社区文化作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途径，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正好与六个层面的要求相一致。其一，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增强了社区的人文关怀，其社区氛围具有更强的凝聚力。其二，人口类型主要是本地居民和流动人口之分，本地居民参与社区文建设已经发展较为成熟，流动人口参与完善了社区文化文建设的活动内容。其三，社区建设进程离不开流动人口，流动人口参与增强社区文化建设实力规模。其四，流动人口的参与感受到了对社区的归宿感和认同感，有利于增强社区的和谐。其五，从不同层面开展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不仅加快某个社区的建设，而且增强了地区与地区间社区文化建设，推动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其六，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激活了更多建设渠道，充分挖掘了人资潜力，整合了社会资源，增强了社区自身独特的文化特色。
二、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的问题及原因分析——基于一个案例
根据查阅的资料和平时的直观调查了解，笔者初步判断流动人口参与社会文化建设状况差异很大，在一些地方表现不容乐观。为了深入研究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的真实状况，笔者选择红光镇作为研究的样本。在网上查阅红光镇资料的基础上，我们对红光镇部分领导进行了走访调查，现场参与和感受了红光镇一些社区文化建设活动，也随机采访了一些流动人口，对四川省郫县红光镇个别社区组织的文化活动进行了观摩。四川省郫县红光镇地处川西平原腹心地带，东邻犀浦镇，南邻成都高新区，西邻郫筒镇，北接团结镇、三道堰镇。镇域土地面积31.23平方公里，其中城市规划区面积18.53平方公里，耕地1.45万亩。合兴、金土、金仪、铁门、高店5个社区，下设67个居民小组，68个村民小组。2012年末，辖区总人口8.5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5.9万人（不含6所大中专院校），城镇化率71.1%，另有流动人口4.8万人。人口出生率13.05‰，人口自然增加率4.17‰，人口密度2722人/km2。在社区文化建设方面，四川省郫县红光镇取得显著的进步。例如，三下乡”、温暖红光”、公园1号”杯社区优秀节目展等系列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也吸引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加入。但是，结合以郫县红光镇部分社区的流动人口参与现状作为个案和研究其他文献资料进行对比，就目前全国大多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而言，主要存在主观意识不强、群体覆盖面窄、缺乏经费保障、缺乏制度保障、缺乏领导力和组织力等方面的困难与问题。
（一）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的主观意识不强
流动人口不清楚如何着手参与社区文化的人文关怀，自然很难对社区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大多工作收入不太稳定，经济条件并不宽裕，只能将心思放在挣钱维持生存。因此，他们难以将社区的好坏与自身利益相联系，将自己与社区之间处于一种分离的、被动的状态，社区参与的主观意识比较消极。
（二）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的流动人口群体覆盖面窄
倾向融入社区文化活动的流动人群中，大多是离退休人员和儿童。年轻人更愿意参与看电影、电脑游戏、网上冲浪等社交方式，参与社区文化意识远远不够。调查显示：50岁以上的占66.5%，其中60岁以上的占35.1%，而35岁以下的仅占4.6%，36-49岁的占25.9%。没有很好的社区活动内容，流动人口参与的热情就无法高涨。
（三）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缺乏经费保障
政府投入社区文化建设大多都是参照本地居民，社会组织的赞助也不多。流动人口自身的经济收入不宽裕，没有更多能力去购买精神产品。物质条件的贫困，伴随着精神文化的贫瘠。最终，真正分配到流动人口的人均经费就少之又少了，引导流动人口融入社区文化建设难度非同一般。
（四）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缺乏制度保障
流动人口的参与没有合理的制度保障，参与权益无法保证，参与积极性也会受到影响。如果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没有相应制度保障，社区文化建设也是盲目的，社区文化的秩序混乱也难以规范，反而增加了社会管理问题。
（五）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缺乏领导力和组织力
部分政府部门认为流动人口参与属于文化组织的事，领导更多只是沟通协调，不需要直接参与管理。同时，政府认为经济发展是硬性工作要求，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是软性工作任务。因此，抱着侥幸心理和走着形式主义，没有更好地管理和引导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更加举步维艰。
三、促进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共享文化建设成果
就目前而言，当务之急是改善流动人口参与现状，建立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激励机制、服务与参与机制、经费机制、组织机制、领导机制等，创造和共享社区文化建设文明成果。换句话说，就是要引导和管理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产生高效、高质的社区文化，主要有以下五大解决措施：
（一）健全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的激励机制，改变社区活动形式单一的现状，加强主观参与意识
提高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的热情，需要宣传教育的方式来改造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最终加强流动人口参与意识。其一，共建公共文化宝库，塑造全民人文涵养。建立公共图书馆和文化展厅，为社区居民提供学习、工作、生活提供有效资源。其二，利用知识讲座、广场电影等手段，让广大流动人口心灵和意识得到熏陶。其三，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明新风。将道德模范、好人好事变创出相应的文艺版本或段子，通过投影播放、多种形式的文艺表演，营造社区高尚、和谐的文化氛围。
（二）优化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服务与参与机制，构建和培养文化主流部队和支流部队，扩大社区文化建设的群体覆盖面
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普及程度，关键是优秀的人才队伍和参与方式问题。其一，重视有资历、有能力的社区服务人才，列入编制计划，解决流动人口就业后顾之忧，建立科学的职称认证，扩大专业型社区文化建设队伍。其二，通过政府、企事业单位联合支持并鼓励社区文化建设爱好者参与，降低参与门槛，设置多渠道、全方位的参与方式，奖励为社区文化建设做出贡献的人员。创建更多的社区文化建设平台给思想健康、素质较高的团队组织，去传播社会正能量。淡化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之分，让他们自觉成为文化活动带动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最终达到雅俗共赏、文明共享的和谐局面。
