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辈们为我们走出了一条笔直的大道，我们不仅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而且要在实践的过程中找到一种更有效的落实方法，使我们的学生在古诗文经典诵读中更快、更有效地记住经典，刻在心间，成为他们一生的灵魂伴侣。
诵读经典，我采用范读，让学生读准；采用学生自由朗读，让学生读顺；采用点读，帮学生读懂；采用品读，让学生读出味来。然而课堂上的时间毕竟是有限的，而要在课堂上将小学生必背七十首古诗文全部品读完，并刻在学生心间，成为学生的灵魂伴侣，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只有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诵读之路，才能将经典诵读落实，才能使经典成为学生一生的灵魂伴侣。
脑海中突然蹦出“考级”的念头，对，“考级”！学生都有极强的好胜心，“考级”更能激发学生的诵读兴趣。
我跟学生们共同商量了一套具体的古诗考级方案：1.考级共分为五级。一级能够熟练背诵50篇古诗文，二级能够熟练背诵古诗文100篇，三级能够熟练背诵古诗文200篇，四级能够背诵古诗文200篇的基础上，并能背诵20篇经典现代文，五级达标的标准是能够熟练背诵所有要求的经典背诵篇目。2.落实检查时间。古诗文集体诵读的时间是每节语文课前的两分钟和语文活动课上的十分钟。3.落实检查方式。（1）将全班分成10个小组，每小组6人，设一组长，组长督促本组学生，落实另外小组的考级；（2）设考级班长一名，职责落实每小组组长的考级，并统计汇总每周各小组考级情况；（3）老师抽查各小组考级情况，并通过考级班长的汇总掌握全班同学考级情况。4.奖励机制。（1）在教室的光荣榜上设立五级晋升榜。一级为士兵，二级为尉官，三级为校官，四级为将官，五级为元帅，每两天更换一次晋升榜。（2）每周一次总结会，总结表扬考级晋升快的。（3）首批晋升少将的，班级将为他们开一次表彰会，现场颁发将官荣誉证书。（4）学期终了，为所有晋升元帅的开一次表彰大会，不仅颁发元帅证书，而且给予物质奖励。
为了更好地落实古诗的考级，激发考级热情，我宣布首先达到一级的10名“士兵”担任5个小组的组长，并授予“古诗考级小助手”称号，这一举措激发了学生的考级劲头，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崔梦洁、马海萍、李高明、任心怡、王艳、刘堂柱、李旭、王宇、王宏伟、10名同学首先通过了一级考核，我在周一的班会上郑重地任命首先达一级的“刘堂柱、崔梦洁、任心怡、马海萍、王艳”5名同学为考级小组组长，授予“古诗考级小助手”称号，然后我走到班级光荣榜前，亲手将这10名同学的照片贴在一级士兵榜中。这时我听到学生不由自主地鼓掌，我知道学生考级的热情被点燃了。仅用了两周的时间，全班学生都通过了一级达标，一个月全班同学通过了二级考级，两个月全班学生通过了三级考级。在这两个月中为了让同学们对已背的古诗有更深的理解，为了让已经通过四级考级的“将官”尽快地晋升到“元帅”，为了激励学生的考级热情，我给首先通过“将官”考级的崔梦洁、马海萍、李高明、任心怡、王艳、刘堂柱布置任务，即通过工具书、网络查阅古诗的主要字词含义与句意，利用语文课前的5分钟轮流向同学们介绍古诗。为了给更多的同学提供锻炼的机会，我有时让还没有通过“将官”考级的“校官”也参与到古诗资料的查阅，对古诗的解释理解进行补充，这样班里的每个同学的积极性都被充分地调动起来了。
经过实践，我在班里施行的古诗考级制还是比较成功的。目前（古诗考级方案实施两个月多）班里已经有5名同学达到了5级标准，有20名同学达4级标，其他同学都达3级标。
课程改革轰轰烈烈地进行了许多年，为什么选修课教学没有出现让人耳目一新的局面？为什么语文教师在教学选修课时还要篇篇精讲而不愿进行专题教学？在经过调查分析后，我们找到了两个原因：一是选修课教材虽然在编排上异于传统教材和必修教材，这些文本也足够经典，但依然是文选式的。这种文选式架构，与教师在必修课教学中形成的固有的教学模式不谋而合，教师自然也保持着因循旧有模式的巨大惯性，特别是当选修课教学由理想走向现实后，老师们在观望和迷惘中，渐渐失去了革新的冲动。二是选修教材编写本身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让教师无所适从。如《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诗歌部分的三个专题，它们本身并不能完全孤立，欣赏一首诗歌要“知人论世”，也要“置身诗境”，还要“因声求气”，这三种鉴赏方法并不能断然隔开，按哪一种主题进行专题教学都会顾此失彼。而散文部分也存在着“示例”不够典型及选文与专题主题不匹配的问题，前者如第四专题所选的陆游作品《过小孤山大孤山》，无论是在中国古代散文中，还是在陆游的作品中，这篇作品都缺少代表性，因而也难以承担“示例”的作用；后者如第五专题所选的苏洵作品《六国论》及欧阳修的《伶官传序》，这两篇文章是史论文中的典范，形制规整，把它们列入“散而不乱”这个专题中显然让教师们摸不着头脑。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教学实际中，很多教师对于选修课一直抱有不敢放手的想法，宁愿求全求深，唯恐挂万漏一。其实，选修课自有其特点，选修课与必修课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它的自主性、灵活性远远地超过了后者。选修课在教学内容的取舍、教学形式的呈现以及难度深度的把握上教师是有自的。教师可以综合考虑教情学情等要素，科学而富有实效地将教学内容重新整合，突出重点，去除枝蔓，连缀成线，以使教学思路更清晰，学生视野更开阔。
下面笔者结合教学《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时的一些做法，谈谈如何对这一模块进行专题重构。
《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是人教版的选修模块之一，编者从高中生实际水平出发，按不同的鉴赏角度、鉴赏方法设置六个专题，且诗文分列：诗歌部分三个专题，依次是“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置身诗境、缘景明情”、“因声求气、涵咏诗韵”；散文部分也是三个专题，分别是“创造形象、诗文有别”、“散而不乱、气脉中贯”、“文无定格，贵在鲜活”。这种以文本中客观存在的、规律性的知识或方法为标准建构的专题，不仅切合高中生的欣赏需要，而且能从几个基本方面充分体现诗歌散文两种文体的各自特点。但确如前文提到的那样，教材编写是存在着一些问题的，为最大限度地发挥教师的主观能动性，更好地进行系统性的专题教学，我们对这一模块进行了一系列的重构。
