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素质教育体育教师科研能力
1.前言
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党中央明确提出了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创新人才和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这是跨世纪中国教育变革的根本任务。同志指出：“在当今世界上，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的竞争。无论就其中哪一个方面实力的增强来说，教育都具有基础性的地位。”“要下功夫造就一代真正能站在世界科学技术前沿的学术带头人和尖子人才，以带动和促进民族科技水平与创新能力的培养。”
21世纪世界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而要培养创新人才，关键在教师。作为21世纪的教师，尤其要具备一定的教学研究能力，这是对教师素质提出的新要求，是对取得良好教学质量的有力保障。《行动计划》中明确提出，要建立教师的科研培训制度，提高教师的教学研究能力。对此，体育教师也不例外，因为体育教师是广大教师群体中的一分子，是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组织者和指导者，是体育科学知识和科学锻炼身体方法的传授者和发展者，是学生思想品德的塑造者和优秀体育人才的发现者、启蒙者，是学校体育组织领导工作的直接参与者和咨询者，是精神文明的建设者和人类健美的工程师，所以要培养高素质的体育创新人才，广大体育教师应当不遗余力地探索研究适合社会发展、适合学生身心发展特点的行之有效的创新体育教育体系。体育教师在创新方面要成为学生的表率，应当比学生有更强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这就要求体育教师必须具备体育科研能力，逐渐由教书匠向体育教育家转移。
2.体育科研能力与实施素质教育对体育教师的新要求
2．1体育科研能力的内涵
学校体育是一项探索性的事业，体育教师不仅要有献身精神，还要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运用体育科研理论设计教学实验，进行教学改革的能力，只有具备体育科研能力才不愧为开拓型的体育教师。因此，体育科研能力是一种高级的、来源于体育实践而又有所超越和升华的创新能力。具体指体育教师应当具有扎实的体育专业基础理论和各专项运动技术（含专项理论）以及教育学、心理学的理论知识和方法论知识，具有搜集利用文献资料、开发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具有较好的文字表达能力，具有开拓精神、理论勇气、严谨的治学作风以及执着的敬业精神等。
2．2新世纪学校体育实施素质教育对体育教师的新要求
体育教师具备体育科研能力不仅可以丰富和发展体育教育理论，而且具有时代对广大体育教师的要求。传统体育观认为体育教师的职责就是“传道、授业、解惑”，因此以传授体育的“三基”为主的传统教育模式造就了许多传授型的体育教师。为深化学校体育改革，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社会对体育教师的素质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体育教师必须是科研型的体育教师，必须具备高水平的体育科研能力，否则无法实施这个变革。根据长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我们发现体育教师参与体育科研活动有以下优点：一是可以提高体育教师工作的责任感；二是可以纠正体育教师头脑中的一些陈旧观念，形成新观念；三是可以形成自己对体育教学活动的自觉意识，从而娴熟地运用体育教育规律去教书育人、训练育人。
3.培养体育教师科研能力的基本策略
3．1体育教师要转变观念，树立和增强从事科学研究的意识和自觉性
多年来，在学校体育实践中我们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还不是体育教师能否从事体育科研的问题，而是绝大多数体育教师缺乏体育科研的意识。他们怕改革、怕影响升学率、怕家长抱怨，因而被迫或自愿地沉睡在古老的教学模式之中，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靠苦干、加班、超负荷地工作以换取升学率。而有些体育教师头脑中则存在这样一些错误的观念和意识，诸如“体育科研神秘观”，即把体育科研神秘化，认为搞科研只是体育理论工作者和体育专家的事，是高深莫测、很难做的工作；“体育科研无用论”，认为体育教师的任务就是教学、训练，无需搞科研，搞科研是额外负担；有些人则把体育科研简单化，认为能写出文章、发表文章就是搞科研等，这就进一步削弱了体育教师的研究意识和研究能力。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宣传体育科研的重要性，使体育教师来一个观念上的转变，从而树立全新意识，这就是：体育教师是体育科研的主力军，从事体育科研是每一位体育教师份内的工作；仅仅会教课而不会搞科研的体育教师，不是新时期的合格体育教师。
3．2对体育教师进行体育科研基础知识的培训
有人说，搞体育科研很枯燥，其实并不是这样。如果你掌握了体育科研的方法，你就会感到研究过程本身是充满乐趣的，在此主要介绍体育科研的基本程序及常用的研究方法。
3．2．1体育科研的基本程序。把体育科研的整个过程，划分为若干个阶段和步骤，并把这些阶段和步骤按照不同的时间、空间及各自不同的任务与方法，按一定的顺序加以排列，使之既有次序，又有密切的联系，即称之为体育科研程序。它一般分为“提出问题建立假说验证假说得出结论”四个基本阶段和步骤。它们既有独立的含义，有各自规定的内容和范围，但它们又是互相联系的，可以说每一个程序都是上一个程序的发展和下一个程序的引导（见附图）。四个程序有时又是交叉的或互为前提、互为因果的。如，常常把提出问题时产生假说；在验证假说过程中，有时会修改假说，有时会产生某种结论。因此，我们应把程序看成是统一的研究过程。
第一阶段是提出问题，即选择课题。爱因斯坦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仅是一个数学上的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一个新问题则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对体育教师而言，科研课题的来源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课题指南和信息指南，二是本校体育教学中急需解决的问题。后者是主要来源，也是我们研究的重点。体育科研不排除抽象的纯理论研究，但对于体育教师来说，应侧重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有实用价值的课题。这样既可扬其实践经验丰富之特长，避其理论功底不足之短，又可以使研究直接服务于体育教学的现实需要。当前体育教师科研课题的研究内容应该主要涉及以下内容：体育创新观念、创新体育教学模式、创新与各运动项目教学、现代教育技术在体育教学与训练中的运用、学生心理健康指导、体育健康课实施等。
第二个阶段是建立假说。假说是人们在科研中根据不同的事实材料，运用已有的科学原理对某种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提出来的一种初步的假设或解释。通过查阅文献资料一方面是了解前人或他人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现状，为建立假说提供素材；另一方面是获得更多的此方面的文献信息资料，为下一步的验证假说奠定基础。
第三个阶段是验证假说。验证假说的方法就是将预期结果与实验观察结果相比较。如果结果一致，那么该假设可以成立；如果除了和结果一致外还能借此预见新的事实现象，而且在新的科学实验中被证实，该假说就有可能转化为科学理论。如果预期结果和实际结果不一致，经检查实验设计又没问题，则该假说就应该被否定。为了可靠地验证假说，该实验观察事先要经过周密设计，它包括以下内容：（1）研究目的：为什么选这个题目？通过这项研究达到什么目的？（2）课题的价值：所选课题的意义、作用、理论依据，国内外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现状等；（3）研究的可行性分析：包括自身研究的主、客观条件、优势及经费预算等；（4）研究的主要内容、方案设计（专业设计和统计设计）、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的选择，等等。
第四个阶段是得出结论。即整理分析研究资料，撰写科研报告和科研论文。科研报告或科研论文就是把科研的全过程以及取得的成果用文字完整地表述出来。科研报告或论文的撰写不一定要遵照某种固定的格式，但一定要包括以下这些内容：（1）论文题目；（2）前言（或序论、绪言、问题的提出等）；（3）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4）正文部分（研究结果、分析与讨论）；（5）结论与建议；（7）参考文献等。
3．2．2常用的体育科研方法。在具体实施阶段，主要采用的科研方法有文献法、调查法、观察法、实验法和行动研究法等。在此主要谈谈调查法与行动研究法。调查法是指在体育理论指导下以专家访谈、电话采访、设计问卷现场考查等方式收集研究对象的客观资料进行整理分析，从中得出规律性结论的方法。调查法的研究设计主要包括：（1）研究目的、背景、意义；（2）研究方法（是问卷调查，还是座谈走访）；（3）研究对象或抽样情况；（4）设计指标体系（这是中心环节，指标体系的设计必须是科学的、有体育专业理论依据）；（5）设计问卷的访谈提纲；（6）结果的整理、分析，即写出调查报告。调查法简便易行，信息量大，真实性强，最有使用价值，深受体育教师欢迎。另一种方法是行动参与研究法，它是一种由科研工作者和体育教师共同参与，谋求在工作环境中当前问题的解决、评价和改正行动过程的研究方法。它重在解决实际问题，因此必须与实际的体育教学工作密切结合起来，切不可为研究而研究。行动参与研究法的实施步骤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制定计划开始行动进行评价，即对行动的效果进行评价，如果可行有效即可整理资料撰写论文；如果计划方案有不妥，应立即修正计划、改正行动，直到可行有效。就目前而言，我们广大的体育教师参与的体育教学研究，从严格意义上说，都是行动参与研究，也有的人称之为“试验”。可以说，行动参与研究法已成为广大体育教师参与学校体育研究的主要方式。
3．3学校领导要为体育教师创设体育科研的氛围
这里包含两方面的涵义，一是鼓励体育教师开展体育科研活动，为他们从事教改、教研提供宽松的环境，不应过多限制、干涉或要求体育教师按某种模式行事；二是要采取有效的措施，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科研活动。同志在第三次全教会上指出：“教师之间、系科之间应加强相互交流与学习，不同的学派和学术观点，可以自由讨论和争论。切不可文人相轻、学科相轻、学派相轻。”因此学校应本着这一宗旨，做好如下工作，培养体育教师的科研能力：向体育教师介绍科研和教研信息，传播先进的体育教育理论，组织体育教师外出学习考察和参加各种学术研讨会，定期不定期地请专家搞讲座和指导体育教师科研创办学术刊物等，使学校的学术研究有声有色、持之以恒。同时对于体育教师的体育科研成果要以制度化的形式给予精神上的表彰和物质上的奖励。对于高质量的体育科研成果，要向上级有关部门申报奖励。同时要把体育教师的科研成果与职务评聘、评优、晋升、获得科研资助联系起来，这样使体育教师尝到科研成功的喜悦，进而调动其科研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参考文献：
［1］．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R］．1999－06－15.
