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再度公告，下调金融机构一年期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各1.08个百分点。同时，下调中央银行再贷款、再贴现利率。刘伟认为：“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扩大总量需求
此次降息为央行年内以来的第4次降息，也是央行11年以来一年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和的最大降幅，下调幅度是前几次“小步走”下调0.27个百分点的4倍。
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财政和货币，上半年采取了松紧搭配的结合。财政政策基本上在扩张，货币政策相对从紧。“伴随着通货膨胀得到相对控制，在经济衰退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防止衰退’成为宏观调控首要的政策目标。这要求紧缩的货币政策要转为扩张性的。即‘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次比较显著的降低双率就体现了这个转变的主张。”刘伟对《中国联合商报》记者分析。
“目前来看，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扩大内需上起到很大的作用！”刘伟肯定地说：“春天两会政府工作报告讲的是‘在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寻求某种平衡’。所以前段时间我们在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明确哪一个是首要目标，没有排序。现在看来是到了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1998年以前，中国经济多数是需求大于供给，所以采取紧缩。1997年政府工作报告讲的是整个九五计划货币适度紧缩保持不变。1998年6月之后中国经济过剩。到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讲：整个十五计划期间――积极的财政政策，即扩张性的经济政策保持不变。
“这次之前没有说最终需求是扩张还是紧缩，平衡就是兼顾了，可现在的形势是，反衰退是首要任务，扩大内需是当务之急，宽松的货币政策所起的扩大内需的作用应当是扩大总量需求！”
放大财政效果
“更重要的一点”，刘伟对《中国联合商报》记者强调，“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会使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效果放大！因为财政政策扩大需求，无论是目前的4万亿还是继续追加，都是政府支出。因为政府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毕竟有限，即使把所有财政补贴都投进去，对整个国民经济和总需求的拉动都是有限的。”
真正扩大内需实际上是要把企业、家庭的投资、消费需求动员起来。“企业主要是投资需求，家庭主要是消费需求，城市家庭既有投资需求也有消费需求，而企业和家庭的这些需求主要是靠货币政策来拉动的！”刘伟对《中国联合商报》记者表示，“票子一定要下去”，否则企业和家庭的购买力就会有问题，首先通过货币政策解决“票子”问题，扩大内需的财政效果才能真正体现出来。
转型期财政政策应是一个多目标的政策体系：转型期财政政策必须推动体制转型的进程；必须推动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同时必须维持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包括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体制转型对财政政策选择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推动体制转型是转型时期财政政策的目标之一；另一方面转型中的经济体制构成了影响财政政策作用发挥的持续变化的体制约束。
一、转型期调节经济稳定的财政政策选择
体制转型的顺利展开需要稳定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我国转型时期宏观经济波动的成因是复杂的，不能仅由成熟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周期性波动解释。转型时期的宏观经济波动与经济体制的改革及其进程有关，并且与经济发展的水平相关，呈现出阶段性。因此，我国转型时期宏观调控财政政策的选择也更为复杂。
一般而言，转型初期的经济波动，主要是经济衰退，与体制转变的进程有密切的联系。对激进转型而言，转型初期的经济大幅衰退几乎不可避免，这种大幅衰退是由经济体制的真空造成的。由于激进转型是经济体制（甚至包括政治体制）在短期内完全彻底重建，因此在利益结构和经济关系不确定的情况下，个体参与社会分工和资源分配的活动处于停滞状态。财政政策对此无能为力，因为财政关系本身也处在重建过程中。对于渐进转型而言，转型衰退或者可以避免，或者其程度有限，并且可以通过财政政策有效调节以恢复增长。针对这种衰退，财政政策应着眼于消除利益冲突，加速推进体制转变进程。在经历了转型初期的经济波动，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仍在进一步发展转变的情况下，因经济周期性波动而产生的经济衰退或经济过热开始成为财政政策作用的重点。在此情况下财政政策的调控目标是为体制转型的进一步推进以及经济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宏观环境。
（一）经济发展水平及体制转型进程对财政政策的制约
财政支出的扩张在中国是一个长期趋势,如何把握好扩张度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面对欧债危机、世界实体经济衰退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我国政府在2012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面对如何把握财政支出扩张“度”的难题,有必要从全局着眼,从政府政策手段综合平衡协调的角度去考虑财政支出扩张性。财政支出扩张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考虑货币政策手段运用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认识货币手段的主观目标和客观效应对财政支出扩张的影响程度,并基于此,来把握财政支出扩张度。
二财政政策不是孤立的,应与货币政策相互协调配合
由于我国本轮经济的收缩期与世界经济的收缩期叠加在一起,又由于金融危机的作用导致了收缩的时间延长和幅度加大。使得当前我国面临的经济问题既有短期性的,又有中长期性的;既有总量方面的,又有结构方面的。面对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及政策传导机制的局限性,很显然,只采用一项经济政策绝不可能实现目的,更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项经济政策都难以独立承担起推进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重任。同时,不同的经济政策,其目标和实施的措施、手段以及工具又是不同的,其政策效果也是不同的,甚至有可能存在着某些矛盾。在综合运用各项经济政策时,需要处理好这些可能存在的矛盾,使各项政策之间相互协调,才能够治理中国经济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达到既治标又治本,使中国经济运行实现良性循环的目的。
1.在储蓄动员方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扩张和货币供给扩张是有内在协调性的。财政支出扩张刺激需求,扩张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发债实现储蓄动员;二是向中央借款,转而投入实体经济,增加总需求。货币供给扩张刺激需求,扩张也有两个途径:一是增发基础货币,二是通过降低利率实现储蓄动员,增加派生货币。显然,从结构角度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有着此消彼长的关系。特别是在储蓄动员方面,在储蓄规模既定的条件下,两者的效应不可能同步、同等程度实现。同时启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者都在“争夺”储蓄资源,都有可能引起基础货币供给扩张。在增发货币方面,理论上讲,两者可以同等程度放大,但问题是谁也无法承受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因此,货币供给的扩张会对财政支出扩张客观上起到限制作用。贷款增长幅度反映的是间接融资的储蓄动员效应的放大程度。现在我国的储蓄动员由于股票市场低迷、严控企业发行,起主导作用且操作简便的就是银行信用扩张。对财政来说,贷款增长会压缩国债发行空间。对高利润追求的本性使得机构投资者不会过多持有国债,银行当然也乐于放款。所以,不能认为财政扩张支出时发行国债没有硬障碍。而且,货币供给扩张时,资本市场会被激活,大量资金会流入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另外,近年来我国居民资金来源结构已发生变化,消费信贷成为居民重大支出的资金来源。从今后趋势看,房价如果下调,购房者会借低利率之机介入房市,此时,房贷规模自然膨胀。这些因素,实际上都是储蓄动员,当然会压缩国债发行的空间,也会抬高国债发行成本。
