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以来，如家、铂涛、华住、格林豪泰四大连锁酒店接连遭遇加盟商危机。作为风光无限的连锁酒店巨头，一方疲于应付加盟商诉求，一方高调转型中端品牌，如此突围是权宜之计还是战略转型？
转型效果仍在观望，与加盟商矛盾仍在深化，然而，业内人士一言预判再次炸向危机重重的连锁酒店市场――“未来三年内，将会有部分投资人终止投资经济型酒店”。经济型酒店的未来将何去何从？
深陷加盟危机
今年以来，经济型酒店与加盟商的矛盾似乎进入了“高发期”，7天、如家、华住、格林豪泰四大经济型酒店连锁巨头无一幸免。
3月23日，20多名7天连锁酒店加盟商打出横幅“向7天追回投资人血汗钱”，此举宣布加盟商与7天连锁酒店的矛盾从“地下”被搬到“台面”上。同时，湖南省内70多位加盟商组建了“湖南7天联盟”微信群，表示要组团向7天维权。
4月6日，如家酒店全国加盟招商会举办，引来21家沈阳地区如家加盟店的加盟商来到现场讨说法，直指如家方面的“霸王条款”和“价格战”问题。一名业主称，如家在经营加盟店过程中出现订房系统优先直营店；新直营店开在老加盟店附近压低价格争抢客源等现象，造成加盟商连年亏损。
5月18日，200余名加盟商来到上海华住集团总部，要求华住创始人季琦就“财务混乱”、“霸王条款”等问题进行协商。华住的大门紧闭，外面站满警察。下午5点，华住集团同意加盟商代表进入谈判，但当天并未达成一致。当晚，认证为“华住酒店管理公司”的微信公众号“华住微加盟”发表文章称，华住愿意协助全国加盟商建立自发组织的华住加盟业主委员会。5月19日，有消息称，季琦回应加盟商，一个月内，想要退出的华住加盟商可以免费退出，同时，对于出现经营性亏损的门店，华住将减免部分费用或暂缓收取加盟商费用。经核实，华住方面确实在交流会上向加盟商做出了一些承诺，目前华住正在将其细化为具体条款，并在近期推出实施。
不难看出，在加盟商维权过程中，几乎都涉及了“近距离开店导致酒店业绩下降”、“店长归属品牌方，影响加盟商利益”、“营销渠道的费用不合理”等一系列问题。
利润下降是根本原因
表面看来，这些问题是酒店品牌和加盟业主的核心矛盾，业主抱团正是为了在这些问题中掌握更多话语权，引起品牌方重视，进而与之进行谈判。正如华美酒店顾问机构首席知识官赵焕焱所言，矛盾频发是由于经济型酒店发展过多过密因而供大于求，供大于求致使经营下降、净利润下降，业主感觉与品牌方苦乐不均，希望改变现状。
然而，原因仅仅如此吗？
在江苏某商务广场管理公司副总经理方世宏看来，加盟商与品牌方之间出现矛盾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是2013年之后整个酒店行业政治经济环境都不好，经济型酒店随着营收的下降利润越来越摊薄；另一方面则是经济型酒店市场快速扩张，造成市场恶性无序竞争。
经济型酒店前期通过直营店树品牌，后期通过加盟收取加盟费来盈利是基本规律。但由于经济型酒店面临产品老化、成本上升、品牌弱化的发展瓶颈，几大经济型酒店集团普遍遭遇盈利下滑的困境，早已是业界公认的事实。
以如家为例，2015财年，如家前三个季度的营收均在下滑，一、四季度分别亏损3760万元和1310万元，而二、三季度净利润也同比下滑。2015财年内，如家净利润为1.67亿元，较2014财年大幅下滑67%，全年营收也出现了自上市以来的首次下滑。且如家早已从美股退市，并入首旅酒店。
面对经济型酒店与加盟商之困，有业内人士指出，经济型酒店近年来已经式微，主要原因就是人工和房租成本。
经济型酒店在2000-2009年的黄金时期催生出了一大批酒店品牌和加盟商。但10年过去，市场环境发生了极大变化，加盟模式却没有太大改变。据某酒店顾问机构首席知识官赵焕焱介绍，目前经济型酒店的物业租赁成本和员工工资相比10年前上升了3倍。但价格却没有随成本上升而上升。高成本与低廉的房价，压缩了经济型酒店的利润空间。
据中银国际的报告指出，自2012年开始，如家、华住和锦江酒店集团的租金（含水电）占营业成本比重逐年提升。2014年四大经济型酒店集团的租金（含水电）与人工成本之和占比超过50%。报告认为，为了缓解租金和人工成本的压力，经济型酒店增加加盟店占比，放缓直营店的扩张速度。
无疑，经济型酒店与加盟商的矛盾便是增加加盟店占比后迎来的新问题。赵焕焱指出，最近经济型酒店加盟商与酒店方矛盾频发的原因，在于酒店业供大于求的情况在许多地方比较突出。而轻资产模式的特点，决定了酒店方“旱涝保收”，盈亏均由业主承担。自然，酒店与加盟商的矛盾必将凸显。可见，经济型酒店与加盟商矛盾背后是经济型酒店近年来不断下滑的净利润。
转型中级成了共同选择
面对一线城市经济型酒店市场下滑的默认事实，向中端品牌转型，成了华住、如家、铂涛等经济型酒店巨头共同的选择。
中端酒店市场所仰赖的“消费变化”，是经济型酒店大佬们所标榜的转型动力。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消费者能承担得起以前向往的更好的东西，国内消费市场的起点较低，大部分消费者还是集中在低端，所以升级空间很大。
铂涛集团早在去年下半年就放缓甚至暂停了7天酒店在一线城市和部分发达二线城市的加盟。转而力推丽枫、捶取ZMAX等中档酒店品牌。
如家则推出和颐、如家精选两个中档酒店品牌。和颐早在2008年就推向市场，但七八年时间只开出60多家酒店，远未达到此前预期的开店目标。知情人士透露，在“和颐事件”之后，和颐目前加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而华住更是早在2006年就率先布局中端酒店市场，推出自有中档品牌全季，目前全季的规模已经突破200家，成为国内发展速度最快的中端酒店品牌之一。
经济型酒店一方面继续拓展加盟店跑马圈地，通过品牌、加盟费等获利，另一方面积极探索多品牌战略，渗透中高端市场以及提升价值，以此来寻找突破口和出路。那么，到底成效如何？
数据显示，2016年2月底铂涛完成交割，6月实现营收12亿元，归母净利4406万元。2016年第二季度，如家实现并表，营收16.87亿元，净利1.28亿元，成为首旅公司利润贡献大头；共有成员酒店2970个，客房32.5万间，会员数突破6590万人。2016年上半年锦江系列酒店业务经营表现稳健，营收13.34亿元，同比增长2.85%；出租率74.09%，同比下滑1.83pct；平均房价183.8元，同比增长2.1%。
就近期财报来看，华住表现相对抢眼。华住酒店集团CEO张敏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华住2015年税前利润的增长有70%是由全季这一品牌贡献而来。全季酒店是华住针对中档市场推出的酒店品牌，并非经济型酒店。而在今年Q1、Q2财报中，中高档酒店的表现也十分抢眼。目前，中高档酒店成为了华住发展的新重心。
但必面正视的是，经济型酒店蜂窝向中级转型，是经济型酒店保住利润的权宜之计，而对于现有经济型酒店与加盟商之间的矛盾而言，并无改变。
三年内或将迎来撤资潮
业内人士指出，“未来将会有部分投资人终止经济型酒店投资。这种情况将在3年内出现。”
经济型酒店的未来将何去何从？“过去的10年，是经济型酒店的黄金10年，今后可能不会再出现‘野蛮式增长’，我们将迎来它理性成长的10年。”早在2013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管理学院饭店管理系主任秦宇在第四届中国经济型酒店高峰论坛上就如此评价经济型酒店的发展趋势。
对此，赵焕焱认为，一窝蜂转型中端并不是解决方案。因为如果当地高端酒店经营往下走的话，中端酒店的空间就很小。同时，由于经济型酒店的同质化，细分市场也比较困难。
投资人战略的转变似乎在暗示低端的经济型酒店，经过前几年高速发展，目前市场已趋饱和。然而，华住创始人季琦肯定了经济型酒店仍将占主导的地位。他认为，“未来50年，经济型酒店将依然在数量上主导中国酒店业，也是盈利最稳定可靠的品类。经济型酒店也将依然作为华住酒店集团的基石和中流砥柱。”
但经济型酒店的理性成长，离不开理性变革，经济型酒店求谋求转型，需经历必须的阵痛期。
有专家指出，经济型酒店的发展已经从数量扩张型逐渐转变为品质品位效益型，规模与品质二者都不能偏废。特别是品质，以前的酒店提供的都是常规性需求，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个性化需求逐渐增多，80后、90后不再满足于一般的服务，这就需要经营者区分对待，针对不同的目标消费群体量身定做不同的服务产品。“目前经济型酒店的竞争已经从跑马圈地状态进入到精耕细作时代，比如业态进一步细分，品质和服务的不断提升。”上海盈蝶酒店管理咨询公司董事长胡升阳为经济型酒店的发展指出了方向，“笼统的市场定位和无差异的产品已经不能有效地吸引顾客，产品的同质化已经成为经济型酒店参与市场竞争不容忽视的问题。”
河北省商业联合会秘书长曹润亭也认为，目前，经济型酒店还有很多空白客源市场可以挖掘。他认为，“‘饱和’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某一个区域的酒店数量可能饱和了，但在另外一些区域就还有空间可以发展。这就涉及经济型酒店的布局问题了。”他认为，经济型酒店的类型除了商务型的酒店外，可以考虑旅游型经济酒店，甚至将来还可以往社区型发展。中国饭店协会会长韩明也指出，“面向老年游客、学生等客源的经济型酒店还较少，可以根据这些细分的目标市场的消费特征，设计不同的产品和服务，填补市场空白，并形成新的稳定目标消费群体”。
“未来纯经济型酒店品牌需要向三四线城市下沉。”酒店产权网有关负责人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经济型酒店的未来已经不尽如人意，三四线城市的经济型酒店还有一定的生命力。”该负责人介绍，早些年三四线城市经济型酒店布局已经完成，竞争力也已经形成，经济型酒店未来的方向来自于3.0产品的升级，哪个品牌最早形成产品升级，哪个品牌就更具战斗力。
