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信誉性
虚拟经济的信誉性本源于虚拟资本的信誉特征。首先是货泉的信誉特征。从货泉的演化看，最初的商品货泉没有表现出显明的信誉特征，由于它自身拥有实际价值，就几近不需要事前的许诺，商品货泉拥有较强的可接受性.纸币呈现后，因为其没有实际的使用价值，就要完整依赖于1种互相许诺以及信任或者者国家的法定。二0世纪三0年代，因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相继所致，各主要经济国家前后被迫脱离金本位以及银本位，所发行的纸币不能再兑换金属货泉，信誉货泉于是应运而生。信誉货泉是1种金融索取权，它形成了所有发行存款机构的总负债。这些金融索取权并无商品货泉或者纸币的活动性特色，它其实不代表即时的购买力，也不是完整可接受，它有信誉风险，要支付利息。也就是说，不管是商品货泉、纸币仍是纯洁的信誉货泉，都要以信誉为基础。其区分在于：货泉自身越是拥有实际的使用价值，它所需的信誉方面的请求就越弱；而货泉自身越是没有实际的使用价值，它就越需要凭仗人们的信任，凭仗轨制的规定，即信誉方面的支撑(如纸币，电子货泉)。跟着经济发展，就其形态讲，货泉的虚拟化颜色愈来愈浓重，就其本色讲，货泉的信誉特征愈来愈显著。其次，各种虚拟资本体现着不同情势的信誉瓜葛。几近所有的虚拟资本都体现不同情势的信誉瓜葛。比如，纸币(或者信誉货泉)体现着政府信誉，银行券是银行信誉的表现情势，商业票据体现着企业信誉。因为同1笔货泉资本可以反复使用而发生虚拟资本，可以认为这些虚拟资本其实是货泉虚拟化，是在信誉流通替换货泉流通意义上的虚拟资本。尽管这些虚拟资本通过金融立异又以新的情势呈现，但各种金融衍出产品本色上都体现着信誉瓜葛。当前迅速发展的信誉衍出产品自身就是“信誉”的1种衍生情势。因而，在必定意义上讲，整个虚拟经济体系就是靠1种信誉而存在。虚拟资本尽管没有实际价值，但人们仍是接受它，还会介入虚拟经济流动；这完整出于人们的信任，即相信这些符号违后的支持因素，相信虚拟资本只是什物的代表，而虚拟资本与什物之间的转换又是完整有轨制保障的。因而，虚拟经济拥有强烈的信誉特征，在必定程度上可将虚拟经济体系看做信誉轨制。基于此认识，可以认为，虚拟经济的信誉特征抉择了它的存在以及发展要受两类主观因素以及客观因素的影响。其1，人们对于虚拟经济体系的信任程度影响着虚拟经济的发展。这类信任度因为是基于心理预期，对于虚拟经济就没有尤其强的束缚，虚拟经济的扩大就拥有较大的自由空间。斟酌到这类信任自身“只可以成长，却没法构造”，虚所经济也会耽心失去信任从而感到1种压力，但这类“软束缚”毕竟不足以使虚拟经济的扩大保持在实体经济可以支撑的限度内，因此仍是可能呈现信誉的崩溃。其2，拥有信誉特征的虚拟经济归根到底要由实体经济来支撑，信誉无非是1种权宜的手腕，“它不能无中生有，信誉只是对于于使用他人资本的许可，人们不能由以增添，而只能由以转移出产手腕”。客观因素(照实际资源)是虚拟经济扩大的硬束缚，无非，这类束缚往往在虚拟经济的膨胀超过了实体经济可以支撑的限度时才以危机的情势体现出来。
2、高活动性
虚拟经济是虚拟资本存量的持有与交易流动，只是价值符号的转移，相对于于实体经济而言，其活动性很高。跟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股票、有价证券等虚拟资本存量无纸化、电子化，其交易进程在瞬间即刻完成，更为凸起了虚拟经济的活动性特征。
虚拟经济的活动性要比实体经济强，虚拟经济的调剂速度也必然快。虚拟经济的这1特性使它对于外部的冲击反映迅速；而1旦偏离均衡状况，要恢复到均衡也很快，并在恢复进程中有越过均衡水平再返回来的特色。虚拟经济的这类性质已经被利用到经济分析中，如多恩布什提出的关于外汇的矫枉过正模型就是应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活动性之不同的特色，而弗兰科鉴于基本商品与制造品活动性之不同也做出了关于基本商品的矫枉过正的模型。
3、高投契性
投契是指依据虚拟资本价格的预期，买卖虚拟资本以赚取价差为目的的1种行动。这类行动尽管在情势上与投资并无甚么两样，在操作上也难以区别，但在本色上却根本不同。投资是投资者为获取股息、红利等以使资本增殖而买卖证券的行动，拥有与实体经济同步成长性；投契则更多地依赖于对于虚拟资本价格的预期，与实体经济并无必然的联络。相对于而言，投资拥有长时间性以及不乱性，投契则拥有短时间性以及不肯定性。跟着电子技术以及网络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巨额资金划转、清理以及虚拟资本存量交易都可在瞬间完成，这为虚拟资本存量的高度投契创造了技术前提，提供了技术支撑。越是在新兴以及不完美、市场监管理能力越差、防范以及应答高度投契行动的措施越差的市场，虚拟经济越拥有更高的投契性，投契性游资也越容易光顾这样的市场，到达通太短期投契、赚取暴利的目的。
虚拟资本的价格受多种因素影响，因为客观世界的不肯定性，人们没法完整了解未来实际经济以及虚拟经济的基本面的变化，因此缺少对于虚拟资产价格的完整了解，这类不肯定性自身就孕育着风险。跟着金融立异以及金融市场的发展，虚拟经济的交易范围增大以及交易品种增多，又使虚拟经济流动变患上更为繁杂。面对于繁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人们极易呈现决策失误，因此使虚拟经济演化为1种投契风险很高的经济流动。
4、懦弱性
虚拟经济的懦弱性表现为：虚拟经济固有的虚拟特征以及固有的经济周期波动使虚拟经济易遭到冲击致使虚拟经济系统的不不乱性。这里有两点值患上注意：1是虚拟经济的懦弱性是相对于于实体经济而言的，正足因为虚拟经济系统容易呈现问题，所以人们广泛关注的是“虚拟经济的懦弱性”，而不是“实体经济懦弱性”。2是理解金融懦弱性的症结在于价格。据此，咱们可给出金融懦弱性的明肯定义；虚拟经济的懦弱性可以理解为虚拟资本(或者资产)的价格过于敏感，很小的冲击就可能把虚拟经济系统推向危机的边沿。
虚拟经济的懦弱性来自3个方面：货泉的虚拟化、虚拟资本的“虚拟性”和正反馈机制。
首先，货泉表现出显著的虚拟化特征。货泉与金本位以及金汇兑本位脱钩以后，货泉的内涵与外延更为广泛，各种新型的支付结算情势、各种立异的金融工具与传统的货泉1起施展货泉信誉的作用。尽管货泉拥有支付手腕的使用价值，但已经经再也不拥有真正能以某种什物来衡量的价值了，货泉纯洁只是1种价值符号，体现高度社会化的出产瓜葛的价值符号。货泉尽管作为其他价值的表现情势，但自身没有任何价值。这时候货泉的价值只能用其购买力来衡量，而货泉的购买力又要受货泉发行量、利率、汇率、人们消费行动等因素影响。跟着金融立异以及金融轨制的发展，货泉的表现情势产生侧重要的变化。宏观经济中M一以及M二的界线愈来愈隐约，2者之间的转化愈来愈频繁，致使社会总的货泉供应量已经很难节制。同进，电子技术以及网络的发展也扭转着“货泉”的存在情势，货泉更为抽象化、社会化。因而，货泉的虚拟化就会增强虚拟经济的不不乱性。
其次，与实体资产的价格相比，虚拟资本的价格拥有显明的虚拟特征。第1，从定价方式上说，金融产品是“心理预期定价”。在实体经济之中，产品的价值常常存在什物支持，产品的价格比较不乱(稳中有降)。相反，虚拟资本尤其是现代衍生金融产品只无非是规定了相干权力的1纸契约，缺少什物依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因而，金融产品的价格是1种观念上的价格，要遭到投资者信心、心理及所带来的行动方式的影响。因为投资者心理状态很容易遭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其行动也很容易被其他投资者所沾染，从而构成所谓“集体的歇斯底里”，致使市场的狂热以及恐慌，加重金融产品价格的波动。金融资产的“心理预期定价”方式是致使金融懦弱性的首要本源。第2，从价格的内涵上说，虚拟资本产品的价格是1种“平均价格”。也就是说，金融产品的价格标注了目前存在的所有相同产品的价格水平。而对于1般商品而言，价格仅仅是标明了当前
买卖产品的价格水平。也就是说目前的交易价格(无论介入交易的有多少股)就是每一只股票的价格，这样就会发生杠杆效应，少数股票价格的变化使所有持有该股票的投资者立刻感觉得手中财富的增添或者减少，发生买进以及卖出的动力以及压力。而1般商品的价格是“边际”上的，当前价格的变化直接影响的仅仅是那些潜伏的购买者，对于那些已经经买人该商品的人基本没有甚么影响。可见，金融产品价格变动的相对于影响面要大的多，尤其是在人们财富中金融资产的比例愈来愈大的现代经济前提下，金融产品价格的细微变化有可能被不断放大，最后致使金融形势的巨大变化。上述两个特色反应了金融产品价值的“虚拟”特征，抉择了虚拟资本价格的内在不不乱性。不但如斯，因为电子以及网络通信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广泛采取，金融产品在存在情势上也日趋虚拟化，这极大地降低了交易费用，为投契创造了更加便利的前提，进1步加大了金融产品价格的不不乱性。另外，金融产品需求的弹性为其价格创造了更大的波动空间。对于于1般产品而言，其吸引力不管如何之小，人们通常也有1个最低需求量，以适应消费或者出产之需；其吸引力不管如何之大，人们对于它的需求也是有限的，受人们消费或者出产能力的限制，这样就抉择了其价格波动是有限的。而金融产品没有相似限制，从理论上讲，只要吸引力足够大，人们对于它的需求就能够无穷大。