一是对与专题主题不契合的个别文本进行替换。如“以意逆志，知人论世”专题的“示例”《长恨歌》，该文主要是从讽喻的角度对诗人创作的意旨和作品的主题进行探讨，其他方面如白居易的生平事迹、诗歌创作的背景等均未作介绍，只是建议学生“根据作品本身和相关文献资料作出自己的理解”，而学生个性化的理解，既可以是歌颂李、杨爱情，也可以是讽喻当时李氏荒淫误国，还可以是爱情讽喻相结合，这种多义性使得对本文的鉴赏即使是介绍了创作背景，这种背景与诗歌的主题关系也不大，这种情形造成了专题目标“以意逆志，知人论世”方法在本诗鉴赏过程中的明显缺位。再如第五专题“散而不乱，气贯中脉”中的《六国论》，这篇文章第一段提出了总论点“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而后两个分论点紧跟上：“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接下来，第二段论证对应第一个分论点，第三段论证对应第二个分论点，该文论证非常严密，何来“散”呢？又怎么能作为“散而不乱”的代表？“示例”的作用是使学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如若教材的例子不足以全面概括单元学习的重点，教师则可以另选作品作为赏析示范，如白居易的《秦中吟》、欧阳修的《泷冈阡表》，用它们作为“知人论世”和“散而不乱”的“赏析示例”代替《长恨歌》、《六国论》则是很有示范性和典型性的。
二是对不太合理的专题进行整体重构。本模块第四专题“创造形象诗文有别”是需要进行重点改组的部分。《教师教学用书》在这一部分的“说明”中指出：中国古代诗歌散文都很重视形象，但二者的形象性又有差别。中国古代诗歌是一种高度凝练的艺术，常常有“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因而，诗歌的形象非常发达，象外之象、味外之旨需要仔细品味。中国古代散文相对于诗歌来说是一种比较舒展的艺术，句式散化，篇幅可长可短，表情达意不受格律限制，可以兴之所至，自由挥洒，因而散文中的“意”表达得更为明白显豁。按照这个说明及本专题的主题，这一专题的选文应该诗文对举，以进行对比赏析，但是教材却不是这样。从“赏析示例”的《过小孤山大孤山》到“自主赏析”中的《庖丁解牛》、《项羽之死》、《阿房宫赋》再到“推荐作品”的《西门豹治邺》、《大铁锤传》等，全是散文作品。那么，教学中无论是采用单篇形式还是专题形式，都无法让学生明白在“创造形象”方面“诗文”是“有别”的。为此，我们对这一专题的教学内容进行了必要的重组。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学生们在初中学过的散文，在简要分析后，把杜甫的《登岳阳楼》、《泊岳阳楼下》、《陪裴使君登岳阳楼》和李白的《与夏十二登岳阳楼》中的一两首拿来作为“赏析示例”对比阅读，使学生明白在描写岳阳楼方面诗歌散文在创造形象时是各有特点的，然后在自主赏析《项羽之死》时，引导学生把它与杜牧的《题乌江亭》、胡曾的《乌江》、王安石的《乌江亭》、李清照的《咏项羽》等一起来阅读；学习《阿房宫赋》时，把它和胡曾的《咏史・阿房宫》一起比较赏析。这样的重构不仅能突出“创造形象诗文有别”的主题，让学生明白“散文和诗歌虽然都具有形象性，但各有特点”，而且能发挥学生探究问题的热情，提高学生合作学习的能力。
三是打破原有专题甚至是教材的限制，依一定的标准选择相关篇目重构专题。主要是同类文本的共性阅读赏析或比较赏析，分析这些篇目的共性与个性。如按照同一体裁建构专题，在学习《项羽之死》时，把它和《西门豹治邺》、《大铁锤传》、《种树郭橐驼传》组合成人物传记专题；按照同一题材建构专题，在学习孟浩然《夜归鹿门歌》时，把它和谢灵运及王维、韦应物、储光羲、常建、李白、杜甫等人同类诗歌集于一处，形成“山水田园诗赏析”专题；按照表现手法建构专题，在学白《越中览古》时，把它和其本人的《苏台览古》、刘禹锡《石头城》、韦庄《台城》、岑参《山房春事其二》合在一处形成“诗词中的对比技巧运用”专题；以流派或风格为标准建构专题，学清照的《一剪梅》时，把它和温庭筠《菩萨蛮》、李煜《虞美人》、周邦彦《苏幕遮》、姜夔《扬州慢》建构“婉约词欣赏”专题；以时间断代为标准建构专题，把陆游、辛弃疾、岳飞、陈亮等诗人的作品集结构成“南宋爱国诗词赏析”专题；以作家属地为标准建构专题，将欧阳修、王安石、曾巩、黄庭坚、杨万里等人的作品集在一起，形成“古代江西籍作家诗词赏析”专题；以某一作家个人的作品为主建构专题，学习杜甫的诗歌，我们选择杜甫的一些作品建构“沉郁顿挫――杜甫与杜诗”专题，当然也可以将不同作家的作品进行比较，如建构“李白与杜甫”、“苏辛豪放词”等专题。
《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这一选修教材精心选择了中国古代诗文发展的主要时期、重要流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集中编排，目的在于使学生在必修的基础上认识中国古代诗文的特征，掌握诗文鉴赏的基本规律，将已学过的作家作品贯穿起来，从整体上获得对古代诗歌散文发展流变的初步了解。欲达到上述目标，围绕专题主题的单篇精讲教学固然是不能完全摈弃的，但在选修课教学中如果一味墨守传统的教学方法又是教学惰性的表现。我们认为，在当前选修课教学不甚理想的背景下，教师应有专题意识和课程意识，并在继承必修课教学传统中促进选修课教学的发展，在守正中不断创新。当然，这种创新是以建构主义哲学作为基础的。建构主义认为，学习者以已有的经验为基础通过与外界的相互作用来获取、建构知识，这个过程包含着对原有经验的改造与重组。而另外一方面，选修课教材的设计是给教师和学生留有了改造与重组的余地的。《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的编者在“前言”、“致同学们”中分别指出：“文学作品是多种因素的复合体，教材在一些章节中列举一些作品，并不意味着这些作品只能从这一章节所提供的角度进行欣赏。在具体的阅读和理解运用中，完全可以引入另外一些角度，以获得对作品形象和情感的整体感知与把握。”“这套教科书只是提供了一些资源，几个平台，大家完全不必受此局限。”所以，我们在教学实践中要“充分发挥主动性，创造性地使用教科书和其他有关资料”，“增强课程资源意识，重视课程资源的利用和开发”，引导学生根据教学目标进行篇与篇的组合、单元专题的整合，由点入手，以点带面，步步扩展，纵横联系，使单篇课文成为专题乃至模块整体架构中的有机部分，以发挥整体效应，帮助学生通过这种联系获得对诗歌散文的更深刻的认识，从而增强教学的有效性，使学生获得多方面的提高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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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妍.人教版《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教学构想及实施建议.中学语文教学参考，2008（5）.
[3]张妍，龙胜祖.选修不是全修.中学语文教学参考，2009（8）.
[4]吴俊.走出语文选修课程教学的误区中学语文教学参考，2009（12）.