因此,在全面启动增长上,货币政策显然有作用空间。货币政策的切入点是直接刺激市场投资需求,而市场主体积极性的强化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在货币供给扩张过程中,调低利率、放松贷款限制的直接效应是限制财政支出扩张。
2.财政政策具有结构特征,货币政策具有总量特征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能对总量和结构进行调节,但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强调资源配置的优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有结构特征。而货币政策的重点是调节社会需求总量,具有总量特征。只有财政和货币两种手段都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相互协调配合,才能把政府配置资源和市场配置资源结合起来,做到在有效刺激需求的同时兼顾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目标的实现。
财政政策通过变动收入和支出来调节经济结构。由于税负及支出规模的调整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财政分配关系,并受国家财力的限制。因此,财政赤字或结余都不能太大,这使得财政政策对需求总量调节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相反,财政政策对社会供求结构的调整作用要大得多。市场机制可实现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但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为了减少资源浪费,需要政府运用财政政策进行干预。财政政策对经济结构的调节主要表现在:通过扩大或减少对某行业的财政投入,来“鼓励”或“抑制”该行业的发展。即使在支出总量不变的条件下,政府也可通过差别税率和收入政策,直接对某行业进行“扶持”或“限制”,从而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和调节经济结构的效果。
货币政策扩张的优势在于既可充分调动存量货币,又可直接增发基础货币,这对投资和消费的扩张具有无可比拟的诱惑性。其本质上是把更多的储蓄吸收过来注入到实体经济,反过来又使货币供应量按乘数效应增加。从总需求扩张诱导的角度看,利率下调对投资主体和消费主体的吸引力最强。我国现行制度基本不允许实施财政贷款,财政对投资的支持,要么是无偿拨款,要么是贴息,但这两者资金额都比较小,而且不可能大幅扩张,因为财政支出主要是保公共产品供给。货币供给扩张恰好打消了人们对财政资金的期望。现在刺激总需求,从引导全社会投资和消费角度看,冲击力最大的还是货币供给扩张。但货币政策调节社会供求结构和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方面的作用相对有限。中央银行运用法定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利率、信贷规模、公开市场业务等各种工具来增加或减少货币供应量,从而达到调节社会总需求。可是,因为银行信贷资金是追求盈利的,其在带动资源配置方面要体现市场原则的基本要求,政府不能指望信贷资金能直接按照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投入预期收益率低的产业,特别是公共产品产业。如果真有银行信贷资金做到了这一点,则其背后往往有财政的支持。
为了更好地解决社会经济结构矛盾和总量矛盾,必须根据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目标的侧重点不同,要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财政政策直接作用于经济结构,间接作用于经济总量;货币政策直接作用于经济总量,间接作用于经济结构。
从财政政策调节看,对总供给的调节首先反映为社会经济结构的调节,如财政运用税收、贴息和投资政策,引导货币流向新兴产业和瓶颈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对总需求的调节主要通过扩大或缩小财政支出,以结构调节为前提,以刺激和抑制社会总需求。货币政策对社会总需求的调节主要是通过中央银行投放货币和再贷款等手段控制基础货币量,通过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等控制基础货币乘数,以有效控制社会总需求。同时,中央银行在控制社会总需求的基础上也会对社会经济结构产生一定的调节作用。
一般来说,运用财政政策启动经济较为直接、迅速,对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较为明显,往往起的立竿见影的效果,适用于公共性和难以取得直接回报的项目。货币政策需要通过商业银行以及整个金融体系间接作用于社会,其效果的显现通常存在着一定的时滞,适用于那些在比较短时间内能够得到直接回报的项目。同时,为提高国际竞争力所需的技术改造和为解决所需的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的发展,主要不能靠财政手段,而要更多地依靠信贷手段的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视其回报情况的不同,有的可用财政手段来启动
关于通货膨胀问题，西方经济学界研究它已有着较长的历史，但对通货膨胀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则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由于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西方国家普遍推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并以此来消除经济危机（或衰退）、或加速经济增长和实现充分就业。结果，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的推行，在对西方国家的经济起到一定作用的同时，却也使得推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的西方国家长期遭受通货膨胀的困扰，由此也就引起西方经济学家们纷纷致力于深入研究通货膨胀问题。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世界各国又普遍推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现在，美国采取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试图通过二次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使通货膨胀作用于经济而解救失业；而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在采取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后，经济快速复苏的同时也遭受了通货膨胀的侵扰，促使其积极治理通货膨胀。中美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两国政府对待通货膨胀的不同态度，不仅会关系到全球经济的复苏状况，还将使世界各国面对更加复杂的经济形势。因此，有必要对通货膨胀进行再研究，尤其是对其中的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再研究。
一、西方的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关系略论
要研究通货膨胀问题，首先就应该搞清楚何谓通货膨胀，这就必然需要经济学界确立一个能够被经济学家们普遍接受的通货膨胀定义。而在西方经济学界研究通货膨胀问题时，由于西方经济学家们对通货膨胀的成因有着不同的解释，因而西方经济学家们对于通货膨胀定义的表述也就各不相同。但无论是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们从价格着眼定义通货膨胀，还是以货币主义的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从货币着眼定义通货膨胀，其实他们都是将物价上涨（即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上升）定义为通货膨胀。西方经济学家们将物价上涨定义为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也就成为了物价上涨的代名词。现在世界各国都在走市场经济道路，西方经济学也就成为了世界各国经济实践的指导理论。那么，西方经济学中的通货膨胀理论，也就自然成为世界各国政府治理通货膨胀所决策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