一、直接原因：信用对危机强烈集中爆发的促进和强化作用
第一，信用过度扩张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促进和强化作用。马克思认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信用经济，这种信用经济就是虚拟资本的膨胀运动，是虚拟经济。虚拟资本与现实资本严重脱离而导致的信用过剩对国际金融危机起到了促进和强化作用。从美国经济的本质来看，本身是一种实际需求不足的经济。为了解决实际需求不足，美国的社会经济制度设计了一个天真的想法：实际需求的不足通过资本主义信用体系额外增加的“虚假需求”来弥补。
市场需求有两种，一种是实际需求，一种是虚假需求。实际需求是由人们当前的实际收入所决定的实实在在的购买力，购买决策是消费者考虑到其实际收入水平和支付能力后才做出的，是保证市场发展的可持续性因素；“虚假需求”是不以当前的实际收入为基础，消费者在做出购买决策时所考虑的不是其当前的收入和实际支付能力，而是在当前实际收入以外通过种种“创新”活动，使本来没有实际支付能力的人感到有支付能力，从而在金融市场上产生足够的“虚假”市场需求。对于当代市场经济而言，在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中，具有主导意义的不是供给，而是需求。在实践中，美国经济就是在扩大“虚假需求”上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美国政府常常默认、鼓励、纵容社会创造虚假需求以弥补实际需求的不足。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进入了一个“稳定增长时期”，以致于不少经济学家都断言，“经济周期已经消失”。其实，这种“虚假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经济矛盾，使矛盾的显化被推迟，尖锐化也在不断加深。矛盾积累越久，一旦爆发就会使危机越强烈。
在美国，制造“虚假需求”的信用形式很多，主要有四类：第一类是赊购赊销和分期付款的商业信用，这也是制造虚假需求的初级形式，因为它在实际购买力之外透支了消费者的未来收入，形成了以当前并不存在的收入为基础的市场需求。例如1929―1930年危机前大量使用的分期付款。这类金融产品并不能解决生产相对过剩或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只能在短期内刺激社会需求，造成繁荣的虚假性，反而进一步扩大了矛盾。第二类是银行信用，这是比商业信用更现代、更简便、规模也更大的信用形式。最初只是调剂不同企业的资金余缺，并不会产生超过实际收入即真实支付能力的虚假需求，只是“利差激励”会促使银行放贷越多越好，加上“货币乘数”作用，结果是超出实际需求的虚假需求产生。例如次级抵押货款。第三类是“金融创新”，这是为了转移和分散风险而创造的产品，例如与次贷资产相关的衍生金融产品。这类产品也不能解决问题，只是将经济矛盾在系统内部转移。另外，复杂难懂的产品规则使普通民众甚至监管层也难以看出产品中隐藏的问题。金融衍生产品不管形式如何，其本质的功能是制造对实体经济的虚假需求。因此，供给和需求的经济矛盾被掩盖起来，生产变得更缺乏理性和计划性。而且，这类产品通过不断再出售，会将风险和矛盾在更大范围内扩散。
当生产相对过剩或有效需求不足矛盾尖锐化时，试图缓解和掩盖该矛盾的金融产品必然首先出现问题，由此引起金融紧张和危机。无论是哪一类金融产品，都不是解决矛盾，而是将矛盾掩盖、推迟甚至扩大。随着矛盾不断地积累和加深，一旦激化爆发，危机就表现得更为强烈。
另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干预和调节与经济的全球化也推迟和加深了矛盾的转化和扩散，使得危机爆发更加集中和剧烈。
第二，国际金融危机印证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信用制度与经济危机关系认识的科学性。马克思认为货币经济发展到信用经济形式时，经济危机随时都会成为现实。信用不是危机爆发的原因，但它对于危机的发展起着促进和强化的作用。信用是“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这就是说，信用一方面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另一方面，信用造成了一种虚假的需求，隐蔽了生产过剩的事实，促使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扩大和投机活动，最终必然导致生产的过剩，这个时候会出现债务偿付危机，信用出现紧缩。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会突然作为唯一的支付手段和真正的价值存在，绝对地和商品相对立”。人们对货币的追求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的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遭到破坏的时候，信用危机转化为货币危机，量变转变为质变，经济危机进入全面爆发的阶段。
二、内在原因：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背离
第一，美国有效需求过度最终导致危机爆发。从表面上看，这次危机与1929年的古典危机的原因有明显的不同。1929年的大危机，导火线是有效需求不足，商品卖不出去，最终引发金融动荡，股市崩盘。而当前危机的导火线是有效需求过度，虚假需求“弥补”真实需求的不足。正是这种“需求过度”造成违约率不断上升，最后造成信用崩溃。金融危机都是虚假需求造成的。长期的“金融创新”不断制造虚假需求和经济泡沫，使经济的虚拟化达到了超高水平，泡沫日积月累越来越大。正如马克思所说，所有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国家都会陷入周期性的“试图饶过生产过程而赚钱”的狂热阶段。金融业为了自身的利润进行“金融创新”竞争，生产了花样翻新的金融产品，客观上加速了经济整体的虚拟化过程。美国金融资产总值占GDP的比重，1985年就达到205％，11年后的1996年达到377.7％。2006年美国的货币供应量则更是其GDP的6倍。空心化没有给美国经济提供坚实的实体经济基础，而是置身于巨大的经济泡沫之上，当美联储为了避免通货膨胀而提高利率时，借款人无法正常还贷，经济信用最低端的客户无法正常支付按揭贷款，次贷链条中的一个环节的问题就引发了一连申的反映，酿成了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
第二，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再次印证了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马克思指出，金融危机就发生在再生产周期的第四个阶段上。在经济高涨阶段，随着信
用的扩张，借贷资本远远超出现实资本，经济一片繁荣；这个时候，消费的限制总是要无情地出现，有些商品开始过剩，但在信用制度下，因为再生产的链条被拖得很长，生产对消费的反应是迟钝的，信用仍然继续保持正常的支付，部分商品过剩的信息被掩盖了，生产规模继续扩大，商品过剩情况严重起来，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被逐渐激化，一种恐慌的情绪开始蔓延，最后引发新一轮的危机。当再生产周期进行到危机阶段时，大部分企业因经济环境的恶化而纷纷停产或倒闭，最终导致商品难以出售，资本不能回流，很多货币资本沉淀在商品生产阶段，进而形成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极度收缩，货币支付链条断裂，某些银行信用机构因此而倒闭，并由此引发金融危机。
三、制度原因：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国家经贸委贸易市场局与中国全国商业信息中心对603种主要商品2001年下半年的全国市场供求情况的分析显示，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103种，供过于求的商品500种，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经济日报》2001年7月16日第2版）。该分析还表明，下半年供过于求情况最为严重的是家电商品，其生产能力仍然严重过剩，市场竞争将更趋激烈。当然，这项分析也存在一些缺陷，主要是所选取的600余种商品存在结构上的问题，没有包括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publicgoods）,而这些公共物品很大程度上至今供给不足。因此，当前我国市场局势一方面是生产过剩（overproduction），另一方面事实上还存在有效供给不足，产品品种不丰富，但是总的说来，当前市场的主要特征是生产过剩。