（三）制定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经费机制，让流动人口参与不再流于计划
解决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的经费问题，其具体建议：其一，政府支持方式创新。加入民生问卷调查、网络意愿投票等方式，制定相应法律法规政策鼓励企事业单位赞助其社区文化事业。利用项目贴息”和年终分红”等方式引入社会资金，对其企事业单位进行推广宣传，提升其公益形象。政企合作、资本融合是解决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的首选途径，克服文化投资主体单一问题，释放文化产业活力。其二，抓住创业机遇，解决资金难题。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上，总理指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仅让大量的有梦想的人有了创业的良机，也为社区文化建设提供了更多经济基础。制定相应创业政策，鼓励和支持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稳定就业、鼓励创业是解决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经费问题的重要途径。
（四）完善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组织机制，优化参与保障制度，保障流动人口参与权益
任何社会活动顺利进行都是以制度保障为前提，流动人口参与保障可以通过两个方面来解决。其一，规范流动人口管理制度，提高社区生活质量。通过办理居住证，以宣传教育的方式，让流动人口意识积极配合人口管理是一种利于社会和谐，提升社区生活质量，改善社区治安管理的重要途径。其二，社区组织创新。通过社区公告栏、网络、广播电视等渠道通知信息，建立起与社区生活居民间互动平台，让包含流动人口在内的广大居民参与决策发言或旁听。其三，自发组织创新。在国内外成熟的社区组织的学习借鉴下，建立有效的自发组织成为推动社区文化建设的不可或缺的潜能力量。例如，日本文部省法定”的社会教育团体”PTA（ParentsTeachersAssocia⁃tion）(家长教师协会)，是家长们按照地区组织起来的，学校教师自愿参加的组织，会长由家长担任，会员缴纳会费。
（五）加强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的领导机制，流动人口参与计划在政府组织管理下更加有序执行
ス丶词：社区治理；离退休党员；社区制度；民间组织；社区文化
ブ型挤掷嗪:D2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8）05-0044-05
收稿日期：2008－08－17
作者简介：
陈建中（1949－），男，浙江杭州人，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副教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功能性结构趋向合理分化。对离退休党员的组织设置，也随着单位制的式微，由一以贯之的单位管理模式向属地化社区型转变。
ダ胪诵莸吃苯社区，以整体素质优势带来了社区治理的资源规模和人才存量，从群体特征分析，这种具有驱动力和促进作用的人群可称为“群众结晶”［1］（p46）。但同时，离退休党员是个动态增长并趋向老龄化的群体，在原体制内形成的“单位习性”制约着对社会化管理的转型适应；他们在社会身份与社会利益群体分化同质的趋势下，会产生由“单位人”转换为“社会人”的压力输入和心理变化问题。于是，探讨社区治理背景下的离退休党员管理模式，使他们的政治生命和自然生命同存共续，也使社区治理创新，是一个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オヒ弧⒋葱吕胪诵莸吃弊橹方式和活动方式，推动社区党建融入社区治理
オド缜是国家与社会的链接。社区治理，是一种实现政府与社区组织、社区居民多元参与，在对话和沟通中形成良性互动、诉诸公共利益，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模式。社区作为社会的细胞，反映出公民利益诉求的大规模增长，许多国外政党也把社区作为政党摄取政治资源的重要途径，丝毫不懈怠地在社区争取选民、吸引民众有限的政治参与、乃至发展党员。例如，英国工党党员必须在社区中扎下根［2］，新加坡的社居委工作人员多数是人民行动党的党员，绝大多数的议员是该党社区支部书记［3］。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社区工作与政党的社会工具性相吻合，与党员的责任义务和历史使命相契合。有人认为社区治理与党建无关，那是“忽视了党建也是社会，即没有从社会学角度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党建。”［4］(p256）但若党在社区仍然保持原有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也不可能实现对社会的有效领导。因此，要利用离退休党员纳入社会化管理的契机，创新社区党建与社会工作相结合的组织方式和活动方式。
ナ紫龋要使离退休党员对社区管理产生心理认同，重构主体意识和心灵归属感。一是要有亲和力的组织关系接转。接转双方党组织和离退休党员座谈，社区干部及时家访都是不可或缺的程序。二是优化党组织设置。按照有利于党员分类管理、发挥作用和方便就近的原则，以职业特点、生活方式、兴趣爱好为纽带，设置“同事”型党组织、功能性党组织、居住相对集中的楼道党组织等。三是丰富组织生活内容和提高组织生活质量。党组织活动要从一般的政治活动扩展到维权领域、对党员开展生活服务和社会参与服务。通过参加制定党员行为规范、党务公开等制度，确保离退休党员的知情权、选择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テ浯危通过动员、激励、组织和创造机会，提高离退休党员在社区治理中的参与度。亚里士多德说过“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何况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是党员的权利，也是他们再社会化的切入点，如果离退休生活无所事事，孤独、失落、社会隔绝将是身心健康的杀手。因此，社区要多方面提供舞台，引导他们“夕阳增辉”：一是在公益活动中踊跃参加“党员志愿岗”。参与社区的治安巡逻、“邻里守望”、“楼道管家”、结对帮扶等。二是成为优秀的社区工作者。参选居委会、业主委员会、老年协会、各类志愿者组织负责人以及居民代表等；受聘为政策法规宣传员、民事纠纷调解员、环境卫生劝导员、计划生育指导员等。总之，离退休党员有为社会服务的强烈愿望，群众也很喜欢这样的“好人加能人”,他们是社区志愿者的主体，对社区的特点、需要和不足知根知底，能够推动社区自治有的放矢地健康发展。
ピ俅危要深度开发离退休党员的潜能。毛里齐奥•科塔认为“政党还具有一种集体的身份：它唤起了一种传统、一种精神，一种‘我们的感受’――这些东西本质上就值得珍惜并必须加以维护”［5］(p50）。而且，离退休党员占社区党员的比例最大，因此，要将他们中身体健康有领导能力的同志吸纳到社区各级负责机构中来，让熟悉党务的同志担任“两新组织”党建工作指导员和管理流动党员的联络员。建立“专题”类党组织，例如，教育青少年和矫治“问题青少年”的“关心下一代讲师团”，化解矛盾纠纷、倡导社区新风的“邻里公德评判团”。激发他们对电脑的兴趣，形成“互联网虚拟”型党组织。在网站中设置支部在线等特色栏目，开展离退休党员喜闻乐见的网络主题活动。确定流动党员网络“上线日”，解决他们中因兼职、探亲带来的教育管理难题。把社区基层党组织全部联入局域网，分享彼此的经验，以“网络民主”延伸民主评议的空间，改变传统党建工作的分散性和相对封闭性。同时，党建网站开通便民服务台和“爱心传递”网，使党群沟通和社区治理随着社区党组织网络化覆盖而跨上新台阶。
オザ、支持离退休党员多维度参与社区民间组织，优化多元合作的社区治理格局
