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早期马尔库塞和晚期萨特则更新了已经失去活力的生产范式，为此，他们根据胡塞尔的现象学解读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并阐述了实践概念的规范内涵，而且，他们没有为此而诉诸于合理性概念。只有在完成从生产活动向交往行为的范式转型，而且，交往理论还要完成对生活世界概念（自从马尔库塞讨论哲学劳动概念的文章发表之后，生活世界概念就不断重新融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的重建之后，上述两个传统才能汇合到一起。这就是说，交往行为理论在实践和合理性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内在联系。它所研究的是日常交往行为实践的合理性假设，并用交往理性的概念探讨了以沟通为取向的行为的规范内涵。这种范式转型的动因主要在于，社会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不能单纯依靠某一个传统。我在其他地方已经了韦伯式马克思主义的困境。现在，我想讨论一种试图根据现象学来更新生产范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困境。为此，我选择了布达佩斯学派的两个代表人物作为讨论对象。具有反讽意义的是，晚期卢卡奇还曾为人类学转向和复兴作为“日常生活世界”的实践概念铺平了道路。
胡塞尔在分析生活世界时引入了实践这一建构性的概念。但他从一开始就不是依靠马克思主义的原始问题。这一点在以下例子中反映得非常清楚：由伯格（Berger）和卢克曼（Luckmann）（在舒茨的基础上）和海勒（Heller）（在卢卡奇的基础上）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生活世界理论，显示出了惊人的相似性。两种理论的核心范畴都是客观化概念：
“人的表达具有客观化的能力。也就是说，人的表达表现在人类活动的产物当中，无论是对于劳动者，还是对于作为共同世界组成要素的其他人而言，这种产物都是可以把握住的”。
“人的表达”用英文来说是“humanexpressivity”，所涉及到的是被泰勒追溯到赫尔德的关于创造和教化的表现主义模式，这种模式通过黑格尔、浪漫派当然还有费尔巴哈一直传续到了马克思。这种本质力量的外化和占有模式，一方面是来源于亚里士多德形式概念的动态化——个体通过他自身的生产活动展示出他的本质力量；另一方面，又得益于反思哲学对于亚里士多德主义形式概念与审美形式概念的调和——主体性外化自身的对象化活动，同时也是一种有意识的创造活动和一种无意识的教化过程的符号表达。因此，艺术天才的创造性堪称这样一种活动的典范，在这样活动当中，自主性和自我实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让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无论在面对外在自然或内在自然时都失去了暴力特征。伯格和卢克曼把这一观念和胡塞尔超验意识建立世界观的创造性结合了起来，而且，根据以下模式来把握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人类活动外化的产品获得客观性的过程，……就是客观化的过程”。但对象化表明的只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客观化、占有和再生产这一循环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在这个循环过程当中，创造性活动和社会化主体的教化过程是融为一体的：“社会是人的活动的产物；社会是一种客观现实性。人是一种社会的产物”。
由于这种生活世界的实践在意识哲学当中仍然被解释为一种先验主体性的劳动，所以，它的内部仍然包含着自我反思的规范性。在意识的形成过程中，在结构上就存在着一种错误的可能性：把自身的劳动具体化为一种自在（An-Sich）。与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康德的先验表象批判一样，晚期胡塞尔在他的科学批判中也运用了这种思想框架。所以，伯格和卢克曼才顺利地把胡塞尔的客观主义概念与物化概念联系起来：
“物化是关于人的产物的观念，仿佛它们不是人的产物，而是其他什么东西：自然决定性、宇宙法则的结果或神圣意志的启示。物化暗示着人会忘记他自己才是人类世界的起源，而人对他作为生产者与产品之间的辨证法也失去了意识。按照定义，物化的世界就是一个非人化的世界。人把这个世界体验为陌生的事实，一个人无法驾驭的异化产物。人没有把这个世界体验为自身生产活动的先验产物”。
表现主义模式的规范内涵就表现在物化概念当中：我们不能再把它当作我们自己的产物来加以感知的东西，限制了我们自身的生产率，同时也约束了人的自主性和自我实现，并使主体同世界和自身出现了疏离。
一旦关于世界形成或构成的唯心主义思想被唯物主义理解为生产过程，那么，实践哲学就可以直接从自然主义的角度对这些反思哲学的定义进行转换。在这个意义上，A?赫勒把日常生活明确为“个体的总体化生产活动：它始终为社会再生产创造了可能性”。在唯物主义对于唯心主义的实践结构概念（胡塞尔最后做了阐述）的解释当中，“生产”变成了劳动力的消耗，“客体化”变成了劳动力的对象化，对产品的占有变成了物质需求的满足，即消费。“物化”阻止生产者把外化的本质力量当作失去控制的陌生的东西，但现在却变成了物质的剥削，而导致剥削的原因在于优先占有社会财富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当然，这种阐释也有利于把日常实践概念从基础主义意识哲学的论证义务和方法论困境当中解脱出来。而伯格与卢克曼继承了基础主义意识哲学的论证义务和方法论困境，为此，他们把青年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和晚期胡塞尔的实践概念等同起来。