生产过剩，简单地说就是商品的供给大于需求，产品滞销，物价下降。生产过剩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一般都从“坏”的角度认识生产过剩，认为生产过剩导致经济不景气，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当然不好。此言不错，但是我认为还是要辩证地看待生产过剩。生产过剩诚然有坏的方面，但是较之“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短缺经济时代，你不能不说是个巨大的进步，因此从这个角度看，生产过剩无疑是“好的”。生产过剩的“好”，理论上也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过剩危机理论告诉我们，生产过剩危机是一个商品经济范畴，买和卖的分离包含着生产相对过剩危机的第一种可能性，货币执行支付手段职能时包含着危机的另一种可能性。这就是说，不论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还是古典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只要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就存在着生产相对过剩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但是，危机的可能性不是危机的原因，危机的可能性要转变为现实性，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写道：“现实危机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中引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585页）。因此，8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出现现实的生产过剩，并不有悖于商品经济的自然属性，相反，它是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信用关系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是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的表现，也说明中国经济已具有了市场经济国家的若干重要特征。这其实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这样，从商品货币关系角度考察生产过剩，生产过剩的出现并不是坏事，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生产率提高和生产力进步的必然结果，是生产率日益提高和新的投资领域不断开拓大规模增加了供给。
当然，我并不是为生产过剩叫好，唱赞歌，既然要辩证地看待，那么在看到“好”的同时，确实还要关注生产过剩的“坏”。坏，体现为生产过剩是通货紧缩（deflation）和经济萧条(depression)的直接诱因，破坏社会再生产的顺畅运行，无疑需要克服和遏制。生产过剩的原因在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在我们传统观念中，生产过剩主要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论述，生产过剩危机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定期爆发，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之间对抗性矛盾的表现。这种对抗性矛盾，源于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虽然不存在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之间的对抗性矛盾，但并不意味着生产和消费之间不存在矛盾。改革过程中，由于体制的变异，加之生产和消费之间本身的固有矛盾，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愈益尖锐，进而表现为生产无限扩张的趋势与普通城乡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生产过剩。因此，生产过剩的根源是改革过程中生产和消费矛盾的日益尖锐。按照这个思路，消化生产过剩，关键是要缓和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又在于消费，也就是说，缓和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主要是要刺激和启动消费，因为持续多年的消费不足至今没有明显改观。启动消费，重点又在于农村消费。当前城市消费已相对饱和，但是农村消费则停滞不前，城乡消费反差太大。1999年，乡村地区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所占比重已从1985年的52.96％下降至38.68％，减少了14个百分点，而农村人口却占全国人口的69％。今年上半年，城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同期增长11.6％，县及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8.1％，城镇高出乡村3.5个百分点，而去年同期为1.8个百分点，去年底为2.3个百分点，城乡市场零售额增幅差距进一步扩大。农村居民拥有的耐用消费品远低于城镇居民。1999年底，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彩电38.24台，电冰箱10.64台，洗衣机24.32台，照相机2.69部，同期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量分别为111.57台、77.74台、91.44台、38.11部。在城镇流行的空调器、热水器、排油烟机、微波炉、家用电脑、影碟机等耐用消费品，农民的拥有量更低。因此，消化生产过剩，根本落脚点是要启动农村消费。启动农村消费，必须立足于以下几方面：
首先，切实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农民购买力。农民收入增速持续4年下降，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业，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减少。未来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是为农民兄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转移大量剩余劳动力，这又主要依赖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经济快速增长了，就会为农民外出打工提供更多的机会，乡镇企业也会得到较快发展。继续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仍然是解决农民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但是在当前的市场竞争中，乡镇企业处于相对较弱的地位，为此政府必须继续扶持乡镇企业的发展，对乡镇企业的政策不宜简单关闭了事，要积极引导。金融市场的改革方向，也应该保证乡镇企业的融资需求。只要乡镇企业再度蓬勃发展，大量剩余劳动力得以转移，农民收入增速继续下跌的趋势必将得到扭转。此外，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是增加农民收入的直接途径。
其次，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消费环境。农民的家用电器拥有量低，除开收入因素外，农村基础设施十分落后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一般的家用电器都需要相应的基础设施相配套，例如电视机需要电压稳定和有线电视信号，电冰箱需要电源供应不间断，洗衣机离不开方便的自来水供应，但是农村的这些基础设施的现状是：电视信号比较弱，收视效果差；电力供力跟不上，电压不稳定，收费比较高；自来水普及率很低；不通公路或路况极差。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严重限制了家用电器在农村的普及。因此，启动农村消费，必须尽快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其内容包括农村电网、有线电视、自来水、农村道路等方面的建设。农村基础设施是公共物品，其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贫穷的中国农民当然出不起，这无疑需要政府投入，将城市供水、供电、电信、道路建设、广播电视等公共事务职能伸入农村，兼顾社会公平，缩小城乡差距。同时，也应鼓励农民集资办小水电、小水塔、电视信号接转站等。水、电、路、信号等基础设施问题解决后，广大农村地区将很可能出现一个家用电器消费热潮，蓄势待发的潜在需求将变为现实，进而消化掉彩电、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严重过剩的生产能力。
再次，进一步搞活流通，加快农村流通网络建设。目前农村流通网络残缺不全，农民购物并不方便，影响农民购买力的实现。供销社曾经是农村销售网点的主渠道，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早已陷入困境。国有商业网点又不愿进入农村市场。活跃于农村市场的主要是一些分散的个体工商业户，这些个体工商业户大多实力不强，素质不高，不具备经营耐用消费品的能力，难以担当开拓农村市场“主力军”的重任。因此，当前农村市场的销售网络和服务网络很不完善，耐用消费品的维修网点少，售后服务无法保证，坏了无处修，遇上假冒伪劣产品也很难投诉，索赔更难，使得农民即使有钱也不敢购买耐用消费品，从而人为地抑制了农民消费需求的实现。因此，启动农村消费，一定要合理布局农村商业网点，构筑点线面相结合、适应农村市场特点的流通网络，拓宽销售渠道。建议国有商业企业以灵活多样的方式进军农村市场，在县城和农村乡镇逐渐引入连锁经营、配送制、直供等新型营销方式，同时定期到农村进行产品促销宣传活动，增设家电、农机维修服务网点。