オス际经验表明，社会治理经由社区治理［6］。而社区治理是建立在基层民主之上的公共管理，民众有权探寻一种对环境和社会负责任的生活方式。因此，我国的社区治理体制必然要放弃传统的垂直“管制”模式，向自治型转变，构建起政府、社区组织、非营利组织、社区居民之间水平式的交流、协商、合作互动的新关系。加拿大等发达国家通行的社区自治是社区业主大会投票表决制，去年我国宁波市社区居委会实行了直选［7］。但总体上看，现代社区的主要功能――社区公民的塑造和社区草根性的自治自助，是不够的。其中，社区的离退休党员政治参与程度偏低和参与渠道单一，也制约了社区治理。
バ商民主是实现社区自治的最佳途径，“在这种形式中，公民参与机会的不断增多被认为是可能的和备受期望的。”［8］(p102）戴维•米勒认为理想中的民主必须满足三个核心条件：包容性、理性和合法性［8］(p140）。根据我国国情，离退休党员拥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丰富的社会阅历，是具有“协商理性”的群体，加上在社区有户籍、业主等多种身份，能综合代表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参与达成的决策更具有社会正义性。
ゲ唤鋈绱耍在社区的凝聚、整合、推动公民社会发展中，离退休党员是具有较高政治素养的一个群体，应该充分挖掘和利用他们蕴涵的政治资源、管理资源，支持他们参与决策、执行或监督社区的公共事务，有利于社会治理无缝隙地过渡到国家治理，形成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节约执政党的社会整合成本。
ゼ于强行政与弱社区错位以及市场失灵，需要社团为纽带来协助调节，“它可以弥补国家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9］，成为社区发展的新主体。十七大报告提出“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因此，要支持离退休党员多维度参与社区民间组织。他们需要各种组织归属，参与政府组织和上级党组织的事件，可以看作是垂直参与；他们自主地活跃在社区，创造新的联系纽带，可以看作是水平参与。民间组织有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能够克服参与者认识的局限与民主包容性之问的张力，离退休党员可以在晚霞理事会、老年协会一类“透气”设置中舒缓心态，解决失落感、爱发牢骚等离退休综合症，学习以民主的方式生活和处理问题，培养一种有关个人价值和胜任能力的感觉，创立一个有爱心、可持续的社群。同时，增强离退休党员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自组织能力，其示范和辐射作用能够激发社区民间组织的内生力量，是推动基层民主和群众自治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本。
ブ凑党在社区拥有更多的社会组织支持，有利于领导社会治理。例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把一些新组织改造成为政党维系社会整合的组织，相继成立了许多社区机构［10］(p226），这对于避免社会的碎片化是极为重要的。离退休党员活跃了社区民间组织，并且与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物业公司、业委会以及社区工青妇群众组织的互动，显示了社区自治主体的多元化。这需要有一个主导性的、有效的政治力量来协调和推动，而能全面覆盖社区的，只有党组织。新公共治理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要求，必须按照条块结合、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驻共建的原则，建立健全社区工作协调机制和社区综合治理机制。离退休党员在社区的认同程度较高，这种把公民自主结社与发挥离退休党员表率作用相结合的方式，不是动员式而是自主式向社会组织输入能量和渗透党的影响，扩大了党的工作覆盖面。
ネ晟频纳缜治理要使服务成为合作治理中的核心伦理价值。“社区工作最终是关于社会正义的事业，尽管它也是关于民主的事业”［10］。要优化为老服务，使离退休党员养老安老，同时以系列化服务把社区居民都包容进来，处理好特殊性与一般性的关系，形成凝聚党员与凝聚群众相结合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一是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市、区、街道和有关职能部门要加强对社区公共产品的投入；工会要完善退休职工维权和帮困救助工作机制；劳动保障局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解决离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中的具体问题；民政局要进一步加快社区老年服务设施和服务网络建设；社区要了解离退休党员家庭住址和家庭情况，加强在生病住院和重大节日时必访的规范服务。二是完善党内关怀帮扶机制，把对离退休党员的教育、管理渗透到服务之中。建立党员互助基金和开发社区保安、保绿、保洁等公益性岗位，解决提前退休党员的再就业问题；对年迈体衰的党员，实行相当于荣誉党员的关照。三是加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开设社区老年护理院与康复病区；开展家庭巡诊、精神卫生和临终关怀等基本医疗服务。四是构建“社区共同体”。把社区所在地的政府组织、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很好地“组织”起来，实现资源整合与共享。例如，在企业离退休党员集中居住的社区，如果企业不再问津会损害他们的情感纽带而产生负面情绪。因此，要以协议形式建立企业的继续关怀机制，坚持企业与社区党组织联席会议制度，提倡企业选配离退休或在职的党务干部到社区任职，给社区提供离退休党员活动设施、活动经费等支持。
ハ匀唬政府不再是唯一的公共产品提供者，将一些公共事务交由社区民间组织来处理，是实现有限政府的有效举措。社区民间组织能够提供家政服务、心理咨询、政策法律咨询等多样化产品服务。政府应采取“项目委托”、“购买服务”等方式调动民间组织积极性；由于离退休党员广泛参与社区民间组织，也开发了离退休党员丰富的自治资源，使社区服务效率更佳、政府行政成本更低。
オト、完善离退休党员社会化管理制度保障，促进社区制度需求与政府制度供给均衡
オド缜是有效的治理城市基层社会的制度安排，但在实践中，存在相关制度的缺失，制度供给不足是限制离退休党员参与公共事务和待遇受损的主要原因。发展政治学认为：“无论是无制度的参与还是无参与的制度均不可取，因为前者无政治稳定，后者无政治发展”［12］(p345），而社区承接行政事务职能的路径依赖，会影响新制度的导入。
ド缜治理要通过制度的创设，降低交易成本。“制度框架能增加逃避义务的风险，增强互利合作的习惯”［13］(p11）。而政府往往根据自身的政治需要来供给社区制度，这就导致政府制度供给与社区居民需求的非均衡状态，使得社区自治权利为政府行政权力所吞噬。因此，必须避免“行政化”倾向，对社区实施柔性管理。首要是加强信息管理系统建设，为政府、社区、居民三者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引导公民以积极、理性的心态主动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去，使各种利益诉求进入政策议程，最终由公共政策予以回应。从共产党员密切联系群众的角度看，离退休党员可以组成全方位的社区信息网络队伍，也可以在他们当中聘请信息员，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治理偏差，促进社区制度需求与政府制度供给的均衡。
ド浦尉褪鞘构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14］。完全排斥政府的社区自治是行不通的，所以，多元社区治理是政府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我管理的对接，是政府依法行政与居民依法自治的互动。