【关键词】曹植；诗歌；意象；少年；理想
建安时期是中国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乐府诗逐渐转变为文人诗，诗由外在的言事而转入对诗人心灵的展示。曹植作为建安时期杰出的文学家，其创作尤以五言诗为著名，“五言自汉迄魏，得思王始称大成”（李重华《贞一斋诗话》）。古人对曹植的诗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钟嵘的《诗品》更是对曹植极为推崇，称誉“植诗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曹植的诗歌擅用意象表达内心丰富的情感，这也是古代文人常用的诗赋创作方法，曹植兼笼前人之美，结合自身的思想阅历，形成了柔情丽质又兼有肝肠气骨的诗歌风格，开拓了诗歌的意境，形成了独特的个人意象群。曹植诗歌中的意象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人物意象，如“少年”、“美女”、“怨妇”、“仙人”等；另一类是物象，如“飞鸟”、“转蓬”等。诗歌中的意象可以被看做是诗人人格精神的物化，本文试就曹植诗中“少年”的意象进行分析，发掘诗人的自我形象以及寄托于诗歌中的精神理想。
一、乐极衷情来的京洛少年
《名都篇》是曹植早期（公元二一九年以前）的诗歌作品，此时期是曹植一生生活最为优裕的时期。上乘父母的宠爱，下有亲好的游从，虽然曹丕被立为太子，曹植不无失意，但是毕竟骨肉无恙，知交如故。所以曹植这一时期的作品多叙酣宴戏乐之事，《名都篇》就颇具代表性：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宝剑值千金，被服丽且鲜，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问。驰骋未能半，双兔过我前。揽弓捷鸣镝，长驱上南山。左挽因右发，一纵两禽连。馀巧未及展，仰手接飞鸢。观者咸称善，众工归我妍。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脍鲤臇胎鰕，炮鳖炙熊蹯。鸣俦啸匹侣，列坐竟长筵，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
后人大多数认为此诗是诗人早期贵族享乐生活的写照，这类叙酣宴戏乐之事的诗歌确实给人以“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邀游”的印象。郭茂倩则认为“名都者，邯郸临淄之类。刺时人骑射之妙，游骋之乐，而无忧国之心也”，郭茂倩虽看到了篇章外的箴规讽谕之意，却仍忽视了乐极背后的哀情。奢侈享乐的贵族生活带给曹植的并不都是欢乐，还有欢乐背后更深刻的悲凉。吴淇认为《名都篇》写驰骋，写宴饮，“只是牢骚抑郁，借以消遣岁月一片雄心无有泄处。其自效之意，可谓深切著明矣”。曹植此时虽得享华服美酒、知交欢宴，心中却忧思曲终人散、时不再来。“按子建黄初元年即被遣就国，此当系建安中居京师所作。结云清晨来还，则盘游无已可见，却含而不露。信如陈胤倩云‘万端感慨，皆在言外’”。
二、幽并游侠儿的英雄少年
曹植早期的言志诗以《白马篇》为代表，云：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桔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边城多警急，胡虏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白马篇》是乐府诗，此诗题是赞颂英雄侠士的。《白马篇》塑造了一个有精绝的武艺且兼有为国献身的美德的“幽并游侠儿”。诗人从外在美和内在美两个角度诠释了这一武艺精绝、忠心报国的白马英雄形象。这位英雄经征战而“扬声沙漠垂”，长期不懈地刻苦勤练，他的武艺已极为精深，“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更难得的是，为了解除国家的灾难，他能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曹植不是直接说自己“甘心赴国忧”，而是把他的激情壮志，凝聚在更完美的白马游侠身上，尽情歌颂他，倾其才力来塑造这个有血有肉的高大形象，从而寄托自己沙场杀敌渴望为国立功的壮志雄心。有学者认为《白马篇》中游侠儿的形象是曹植的“自我写照”，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但并不贴切。如果说此少年的形象是曹植理想人格的化身就更为精确一些。它包含了曹植对建功立业的追求，这与曹植生活于汉末动乱时期“生乎乱，长乎军”的经历有关，更是体现出他对从小接受的儒家文化对人生价值给予积极肯定的人生“三不朽”之“立功”的不懈追求。《名都篇》和《白马篇》这两首诗“恰恰表现了曹植人格的两级，《名都篇》中豪华放诞的‘京洛少年’，是子建的‘本我’，《白马篇》中捐躯为国，视死如归的‘幽并游侠儿’，是子建的‘超我’。此两级的融汇、交壤变生成了早期子建之‘自我’”。
三、利剑不在掌的无奈少年
魏文帝自被立太子时就对曹植深有忌讳，因为魏武帝尚在，隐而未发。所以一当即位，便想法设法要杀掉曹植，诛杀曹植的党羽，使其失去左膀右臂。基于环境的突变，曹植的诗歌内容和情调也大异于前，写法上往往索物寄情，引类譬喻，所以常有言外之意。“友失之痛”是曹植中后期（公元二二零年至二三二年）诗歌中常反映的情感，《三国志·魏书·陈思王传》云：“文帝即王位，诛丁仪、丁虞并其男口”，眼看昔日挚友被诛，还是为自己所累，曹植只能通过诗歌来排遣心中的痛苦。《野田黄雀行》云：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不见篱问雀，见鹞自投罗。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中古文人诗兴起以后，由于对诗歌特质的理解的偏差，出现一种语意繁复的壅塞现象，妨害纯净的诗境的形成。从南朝至唐对此现象的清除过程，也就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为高度自觉的艺术创造的过程。以语言浅显、意境明净、韵味悠长为特色的盛唐诗歌便以此为前提而产生。
【关键词】南朝至唐代/诗歌艺术/壅塞现象/诗境的构成/创作与阅读
南朝诗歌在中国诗史上的意义，近些年来逐渐得到较多的肯定。在追求“新变”的时代风尚下，南朝诗人作出了各格各样的尝试，从而为诗歌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其成败得失中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也成为唐诗在艺术上的大幅跃升的基础。但由于将唐诗的成就放在与南朝诗歌相对立的地位上加以描述的态度由来已久，迄今对自南朝至唐代诗歌艺术发展具体过程的研究并不能说是充分的。本文即试图就其中的一个问题稍作探讨。