然而，一旦脱离了反思哲学基础，生产范式要想承担同样的社会使命，至少会遇到三个新的问题。（1）生产范式严重束缚了实践概念，于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劳动或产品制造这样具有范式意义的活动类型，与具有言说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其他一切文化形式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实际上，赫勒同样也把制度和语言表达形式看作是人的客观化。它们和严格意义上的劳动产品是一样的。（2）生产范式在一种自然主义意义上决定了实践概念，于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在社会与自然之间的交换过程中，是否还能形成一种规范内涵？赫勒断然指出，艺术家与科学家的生产活动始终都是一种有效的模式，可以创造性地打破机械的异化生活。（3）生产范式赋予实践概念以一种明确的经验意义，于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劳动社会将走向终结，那么，生产范式会不会因此而失去其说服力呢？奥佛（ClausOffe）就此问题在德国社会学大会上致了开幕辞。我在这里只想探讨一下马尔库斯（G.Markus）曾经讨论过的前两个难题。
关于（1）：马尔库斯打算阐明的是，不仅工业产品——劳动过程的工具和产品，而且所有社会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甚至包括生活世界本身，在何种意义上能够被看作是人类劳动的对象化或客观化。他分三步进行了论证。首先，马尔库斯指出，生活世界的对象因素把它们的意义不仅归因于生产的技术规则，而且归因于惯用的习俗。商品的使用价值不仅代表着消耗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和在其中运用的技能，还代表着它的使用关系和它能满足的需求。和海德格尔分析使用对象的物的特性一样，马尔库斯强调社会特性，认为这种特性是用于生产的对象所特有的，象是一种“天性”：
“只有当产品与占有过程，即与个体的活动发生关系时，它才是一种对象化。在个体的这些活动中，主要的使用习惯得到了保存和内化，其中所体现的社会需求和能力再一次转化为活生生的愿望和技能”。
换句话说，不仅生产消耗的劳动力，而且消费占有的社会可能性，都在客体中获得了对象化。
第二，实践无论是把生产技术规则还是把实用性的功利规则当作取向，都是以规范为中介来分配生产资料和所生产的财富。这些行为规范确立了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并为不同社会角色的履行提供动力保障。而这些社会角色反过来又决定了行为、技能和需求的满足。这样，社会实践就表现出了两面性：一方面，社会实践是生产过程和占有过程，它依据的是技术—功利规则，并标示出社会与自然的不同交换水平，即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另一方面，社会实践又是一个互动过程，它由社会规范调节，并把通向权力和财富（即生产关系）的不同压力表现了出来。后一过程把实质性的内容，即一定的技能和需要，注入决定分配地位的特殊结构当中。
最后，马尔库斯认为，生产范式的关键优点在于允许人们思考“这个二元过程的统一性”，即把社会实践同时理解为“劳动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从生产角度来看，可以“把人与人之以及人与自然的互动过程看作是同一个的过程”。这一论断是惊人的，因为马尔库斯本人最大的愿望就是明确区分生产和产品利用的技术—功利规则与社会互动的规则，所谓社会互动的规则，就是指建立在主体间相互承认基础上的社会行为规范。相应地，他还明确区分了“技术领域”和“社会领域”。他也不容人们怀疑，产品制造和自然运用意义上的实践仅仅对于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换过程具有结构性功能。相反，以规范为主导的互动意义上的实践，就不能依据劳动力的生产消耗和使用价值的消费模式进行分析。生产只是规范调节的一个对象或一种内涵。
不过，按照马尔库斯的看法，在至今为止的历史当中，技术领域与社会领域只有通过分析才能区分开来。在经验意义上，只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互为决定，那么，这两个领域就会牢牢地结合在一起。于是，马尔库斯绕了一个弯子，认为生产范式只适合于解释劳动，而不适合于解释互动，目的是要确定通过在制度上区分技术领域与社会领域而形成的社会形态。也就是说，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特征就在于：
“它把物质生产活动还原为它的本质特征：与自然的积极而合理的交换，也就是超越一切常规和社会统治的纯粹‘技术’活动”。
关于（2）：这样我们就触及到了生产主义实践概念的规范内涵问题。如果我们把人与自然的交换过程理解为一个循环过程，其中，生产与消费相互刺激，相互促进，那么，对评价社会进化的评价就有两个标准：技术知识的增长和需求的分化与普遍化。这两个标准从功能主义角度来看可以概括为互补性的提高。然而，今天没有人会再去主张，社会共同生活必须要随着社会系统复杂性的增长而改善自己的质量。生产范式所揭示的交换模式，与取代它而出现的系统—环境模式一样缺乏规范内涵。
