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课程整合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特质分析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实施方案》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着重讲授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帮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1]（P219）从中央对本课程的基本内容的上述规定中可以看出，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
首先，课程的整体性是对理论自身整体性的再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必须确保和再现理论自身的整体性特点，才能使教学的过程真正成为重构理论魅力的过程，并最终实现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武装大学生、引领大学生的教育目的。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包括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是有其历史和理论依据的。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以及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就是很好的例证。但是必须明确，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分为若干部分并标明其相应的思想来源，主要是为了便于人们接受和掌握。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在结构上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三个部分则完全是为了更有针对性地批判杜林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是为解决现实社会问题提供的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系，体系的完整性是理论的科学性与生命力的前提。认为“三个组成部分”的理论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是有悖于理论的本来面貌的。从“三个组成部分”的角度来“肢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则会大大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和科学性。“05方案”重新开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是对以往课程设置和教学中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反思和改进。整体性应该是课程整合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的根本特质和要求，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体系完整性和科学性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是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有机整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在教学内容上就必须做到，既从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着眼，又不局限于三个组成部分，而是努力体现和突出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2]
其次，课程的整体性还是遵循理论自身发展足迹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各个发展阶段所取得的理论成果的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仅仅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学说的体系，也包括后人对它的发展，即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列宁根据俄国实际创造的理论以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组成部分。只有以发展的眼光，从整体性的角度来把握马克思主义，才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与价值性。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在教学内容上就必须贯通经典马克思主义与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体现和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发展的足迹，通过教学内容的整体性来体现理论的真理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二、课程整合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整体性的内在诉求描述
在课程整合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的整体性特质必然会给实际的教学活动提出种种诉求，只有深入研究这些内在诉求，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学的实效性。
首先，要化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学内容的整体性与理论学习“少而精、要管用”之间的矛盾。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仅涵盖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而且还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各个发展阶段的理论成果，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教学活动必须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特质，才能实现“让大学生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教学目标。这就注定实际的教学活动中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到教学内容含量大与教学时间十分有限之间的矛盾。具体而言，一方面要保证理论体系的完整性而不能任意裁减教学内容，因为只有保证理论的完整性才能确保理论的彻底性，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另一方面，教学时间非常有限，对所有教学内容面面俱到进行讲解则会导致肤浅和缺乏吸引力。对大学生来讲，学理论要“少而精、要管用”。要化解上述矛盾，就要在教学中明确主题，突出主线。要紧紧围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主题，以阐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重点，以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为主线，来合理安排各章节的教学内容，做到详略得当，重点突出。教师要从实际教学活动出发，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为支撑，以教材逻辑体系为依托，构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的教学体系，从而在有限的教学时间里再现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其次，要化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学内容的整合性与教师知识结构专业化之间的矛盾。课程整合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的教学内容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几方面的有机整体，它要求教师有广博的知识底蕴和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只有这样才能从整体上科学地驾驭课程的教学体系，从而有效地完成教学任务。但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学科结构基本上是按照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这样三个部分来划分的，我们教师的知识结构也大致是与此相对应的，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也是按照三门课各自进行教学与研究的。于是，课程整体性特质要求教师知识结构的广博性与实际教师队伍知识结构专业化之间就形成了一对矛盾。化解这一矛盾的关键在教师，只有教师通过不断提高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读，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才能突破教师自身知识结构专业化的瓶颈，提高教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驾驭、分析、诠释和运用的能力，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来统领课程教学体系的整体性。