[摘要]本文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入手,说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构成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制,而资本主义经济则力求开辟新的空间突破这种限制,当新的空间被资本开发殆尽时就会出现严重的全局性危机。文章回顾了20世纪资本主义通过资本输出、国家干预、经济金融化等几个阶段突破基本矛盾的限制,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又通过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与世界战争、70年代滞胀和当前的金融危机一次次对资本主义发展构成新限制。文章认为当前危机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发展空间开发殆尽的结果。今后,资本主义只有找到新空间才能获得新一轮发展。
自2007年7月开始出现的美国“次贷危机”,经过一年多的发展已经酿成严重的金融危机,它不仅严重威胁到美国金融体系的安全,而且已经对实体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使美国乃至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又一次走上衰退的道路。从当前各种主流的观点来看,这次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失误、世界金融体系存在着重大缺陷以及监管不足等。但是,如果把它放在资本主义长期的发展历史来看,可以发现此次金融危机不只是所谓的金融监管与金融技术问题,而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作用下周期性危机爆发的一个突破口。这次危机的特殊性也反映出,它不同于传统的每隔十年左右爆发一次的常规性周期性危机,不能简单地设想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又重新回到原有的方式。此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上的特殊产物,是20世纪后半期世界资本主义在其基本矛盾推动下向前发展的逻辑结果。因此,这次危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未来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这一判断启示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中,我国应当对过去十几年的经济发展和运行方式进行重大调整,以适应新阶段上的外部环境。
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
当前正在发生和蔓延的美国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新形势下的特有运动方式和必然结果。这里我们首先简单回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结构与特征,然后分析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其影响,通过这些分析说明资本主义长期发展中矛盾的积累与当前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
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结构及其内在矛盾。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它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商品经济普遍化并成为社会物质生产乃至整个经济生活的一般形式;第二,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两个基本特征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以及经济运行中的各种具体矛盾。
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物质生产乃至社会经济生活的一般形式。这一特征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物质产品取得了与其使用价值的自然形式不同的价值形式。价值形态的物质产品,尽管使用价值各异,但都是作为价值存在的,这就使它们具有统一的、共同的性质,从而增强了不同的使用价值之间的可互换性和财富的流动性。价值的货币形式成为社会财富的一般体现,成为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直接追求的东西。因此,商品经济成为一种直接为取得货币的经济活动。从商品经济本身的规律来讲,价值是劳动产品在商品经济生产关系下所取得的社会形式,货币不过是价值形式演变的最终结果。因此价值只能由劳动所形成,货币也不过是人类一般劳动的代表。从人类整体来说,价值、货币的源泉只能是人类的劳动。
价值形式虽然赋予社会财富的可互换性和流动性,但这并不是无条件的,它们必须是建立在合理的社会分工及劳动在各种生产上按比例分配的基础之上。政治经济学认为,价值不是物,而是体现在物上的生产关系。这里所指的生产关系也包括社会生产者建立在合理物质需要基础上的劳动分工比例关系,“合理”与“比例”产生于人类社会对物质产品的各种需要。应该指出,人类社会对物质产品的各种需要总是会带有强烈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烙印,因此,所谓“合理”与“比例”也体现特定生产关系所派生的特有需要。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社会需要中包含着许多事实上不合理的内容。
价值形式所赋予社会财富的可互换性和流动性只有在货币形式上才能成为现实,因此,劳动产品作为商品生产出来,虽然取得了价值的性质,但并未直接取得被社会所承认的货币形式。因此,它们还必须经过那“惊险的跳跃”。
以雇佣劳动为特征的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占有社会生产条件的资产阶级能够通过控制和支配他人劳动来占有社会剩余产品。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一特征,使得占有和掌握社会生产条件的阶级——资产阶级可以人为地把直接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工人阶级的消费控制在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水平,从而使社会形成大量的社会剩余产品。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商品经济的普遍化使得剩余产品采取了剩余价值的形式。马克思说,“生产剩余价值即直接从工人身上榨取无酬劳动并把它固定在商品上的资本家,是剩余价值的第一个占有者,但决不是剩余价值的最后所有者。以后他还必须同在整个社会生产中执行其他职能的资本家,同土地所有者等等,共同瓜分剩余价值。”[1](P651)剩余价值的占有与分配形成了十分复杂多样的经济范畴与运动形式、运动机构。
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些特征使它与生俱来背负着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的运动又产生出以各种具体形式存在和运动着的具体经济矛盾。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只有建立在社会化生产力基础上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化的生产力形成了生产之间的广泛联系,这一性质要求社会从生产的整体关联性出发,理性地处理生产中人与自然之间、生产与消费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妥善处理的关系内容也在日益丰富。然而,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部分人对物质生产过程及其结果的控制,使得社会生产不是按照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安排,而是按照少数人控制他人、占有他人财富的利益要求来安排的。生产的商品形式使价值与货币成为追求财富的直接目标,占有剩余价值成为生产经营活动的基本内容。价值、剩余价值作为独立的范畴,它们的存在与运动使生产活动可以超越其物质形式的限制,获得了一种巨大的弹性。也正是生产的商品形式,价值作为生产的直接目的,也使人们看不清甚至看不到价值生产背后的物质联系,使价值拜物教成为根深蒂固的普遍观念。生产服从于少数人追求剩余价值的目的,使资本主义生产内在地具有危机的倾向。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使危机成为现实,这时,尽管社会已经掌握着巨大的生产力,但是却不能用来为社会成员生产所需的物质生活资料。劳动者与生产条件分离,物质生活遇到极大的困难。