但是，生产范式又是如何对待反思哲学教化过程概念中所固有的自主性和自我实现呢？这些规范内涵在实践哲学中能够得到恢复吗？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马尔库斯在规范意义上区分了两种实践概念：一种由处于外部自然约束下的技术—功利规则控制，在另一种实践中，兴趣、价值取向和目的则成为了主观自然的表现形式。
作为实践目的，马尔库斯从制度上区分了技术领域和社会领域，也就是区分了外在必然性领域和最终一切“必然性”都要自己负责的领域：
“社会批判理论和资产阶级经济学不同，它把劳动范畴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劳动范畴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才获得了实践的真实性。因为只有在这里……人才凭借他自身的目的意识行为成为其自身，而且仅仅由社会客观性来加以决定。社会客观性完全是针对人的，作为自然，它揭示了人的行为的界限”。
这段话还没有十分清楚地说明，解放视角不是源于生产范式，而是源于交往行为范式。如果我们在实践中想要搞清楚一个社会的成员在各自环境中所能想要得到的和为了他们共同利益而应当作出的，那么，我们就必须改变这种互动过程的形式。下面这一段话说得就清楚多了：
“只有当人们意识到他们生存环境的局限和束缚，并通过表达，比如关于他们需求的对话，来决定他们行为所具有的共同的社会目标和社会价值时，他们的生活才是合理性的”。
不过，这种理性观念如何才能作为一种交往关系中实际存在而且在实践中得到把握的观念，这是一种单纯诉诸于生产范式的理论所无法回答的。【注释】
1H.Brunkhorst，《社会批判理论的范式核心和理论动力》（ParadigmakernundTheoriedynamikderKritischenTheoriederGesellschaft），载：《社会世界》（SozialeWelt），1983，25ff.。
2J.Habermas，《交往行为理论》（TheoriedeskommunikativenHandelns），FrankfurtamMain，1981。
3G.Lukacs，《社会存在本体论》（ZurOntologiedesgesellschaftlichenSeins），三卷本，Neuwied，1971ff.。
4P.Berger，Th.Luckmann，《现实的社会结构》（DiegesellschaftlicheKonstruktionderWirklichkeit），FrankfurtamMain，1966，36。
5Ch.Taylor，Hegel，Cambridge，1975，13ff.，76ff.，80ff.。
6Berger，Luckmann，1966，65。
7同上。
8Berger，Luckmann，1966，95。
9A.Heller，《日常生活论》（DasAlltagsleben），FrankfurtamMain，1978，及其《日常生活与历史》（AlltagundGeschichte），Neuwied，1970。
10A.Heller，1978，182ff.。
11A.Heller，1970，25ff.。
12C.Offe，《劳动作为社会学的核心范畴？》（ArbeitalssoziologischeSchlüsselkategorie?）载：J.Matthes（Hg.），《劳动社会的危机》（KrisederArbeitsgesellschaft），FrankfurtamMain，1983，38ff.。
13G.Markus，《人的对象世界》（DieWeltmenschlicherObjekte），载：A.Honneth，U.Jaeggi（Hg.），《劳动、行为与规范性》（Arbeit，Handlung，Normalit?t），FrankfurtamMain，1980，12ff.。G.Markus，Languageetproduction，Paris，1982。
14Markus，1980，28。
15Markus，1980，36。
16Markus，1980，74。
17Markus，1980，51。
本文着重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历史演变的相关内容,认为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神圣家族》,再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才真正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观:第一,认为人是实践的主体;第二,认为实践是人类有意识的活动,体现了自觉的能动性;第三,认为实践是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是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力量。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劳动;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形成是马克思在不断深化对“劳动”的科学理解的过程中完成的,是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不断深入研究和对唯心主义的批判的交互作用的结果。