再次，要化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学内容理论化与大学生接受意趣感性化之间的矛盾。在“05方案”设置的四门必修课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是理论性最强的一门课，教材内容丰富，逻辑性强，基本原理多等特点使得该课程不可避免地带有抽象性和理论性的面貌。而教学活动的受众――青年学生在接受意趣上显然是带有感性化的特点的，尤其是在网络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大学生，对信息的接受取向更倾向于直观和形象，浸染于“快餐文化”的他们对理论往往缺乏深入理解的耐心和兴趣。事实上，这一教学内容理论化与大学生接受意趣感性化之间的矛盾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普遍存在的现象。部分大学生甚至表现出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天然的拒斥”，在远还没有深入学习之前就已经对理论有了先入为主的排斥了。这是长期困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难题。因此，如何化解这一矛盾应该是保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教学实效性的重要前提。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善于在教材语言、教学语言和学生语言之间寻求平衡点。着眼于理论表述的规范性和科学性的教材语言自然是带有抽象性的理论品格，与大学生的接受意趣存在着一定的距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善于用生动形象的教学语言对抽象的理论作出诠释。可以采用多媒体手段为载体，或是从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入手，以典型案例为载体，实现经典理论的现代文化解读。教师还要善于了解大学生的生活和思想实际，熟悉大学生的话语系统，善于缩小教学语言与学生语言之间的距离，让理论以更接近大学生接受意趣的面貌出现在课堂上。
三、课程整合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学实效性的传播学分析
课程整合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的整体性特质及其内在诉求表明，当前探究如何有效地开展该课程的教学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课题。本文试图借用传播学理论为工具来解析在课程整合背景下如何有效开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的教学活动。这一工具的合理性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的教学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信息传播过程。其目的是要将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内容的信息有效地传递给信息接受者――大学生。传播学研究表明，制约传播效果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传播者、传播技巧和受众是最主要的三个方面。所以，也就是说，要提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的教学实效性，就必须从优化队伍、改进方法和研究受众三方面着手。
首先是要优化队伍。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传播者作为传播过程的控制者发挥着主动作用。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实际是充当了信息传播者的角色，因此，探究教学实效性首先就必须从优化教师队伍开始。传播学研究表明，“传播者本身的某些特点会对传播效果产生重要的影响”[3]（P201）受众“首先要根据传播者本身的可信性对信息的真伪和价值作出判断”[4]（P201），然后决定对信息的接受与否。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学来讲，教师的“可信性”对教学实效性的影响尤其重要。因为，与所有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一样，《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学的“接受机制”中存在着“信赖教育者”与“认同教育内容”之间的互为强化现象，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爱其人而后信其道”的现象。那么如何增强教师的“可信性”呢？“可信性包含两个要素，第一是传播者的信誉，包括是否诚实、客观、公正等品格条件；第二是专业权威性，即传播者对特定问题是否具有发言权和发言资格。这两者构成了可信性的基础。”[5]（P201）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师而言，“信誉”实际就是教师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只有教师以身作则，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展现自身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信仰的人格魅力，才能取得良好的“信誉”。“专业权威性”则是指教师需要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水平。教师要提高自己的“可信性”，要让学生心悦诚服，就要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底蕴，在师生之间能形成足够的信息差和知识差。课程整合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对教师的理论水平和知识结构都将是一个严峻的挑战。需要教师全面提升自身的理论魅力和知识魅力，树立自身的“专业权威”。唯其如此，才能在教学过程中实现“信赖教育者与认同教育内容”之间的“晕轮效应”。
其次是要善于改进方法。教学方法也是一种传播技巧。“传播技巧指的是在说服性传播活动中为有效地达到预期目的而采用的策略方法”[6]（P203）。课程整合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具有内容多而课时少、理论性强、知识点多等特点，要提高教学实效性，方法的探究就显得尤为重要。方法是多方面的。有处理教学内容的方法，如专题教学与系统讲授相结合的方法。它可以有效地解决内容多而课时少的困难。系统讲授可以保证理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专题教学则可以把重点、难点、热点问题讲清讲透，保证理论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还有组织教学形式的方法，如多环节互动教学的方法。它可以有效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通过设计热点讨论、案例研读、课堂辩论等具体互动环节，让学生真正参与到对真理的探索过程中来，并制造能触动学生思维神经和情感血脉的“思想风暴”，从而达到好的教学效果；此外还有“诉诸理性”与“诉诸感情”相结合的讲授方法。传播学认为，“在开展说服性传播活动之际，以什么方式打动对象也是影响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7]（P206）“诉诸理性”和“诉诸感情”是人们常用的两种方法。前者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运用理性或逻辑的力量来达到说服的目的，后者则是通过营造某种气氛或使用感彩强烈的言辞来感染对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是一门理论课，“诉诸理性”可以体现理论的逻辑性和科学性，“诉诸情感”则有助于增强感染力与震撼力，若教师的讲授既有严谨的理论分析和论证，又有饱满的政治热情和高超的教学艺术，那么他所传授的理论也一定能深入人心而卓有成效。
再次是要深入研究受众。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传播成立的前提之一，是传受双方必须要有共通的意义空间。信息的传播要以符号为中介，信息传播过程包括传播者对信息的符号化过程与接受者对符号的解读过程。共通的意义空间，意味着传受双方必须对符号意义拥有共通的理解，否则信息传播就会因传而不通或导致误解而失败。用上述传播学原理观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我们会发现，构建共通的意义空间是保证课程教学实效性的重要条件。没有共通的意义空间，教师的教学活动就会成为“自说自话”或“自我欣赏”，就算精彩绝伦也毫无效果。那么如何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学中构建共通的意义空间呢？对信息传播受众――学生的了解是问题的关键。因为在教学活动开展之前，“学生就已经有了各不相同的‘意识框架’和‘人格图式’……学生的‘意识框架’和‘人格图式’对教师的讲授起到‘过滤作用’。”[8]就教学有效性而言，“教师的讲授仅仅是教学的一部分，更为重要的部分则是学生在原有的‘意识框架’和‘人格图式’的作用下接受得如何。”[9]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学中，只有通过研究学生的观念、道德、智慧、意志、需求、心理等状况，把握他们的“意识框架”和“人格图式”，选择尽可能与他们的“意识框架”和“人格图式”相接近的语言、文字、图片、声音、表情、动作等符号来诠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而构建师生共通的意义空间，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学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1]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组编．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文献选编（1949-2006）[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本刊特约评论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材编写的有关问题――访教材编写组首席专家厂召集人逄锦聚教授[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6（8）.