一
关于本文的论题，首先想提出两个有趣的例子。
一是谢灵运的《登庐山绝顶望诸峤》诗。此篇《艺文类聚》所录为如下六句：
积峡忽复启，平涂俄已闭。峰峦有合沓，往来无踪辙。昼夜蔽日月，冬夏共霜雪。
这实际是类书中常见的片断摘录，但明人钟惺、谭元春编选的《诗归》却作为完篇来看，并对其篇制短小的特点大加赞赏。对此，同时代的周婴在其《卮林》卷七“诠钟”一节中给予了辛辣的讥刺：
《诗归》载谢灵运《登庐山绝顶望诸峤》诗云……。钟云：六句质奥，是一短记。谭云：他人数十句写来，必不能如此朴妙。又云：如此大题目，肯作三韵，立想不善。诠曰：江淹《杂体诗》注（按指《文选》注）引谢《登庐山诗》曰：山行非前期，弥远不能辍。但欲淹昏旦，遂复经盈缺。盖即是篇发端也。不经昭明所选，代久篇残，何知“霜雪”后更无数十句乎？耳目难遍，胸臆易生，亦论古今之一大病也。又康乐游览诗绝无寂寥数语者，读其集自得之。[1]
此篇残文，《北堂书钞》尚另存“扪壁窥龙池，攀枝瞰乳穴”二句，在“积峡”句前。逯钦立氏《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录，即是以上几个部分的合并。
钟、谭所论，从学问上说固未免轻率荒疏，但就诗歌鉴赏而言，人们或许不难发现：他们误认作完篇的片断，确实可以视为一首不错的短诗；尤其是，如将现存的另六句加在前面，诗不是变得更好，反而变得更糟了。如周婴所说为“是篇发端”的四句，只是作者对其游览经历的一个交代，实无诗意可言。
另一例是东晋释子帛道猷的《陵峰采药》诗，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五《道壹传》所录如下：
连峰数千里，修林带平津。云过远山翳，风至梗荒榛。茅茨隐不见，鸡鸣知有人。闲步践其径。处处见遗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
逯钦立氏《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收录的也就是这一种。其实据宋孔延之的《会稽掇英总集》和张淏的《会稽续志》，这诗后面还有四句：
开此无事迹，以待竦俗宾。长啸自林际，归此保天真。
而白居易《沃洲山禅院记》（沃洲山是道猷栖居之处，在今浙江新昌）中提及这首诗，却仅有四句：
连峰数千里，修林带平津。茅茨隐不见，鸡鸣知有人。
又宋施宿等《嘉泰会稽志》所载与之相同，唯“千里”作“十里”。明杨慎《丹铅总录》评述说：“此四句古今绝唱也，有石刻在沃洲岩。按《弘明集》亦载此诗，本八句，其后四句不称（笔者案，《弘明集》实未载此诗，杨氏盖误记）。独刻此四句，道猷自删之耶，抑别有人定之耶？”
杨慎疑四句的一种或出于帛道猷本人删改，是无根据的臆测；套用周婴的说法，晋代文人也没有这样写诗的。至于改定者是白居易还是之前另有其人，则不可知。但经此一改，诗显然有了一种“唐韵”；称之为“古今绝唱”或觉夸张，置于晋、宋时期，却实是难得的佳构。
诗当然不是说短的总比长的好。但上述二例却明白地揭示出：某些在诗人看来是必要的表达。却使诗意受到了破坏；从较为完美的结构来看，那些表述是多余的。这里存在着一种我称之为“壅塞”的现象，它妨害诗意的纯净和意境的形成。而这种现象在晋宋诗中相当普遍，许多诗虽不是说像上述二例那样经过简单的删削就能发生显著的改变，但其毛病则属于同样性质。仍旧拿大诗人谢灵运来说，其名作《登池上楼》的开头，“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作渊沉。进德知所拙，退耕力不任。xùn＠②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整整八句，虽不乏修辞之美，意蕴却非常单薄，节奏也因而显得拖沓。清人汪师韩在《诗学纂闻》中专门列举了大谢诗中众多的“累句”、“鄙句”，不少与此有关。而从齐梁到盛唐诗歌的发展变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对这种“壅塞”现象的清除。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并不只是关于诗歌应如何写得简洁的问题。所谓“壅塞”现象的产生，大抵并非缘于诗人的才力上的欠缺，而是缘于他们对什么的诗才是真正的好诗——用理论化的语言说，即对诗的特质——的理解上存在着某种偏差；这种偏差又并非是个人性的，而是具体时代性的。追求诗的艺术特质，使诗更成为“诗”，这本身构成了一个文学史的过程。
二
建安以前的诗歌，以歌谣为主流，包括《古诗十九首》一类，实亦是类似歌谣的作品。这类诗歌抒发的感情是公众性的，不是有鲜明的个人特征。自建安文人诗兴起以后，情况开始改变，诗歌与诗人独特的人生经历发生密切的关联，诗人在这里更多地表达了其个人化的生活内容、思想与情感。上述变化使得中国古典诗歌艺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其内涵深化了，面貌也变得丰富多样；但我们所说的诗意壅塞的现象却也是与之相伴而生的。
歌谣大抵集中于情感的直接抒发，它或许常有稚拙、粗糙的成份，语言一般却是清浅明朗的。而文人诗由于作者多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并且以诗歌为表现此种素养的场所，其语言在转向精致、典雅、华丽的同时，每有繁复累赘的情形。大概而言，建安诗歌虽已渐超华美，但尚多歌谣气息，至晋宋诗中这一问题就变得突出了。名诗人中，像陆机、潘岳的“缀辞尤繁”（《文心雕龙·熔裁》）、“缛旨星稠，繁文绮合”（《宋书·谢灵运传论》），颜延之的“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南史》本传引鲍照语），谢灵运的“冗长”（萧纲《与湘东王书》）而“颇以繁富为累”（钟嵘《诗品》），可以代表总体的时尚。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可以说是由于文人对辞藻的耽迷和炫耀才学的心理。丰富而华美的语言，成了他们的精神性的装饰。
但所谓“繁复”、“冗长”不只是表现于藻饰。若以潘、陆、颜、谢这几位在《文选》中最受重视的晋宋诗人为代表，可以看到他们的诗作出现了大量的叙述与议论性的内容。无论是就自己的某一种人生经历、生活遭遇发表感慨（如潘岳的《河阳县作》之类），还是记一次游览的过程（如谢灵运众多的山水诗），都要依着事件、思绪或两者交杂的线索，从头到尾一一道来。像前面提及谢灵运《登庐山绝顶望诸峤》诗的开头，就是交代他怎样游庐山、游了多久。确实，谢灵运不会像钟惺他们误认的那样，凭空地从“积峡忽复启，平涂俄已闭”下笔，因为游庐山作为他生活中的一桩事件，那样写是不完整和不明不白的；也可以确信，这首诗正如周婴所推测的那样，不会在“昼夜蔽日月，冬夏共霜雪”结束，因为他还没首对这次游览作出具有思想性、哲理性的结论。我们再用一首完整的诗作例子：