ヒ匀宋本的施政理念在于构建服务型政府，当然要关照社区制度的需求，而且要有具体的服务政策的制订和资金投入。以杭州市为例，政府设立企业退休人员管理服务中心等专职机构，出台系列文件，坚持“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原则，夯实“有人干事、有钱办事、有章理事、有场所做事”的服务基础。给社区聘用专职管理服务员，配备离退休人员服务保障专用面包车，每年较大幅度地提高离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经费和节日慰问费。中国特色的社区自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仍以杭州市为例，市委办公厅制定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社区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要求创建标准的社区党建活动阵地，配备社区公职化党务工作者。市、区和街道供给社区的政策都把离退休党员作为考虑重点，社区党委还主动与民政、财政、卫生等部门和原离退休单位沟通协调，切实落实好离退休党员各项待遇。
ネ晟频纳缁嶂卫碛Ω醚裢怀錾缁峁正的社会政策。我们恰恰在社区治理中存在制度，行政事业单位的离退休党员还没有实行属地管理，改革后社会保障制度分轨，企业退休职工的待遇只有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待遇的一半左右，这是社区产生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从长远看，党整合社会的基础由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化是大势所趋，党组织的社区化有利于将来按选区比例民主选举代表时发挥主导作用。因此，树立社会建党思想，构建全体离退休党员社会化管理的党建工作新格局，应该考虑建立在全体离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的制度设计架构上。
ス菇ê托成缁峋鸵合理调节阶层利益关系，积极引导阶层心理融合，以免体制内的利益诉求转变为体制外的利益冲突。中共十七大将“老有所养”作为民生工程载入工作报告，在社区的困难群体主要还是企业退休老人，其中离退休党员往往是群体政治参与和利益博弈的代表。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党不仅是其成员工具性利益的来源，而且也是表达性利益的来源”［5］(p50）。因此，在制度保障和供给中，只有切实重视和关心离退休党员的政治生态、社会心态和福利待遇，才能使社区成为党和政府整合社会、动员社会，实现有效领导的重要平台。
オニ摹⒎⒒由缜文化建设中离退休党员的“主角”作用，在文化轨道维系社会整合
オド缜是异质性社会共同体，生活着不同文化、政治和经济背景的居民，由于价值取向、道德追求和思想活动的差异，会出现纠纷、等问题，显露社区治理的脆弱，必须开展社区文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和整合多元社会意识，增进社区居民对根本利益一致性的认识。社区党建从重视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和做好离退休党员思想政治工作的角度，针对少数离退休党员的理想淡化、道德退化、风气低俗化现象，也必须占领社区文化建设的主阵地。
ネ时，社区文化是建设社区居民精神家园、改善人居生活环境和提高社区治理能力的有效方式。美国学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认为：“社区治理通过借助既不同于国家也不同于市场的制度安排，可以对某些公共资源系统成功地实现适度的开发与调适。”［15］(p10）社区需要开发与调适的最大公共资源是文化，关注文化也意味着关注人们社会化的方式，它们构成了社区组织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ド缜面临人口图式与党员构成老龄化的挑战，在配置社区教育和文体活动资源时，要支持离退休党员追求丰富多彩生活和多方面价值的实现。由于离退休党员是学习型社区的标杆，再学习是他们与时代同步、再社会化和心理调适的切入点，因此在建立社区学院时，要开办老年大学；由于离退休党员要有各种生动活泼的文化活动，因此建立社区文化队伍，必须有“夕阳红”一类的文艺团体；由于离退休党员喜欢健身锻炼延缓衰老，因此，社区要努力开展娱乐型体育活动，普及社区全民健身设施要增设适合老年人特点的健身设施。
ト宋木神是社会治理的灵魂。从社区居民的生活品味和邻里关系的协调到确立现代公民观，提升公共意识、环保意识、参与意识和文化素养，都是社区人文环境的组成部分。然而，有的社区文化参与率不高、参与目标层次低；离退休党员缺乏活动平台，作用边缘化。当政府依赖行政来推进社区文化时，居民往往“用脚投票”。这是由于“在社会中被低估和边缘化的人们会形成联合行动的阻力”，“只能在一个更强调民主的社会里鼓励人们的参与。”［16］(p63）
ケ收咴诤贾菔薪汀社区调研时发现，离退休党员联手社区“在职党员联络站”打造多层次多形态的社区文化综合体，形成了高参与度社区。一是尊重地方文化特色，社区越剧票友组团演出，使社区文化向品牌化发展。二是开发多元文化资源，有6支以离退休党员为主体的文体团队，既自娱自乐，又巡回表演和参加市区比赛，扩大了社区文化的渗透力和影响力。三是人人参与，举办以弘扬邻里和睦为主题的“邻居节”、纳凉晚会、文化艺术节、社区运动会和“五好文明家庭”评选等活动，给居民提供合作、互动和归属感的载体。四是美化、绿化社区的空间景观，创造既安全方便又优雅舒适的生活环境，展示出社区的文化品位。五是充分利用社区网站推动社区文化的共享和共建，以及通过网络论坛培育公民意识与协商民主的政治文化。江汀社区这种充满活力的文化，是持续提升生活品质的动态刻画。
ヒ虼耍建设社区文化要抓住离退休党员这支最活跃的主力队伍，他们丰富的工作经验、组织能力和对文娱活动的偏好，可以成为社区文化教员、志愿者和党的社会活动家。他们赋闲后，把精力转移到旅游参观、歌咏演出、书画摄影、健身休闲等活动上。实质上是用健康的生活情趣、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高尚的道德情操诠释党员先进性，用这种率性的文化表达来展现身份与政治理想的一致性，从而在社区创造一种新的社会语境与话语体系。社区还要经常组织他们参观“城市新变化”和各种展览，感受社会脉搏；时常组织青少年和老同志之间慰问与革命传统教育的互动，使离退休党员在关心下一代中得到快乐和尊重，提升荣誉感。总之，社区文化活动让离退休党员“亮身份、亮形象、亮风采”；社区文化建设促使社区治理实现资源最佳配置，从而在文化轨道进一步维系社会整合。
ゲ慰嘉南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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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区建设；社区管理；社区特色文化
中图分类号：C912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168（2014）02-0030-07
“社区”的概念最早出于德国社会学家F・滕尼斯1887年出版的《社区与社会》一书，是指同质人组成的、关系亲密、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的、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团体。20世纪初，美国人罗密斯将德文“社区”英译为Community，其中含有公社、团体、共同体等意思。后来，美国社会学家帕克等人又赋予社区以地域性含义，使社区概念更加全面。1933年，燕京大学一些青年学生在翻译帕克的社会学论文集时，将Community译成中文“社区”，形成了具有中国特定意义的含义。在现代社会学中，社区的定义有上百种，但具有倾向性的意见是指“地区性的生活共同体”。中国有一句俗话：“窥一斑而见全豹”，如果将社区比喻为“一斑”，那么一个国家或地区就是“全豹”了。从这个意义上讲，社区是社会的组织和“细胞”，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社会管理机制创新问题，其落脚点就在于社区管理机制的改革与创新。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要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全面开展城市社区建设，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从而把社区管理机制创新问题提到了各级党委政府的议事日程。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详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从而将农村社区建设纳入社会管理机制创新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对社区建设提出更高要求：“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是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利的重要方式。”要求各地“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社区管理是社会管理的基础，也是社会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搞好社会管理机制创新，就必须搞好社区管理机制创新。