《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专升本综合卷共计300分。考试科目涉及《传播学》和《广告原理》。考生在掌握下列指定教材中涉及到的具体章节的内容外，还要注意将这两门课程的内容加以联系和融合，要注意联系新闻报道和广告实际案例进行评析。
二、考试内容
第一章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和基本问题
第一节从传播学的定义看传播学的研究对象
一、如何把握传播概念
二、传播与信息
三、传播的定义和特点
第二节传播学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
一、社会传播的系统性
二、社会信息系统的特点
三、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与社会发展
第二章人类传播活动的历史与发展
第二节人类传播的发展进程
一、口语传播时代
二、文字传播时代
三、印刷传播时代
四、电子传播时代
第三节信息社会与信息传播
一、传播媒介的进化与社会发展
二、信息爆炸与信息社会
三、迎接高度信息化社会的到来
第四章人类传播的过程与系统结构
第一节传播的基本过程
一、传播过程的构成要素
二、几种主要的传播过程模式
三、传播过程的特点
第二节社会传播的系统结构
一、传播过程研究与传播系统研究
二、系统模式下的社会传播结构
三、社会传播的总过程理论
第七章大众传播
第一节大众传播的定义、特点与社会功能
一、大众传播的定义
二、大众传播的特点
三、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
第二节大众传播的产生与发展过程
一、大众报刊与大众传播
二、电报、电影、广播与大众传播
三、电视媒介与当代大众传播的发展
第三节大众传播的社会影响
一、大众媒介与现代人的生活
二、关于大众传播的社会影响的两种观点
三、大众传播、信息环境与人的行为
第八章传播制度与媒介规范理论
第一节传播制度与媒介控制
一、国家和政府的政治控制
二、利益群体和经济势力的控制
三、广大受众的社会监督控制
第二节关于传播制度的几种规范理论
一、极权主义制度下的媒介规范理论
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媒介规范理论
三、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媒介规范理论
四、发展中国家的传播制度和媒介规范理论
第九章传播媒介的性质与作用
第一节作为工具和技术手段的传播媒介
一、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
二、媒介工具和技术的现实社会影响
三、新媒介的发展趋势及其冲击
第二节作为社会组织的大众传媒
一、传播者与大众传媒
二、大众传媒的组织目标与与制约因素
三、传媒组织在信息生产过程中的作用
第十章大众传播的受众
第一节“大众”与大众社会理论
一、“大众”的概论
二、大众社会理论的形成和变化
三、大众社会理论与传播学研究
第二节几种主要的受众观
一、作为社会群体成员的受众
二、作为“市场”的受众
三、作为权利主体的受众
第三节“使用与满足”------一种受众行为理论
一、受众的传媒接触动机和使用形态
二、传播接触的社会条件因素
三、对“使用与满足”研究的评价
第十一章传播效果研究
第一节传播效果研究的领域与课题
一、传播效果的概念含义
二、传播效果的类型及研究课题
三、传播效果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第二节传播效果的历史与发展
一、早期的“子弹论”或“皮下注射论”
二、“传播流”研究与“有限效果”理论
三、70年代以来的宏观效果理论
第三节传播效果的产生过程与制约因素
一、传播主体与传播效果
二、传播技巧与传播效果
三、传播对象与传播效果
第十二章大众传播的宏观社会效果
第一节大众传播与环境认知------“议程设置功能”理论
一、“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概要及特点
二、对“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研究
三、“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意义与问题
第二节大众传播、社会心理与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
一、“沉默的螺旋”理论的概要
二、“沉默的螺旋”理论的特点
三、对“沉默的螺旋”理论的研究和评价
第三节大众传播的潜移默化效果------“培养”理论
一、“培养”理论的起源和背景
二、“培养”理论关于社会与传播的基本观点
三、“培养”理论的
第四节大众传播与信息社会中的阶层分化------“知沟”理论
一、“知沟”理论产生的背景
二、“知沟”理论及其反命题
三、“知沟”理论的应用研究及其意义
第十四章传播学研究史和主要学派
第一节传播学的起源、形成与发展
一、传播学的早期学术思想源流
二、传播学的奠基者和学科开创者
三、信息论和控制论对传播学的贡献
第二节传播学的主要学派
一、传播学的经验学派
二、传播学的批判学派
三、考试题型
•填空：27%
•多项选择题：13%
•名词解释：13%
•简答：20%
•综合分析题：27%