［2］中央教科所．创新教育――面向21世纪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抉择［M］．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
本文重点研究安全教育方法学的第二、三层次的方法，即一般方法与专门方法，特别是应用于解决安全教育实践过程具体问题与矛盾的方法与手段，以更好的满足安全教育学其实践与应用学科的特征，增强研究的针对性与应用价值。
1安全教育方法学的概念
安全教育学是起源于安全教育实践的一门学科，具有很强的应用学科特征，因此安全教育学的相关研究具有很强的实践应用的针对性，相关理论与规律都需要在安全教育实践中接受检验，安全教育方法学的研究也不例外。
安全教育方法学的哲学方法论为方法体系的上层建筑，也是第二、三层次方法的哲学基础，具有明显的认识论的哲学意识与纯理论形态特征，其对安全教育实践及其研究的指导是通过对第二、三层次的方法指导与规范来实现的。
2安全教育学研究方法体系
安全教育研究方法若完全借鉴教育学研究方法，方法体系非常的复杂，也无明确的分类标准，为了加强安全教育研究方法的针对性与系统性，基于上述对科学方法、教育学与安全科学方法的考察，结合安全教育研究的实践性、多学科与多层次的特点，对安全教育研究方法按不同标准分类如下，以构成安全教育学研究方法体系。
2.1依据方法性质与属性构建安全教育学研究方法体系。
安全教育方法学就是研究安全教育及其学科的方法总和，可分为多个层次与方面，按人们认识安全教育学过程的发展顺序和深度的不同，借鉴方法科学对方法的划分规则，将安全教育学的研究方法依据其本身的性质与属性大体上将其划分为三类：
（1）获取安全教育实践感性经验材料的基本方法，即感性方法，如观察法、安全实验（试验）法等。
（2）加工安全教育学研究资料和作出相应结论的基本方法，即理性方法。主要包括科学抽象方法、各种逻辑方法、数学方法与科学假说方法等。
（3）综合性方法，也称系统科学方法。它包括系统论方法、控制论和信息论方法等。
2.2基于研究问题性质来构建安全教育学研究方法体系。
在方法学中以问题性质为标准可以将研究方法分为：理论方法、实证方法、实验研究方法与历史研究方法四大类，其被广泛应用在教育学的研究中，安全教育学属于教育科学的分支学科，具有教育学的显著特征，因此，可以依据安全教育学研究中问题的性质来构建安全教育学的研究方法体系。
（1）安全教育学理论研究方法。其主要的研究手段包括归纳、演绎、类比、分类、比较、分析、综合和概括等。
（2）安全教育学实证研究方法。实证研究方法是形成安全教育事实的方法，主要应用于对大量的安全教育实践现象与个案的研究中，包括观察法、问卷法、访谈法、测量法、行动法与个案法等。
（3）安全教育学实验研究方法。实验法是教育学里量化研究的重要手段，是安全教育的量化与实证研究常见方法。一般用在安全教育经济学、管理学、教学模式、教学手段与统计研究等方面，根据控制程度的不同可以分为真实验与准实验等。
（4）安全教育学历史研究方法。安全教育学的历史研究法就是借助历史研究法，通过搜集某种安全教育现象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事实，加以系统客观的分析研究，从而揭示其发展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一般主要应用在安全教育理论、历史与发展等方面的研究，应用于安全教育历史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文献法、内容分析法等。
（5）基于研究方法的性质与主要作用，结合安全教育学的特点，将安全教育研究方法划分为思辨研究法、描述研究法、实验研究法与开发研究法五大类。
（6）按研究安全教育获取资料的过程来划分，可大致分为直接、间接获取，以及融合两种方式的综合获取。
上述研究表明，安全教育学研究方法可广泛吸收用于借鉴哲学方法、自然科学方法与社会学科学方法，这与其交叉与综合的学科属性是一致的，实验法是一切自然科学研究的最基本方法，非逻辑方法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最基本方法，而辨证法、文献法、调查法、归纳法、比较法、系统科学方法是安全教育学基本与主要的研究方法，本文根据上述分析，结合安全教育研究对象特点与需要，综合各种研究方法特征，按照安全教育方法学的体系来构建安全教育学研究方法综合体系。
另基于对安全教育研究方法的综合思考，借鉴教育等科学的研究方法，按照安全教育方法论层次"哲学方法一般方法――专门方法"的线索构建了安全教育研究研究方法综合体系，该体系由"方法分类"、"方法原理与特征描述"与"研究对象举例"三项构成，大致满足了安全教育研究对方法的分类、阐述、选择与应用的要求（如附表1）：
3结论
（1）该体系实现安全教育研究过程中对方法使用的四项基本内容（分类、原理与特征描述、选择与应用），便于研究时的快速选择与使用。
（2）鉴于科学方法体系过于庞大、复杂，目前无统一标准，安全教育研究方法广泛借鉴了哲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三大方法体系，因此，在上述方法分类中，不可避免会出现重复、交叉与可商量（方法定性的问题）的现象，如同一种方法可以划到不同的方法分支体系中。
（3）在以上综合体系中，方法分支没有完全列写所有方法，只例举了常用、基本与重要方法，方法体系的拓展空间很大，选用时不能完全拘泥于该表，要依据研究需要来恰当地选用。限于精力与篇幅，每种研究方法在安全教育研究中应用过程（程序）没有单独阐述，可以大致借鉴该方法一般研究程序，注意使用对象的特殊性即可，若不能直接使用，则可进行适当的改进后再选用。
（4）安全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为辨证法、文献法、调查法、归纳法、比较法与系统科学方法，本文重点关注与阐述的是处于第二层次的一般方法。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对象之人的现有研究逻辑
21世纪以来对人的普遍关注使人学范式逐渐成为具有支配性价值的研究范式。呼应于时代的要求与社会发展的需求，现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对象的研究围绕人而展开，这种研究趋向体现在以下两个维度：
一是从人的思想和人的活动视角聚焦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对象之人。其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对象是人的思想。有学者从认识论视角强调思想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此确证思想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对象。[1]也有学者运用系统思维方式指出思想是思想政治教育内生机制的源泉。[2]再者，通过对人的思想的进一步诠释，有学者指出人的思想价值观念应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对象，这种认定更能明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范围；[3]其二，人的活动构成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对象。有学者借用实践发生学的研究途径指出中国共产党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的原初境遇。因而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构成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对象域。[4]也有学者通过对现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论著的分析，确证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对象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5]
二是以人的活动为认识视域，以规律论现象说等观点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对象之人的认识。如从思想政治教育之人的活动视角讨论的两个规律论[6]。具体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对象是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以及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7]。也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现象也应是学科重要研究对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对象是思想政治教育现象与活动规律。[8]有学者进一步表述为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思想、行为及其关系在内的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及其内含的特殊的矛盾性[9]。此外，有学者尝试通过概论的方式解决现有研究分歧，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对象应是思想政治教育问题，该问题着重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建设等内容。[10]
然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对象之人与政治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研究的人异同何在，它的独特性何以体现，显然现有研究并未加以明确表述，仍在一般抽象概念中演绎和推论。所以，无论是用人的思想还是人的活动来具体描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对象，这种研究仍是抽象的。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对象之人的问题反思
现有研究的困境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首先，欠缺思想政治教育本体论承诺的研究理念。哲学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本体论承诺，旨在作出思想政治教育是什么的理论假设，构建思想政治教育理解的逻辑前提和基础。探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对象是什么的背后须有一个本体论的承诺，它给出我们判定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对象的逻辑依据和理论假设。尽管现有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对象拥有立论的基本共识性信念，但很少去寻问它确立的标准依据和内涵。例如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可以得出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的存在方式[11]。唯物史观在人文社会学科研究中起方法论指导之用，它为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研究设定了对象域。但是，对象域并非每门学科独特的研究对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对象应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象视域下具体化的人。