江南倦历览，江北旷周旋。怀新道转迥，寻异景不延。乱流超孤屿，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想像昆山姿，缅邈区中缘。始信安期术，得尽养生年。（《登江中孤屿》）
谢灵运诗典型的形态便是如此，起因、过程、结论，都是不可缺少的。
上述以叙述和议论相结合的诗，形成一种非常明显的线型结构，它的中心线索便是作者本人的行动与感受。在这种诗里，我们时时感受到诗人的在场。换句话说，诗人充分地占据了诗歌的空间。再以前面提及的帛道猷《陵峰采药》诗为例，在开头“连峰数千里”以下写景的六句中，我们尚未强烈地意识到诗人的身影和意志的存在，从“闲步践其径，处处见遗薪”开始，他清楚地出现了；而到了“始知百代下”等末尾六句议论之笔，诗人最终彻底实现了他对诗歌空间的占有。
这里隐涵着更深的和更具有诗学意义的问题：当诗歌趋向个人化以后，诗人与他的作品到底构成什么样的关系？诗人对他的作品拥有多少权利？诗歌的艺术个性应该怎样理解？
诗是什么呢？如果诗只是诗人个人行动和思考的记录，它本不需要这种特殊的高度美化的语言形式；如果诗是一种为了表现情感而精心制作的艺术品，诗在写作时就隐涵了对阅读的期待并且一旦写出就不再属作者个人所有，那么诗人就不能够过度地占有诗歌的空间。
由于未能找到恰当的概念，我想把诗歌的空间称之为一种虚构性的公共空间也许是合适的。读者对一首诗歌感兴趣，是因为在它的特殊的语言形式中包含了能够激发我们自身情感的东西；凭借着对语言的感受能力和已有的生活经验，我们享有一首诗并在其虚想的空间中体会到具有无限可能性的生命的某一种状态。虽然一首诗被写出是基于作者的情感经历，但在阅读中它成为我们的经历；诗歌中必然包含着诗人所经历的某些生活事件的细节，但只有这种细节有益于诗境的构成时，它在诗中才有存在的价值；也许我们会因为对于诗的兴趣而关心作者，但终究谢灵运遭迁斥的牢骚或李白喝一次酒花了多少钱那是与我们无关的事情。所以，当诗人在诗中过度凸显其自身的存在、过度占有诗歌的空间时，就已造成了对阅读的排斥。正是那些不能引发读者的兴趣而仅与作者有关的叙述、仅属作者的议论，造成了诗歌的闭塞感，令诗境显得阻隔狭隘。所以像帛道猷那首诗，若以白居易所录四句成篇，就有可能成为或接近于“古今绝唱”；若以《高僧传》所载十句成篇，则已是稍含佳句的平常之作；若以《会稽掇英总集》所载的十四句成篇，那真是不可忍受。
至于说诗歌的艺术个性，那根本上是指诗人独特的创造性而言，它虽然跟诗人独特的人生经历有关，却并不是由于记录了这种经历而形成的。
美国著名美学家苏珊·朗格在《情感与形式》[2]一书中曾以韦应物的《赋得暮雨送李曹》诗作为例证来来阐发其符号学美学理论，但她的某些分析用在这里也是颇为合适的。原诗如下：
楚江微雨里，建业暮钟时。漠漠帆来重，冥冥鸟去迟。海门深不见，浦树远含滋。相送情无限，沾襟比散丝。
苏姗·朗格强调说，即使是从脱离了原来诗律的译文来看，“这也是一首诗，而不是关于李曹离去的报导。诗中所提及的事物，构成了一个全然主观的境况，而常识意义上的诸多事宜（疑当译为‘事项’）如友人所往、行程几何、何以成行以及偕谁而行等等，则被彻底芟除。洒落在江上、帆上和遮挡视线的树上的微雨，最后化作流淌的泪珠。”她说，其中一切都是“诗的因素”，“在整个诗歌中，没有不具情感价值的东西，也没有无助于明确而熟见的人类情境之幻象的东西。了解更多的情况，譬如实地了解所提及的地点，进一步考察李曹某人的生平及品格，或者注明诗的作者以及作诗的环境，对于形成那种幻象毫无裨益。这类补充只会以不相干的信息将描述生活的诗的意象弄得杂乱不堪。”
虽说苏珊·朗格似乎并不懂中文，但她对《赋得暮雨送李曹》一诗的诠释却是不错的。像这种带有纪实因素、社交功能的诗（它记录了一场实际发生的送别活动，并作为朋友间友谊的传达和纪念而促进了相互间的关系），在中国古诗中为数众多。但作为诗而言，它必须成为艺术的构造，必须避免以朗格所说的“不相干的信息”填塞在要求纯明的诗境里。当然，这是艺术上已高度成熟的唐诗，中国古典诗歌还要经过一段行程才能抵达这里。
三
从南朝到唐代，诗歌艺术最重要的发展就是不断探寻完美的表现形式，努力创造纯净明朗而又内蕴丰厚的诗境，就是更明确地把诗当作艺术品而不是当作向社会传达个人信息的凭借。人们在理性上的认识也许并没有那么清晰，但创作活动却有力地趋向于此。
与此相关的一个变化，首先表现于对诗歌语言的要求上。从沈约提出“文章当从三易”即易见事、易识字、易读诵（《颜氏家训·文章》），谢眺主张“好诗当圆美流转如弹丸”（《南史·王筠传》引），到萧绎以“吟咏风谣，流连哀思”为“文”的表征（《金楼子·立言》），萧子显将“言尚易了，文憎过意”、“不雅不俗，独中胸怀”作为理想的诗歌的条件（《南齐书·文学传论》），齐梁文人对晋宋诗歌过度趋向书面化的典雅繁褥的语言风尚作出了反拨。这方面的问题多年以前我和贺圣遂合作的《谢灵运之评价与梁代诗风演变》一文中曾有过论析[3]，兹不赘叙。须稍加说明的是，齐梁尤其梁代诗歌重新向歌谣汲取养分、向浅易流畅的语言风格靠拢，却也并非是回到歌谣的路子上，而是追求浅易而又精致、既不同于口语又不同于书面语的特殊的诗歌语言。这种追求经过后人的不断努力，其最终效果充分地展现于唐诗之中。
同时诗歌也在逐渐减少妨害诗境形成的过度的叙述与议论，并摆脱以作者实在的行动与思考为中心依次叙述和议论的线型结构。
议论的减少在写景诗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与谢灵运同时代的鲍照的诗中，已经很少有抽象哲理的阐发，有时虽用某种人生感慨作为诗的结束，也只是一发即收。像《行京口至竹里》诗，在描绘寒冬时节旅途景色和旅行生活的艰辛之后感慨说：“君子树令名，细人效命力。不见长河水，清浊俱不息？”其情绪完全是自然涌发后出，所以它可以给读者某种触动，却不会造成诗意的封闭。而在谢眺诗中，常常连这种明显的感慨也很少。据叶维廉《中国诗学》[4]介绍，日人网佑次在其《中国中世纪文学研究》一书中对南朝山水诗中描写与陈述句的比例作了一番统计，得出的结论是山水诗总体上趋向于纯粹的写景。其书一时未能找到，此处转录叶氏书所作的“抽样举例”，大体可见其概况：作者
诗
写景行数陈述行数
湛方生帆入南湖
4
6
谢灵运于南山往北山……16
6
鲍照
登庐山
16
4
谢
游东田
8
2
望三湖
6
2
沈约
游钟山之二全景
范云
之零陵郡次新亭全景
王融
江皋曲
全景
孔稚
游太平山
全景
吴均
山中杂诗
全景