参考用书《传播学教程》，郭庆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版
二、考试内容
第一编绪论
第一章广告导论
第一节广告的定义
第二节广告的分类
第三节广告学的研究对象
第四节广告学的理论基础
第五节广告学的任务和研究方法
第二编广告信息源
第四章广告战略
第一节广告战略分类与内容
第二节产品的生命周期与广告战略
第三节广告战略的实施原则
第三编广告信息
第六章广告文案创作
第一节广告文稿的重要性
第二节广告文稿创作的基本要求
第三节广告文稿的创作技巧
第四编广告媒介
第九章广告媒介的特点
第一节四大广告媒介的特点
第二节印刷广告媒介的特点
第三节户外广告媒介的特点
率四节现场广告媒介的特点
第五节其他形式的广告
第十章广告媒介的选择
第一节广告媒介选择的前提
第二节广告媒介选择的依据
第三节广告媒介选择的方式
第五编广告接收者
第十一章广告与接收者
第一节广告信息的接收对象和传播方式
第二节广告信息的核心-----接收者需要
第三节不同媒介接收者特征
第十二章广告与消费者
第一节现代广告的经营指导思想
第二节消费者市场细分
第三节消费者购买行为
第四节广告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
第六编广告效果
第十四章广告效果分类及测定
第一节广告效果分类
第二节广告效果测定
三、考试题型
•判断题：13%
•单项选择题：7%
•填空：20%
•名词解释：7%
•简答：13%
【关键词】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概念；三个层次
一、节目主持人的概念及内涵
关于“节目主持人”，不同的著作和学者有不同的理解和定义。
《当代汉语新词典》中，“节目主持人”词条一栏解释为“直接在舞台上或广播、电视中出现，主持某一文艺演出或电视、广播节目的人。”[1]
《新闻传播百科全书》中，将“节目主持人”一词界定为“在能基本胜任播音工作的基础上，对节目构思、文稿撰写、指导制作、内容播讲等方面均全面负责，起主导作用，且亲自参与的广播电视工作者。”[2]
；“节目主持人是在大众传播活动的特定节目情境中，以真实的个人身份和交谈性语言行为，通过直接、平等的人际交流方式主导、推动并完成节目进程，体现节目意图的人。”[3]
学者陆锡初认为，“节目主持人是广播电视中，以真实个人身份出现，通过交谈性语言主导节目进程，直接与观众平等交流的大众传播者。”[4]
学者俞虹在《节目主持人通论》中对此概念的表述是：“节目主持人是在广播电视中，以个体行为出现，代表着群体观念，用有声语言、形态来操作和把握节目进程，直接、平等地进行大众传播活动的人。”[5]
学者于厚礼在《新闻工作者手册》中对节目主持人的定义是：“在广播或电视中出场为听众或观众主持各种节目的人”[6]
《英语节目主持人概论》的作者林海春在其书中，同样对“节目主持人”的界定进行了探讨，引述了三种观点：其一，“介绍并同参与一档电视或广播节目的人们进行谈话的人。”其二，在一档电视或广播节目中介绍嘉宾的人。”第三种观点较为复杂，是从工作空间、工作内容来界定的，这里不做实录。[7]
综合比较以上几种定义，前六种定义概括度高、理论性强，属于学院范式或称学术派的典型定义，后一种则形象生动、个性鲜明，是实践范式或称业务派的代表性描述。但几种描述都有共同的一点：都是从节目主持人的特殊主持实践活动方面的特点，借助对此类实践活动的描述来界定的，并且，有着这样的共识：节目主持人是在“节目”中出现，并对节目进行“主持”实践活动的主体。在此，有两点需要重点阐释：
第一，从对“节目”的理解出发，我们可以对节目主持人有三种层面的理解。
第一层：广义的说，“节目”的含义，从时间上来看，不仅局限于其最终的呈现时段（period），而是从最初的“节目产生原始点（originalpoint）”――一档新节目设计的念头刚刚萌生开始，这个时间点有时候很明确，是从某个策划或媒介人员、甚至非媒介人员的脑子里萌生的；大多数时候，却很模糊，是实践主体长期思考和酝酿的结果。当然，这些都只能看成是节目的“非正式产生点”，对节目的产生和开始实施真正有意义的“原始点”是一档新节目正式被提出和通过有关决议，投入试验阶段。因而，广义的节目主持人是指从节目的提出开始就掌控和指导这个节目运作全过程的实践主体。
第二层：一档节目成型之后，会有固定的播出周期―每日或每周或其它时间间隔，每一次节目的内容、形式从策划到具体实施直至播出，这是一般意义上的“整个节目制作”，因此，“一般意义上”的节目主持人是指参与了“整个节目制作”并在其中起到主持的人。
第三层：狭义的来看，节目主持人仅仅是在节目的最终呈现过程中，对节目起到驾驭和持继作用，承担节目呈现时段的“主持”角色。这也是我们一般认识上对“节目主持人”的界定。
第二、“节目主持人”狭义概念的成形和固化。
可以说，“节目主持人”狭义概念的成形，是随着节目呈现阶段主持人的出现而成形的。因为“节目呈现”阶段是节目制作中一个相对独立而又非常特殊的时间段，不论是录播还是直播节目，最终的呈现阶段都是将前期的一切准备和工作成果整合、统一并最终凝汇成完整节目成品的阶段，特别是在直播节目中，这个过程更是“一锤定音”的关键阶段，决定了前期努力是前功尽弃还是那如期而至的“东风”。在这个阶段，规模相对较大的节目都有固定的专门“主持人”，他的职责就是保证在这个阶段完美的、成功的跑好“最后一棒”。因此，在这个相对独立阶段，狭义上的“主持人”对节目的成败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反之，其自身的角色意识和观众对其的角色认知就更为独立和强烈，在长期的节目播出中，这种狭义的“节目主持人”概念便固化下来。