而所谓通货膨胀，其原意是指货币供应量过度增加，即流通中的货币量太多了。造成流通中的货币量太多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财政赤字和银行信用的过度膨胀等，其结果使流通中太多的货币追求相对较少的商品（包括劳务），导致了商品的总需求超过总供给而拉动物价上涨。西方经济学家们将此种物价上涨称之为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而主要由工资、利润和进口产品价格上涨等因素引起生产成本的增加，迫使政府（或中央银行）为了维持经济增长率而增加货币供应量，造成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结果导致物价上涨。西方经济学家们将此种物价上涨称之为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可见，通货膨胀有主动性和被动性之分。而且西方经济学家们在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基础上，还进一步具体分析出其它类型的通货膨胀，如结构型通货膨胀、混合型通货膨胀等。
当然，季节性、自然灾害等的短期性、偶然性的物价上涨，西方经济学家们并不认为此种物价上涨是通货膨胀。因为此种物价上涨并非是由通货膨胀造成的，通过变动货币供应量对物价的上涨并不能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但是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上升，西方经济学家们则认为其必定是由货币供应量过度增加所致，因而它是一种通货膨胀现象。因此，虽然西方经济学家们在对通货膨胀定义的表述上不尽相同，而且有的西方经济学家还希望明晰的区分通货膨胀的概念和物价上涨概念，但是西方经济学家们对通货膨胀的看法却是一致的，即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导致通货膨胀，其结果就必然是物价上涨。这样，在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的关系上，西方经济学家们就是将通货膨胀以各种形式表现在物价上涨上。
但是，在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的关系上，仅对通货膨胀的成因进行分析，并将通货膨胀以各种形式表现在物价上涨上显然是不够的。例如，当经济发生危机时，政府必然需要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对经济进行需求管理。而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需求管理时，就又必定需要增大货币供应量。但货币供应量的增大，导致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致使发生通货膨胀，其结果政府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作用于经济危机时，就将伴随着物价上涨。由此，这就可以通过对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的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再研究，揭示通货膨胀在引起物价上涨的过程中，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于消除经济危机、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所产生的作用。
二、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关系的再研究
由于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上涨是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所致，而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则又是政府（或中央银行）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使然。而且即使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时，其政府赤字的扩大不能为相应的货币紧缩所平衡和抵消，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最终也是通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实现的。但是，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货币供应量发生过度的增加，却既可以由政府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引起的，也可以由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造成的，而且还可以由两者所致。因此，通过对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关系进行再研究，就可以深入分析政府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所导致的通货膨胀在引发物价上涨的过程中，对消除经济危机、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会产生怎样的作用。由此，所做的这一分析结果，也就能够对各国政府在对待通货膨胀问题和正确决策经济政策上，起到一点可供参考价值的作用。
（一）政府扩张性货币政策下的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关系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经济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波动，这就有了经济收缩与经济扩张之分。当经济出现收缩时，政府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可以使市场总需求有效扩大，促使经济的扩张，就可以避免或消除因需求不足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和失业。但在经济出现收缩时，为了避免或消除因需求不足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和失业，政府采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于扩大市场需求的作用过程和产生的效果则是不同的。在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时，是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来促进大量的投资，使市场总需求得以有效扩大，以避免或消除因需求不足而产生的经济危机。
为了避免或消除因需求不足而导致的经济危机，政府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所增加的货币供应量，如果导致了市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就会引发物价上涨。而物价的上涨，也就表明政府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所增加的货币供应量，是一种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即发生了通货膨胀。这样，政府采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所增加的货币供应量，是否是一种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加，即是否发生了通货膨胀，就可以由物价上涨来显示出来。因而，政府采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直至物价上涨，从而显示出通货膨胀，是需要一定时间过程的。这就使得无论是经济处在收缩阶段需要避免或消除经济危机，还是经济处在扩张阶段需要继续加速经济增长，政府在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时，都应该考虑到货币供应量的增加，直至通货膨胀的显现所存在的时滞效应。