同时，如何区分思想政治教育关注的人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关注的人也是需要加以辨别和论证的。首要的是明确人为何构成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对象，这就需要对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人及其构成进行探究。这必然是一个哲学问题，更需要运用哲学知识进行论证，而现有研究显然缺乏哲学逻辑推论在该问题中的运用，这无疑反映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哲学的缺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困境正在于思想政治教育是什么的本体论问题在学界还未形成普遍共识，这给现有学科研究对象的研究带来了极大困难。因为，思想政治教育是什么这一本体论问题的解答是生成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对象的合法性依据。只有在思想政治教育是什么这一本体论问题得以确证的前提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对象的边界才能进一步明确。
其次，泛化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对象。这种泛化体现在与交叉学科研究对象的区别认定中辨识度较低。在以人的思想人的活动来认定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对象时未免有泛化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对象之嫌。例如思想政治教育学与德育学都关注人的教育，二者都涉及对人的思想的引导，但德育学针对的群体与思想政治教育学面向的群体不同，一般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学关注群体多为高校学生，与德育学研究之人的年龄阶段不同。鉴于此，仅以人的思想之维认定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对象，显然还是模糊的、不明晰的。再者，思想政治教育学对人的活动的理解与行为科学对人的活动的研究侧重点不同，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人的活动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思想领域的实践活动，凸显为政治性的思想实践活动。显然，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与交叉学科的研究对象认定上未能彰显学科特色，而使研究对象加以泛化，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学科群中辨识度不高、规范性不够的重要因素。
最后，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匹配度不高。因果决定论的思维习性固化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对象研究的应有思路。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对象的研究中，从规律与现象等维度探讨正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科学化研究的一种模仿性尝试。这种模仿性尝试源于对自然科学研究方式的推崇，但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作为一门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研究对象的认知上是不同的。自然科学是将研究对象作为客体来认识和把握，而这一客体又存在不变的规律与现象。然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对象与主体性的人相关，必然不是所有经验研究，因果决定论所能完全说明和描述的。因此，以自然科学在对其研究对象展开认识的思维路径来判定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对象，显然是不恰当的。例如有关人的信仰问题的研究，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可以得出不同人群信仰的比例，但为何有这种信仰等问题，就不是实证研究方法所能说明的，这更需要运用解释学的方法进行理解。
根据哲学解释学，人在认识所要认识的对象之前就已经和该对象有了互动和交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在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主体本身带有一定的价值判断，这个价值来源于它的经验、传统习惯、知识结构等因素。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研究就并不能采用直线性、照镜子的理路，研究主体与客体在历史进程中是相融共生的，对其认识就应是一种建构的过程性认识。例如对人的行为的说明和理解，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习性是不同的。在特定背景下，人的行为具有可控性，因而可以进行量化研究和说明。然而，在历史进程中，人的行为并非是静态的，而是相对的和动态的，对它的把握是需要借助于理解和说明来共同实现的。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对象之人，尤其是面对现代化过程中多样的精神政治现象时，我们对它的理解需要融入历史的背景中以解释学的视域来描述和说明。因为，我们在对这种现象进行说明之时，已带着我们已有的知识积累和价值判断，这种独特的理解模式就要求与之相匹配的研究方法。
三、思想政治学科研究对象的研究路向
根据现有研究成果的评估与反思，我们认为，明确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对象研究的问题域，需要从认识路径、研究方法构建、关注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等维度着手：
首先，在交往视域中认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对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对象的研究属于学科认识论问题。欧阳康先生在《人文社会科学哲学》一书中论述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滞后性特征。他指出这种滞后性源于人文社会科学认识对象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人们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实践活动之后，或者在某一历史过程较充分展开之后，才能通过对已经历的过程与已形成的结果进行反观和反思，并对其真正加以认识和把握。[12]我们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对象的认识滞后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发展与社会化进程带给思想政治教育的分化与整合都在不断更新着我们的认识。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对象的研究而言，这本身就是一个认识研究对象的过程。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对象的研究作为一种认识活动，具有作为一般认识活动都具有的主客体认知模式。但是，这种主客体认知模式并非是传统的反映论模式，而是在主体间性的交往视域中展开的，即主体与客体之间是相互理解，相互建构的。我们在认识对象的过程中，对象也在不断更新，改造着我们的认识。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本身就是在不断地交往中互相作为认识对象。具体表现为：其一，研究对象本身的发展变化。网络多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认识的对象本身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符号。例如通过人表述的有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网络语言与行为都构成了我们的认识对象。其二，在对研究对象的认识的过程中，也不断更新着我们的前认识。对不断更新的含有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网络语言与行为的认识会不断更新我们的前认识。因而对研究对象的研究已不能仅仅局限在传统反映论式的经验决定论，而是需要在交往视域中认识研究对象。
其次，阐释学应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对象的基本方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相匹配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知识生产方式的前提条件，二者在历史的进程中相互生成。从历史视角讨论思想政治教育，这是从社会科学维度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理解，而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来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精神世界的理解和认同，则是从人文学科层面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对象的认识。[13]因而，根据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不同的研究对象，需要采用相应的研究方法。当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时，它的研究对象是我们的感觉经验所能把握的研究材料，具有科学层面的可知性，可以采用经验的、定量的研究方法，增强研究的精确性和可信度。当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作为一门人文学科时，它的研究对象是人，这种关注人的主体性研究，实际研究的正是人与人间的社会关系及其相互构建的意义世界，运用适合这种研究对象的独特方法更为匹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对象的特性。
探寻人的思想和人的活动及其规律的边界依赖于对意义世界的深刻领会和把握。舒茨在分析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关系时提出了意义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区分。而现有思想政治教育学界多是围绕因果性说明的方法探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对象。因果性说明并不是针对人们行动产生内在意义的针对性说明，而只能是使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知识成为客观科学知识的条件。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对象的特殊性通过人而体现，尽管学界已触及到这一特殊对象的外壳，而如何去有效研究仍然是空白的，这表明：以意义性理解为特质的阐释学研究方法还未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中得以有效阐释与运用。阐释学作为一种理解的方法，重在描述、解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特殊的人文社会现象，这对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特殊的精神政治现象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它所针对的研究对象的研究，更多是对研究对象本身内涵的意义性理解。当然，面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对象的具体境域，并非要秉持非此即彼的研究思维习性，而需要采用相应的研究方法，这样才能更有针对性地说明和解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对象。