可见，当今“节目主持人”的整理概念，大多是一种狭义的概念，一种约定俗成的指称。然而，在长期的固化过程中，“节目主持人”的一般概念却显得有些另类，因此出现了对这种一般概念的专门称呼――“采编播一体”节目主持人，所谓的“采编播一体”实则“整个节目制作”过程。当然，由于广义的节目主持人概念对这一类实践主体的时间、精力和知识、能力等全方位素养要求几乎到了“理想状态”――从节目初创、到资金筹措、推广、人员调遣等，广义的节目主持人几乎成了全能型的超人，因而，在现实中几乎没有，我们也仅仅鼓励节目主持人向一般要求努力。
二、广播电视视野中的“节目”含义
“节目主持人”这一称谓，是按照主持实践的内容纬度对主持人进行的划分，按照本书的理论延伸，“节目主持人”的定义是建立在主持人基础之上的，对“节目”的探讨。
先看两条对“节目”的定义：
第一，“节目”在辞典中的解释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广义意为――“事情的条目”，而狭义的解释更加符合本文的语境――“文艺演出或广播电台、电视台播送的项目。”[8]
第二，学者壮春雨在《电视节目学概要》一书中，对出现在广播电视中的节目，做了更进一步的界定：“具有一定内容、形式、名称，在一定时段播出的，诉诸受众听觉、视觉的精神产品。”[9]
前者强调了“节目”的生产和推出者：文艺演出或电台电视台。后者则侧重在广播电视中的节目特征。
在此，我们从“广播电视”这个视野下探讨节目的内在含义。大众传媒作为当今社会公共信息的开发和利用者，其核心职能便是“信息”职能――信息的搜集、加工、传播。广播电视作为今天重要的大众传媒，其理亦然。而最终的“传播”工序，是更为关键的，一切前期工作都围绕着这一个最终步骤进行。从中外传媒业的历史发展来看，信息不论是在平面媒体还是电子媒介中的最终呈现都经历了由杂乱无序、交揉混杂到纲举目张、分合有秩的过程，例如中国唐朝的“开元杂报”上，信息的陈列便是没有规矩、杂条陈列的。现在的报纸则是将信息精心分类、按类群聚，并且井然有序、合理编排。
但不同的媒介对信息的组合方式、编辑模式、呈现形态都有着决定性影响，大众传媒家族的老大哥―报纸，是单一的视觉传媒、平面媒体，是用版面来分割不同的“信息组”，并且有专栏、线框、标题等一系列借助视觉空间的组合和归并方式，来对每一版面的信息进行再次分界、归堆儿。信息的陈列不受时间维度的影响而是受到空间的决定，报纸编辑人员更像是在一页页纸上做着信息拼图游戏。而广播电视信息的传播则严格的在时间线上被限定，此处的信息组之间的架构方式和竹子上竹节很相似，所以，我们给予了她一个形象地称呼“节目”――每一节一个项目。
因而，我们看到，“广电节目”是一种信息的组织、传播形式，她是广播电视对信息特有的分类组合方式和呈现形态。广播电视也正是依靠这样的方式，将纷繁芜杂的信息分类、组合、加重，然后传播出去的。这样，我们就找到了节目的本质属性――广播电视传播媒介中，相对独立的信息（此处的“信息”是广义上的信息概念）传播单元。因此，在传统电子传媒中，“相对独立的信息传播单元”就可以称为“节目”的定义。此处有三点要注意：
首先，所谓“相对独立”是指，传媒中的节目之间有着内在的种种联系，构成了一个传媒的整体节目框架；其次，一个节目之内的内容联系非常紧密，尤其在内容上具有高度一致性，在形式上具有统一性，与其他节目形成区别。再次，在“广播电视节目的栏目化、板块化已成为一种趋势”[10]的时代，“单元”已经没有绝对的界限―一个板块可以是一个单元，一个节目，而一个小栏目也可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
这种“相对独立”使节目的指称有了弹性和伸缩性，因此，反观“节目主持人”的界定也就更加宽广，近年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设置“总主持人”其实就是“板块”主持人。因此，正如《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秦朔在北京大学的一次讨论会上提到的，媒体发展的“平民性、交互性”趋势一样，广播电视的“人际化”趋势也是越来越明显，从近二十年中国广播电视发展的过程来看，人际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节目主持人”的诞生和蓬勃发展，而如今主持人从以往的“一档节目”中，走向“一系列节目”―板块，乃至于以后可能会出现的“一个频道”的主持人――频道总主持人（这是一个大胆的却符合规律的预测），既可以看成是广播电视传播“相对独立单元”的弹性扩张，更应该看成是“节目主持人”概念的现实性回归。
此处要顺便说一点：电台、电视台在节目的架构和呈现上，有着共性和个性。例如：广播新闻节目和电视新闻节目就既具有共性也具有各自的采编播规律。例如：“新闻评论类节目”，其共通的要求是成为“电视台、电台的旗帜和灵魂。有的放矢，具有强烈的新闻性；观点鲜明、具有高度的思想性，面向基层，具有广泛的群众性”。[11]但具体在广播中，采编活动就要一切围绕“声音”考虑，因为广播是“声音”的艺术；在电视中，则要考虑“声画”的有机组合，思考怎样利用“三维空间”构建起“四维世界”。
【参考文献】
[1]曲伟，韩明安.当代汉语新词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411.