由于政府在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时，增加货币供应量，直至由物价上涨来显示出通货膨胀是需要一定时间过程的。因此，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直至由物价上涨来显示出通货膨胀所需要时间的长短，也就取决于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是否能够促进大量的投资，进而导致市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所需时间的长短。然而在经济发生危机后，是否会出现市场总需求不足，无法有一个可获利的预期利润率，使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无法起到促进投资的作用，从而也就会因为不可能有市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进而也就不会存在由物价上涨来显示通货膨胀呢？
按照凯恩斯的观点，在经济发生危机后，利率降到了极低的水平，人们就宁愿手持现金而不愿进行投资。在此种情况下，政府所采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无论增加多少货币供给，就都会被人们所持有，而不会去进行投资。那么，按照凯恩斯的这种观点，在此时也就不可能有市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这也就不会存在由物价上涨来显示通货膨胀（即不会发生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显然，凯恩斯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在经济发生危机后，市场总需求不足（或有效需求不足），却并不意味着各单个市场的需求也是不足的。这也就是说，在市场总需求不足时，如果某单个（或个别）市场的需求却并非是不足的，或某单个市场需求有着较好的预期（如农产品市场、或能源市场、或房地产市场、以及资本市场等），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大幅度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就能够促进大量的投资（包括投机），并进入到该单个市场；那么，由此导致该单个市场的需求超过供给而引起其价格上涨，进而又能够由其带动或推动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上升（即物价上涨），这就能够由物价上涨来显示通货膨胀（即会发生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
由此可见，在经济发生危机后，即使利率降到了极低的水平，大幅度的货币供给，会被人们所持有而不去进行投资，这也只能是一种短暂的现象。因为，政府在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大幅度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时，只要是市场总需求不足，却某单个（或个别）市场的需求则并非是不足的，或某单个市场需求有着较好的预期，货币逐利的本性，就能够使大幅度的货币供给，会被用于投资该单个市场；那么，由此导致该单个市场的需求超过供给而引起其价格上涨，进而又能够由其带动或推动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上升，通货膨胀就能够被物价上涨显示出来。因此，当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直至物价上涨而显示通货膨胀的传导路径发生变动后，政府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导致流通中的货币量过度增加，使发生通货膨胀，其结果即使是不能由市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来引起物价上涨，也会由单个市场的需求超过供给的价格上涨，进而来带动或推动物价总水平的上升（即物价上涨）。
在经济发生危机后，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使流通中的货币供应过度增加，即发生通货膨胀，其结果即使是不能由市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来引发物价上涨，也会由单个市场的需求超过供给的价格上涨来带动物价总水平上升（即物价上涨）。但是，由于这种物价上涨的同时，并不伴随着市场总需求的有效扩大，政府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也就无法起到促进经济快速回升的作用，从而也就无法消除经济危机所导致的失业。如果在此时为了尽快消除经济危机所导致的失业，政府继续增大货币供应量，这就会进一步促使大量的投资和投机进入到该单个市场，进而又会带动或推动物价总水平继续上升，而市场总需求则仍然会无法有效扩大，从而就将使经济陷入到滞胀中去。当然，如果存在着那些能够带动市场总需求有效扩大的单个市场，政府扩张性货币政策作用于该单个市场，那么该单个市场则另当别论。因为，该单个市场已经成为了经济增长点。
（二）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下的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关系
在经济发生危机时，政府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无法使市场总需求有效扩大，若要使经济及时而快速地回升，这就必定需要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政府在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时，能够使市场总需求有效地扩大，就能促使企业进行投资和恢复生产，经济前景被看好，消费需求也就随之扩大，从而使经济快速回升。但政府采取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则会导致财政赤字的增长和加剧，而为了弥补庞大的财政赤字就只能依靠增加国债。这就会间接地或者增加货币的发行量，或者引起信用的膨胀，使得流通中的货币供应过度增加，即发生通货膨胀。其结果在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作用下，市场总需求的有效扩大，促使企业进行大量投资，以及消费需求的扩大（当然现实中还会有出口的回升和扩大），这就会使在消除经济危机、并使经济快速回升的同时，伴随着市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物价上涨。
虽然在经济发生危机时，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发生通货膨胀，其结果使在消除经济危机、并快速回升经济的同时，会伴随着市场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物价上涨。但只要由此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上涨，在消除经济危机、并快速回升经济的同时，并没有使这种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超过社会承受力，在此时的通货膨胀（或物价上涨）对经济的增长和就业就并没有危害性。因而在此时的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就成了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在消除经济危机、并快速回升经济时的伴生物。然而，由于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到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上涨毕竟是需要一定时间过程的，即财政政策存在着时滞效应。如果政府为了更快速消除经济危机和回升经济时，对于财政政策的时滞效应不加以考虑或被忽视了，采取力度过大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且到时又不能及时调整经济政策，这就势必会造成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超过社会承受力而危害经济的增长和就业。
政府为了更快速的消除经济危机和回升经济，采取力度越大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虽越有利于达到更快速的消除经济危机和回升经济的目的，但同时也会造成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超过社会承受力而危害经济的增长和就业。而且在经济能够更快速的回升时，商品流通速度也会加快，随之货币流通速度也就会加快，因为货币流通的速度是由商品流通的速度决定的。而在此时货币流通速度的加快，就会继续推升物价的上涨。因此，面对超过社会承受力的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包括预期），政府必定需要采取紧缩的经济政策，尤其是紧缩银根（因为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是一种货币现象）。可见政府采取紧缩的经济政策要控制住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其实并非是一件困难的事，困难就在于能够控制住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后，又能够保持住必要的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这就必然需要使流通中的货币量与实际需要量相符合，才能做到既控制住通货膨胀，又有必要的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实际需要的货币量能够转化为实际的投资量。