关键词：路桥建设、商品化趋势
一、路桥的商品属性及与一般商品的异同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商品的价值和注入人类劳动之后的使用价值，只有在被人类使用或用干交换后才能充分表现出来。作为交通设施主要元素的路桥本身，显然不仅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这一商品的二重性特征，而且由于它在社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很大程度的制约作用，又显示出它的宏观控制和产业垄断特性。对这一特性的深层次、全方位理解，并籍此用于路桥建设与使用的理论探讨和工作实践，对于社区经济及至国家经济的发展，都是必要和迫切的任务，尤其对于路桥的产业化特征和商品化趋势的认识并迅即进入实施阶段，更是至关重要的.路桥商品属性，表现在路桥的修建注入了人化、物化劳动产生的价值，社会的客观需求又使使用价值的实现成为可能。由于社会的需求不是局部而是整体，无论平原还是五岭山川，只要不是“鸟飞绝”而是“有人烟”，“行”始终都是人之生存四要素之一。凡此庞大的需求使路桥建设及其附设交通设施成为国计民生的重要课题，客观上，交通往往与更重要的财富一一能源相提并论。然而.能源成为商品并早已规范地进人交换领域的事实，为什么不能在路桥上真正体现呢?
究其原因，我们不能忽略这样的事实:路桥的商品属性与一般商品的特性存在着外延上的差异。一般商品的特点，一是“位移”容易;二是经历过较长时间的“实习交换期”，除去人为因素，价值与价格的相符性能够自觉接受市场的变化;三是政策因素的“允许”特性;四是竞争易致的“自生自灭”风险性等。而作为特殊商品的路桥，则与一般商品特点有对应的差异。抛开长期计划经济对路桥建设与使用形成的管理模式不说，就路桥的本身讲，一旦建成，就搬不走、挪不动.不存在位移间题.这就掩盖了它的商品属性，即使收取“买路钱”，不说易使人们与古书中的山大王的联系，观念上也难以接受.然而目前虽有一部分的收费路桥的出现，无论是收费标准、折旧以及管理借施都尚处于探索阶段，更谈不上全局的实施问题;在我国路桥商品化只是近几年才有的认识，国家尚未出台有强制力的法规方案或说法律的滞后，这是导致路桥商品化进程缓慢的主要因素之一;第五，基于路桥固有特点，几乎不存在社区内的行业竞争(不含招标因素)，即使修建，也大部分是依规划、按计划行事，独家生意，无与论争，当然还存在资金短缺、公路管理机关化等因素存在，使得路桥的商品属性和产业化特征长期不能被社会所承认.
二、路桥商品化是实现其产业特征的基本途径
既然，路桥本身客观上具有商品属性，那么，从国民经济的构成总体看，它自然应当成为独立的产业部门，自立于市场经济的竞争、发展中，如同铁路、民航电力等带有产业垄断性质的部门一样尽快形成一套完善的经营、管理体系，从路桥的规划、资金筹集、建设、养护、收费管理等各个环节建立健全调控、竞争机制，以使路桥的产业特征在路桥的商品化进尾中逐步得以明晰并得到社会的承认。
实现路桥的商品化，涉及面广，社会反响大，应该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慎重出台实施方案，做好监督调控和信息反馈，借鉴先进经验，先行试点逐步铺开，但不能俱怕间题或矛盾而畏缩不前。路桥商品化的实现，可使路桥的产业特征更快更准确地得以表现出来.并使目前路桥建设中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首先，由于路桥建设的垄断地位，路桥商品化可以筹集更多灼建设资金，促使大办交通局面的形成，同时可为国家增加更多的税收和带来理想的经济收益，并将迅速形成一种循环，国家才可能从政策和法律上给予路桥建设以支持和保护，与日俱增的“软件”体系将带动路桥产业运转机制的尽快形成。
其次路桥商品化一方面给路桥建设步伐的加快带来可能，同时更直接受益的是经营、生产部门，这种前期的相互制约，通过路桥的商品化变成了相互促进，这“促进”本身既含有经济的因素，还存在管理相互的不断改进，相互的不断学习，相互的不断借鉴，其间发生的矛盾或问题又迫使各方进行调整，这无疑给路桥产业机制的形成带来一次次机遇和紧迫感。
第三，路桥商品化的进程中，国家和社会经济各部门的影响力对路桥行业本身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导致行业内部的管理不断得以调整，思想认识逐步得以提高，对路桥行业的全局的评价也日趋成熟，这就为路桥产业特征的体现从经济上、制度上、法律上、认识上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体制基础。由此可以说，实现路桥产业化特征的前期准备工作，就是推进路桥的商品化进程。
三、路桥商品化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
市场经济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社会经济成份(除去国家重要的垄断经济成份)全方位的进入市场竞争。作为具有商品属性的路桥，同样应该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使其本身的价道得以体现。
市场经济对路桥这一特殊商品的要求不仅体现在让其通过商品化去实现它本身的价值，还表现在市场经济成份总体对路桥建设的客观需求上。市场经济是社会化竞争经济，而相互之间的竞争和各自经济利益的实现，往往存在着大量的交换。干是，作为运进送出基本条件的路桥数量和质量，成为各利益主体是否能达到意图和目的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
然而，尽管近年来我们刚刚脱离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也采取了诸如民办公助、以工代贩等形式的路桥建设方案，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客观上讲，这种方式和方法还不能说是改革的大动作，还不能根本改变目前公路密度小、桥少且等级低的落后状况，车辆通过能力低仍是公路部门关注的重要问题。即使是省道，堵车现象也并不罕见。以新乡市的有关统计资料为例，在2749公里的通车里程中，二级以上公路不足10%，而四级以下的却达77%。
在目前主要公路干线尚未达标的情况下，县、乡、村进路的状况和需求则可见一斑.作为路桥建设和管理部门，满足市场经济的宏观需求，培育和完善路桥产业机制，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然而我们面对的是，单一的拨款修建路桥和少量收费路桥的现实，致使长期以来路桥建设资金严重不足，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活力，如无米之炊样使“巧妇们”一筹莫展。
就目前国内情况看，许多地方正踌躇满志地整装闯进路桥商品化这一崭新领域:广州铁路总公司的成立，标志着铁路路桥建设与使用经营商品化竞争的起端，厦门公路路桥建设总公司的诞生，又标志着特区公路路桥建设与使用商品化的规范化经营管理纳入了轨道;我国第一条高速公路及相继建成的高速、准高速、高等级收费路桥，也预示着商品化路桥建设的步伐将加快，模式将形成。这既是路桥商品化的总趋势，也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公路路桥建设提出的最基本要求。
四、路桥商品化是路桥建设与使用的根本趋势
任何一项改革都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一番议论，甚至是品头论足.把多年的“筑路架桥为人民”这种福利性的东西，要以商品的形式“卖”给过路桥者，恐怕人们不会心甘情愿地一下子接受，或许会有些议论，这不足怪。正如我国长期实行的“票、证”被逐步取消一样，过后人们反会产生“本该如此”的心理。
前已所述的路桥的商品属性、产业特征以及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论证了路桥商品化的可能性、必要性和紧迫性，这些正是实现路桥商品化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既如此，我们的任务就是用怎样的方式、保障措施和途径，促进这项工程的加速发展，更加迅速、全面、真实地体现路桥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加快立法步伐，健全管理机制，使这项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向前推进.