[2]邱沛篁，吴信训等.新闻传播百科全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1016.
[3]应天常.节目主持语用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54.
[4]陆锡初.节目主持人概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33.
[5]俞虹.节目主持人通论.浙江大学出版社，1996.5.
[6]刘浩.电视节目主持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2.
[7]林海春.英语节目主持人概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1-2.
[8]东方瀛主编.中华现代汉语双序大辞典.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453.
[9]壮春雨.电视节目学概要.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6.
[摘要]：本文以国外传播理论教材的译介作为视角，考察了欧美传播理论话语在中国的诠释和变异，研究了西方客观经验主义的大众传播理论如何被潜移默化地等同于传播学的过程，同时以《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为例，对我国目前传播学的教学与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应该进一步开阔视野、注重研究范式、重新思考传播理论的教学与应用。
陈丹青的《退步集》中用了一幅赵卫东拍摄的肖像照：一个穿着皱巴巴不合体西装的农村青年站在土墙边，正凝视着镜头，墙上挂着一张刘德华八十年代拍摄的海报。精彩的是下边的评注：“他所仿效的不是真的香港人或西方人，而是本村第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的人”。[1]沃尔特•李普曼生造了“假（拟态）环境”（psedo-enviroment）这个概念，追溯这种被中介的经验的来源。这是自信能够判断真假的传统经验主义者的见解，但从现象学的和诠释学的角度来看，其实这种经验并不假，它们同样也是社会实在的重要组成部分。换个角度来看，它们就是中国特色，或者是“自主创新”。
中国传播学的教学与研究也也是在这种想像中起步的。按照吉登斯的说法，社会理论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独特的“双重诠释”（double-hermeneutic）[2]，社会理论会被行动者用来反作用于社会（比如“主权”概念的效应），我们所研究的个体有能动性，他们会根据理论作出改变。被中介的传播学也对当今中国社会方方面面产生了冲击，不论是政府还是个人，都开始运用这种被中介的传播学考虑和处理问题（比如我们的政府发言人制度和最近通过的应急预案），“大众传播”“媒体”等成为流行词汇。133229.coM被中介的传播学与社会实际相结合，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管理社会信息的行动。问题变得越加复杂：传播学在中国学界的诠释是第一层中介，社会行动者从学界那里获得的对传播学的理解是第二层中介，具体到中国具体国情下的操作是第三层中介，最后，对使用经验的感知才能成为“传播学”在中国应用的社会实在。
“传播学”翻译中的断裂
要理解传播学在中国或者中国的传播学，我们要从理解传播学在中国的译介开始。库恩主义认为，教材是一个范式确立的重要标志[3]，因此，考察教材的移译是研究此问题的捷径之一。
首先不能不提到施拉姆著、余也鲁译述的《传学概论:传媒、信息与人》（1978）。余也鲁是施拉姆的弟子，他对许多概念的翻译对后来者的解释影响深远。比如此书的英文名为“men,messageandmedia:alookathumancommunication”(1973)，余也鲁先生它译成了“传学概论”，“传播”成为了“学”。虽然早在20世纪50年代即有学者开始介绍传播学，[4]但是直到1982年北京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后，“传播学”这一命名才算是正式合法地进入大陆语言系统。1983年由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世界新闻研究室组织编写的《传播学（简介）》（人民日报出版社）小册子中明确使用了“传播学”这个概念。1985年陈韵昭在翻译wernerj.severn和jamesw.tankard,jr.所著的“communicationtheories:origins,methodsandusesinthemassmedia”时，将其名译为《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施拉姆上书的新版“men,women,messagesandmedia:understandinghumancommunication”（1982，加上了另一作者williame.porter）再次被译为中文，但这次英文名称有所变化，女性主义的影响微妙地显示在标题中，但是中文却是波澜不惊的《传播学概论》。
在看似一致的译名背后，是中介与诠释过程中的变异。首先，“传播理论”和“传播学”被划上了等号。上面提及的施拉姆的书是一本普及介绍传播研究的入门书，以理论为主，几乎没有涉及应用层面，甚至未提及研究方法。而severn和tankard,jr.的书名则明确说明了该书的主要内容为理论。
其次，大众传播理论与传播理论被划上了等号。虽然施拉姆在论述传播符号时涉及到了人际传播的内容，但是该书大部分谈的是大众传播。由郭镇之主译的severn和tankard,jr.的《传播理论》第4版2000年由华夏出版社出版，虽然书名改回了《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但是原文中“在大众传播中的应用”被省略为“应用”。