处于世纪之交的比较体育,正面临着新的挑战与选择。体育的社会化、生活化、商业化、科学化、产业化、法制化、职业化、国际化等趋势的不断加强,向比较体育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研究主题。一方面,学者们开始试图去解释或说明各种调查资料,揭示各国体育异同的原因及规律,这样就形成了从政治、经济、地理、文化、教育、哲学信念、宗教等多种角度,我国学者吴文忠、黄震、熊斗寅、任海等人的研究范畴及国际比较体育学会会刊登载的一些论文都反映了这一趋势。另一方面,现代体育与现代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也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社会的深刻变革以及新的科技革命的浪潮迭起,都为现代体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因此,研究并把握比较体育学科的发展方向,将有助于迎接世纪性的挑战。
1拓宽研究范围及领域深入研究层次
比较体育之所以能从比较教育中分化出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是由于体育现象在现代社会中已不只属于教育范畴,它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探求其内涵将来自如下两种动因:一是21世纪体育的超前发展,国际化趋势的不断加强,趋于整合的研究主线将成为主体。二是人类对体育全新发展的认识,要求比较体育在把握现代体育发展方面发挥重要的功能和作用。从其研究范围看,21世纪比较体育将从4个方面不断拓宽:其一,将走出以往以单一国家为中心的研究模式,转向以世界和以国家为对象的两个基本范围。学者们有的注重跨国研究,有的注重国别研究,还有的将从总括角度进行世界性体育比较研究。其二,研究范围以注重体育发达国家转向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两个基本围度,并将不断加重对发展中国家体育的研究。许多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无论在国家与人口数量上,还是地理面积和资源上,都占绝大多数。因此,他们的发展,将对世界体育的发展局势,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关系到人类素质发展的未来。其三,一国之内的不同区域的体育比较研究将被倡导,由于体育发展的多样化趋向日益加深,一国内不同区域体育发展差异将日益加大,区域研究以及区域间的比较研究将成为另一重点。其四,研究范围将突破体育的可比性界限,不仅要研究竞技运动、学校体育、社会体育、娱乐冒险和保健康复等各种体育现象,同时还要研究与之相关的社会历史、政治制度、经济状况、文化教育、传统习俗、宗教习惯、地理条件、生活方式、人种特征、心理因素等制约体育运动的各种社会背景,从不同的发展水平来探讨、揭示现代体育发展的重要规律。
从其研究领域看,未来的比较体育研究将呈现出以各国需要与人类体育共同问题两个中心并举的趋向。除对各种体育问题及各级各类体育加强研究外,将侧重于体育与人类发展、体育与经济、体育规划、全民健身等方面的研究。体育发展研究将成为热点,并形成支撑整个体育研究的主体。体育发展不再仅是单纯对发展中国家体育历史和现状的描述,而是在新的角度上再生体育与发展这一概念的新内涵,并以人类发展的新指标来重新赋于体育与发展的内容,从而深入研究体育发展的可持续性。
从其研究层次上看,比较体育在研究层次上将日益呈现提高趋向。首先从对各国体育的一般介绍和表层描述性比较,提升到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尤为注重从世界体育发展及体育的整体发展上进行研究,力图从比较分析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其次,比较体育也将走出纯宏观和纯微观的研究,而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世界文化频繁交往的今天,单向到双向,纵向到横向,平面到立体的比较已成为必然,同时更多的在追求探索比较体育研究的界限及运用比较的程度(量和质)上。再次,是从注重内部效果转向注重体育的认知效果和社会功效,从寻找体育的相似点或不同点,更多地向评价或肯定某些现象或理论的方面转移。
2注重行动研究加强研究的应用性
所谓“行动研究”就是指实践者、专家学者和行政管理者在内的“行动者”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实践中的问题。它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随着人们对人和组织的体育行为不断改革要求的呼声与之结合的越来越密切,20世纪以来,比较体育理论研究在不断发展,但许多学者指出,21世纪比较体育将强化行动研究的目的性和研究目的的应用性,即便是理论研究也会以特定的实践为出发点,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比较体育在加强行动研究的目的性的同时将作用于体育决策和体育改革。这种作用将日益增强,并将在21世纪大显身手。在某种程度上比较体育推动了90年代的全民健身运动,在未来的世纪中这种作用将得到进一步加强,而且随着各国对比较体育研究作用的认识加深和比较体育研究应用性加强,这种作用将从间接性逐步转向直接性,进而使比较体育转向参与具体目标的研究,从探讨一般规律的研究到把对发展规律研究与具体的发展策略研究结合起来,以此达到推动体育的改革,进而发展为服务于体育的决策功效。
研究目的向实践转移。由于体育实践的诸多变化促使比较体育要加强研究目的的针对性应用性。一方面,从单一的借入或借出向“双向”的既借入又借出的模式转变;另一方面,研究的目的直接为构建一种既服从于体育发展趋势又与具体的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体育模式服务,使体育在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
面对21世纪各国体育效益的研究日渐突出,必然会导致对比较体育预测功能的进一步肯定和发展,也就是说今后体育的预测功能得以加强。随着比较体育自身的不断发展与成熟,特别是研究方法的科学化、系统化自然会使预测功能日益明显化。这种预测将通过各种体育作用因素的分析研究到实践的总体把握,对体育的发展趋势做出相应的预测,以推动国家和地区体育发展战略及其规划的制定,从而促进体育的发展。
3加强综合研究构建学科体系
就目前而言,比较体育尚处于不成熟的发展阶段。国际比较体育学会是一个尚待完善的组织,研究方法也在完善之中,在经过70年代社会科学方法的介入,80年代的调整和90年代以来新的研究模式的再次兴起,比较体育研究方法正在酝酿着一场新的变革。这种变革是在吸收各种原有的方法,在继续向多样化、科学化发展的基础上,趋于综合,即达到本学科在构建理性框架前提下,利用边缘学科知识,对体育现象进行多视角、多层次的研究。
学科体系多样综合。70年代以来,各种社会科学方法纷纷被引用到比较体育研究方法论体系,这就彻底打破了历史描述、因素分析的原有格局,并兴起了横向比较法、纵向比较法、横纵向综合比较法、区域研究法、问题研究法、假设验证法、结构功能研究法等十几种研究方法,使比较体育日趋多样化。与二战前后相比,研究方法不仅在数量上增加,而且也产生了质的转变。新方法不再成为对旧方式的替代,而且提供了从不同方面观察、研究、分析、阐述特定体育问题的方式,这对全面认识体育问题提供了良好条件。
学科体系的理性综合。这种综合不是各种方法的简单结合,而是各种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分工合作,相辅相成,互相补充的有机整合。起初,这些方法是相对立的,如定量与定性的研究方法,宏观与微观的研究方法,但在科学的综合使用下,则能成为一种互动着的作用体并从不同的方面深刻地揭示体育若干问题的重要手段,成为研究中不可缺少的方法,使比较体育成为对体育规律达到理性把握下的一种自觉行为。这种多样化的统一,就是学科的内在规律在发展过程中特定阶段的必然反映。这一反映告诉我们:不能只求对事物认识的局部性阶段性结论的表述,而应探求事物发展过程的全部内涵。比较体育学科的发展表明,外学科方法的引进导致本学科方法的多样化,而学科内形成自身的方法论时,则意味着学科重大转型的开始;由此我们坚信,21世纪将迎来比较体育研究方法的重大转折并自成体系飞速发展。
4规范研究模式加强理念完善
70年代以来比较体育的研究者受到学科规范化问题的困扰,他们为此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努力,但由于对学科认识水平以及现代体育实践水平所限,未能有较大突破。伴随21世纪体育的进一步发展,对比较体育的研究会提出更高的水平要求,规范研究模式,加强理念完善将成为首要问题被列入学科发展重点。
建立科学的学科分析框架,这一点进入21世纪将会更加突出。届时,学科中现有的各种理论不会消失,而且将会不断涌现出新的理论,并日益呈现多元化,但是这些理论都必须服从于理性原则的指导,使各种不同作用、不同发展方向分析框架构建成具有同一作用方向的,有内在联系的,多层次的系统分析模式体系并使其产生积极的互动作用。
21世纪的比较体育将致力于解决目前因缺乏标准的研究系统而造成的研究无序、定义不明、概念混乱的状况,这也是规范研究模式的重要内容。比较体育研究具有跨文化、跨国别,跨学科的特征,如果不对研究系统进行统一化、规范化,每位学者都自成系统,那么就很难有学术性和科学性,就很难开展学术交流,更谈不上进行任何国际比较研究了。因此,比较体育应建立或把握科学的研究程序,使比较体育研究的基本过程或程序形成研究模式的具体化、理性化、规范化,这也是21世纪比较体育走向的一种必然。
5研究时空尺度放大国际化趋势明显
随着国际体育组织的不断完善,国际交流是学科自身存在的与生俱来的发展特性。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学科的分化、综合、交叉、借鉴已成为必然趋势。21世纪将是体育进一步国际化的世纪,它将给比较体育带来一系列的广泛课题。
上述动因的合力将推动比较体育研究体系趋向国际化,这一点已被世界绝大多数比较体育学者所承认和赞同,并且在他们的专着中得到体现。例如美国学者布鲁斯·L·贝内特等人编写的《比较体育》一书中就选择了35个不同地理位置、不同政治制度和不同经济发展状况国家的体育进行比较研究;法国学者皮埃尔,塞尤林所着的《世界体育运动》一书中有关于42个国家体育现状的章节;台湾学者吴文忠所着的《比较体育》一书中选取了62个国家和地区的材料。由此看来对不同国家、地区体育进行跨国度、跨地区、跨文化的比较将成为比较体育学科研究的主体。国际间的合作研究将成为强劲的发展趋向,因为它既是比较体育走向一体化的重要步骤,又是在实现多样化之中寻求共同利益目标的重要机会。合作研究还将是克服目前比较体育研究中狭隘的、自以为是的、目光短浅的研究的最重要措施,而且能把世界带入课堂,使远距离教育对体育的促进作用更为深入。
国际间合作研究会加速国际体育的交流,并使这种交流在21世纪广泛开展,如各国体育人员之间的大交流,包括互访、留学、讲学等。体育学术方面的交流包括学术团体之间的交流,举办国际性研讨会等,体育课程、教材、研究资料的交流,参与国际间体育培训工作,研究国际体育的关系和功能等。使人们透过各国体育纷繁现象的表面,站在时代最先进的科学高峰来观察我们的体育现实。它是一种全球性胸怀和眼光,一种世界体育的历史观,它要求打破单项、平面思维,发展双向、立体思维。这种时空尺度放大,历史和辩证法统一的宏观研究,意味着我们从体育的发展和运动中,从它多层次、多结构、整体及具体的联系和中介中加以科学地把握。
综上所述,比较体育自身的产生和发展,使它具有动态性。今天的体育是昨天体育的发展,而明天的体育又是今天体育的发展和延续。这就要求我们从宏观系统角度出发,不仅研究世界各国体育的现状,还要掌握它的历史,分析和预测它的未来。这样我们才能不走或少走弯路,从而获得“最优化”的体育发展方案。
1熊斗寅.熊斗寅体育文选.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7
2熊斗寅.比较体育.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
3比较体育.比较体育编写组.北京: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0.5
4马宣建.香港体育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中国体育科学,1997.3
5王学风,等.试析当代世界比较教育学的发展趋向.教育研究,1991.4
6杜祖贻,等.美国比较教育的新特点.教育研究,1994.1