一、社区管理机制创新必须牢固树立科学发展的理念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完善，社区已经成为社会利益关系的交汇点、社会组织的落脚点和各种社会群体矛盾的聚焦点。特别是在利益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中，社区既是一个开放的小社会，也是市场经济变化的晴雨表，社区管理必须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不断更新社会管理理念，创新社会管理机制，才能推进现代社区建设健康发展，才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区管理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
由于受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一些领导干部的管理理念长期停留在计划经济年代，喜欢“发号施令”，希望“一呼百应”，经常以“稳定压倒一切”为由，以从大局出发为借口，以牺牲群众利益为代价，来处理辖区内的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这种做法从表面上看似乎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深层次问题依然存在，甚至可能埋下更严重的隐患。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的社区管理理念已经不适应形势的发展，各级领导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管理理念，加快“服务型政府”和“法治政府”建设，努力改变政府施政中长期存在的重权力轻责任、重管理轻服务的现象，强化政府的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推动各级政府从“权力本位”向“责任本位”转变，从行政手段管理向科学化公共治理转变。特别是基层干部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发展的需要，不断更新社会管理理念，密切联系农村基层和城市社区实际，以人民群众的公共需求为导向，努力推进社区建设的健康发展。同时，要树立“民生为先、高效便民、公平正义”的理念，筑牢“执政为民”的思想基础，以正确的政绩观检验社区管理的工作成效，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权益。另外，还要顺应时势发展要求，不断优化和完善社区管理机构，理顺社会服务管理机制，规范创新社会管理制度，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使社区管理工作成效更多地惠及普通民众。正如所指出：“社会管理实际上就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社区因其涉及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所以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1]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区管理必须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
社区固然是一个小集体、小单位，但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个领域。社区管理必须坚持科学发展的理念，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一方面，各级领导干部在社区管理中要始终不渝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社区管理的头等大事就是服务于经济发展，发展是解决社区一切问题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经济的持续发展，就无法解决社区内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就无法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所以，坚持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正确地认识和把握经济发展规律，深入研究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及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处理好经济规模与经济结构、经济数量与经济质量、发展速度与经济效益、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发展的相互关系，实现发展、改革、稳定三者的辩证统一，促进社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另一方面，要以是否推动科学发展作为检验社区管理成效的评判标准。坚持科学发展观，“就是尊重客观规律，讲究工作方法，坚持改革创新，以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努力工作，力求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2]。实现社区管理科学发展，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的观点，把党的科学理论与社区管理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不断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扎扎实实地推动社区各项工作的全面发展。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区管理必须坚持统筹兼顾的理念