青年马克思一直重视实践,他在撰写《博士论文》时,就谈到了实践。这时他所讲的实践是哲学的实践,即理论批判。哲学世界化以及世界哲学化是哲学实践的结果。其自身自由的理论精神是哲学实践的动力。“一个本身自由的理论精神变成实践的力量,并且作为一种意志走出阿门赛斯的阴影王国,转而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世俗的现实——这是一条心理学的规律。”重视理论批判,强调理论批判的能动性及其在改造现实中作用无疑是深刻的,但是,实践不仅仅是理论批判。实践是人能动的改造客观世界的对象性活动。包括物质生产实践、政治实践、阶级斗争实践等。马克思当时谈到的实践,还没有涉及到政治实践、生产实践等。他把实践归结为本身自由的理论精神,这种观点受到了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观点的影响。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
马克思对生产实践的看法最初表现在《184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马克思指出,自由自觉活动是人的本质,是有意识的活动,这一点使人和动物区分开来,动物就等于其生命活动,无本能的生命活动就无动物。而人的生命活动过程同时是自己意志和意识的作用过程;动物在本能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自己需要的或者幼仔需要的东西,而人进行的更多的是在本能支配之外的生产活动。没有本能支配所进行的生产才是真正的属于人的生产;动物只是根据其在生物学意义上属种的尺度的需要来进行生产,但是人能按照许许多多自由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动物只生产其自身,而人则可以再生产整个自然界。人类改造自然对象的活动,构成了物质生活本身。人的自由自觉活动是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矛盾的关键。这表明马克思在肯定人的生产实践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同时,还肯定了生产实践的客观性。他认为只有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人的自由自觉活动才能得到证明。人的改造对象世界的活动,人的对象化活动,离不开自然界。这里,马克思还没有提到实践三要素中的“实践的中介——工具”。在这里,马克思划分了两种生产劳动,一种是作为人的本质的生产,即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一种是异化劳动。马克思对人的劳动的性质进行了两种划分,表明他对生产劳动的认识非常深刻。
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马恩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真正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观。
第一、认为人是实践的主体。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并非是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而是社会的人。劳动实践不仅创造了人,形成了人类特有的本质,而且,只有在实践基础上,人类的本质力量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和确证。人不仅在实践活动中把自己从自然界中提升出来,使自然界成为自己的对象,而且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人发展着多方面的社会需要。“劳动的对象是人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象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扬弃的是异化劳动,实现的是真正属于人的类活动。之前黑格尔对劳动的论述的错误之处在于他混淆了“对象化”和“异化”。实践使人从统一的自然界中分化出来后,在总体上、根本上更深刻、更全面地依赖于自然和社会的物质运动规律。如果离开了社会实践,没有社会性这一环节,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变成了动物与自然的关系。只有通过劳动实践才可能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果人类不保持自身与自然的和谐,那就会危及自身的存在。
（1）今天的美学界通行的美本质观，仍然是五十年代李泽厚的美在社会实践说。大学里整理的美学教材，南方高校以刘叔成、夏之放等编著的为主，北方高校以杨辛、甘霖编著的为主，这些八十年代编写、出版的美学原理教材，不过是李泽厚学说的改造和丰富，作为其理论支点的美本质观，仍是“美在实践”、“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平心而论，这个观点在言必称马克思的当时环境中出现，是相当难能可贵的，具有理论深化的意义，是运用马克思言论能够较为圆通地解释较多审美现象的美学定义。然而，作为作者、编者自称的“马克思主义美本质观”，它是名不副实、似是而非的，从审美实践来看，它更是牵强附会的、漏洞百出的。时至今日，如果对它的理论失误毫无所知，不加分辨地传播授受，不仅对不起今天这个学术问题可以自由探讨的时代，而且会误人子弟、贻害后学。因此，对这个美学定义的理论疏漏进行一次公开的彻底的检讨，实在已是刻不容缓。