7黎安琪着,徐辉译.国际教育与比较教育研究的未来趋势.杭州大学学报,1992.4
[摘要]：本文提出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阶段性发展和方法论运用的变化。分析的重点：1、80年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起点与经验总结型的研究方法；2、90年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展开与体育学研究方法论；3、2000年以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扩展与传播学研究方法论。4、改善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论运用的思考。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体育新闻传播（指吸取传播学的科学路径及合理内核，在传统新闻学的基础上，用新的视角和方法审视体育新闻传播现象）研究与方法论（指以对活动与现象的认识方法为对象的科学。它研究的是人们运用怎样的观点考察活动与现象，并把认识加工成系统化的理论方法）运用，取得了较大进展。这期间，既有经验可以总结，也有可引以为戒的问题存在。总结三十年体育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与方法论运用，对未来体育新闻传播学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不揣浅陋，对三十年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与方法论运用的历史进程做整体而粗疏的考察，不当之处，希望得到学界同仁的指正。
180年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起点与经验总结型的研究方法
1985年，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了由马信德撰写的《体育新闻abc》，虽然这本书的学术研究样式还不太成型，但不能不认可它是我国第一本体育新闻的研究成果。书中对体育新闻的起源、功能、特征、采访术、写作、直播与解说艺术等方面的介绍，为我国体育新闻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WWW.133229.COM
在研究方法上，马先生主要遵循的是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指导下，经验总结型的研究方法。作者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体育记者，对体育新闻在采访实践中所能遇到的各种情况，针对这些情况应采取的对应方法作了详细的介绍。在实践总结的基础上，作者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理性思考，概括出对体育新闻记者的特殊工作要求：熟悉竞赛规则、了解运动技术、深入赛场内外、亲临比赛现场、由表及里善于挖掘与发现数字背后的故事。对体育新闻的特殊功能也提出富有时代气息的思考，提出在新时期体育新闻是焕发民族精神的“振奋剂”，是爱国主义的“活教材”，是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的“播种机”，是精神文明的“测试仪”。
290年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展开与体育学研究方法论
进入90年代，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继奥运金牌零的突破，足球职业联赛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全国各大媒体迅速开辟体育专栏、体育副刊、体育频道，体育新闻以空前规模的传播局面登上媒体平台。有关体育新闻传播的研究，也开始在学术期刊上出现。
最早有关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论文发表在《中国体育科技》1994年4期上，由秦春霖撰写的《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传播对于竞技体育商业化的驱动和影响》。该文着重讨论了体育商业化和大众传播的结合基础，大众传播对体育商业化的驱动作用，以及大众传播影响下商业化竞技体育项目的特征。
紧接着在《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95年1期上，又刊出了由郝勤撰写的《对体育新闻学学科性质特征及学科建设》，文章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对体育新闻研究的性质特征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指出体育新闻是现代新闻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体育的重要特征，是现代体育与新闻媒体的高度结合；体育新闻学是一门边缘性、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至此以后，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学术文章相继在各种刊物上出现，体现出研究内容从窄到宽，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学术研究成果整体上呈上升趋势，参研人员从少到多，最为集中的参研者是体育院校体育学研究学者等研究特点。
从研究的方法论角度来看，由于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们，多为体育院校的体育学学者。从他们的研究成果来看，在研究方法上更多地是借鉴与运用体育学的研究方法。而我国体育学研究方法，受到体育史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很大，因为体育史学科在我国体育科学领域是最早出现的、研究成果较多并相对成熟的一门学科，从事体育学研究的学者们也大都有体育史学的学术背景。体育史学研究方法在文革后期的发展，首先是提出了应当全面地理解史学方法论，纠正文革时期提出的阐明历史问题的方法只能是阶级分析方法的观点。指出社会历史研究必须从事实出发，立足于研究对象整体，用历史的观点考察问题。其次是多学科方法引入历史研究，包括有系统方法、社会学方法、历史比较法、心理学方法等。另外还提出了对实证方法的重新评价，重新提出重视“尊重事实，尊重证据”的实证方法。
在这样的学科方法论的指导背景下，最初的具有开拓性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多数是运用体育史或体育学研究的方法论，去解释体育新闻传播活动与现象。如陈天仁的《体育信息传播对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影响》（《上海体院学报》1996年1期），韩志芳的《1978---1996年我国报纸体育信息传播的题材变化》（《河北体育学院学报》1999年1期），郝勤的《体育新闻价值与价值实现》（《成都体院学报》1998年1期），易剑东的《体育新闻报道的困惑与选择》（《体育文史》1997年6期），周果的《论体育消息导语的心理接近性》（《沈阳体院学报》1998年3期），高松龄的《从
32000年以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扩展与传播学研究方法论
2000年以来，围绕着申办奥运、筹办奥运、举办奥运的重大赛事活动的主线，无论电视媒体、报纸媒体、网络媒体的体育节目频道、栏目、体育专刊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体育新闻传播研究迅速扩展，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热情高涨期。
在全国体育院校校刊和综合性新闻传播期刊上，不间断地刊载有关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学术论文，也陆续出现了有一定学术质量的研究文章。如肖沛雄的《论体育市场和大众传播》（《体育科学》2001年1期），王宏江的《我国当代体育报纸现状分析》（《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2年4期），黎莎的《对体育新闻基本特征的探讨》（《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3年4期），先后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在全国体育新闻理论研究的圈子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2004年，由高等体育出版社出版了郝勤撰写的我国第一部《体育新闻学》专著，在全国体育新闻理论研究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该书的出版是我国体育新闻研究开始系统化的重要标志。
紧接着的2005年，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成立了体育新闻与传播研究分会；2006年第八届体育科学大会首次列出了体育新闻与传播专场学术论文报告会；2008年第28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科学论文报告会，组织了体育新闻与传播的分会场。在这些首创性的、显著性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活动的带动下，研究成果日益丰硕，进一步体现出学术研究成果显著增加，专著明显增多；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内容全面（涉猎到理论研究、业务研究、史学研究）；研究参与人员形成以新闻和体育新闻专业研究生、教师为主，媒体新闻工作者为辅的局面等特点。
值得欣喜的是这一阶段在研究方法论运用上的突破。最突出的是传播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在体育新闻传播中的引入与渗透。这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在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队伍里，开始引进了一批传播学研究学者，他们对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突破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二是以往的体育学者们积极与全国新闻传播研究的主战场接轨，主动将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方法与理论运用到体育新闻传播的研究中。
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方法论主要是引进与借鉴西方传播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其中以批判学派的定性研究方法论和经验学派的定量研究方法论为主流。传播学的经验学派，主要指以美国学者为代表的传统学派，多从行为主义角度进行研究，在研究中注重经验材料和实证考察，特点是：对现行社会体制是否合理并不关心，而是维护与改进现存社会体制及其功能。在方法上坚持经验性的实证研究立场，在方向上坚持实用主义的研究目的，在指导思想上则坚持多元主义的社会观。直接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相对的批判学派，也主要集中在美国。批判学派主要的理论研究视角有：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批判的观点；主流意识形态分析（dominantideologicalanalysis）的观点；唯名论（nominalism）和多义性（polysemy）研究的观点。