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也是社区管理科学化的基本要求。一是现代社区管理必须树立全局观念。在社区管理中必须要有大局意识，树立大局观念，善于谋全局、抓大事，解决社区全局性、战略性、方向性的发展问题。同时，社区管理要坚持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善于从全局的角度出发，把握局部在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围绕全局的发展目标，卓有成效地开展社区管理，推动社区各项工作的全面落实与发展。二是现代社区管理必须树立长远观念。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区管理，要充分认识到长远利益的重要性，坚持当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的理念，无论是做决策、看问题，还是做规划、干事情，都要以长远利益为重，立足当前，面向未来，描绘远景，稳步前进。但强调当前利益必须服从于长远利益，并不是以牺牲当前利益为代价，当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发生矛盾时，要以实现当前利益为前提，权衡利弊、统筹兼顾，实现两者利益的最优化。三是现代社区管理必须树立双赢的理念。社区管理机制创新，要求统筹全局、兼顾各方，即在顾全大局的同时，兼顾局部的利益，实现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双赢。当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必须两者兼顾，既要考虑整体利益，又要兼顾个人利益。只有社区整体得到了发展，居民家庭才有发展的空间，只有兼顾居民的个人利益，才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社区建设的全面发展，实现社区与居民的和谐共赢。
二、社区管理机制创新必须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中国社会生活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计划经济年代的单位制被彻底打破，人们逐渐从“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化，社会管理模式也从传统的“熟人”社会向“生人”社会转变，城乡居民的社会生活中心已由单位向居住地转移，不同利益群体和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在社区交集，社区成为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的集中地。所以，建立以社区为单位的社会管理体系，畅通居民的诉求渠道，以直观高效的方式将问题和矛盾化解在社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建立科学社会管理格局的必然要求。创新社区社会管理机制、完善社区管理制度和提高社区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已成为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正如指出的：“加强和创新社区管理，对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就要抓住重点，大胆探索，敢于和善于破解各种难题，努力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力争早日建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管理机制。”[1]
（一）要创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现代社区管理格局
由于历史原因和传统习惯，各级政府在社区管理中仍然肩负着主要管理者的责任。尽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社区管理责任不断弱化，但在目前情况下政府的主导作用仍然是其他社会组织无法替代的。所以，政府在社区管理中还应发挥以下三方面的作用。一要充分发挥政府在社区社会管理中的主导作用。党的十报告指出：“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是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利的重要方式。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以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加强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为重点，拓宽范围和途径，丰富内容和形式，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利。”各级党委政府在社区管理中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制定并组织实施有关的法律法规、公共政策及宏观规划，切实做好组织推动、政策支持、综合协调、服务引导，不断完善地方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分工协作机制，扩大党组织的覆盖面，进一步增强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推进社区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保障。二要正确处理政府主导作用与社区管理主体作用的关系。政府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强化统筹规划、政策指导、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而社区管理主体作用侧重于强调人民群众在社区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他们既是社区建设的直接受益者，又是推进社区建设的基本力量，只有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让社区居民充分参与到社区各项规划和建设方案制定、实施和修正的整个过程，才能做到群策群力、共同推动社区建设的健康发展。三要健全党务政务公开机制。在社区管理中要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四要创新网格化管理机制。按照“公共服务进社区、社区事务进网格”的原则，把社区工作细化分解到每一个网格内，实行“管理到门口，服务到家庭”的网格化管理机制，及时了解掌握重点部位、群众意见、居民需求等情况，提早将矛盾化解在网格内。
（二）着力创新社区综合治理的管理机制
社区管理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构建和谐社区，而现代社区又是各种矛盾的集合点，各种利益纵横交错、十分复杂，不同阶层的人价值观悬殊，加上现代经济快速发展，人口流动性大，社区治安问题日趋严重，综合治理任务十分繁重。所以，社区管理必须长期不懈地抓好社区综合治理和平安建设工作。一要着力创新化解矛盾的工作机制和工作体系。化解各种矛盾是社区管理的经常性工作，也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性工作，社区管理机制创新要不断建立和完善化解矛盾的工作机制，把化解社会矛盾工作纳入党政“一把手”工作日程，将工作责任落实到部门、落实到机构、落实到人头，形成“党政主导、部门联动、调防并重、专兼结合”的“大调解”工作体系，使社区调解工作担当起建设和谐社会的新主角，并努力推动社会矛盾排查、预警、化解的一体化、常态化、规范化，着力解决影响社会稳定的基础性、源头性、根本性问题。二要着力创新排查整治机制。在社区管理工作中，各级领导要高度重视社会突出问题的大排查、大整治，制定并完善各种突出问题排查整治的工作方案，组建维持社会稳定的督导小组，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检查督导，确保各项突出问题排查整治措施在基层得到落实。三要着力创新治安防控机制。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是社区管理中一项重中之重的工作，在社区管理中要实施社会治安等级预警制度、“两抢一盗”案件挂牌督破制度，把治安防控问题解决在基层，特别要遏制刑事犯罪和“两抢一盗”犯罪的高发势头，最大限度地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同时，要坚持“打防并举，重在防范”原则，统筹规划，分步实施，逐步建立起以公安机关为主体，以路面、社区、单位三道防线为基础的立体化治安防控网络。四要着力创新社区矫正机制。现代社区内人员繁杂，流动性大，不但有普通常住居民，也有犯罪前科和刑满释放人员，还有流动的各种特殊群体。