然而，由于货币有逐利的本性，货币既可以投资来逐利，也可以投机来逐利（当然现实中两者常会混为一体）。而要使货币在投资中进行逐利，就需要有可获利的投资市场，这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而言，除了要有必要的国际市场外，就是要有足够的可获利的国内投资市场。由于当前的中国经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单靠市场调节难以有效地扩大国内市场，这就有必要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政府在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时，是可以创造出可获利的投资市场的，但以货币融资来弥补财政赤字却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以债务融资来弥补财政赤字则要考虑对内需扩大的影响，以及政府支出的挤出效应，这就决定了以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创造可获利的投资市场只能是适度的。所以在当前的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还须对目前作为经济增长点的产业进行干预，如对房地产业的房价进行干预，以控制好房价来获取足够的可获利的投资市场。另外，政府还应积极支持企业进行创新，以及打破垄断市场等，来获取足够的可获利的投资市场。这就又需对制约消费市场有效扩大的各种因素进行干预。这样才能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实际需要的货币量转化为实际的投资量。
而且，与此同时，要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实际需要的货币量能够转化为实际的投资量，政府还需对那些可以进行逐利投机的已发生非通货膨胀性物价上涨的单个市场进行干预，在必要时则需采取非经济手段。因为，当投机的逐利市场高于投资的逐利市场时，就不仅无法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实际需要的货币量转化为实际的投资量，而且还会发生资金短缺与推升物价上涨的并存现象。因此，政府在采取紧缩的经济政策，对经济进行调控时，就须对经济中的各种制约因素进行全方位的考虑。这就要在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实际需要的货币量转化为实际的投资量时，政府就应该考虑到各种生产要素或资源条件的限制（包括国内和国际市场的资源条件的限制），以及环境保护的要求，会对既要控制住通货膨胀又要有必要的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的制约。这样，政府的调控经济政策，在控制住通货膨胀的同时，所要做到的必要的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就应该是一种合理的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
一、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依据
简要地说，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运用财政政策调节经济景气的理论依据，主要根源于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以及作为宏观调控两大政策支拄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客观需要。
长期以来的理论分挤表明，在经济紫缩或经济偏冷时期，由于货币政策的时滞期较长，政策的传导环节较多，而且结构调整的效果不如财政政策明显，体现政府的调控意愿和鼓励方向也不如财政政策那么直线因此各国都倾向于更多地使用财政政策手段，特别是通过扩大政府支出规模，来拉动投资和消费的增长，刺激经济的回升，以达到反周期的目的。
其次，现代市场经济和经济理论的发展历史表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机械预算平衡或年度预算平衡理论，早巳为补偿性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理论所取代，在同时注重“自动稳定器”(主要指累进所得税制和社会福利制度)作用的基础上，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运用显得更加频繁，也更为重要。这是一种带规律性的历史和理论发展趋势。因为在科技进步影响、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市场竞争格局变动，以及经济全球化趋势日渐加强，即在国内外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稳定性因素日渐增多的情况下，财政政策的反周期作用，熨平经济波动的任务和必要性，也越来越显得重要和明显了。特别是在经济、紧缩或经济萧条期，在民间投资意愿和大众消费需求趋减的形势下，政府就不宜再囿于保持财政年度收支平衡的目标，而需通过增支、减税等补偿性或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的灵活运用，来刺激需求，保持和促进经济的适度增长。
再则，理论分析表明，尽管扩张性财政政策容易导致抑制社会投资的所谓‘‘持出效应”，但在不同的情况下，需对这种“挤出效应”进行具体分析，不宜一概而论。一般说来，在有大量生产能力、生产要素可供利用，而民间投资又不能有效吸收、消化这些闲置的经济资源时，政府支出规模包括投资规模的扩大，非但不会导致通常所说的“挤出效应”，不会产生由于供求失衡而诱发的通货膨胀，而且还将对闲置资源的利用，促进和带动民间投资的增长，引导社会资金的流量与流向等产生积极作用。政府投资所进行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还会为全社会投资环境的改善，为国民经济后劲的提高和增强；创造良好条件。所以，只要把握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力”和“度”，就可以避免经济学含义上所说的那种“挤出效应”。
二、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国际经验
自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第一次经济大危机开始，特别是在所谓“凯思斯革命”之后，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就频繁使用财政政策来进行景气调节，尤其是在经济萧条时期，扩张性财政建策的运用，就成了一种不可或缺的宏观调控工具。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效的教训。纵观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政策运用史糖幻是在经济收缩期(萧条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运用史，可资借鉴的主要经验大致有四：
一是准确的形势判断。
这是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能否取得预期效果的关键之所在。这方面成功的例子，30—40年代，有众所周知的美国的“罗斯福新政”。由于当时扩张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运用，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美国经济面临全面崩溃的厄运。从50年代到1973年，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形势下，日本政府所采取的紧缩财政政策；以及在1973—1975年危机之后所采取的，以实行普遍减税、大量增加公共事业投资和提高招利支出比重等为中心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也取得了较好的刺激效果。然而，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一直处于不景气的状态之中，其间的1995、1996两年虽略有复苏，但仍具有“体质虚弱”和内需不足之弊。但此时的日本政府，却作出了经济不景气已经走出谷底的乐观判断，采取了大幅度提高某些税种税率、缩减财政赤字等紧缩措施，导致经济状况大大恶化，于是在1997年之后，只好又被迫转而实行以扩大内需为主旨的“综合经济对策”；可见，形势的正确判断，时机的准确把握，的确是至关重要的。
二是合理的政策取向：