第三，（以美国为主的）传播实证研究和传播研究被划上了等号。近年来虽然传播批判学派的译介逐渐增加，但从教材上来看，仍是实证研究一统天下的局面——当然，这也和其他研究范式缺乏内部规范，无法形成自己的标准教材有关，比如洛厄里和德弗勒就曾用讽刺地语气说：“选择文化批判观点的研究者所取得的成绩还远远谈不上明晰。要文化批判学者们以本书这种叙述方式来总结其观点或许还为时尚早。”[5]但是，标准化也许并不是我们对“文化批判”理论的期待，我们更期待的是灵活而深刻的见解和获得另一种选择。此外，像符号学、修辞学、文化研究、质化的实证研究引介，传播研究领域做得仍然不够。
当然，我们对传播学的理解也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此外，从个人层面来讲，学术的兴趣和选择的自由自然无可厚非，但是传播学教材的译介与创作整体的同质化现象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从大众传播理论到“传播学”的中介转换，使在国外原本松散模糊的传播研究被限制和规定（discipline）在一个较狭窄的区域内，在中国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具有明确研究对象与统一性的学科（discipline）。[6]
语言的背后是世界观，就像梁漱溟提到中国人对西方“自由”“民主”概念的翻译一样，用旧的语言去想像一个汉语中本不具有的观念，往往意味着长期的误读。[7]用“传播学”这样一个概念来指代关于大众传播的客观经验主义的理论，就像用“传播”来翻译“communication”[8]、“群众思想交通”来理解“大众传播”[9]、用“公众通讯工具”“宣传工具”来理解“传播媒体”[10]、用“舆论”来代替“民意”[11]一样，令我们的思维过程出现一些觉察不到的偏执和盲点。比如，因为成为了和新闻学（理论）一样的“学”[12]，所以传播学在中国变成了纯理论，虽然我们撷取了客观经验主义范式，但是却弱化了其实证主义的特征，研究方法被忽视，只留下一些脱离具体环境的理论空壳，成为摆设，或被削足适履地论证一些与之缺乏必然联系的结论；[13]另一方面，传播学作为既有的新闻学的补充与对立面，形成了一系列二元对立，比如本土的-西方的对立，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实用-虚文的对立，有明确就业方向的-没有明确就业方向的对立……这些刻板印象把传播学放在了一个非常不恰当的位置，也赋予了新闻学某些可疑的特征，这既不利于传播学的发展，同时也不利于新闻学的发展。
除了对概念的诠释与中介外，国外（主要是美国）传播理论教材的引进也反映了我们对“传播学”的独特诠释，同时也影响了我们对“传播学”的理解。接下来就具体结合我国传播理论教材的译介和这本《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谈谈它们带来的启示。
传播理论教材移译中的盲点
就笔者接触到的有限的以“传播理论”为名教材来看，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论文的选集或文摘（reader），比如jamescurran和michaelgurevitch编的《大众媒体与社会》（massmediaandsociety）、jenningsbryant和dolfzillmann主编的《媒体效果：理论和研究的进展》（mediaeffects:advancesintheoryandresearch）、oliverboyd-barrett和chrisnewbold主编的《媒体研究的进路》（approachestomedia:areader）。第一本有台湾译本，最后一本有大陆译本，第二本据说也在翻译之中。这种教材单篇文章字数较少，角度多元，适合教学，但由于作者和文本来源不同，体例与思路难免不统一，缺乏理论体系。
另一类是自成成体系的传播理论教材，数量较多。从内容上来看，又可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大众传播理论教材，比如施拉姆的《传播学概论》、melvinl.defleur和和sandraball-rokeach的《大众传播学诸论》（theoriesofmasscommunication，台湾译为《大众传播学理论》），还有前面提到曾译过两个版本的severn和tankard,jr.的《传播理论：起源、方法及在大众传播中的应用》，还有出了5版的dennismcquail的《麦奎尔的大众传播理论》（mcquail’smasscommunicationtheory）据说也在翻译之中。这类教材引进得较早，虽然近年来，组织传播、跨文化传播的教材的译介开始起步，但大众传播理论一直是我国传播学研究与教学的主要参考材料。
第二类是传播理论教材，例如stephenw.littlejohn的《人类传播理论》（theoriesofhumancommunication）和emorya.griffin的《初识传播理论》（afirstlookatcommunicationtheory），这类教材的编写者多来自人际传播或群体（组织）传播的领域。littlejohn的《人类传播理论》2003年已经出到第7版，在短短几年内，也已经有了两个中文译本，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我国大众传播理论教材一统天下的格局。该书视野广阔，理论性强，论述深入，让大家看到了不少“新鲜”的理论。但是由于是研究生用教材，如果缺乏一定知识储备，难以全面理解。此外，该书重视梳理理论间的关系，而对单个理论的介绍则显得简略，例证也较少，对于本科生来说稍难了一些。相比之下，emorya.griffin的《初识传播理论》则专为本科生准备，该书把传播理论分为7个传统（控制论、修辞学、符号学、社会文化、批判理论、现象学）、4个部分（人际传播、群体和公众传播、大众传播、跨文化传播），每个理论一章，介绍了31个理论。该书通俗易懂，个性化的论述风趣幽默，覆盖面广，从1991年问世到2000年已经出到第4版。现在手边这本richardwest和lynnh.turner所著的《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introducingcommunicationtheory:analysisandapplication）[14]借鉴了《初识传播理论》的体例，精选出了25个理论，分成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公众传播（修辞学）、大众传播和跨文化传播五类加以详细介绍。该书深入浅出，单个理论的论述比前书更为详细全面，同时注重应用，实例丰富，2000年问世后又于2004年又出版了第2版，是一本适合本科学生全面了解传播理论的入门教材。