山水诗转向纯粹的写景，并不一定意味着哲理内涵的消失，而只是取消了由作者强加给诗歌也是强加给读者的关于“意义”的限定；换句话说，这是对诗的闭塞状态的打开。优秀的诗人尽可以在纯粹的写景中直接通过意象的喻示，令读者自行寻获诗人未尝言说的哲理。到了盛唐时代，王维就成为这方面最杰出的代表。譬如《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声。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空山之中虚渺的人语之声，黄昏时候透过深林在青苔上暗淡的浮动着并且正在静静地消逝的阳光，引人渐渐沉潜到世界不可言说的幽深之处。
诗歌中抽象议论和解说的减少，其效果是显而易见的，而叙述的减少，其意义则容易被忽视。实际上，尽管诗歌大抵是因诗人的情感受具体生活事件的激发而写成，不能完全避免对事件的交代，但在抒情诗中夹杂大量关于自身行为的叙述，就会强行牵制读者的视线、思绪，妨碍他借诗激活自己的情感。其对诗境的破坏同样是严重的。像谢灵运《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的开头：“朝旦发阴崖，景落憩阴峰。舍舟眺回渚，停策倚茂松。侧径既究窕，环洲亦玲珑。俯视乔木杪，仰聆大壑淙……”这还是交杂着写景的纪游之作，但诗人一心要把自己的行动过程说清楚，我们的视线只能随着他的行动急促地转换，无法感受景物的氛围并展开想象，所以只能以比作者更匆忽的态度从那些语辞上滑过。正如前言，诗歌应该是公共空间，当作者的对之占有过度时，读者就会放弃它。
南朝在这方面带来显著变化的诗人应首数谢tiǎo＠③吧。他的诗总是将叙述的成分尽可能减少，而最佳的写法是将必要的叙述融化在景物描写中。像《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的开头：“江路西南永，归流东北骛。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至于《和王中丞闻琴》则是更纯粹的诗境，一切可有可无的说明与交代全都省略了：
凉风吹月露，圆景动清阴。蕙气入怀抱，闻君此夜琴。萧瑟满林听，轻鸣响涧音。无为澹容与，蹉跎江海心。
之后何逊诗也是沿着这方向发展的。他的《望新月示同羁》开头四句完全以写景代替叙述：“初宿长淮上，破境出云明。今夕千余里，双蛾映水生。”两个月夜，既各自为一美景，又在对比中暗示了时间的流失和旅程的漫长。唐代诗人对谢tiǎo＠③、何逊格外赞赏，正是因为他们在一些关键性的诗歌要素上为唐人开了先路。
至于诗歌结构的变化，律诗的形成也许是最好的说明。而一般谈到律诗形成的过程，常常只是由声律、平仄着眼，这其实是远远不够的。
众所周知，在永明声律说初兴之际，所谓“新体诗”是没有长短规定的，但渐渐地、自然而然地，格律诗向着八句为一首的篇制靠拢，到了梁代简文帝时间，五律的体制已基本定型[5]。在没有预先约定、也未有谁特别提倡的情况下，律诗以八句一首有什么根据呢？研究者提出过各种意见。但有一个道理是至为简单的：以南朝诗人普遍认可的各种要素的结合为准，八句一首的体制最能体现恰当和均衡的美感。依惯例，律诗的首尾两联为不对仗的散句，中二联为对偶句（当然有例外）；散句的一联，二句间形式关系松散而意思连贯，常常二句构成一个完整的长句；对偶的一联正相反，二句间形式关系密切而意思各自独立，各为一短句；散句和对偶句在传达和表现上各有所宜。这样的四联组成了在变化中求得均衡的完美整体。如果是六句一首，对偶句与散句的关系无论怎样都会失衡；如果是十句一首，将会出现三联对偶，而由于对偶句中联与联、句与句之间的意义联系不紧密，诗会显得松散。总之，律诗的文字格式极其精致，再加上严格的声律，遂成为高度形式化的诗型。
这和本文的论题是有关的。首先，一种高度形式化的诗型，在未被运用于写作之先就强烈地预告了诗作为精美的艺术品的性质，它对实用性的写作意图具有抵抗力；其次，在这种短小精致的诗型中，过度的叙述与议论不能被容纳；再次，它也自然而然地消解了过去诗歌中常见的诗意连绵承接而下的线型结构。在不能够任意延展而又需要表达丰富的生活与情感内容的情况下，诗人通常会在律诗的联与联之间、句与句之间采用跳跃式、并列式的连接。留下大量的空白，则需要读者依赖诗句的内在关系以及诗句所提供的暗示去想象。以何逊的《日夕出富阳浦口和朗公》为例：
客心愁日暮，徙倚空望归。山烟涵树色，江水映霞晖。独鹤凌空逝，双凫出浪飞。故乡千余里，兹夕寒无衣。
中间对仗的两联是并列的，它和首尾联之间情绪或者意义上的联系很不确定。在不同的读者那里，可以产生不同的感受。这一类诗的流行，当然会对改变人们对诗歌的理解，对清除诗歌的壅塞现象起到很大作用。
壅塞是由作者对诗歌本文的强烈占有欲造成的，那种情形下作者至少是不自觉地相信可以凭借愈多的语辞说出愈多的东西。而壅塞的消除则意味着诗歌更为自觉的艺术化过程，在这过程里诗人通过减少语辞来增加诗歌的空间。伊瑟尔认为作品的意义实是本文和读者相互作用的结果，是“被经验的结果”而非“被解释的客体”[6]，对抒情诗来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信的。
南朝诗人在上述各方面所要追求的目标到唐代才真正得到充分实现。在盛唐，出现了许多语言浅显、意境明净、韵味悠长的杰构，被举为“兴象玲珑”。但人们也不应忘记文学史上的重要演变是很长的过程。
四
需要说明的是，前面所作的论析是以短篇的抒情为主要对象的（这类诗也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最重要和最精致的部分）。就在格律诗兴起的同时，也发生了诗型的分化，不同的诗型各自分担起不同的功能。拿何逊的诗集来看，其中写得短小的一部分成为律诗的刍形，而另有一些较长的诗篇则保存着叙述和议论的成分。用后世的分类来看，这就是五律和五古的区别。而后来长篇的五古将纪事、写景、抒情、议论混融一体，又自有特色。不过，从南朝到唐代诗歌类型的分化及与之相应的功能的分化，是需要另做文章来说的问题，这里无法说下去了。
【参考文献】
[1]《丛书集成初编》本，四库本无此文.
[2]刘大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3]《复旦学报》1983年6期.
[4]三联书店，1992.
说熟悉,那是因为诗人笔下的吟咏对象是常见的,所抒发的情感也是“人人心中皆有的”。此诗集以其中的一首诗《父亲,父亲》命名,诗集共分七辑。第一辑《父亲》除收录作为诗集名的《父亲,父亲》之外,还有一首《父亲》。显然,歌颂父爱是这部诗集的核心。自古以来,写父亲、赞美父爱的诗篇,尽管不及写母亲、赞美母爱的诗作,却也为数不少。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写父亲、赞美父爱的诗,往往又是与写母亲、赞美母爱结合在一起的。在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便可找到不少歌咏父母之爱的诗篇和诗句。单独写父亲、赞美父爱的诗,在唐宋诗里也可找到一些,但为数不多;而在当代诗人的作品中单独写父亲、赞美父爱的诗则不少。无疑,写父亲、赞美父爱之诗作,在当今读者眼里、心中是再熟悉不过的了,然而,要咏之出新,又何其难也!