[关键词]数字产品;电子商务;课税;税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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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子商务课税研究的现状
目前,对数字产品电子商务进行课税的研究,绝大多数研究者(包括官方观点)都是主张不开征新税,而沿用现在的税制。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对如何适用现行税制,即征收哪种税,则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比如,在电子商务环境下,网上提供的数字产品(如计算机软件),究竟是有形货物、劳务服务,还是特许权转让?有形货物适用增值税,劳务服务、特许权转让则适用于营业税。
已有的观点及理由如下:
1.1认为是销售货物,应征增值税
此类研究者认为,通过网络直接发送或下载的数字产品(如电子书刊、音乐和影像等),在流转税属性上与其有形的形式,在功能用途上基本相同,在税收上应该与其有形的形式同样对待,视同货物销售,征收增值税。
1.2认为是网络服务或授权行为,应征营业税
认为在线交易中,卖方提供的并非是有形的货物,而是无形的数字产品,或者是转让、许可使用数据资料著作权的行为,应该像无形劳务或特许权转让一样对待,征收营业税。
1.3认为应该区别对待
持此种观点者认为,数字产品的性质介于有形货物和服务之间,应分类区别对待。其中像计算机软件、电子书籍等,尽管是通过网络传输,也应认定为有形货物销售。至于音乐、影像和动画之类的数字产品,依据消费者是否能通过网络合法下载并可永久性储存于储存装置内,可区分为购买有形商品或服务。近几年来,此类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研究结论与以上观点大同小异,分歧和争论一直持续着。
2现有研究的评价
现有的对电子商务课税问题的研究,始终没有摆脱传统思维的束缚,在研究的视角、研究的方法以及研究的思路等方面,均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2.1研究视角的时代错位
现有研究中的分歧,主要源于对数字产品认识上的模糊,即并未认清数字产品的时代属性,数字产品是知识时代的产物,已经不属于工业时代。当研究者试图用工业时代的税制,去对知识时代的数字产品征税时,发生了时代错位。
2.2研究方法的形而上学
所谓形而上学,就是指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去看待事物,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孤立的,永远不变的;如果说有变化,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这种增减或变更的原因不在于事物内部而在于事物外部。现有研究者没有摆脱传统的思维方式,把数字产品只看成是工业时代产品在形式上的变化,而没有看到其性质的改变,最终得出错误的结论。
2.3研究思路的舍本求末
现有的研究思路是对现行税制进行微调,以适应数字产品这一新生事物,着眼于怎样适用现行税制。结果陷入“数字产品属于哪种课税对象、征什么税”的细枝末节的问题中去,既浪费了时间精力又难以形成一致意见。而没有关注数字产品属性的根本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应不应该适用现行税制”的根本问题。
3数字产品的特征
数字产品是指用数字格式(即编码成一段二进制的字节)进行表示,并可通过计算机网络传输的产品或服务,包括计算机软件、电子期刊、各种网上音频视频产品、股票指数、电子邮件、定制服务和数据库等。数字产品作为信息产品,与工业产品有本质区别,具有显著的物理学和经济学特征。
3.1数字产品的物理特征
(1)非物质性。数字产品不同于工业经济中的物质产品,它也许只是一个方法、技术,或者是一个创意、理念,属于信息产品。其存在不具有一定的形态(如固态、液态等),不占有一定的空间,属于无形产品。
(2)可复制性。数字产品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它们可以很容易地以低成本进行复制,即可以无限次地复制而不影响效用。而工业产品的复制,只能是再造一个“同样”的产品。
(3)可修改性。数字产品由载体的物理性质决定,其内容存在可变性。从数字产品的生产,一直到其消费的全过程中,它们随时可能被修改。在生产时、网络的传输途中、到达用户手中后以及生产商对它们进行升级,都可能造成数字产品的改变。
(4)非磨损性。数字产品一旦创制出来,就能永久存在,是名副其实的“耐用品”。不像传统的有形工业产品,会随着使用时间和频率增加慢慢磨损,直至被消耗掉。
(5)传播的快捷性。该特征是虚拟的数字产品所特有的。人们通过网络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把数字产品传送至世界任何地方,如发送电子邮件。而工业产品只能借助各种交通运输工具进行传送,但再快的交通工具也无法与数字产品传播速度相比拟。
3.2数字产品的经济特征
(1)生产方面。数字产品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制造过程和销售过程,研发后可以大量低成本复制,零库存,成本的虚化,收益的长期性,遵循边际收益递增规律,采用与工业品完全不同的定价方法。
(2)流通方面。数字产品的销售和货款的结算可以在线完成,贸易无形化,可以广泛地、快速地传送。传统的中间流通环节消失,生产消费直接接触,国际交流极为便捷,国际服务贸易持续增长。
(3)分配方面。数字产品在分配上采用更有效的技术,以一种产品或服务代替已过时的产品或服务,或通过其他方式改变获取数字产品的途径,都会导致数字产品分配与利用状况的改变。
(4)消费方面。数字产品属于经验产品、外部性商品。因其可复制性和共享性,又具有公共物品性质,在消费上有非排他性。
4基于数字产品的课税对策
在认清数字产品的物理和经济特征之后,就要纠正电子商务课税的传统研究视角、方法和思路,立足时代高度进行创新,抛开时代错位下的关于税种适用的无谓纷争,创建知识时代的电子商务新税制。
对电子商务课税实行的具体对策是:本着“简税制、宽税基、低税负、易征管”的思路,设置一个新税种,实行单一比例税率,以在线电子商务交易额为计税依据,以购买方为纳税人,以资金支付环节为纳税环节,以购买地为纳税地点。
在税收征管上,由现行控制信息流变为控制资金流。因为在数字产品的电子商务交易中,物流消失了,而资金流的控制节点少于信息流,实践可操作性更强。为此,要在买方通过金融机构或第三方支付进行电子商务交易付款环节,植入计算机程序,自动扣缴税款入库。这种自动扣缴模式,忽略对交易内容信息的监控,免除普通税务人员的人工干预,可极大地简化征管工作,且基本不损害交易者的隐私权。总之,通过在资金支付环节自动扣税,可以形成一个税制简单、征管效率高、征收成本低、完全自动化的新型电子商务课税模式。
参考文献:
[1]陈雪.数字产品研究综述[j].天中学刊,2007(4).