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剩余价值生产赋予了生产条件以及财富的一般形式——货币以资本的属性,这样,即使不在生产领域也可以通过价值形式实现对生产条件所有权的控制,来占有生产领域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货币的资本属性不仅产生了借贷资本,而且进一步发展成虚拟资本、土地价格乃至众多的价值增值工具。它们的运动远离生产领域,但是它们却不能从根本上摆脱实际物质财富的运动,从而产生了在金融领域触发危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以上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征,仍然是当前波及全球经济危机的深层原因。二战后,资本主义进入了和平发展的阶段,这个阶段,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作用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矛盾中发展演变,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和特征,这些新现象与特征赋予了当前金融、经济危机的具体原因与形成逻辑。
2.二战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过程。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是像西方学者想象的是一种按照常规运行、永恒不变的生产方式,而是一种不断发展、变化、成长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是它发展变化的基本推动力。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基本逻辑是,社会基本矛盾的作用对资本主义生产形成限制,而资本主义则是利用它自身结构所提供的手段、机制不断创造新的活动形式、扩充新的活动领域,用以暂时突破在原有运动形式和领域内社会基本矛盾给予的限制,其结果是使社会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运动的新形式、新领域进一步展开。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垄断资本主义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形成。垄断加剧了社会基本矛盾,导致各国竞相通过资本输出缓解国内市场矛盾。资本输出一方面扩展了资本的增值空间,使它们可以利用海外资源获取高额利润,另一方面,也扩大了销售市场以带动商品输出。因此瓜分世界、争夺势力范围成为20世纪前期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特征。这一阶段,虽然垄断已经形成并成为社会经济中的突出现象,但是笃信自由市场的新古典经济学仍固守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理念,推崇国家不干预经济的政策,使得社会经济矛盾最终以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爆发为结果。
二战后在凯恩斯主义的指导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吸取了20世纪前期无政府状态的世界经济格局下各国互相倾轧、以邻为壑、两败俱伤的教训,试图建立一个有管理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由于战后初期美国在各方面的实力雄厚,使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秩序——“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秩序为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提供了稳定的外部环境,推动了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发展,使得传统的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挤压下难以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了继续扩展的空间。因此,出现了战后最初20年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在这期间,不仅世界市场在扩大,而且各国经济在生产领域的联系日益增强,出现了经济国际化的趋势,成为后来经济全球化的开端。
有管理的世界经济秩序所带来的外部稳定只是在一定时期内提供了资本主义经济扩展的空间,但是它并没有改变以追求剩余价值为基本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结构,以及由此产生的基本矛盾及各种具体矛盾。在新的扩展空间使用殆尽的时候,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引发的各种具体矛盾便以新的形式重新激化起来。
到20世纪70年代,此前20余年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结束,进入了一个矛盾凸起的新阶段。在前20多年中有管理的世界秩序下形成的资本主义经济成为新阶段的逻辑和历史起点。
[关键词]李嘉图；劳动；价值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7.13.058
[中图分类号]F0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194（2017）13-0136-02
0引言
劳动决定价值，是威廉・配第最初提出的，亚当・斯密是第一个提出较为系统的劳动价值论的人，并使他的全部经济学说和他的劳动价值论有了联系。李嘉图批判地继承了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坚持了正确的一面，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也克服了他的错误，使古典经济学达到了比较科学的程度。
1李嘉图劳动价值论产生的背景
劳动价值论是说明商品价值的本质是什么以及价值量是怎么决定的理论，它的产生需要必要的社会经济条件。资本最开始是出现在流通领域的，然而，它的生产方式的出现，是由于资本主义在生产领域中成立，由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是由商人和小生产者变成产业资本家来实现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总的生产过程就包括了流通，所以，人们的视野就从流通领域转向了生产领域。产业资本家需要购买工人的劳动进行生产，在生产的过程中，劳动的耗费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此，根据一般情况来看，产业资本家离开劳动谈论价格是不可能的，于是，人们从生产与劳动的耗费中寻求价格形成的基础有了可能性。
2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主要内容
2.1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
斯密把价值做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李嘉图接受了这一点，但是，他比斯密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斯密曾错误地指出，没有效用的商品也是有交换价值的，而李嘉图则正确地认为：对于交换价值来说，使用价值是必不可少的，可以看出，李嘉图已经把使用价值当作了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在对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做了区分之后，李嘉图进一步研究了是什么决定了商品的交换价值。在李嘉图那里，商品被分成了两类：第一类商品，它们的交换价值取决于它们的稀有性，比如罕见的雕像、珍贵的葡萄酒，这种商品比较少见，他研究的重点不在这里。第二类商品可以通过人类的劳动来无限制地增加它们的数量，李嘉图研究的重点在这里，这类商品的交换价值并不是由商品的使用价值决定，而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