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大政府的支出，必须抓住影响经济增长、抑制需求扩展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方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综观各国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正反两方面经验；要使其具有合理的政策取向，般应注意如下几点：
——把增加投资规模与刺激、拓展最终消费需求相结合。因为在市场经济——买方市场条件下，需要刺激的重点是消费需求；有效需求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刺激投资和生产固然也是在提供需求，但这只是中间需求，它究竞朗财经济增长发挥多大的作用，究竟朗否提高经济效率，则取决于最终需求的状况。正是有鉴于此，经济发达国家在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时，一方面固然有用于公共工程、基础设施建设、地区开发等等的大量投资性支出，同时，诸如城税政策特别是降低所谓税税率的做法，提高社会福利性支出比重，增加对低收人者的财政救助措施等，又对最终消费需求的增长产生刺激作用。
——使财政支出总量的扩张与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相结合。因为无论在什么时候或什么条件下，市场的疲软，投资和消费需求的不足，往往总是与有效需求(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层面的结构扭曲(如收入分配体制障碍、各阶层收入差距的悬殊等)，以及供给层面的结构失调紧密相关的。正因如此，结构调整或结构转换，才成了现代经济发展的永恒主题和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取向。近些年来，为了摆脱长期以来的“滞胀”阴影，促进知识经济的发展，增加经济的竞争力，有利于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美国国家财政在总量扩张的同时，其支出结构政策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特别是通过增加以信息技术为主的高技术产业投资，增加研究与开发经费，增加教育投入，似实现布什政府制定的(美国2000年教育战赂)等，为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创造了条件。事实上，财政总量政策与结构政策的有机结合，无论在经济扩张期，抑或在经济萧条期，都是同样必要的。只不过在后一种情况下，显得更为紧迫罢了。
——使扩大内需的即朗政策效应与中长期政策效应的相结合。因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既然需求不足将是一种常态，是制约各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当树经济问题的解决，就不能只顾眼前、不计长远，在政策取向、政策效应的分析和估量上，必须把短期与长期、当前与今后加以统筹考虑。’这种统筹考虑，既要顾及实现国家宏观经济i社会发展目标的现实需要，又要顾及财政本身的承。受朗力，使二者双向协调、有机结合，处理好经济决定财政和跃政反作用于经济的辩证关系。在各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运用实践中，虽然没有可资模仿的“样板”(事实上，由于各国的具体国情相异，也难以找到这样的模式)，但有一点却是确定无疑的，这就是决不能陷入经济和财政双危机的泥潭。因为这样的双重危机，不仅格使经济景气的调节丧失财政政策这一重要手段，而且经济的进＝步恶化，又必将给国家财政造成基础性和灾感性的后果。如果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就意味着反周期时政政策运用的彻底失败，应立即改弦易辙了。
三是明显的政策效应。
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初衷就是为了达到调整经济景气或反周期的目的，因此在经过一定的时间（政策的时滞期）之后，是否取得了这样的效果，就是评价这种财政政策必要性的一个重要标准。如果既付出了财政代价，甚至冒了一定的财政风险，而又未能达到刺激投资、消费需求和增强净出口的目的，没有产生应有的拉动作用和带动效应，那么这种政策的可行性就是值得怀疑的了。
一、日本90年代以来的财政政策回顾
1．背景。
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在土地和股市两大泡沫(一般称“资本泡沫”)的推动下，实现了较长时期的经济增长。在当时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有所谓一枝独秀的美誉。然而，进入90年代后，以地价下降为导火索，资本泡沫逐步破灭，日本经济陷入长达10多年的徘徊或萧条期。1990年GDP增长率达5．1％，1993年下降到0．3％，其后除1996年增长5．0％外，其余年份增幅在1．6％以下，1998年为-2.5％，2001年为-0.5％。失业率由1990年的2．1％，2001年上升为5．3％，为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最高。而且，同期日本经济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其一是1995年以后物价连续下跌，批发物价1995年以后7年里，除1997年为0．6％外，其余年度均为负数；消费物价虽不象批发物价那样长期下跌，也有两个年度为负数，基本上在0值周边波动。其二是泡沫经济时期泡沫化了的资本严重缩水。股市缩水：日经平均指数由最高的1989年的38916日元，2000年跌破10000日元，与1989年相比缩水70％以上。其间，虽在1993年和1999年出现过反弹，但均在20000日元以下波动，目前为11500日元左右；土地缩水：土地价格从1991年开始连续11年下跌，2002年1月1日的政府公市地价(日本中央政府国土交通省调查的价格)与最高价格的1991年相比，住宅用地价格共下跌了36．0％，商业用地价格共下跌了62．0％，而且在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城市圈，下跌幅度更大，同比下跌52．1％和76．1％。
2．政策基调。
针对国民经济出现的长期停滞，尤其是通货紧缩，日本政府采取了以扩大国内需求为主要目标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这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预算扩张。税收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由1990年的27．4％，下降到1999年的22．1％，参见表1)。同时，财政支出规模不断扩大。中央财政预算的债务依存度由1990年的8．4％，上升到2000年的38．4％(参见表2)。另一方面，1992年至1999年，政府共采取了12次以扩大政府公共投资为中心的经济对策。采取经济政策，是在政府感觉到预算安排的扩张力度仍不够，需采取追加预算时的特殊措施，可以理解为对预算扩张的强化或补充。在1992年至1999年的8年里，除1996年和1997年未实施政府经济对策(这两年预算安排仍是扩张的)外，其余6年里每年两次，反映了日本政府对经济的担忧和“关心”程度。据估算，这些政府经济对策共动用资金(包括增发国债和减税等)130多万亿日元。
3．主要政策措施。
日本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主要措施是扩大国债发行、减税、扩大公共投资和增加社会保障支出等。
(1)扩大国债发行。90年代初期日本公债规模不算大，1992年中央和地方公债余额(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公债，下同)，占GDP比重为61．4％。但在90年代国债规模迅速扩大，2002年公债余额占GDP比重上升为139．6％，约1．4倍。从绝对额上看，日本GDP约为500万亿日元(90年代用现价计算的GDP基本上没有扩大)，1990年公债余额约为300万亿日元，2002年为700万亿日元(其中中央政府国债占70％以上)，10年增加了400万亿日元，年平均增加40万亿日元，年均递增9％。公债余额增大速度快，无疑是大量发行公债的结果。
表1日本租税负担率(单位：％)
税收社会保障负担合计
国税地方税小计
199017.99.527.411.338.8
199315.49．O24.41236.4
199414.58.723.212.235.3
199514.58.923.413.236.6
199614.2923.213.336.5
199714.29.223.413.637．O
199813.49.522.91436；8
199912.99.222.113.835.9
200013.99.323.214．O37.2
2001149.623.614.938.5
1997年美国15.811.727.59.236.7
有关国家英国37.51.839.39.348.6
德国25.53.729.225.254.3
情况法国29.86.536.325.762．O
注：负担率为与国民收入相比。资料来源[日]日本银行国际局编{国际比较统计}2000年版；[日]财务省2002年4月编发的宣传材料《财政的现状与今后的方针》。