[关键词]经济发展；商品劳务税；资本积累；产业结构
经济发展是指随着经济增长而出现的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变化，经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一个主题，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任务更为艰巨，要求也更为迫切。规范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的力量来自于市场的价格机制作用，它能够自动地促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的充分利用。然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市场失灵是普遍存在的，政府有责任干预市场运行，而对于以市场为配置资源主体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政府适当干预经济发展的意义则更为重要。
税收是国家对部分产品或国民收入进行的法定分配，它同经济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是政府调节和干预经济的主要工具和为其他财政政策筹资的主要手段。一般说来，现代税收除筹财政资金的基本职能之外，还具有三大经济调节功能，即促进资源有效配置、调节收入合理分配以及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在发达国家，所得税是主体税种，税收政策实施的主要工具都是所得税，而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税源构成和征管能力等因素，商品劳务税往往成为主体税种，因而其在税收政策实施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商品劳务税是以商品和劳务的流转额为课税对象的课税体系。它主要包括消费税、销售税、增值税和关税。本文拟对经济发展中的商品劳务税作一理论上的探讨。
一、发展资本积累与商品劳务税
在发展中国家，实际经济增长和在增长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有着压倒一切的意义，但经济增长要受资本积累规模的约束。因而，如何形成足够的发展资金，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一般而论，一国的资本积累有两种来源，一是利用外资，二是动员国内资金，尤其是国内储蓄。国内储蓄包括居民个人储蓄、企业储蓄（税后利润）和政府公共储蓄（主要来源于税收）。税收在调动社会资源用于储蓄、投资方面有两条渠道：一是通过征税筹集财政资金，增加公共储蓄或政府用于公共投资的集中性财力；二是通过制定鼓励储蓄的税收政策，刺激企业和居民个人把更多的收入用于储蓄，扩大私人投资。
在发展经济学的税收政策思路中，一国资本积累水平同税收收入水平相关，也和税制结构选择相关。发展中国家采取什么样的税制结构，选择什么税作为税制结构中的主体税种，在许多发展经济学家看来，首先应服从于扩大和刺激储蓄、促进资本积累的需要。他们的基本主张是，商品劳务税应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主体税种，对发展资本的筹集发挥主要作用。为此，他们作了广泛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
商品劳务税的范围主要是指一般销售税、消费税、以及营业税和关税等间接税。从总体上看，这些税收的在发展中国家的比重较高。一般说来，经济发展水平愈低，商品劳务税的比重愈高。据资料显示，在低收入国家，商品劳务税占全部税收总项的比重为41%，而高收入国家这一比例为30.9%，如果将进出口关税并入商品劳务税计算，高收入国家的比重为32.4%，而低收入国家高达71.1%.这表明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较高的商品劳务税比重相联系。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商品劳务税作为主体税种具有稳定的筹资功能和较低的征管成本，但根据税收效率的分析，它会对经济增长和市场机制产生较大的扭曲效应，这就需要适当提高所得税比重，推行商品劳务税和所得税并重的双主体税制结构。
二、优化产业结构与商品劳务税
根据发展经济学家赫立克和金德尔伯格的理解，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以更多的投入或更高的效率去经营更多的产业，还意味着产业结构的变化以及生产过程中各种投入量分布的变化。在一国资源量为一定的条件下，通过产业结构变化，优化资源配置，可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推动经济增长的内在力量。
考察西方国家100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产业结构变化的长期趋势是：初级产业主导制造业主导服务业主导。而引起或影响产业结构变化的原因如同经济发展的动因一样复杂，从外因分析，政府的产业政策及其配套的财政、税收政策是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特别是税收政策在推动一国产业结构形成、发展和优化的过程中有着重要作用。对于商品劳务税来说，它作用的大小是一个理论上和实践中争论颇多的问题，下面我们来作简单探讨。
首先，在讲座经济体制下，商品作价主要采用国家指令性或指导性计划价格，商品劳务税在配合价格调节生产和消费，以促进产业结构化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商品价格由市场决定，低税和高税不能直接形成低价和高价，因而商品劳务税对于调节产业结构的功能必将削弱。其次，商品劳务税作为间接税，具有易于转嫁的特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间接税的税负转嫁机制将充分发挥其作用，这决定了运用商品劳务税调节产业结构具有不确定性，甚至使政策目标落空。第三，商品劳务税与价格直接关联，其本身会扭曲商品的相对价格，导致消费者剩余损失；扭曲生产要素的相对报酬而导致生产者剩余损失。因而最终不利于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第四，商品劳务税还会对产业政策发生扭曲，这突出表现在增值税选型上。以我国为例，在生产型增值税实行统一税率的情况下，加工工业的进税抵扣比重大，税负轻；基础原材料和能源工业的进项税抵扣比重轻，税负重。显然，生产型增值税是与发展中国家的基本产业政策相背离的。
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过分强调商品劳务税对于调节产业结构的作用，而应适当弱化。税收对于产业结构的调节应主要依靠所得税优惠来发挥作用，同时适当发挥商品劳务税的辅助性作用。
三、实现地区协调发展与商品劳务税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以各个地区的经济增长为基础的，是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总和。在同一个国家，由于地区间劳动素质、资本投入、技术进步、自然资源，地理和交通条件，以及其他社会性、国民性因素的差异，往往使区域间经济发展处于不平衡状态，既有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也有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甚至经济落后地区。税收对于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作用，但如何采取有效的税收政策以及商品劳务税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则值得探讨。这对我国目前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也应该是有启发意义的。
一般来说，税收政策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方面：地区总税负水平的轻重，影响本地企业的积累能力；地区税收优惠政策的广度和深度，影响本地区的投资环境和投资吸引力；税制结构对地区财政经济发展的影响。这里，我们重点从第三方面分析商品劳务税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地方财力的强弱对于地区经济发展来说也具有重要作用。目前，发展中国政府大多选择商品劳务税为主体税种，这对地方财力有两大好处：第一，这些地区的税源比较充实，税收收入不受企业成本费用高低影响，有利于保证落后地区的财政收入。这些收入对于增加当地公共积累，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当地各项事业发展至关重要。第二，有利于减轻落后地区企业的负担。因为商品劳务税属于间接税，可转嫁税，这样地方政府可以从中取得稳定、可行的收入，同时又将税款转嫁给购买方，经济落后地区将从中受益。
四、收入合理分配与商品劳务税
实现收入合理分配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一国gnp获得增长，但社会分配状况恶化了，低收入阶层较之过去相对乃至绝对贫困，就可能出现有增长、无发展或高增长、低发展的情况。对我国而言，这还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
根据库兹沓茨的“倒u假说”，收入分配不均是一国在特定经济发展阶段必然出现的经济现象，要从根本上消除，只能以持续不断的经济增长为动力，实现经济结构的变革，但同时政府并非对之无能为力。在政府的各项政策中，以实现收入均等化为目标的税收政策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税收以收入分配的调节机制主要包括所得税、商品劳务税、财产税以及社会保险税对转移支付制度的筹资作用。对商品劳务税的调节机制而言，主要是消费税对高收入阶层支付能力的调节。国际通行的商品劳务税主要是增值税和消费税。一般说来，增值税对各类商品和劳务普遍课征，是中性的，因而增值税不论是由企业负担，还是消费者负担，通常都不具备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消费税则不同，只是对某些特殊消费品课征，是非中性的，收入阶层一部分收入在流通领域里就转化用于财政转移支付的资金来源。
从理论上讲，消费税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不象个人所得税那样直接、有效，但是，就发展中国家而言，通过消费税实现调节收入分配的目标或许更切合实际。这是因为：（1）发展中国家一般实行商品劳务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而消费税又占相当大比例，往往高于财产税和个人所得税。（2）征税消费品的选择，一般都是对奢侈品征税或重税、对必需品免税或轻税，这样就把绝大部分税加在高收入阶层身上，因而也具有与所有税相似的累进课税效应。（3）与所得税和财产税相比，消费税税源易控管，逃税难度较大，能够保证政府的分配政策得以有效实施。同时，由于消费税的非中性特性，对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也有负面影响，容易产生“超额负担”。因此，发展中国家要对此进行效率与公平、增长与效率的权衡。
五、通货膨胀与商品劳务税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是，巨大的财政赤字和严重的通货膨胀，它困扰着这些国家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因此，如何抑制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发展中国家政府所追求的重要政策目标。在20世纪末，从1997年起，“有7个经济本（指日本、墨西哥、阿根廷、泰国、马来西亚、韩国、香港-引者注）经历了与大萧条极为相似的严重经济衰退”，中国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通货紧缩，因此，治理通货紧缩又成了很多国家当前的经济任务。
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同样都是一种货币现象，通货膨胀的主要特征是物价和货币供应量持续上升，通货紧缩的主要特征是物价和货币供应量持续下降。尽管通货紧缩与经济衰退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通货紧缩往往伴随着经济衰退或是造成经济衰退的重要因素。治理通货紧缩的主要措施是实施和推行扩张性的财政对策、货币政策、相应的产业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完善。税收政策方面，目标是刺激消费者需求，除开征利息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等财产税之外，还要进一步降低商品劳务税中有关投资和消费的税收，提高投资倾向和消费倾向，以推动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
税收政策与通货膨胀问题的相关性有三个方面，即税收收入水平、税制结构和税式支出。对商品劳务税来讲，我们重点分析税收收入水平中增税对消费需求的抑制作用。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增税对消费需求的抑制作用主要是通过消费税实现的。虽然消费税由于转嫁性，在短期内可能会推动商品价格上涨，但在既定的收入水平下也会抑制需求，从而在较长时期内降低通货膨胀压力。消费税的这种反通货膨胀效应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具有一定需求弹性的生活必需品征收一般消费税，二是对部分高消费品征收特别消费税。
关键词：脆弱性；驱动因素；商品粮基地县；吉林省
中图分类号F3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7731（2016）23-0001-05
AnAssessmentoftheEconomicSystemVulnerabilityandResearchoftheDrivingFactorsofCommodityGrainBaseinJilinProvince
NaWeietal.