说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关键必须搞清楚“人的本质”是什么。应当指出，“人的本质”与“美的本质”一样，是个既简单又复杂、几千年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以“人的本质”这样一个涵义不确定的概念来界定美本质，只能使美本质的定义更加扑朔迷离。
认识一事物的本质，应当把它放在与它事物的联系中。联系就是既对立又统一。认识“人性”、“人的本质”，应当把它置于与其它动物的对立和统一中加以考察。人与动物的统一是人的基本属性，人与动物的对立即人的特殊属性。“人性”、“人的本质”应当是人的基本属性与人的特性、人的生物属性与人的非生物属性的统一，二者缺一不可。而马克思则是在人的特性、人的非动物属性的意义上使用“人性”、“人的本质”概念的。如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废除私有制就是彻底解放人的全部感官和特性。不过要达到这种解放，就要靠这些感官和特性在主体和对象两方面都已变成人性的。”他先举眼睛为例说明对象必须具有人性：“眼睛已变成人性的眼睛，正因为它的对象已变成一种社会性的人性的对象，一种由人造成和为人服务的对象。”接着举耳朵为例说明它必须具有人性：“正如只有音乐才唤醒人的音乐感觉，对于不懂音乐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就不是它的对象。”在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人类才具有，动物界是不存在“社会关系”的。恩格斯也是这样。在《反杜林论》中，他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等等。正如朱光潜先生所分析指出的那样：“所谓‘人性的’，……也就是非动物性的。”
（2）建国以后，理论界无论从“社会性”、还是从“意识性”、抑或是从“劳动”、“实践”方面解释“人性”或“人的本质”，都是把“人性”、“人的本质”当作人的特性、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属性来对待的。应当说，这是对“人性”、“人的本质”理解的一个严重失误。其严重的后果，是造成了建国几十年来对人的起码的生存欲求（即生物欲求）的粗暴践踏（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是，这种欲求是非人性的）。而以“人的特性”界定“人的本质”，“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就成了“人的特性的对象化”，由此来解释一切美学现象，其荒谬性不言而喻。
那么，马克思理解的“人的特性”究竟是什么呢？马克思讲过人的特性是“自觉自由的活动”、是“劳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我国理论界也分别从“意识性”、“劳动实践性”、“社会性”三方面使用“人性”或“人的本质”一语，这三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很有必要作一番澄清。
以“意识”、“理性”作为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是西方古典哲学的一个传统观念。受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影响，马克思早期也曾将人的特性理解为“理性”和“自由”。
（3）大约从1844年开始，他的这一思想逐步发生转变。这一转变的标志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1845年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1845—1846年与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时期，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开始形成。用唯物史观来看人的特性，他发觉原来的观点太肤浅了。从“意识”的内容、本质来看，“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
（4）从意识的发生史乃至人类的发生史来看，“人使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并不是在于他们有思想，而是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必备的生活资料”。
（5）可见，人的“意识”是由人类的特殊谋生活动——“劳动”或者说“实践”决定的，“劳动”或者说“实践”是比“意识”更为根本的人与动物的区别。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还有一些言论可作参考。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6）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中的作用》中指出：“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是劳动。”