表2日本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
中央财政预算债务依存度(％)公债余额(中央与地方政府)占GDP比重(％)
美国意大利
19908.461.455.3105.4
19917.658.259.5109.3
199210.159.861.9118.3
199311.26363.4119.9
199418.769.462.6126.1
199517.776．O62.2125.2
199628．O80.661.3124.3
199721.684.759，1122.4
19982097.356.7119.9
199937.9116.954.2118.5
200038.4125
200134.3128.5
200236.9139.6
资料来源[日]财务省2002年4月编发的宣传材料(财政的现状与今后的方针)；[日]财务省财务综合政策研究所编(财政金融统计日报)2001年第5期。
(2)减税。在90年代，日本政府除在每年实施一些临时性减税措施外，1994年进行了一次税制改革。其主要特点是提高消费税税率，决定从1997年4月1日起将消费税税率由3％提高到5％(在提高的两个百分点中一个百分点作为地方消费税)，同时从1995年开始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1999年再次下调了个人所得税和法人税(公司所得税)的税率。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300万日元提高到330万日元，低税率(10％)的适用范围由300—600万日元，扩大到350—900万日元，最高税率由50％下调至37％。与此同时，以个人所得为税基的地方居民税(都道府县民税和市町村民税)也采取了减税措施。一般经营性法人的所得税(即法人税)税率也由37％下调至30％。在增税减税同时进行的税制改革中，减税的力度明显大于增税，税负呈不断下降趋势。日本税负1990年为27．4％，1999年下降为21．1％，其后略有上升，2002年为22．9％。1997年因提高消费税税率税负略有反弹，但总体上未能阻止税负下降趋势。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的减税主要是针对国税的，地方税的税负在90年代保持了相对稳定，甚至稳中有升，1993年为9．0％，2002年上升为9．6％，国税下降幅度增大，1990年国税税负为17．9％，1999年下降为12．9％，2002年为14．0％。
(3)扩大公共投资。扩大公共投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重点支出项目。在90年代，中央财政预算安排的公共投资支出保持了较快增长，每年比上年度增长5％左右(1997年为1．3％，1998年为-7．8％)，其在中央财政总支出中所占比重为10—15％。加上综合经济对策等追加预算，政府公共投资规模相当可观。如1998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公共投资比上年度下降7．8％，但是经过两次追加预算后，公共投资支出比上年度实际增长41．1％。日本中央政府公共投资除一般预算安排资金外，还通过财政投融资提供资金。在90年代财政投融资保持了较大规模。1990年财政投融资计划总规模为34．6万亿日元，1999年上升为52.9万亿日元，年平均递增4．8％。由于财政投融资是有偿资金，其投向与私人资本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进入90年代后受到批判和质疑，其增长受到了一定的抑制，近年下降幅度更大。
地方政府公共投资支出规模也较大，1999年都道府县和市町村政府预算中公共投资支出分别占22．5％和11．3％。日本公共投资主要用于交通、城乡基础设施，治山治水和社会福利设施建设等方面。由于日本政府加大公共投资力度，政府固定资产形成规模也大，1998年政府总固定资产形成占GDP比重达6．2％，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平均2％左右的水平。
(4)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日本社会保障实行收费制，其运营原则上独立于财政，由社会福利部门管理。但这并非意味着财政不承担社会保障支出，相反财政资金在社会保障制度运营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除负责公共救助、公共卫生医疗等职责外，对于实行社会保险制度的医疗保险、年金保险和失业保险也提供资金援助。在90年代，政府资金占社会保险制度给付总额的20—30％。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期间，把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提高老年人群、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也作为重要的措施。1998年，政府曾对低收入家庭提供7000亿日元购物券，这在发达国家中是罕见的。90年代各级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增长较快，以中央财政为例，1990年社会保障支出为11．63万亿日元，2000年上升为16．8万亿日元，10年增加5．2万亿日元，年平均递增3．8％。在中央财政支出中，除作为国债成本的国债费外，社会保障支出增长最快，其在中央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也由1990年的17．5％，2000年上升为19．7％。
二、财政政策效果及“微效”的原因分析
90年代以来日本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发了400多万亿日元的公债，相当于GDP总额的80％。目前公债余额已相当于GDP的1．4倍。扩张性财政政策对日本经济的恢复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1995—1996年和2000年两次出现了恢复性增长。但是，90年代日本经济呈现出复苏短期化特点。1995年和1996年GDP增长率分别达到1．5％和5．0％后，1997年出现了下降(-2．5％)；2000年实现了1．2％增长后，2001年又出现了下降(-0．5％)。长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虽然给日本经济带来了两次暂短的复苏，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强化日本经济增长的基础，没有把日本经济推向正常的增长轨道。正因如此，在日本学术界，有人称90年代以后日本财政政策“微效”(即效果不大)。
众所周知，日本政府善于运用经济政策，在战后经济发展过程中，各项政策的运用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那么，为什么90年代以来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运用效果不理想呢?根本原因在于财政政策运用缺乏针对性，而财政政策孤军作战，以及公共投资效率下降进一步影响了财政政策的效果。
90年代日本经济的问题主要发生在国内经济，其对外经济基本上保持了较好的态势。如进出口总额，1990年至2000年年平均递增3．7％，其中出口年平均递增4．3％。贸易顺差，除1994年和1995年两年稍有下降外，其余年度均有所扩大，1999年为1230．4亿美元，比1990年的635．3亿美元增长94％，年平均增长7．6％。由于对外经济势头良好，日元也处于升值状态之中，1990年美元对日元的平均汇率为144．88日元，1995年升为93．98日元(年中最高值为79．75日元)，其后有所下降，1999年平均值为113．91日元，目前为130日元左右。
国内经济问题较多，最突出的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90年代消费增长非常缓慢，基本上在2％左右，1998年为负数(-0．3％)。而且与政府消费相比，民间消费增长更加乏力。固定资产投资的情况则更糟。1992年至1999年的8年中有6年为负增长(即下降)，1998年下降8．3％。同样，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民间投资下降。有5个年度里政府固定资产投资虽有增长，有的年度增长幅度还相当大，如1992年和1993年分别增长16．0％和15．2％，仍没能改变总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的格局。90年代后期，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减速，1997年和1998年甚至下降，主要是压缩财政投融资规模所至。