（InstituteofRuralEnergyandEcologyJilinAcademyofAgriculturalSciences，Changchun130033，China）
Abstract：Taking25commoditygrainbasecountiesofJilinprovinceastheresearchobject，thispaperanalysedvulnerabilityofeconomicsystemthecharacteristicsofthecommoditygrainbasecountywhichbasedonthetheoryofvulnerability.Thispaperbuiltupthevulnerabilityevaluationindexsystem，evaluatedvulnerabilityofeconomicsystemofcommoditygrainbasecountyofJilinProvinceanduseprincipalcomponentanalysis（pca）toexplorethedrivingfactorsofeconomicsystemofcommoditygrainbasecounty.Researchshowsthat：（1）theeconomicsystemvulnerabilityofcommoditygrainbasecountyinJilinprovinceismainlymildtomoderateandfragwhichisstructuralvulnerability，Amongthem，thereare2extremelyvulnerablecounties，4highlyvulnerablecounties，8moderatelyvulnerablecounties，10slightlyvulnerablecounties，1microvulnerablecounties.（2）thespatialdistributionfeaturesofeconomicsystemvulnerabilityofcommoditygrainbasecountyinJilinProvince：themiddledistractishigherthanthewestdistract，thewestdistractishigherthantheeastdistract，theextremelyandhighlyvulnerablecountiesaremainlydistributedinmajorgrainproducingmiddleareas，slightlyandmicrovulnerablecountiesaremainlydistributedintheeastandwestareas.（3）therearefivedrivingfactorsofeconomicsystemvulnerabilityofcommoditygrainbasecountyinJilinProvince：thefarmers'livingstandardoffamersanddevelopmentofagriculturaleconomyandsocietysupportofeconomyandsocietydevelopmentabilityofregionaleconomy，theconditionofagriculturalstructureandagriculturallaborproductivity.
Keywords：Vulnerability；Drivingfactors；Commoditygrainbasecounty；JilinProvince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兴起，人们对脆弱性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脆弱性研究逐渐成为全球环境变化与可持续性科学研究的热点与前沿领域之一[1-2]。随着脆弱性研究的深入和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学术界对脆弱性概念的认识日趋统一，脆弱性逐渐演成包含“风险”、“敏感性”、“适应性”、“恢复力”等一系列相关概念在内的一个概念的集合[3-4]，研究框架也不断完善[2-5]，脆弱性已经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非常基础性的科学知识体系[6-7]。脆弱性研究强调如何通过降低系统的脆弱性来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一个新的研究范式，其成果可为科学与政治决策间的对话提供良好的平台[8-9]。
商品粮基地建设是我国为保证粮食有效供给而实施的一项重要农业政策。吉林省是最早实施商品粮基地建设的省份之一经过20多年的努力，建设与发展了25个商品粮基地县为保证国家的商品粮供给做出了重要贡献[10]。伴随着我国农业发展进入新的时期国内和国际的粮食市场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商品粮基地成为受到冲击的主要区域。吉林省商品粮基地县自身粮食生产成本高、转化能力差、农业经济效益提升艰难，农民增收缓慢，多数粮食基地县处于“增产不增收”、“产粮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为特征的发展状况。为应对吉林省商品粮基地县面临的新压力和矛盾，以吉林省25个典型商品基地县为例，从脆弱性的角度对商品粮基地县经济系统脆弱性进行评价，并分析探讨经济系统脆弱性的驱动因素，为促进吉林省商品粮基地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参考依据。
1经济系统脆弱性的内涵与特征
1.1经济系统脆弱性的内涵由于研究对象和学科视角的不同，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对脆弱性概念的界定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脆弱性通常被界定为系统容易受到损害的可能性、程度或状态。TurnerIIB.L.等[2]认为脆弱性是指一个系统（或子系统、系统组分），由于暴露于某种干扰或压力，可能经历某种灾险的损害程度，并提出了基于可持续性科学的脆弱性分析框架，认为系统脆弱性包括暴露、敏感性和恢复力。该分析框架以人―环境耦合系统为分析对象，强调扰动的多重性、多尺度以及地方特性，是一个多尺度、多因素、多流向、多重循环的闭合回路。参考脆弱性的概念，区域经济系统脆弱性（V）是由于区域经济系统对区域内外扰动的敏感性以及缺乏应对能力而使其容易向不利于区域可持续发展方向演变的一种状态。它是源于系统内部的、与生俱来的一种属性只是当系统遭受扰动时这种属性才表现出来。区域经济系统的内部特征是系统脆弱性产生的主要、直接原因；而扰动与经济系统间的相互作用使其脆弱性放大或缩小是经济系统脆弱性发生变化的驱动因素但这种驱动因素的作用过程是通过影响该系统内部特征而使系统脆弱性发生改变的并最终通过系统面对扰动的敏感性（S）以及应对能力（R）来体现，即V=f（SR）[3-4]。其中S指系统对外界扰动的响应程度其大小与系统内部条件及其承受扰动的特征有关；R包括系统面对扰动影响的恢复力和应对能力由系统内部条件所决定。
1.2商品粮基地县经济系统脆弱性的特征吉林省是国家粮食商品率最高的省份，商品粮输出量、人均粮食产量、玉米出口量一直位于全国首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率越高对市场的依赖性越强，意味着当粮食市场发生变化时，对商品粮基地县经济发展的冲击最大。长期以来，为了保障国家粮食生产安全，吉林省商品粮基地县以低价向全国输出了大量的粮食，同时，商品粮基地县又需要的制造品有需要以高价输入，造成商品粮基地县利益的双重损失。吉林省商品粮基地县产业结构以农业所占比重偏大，而二、三产业发展滞后，经济发展缺乏活力。而农业结构中以种植业为主，种植业结构又以玉米种植为主，在众多粮食作物中，玉米是受市场影响最大的粮食作物。单一产业结构又导致农民单一的就业结构，大量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目前，吉林省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70%来源于粮食出售，收入单一造成农民收入水平普遍偏低。农业产业为敏感性行业，易受外部环境和突发事件的冲击。尤其是近年来受到国际粮食市场的冲击。商品粮基地县普遍存在自身造血经济功能不足，二、三产业发展缓慢，财政收入严重不足，城市基础建设资金缺乏对外缺乏吸引力不能形成良好的城市发展环境，就业结构单一，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造成了商品粮基地县经济系统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主要是由于自身内容系统的不稳定，缺乏应对能力，属于结构型脆弱性。