斯密将耗费劳动和购买劳动相混淆，李嘉图批判了这一点，在李嘉图看来，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才能决定商品价值，它的大小同耗费的劳动量成正比。而且，斯密还认为，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权出现后，即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价值不是由劳动决定的，而是由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入决定的，李嘉图不同意这一观点，认为三种收入是价值的分割，不论怎样分割，都不会改变它本身的大小，价值始终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
2.2价值和生产价格
在李嘉图那里，价值和生产价格是相混淆的，所以出现了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即价值规律和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的矛盾。如果依据价值规律，所有企业的产品都根据价值销售，这样一来，资本有机构成高的企业，利润就低于平均利润；相反，就高于平均利润，这样，按照这一规律，同样多的资本就不得到同样多的利润。但是，假如所有商品根据平均利润率销售，企业可以得到平均利润，于是却与价值规律相悖了，因为有机构成低的企业，低于其价值出售商品，相反，则高于其价值出售商品。
李嘉图是在讨论工资涨落对商品相对价值的影响时发现这一矛盾的。李嘉图之前始终认为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商品的价值，工资的增加或减少只会使利润发生变化，但是不会影响价值。在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工资的变动是不会影响商品的相对价值的。然而当他进一步研究时，发现了矛盾，就是只有当各部门的有机构成相同时，工资的变动才不会影响价值。所以，李嘉图感到之前的理论出现了例外，价值量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原理需要修正。
3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局限性
3.1不研究价值实体，只研究价值量的决定
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仍然保存着斯密价值理论的根本缺陷，就是不研究价值的实体，只研究价值量的决定。因为他不研究价值实体，就不可能科学地说明价值量的决定，所以，对于为什么从产品变为商品，劳动就具有两重性这个问题不理解，就不能把价值和使用价值、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分开，于是到最后，自己也发生了矛盾。此外，不研究价值实体，正确说明价值量的决定也是不可能的。这样，也就不懂得价值为什么会表现为相对价值，他认为自然就表现为相对价值，所以也就不会研究相对形式的发展，在他看来，根本就没有这个问题。所以，他更不懂得商品生产中，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不但价值表现为相对价值，而且会让相对价值形式从一般形式到最后的货币形式的发展，进而不理解货币的本质。进一步，他看不到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不懂得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首先需要社会承认它的质为前提，然后再由社会计算它的量，即价值量的决定，从而使得他的货币理论出现矛盾。
3.2阶级局限性
李嘉图是为资产阶级说话的，他所研究的劳动价值论是以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出发点的，所以，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一切经济现象都是自然的存在，是确定不变的事实，资本主义不但使个人的最大幸福成为了可能，还使得生产率持续发展。他虽然也看到了阶级之间有利益的冲突和对抗性，但是，不能从社会经济制度出发去找其根源，而是当作自然规律看待。于是，一切经济范畴在他看来不是历史的范畴，而是自然的范畴。
客观说，李嘉图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成长起来的，当时资本主义还处在自由竞争的时代，生产和资本还没有集中，金融垄断还没有出现，这样的条件，对他的眼界有一定的限制。所以，他看不到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进而不知道它们是造成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不承认资本主义世界可能爆发全面经济危机，也就看不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事实，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主要参考文献
[1][德]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英]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3]陈其人.李嘉图经济理论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4]赵峰.新编经济学说史教程[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5][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政府规制；背景；内容；特点
一
政府规制是市场经济经济条件下一种不可或缺的制度安排。美国经济学家小贾尔斯·伯吉斯认为，所谓政府规制“是政府采取的干预行动。它通过修正或控制生产者或消费者的行为，来达到某个特定的目的。政府规制是衡量政府和市场之间相互作用的一个尺度。它可以决定商品的价格，或者对生产什么及生产多少产生影响。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政府规制甚至能够决定由谁来生产商品或劳务以及如何来生产它们”[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阐述了市场机制本身的局限性，强调了政府规制对合理配置资源的重要性。但是，他们把“市场失灵”归结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失灵，认为资本主义自身无法完成这个任务，只有建立一个新社会，当“国家终于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才能有计划地分配各种资源以及实现社会生产的协调发展。
1.对资本主义条件下政府规制的阐述
（1）保持被规制主体之间的平等性。马克思指出只要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就要按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办事。为了交换的有序进行，交换双方都必须尊重对方的所有权与个人意志，在此前提下，按自由平等的原则进行交换。马克思指出：“为了使这些物作为商品彼此发生关系，商品监护人必须作为有自己的意志体现在这些物中的人彼此发生关系，因此，一方必须符合另一方的意志，就是说每一方只有通过双方共同一致的意志行为，才能让渡自己的商品，占有别人的商品。可见，他们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2]他还指出，只要把商品或劳动当作交换价值，那么，它们的主体即所有者之间“就绝对没有任何差别”。因为“作为交换的主体，他们的关系是平等的”。又指出，这里，“除了平等的规定以外，还要加上自由的规定。尽管个人A需要个人B的商品，但他并不是用暴力去占有这个商品，反过来也一样，相反地他们互相承认对方是所有者，是把自己的意志渗入到商品中去的人。”[3]否则，如果没有对经济主体行为和经济运行的规范，没有一定的制约机制，经济活动将是无序的。
（2）履行规制者的职能。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谈到，纸币的发行、信用的确定、铁路的兴建、统一税制的实施、国际市场的开辟等，都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共同条件或一般前提。而这些，不是单个企业或单个资本所能胜任的，而必须由国家来承担。由于国家承担了这些“公共事务”，提供了公共物品，这就为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马克思指出，由于铁路的修建和其他现代交通及通讯工具的出现，使美国和印度同欧洲的工业国家靠近了70%到90%，全世界商业的资本的活动能力已经增加到两倍或三倍多。
政府还要通过社会性规制为社会发展提供支持。马克思指出，物质生产领域的发展“是和精神生产领域内的进步，特别是和自然科学及其应用方面的进步联系在一起”的，“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结底，总是来源于发挥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4]。