（7）以“劳动”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之后，“意识”还是不是人与动物的区别呢？仍然是的，虽然不是根本区别。《手稿》指出：“劳动”的特征就是“有意识”：“一个物种的全部特性就在于物种生活活动方式，而人的物种的特性就在于他的活动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恩格斯在《自然辨证法》中也曾说过：“历史和自然史的不同，仅仅在于前者是有自我意识的机体的发展过程。”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他指出：劳动使猿的脑髓变成人的脑髓，产生了具有意识机能的人脑。
（8）可见，意识是由劳动派生的人与动物的另一区别，但不是根本区别。那么，“社会性”呢？它也是由劳动派生的人与动物区别的另一表现形态。马克思指出，人类的劳动有一个特点，即必须在一定的群体协作关系中才能进行。人类的这种群体协作关系，就是“社会关系”，人因而具有了“社会性”，成了“社会动物”：“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偶然落到荒野中的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或许能够作到——就象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
（9）“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
（10）由于人必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才能从事劳动生产，所以，“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11）可见，社会关系实即劳动关系，是由劳动决定的人与动物的另一区别。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照马克思的本意，劳动、意识、社会关系虽然都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但三者的关系并不是并立的，劳动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意识、社会关系则是在这一根本区别之上产生的分枝性区别。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常常在并立的意义上使用劳动、意识、社会关系来说明人的特性，这是对马克思思想的一种误解。实践派美学将人的本质（即人的特性）理解为劳动、实践，这是符合马克思的原意的，但是实践派美学在这里面临两个致命的问题，第一，它所信奉的马克思的这一人的特性观能否成立？是否正确？第二，以劳动、实践作为美的本质，是否符合马克思的本意？是否符合审美实践？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劳动”是什么？马克思给它的定义是，它是人的特殊的谋生活动方式，即“有意识的”、“自觉自由的”“生活活动”方式。同时马克思又说，“人使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并不是在于他们有思想，而是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必备的生活资料”，是“劳动”把人从动物界分离出来，并创造了人脑的“意识”机能（恩格斯），产生了以社会劳动生活为反映内容的“意识”形态。于是，同意循环的逻辑矛盾产生了：一方面说“劳动”决定、创造了“意识”，另一方面又说“劳动”是“有意识的”谋生活动，请问，在具有“意识”机能的人脑产生以前，哪来“有意识的”谋生活动——“劳动”？如果保持“劳动”的现有语义不变，那么，正确的逻辑推断应是先有“意识”后有“有意识的”物质谋生活动“劳动”；不是“劳动”创造了人，面是类人猿的长期的无意识的物质谋生活动产生了具有“意识”机能的“人脑”，其后再产生了人类特有的“有意识的”谋生活动——“劳动”：于是，“人使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恰恰在于“他们有思想”，而不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必备的生活资料”——“劳动”。马克思以“意识”为起点走到了决定“意识”的“劳动”，他自以为前进了一大步，殊不知他所界说的“劳动”又是以“有意识”为前提、由“意识”决定的，他实际上仍在原地踏步。就是说，按照正常的逻辑去理解马克思的人的特性论，我们得到的答案仍然是，“意识”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劳动”仅仅是由“意识”决定的人与动物的另一区别。
（12）马克思说的“社会关系”也存在同样的漏洞。人们通常把“社会关系”理解为群体合作关系，这与马克思的意思不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社会关系”只相对于人才存在，“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动物的群体合作关系叫“畜群”关系，只有人的群体合作关系才叫“社会关系”。一方面说“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一方面又说“社会关系”是“人的合作关系”，这就陷入了同义反复，人是什么实际上没说清楚。事实上，马克思说的“社会关系”从另一角度看又是劳动关系，劳动关系即“有意识的”谋生活动的主体相互结成的合作关系，他仍是以活动主体是否具有“意识”作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属性。