2商品粮基地县经济系统脆弱性评价
2.1评估模型敏感性和应对能力是经济系统脆弱性的基本属性，经济系统脆弱性是两者相互作用的函数。脆弱性与敏感性呈正比，与应对能力呈反比。因此，通过评价经济系统两个基本属性“应对能力”和“敏感性”，通过三者之间的数学关系确定脆弱性的程度[4]。通过以上分析建立脆弱性的评价数学模型为：Vi=Si/Ri，Vi：系统i的脆弱度；Si：系统i的敏感性；Ri：系统i的应对能力。
2.2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指标体系详见表1。
2.3数据标准化由于各指标所代表的意义、性质各不相同，数据之间缺乏一定的可比性，为了消除各指标在量纲、级差、趋向方面存在的差异，真实反映指标之间的关系及其差异性采用归一化法对各指标的初始值进行标准化处理。
2.4指标权重确定本文选择客观赋权法中常用的熵值法对评价指标进行赋权。熵值法是利用评价指标的固有信息来判别指标的效用价值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主观因素带来的偏差熵值法确定权重的具体步骤可见相关文献[11]各评价指标的权重系数见表1。
2.5脆弱性的分级为了使评价结果更加直观，根据吉林省商品粮基地县发展的实际情况，在咨询专家的基础上，将脆弱性指数分为5个等级，包括：V≤0.5、0.5≤V≤1、1≤V≤1.5、1.5≤V≤2、≥2，依次命名为微度脆弱、低度脆弱、中度脆弱、重度脆弱、极度脆弱。
3评价结果分析
3.1评价结果吉林省县域商品粮食基地的经济脆弱性评价分级见表2。
3.2结果分析首先，从脆弱性程度分布上看，重度和极度脆弱性的县域共有6个，占全部县域的24%；中度脆弱性的县域有8个，占32%。低度和微度脆弱性的县域共有11个，占全部h域的44%。可以看出：吉林省商品粮基地县经济系统脆弱性程度以低度和微度为主，其次为中度脆弱性，两者合计占全部商品基地县的76%。
其次，从商品粮基地县的区域分布上看，西部地区有4个，东部地区有6个，中部地区有15个。西部地区商品粮基地县经济系统脆弱性平均值为1.1311，为中度脆弱，东部地区商品粮基地县经济系统脆弱性平均值为0.9592，为低度脆弱，中部地区商品粮基地县经济系统脆弱性平均值为1.2545，可以看出脆弱性程度为中部>西部>东部。
西部地区是吉林省干旱草原地区，境内商品粮基地县草原畜牧业发展水平较高，粮食种植结构多样，同时，境内自然生态旅游业发展较好，降低了粮食生产对经济系统的敏感性。东部地区是吉林省山区和半山区，森林资源丰富，农业生产除了粮食作物，还有蔬菜、水果以及林下特产，农产品加工业、医药、林下产品加工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同时，本地区也是吉林省重要的旅游区，旅游业等第三产业发展较好，自身对外部扰动的应对能力较强，粮食生产对经济系统的敏感性较弱。
第三，从脆弱性程度空间分布上看，重度和极度脆弱性的县域共有6个，包括长岭县、德惠市、扶余县和农安县、永吉县和榆树市。全部6个重度和极度脆弱性的县域，5个集中在中部地区。中部地区是吉林省玉米粮食主产区，境内商品粮基地县均是国家产量大县。种植业经济在县域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敏感性较强。农产品加工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财政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农业投入少，自身结构层次低且不稳定，应对能力较差，经济系统脆弱性较强，属于高敏感性、低应对能力的类型。中度脆弱性的县域共有8个，包括：九台市、梅河口、伊通县、东辽县、敦化市、蛟河县、洮南市、镇赉县。这些县域主要位于中部及向东部和西部过渡的地区。这些县域粮食生产在农业经济中的地位有所降低，畜牧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占有一定比重，农业产业结构处于优化转型过渡阶段，降低了粮食生产对经济系统的敏感性，同时自身具备了一定的应对能力，属于低敏感性、低应对能力的类型。低度和微度脆弱性的县域共有11个，包括：公主岭市、梨树县、东丰县、桦甸市、辉南县、磐石市、舒兰市、通化县、双辽市、前郭县、大安市。这11个县域可以分为3种类型：高应对能力和低敏感性：公主岭市、东丰县、辉南县、通化县、双辽市、前郭县和大安市。这些县域依托自身资源等，二、三产业发展较快，并带动了农业产业化发展，公主岭市、东丰县是吉林省中部产粮大县，农业产业化进程速度加快，粮食经济逐步转为农业加工经济。这些县域自身产业结构的敏感性下降，区域经济内生动力较强，应对外部市场环境扰动的能力增强；高应对能力和高敏感性：梨树县、舒兰市、磐石市，这些县域敏感性相对较强，但是自身在优化种植业结构，提高农民收入和生产效率方面具备了较强的应对能力。桦甸市脆弱性相对较强，桦甸市的粮食生产不属于农业结构主体，森林覆盖率较高，林下种植发展较好，但是区域经济发展整体水平偏低，属于低应对能力和低敏感性。
4脆弱性驱动力的分析
4.1主成分分析通过标准化处理后的指标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出特征值及各主成分的贡献率与累计贡献率（表3）。由表3可知：有5个主成分特征值大于1，累计贡献率达到88.48%，因此选取这5个主成分作为影响吉林省商品粮基地县脆弱性的主要驱动因素，分别记作F1、F2、F3、F4、F5。根据主成分载荷公式计算各指标在各主成分上的载荷，从而得到主成分载荷矩阵，经旋转后得到因子载荷矩阵（表4）。主成分载荷的绝对值大小反映指标对评价结果的影响程度，载荷绝对值越大表示指标对评价结果越要，根据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影响吉林省商品粮基地县驱动因素主要包括5个方面。
4.2主要驱动因素根据上述5方面的驱动因素，可以将吉林省商品粮基地县经济系统脆弱性的驱动因素分为3大类：
4.2.1农民生活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第一主成分F1在X7、X9、X3指标上载荷较大，这3个指标分别是农民纯收入、农业科技人员和粮食播种面积比重，反映了农民生活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其特征值为8.1917，贡献率为32.79%，是吉林省商品粮基地县经济发展脆弱性的第一驱动力。农民收入水平是吉林省商品粮基地县经济发展脆弱性的第一驱动因素，2014年，吉林省25个商品粮基地县农民收入水平为10058元，低于江苏、浙江、福建、山东等发达省份，也低于辽宁省。农民收入来源单一，70%以上的收入来源粮食出售，粮食产量提高主要依靠播种面积的扩大和其他外购性物质的投入。吉林省农民收入水平低，购买能力有限，驱使农民更多是依靠扩大种植面积来获取更多的粮食。吉林省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耕地比重大多为80%～90%，其他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很小，种植结构不合理，农作物生产主要来源于粮食作物，农业对粮食生产依赖性大，严重制约了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提高，造成农业经济发展脆弱性的主要因素。农业科技创新对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改变粗放式增长的生产方式具有重要作用。2014年吉林省农业科技贡献率为54.1%，与发达省份相比偏低，未来农业科技贡献增长空间依然较大。
4.2.2经济社会支撑能力情况第二主成分F2在X8、X11、X4指标上载荷较大，这3个指标分别是财政支农、地方财政自给率、耕地均劳动力，反映了对农业发展的资金和劳动力等资源的支撑能力，其特征值为5.1194，贡献率为20.48%，是吉林省商品粮基地县经济发展脆弱性的第二驱动力。吉林省商品粮基地县普遍存在财政收入低，财政自给率低，支撑能力弱的特征，尤其是对农业经济的投入水平更差。农业生产更多是依靠农业劳动力投入，农业生产效率较低，同时造成大量劳动力从事种植业。