在传播学研究方法论的引导下，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找到了新的学术研究兴奋点和增长点，无论是经验学派的实证研究方法和批判学派多元定性研究的思维方式，都开始在体育新闻传播研究中初见端倪。如郭晴的《对成都体育新闻受众的实证研究》（《成都体院学报》2004年4期），毕雪梅的《体育新闻传播提供娱乐的另一种解读》（《体育文化导刊》2004年10期），张延平的《语义活用——体育新闻语言常用的修辞手法》（《河北体院学报》2004年1期），肖鸿波的《试论体育专业报纸的垄断趋势》（《上海体院学报》2004年6期），陈国强的《大型体育赛事的媒介服务——以2006年网球大师杯为例》（《传播学论坛集》2005年），罗青的《全球化体育事件与国家形象营销》（《传播学论坛集》2006年）等等。这些研究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除采用传统的文献资料法、比较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逻辑分析方法外，更多地是运用了传播学研究的方法，如内容分析法、个案研究、控制实验、实地调查、抽样设计与实施、问卷设计与可行性分析、描述性统计、推断性统计等。在理论模型上，也更多地借鉴了西方传播学研究的理论成果，如框架理论、议程设置理论、媒介生态理论、媒介双重性理论、“知沟”理论、“拟态环境”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女性主义、社会性别理论、媒介批判理论等等。
总体来说，2000年以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在方法论及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上，有较大的突破，使体育新闻传播研究越来越接近新闻传播常规性的研究领域，研究成果也引来了新闻传播学界的关注。纵观整个研究成果，无论学术专著和学术研究活动，在学术质量上都比前一个阶段有明显的提高，但在研究中，也有牵强模仿和套用传播学研究样式及理论模型的倾向。
4改善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论运用的思考
纵观三十年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尤其是在近几年由于借鉴与运用传播学研究方法论及具体研究方法，有力地推进了体育新闻传播研究向前发展的步伐。但当前在研究中，牵强模仿和套用传播学研究样式及理论模型的倾向，是不予提倡的。也就是说切忌不要从定性研究模式，向传播学经验学派定量研究的过渡倾斜。不能不承认，这许多年来，在体育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我们似乎更缺乏精确的经验主义传播学的研究传统，差异造成更大的吸引力，形成引入的主流，这也是经验主义传播学在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有牵强模仿和套用研究样式、理论模型的原因之一。
过分看重实证的定量研究也会有失偏颇。其实社会现象非常复杂，其中变量复杂多变，单靠实证的数字与材料是不可能得出全面的结论的；而且每个人的思想都会对自身有所影响，所谓以“纯客观”的态度来进行研究也是不可能完全达到的。我们知道传播学批判学派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差别，除了方法上侧重面不同外，在研究视角上也存在较多的差异。批判学派一般是从宏观、中观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经验主义传播学较多地是从具体问题出发，较为微观地分析各种因素如何构成某种结果。但是双方不论在方法还是角度上，仍然是互通的。目前美国英国等国不少的传播学者，观点上属于批判学派，研究方法上则采用了相当多的经验主义的作法。因此，在我们引入传播学的方法论视角时，应该关注到这种世界传播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不要片面地强调某一种研究视角与研究手段的运用。
培养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也是目前体育新闻传播研究中值得思考的问题。
回顾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进程，可以看到我们最初的研究更多地是遵循研究者自身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积累，从自我母学科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去研究体育新闻传播活动与现象，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就目前我们正经历的传播学研究方法论运用的过程来说，在某种程度上也还具有一定的随意性（跟着大传播的研究走），还缺乏主动的思考方法论问题的意识。而事实上任何研究都存在着方法论的改进和创新，研究方法的创新，将促成重大研究成果的出现。
当然这样的情况与我国科学研究整体上对方法、方法论的漠视有关。而与国人这方面轻视态度相反的是，西方的学术研究则很重视方法、方法论问题。从西方科学研究的历史长河来看，从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到培根、波尔普，再到库恩、马克斯.韦伯、马尔库塞、哈贝马斯；从辩证法、工具理性到归纳与演绎、证实与伪证、范式理论、科学研究纲领、反对方法、价值中立……，各种方法论的探求已成为自觉。必须承认，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飞速发展与重视方法论问题息息相关。著名生物学家巴浦洛夫说：“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方法每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着种种新事物的更辽阔的前景。因此，我们头等重要的任务乃是制定研究方法。”
目前我国各大高等体育院校的学者们，陆续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选题。这些较为重大研究课题的展开与研究成果，除了对已有研究方法论的更主动、更客观、更准确、更熟练地运用之外，还应该重视结合体育新闻传播的特点和规律，概括和提炼适用于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方法论观点，以及具体的研究方法或理论模型。在提倡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多元与开放的同时，还要考虑研究方法的创新性——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与体育新闻传播的特殊性和体育新闻传播实践发展相结合。
关键词：教育研究；方法论；科学方法；科学精神
一、教育研究界关于科学方法的不同立场
2001年12月28日，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一次研究生课上，该院擅长定量研究（quantitativeresearch）的两位专家与以质的研究（qualitativeresearch）见长的两位专家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题为“两种教育研究范式的对话”的座谈会。该座谈会吸引了校内外近百名师生参加，质疑问难，观点鲜明，气氛活跃。
数学和教育经济学背景的学者A相信，社会世界中存在着客观规律，社会世界是实际存在并可以认识的，可以通过事物之间的数量关系来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定量研究以追求客观、科学、理性和合乎逻辑为目标；教育研究的功用之一在于为政策制定服务。自然科学和教育经济学背景的学者B认为，研究范式可能反映了研究者对于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的基本认识观的差异，然而，保持开放的心态、掌握各种研究范式的基础、在运用这些研究范式不断解决具体研究问题的过程中领会其精髓是最为重要的。
英语专业和教育人类学背景的学者C相信，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不存在一个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实在；社会世界是在人际互动和语言沟通之中建构起来的；研究者只有深入研究现场，深入被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现象，才能获得真正的“理解”和“解释”。教育学背景的学者D认为，我们研究可能面临三种不同的事实，即自然事实（物理事实）、社会事实与心灵事实，这也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分别；社会事实探究已经发生的故事，心灵事实谈论的是应当发生的故事，教育学既然是人学，其中关于心灵事实的层面以及部分社会事实的层面，就不适宜用自然事实的“规律”来统摄。
惋惜的是，不同专业背景和研究取向的学者各执一端，“独白”自己所持的研究立场，就研究范式问题难以形成“对话”，较少达成共识。
诚然，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争论由来已久，上述座谈会只是人文社会科学和教育研究范式论争在中国背景下的“复演”。譬如，1989年3月25～26日，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古巴（EgonG.Guba）在旧金山组织了关于研究范式的研讨会，并于翌年出版会议论文集《范式对话》（TheParadigmDialog）。从更为广阔的学科领域来看，在近现代西方思想史上，笛卡尔、康德较早注意到了研究自然世界与研究人的世界的方法论的差异问题，后来的思想家如狄尔泰、迪尔凯姆、胡塞尔、李凯尔特、韦伯等都就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论发表过独到的见解。
在教育史上，对“教育学科学化”的吁求与“教育学是人文科学”的宣称并行而进、此起彼伏。典型地，在德国，出现了“科学教育学”与“文化教育学”（Kulturpaedagogik，或精神科学教育学）的对峙。由狄尔泰、斯普朗格、李特、李凯尔特、福利特纳、鲍勒洛夫等组成的延续近二百年的德国文化教育学派各家虽则观点有别，但其基本主张是一脉相承的：对科技发达时代人的生存状况进行反思，认为现代科技文明造成了“非人化境遇”，在技术统治时代，人的价值、意义面临失落的危机；将教育—文化—人三者连接起来，融为一体，把教育（Bildung、Erziehung）看作一个人生完成、文化变迁的永恒过程，注重教育对人的价值和意义的提升。20世纪初，德国学者梅依曼和拉伊另辟蹊径，力倡把教育研究从哲学思辨传统中脱离出来，走科学化、实验化的路径，要求通过科学的验证来发现和陈述事实。1901年梅依曼首次提出了“实验教育学”的称谓，要求通过科学实验的验证来发现和陈述教育事实。数年后，拉伊在其代表性著作《实验教育学》（ExperimentellePaedagogik）中提出，只有通过实验与观察，在有意识地简化要素条件下研究教育现象中各种复杂的因果关系，教育学才能成为一门科学。
一个多世纪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术蓬勃发展，研究方法日趋精细，并陆续引入教育研究领域，促使教育研究呈现出不同的取向和形态。但是，从研究范式上看，如国际著名学者胡森（TorstenHusén）指出的，教育研究基本上不外科学范式（scientificparadigm）与人文范式（humanisticparadigm）之列。实际上，在中国内地，关于教育研究方法论的论争主要不是表现为关于量的研究（一般称为定量研究）与狭义的质的研究的认识分歧，而是表现为关于科学研究范式（包括教育实验、问卷调查、数理分析等研究方法及相应的研究信念和成果形式）与人文研究范式（突出地表现为思辨、历史文献研究，以及近来兴起的深度访谈、自然观察、实物文本分析、叙事研究等研究方法及相应的研究信念和成果形式）的论争，或者说关于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论争、关于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的论争。