（3）政府规制的目的是合理地配置资源。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人类和自然环境的关系。马克思把劳动过程看成是人类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恩格斯告诫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5]马克思在预见未来社会时，希望并坚信：“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可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的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6]。
2.社会主义条件下政府规制的假设前提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承认资本主义制度下政府规制对克服市场的局限性具有一定的作用，但认为资本主义自身无法真正完成这个任务，只有在未来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按照整个社会需要制定的计划来支配一切生产力。从一定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的政府规制理论实质是社会主义政府规制理论。然而，这一理论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前提假设基础之上的。
（1）生产力高度发达。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未来社会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是资本主义所造成的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当这个物质基础已经具备，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外壳)已经显得十分狭窄、不能容纳它本身所创造的财富、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桎梏时，这个外壳就要被炸毁。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为解决资本主义的冲突提供了物质基础，而且提供了解决这种冲突的形式和线索，造就了埋葬资本主义、建设共产主义的社会力量——大工业无产阶级。
（2）实行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为了消除资本主义竞争所带来的种种弊端，有必要在消灭阶级、私有制的同时废除商品货币关系，其办法就是建立一种社会生产组织，由它按照预先制定的统一计划来配置整个社会的资源。这样，商品和货币才能退出人类社会的历史舞台。马克思认为，这样一种社会生产组织的出现，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必然的，是生产社会化趋势的必然产物。因为生产社会化不仅意味着社会生产的一体化，还意味着生产资料和生产单位的大型化，直到囊括整个社会生产。
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早在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就体现出来，他说：“为了生产财富而组织得最完善的社会，毫无疑问只应当有一个起指挥作用的企业主按照预先制定的规则将工作分配给共同体的各个成员。”[7]随后，他在《资本论》中也有同样的论述。
（3）生产社会化达到使政府能够全面干预经济的程度。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矛盾的“解决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而要实现这一点，只有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适于社会管理之外不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8]。
（4）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由于相信政府能够有效地解决经济问题，有效地解决协调整个国民经济活动，并能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自然就应让其充分发挥作用，全部经济活动都由政府来安排，各项经济决策由政府作出，国民经济中的各种关系由政府协调，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完全由政府主导。与此相适应，就是要消灭商品和货币关系，消灭市场。马克思恩格斯当时认为，在未来新社会中，由于实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每个生产者的劳动是直接作为社会的“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生产者不需要交换自己的产品，也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因此社会上也就不存在商品和货币。这时，“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9]。生产者“也许会得到纸的凭证，以此从社会的消费品储备中，取走一个与他们的劳动时间相当的量。这些凭证不是货币。它们是不流通的”[10]。恩格斯说：“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11]
（5）主要运用计划和行政手段实行政府规制。为此需要三个假设条件：第一，计划的制定、下达以及各执行者之间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全社会没有利益矛盾，没有利益差别；第二，完全信息假定，即计划人员掌握了全部信息，获取信息的成本很低，这是决定经济决策的质量，从而决定政府规制效率高低的关键因素之一；第三，资源是无限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研究中把资源配置归结为活劳动的配置，把活劳动的配置等同于劳动时间的分配，进而把整个的社会资源配置问题归结为劳动时间的分配。恩格斯指出，“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生产，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用途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那时，一件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的途径加以确定，日常的经验就直接显示出这件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12]。“每一种消费品的生产需要多少劳动。它必须按照生产资料，其中特别是劳动力，来安排生产计划。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相互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13]
二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府规制理论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政府规制理论的革命性和阶级性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是革命的理论，因为它的本质是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反对把旧制度、旧事物看成凝固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反对一切为旧制度辩护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用彻底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考察资本主义制度，从经济、政治、思想各个方面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抗和矛盾，考察它的]变，证明它的暂时性和转变为更高的社会形态的必然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虚构未来社会的美好图景，而是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即把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全面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是彻底批判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科学理论，它的显著特点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结合。列宁说：“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具有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是偶然地结合起来(即不仅因为学说的创始人本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14]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特性在其政府规制理论中也得到了反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不隐瞒自己的阶级性，公开申明自己的政府规制理论，站在资产阶级政府的对立面，代表无产阶级利益或公共利益，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2.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政府规制理论强调物质利益矛盾是社会经济关系中最基本的矛盾