这本诗集中除吟咏父亲的诗作外,还有一些咏史诗、旅游诗。其中,咏史的对象,如儒家创始人孔子、唐代大诗人杜甫、金代著名诗人元好问等,读者早在史籍中,在孔子、杜甫、元好问的著作中与之会晤,与之相识;有关山西、浙江、大江南北等名胜古迹的旅游诗所吟咏的对象,如“雁门关”、“平遥古城”、“金华”、“九寨天堂”等,读者或许也曾造访过,对其景致并不陌生。读这类诗,读者自然觉得似曾相识,颇多亲切感。
如果黄亚洲的诗集《父亲,父亲》仅仅给读者熟悉之感,那就谈不上佳著,也就很难给人艺术美的享受。我们说,《父亲,父亲》的精妙之处,就在于它给人熟悉感,而给人更深刻印象的则是其陌生化――
构思的陌生化。我们读《父亲,父亲》中的诗,无论是第一辑《父亲》中的写父亲、赞美父爱之诗,还是第二辑《生肖》中的《关于我的生肖》等诗,第三辑《生活,我为你如此感动》中的写爱情、友情的诗作,抑或是其它几辑中的咏史诗、旅游诗,都构思巧妙,与众不同。如《陶唐峪所思》一诗,首先,以“我可以想见”开篇,并通过“还可以想见”,“我甚至可以想见”等诗行分别统领下文,想象当年尧在溪边洗脚,思索如何决定将两个女儿嫁给舜,尧“是在把双脚抽出流水的那一瞬间/悟出山溪与时俱进的道理的”,并付诸实施,“于是他用方言大笑起来/他把自己,连同两个女儿/一齐交了出去”;继而,想象尧的两个女儿在几十年后“成了湘江的神”,“她们也是通过流水的方式走入了人心”;最后,则写“湖南那个地方是出领袖的”,这是事实,不需要过多想象的,但诗人“惟一不能想见的是/湖南出身的领袖们/在思考湘江之神及其伟大的父亲之时/抽着一根什么牌子的烟/以及那根烟/是怎么在一块歌唱着的鹅卵石上/揿熄的”。此诗,由“我可以想见”写到“我惟一不能想见的是”,对照强烈,并以作为父亲的“尧”、“流水的方式走入了人心”为贯穿全诗的红线,既有对父亲形象的拓展与升华,又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发人深思。如此构思,你能说给人的感觉不是陌生化的奇异吗?
摘要：本文通过对《荀子》一书引用《诗经》民歌的材料疏理，针对其中篇目引用《诗经》文学句式，阐释其运用价值，说明荀子对先秦文学资料的有效保存和运用的一分功劳。
荀子是先秦诸子中最后一位大师，也是学术上成就卓越的一位大家。荀子，名况，战国末期赵人，时人尊称为荀卿，又名孙卿。其生卒之年，无从考定，大约活动于公元前298-前238之间。生于赵，游学于齐、秦，仕于楚，为兰陵令。公元前238年，楚杀春申君而荀卿废，终老于兰陵。其一生行事与孔、孟相类：始则讲学，继而周游、出仕，终则著书。
荀况被称为是继孟子之后的一位儒家大师，《韩非子·显学》把他列为孔子之后儒家八派之一，亦被学人称为先秦时期一位集大成的思想家。正因为是集大成，故在其著述中不时吸收前代学者、思想家的思想素养，以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对《诗经》《书》《春秋》（左传）《论语》《易》等典籍材料，是左右逢源，随手拈来，运用自如，从而形成通才之文博大精深、学者之文严谨周详、老者之文老练淳厚的特点。
一、荀子对《诗经》民歌的引用情况
荀况的著作《荀子》，现存32篇，笔者对《荀子》篇中的《诗经》民歌的引用做些疏理，以此为证。比较众家的征引《诗三百》，荀子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癖好。现将引用《诗经》情况摘要证之。
诗曰：嗟尔君子，无恒安息。靖恭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诗·小雅·小旻》）
诗曰：尸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诗·曹风·鸤鸠》）
诗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诗·小雅·采菽》）
——《劝学篇》
诗曰：翕翕呰呰，亦孔之哀。谋之其臧，则具是违。谋之不臧，则具是依。（《诗·小雅·小旻》）
诗曰：礼仪卒度，笑语卒获。（《诗·小雅．楚茨》）
诗曰：不识不知，颠帝之则。（《诗·大雅．皇矣》）
——《修身篇》
诗曰：物其有矣，唯其时矣。（《诗·小雅·鱼丽》）
诗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诗·大雅·抑》）
诗曰：左之右之，君子宜之。右之左之，君子有之。（《诗·小雅·裳裳者华》）
——《不苟篇》
诗曰：受小共大共，为下国骏蒙。（《诗·商颂·长发》）
——《荣辱篇》
诗曰：雨雪湾湾，宴然聿消。莫肯下隧，式居屡骄．（《诗·小雅·角弓》）
诗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诗·大雅·常武》）
——《非相篇》
诗曰：匪上帝不时，殷不用旧。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听，大命以倾。（《诗·大雅·荡》）
诗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诗·大雅·抑》）
——《非十二子篇》
诗曰：媚兹一人，应侯顺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诗·大雅·下武》)
——《仲尼篇》
诗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诗·大雅·文王有声》）
诗曰：为鬼为蜮，则不可得。有靦面目，视人罔极。作此好歌，以极反侧。（《诗·小雅·何人斯》）
诗曰：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诗·小雅·鹤鸣》）
诗曰：民之无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让，至于已斯亡。（《诗·小雅·角弓》）
诗曰：平平左右，亦是率从。（《诗·小雅·采菽》）
诗曰：维此良人，弗求弗迪。是顾是复。民之贪乱，宁为荼毒。（《诗·大雅·桑柔》）
——《儒效篇》
诗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诗·周颂·天作》）
——《王制篇》
诗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亹亹我王，纲纪四方。（《诗·大雅·棫朴》）
诗曰：无言不雠，无德不报。（《诗·大雅·抑》）
诗曰：我任我辇，我车我牛，我行既集，盖云归哉。（《诗·小雅·黍苗》）
诗曰：钟鼓喤喤，管謦玱玱，降福穰穰，降福简简。威仪反反，既醉既饱，福禄来反。（《诗·周颂·执竞》）
诗曰：天方荐瘥，丧乱弘多。民言无嘉，憯莫惩嗟。（《诗·小雅·节南山》）
诗曰：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诗·曹风·鸤鸠》）
——《富国篇》
诗曰：如霜雪之将将，如日月之光明，为之则存，不为则亡。（《诗》逸诗）
诗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诗·大雅·文王有声》）
——《王霸篇》
诗曰：王犹允塞，徐方既来。（《诗·大雅·常武》）
诗曰：介人维藩，大师为垣。（《诗·大雅·板》）
诗曰：温温恭人，维德之基。（《诗·大雅·抑》）
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诗·大雅·文王》）
——《君道篇》
诗曰：国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诗》逸诗）
诗曰：不敢暴虎，不敢冯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小雅．小旻》）
诗曰：不僭不贼，鲜不为则。（《诗·大雅·抑》）
诗曰：受小球大球，为下国缀旒。（《诗·商颂·长发》）
——《臣道篇》
诗曰：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诗·大雅·民劳》）
诗曰：无言不雠，无德不报。（《诗．大雅·抑》）
——《致士篇》