人文范式的教育研究者批评教育研究中的“科学主义”倾向：“由于科学主义的倾向，今天的教育学成了一种纯粹描述的东西，使得以人为关注对象的教育学把人放在了自己的理论视野之外；在语言的论述上，所见到的只是逻辑的或科学的语言”。重微观轻宏观；重应用轻积累；重技术轻原理；重定量轻定性；重现实轻历史；重事实轻价值。有学者在论证教育学的文化性格（即境域性）时提出：“随着教育学科学化运动的继续深入，特别是许多心理学家独占教育学之鳌头，教育学的语言出现了‘客观化’、‘逻辑化’和‘中性化’的倾向，隐喻，特别是那些能够有力地说明问题的隐喻倒真是不多见了。……教育学成了一个只有血肉（科学材料）和骨架（逻辑概念）而没有意识和灵魂的‘植物人’。”最近，又有学者明确宣称：“教育即培养人。育人即培育人生，构建人生历程，引导并含蕴人生的意义。教育学即育人之学，育人之学理当关注人生的培育，关注人生意义的建构，关注人生意义的实现。关注人生，这是教育学作为人文学之根本。……教育学不可能全面知识化，教育学思想的魅力就在于去激励、引导、启发人们去‘思’、去‘想’教育的‘问题’。如果教育学力图为自己建构严密的、规范的教育学知识框架，这就意味着教育学的自我终结。如果说目前的教育学还只是‘准’教育学或‘准’科学，那么它今后也不会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教育学。”这些学者并非简单地反对在教育研究中运用科学方法，而是表达了对教育研究中“唯科学主义”倾向的担忧。
持科学范式的教育研究者关注研究方法论问题，如闵维方教授、丁小浩教授提出，“研究方法论本身的价值常常超过了研究所得到的某个具体特定的结论的价值”。但总的来说，很少有人就此撰文发表见解，而且较少对针对“科学主义”教育研究的批判做出书面回应。他们信守自己的研究范式，“客观”、“科学”、“精确”、“严谨”、“规范”、“先进”等，这些是他们对其研究的自我评定。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在教育研究领域，中国内地学者已经完成了一些规范的、有说服力的实验研究和实证研究，如中科院心理所卢仲衡研究员主持的长达二十多年的“中学数学自学辅导实验”、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等主持的“教育经费占GNP比例的国际比较研究”，等等。
在中国内地，与心理学研究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样，虽然近年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倡教育研究中实现科学范式与人文范式的沟通和融合（一般提法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科学范式与人文范式相结合”），但是两种研究范式是否可以融合、如何融合成了难解之题。由于知识背景和研究信念的阻隔，将两种研究范式较好地结合起来的教育研究范例屈指可数。整体而言，科学方法在中国教育研究界，其命运截然相反：要么受推崇，要么被拒斥。
二、科学方法在教育研究中的适用与限制
在世界各地，关于科学的涵义的认识并不一致。譬如，在英语世界，科学（science）指“涉及对物质世界及其各种现象并需要无偏见的观察和系统实验的所有智力活动。一般说来，科学涉及一种对知识的追求，包括追求各种普遍真理和各种基本规律的作用”。在这里，科学是自然科学的代名词。在德语世界，科学（Wissenschaft）的涵义则要广泛得多，包括一切有系统的学问，不仅包括自然科学，还包括经济学、法学、哲学、历史学、语言学等社会科学和精神科学，甚至包括宗教、艺术，教育学属于科学之列。德文“科学”的词根Wissen的涵义是“知识”。虽然关于科学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主流的科学世界观认定，世界可以被认知。“科学假定，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以恒定的模式发生和发展，通过认真的、系统的研究可以认知”，（通过人们运用智慧，借助加强感官的仪器）各种特性的模式是可以发现的，宇宙间存在适用的基本规律。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以无偏见的观察和系统的实验作为主要研究方法。观察和实验方法被奉为科学之圭臬，在科学探究活动中是适用的和不可或缺的。
从16世纪起，科学实验开始成为独立的社会实践形式。经由伽利略首创、培根论证的实验方法论对近代科学的兴起和发展起了关键作用，其基本思想在现代科学实验观念中大致都保存下来。实验成为自然科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后，经由心理学而引进入教育领域。在教育领域，从一般教育实践中的试验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的教育实验的形成和运用，前后凡二百余年，这其中经历了从物理学生物学实验生物学、实验心理学实验教育学的发展演变。20世纪初，形成了实验教育学派。实验教育学派以自然科学方法为典范，以实证主义为哲学基础，主张通过观察、统计、实验等方法研究教育行为，与思辨的、内省的教育学分道扬镳。此后，经过几代教育学家、心理学家的努力，实验与数理方法相结合并运用于教育研究，形成了注重定量研究的教育实验基本研究方式，实验方法成为一种公认的教育研究方法。采用这一方法的研究者根据研究目的，合理地控制或创设一定的条件，从而验证假设、探讨教育现象的因果关系。不少学者认为，教育实验研究方法的形成，有利于克服教育研究中的主观性和偏见。
与实验方法密切相关的是观察方法。观察是指人们有目的、有计划地通过感官和辅助仪器，对处于自然状态下的客观事物进行系统考察，从而获得经验事实的一种科学研究方法。科学研究中如果没有关于研究对象的原始材料，就无法深入认识事物的本质和事物之间的内在关系。通过对教育领域某一现象及变化过程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的观察，可以获得关于该事物较为翔实、客观的事实材料。对客观事物的观察还有助于检验某种教育理论是否正确，有助于形成新的研究课题。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一些新的仪器设备延伸了教育研究者的感官，使研究者的观察能力进一步提升。例如，功能性核磁共振显像（fMRI）是一种拥有高度空间解像和清晰显像的仪器，它可以描绘出身体和大脑的三维结构和组织。运用这种技术和仪器，可以观察到被试在接受不同方法的语文教学后，大脑处理语言文字时认知神经活动的情况，进而判断哪一种相应的教学方法更为有效。
数理研究方法不断发展和统计工具不断完善，以及它们在经济学和社会统计中的成功运用，促使教育研究中的数量分析不断开展起来。随着教育逐渐演化为一项巨大的社会事业，教育领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需要研究的复杂化数量问题；同时，数理研究方法和统计工具的不断发展完善，使得对一些大型样本和数据库进行数量分析成为可能，相应地产生了一些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上文提到的厉以宁教授等主持的“教育经费占GNP比例的国际比较研究”，就是内地一项成功的教育经济研究，并有力地影响了政府的教育投资决策。
实验、观察、数理分析和测验等研究方法在教育研究中的运用，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具有共同的哲学基础和信念。这一信念就是，坚持实证主义的理论基础，认为存在客观实在，客观世界存在普遍性的规律；把社会当作物质（如迪尔凯姆提出的把社会事实“视为物”来处理），以研究物质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相信这有助于祛除成见、达致客观；以自然科学为典范，主张通过经验—数理方法而获得精确的、普遍性的知识。
主要以实验、调查、测验和数理分析等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进行的实证研究（empiricalresearch，另译经验研究）适用于下述研究，并具有以下特征：（1）适合于宏观研究，以发现趋势性的特征。譬如，内地关于高等教育（作为社会经济部门之一）的产出乘数和影响力系数的研究。（2）适合于对社会现象进行数量化的因果分析和相关分析，发现趋势性的因果规律和相关规律。例如，在国际范围进行比较，研究教育经费投入与GDP之间的数量关系。（3）能够证实或证伪已形成的理论假设，并不断地修改或完善已有的理论假设。几十年来，儿童心理、学习心理领域的许多理论就是通过验证或证伪方法发展起来的。这一点，类似自然科学研究的“累积效应”。（4）研究结果可以做概念上的推断演绎，只要测量尺度、数据类型符合数学模型的要求，推断就是有代表性的、可推广的。（5）实证研究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具有明确、具体的操作程序，结果检验有具体的检验手段和系统的评估标准，基本可以保证研究操作和结果的可重复性。由此可见，在教育领域中，在宏观研究、因果分析、规律性和趋势性问题分析及验证推演方面，自然科学方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毋庸置疑，科学方法在自然科学研究中是适用的、可行的。自然科学方法经过改造后，移植到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研究领域中，促使这些研究领域发展成为较为成熟的社会科学学科。当然，关于在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研究中采用科学方法，仍然存在争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FreidrichA.vonHayek）批评了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企图以自然科学方法研究人文社会界，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极为复杂，不能仅凭数据和量化证据达成探究过程；他还指出，不但在经济学领域，“普遍地在与人有关的其他学科中，貌似科学的方法其实是最不科学的”。就教育研究而言，问题似乎更为复杂。
教育研究者面对的是一个有意义的、价值关涉的教育世界。在教育世界中，既存在科学世界范畴，也存在生活世界范畴。教育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它首先是一个人的培养过程，一个活生生的学生成长过程，然后才衍生为一项社会事业。教育中的许多问题，需要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讨。教育世界中的微观问题、深层问题和价值关涉问题，需要研究者进行深入细致的描述和分析，需要深层的体验和思考；教育活动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因而需要研究者对教育活动的整个脉络进行详细的动态描述；微观的教育活动特别是课堂活动、师生交往活动是一种自然情境，在自然情境下研究教育活动者的经验世界，研究结果可能更切合教育活动者的生活实际，研究结果的运用更具有针对性。此外，教育的目的、理念、制度和道德人格等价值关涉问题，难以采取纯粹的量化研究方法，而是需要运用哲学、历史、比较等方法进行考察，或者综合运用各种研究方法。一些倡导但不拘泥于科学范式的教育学者觉察到了这一点。譬如，力倡教育研究实验化的梅依曼否认实验教育学可以包括教育学的整个领域，他还详细论证了实验教育学的研究范围。
杰尔纳（EernestGellner）提出的“只有一种人，还是有许多种人？只有一个世界，还是有许多个世界？”这个本源性问题，在国际及国内教育研究界都表现出不同的回答。有学者认为，社会科学（包括教育学）“能否达到像自然科学那样的发达程度，取决于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有没有能力去发现、鉴别和研究人类特性与人类活动中的恒常性质”，“一切区域、一切种族的人们都有着相同的基本分子结构；他们有着组成大脑结构的相同的神经系统；一切个体的生长方式也都是相同的。这些限定着人的生理和心理行为的共同特征来自共同的基因组成”，“区别是表面性的，主要是来自一代又一代人对环境的适应；相似则更具有根本性，因为它们是一种共同的人类本质的体现”，“可以说全体人类都属于一个种类，只有一个人种”。持类似观点的内地学者坚持自然科学的世界观，并坚信社会世界存在与自然世界一样的规律，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来揭示这种规律。在另一类教育研究者看来，物质世界存在客观规律，但是这种规律不能迁移到社会生活世界中来；社会世界中或许存在宏观性的发展趋向，但是历史是一次性的、不可重复的；每一个个体的情感和行为是独特的，个体的价值是独一无二的，区别和差异是显著的，正是个体的差异组成了社会世界的丰富多样性。后者还认为，探讨人类的基本分子结构或大脑结构的神经系统，这属于生命科学的范畴，探究的是“物质人”的规律；教育研究者面对的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的世界，研究对象是由有情感、有意识的人组成的教育活动（主要表现为课程、教学和课堂），不能采用把人“还原为物质”的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教育活动，教育研究需要体认、理解与解释；其中，还不断有学者宣称教育学是人文学科，是一种关于人的独特知识，这门学问探讨无规则可循的人的精神世界。