所以，社区的矫正工作非常重要，各社区要根据需要建立矫正机构，不断规范社区矫正工作流程，着力构建以户籍地管理为主，区、街、社区三级联动的社区矫正工作新框架，探索和规范工作流程和矫正方法，提高社区矫正的工作效果，将社区矫正工作纳入法制化、规范化和常态化轨道。同时，要关心特殊人群的就业和生活出路问题，做好社区的社会救助工作，使他们感觉到社会的温暖，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五要着力创新人口管理机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流动人口大增，传统的人口管理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要求，社区人口管理机制要积极探索“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管人”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新模式，采取政府出资、财政拨款、综治管理、社区使用的方式，完善以信息化为手段、居住证为纽带、出租房为平台、用工单位为重点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动态化工作格局，让流动人口在求职务工、法律援助、社会保险、住房贷款、购车报牌、子女教育等方面享有与当地市民同样的待遇。六要着力创新社会稳控机制。在社区管理中要注重发挥公安、国安、610办等有关部门的职能作用，认真抓好反的基础性工作，严密防范、严厉打击“”等组织的捣乱破坏，加大全民国家安全教育，加强互联网监督管控，切实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管得住，控得紧”，确保本社区不发生危害国家安全、损害人民利益、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七是着力创新平安建设机制。创建平安社区是社区管理的重要内容，要采取“目标管理，排名问责，规范运作，持续提升”等措施，建立健全平安创建的“责任考核机制、日常运作机制、典型引导机制、挂钩帮扶机制”，全面开展“平安企业”、“平安市场”、“平安校园”、“平安医院”、“平安文化市场”、“平安市场”、“平安道路”、“平安边界”、“平安海域”、“平安景区”、“平安金融”等系列平安创建活动，形成“强化领导、滚动管理、上下联动、整体推进、拓展提升”的平安建设工作格局，推进社区的平安建设，构建和谐社区。
（三）努力创建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社区管理工作机制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区居民成分日趋复杂，了解社情民意，解决日常事务，成为社区管理的一项经常性工作。所以，必须不断建立和完善社情民意调查工作机制。一要建立社区“百姓档案”。社区管理必须熟悉本辖区的社情民意，提倡社区干部进百家门、建百家档、排百家忧、帮百家富，掌握本辖区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居民家庭的有关信息，特别是弱势群体、百姓诉求、外来人口和安全隐患等情况，要做到心中有数，及时解决，不留后遗症。二要建立社区信息库和信息网络。一方面，要组建社区信息员队伍或“民情队伍”。有条件的社区应每幢居民楼、每个小区或每个村民小组都配备一名退休人员，组成群众工作义务信息员队伍，上情下达，通报社情，了解群众需求，及时解决突出问题。另一方面，要发挥“五老”调解化解矛盾的作用，探索建立和推行以老党员、老干部、老劳模、老教师、老复员退伍军人为主体的“群众评理会”制度，着力提高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水平。同时，还可以尝试建立民间“道德法庭”，作为法律和行政管理的补充，通过舆论、风俗习惯和个人威望等道德舆论力量，多方面解决家庭纠纷和邻里矛盾。三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一方面，政府要建立以最低生活保障和分类救助为基础、以专项救助相配套、以临时救济为补充和社会广泛参与的社会救助体系，确保对困难家庭的救助和帮助。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健全劳动保障就业机制，落实就业服务政策，拓宽就业渠道，提供就业咨询、再就业培训和就业岗位信息服务等措施，使有就业愿望的下岗失业人员得到充分就业。同时，要重视社区医疗体系建设，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深化公立医院改革，鼓励社区办医。另外，社区还要做好帮扶工作，建立以政府资助为主，社会广泛参与为辅的帮扶机制，制定和落实各项帮扶政策，确保残疾人在教育、医疗、康复、就业和社会参与等方面与健康人享有同等的权利。特别是在社会保障机制方面，要建立透明公开、民主评议、发扬民主和居民共同参与的各种机制，让广大居民有知情权、参与权，以充分调动居民参与社区管理与建设的积极性。四要不断提高社区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一方面要加强社区服务设施建设，兴办各类服务行业。如建设社区服务中心、服务站点，为居民提供劳动就业、医疗保健、计划生育、老幼托管、扶残助残、娱乐健身以及科技服务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多方面的服务。另一方面要优化社区服务结构，健全服务功能。要根据居民的不同需求，设立多层面的服务内容，不断提高社区服务管理水平。五要盘活现有社区资源，实现资源共享。要按照“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驻共建、促进发展”原则，强化社区各机关单位和居民家庭的共建和资源共享意识，以共同需求和共同目标为纽带，充分挖掘、整合、开发、利用、激活社区的各类资源，实现服务资源共享、服务设施同建、服务项目联办、服务活动合搞，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资源的共享程度。六要建立健全社会应急管理体系。目前我国社区应急体系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主要是由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负责，群众大多是被动配合，且百姓对社会应急事件缺乏了解，缺少防范知识。因此，应当将社区应急管理列入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建立起科学有效的社区应急管理体系，妥善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减少和避免突发事件给社区安全和居民生活造成的意外危害。
三、社区特色文化建设和社区文化管理机制创新社区文化建设是衡量一个国家城市化水平、现代化程度和民族文化教育素质高低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管理机制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提高社区文化建设水平，繁荣社区文化，促进我国社区文化建设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好现代社区文化建设，必须打破传统的思维方式，创建新的文化管理机制，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进社区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
（一）制定社区文化建设规划，抓好社区文化人才队伍建设