马克思之所以会犯这样的逻辑错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将人脑机能的“意识”与作为意识形态的“意识”混为一体了。其实，作为“意识形态”的“意识”，必须有反映内容，可能“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社会）存在”（其实也不尽然，如意识对内在本能欲望的反映），是由劳动生活构成、决定的，而作为人脑机能的“意识”，则无须反映内容，只是指人脑具有的生理心理功能，它决不是由劳动构成的。作为人与动物根本区别的“意识”，只能是意识机能，而不是意识形态。婴幼儿刚出生时没有意识形态，但有意识机能，你不能否认他是人。把意识形态与意识机能混淆起来，从意识形态由劳动构成其本质、内容，断定劳动比意识是更为根本、深沉的人与动物的区别，是导致劳动——人的本质论的思想误区之一。
关于第二个问题，早就有学者指出，将劳动、实践这一“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当作美的本质，是不符合马克思本意的。比如黄海澄在1986年出版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美学原理》一书中指出：“人的本质或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及类似的说法，的确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出现过，然而他不是在给美下定义时使用这些语言的。如果我们机械地照搬过来给美下定义，就显得不够全面、不够准确，看起来似乎是尊重马克思，而实际上是歪曲了马克思的意思。”
（13）实践论美学号称“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主要依据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八十年代以来，这部论述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的经济学手稿似乎变成了美学手稿，各派美学家纷纷据此去重新说明美本质，他们或以此修正自己原来的观点，如朱光潜、蒋孔阳（14），或以此充实自己原有观点的论据，如蔡仪、李泽厚。
（15）现行实践美学观的美学教科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连篇累牍地形成的。尽管解释各异，他们的思路几乎不外是：《手稿》说过“劳动创造美”，所以美的本质是劳动；《手稿》指出“劳动”即“有意识的生活活动”——“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所以美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显然，这里在装糊涂，它置换了原来命题中的概念，“劳动”和“美”这两个不周延的概念摇身一变成了周延的概念，原来主词和宾词不可逆的判断变成了可逆判断。好象拔高了马克思，其实歪曲了马克思；好象理直气壮，其实强词夺理。众所周知，《手稿》是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所造成的劳动者与其劳动产品严重脱节的不平等现象时论及“劳动创造美”的。马克思指出：“劳动固然为富人生产出奇妙的作品，却替劳动者生产出穷困。劳动生产出宫殿，替劳动者生产出茅棚。劳动生产出（刘丕坤译本作”创造了“）美，替劳动者却生产出丑陋。劳动者用机器来代替劳动，却把一部分劳动者抛回到野蛮方式的劳动，把剩下的一部分劳动者变成机器。劳动生产出聪明才智，替劳动者却生产出愚蠢和。”
（16）显而易见，在“劳动创造了美”这个命题中，宾词“美”指为富人生产的财富之美，属不周延概念，并非指所有劳动产品都是美的，更不是指大千世界一切的美。同样，主词“劳动”也只是指部分的劳动——“异化劳动”，而不是指所有的劳动：并且，在“异化劳动”中，只有为“富人”生产“宫殿”之类“奇妙作品”的那部分“异化劳动”才创造“美”，而为“劳动者”自身生产“茅棚”之类的那部分劳动就只能产生遮风避雨、安身立命的使用价值。就是说，“劳动”也属于不周延概念。因此，由此得出“美的本质”是“劳动”“实践”、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的推论，与马克思的原意相去甚远。
用审美实践去衡量“美的本质”在“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在“劳动实践”这一观点，其缺陷就更加明显。如上所述，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劳动”，因此“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即“劳动的对象化”。姑且不说“劳动”作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物质活动，本身巳包含物化、对象化的意思，说“劳动的对象化”等于说“对象化”的“对象化”，逻辑上经不住推敲。即便假定这个命题逻辑上没问题，则“劳动对象化”即劳动的物化、产品化，我们能说劳动产品都是美的吗？当然不能。