可见，科学方法在教育研究中是适用还是有所限制，迄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是采用科学方法还是采用非科学方法（non-scientificmethod，不一定是反科学方法），与其说与研究者的专业背景相关，毋宁说与研究者的世界观、人性论、研究信念关系更为密切。虽然人文科学背景的教育研究者采用自然科学方法的比较少，但是深谙自然科学方法转而以哲学、历史、比较方法或质的研究方法从事教育研究的学者并非凤毛麟角，人文科学背景的教育学者力倡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也时有出现。
鉴于对自然科学方法的限制的认识，近年来，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建构主义得到了内地众多教育学者的大力提倡，后现论和其他非理性主义（如存在主义）亦为一些中青年教育研究者所推崇，质的研究方法于数年前引进内地后逐渐被一些学者、研究生和中小学教师所接受和采用；实证研究在教育政策制定中受到了倚重，但是在教育研究界并不具有“话语”优势。于是，有人认为，在缺乏科学传统、实证研究为数甚少的内地教育研究界，质的研究和后现论是一种“奢侈品”，教育研究更迫切需要的是科学方法。
三、作为教育研究者必备品质的科学精神
在我国教育研究界，关于科学方法的论争，就如国外延续了数百年的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论争以及延续了一个世纪的教育研究方法论的论争一样，不会有答案，但还会不断延续下去。进入不同教育研究者的视界的教育问题不一样，他们采用的研究方法差异甚殊，但是，有一种共同的研究信念和气质应当贯通于不同的教育研究群体中，这就是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受到我国学术界的关注，由来已久。1922年，梁启超先生就“科学精神”问题做专题演讲。他指出：“有系统之真知识，叫做科学。可以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梁启超对科学方法的涵义以及中国学术研究由于缺乏科学方法而带来的病症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但是囿于时代，这位启蒙思想家的理解难免有所偏差，他所提出的科学精神实为科学方法。
科学精神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科学精神源于自然科学，可以概括为求真求实求准：求真就是注重对事物内部联系和内部规律的探索，强调由兴趣激发纯粹求知的探索；求实就是讲求以实验为依据，认识真实的、可重复推广的现象；求准就是讲求定量上的准确描述。广义的科学精神则是指由科学性质所要求的、贯穿于科学探究活动之中的基本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是体现在科学知识中的思想或理念，它不限于自然科学领域。下文所指的科学精神是在广义上使用这一概念。
科学精神不同于具体的科学研究方法，前者属于更高层次的方法论原则或探求真理的精神境界。科学精神是一种追求真理的精神，是科学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叶澜教授提出，科学方法在教育研究中要“有条件地适用”，“但科学的精神，不以臆想代替事实，以事实为根据作判断，遵守人类语言、理论表达、交流的一般逻辑要求，则具有普遍的意义”。求实、怀疑、批判、严谨、坚持、协作、无偏见等，这些都是科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学精神不独体现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以及采用自然科学方法进行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一项严格的实证—实验研究或定量研究是建立在科学精神的基础上的。但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哲学思辨、历史研究、比较研究，所采用的主要不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只要其是严格的研究，其精神气质就是科学的、求真的。譬如，质的研究者的世界观与科学范式的研究者不同，前者认为在研究中不存在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实在；在研究取向上，前者不追求研究的纯粹客观性、精确性、可重复性。但是，质的研究者要求研究必须有深入、细致、系统的调查材料作为基础，从研究者自己收集的资料中寻找有意义解释或理论的根据。质的研究不是一种模糊的、包罗万象的方法，而是有一定科学规范和明确要求的分析方法。可见，一项严肃的质的研究，是符合科学精神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研究问题不同，方法必然有所区别，但是科学精神却是在做任何一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应当具备的。在教育研究领域，莫不例外。
“科学”研究并不完全取决于研究中所采用的特定方法。事实上，对一种现象的探究可以采用数种方法，在每一种方法内又可以选择不同角度，没有一套规则或“科学方法”能够告诉研究者如何去开展各自的研究。由研究者开创的研究完全依赖于研究者自己的创造力，设计出特定的方法，去发现和检验某个系统中的一贯样式。当然，在研究过程中确实存在一套非正式的程序，在表述研究结果时同样应力求精确严密。对人文社会科学和教育研究而言，研究方法是具体的，渗透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的科学精神则具有更根本的意义，应该由科学精神来引导选择研究方法、设计研究途径、实施研究过程，最终表述研究结果。
以下结合对中国内地教育研究现状的考察来讨论涵养科学精神在教育研究领域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笔者依据对我国规则最高、影响最大、稿源最丰富的教育类学术期刊——《教育研究》（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办，月刊）2001年所登载论文的分析予以佐证。
2001年度，《教育研究》登载各类文章204篇，其中研究论文165篇，其余39篇为学术访谈、会议综述、书评、课题成果简介等。在165篇研究论文中，笔者根据论文作者所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有关统计，各类研究论文分布如下：思辨类论文115篇；历史文献研究论文14篇；比较研究（主要是国别研究）论文14篇；调查报告12篇；实验报告7篇；数理分析论文3篇。可见，2001年度《教育研究》所登载的论文主要为以思辨、历史文献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完成的“定性研究”论文，占86.7%，这其中思辨类论文在数量上又占有绝对优势。采用“定量方法”或自然科学方法完成的调查报告、实验报告和数理分析研究论文共计22篇，仅占13.3%。需要指出的是，在思辨类论文中，严格的哲学思辨论文并不多；不少论文缺乏理论提升，或者缺乏严密的逻辑推理，或者没有建立在对教育事实的系统分析之基础上，属于议论性而非论证性作品。从这一年份《教育研究》所载论文情况，可以窥见内地教育研究的现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的教育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从经验走向理论，研究方法日趋丰富，研究逐步规范，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对于揭示教育教学规律、改进教学质量、提高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做出了相当的贡献。但是，教育研究的现实仍然不容乐观，提高教育研究的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研究者通过对内地20年来教育研究方法和资料分析方法的研究，归纳了教育研究在方法论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注重方法论，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思辨倾向严重，大量的文章是解释或综述性的，实证研究比例很低；研究方法单一化，定性研究传统仍然占主导地位，实证—实验方法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有些实证—实验研究者又固守实证方法而忽视或贬抑其他方法，各种研究方法缺乏融合和互补；研究方法落后，质的研究很少应用，现代数学和自然科学成果迟迟未被引进到教育研究中来。
中国内地教育研究者一般来自教育学或人文学科背景，教育专业研究生的来源要多样化一些，但是理工科背景出身者仍属少数。教育研究尚未走出思辨传统，实证研究还需要大力开展起来。在这种背景下，时有人文类教育学者对“唯科学主义”发难，科学范式的教育学者保持沉默，无怪乎有识之士要为教育研究中的“科学主义”辩护，反问：没有“科学”，何来“主义”？这是在维护自然科学的教育研究方法，更是在呼吁一种科学精神。
由于知识背景和研究信念的差别，在教育研究者界存在斯诺（C.P.Snow）所指陈的“两种文化”的对立，门户之见颇深，龃龉不断。在一些非正式场合，科学范式的教育研究者非议同行中的非实证研究者“写文章，不是做研究”、“写故事”、“凭空臆想”、“拍脑袋”；人文范式的教育研究者反唇相讥，认为对方“机械移植自然科学方法”、“把人工具化，失落了人的价值”、“没有思想”、“做习题”。总之，事实与价值、量与质、工具理性与目的理性等的二元分割明显阻碍着不同教育研究群体的交流与对话。由此可见，内地教育研究方法论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研究方法的问题，培养科学精神可能更为紧迫。这是因为，有了科学精神的指引，研究者就会更自觉地学习专业知识和专业相关知识，掌握并恰当地运用研究方法。对于内地教育研究界而言，涵养、弘扬科学精神比学习、掌握研究方法更带有根本性。当然，研究方法的训练十分重要，教育研究者需要熟练地掌握一种或一种以上的基本研究方法，对其他的主要研究方法也要有所了解。
应当指出的是，倡导科学精神并不意味着忽视、否认人文精神在教育研究中的重要性。科学求真，人文求善，但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并不矛盾，二者之间的冲突只是其表象而已。科学追求真理，认识自然和人赖以生存的物质世界，使人获得自由与幸福，这与强调人的价值、尊严、自由、幸福的人文精神是内在地和谐一致的。教育的对象是人，教育研究的对象是由人构成的教育现象。在教育研究中，可能存在科学范式与人文范式的对峙，教育研究者可能会侧重使用各自熟悉的研究方法，但是，在气质追求上，任何一项真正的教育研究都应该是融合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研究。提倡“科学范式与人文范式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实际上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结合”在方法论层次上的反映。
人文社会科学和教育研究中的不同研究范式是在不同的世界观下形成的，各种广泛使用的研究方法无一不是人类长期进行知识探索和知识积累的结晶，各种研究方法各有各自的合理性和适用范围。在教育研究中，厚此薄彼，排斥异己，是科学精神的对立面。科学范式的教育研究者与人文范式的教育研究者携手合作，培植科学精神，造就学术共同体，是为教育研究之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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