社区文化建设是社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进社区发展的重要动力。一方面，要对社区文化建设进行统筹规划。现阶段我国社区文化建设要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不断探索新形势下的社区文化发展规律，制定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社区文化建设规划，明确社区文化建设的目标和任务，完善社区文化建设的财政投入机制、人才保障机制和文化设施使用与管理机制，统筹协调相关部门履行社区文化建设的责任与义务，统筹部署宣传、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教育、科技、卫生等部门和工会、共青团、妇联、文联、作协等人民团体在社区文化建设方面所承担的工作责任，并从政策、资金、制度上推动社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另一方面，要大力培育具有社区特色、业务精、素质高的社区文化骨干队伍。一要按照政治强、业务精、素质高、作风正的要求，建设一支以业余骨干为主、专业人员为辅的社区文化辅导员队伍，定期开展专业培训，增强社区文化骨干的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二要经常性地组织文化骨干深入基层、深入生活、深入群众，组织指导社区文化活动，增强社区文化建设的生机与活力。三要充分发挥辖区内各单位文化人才集聚的优势，将社区内机关、学校和企事业单位的文化骨干融入社区文化人才队伍，提升社区文化人才队伍的整体水平。鼓励高校、院团的文化人才深入社区，开展社区文化交流，组织和参与社区的文化活动，丰富社区文化活动内容，提高社区文化活动质量。四要大力培育文化志愿者队伍，充分发挥共青团、高校、行业协会、民间组织的作用，加强社区文化志愿者队伍的招募选拔、组织管理、教育培训，不断提高志愿者队伍服务社区文化建设的能力和水平，促进社区文化人才队伍的健康发展。
（二）加强社区文化阵地建设，丰富社区文化活动内容
一方面，要加大社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采取扩建、改建和新建等办法，加快推进社区文化中心、文化广场、文化活动室、文化站等社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健全、高效实用的社区文化设施网络，用活用好用足现有文化设施资源，提高社区文化设施的使用效率和社会效益，防止社区文化活动场所变成封建迷信、、色情、等低俗文化和有害文化的传播基地。同时，要倡导社区内的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向社区居民开放文化设施，实现文化设施资源共享。另一方面，要积极开展社区文化活动。在社区文化活动中，要坚持贴近社区实际、贴近百姓生活，开展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社区文化活动。要充分考虑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乡土文化与外来文化、通俗文化与高雅文化的有机结合，从文化娱乐、健身休闲、环境美化、科技普及、艺术培训等方面充实社区文化内容，以歌舞音乐、说唱弹奏、琴棋书画、体育竞技等多种形式进行社区文化交流与传播，引导社区内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居民家庭自觉参与社区文化活动，保持社区文化活动旺盛的生命力，满足人们不同层次的文化需求。
（三）打造社区特色文化，推动社区文化服务创新
社区文化建设要根据自身的条件，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社区文化，不断创新社区文化服务项目，提高社区文化服务水平。一要积极开展社区特色文化建设。要根据区位优势和辖区内机关单位、学校、企业、社团和居民的文化优势，举办各种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活动，开展社区特色文化创建活动，不断推出有品位、有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社区、生态社区、园林社区、科普社区、音乐社区、茶文化社区等。要注重保护乡土文明和不同社区文化的多样性，传承传统人际和谐的文化基因，保护优美的自然风景和文化遗址，吸纳现代文明所倡导的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先进价值理念，破除各种陋习和不文明行为。另外，还要从社区自身的自然文化资源出发，培育各具特色的社区文化，提高社区的文明程度。二要加强社区文化交流。要组织国内外文化艺术团体到社区交流，开展高雅艺术、经典艺术进社区活动，提高社区居民的文化欣赏水平，提升社区的文化品位。三要大力发展网络文化。现代社会网络文化已成为人们不可缺少的新型文化，社区网络文化要以信息化为基础，搭建社区文化信息服务平台，传播积极、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让社区文化信息化服务融入社区居民生活之中。四要积极开展主流文化宣传活动。要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等媒体，设立社区文化建设专题栏目，及时报道社区文化建设取得的成就和典型经验，介绍国内外社区文化建设的做法和发展趋势，反映社区居民对社区文化建设的要求和心声，探索社区文化建设的新思路、新举措、新模式，增强社区居民文化追求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营造人人关心、支持、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的良好社会氛围。还要充分利用电子技术、网络技术、远程通讯技术等现代化科技手段，开展社区文化教育宣传活动，实现各级社团组织与社区居民的信息交流与互动，增强文化传播与交流的效果。五要积极开展社区文化共建活动。要按照“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驻共建、促进发展”的原则，强化社区各单位和居民的文化共建共享意识，不断丰富社区文体活动，营造文化和谐新局面。如开展红歌大家唱、军民联欢会、社区艺术节和居民运动会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促进各机关单位和社区居民的文化交流与交往，丰富社区文化生活。
（四）打造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主流文化，重塑社区居民的“生活伦理”和“社区精神”
积极向上的社区文化是社区健康发展的保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区文化建设，着力丰富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融入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并转化为人们的自觉追求。同时，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引导人们明礼守法、尊重科学、诚信友爱、平等互助，自觉履行法定义务和社会责任。另外，还要经常性地开展群众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塑造良好的社区风尚。二要加强社区基层党组织建设，积极推动群团组织工作社区化，集合会员单位的工、青、妇等群众组织的力量，共同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特别是社区党组织要牵头、引导和组织本社区的党员积极参与社区各项文化活动，更好地为社区文化建设服务。三要搭建有利于形成社区精神的公共空间，努力创建社区精神，并将其渗透到社区建设的全过程和各个领域，使广大居民在潜移默化中自觉改进和修正自己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缩小社区居民的价值观差异，使辖区内居民拥有共同的、体现社区核心凝聚力的“社区精神”。四要利用公共文体设施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形成社区的公共空间，满足居民经常、就近、有选择的精神文化需求，便于沟通交流、互助合作，以增强社区居民的文化认同。五要通过发展社区组织、设置活动载体、讨论制定制度规则，培养和增强社区居民的公民意识和民主法治精神，有力维护社区的和谐稳定，使社区居民感受和享受到生活便利和人际和谐所带来的幸福感，在居民日常交流与交往之中增进友谊，团结互助。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