作为劳动产品，它必须具备的本质、特征和使命是效用（或者说使用价值）而非美，劳动可以在创造了效用的同时创造美，但美并不构成劳动必须承担的使命和必须具备的特征。这本来是个常识。如果将“人的本质”理解为“意识”、“社会关系”，以这种“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来界定美则更显得以偏概全。众所周知，不只“意识”、“社会关系”的“对象化”可能是美，本能、情感的对象化、人与自然关系的对象化也可能是美：同时，并非所有“意识”、“社会关系”的“对象化”都是美的，只有善的道德意识、善的社会关系的对象化才是美的，正如“美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有待说明什么样的“人的本质”是美的一样。对此，早有学人指出：“‘对象化’的说法没有规定究竟是人的什么样的本质或本质力量对象化了才是美的。事实上，并不是一切人的、也不是人的一切本质或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都是美的，因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是复杂多样的，人的本质也就不可能是统一的。岳飞与秦桧……之流在本质上怎能相提并论？”
（17）正因为不能相提并论，所以出现了这样的十分牵强附会的解释：“人的本质力量……是促进人类进步、推动历史前进的求真、向善的积极力量……一切反动分子的腐朽、没落的行为，都是与历史发展的潮流相违背的，不能算是人的本质力量，而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反动。”
（18）所以，岳飞之类的道德上的好人是具有“人的本质力量”的；秦桧之类道德上的坏人是不具有“人的本质力量”的，于是，现实成了理论的奴婢，为使理论能自圆其说，人成了非人。这实在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自说自话。
也许实践美学论者意识到说美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存在着明显的以偏概全，于是他们从马克思《手稿》中挑出“人的本质力量”一语，以此涵盖“人的精神和肉体两方面的全部本质力量和功能”
（19）再以“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解释一切审美现象。这种做法，可谓用心良苦，然而经不住推敲。首先，毋庸置疑，“人的本质力量”的涵义应是“人的本质”内涵的逻辑延伸，二者可能外延有所不同，但主要意义当是统一的，不可能“人的本质”指“劳动”、“意识”、“社会关系”等人的非生物属性，“人的本质力量”则指“人的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的全部本质力量和功能”，即人的生物属性和非生物属性的总和。其次，《手稿》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刚开始形成过程中的产物，唯物史观占主导地位，但费尔巴哈的抽象人性论还有残存，“人的本质力量”用语就是一个显证。在《手稿》中，“人的本质力量”用语意义模糊不定，有时确指“人的肉体与精神”两方面的力量，但这恰恰是马克思后来所扬弃的思想，不代表马克思成熟以后的看法。再者，如上所述，并非所有“人的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的力量”的“对象化”都是美的。
在实践派美学的美本质定义中，“对象化”概念也存在问题。马克思使用的“对象化”一语本来自黑格尔，主指精神外化为物质的物化活动。黑格尔是在“理念”的“异化”运动中考察“理念”形态的。黑格尔认为，在自然界产生以前，“理念”就存在了。这时，“理念”尚处在纯抽象阶段，是片面、不真实的。由于“理念”内在的矛盾作用，抽象的“理念”通过自我否定“异化”为“自然”，“自然”是“理念”发展的纯物质阶段，也是片面、不真实的。于是又通过内在矛盾作用，“自然”“异化”为“绝对理念”。到了这一阶段，精神与物质、主观与客观达到辩证统一，“理念”也就不再发展了。抽象理念异化为自然即精神变物质的过程，黑格尔有时又叫做“外化”、“对象化”。可见，“对象化”是理念“异化”运动的特种形式。在《手稿》中，马克思讲“对象化”，主要就指这层意思。表面上，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就是“人的物种生活（即有意识的生活活动、劳动）的对象化”，事实上，由于“人的物种生活”是以具有“意识”机能的大脑为存在前提的，所以，马克思说的“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实指“人的意识的对象化”。毫无疑问，物质性活动，是对象化活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特点。即便按照字面意义，“对象化”也具有“物化”的意思。如果保持这个意义不变，那么符合“人的本质对象化”的美只能是一部分具有审美价值的劳动产品：如果要用“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来解释一切的美，包括移情、直觉外射、人格象征的美（主要指自然美），就必须作出说明：这种可以局限在主体直觉、情感、想象范围内的“对象化”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对象化”，而是自己对这个词的重新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