4.2.3农业产业结构状况第三主成分F3在农业产值占大农业产值比重指标上载荷较大。其特征值为3.5781，贡献率为14.3125%，是吉林省商品粮基地县经济发展脆弱性的第三驱动力。吉林省商品粮基地县农业产值占大农业产值平均为51.9%，比重偏高。吉林省农业产业结构层次较低，农业结构中以种植业为主，种植业结构又以玉米种植为主，玉米产量一直是制约吉林省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国家种植业结构的调整和玉米“价补分离”政策的实施，将会对吉林省玉米种植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带来巨大的影响。吉林省单一种植业结构将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严重扰动，吉林省农业经济发展的脆弱性将增强。因此，未来商品粮基地县应加快单一种植业结构的优化，大力发展畜牧业和农产品深加工等产业，降低外部环境变化对单一农业经济扰动的影响。
4.2.4经济发展能力状况第四主成分F4在X6、X5、X10指标上载荷较大，这3个指标分别是工业产值比重、第三产业比重、人均GDP，反映了地区经济发展能力。目前，吉林省商品粮基地县第三产业和加工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偏低，商品粮基地县比重平均为35.6%和38%，加工业和第三产业发展层次低、水平差。因此，商品粮基地县应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以农业为主体休闲农业等第三产业，提升自身外部市场环境变化的应对能力。
4.2.5农业劳动生产率第五主成分F5在X12指标上载荷较大，这一指标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吉林省商品粮基地县种植业所需劳动力人数为偏多，农业机械化水平偏低，劳动生产效率低，农业生产过多依靠土地和劳动力的投入，农业科技支撑能力不强，提升应对能力的空间较大。
5结论与讨论
5.1结论
（1）吉林省商品粮基地县经济系统脆弱性属于结构型脆弱性。由于吉林省商品粮基地县单一的产业结构、单一的种植业结构，造成单一的农民收入和就业结构，县域经济系统内部结构不稳定，易受到外部市场环境变化的扰动造成不利影响。
（2）吉林省商品粮基地县经济系统脆弱性以低微度和中度为主，占全部商品粮基地县的76%。其中，中度脆弱性的县域有8个，占32%；低度脆弱性的县域共有10个，微度脆弱性的县域1个，占全部县域的44%；重度脆弱性县域4个，极度脆弱性县域有2个。
（3）脆弱性程度空间分布特征：脆弱性程度中部>西部>东部，并呈现中部向西部和东部两翼逐渐递减。重度脆弱性、极度脆弱性的县域集中分布在中部，与吉林省中部粮食主产区的特征相符。低度和微度脆弱性的县域主要分布在东部和西部。
（4）吉林省商品粮基地县经济发展脆弱性共有5大驱动力因素，分别是：农民生活水平和r业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经济社会支撑能力、区域经济发展能力、农业产业结构状况和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因此，吉林省商品粮基地县要大力发展二三产业，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加大农业生产科技投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促进商品粮基地县可持续发展。
5.2讨论
（1）本文借鉴脆弱性相关研究理论，对吉林省商品粮基地县经济系统进行脆弱性分析，构建指标体系时，较多考虑经济和社会因素和数据的可获得性，部分影响了评价结果。
（2）商品粮基地县的脆弱性是人文和自然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未来研究应进一步加强生态、社会因素的影响分析的广度和深度，探究驱动力的影响程度分析，重点分析脆弱性的演化机制和动态预测，以便为国家商品粮基地县可持续发展提供适应性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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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叶以来，经济服务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服务业渐渐成为促进国民经济效率提高和国民产出总量增长的主导力量。服务经济研究也成为当今世界的前沿性课题，服务的范畴研究也逐步深入。
早在工业革命伊始，斯密[1]就将流通视作生产性的劳动，指出流通对于生产过程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2]指出：“服务这个名词，一般地说，不过是指这种劳动所提供的特殊使用价值，就像其他一切商品也提供自己的特殊使用价值一样，但它不是作为物，而是作为活动提供服务的”。“服务就是商品，服务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想象的或现实的）和一定的交换价值。服务不采取实物形式，但它可以“物化、固定在某个物中”。威廉・配第[3]从课税角度认为服务是创造财富的活动，但对服务如何创造财富的机制未予深究。萨伊[4]从生产的效用性方面进行了分析：“人们所给予物品的价值，是由物品的用途而产生的”，“所谓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巴师夏[5]从劳动推导出价值理论，认为价值是个人获得一种物品时所节约的劳动，因而最终是源自服务，交换实际上是一种服务的交换，而所谓财产就是一束服务，因此一切服务都是生产，一切生产也都是服务，社会就是各类服务的交换。
20世纪后期，希尔[6]提出了一个有广泛影响的定义：“一项服务生产活动是这样一种活动，即生产者的活动会改善其他一些单位的状况。服务生产不是对其商品或本人增加价值，而是对其他某一经济单位的商品或个人增加价值”。“服务是人或商品状态的改变，这种状态的改变是由其他经济单位根据事前的协议所带来的活动造成的”。
加德里[7]从资本生产体系的角度对希尔的定义进行修正：“（a）组织A拥有或控制一项技术和人力资本，组织A向经济机构B出售这项权利，机构B在一定时期内利用这些资源生产产品C或改善自身效果，服务就会发生；（b）当一个家庭自己花钱雇人照顾其物品或家人时，服务也会发生”。
在国内，20世纪90年代初，李江帆教授运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系统阐述了服务产品的基本概念[8]。黄少军[9]认为，“服务是一个经济主体受让另一个经济主体的经济要素的使用权并对其使用所获得的运动形态的使用价值”。黄维兵[10]认为，“服务是一个经济主体使另一个经济主体增加价值，并主要以活动形式表现的使用价值”。
二、服务范畴研究的方法论
从经济学角度对服务进行定义通常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通过性质定义，比如一些学者把具有非实物性、生产与消费同时性和不可储存性的交易品称为服务。另一种定义是通过排他性的方式，或者说是统计定义，就是把不能划入农业和工业的产业部门定义为服务部门。第一种定义在大部分理论分析中还在使用，但由于未能准确把握服务的本质特征，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在商品与服务生产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时，就不能解释一些新的经济现象。第二种定义方法，以现有对商品和服务的统计区别为基础，直接研究相关的经济问题，这种定义法的确有容易操作的一面，在实际研究中也运用不少，但这种定义法缺乏逻辑的严谨性，不适合进行理论分析。
两种定义的方法本质上都是以商品作为服务的参照物，并以此作为服务定义的逻辑起点，忽略了服务与商品在价值实现方面的本质不同。帕里内罗（Parrinello）认为[11]，给服务下定义的困难在于过程之间的联系（生产过程或消费过程），而不是个体之间的联系，过去对服务定义的研究纠缠于个体之间的联系、纠缠于价值与使用价值关系，而忽略了服务过程之间的联系、价值与价值实现的分析。
为此，本文遵循表象特征剖析、本质特征探寻、基本范畴定义、基本范畴演绎的研究思路，围绕动态性与价值实现两个方面对服务的基本范畴进行探讨。
李佳川，刘见：动态过程与价值实现：服务基本范畴辨析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第26卷第3期三、服务表象特征的辨析
通常认为，服务具有三个基本特征：无形性、不可分离性、所有权不可转让性。
无形性。这是将“服务”与“商品”进行机械类比后的显著特征，与商品相比，服务是无形的，它是活动而非一种可以触摸的东西。从空间来说，服务的空间形态基本上是不固定的，在很多情况下人们不能触摸到，因为它采取非实物形式，不作为物离开服务者独立存在；从时间而言，有些服务的实用价值或效果，通常要等一段时间，才能感觉到服务所带来的利益。由于无形性，服务在被购买之前，无法像有形产品一样被消费者看到、尝到或感觉到，这正是服务与有形产品之间的明显差异。