诗曰：武王载发，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遏。（《诗·商颂·长发》）
诗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诗·大雅·文王有声》）
诗曰：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诗·曹风·鸤鸠》）
诗曰：王犹允塞，徐方既来。（《诗·大雅·常武》）——《议兵篇》
诗曰：介人维藩，大师维垣。（《诗·大雅·板》）
诗曰：德輶如毛，民鲜克举之。（《诗·大雅·烝民》)
——《强国篇》
诗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诗·周颂·天作》）
诗曰：礼义之不愆，何恤人之言兮。（《诗》逸诗）
——《天论篇》
诗曰：明明在下。（《诗·大雅·大明》）
诗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遝背憎，职竞由人。（《诗·小雅·十月之交》）
——《正论篇》
诗曰：礼仪卒度，笑语卒获。（《诗·小雅·楚茨》）
诗曰：怀柔百神，及河乔岳。（《诗·周颂·时迈》）
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诗·大雅·泂酌》）
——《礼论篇》
诗曰：凤凰秋秋，其翼若干，其声若萧，有风有凰，乐帝之心。（《诗》逸诗）
诗曰：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诗·周南·卷耳》）
诗曰：墨以为明，狐狸而苍。（《诗》逸诗）
诗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诗·大雅·明明》）
——《解蔽篇》
诗曰：颙颙卬卬，如圭如璋，令闻令望。岂弟君子，四方为纲。（《诗·大雅·卷阿》）
诗曰：长夜漫漫兮，永思骞兮。大古之不慢兮，礼义之不愆兮，何恤人之不言兮。（《诗》逸诗）
诗曰：为鬼为蜮，则不可得。有靦面目，视人罔极。作此好歌，以极反侧。（《诗·小雅·何人斯》）
——《正名篇》
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
诗曰：百川沸腾，山冢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诗·小雅·十月之交》）
诗曰：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诗·曹风．鸤鸠》）
——《君子篇》
诗曰：颠之倒之，自公召之。（《诗·国风·东方未明》）
诗曰：我出我舆，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谓我来矣。（《诗·小雅·出车》）
诗曰：物其指矣，唯其偕矣。（《诗·小雅·鱼丽》）
诗曰：饮之食之，教之诲之。（《诗·小雅·绵蛮》）
诗曰：我言维服，勿用为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诗·大雅·板》）
诗曰：温恭朝夕，执事有恪。（《诗·商颂·那》）
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诗·大雅·既醉》）
诗曰：朋友攸摄，摄以威仪。（《诗·大雅·既醉》）
诗曰：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诗·豳风·七月》）
诗曰：如切如蹉，如琢如磨。（《诗·卫风·淇奥》）
诗曰：无将大车，维尘冥冥。（《诗·小雅·无将大车》）
——《大略篇》
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诗·邶风·柏舟》）
诗曰：尹氏大师，维周之氐，秉国之均，四方是维。天子是庳，卑民不迷。（《诗·小雅·节南山》）
诗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眷焉顾之，潸然出涕。（《诗·小雅·大东》）
诗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远，曷云能来。（《诗·邶风·雄雉》）
——《宥坐篇》
诗曰：孝子不匮。（《诗·大雅·既醉》）
——《子道篇》
诗曰：涓涓源水，不壅不塞。毂已破碎，乃大其辐。事已败矣，乃重大息。（《诗》逸诗）
诗曰：言念君子，温如其玉。（《诗·秦风·小戎》）
——《法行篇》
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诗·大雅·烝民》）
——《尧问篇》
二、荀子对《诗经》民歌的引用价值
由此统计可知，荀子对先秦《诗经》民歌可谓烂熟于心，随手拈来，为我所用。在现存荀子哲理散文的32篇中，除《哀公》《性恶》《乐论》等少数篇章未直接引用《诗经》诗句外，几乎篇篇都引诗，少则一条，多则三五条，《大略》竟引用了十一条，其中还保留了五六条“逸诗”(逸诗是指不见于现行的《诗经》中的诗句)，这在先秦诸子百家运用《诗经》民歌中，是绝无仅有的，这对《诗经》民歌的流传和保存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诗经》305篇，其中绝大多数来自民间，是当时黄河中下游及江汉流域的民间歌谣，它反映了周代初年至春秋中叶的现实生活。虽经过周王朝各代王宫、乐师加工修订，孔子也做过一番“正乐”类的整理，但文学史上普遍认为它仍保留了原始民歌风貌，从一定意义上讲它仍属通俗文学范畴。自孔子对其弟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至战国时代“赋诗言志”成了国家使节、文人策士普遍采用的一种言语方式，这对《诗经》的流传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家学派之学习和运用民歌，其根本目的在于将人们的思想纳入《周礼》“以六德为本”的范围，侧重点在重视文学的教化作用，在文化审美导向上也强调抑邪扶正；但在客观上，他们相当重视属于俗文学的教化作用。
孔子曾在《论语·八佾》中赞扬“《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对“郑卫之声”虽有批评，却并不删除郑风、卫风之诗，他自卫返鲁从事于正乐，仍很重视歌乐中的风诗，只是把俗文学、雅文学中的文词尽量纳入抑邪扶正的路子上来而已。
孟子在雅、俗文学关系上说得更为明白。《孟子·梁惠王》将乐分为“世俗之乐”与“先王之乐”，而主张“与民同乐”，把俗、雅文学艺术之别与王朝统治是否得到继承联系起来。
《荀子·乐论》强调移风易俗要导之以礼乐，强调要使人多听雅颂之声，他说：“听其《雅》《颂》之声，而志意得广焉，执其干戚，习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而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焉。”所以先王制《雅》《颂》以“感动其善心”。虽然荀子之对于《诗经》，更偏爱《雅》《颂》之章，而对《郑风》《卫风》之音有些批评，即“郑卫之音，使人心淫”，但并不否认其重视俗文学的基本态度。
同时，荀子在《荀子》哲理散文大量地引用《诗经》的文句，一方面作为自己立论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也学习《诗经》民歌的语言形式，从而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笔者认为荀子散文句式整齐，喜用比喻、多用排比等特点，这与《诗经》四言为主的句式及比兴手法亦有很大的关系。另外，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诗经》得以复出流传，也应有荀子对先秦通俗文学资料的有效保存和运用的一分功劳。
参考文献：
[1]章诗同：《荀子简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