导致日本国内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金融体系遭到重创。金融体系的创伤不仅严重影响了消费者和投资者的预期和信心，而且弱化了金融机构的功能。在资本泡沫膨胀时期，金融机构也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泡沫活动之中。一方面，金融机构资产泡沫化。在股市和土地价格飞涨时期，金融机构的资产也以股票等有价证券和土地为主。如1989年3月城市商业银行的有价证券账面收益曾高达34万亿日元。另一方面，在当时日本金融分业经营的框架下，金融机构通过向以证券交易和不动产买卖为主要经营内容的企业(包括金融、财务企业等)融资，实际上间接地将资金投入证券和土地市场。已经倒闭的7个住宅专业金融公司就是典型的例子。总之，在泡沫经济时期，日本金融机构资产也以严重泡沫化了的证券和土地为主。资本泡沫的破灭，不仅导致金融机构的资产严重贬值，而且由于贷款或融资对象的资产贬值，导致经营困难，甚至倒闭，不能还贷，致使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大幅度增加。日本政府关于不良债权的统计标准不断变化，其统计数字也不尽相同。1998年10月金融监督厅公布日本金融机构“有问题债权”为87万亿日元。2001年9月公布的金融机构不良债权为43．4万亿日元，其中银行32．5万亿日元。
金融资产贬值，不良债权增加，对日本经济的打击是破坏性的。一方面，由于消费者和投资者对金融机构的信心不足，出现了谨慎消费与谨慎投资，导致有效需求不足。日本居民资产以在金融机构的存款(尤其是定期存款)为主，据统计，1996年底日本居民个人金融资产的52％是定期存款(美国为17％)，11％为现金或活期存款(美国为2％)。金融机构的风险增大及其表面化，严重影响了居民对金融机构，乃至日本经济的信心和预期，出现了谨慎消费。90年代初以来日本法定利率多次下调，由1990年8月的6．00％，1999年实行零利率，同期居民消费并没有明显增长。尤其是居民消费贷款在90年代一路下滑。居民谨慎消费影响国内需求，加上生产经营性公司、企业本身资产贬值导致经营困难和负债增加，投资者也出现了谨慎投资倾向。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在大量不良债权和资产贬值的影响下，出现了惜贷行为，金融功能严重弱化。90年代，日本货币供应量(M1)增长率一直在5％左右，有的年度超过10％，而银行贷款增长率很低，仅1％左右，1998年利1999年为负数，如上所述，日本经济的问题出在金融体系上，而日本政府的对策重点放在扩大公共投资和启动消费上(其中也有一些解决金融体系问题的对策，但成效不大)，一定意义上讲是下错了药，政府措施缺乏针对性，这是日本90年代以来长期财政扩张政策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财政政策扩张缺乏必要的货币政策配合，由于金融机构惜贷，实际上形成了财政政策孤军作战的局面，这也是影响财政政策效果的主要因素之一。此外，公共投资效率下降也是影响财政政策效果的因素之一。日本90年代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是扩大公共投资，试图以此来扩大内需。但是，公共投资扩大内需的效果与投资效率是有关系的。只有当投资能带动民间的投资或者区域、产业的发展时，其效果才大，这就是所谓乘数效应。众所周知，日本70年代末步入发达国家，其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已具有相当规模，在此基础上再过份扩大公共投资，往往是“奢侈”或浪费。
眼下，我国理论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日本政府在1997年采取了“紧缩”的财政政策，扑灭了日本经济复苏的势头，导致日本经济长期萧条。从而“洋为中用”，提出我国应吸取日本的“教训”，不得调整目前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取向。笔者不能苟同这一观点，认为，他们对日本“教训”的把握不够准确。日本经济在1995年开始恢复增长，1996年增长率达5％。政府针对这一情况对其扩张性财政政策进行了调整。具体讲：(1)通过了《财政结构改革法案》，提出到2003年消除赤字公债(不包括建设公债)发行，并在1997年和1998年编制了相对紧缩的预算，财政预算规模增长幅度下降，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1997年比由年度的28．0％下降为21．6％。(2)1997年4月1日起，消费税税率由3％提高到5％(1994年通过的税制改革法律确定)。(3)1996年和1997年末实施特别的经济对策。但是，从结果看，1997年的财政政策并非紧缩，而是扩张减速。虽然1997年的税负比1996年仅上升0．2个百分点(提高消费税税率的影响)，但债务余额继续扩大，1997年末公债余额占GDP比重为84．7％，比1996年上升4．1个百分点。
虽不能完全否认财政政策调整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但是，如前所述，日本经济长期不景气的根本原因，是金融体系遭重创。假定日本政府在1997年不调整政策取向，日本经济是否就会保持较好增长势头呢?回答是否定的。1997年日本经济出现再度下滑，除固有问题影响外，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也不可忽视。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虽没有直接波及日本，但它影响了日本的出口，以及日本在东南亚地区合资企业的收益，同时还影响了日本投资者、消费者的信心和预期，从而影响日本经济的增长。1997年经济增长回落是多种因素的结果，决不是调整财政政策的“教训”。其后，1999年日本经济重又出现过复苏势头，但仅维持了几个月，2000年下半年开始就又转向下降，其间财政政策并未进行调整。总不能把这次下降的原因又归结为财政政策吧!日本经济在复苏与萧条之间挣扎，是其经济本身的症结决定的。此外，作为结论，认为财政政策取向不可调整，这在理论上也是存在问题的。作为景气调整财政政策，根据经济景气情况调整政策取向是必不可少的。没有调整就无政策可言。而且这一观点的理论前提也是值得商讨的。该观点认为扩张性财政政策取向不可调，意味着政府大量的国债和大规模投资是国民经济运行的前提。我觉得，如果一国国民经济运行离不开政府的大规模投资，或者说离开政府大规模投资就要出现问题，那么这种经济就不是健康的经济。我认为，我国在实施财政政策时，要吸取日本政府投资效率低下，从而导致政策效果不大的教训，要随时注意财政政策的效果和财政政策取向的调整。
三、日本财政政策展望
1．日本经济社会面临的难题。
当前日本经济社会面临的最主要难题有经济增长依然乏力，人口老年化进程加快和财政能力低下等，它们是决定今后财政政策取向的基本因素。
首先，经济增长乏力。根据内阁府公布的《2001年度经济财政白皮书》，日本政府对当前日本经济增长的预测并不乐观。因出口的恢复，国内库存调整和资本存量调整的结束等，预计2002年度下半年经济会恢复增长，但增长率在1％左右，而且后劲明显不足。主要原因是金融体系问题影响投资者和消费者预期，制约投资和消费的扩大。而且政府推进的“结构改革”在近期内将增加企业倒闭和失业，加上美国经济的不透明性，经济恢复的动力明显不足。
其次，人口老年化进程加快对财政压力增大。1999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称为老年化比率)为16．7％，已进入高度老年化社会。不仅如此，日本人口老年化进程十分快速。据日本政府预测，老年化比率在2010年将超过20％，2022年将达25％以上，成为世界之最。人口老年化不仅意味着劳动人口减少，影响经济发展后劲，而且将加大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压力。据测算，70岁以上人口人均每年的医疗费为年轻人的5倍，加上现收现付制年金账户的高额赤字等，其对财政的压力是巨大的。
再次，财政债台高筑，能力弱化。90年代以来的长期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财政赤字扩大，债务累积。2001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公债余额相当于GDP的1．29倍，2002年预算通过后，则进一步上升为1．4倍。不仅在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十分突出的。根据内阁府的测算，假定社会保障水平及其他税制不变，2005年开始以提高消费税为主来实现长期财政平衡，则消费税税率应提高到23％，同样条件下，2022年开始运作，则消费税税率应提高到34％。日本目前的税制结构以所得税为主，在所得税税制不变的情况下，将消费税税率提高到20％以上，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正因如此，日本政府认为调整财政政策取向已刻不容缓。
2．今后财政政策展望与小泉结构改革。
在日本理论界、产业界和政治家中，对今后财政政策取向的看法分歧较大。主流观点主张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他们认为经济复苏是基础，只有经济复苏了才能真正解决财政问题。小泉纯一郎在日本有“怪人”之称，在政治家圈内也属于非主流派。其能成为总理也是人们对主流派政策丧失信心的后果。小泉内阁诞生后，极力主张结构改革，结构改革的核心是压缩政府支出，缩小政府职能范围，加强竞争，活跃市场。从财政政策上讲，主张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他主持编制的中央财政第一个年度预算(2002年度预算)突出反映了这一特点。中央财政一般会计预算收支规模比上年度预算下降1．7％，与上年度决算相比下降5．9％。顶住各方压力，将国债发行规模控制在30万亿日元，公共投资规模压缩10．7％；同时，大幅度压缩财政投资规模(比上年度下降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