随着服务形态的不断变化、服务范围的巨大拓展，服务与“物”的结合更加密切，服务逐步走向有形化。如信息产业的软件研发与使用、咨询管理行业的评估资料与技术支持、房产公司的样板房及房价构成说明、酒店的规范化服务条例等，广告业更是通过广告形象的塑造，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服务提供者正尽可能使无形的服务有形化、可视化，使得服务的质量更好评判，更易于定制化、规范化。服务的有形化过程是服务质量的改善与服务生产的规模化过程。
不可分离性。不可分离性是指服务的生产与消费过程通常是同时发生的，研究者认为它包含三层含义，一是指服务的生产与消费不可分割。有形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过程，一般要经过一系列的中间环节，而服务产品生产与消费大多是无法分割的。二是指服务的不可储存和非运输性，即服务作为动态的使用价值既不能在时间上贮存下来以备未来使用，也不能在空间上将其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三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交往贯穿服务生产过程始终，服务生产是建立在生产者和消费者相互交往的基础上。
随着新兴信息服务业的出现，服务的不可分离性也不再是服务的基本特性，比如数据在网络上的保存与传输，金融业各类衍生产品的出现，期权交易，房产交易等服务行为都已超出了服务不可分离的限定。无论软件的生产、房产的生产、金融产品的生产还是物流服务，服务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都可以用合约来约束各自的行为，并不存在生产者必须与消费者交往贯穿始终的特殊规律。从这个角度而言，不可分离性更多体现在人对人的最终消费上。
所有权的不可转让性。服务所有权的不可转让性是指服务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不涉及任何生产要素所有权的转移。消费者购买一件商品，获得所有权后可以任意处置，但服务的交易往往只体现在使用权上。消费者购买服务后不能将此服务再“卖”给第三者，他对他购买的服务，不拥有处置权。“服务”无论是作为社会财富还是作为交易对象，没有“占有权”和与占有相关的其他权利。通常所说的“服务”的转让、处置和收益等权利，实际是因与服务相关的实物产品的使用权所衍生出来的权利。
这个特征的争议首先在于它对“所有权”的定义。对于服务交易中生产要素所有权是否发生转移并不存在一致的规律。有些服务交易的本身就是生产要素的交易，如土地、资本；有些服务要素表面上所有权无法交易，但从产权细分的角度而言，确有许多可研究的空间。科斯[12]指出，“产权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这一原理对服务而言同样适用，与商品交易不同，服务产权的界定难度更大，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中，科斯对电台频率的产权交易方式进行了详细的分解与研究。
四、服务本质特征的发掘
随着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服务的表面特征也在不断变化，但服务始终表现为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同时，服务的价值实现也一直表现出明显的被动性。为此，服务的本质特征应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服务活动的动态性。动态性是服务主体的基本特性，服务本身就是一种活动。只有在服务的提供者与需求者在多维度、多层面进行互动后，服务的价值才能够实现。服务活动互动并非仅限于服务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直接接触，或需求者必须加入到生产过程中。服务的互动性既可以是双方或多方直接接触的，也可以是在空间上分离或时间上实现延展的。新兴的电子服务如电子教学、网上银行等在空间上就是分离的；在时间方面，由于契约方式的不断出新与完善，服务的动态性也具有了更大的弹性。
服务的易变性。服务的易变性是服务实现过程中的基本特性。服务始终处于动态的环境，会根据环境的变化而自己作出调整，受需求方、外界因素的影响较大；二是指服务的技术较易扩散，由于服务是人与人之间的活动，服务的技能、专利比商品更容易扩散。对于我国的服务经济发展而言，一方面我们应规范服务市场行为，为服务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另一方面，加快对国外先进服务业的开放与引进，在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方面会取得比制造业开放更好的效果。
服务价值决定的被动性。价值被动决定性是服务内容的根本测度方法。由于服务具有自身使用价值和提升经济效率的双重意义，因而，单纯从生产服务耗费的劳动时间来衡量服务只能反映服务作为使用物的价值，对于经济效率提升的反映则完全没有体现。由于服务提供者自身不能决定服务对效率的提升，因而服务价值的决定也必然是被动性的。服务的价值只能体现在需求者的出价上，而需求者的出价基础是为实现特定目标可以承受的替代成本。
五、服务的新定义及其意义阐释
依据服务的本质特征，将服务的定义拓展为：服务是个人或社会组织之间，通过进行双方或多方活动而实现的过程易，其价值体现在提升或改进服务使用方的效用。“效用”包括“效率”和“作用”两个层面的含义。“作用”（也即使用价值）是服务得以成立的基本要素，“效率”是指现代服务多方位深度传播的效应所引致市场范围扩大、生产与交易效率提升。这一定义对服务经济研究而言，具有多重意义：
第一，定义从新的角度反映了服务与商品之间的根本区别，反映了从工业经济时代到服务经济时代对交易对象认识的根本变革。商品是工业时代的基本要素，大量的商品生产与交易使得人类实现了从农业经济时代向工业经济时代的过渡，而服务则意味着人类活动的可交易性的深化，大量的服务交易实现了从制造经济时代向服务经济时代的转变。
第二，定义突破了以往研究将服务定义为某种使用价值或静态效用的束缚。服务不仅仅是所谓的特殊商品，而是经济发展动态过程的效率体现。具体在微观层面，服务体现在交易各方得到的效用提升；在宏观层面，则体现为服务对加密市场网络、提高经济效率的影响。恰如Shelp[13]指出那样，“农业、采掘业和制造业是经济发展的砖块（bricks），而服务业则是把它们黏合起来的灰泥（mortar）”。
第三，定义解决了“服务是否创造价值”这一命题的争论。静态的服务产品观可以勉强回答单纯的服务产品的价值问题。比如纯粹的商业劳动、可供消费的服务劳动。根据本文的定义，服务是双方或多方互动的效用关联，那么，“服务是否创造价值”这一问题就成了一个伪命题，服务作为一种不确定效用，既可以是正值，也可以是负值。
第四，定义还为服务产品的价格本质认定提供了新思路。对于服务，生搬硬套去分析它生产过程中耗费的抽象劳动，并无太大的实际意义。服务的价格决定机制在于市场对于服务的接受性，也即服务使用方认可的服务所能为其带来的直接使用和效率提升两方面的效能。服务的价格应是在大于生产成本的前提下，由需求者为实现目标的替代成本决定的。
六、结束语
服务活动是服务经济的基本单位，服务的基本范畴研究是服务经济研究的源头，准确理解服务的定义对研究服务经济发展运行的规律具有重要意义。对“无形性”、“不可分离性”、“所有权不可转让性”等特征的辨析，说明了服务的表象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改变，服务的基本范畴研究也应与时俱进。对服务的“动态性”、“价值决定的被动性”等特征的挖掘，改变过往“服务―商品、服务经济―商品经济”机械类比的研究办法，为服务经济研究从制造经济研究的培育中独立出来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服务效用概念的拓展为区分服务的正负效用、从分工角度研究服务经济的网络效能做好了铺垫，使得服务经济的效用研究不再单纯局限于特定服务本身。服务价值决定的被动性则为服务价值规律、服务的定价机制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为服务产品的价格波动分析、政府的公共服务定价等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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