（1）强调社会经济关系中最基本的矛盾是以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为基础的利益矛盾。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根据生产资料、主要是资本的所有制关系，将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行为主体划分为两个基本的利益集团，即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并认为这两个阶级的利益矛盾，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利益矛盾。这一矛盾的状态和发展变化，决定着整个经济的运行状态和发展趋势，其他各种利益矛盾如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在业工人与失业工人的矛盾、买卖双方的矛盾，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矛盾等，都是从属于这一主要矛盾的。
（2）两大阶级的利益矛盾最主要的是在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发生的。资本家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通常采取两种方法：一是在生产技术水平一定，从而必要劳动时间一定的条件下，通过延长工作日的长度，提高劳动的强度，来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二是在工作日一定的条件下，通过采用新技术和新的机器体系使工人隶属于资本，通过更加严密的管理手段，以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即榨取最大可能的剩余价值。而这两种做法使工人的生活状况恶化，必然遭到工人的抵抗和反对，由此便展开了一系列关于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和劳动条件的直接的阶级斗争，而剩余价值的大小，最终便取决于两种相对的利益或权利之间的力量对比和斗争结果。
（3）由于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从一个行业或企业来看是有效率的，而由于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是低效率的甚至是无效率的，这会造成消费者福利和社会福利的损失。马克思指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社会化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关系矛盾将越来越激烈，形成了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不断发展的社会生产供给能力与有限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之间的矛盾，以及工人阶级对于发展资本生产力的反抗，这些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不但必然伴随着经常性的生产力的破坏，而且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周期性危机，即对生产力的周期性的大规模破坏。
（4）在马克思看来，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矛盾可以通过政府规制来解决，但这只是缓和矛盾而不是根除矛盾，两大阶级的利益矛盾的发展和激化最终将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马克思运用辩证法，揭示了经济利益矛盾会在一种社会关系和经济机制下不断发展、激化的必然性，经济运行机制使矛盾获得暂时解决的过程，也就是矛盾进一步获得发展的过程。就资本家之间的利益矛盾而论，个别资本家为了利润最大化，不断地革新生产技术，以追求超额利润，并尽可能地扩大积累，扩大各自的生产规模以及在市场上的销售份额，这导致了个别资本之间的“两极分化”，最终导致资本的集中和垄断程度的提高，这是矛盾在市场机制下的暂时解决，但却不仅没有消灭矛盾，相反，它导致竞争更加尖锐激烈，形成不同垄断者或垄断集团之间的竞争。
3.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认识到政府规制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克服市场失灵的需要，但其本意并不是要建立一整套系统的政府规制理论，而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过程中，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对立物提出来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政府规制理论所依据的假设条件有些成为日后（如中国）政府规制体制建立的理论基础，在传统体制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些前提假定需要在经济的发展中加以调整（如完全信息假定）。不管怎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为理解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规制理论和实践的]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线索。
但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曾反复告诉当时和后来的共产党人的那样，共产主义“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15]；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6]；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如果不把这一学说“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17]所以，我们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政府规制理论，不仅要研究这一理论的创始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认知水平下所阐述的理论本身，还要充分利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从实践的角度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府规制理论。
注释：
[1]小贾尔斯·伯吉斯.管制和反垄断经济学[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4.
[8][11][12][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629，757，348，348.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5）：926-927.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人民出版社，1972（23）：96.
[2][7][1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02，163，228.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6）：195.
[24]马克思.资本论[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97.
[5][15][1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383，311，4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