第三类是选取一个独特角度论述传播理论的教材，这类书不像前两种追求面面俱到，而注重某个问题的阐述。具有代表性的如shearona.lowery和melvinl.defleur的《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jamesa.anderson的《传播理论：认识论的基础》（communicationtheory:epistemiologicalfoundations）。前者史论结合，以案例研究的形式介绍了美国传播实证主义效果研究领域的14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研究，让学生在扼要的文献回顾和社会环境的描述中体验实证主义效果研究的精神和特征，此书已经由我及几位同事翻译成中文，同时也有原版的影印本可以对照学习。后一本书主要以研究生为对象，作者的目的是要打破一般传播理论教材的那种天启式的权威论述，以后现代解构主义的姿态，打破禁忌，解剖各种研究传统背后的本体论、认识论（包括方法论）、价值论和实践论，把学术研究（或者布迪厄所说的“学术场”）变成研究客体，让不同研究传统的学生能够平等地认识和比较各种研究方法的长短，宽容地对待不同的研究传统。可以说这是一本传播理论的元理论研究。此外，charlesr.wright所写的《大众传播：社会学视角》（masscommunication:asociologicalperspective）虽然出版时间略显早了一些，但是从传播研究案例的角度来剖析传播理论的应用是该书的独到之处。
以上的总结虽然很不全面，但是从中也能大致看出，我们的教材引进主要侧重于大众传播理论，对传播研究的其他领域（特别是人际传播、修辞学等）介绍得还不够；泛泛的概论介绍偏多，而具有一定深度的理论考察还比较少；此外，在理论范式的介绍方面也还不够开放，仍是客观经验主义范式一统天下的局面。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我们对实证研究的引进已经足够了，
《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的启示
上述问题是一个大话题，应该留给所有研究者来共同回答。这里仅以笔者刚刚翻译完成的richardwest和lynnh.turner所著的《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introducingcommunicationtheory:analysisandapplication）为例，谈谈它对我们传播理论教学与研究的一些启示。
该书最大的特点是对众多传播语境一视同仁。由于中国的传播学被设置在新闻学院下面，所以对大众传播比较关注，而对人际传播、群体传播这些在现代生活中十分重要的领域，我们虽然很早就提到，但是真正高质量地引介与研究却很少。这与我国特殊的学科设置有着极大关系，像修辞学研究完全交给了中文专业。从本书所介绍的一些修辞理论就可以看出，这也是一个传播学者应该关注的重要领域，可能由于它是从传统的语言专业分离出来的，人文气息较浓，同时又因为我们只注重大众传播，所以除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曾经编译过两本修辞学的选集外，我国传播研究界很少有人关注它。其实从后现代主义修辞学的观点来看，随着现代的大部分社会现象变成符号现象，修辞已经成为了最重要的学科之一。另外，本书对跨文化传播几个理论的介绍也给我们一定启示。目前的研究对跨文化存在着一定的误解，其实跨文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跨越国家疆界，在一个多元化国际化的世界里，身边就存在着众多跨文化传播现象。文化的区隔无处不在，即使是在最偏僻的乡村，跨文化传播也一直存在，在许多人类学田野调查中都可以看见这样的例子。比如在一本讲述农民上访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里就可以发现，一般农民和上访精英们的交流就是跨文化传播，特别是妇女，她们对事个事件基本处于失语状态，无法用自己的经验建立起完整的叙事，被问起时只会笑着说“不知道”、“说不清”，或者只能以“琐碎”的情节片断来诠释这个事件，就在一个小小的偏僻乡村内部就存在如此大的文化差异，更何况全球化、社会分层更明显的城市。[15]而目前我们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主要还集中在分析《纽约时报》和《人民日报》对国家领导人出访和重大外交事件报道的差异，以此论证中美具有不同的制度和文化，这实在是片面地理解了“跨文化”的内涵。
其次是对理论研究范式的强调。学术场也是一个众多范式竞争的场所，没有任何一个理论享有至高无上的裁判权。每个范式具有不同的前提假设，作为禁忌，它们很少被拿出来被平心静气地解剖，一般以中世纪行会式的言传身教的方式加以模仿和传承，但是随着科学哲学和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及引起的论争（比如索卡尔事件），理论和科学的元理论逐渐引起人们重视。本书在这方面做了较为清晰简洁地介绍，特别是对每个理论的前提假设都做了详细地解析。当然，尊重各种理论范式并不意味着相对主义，它只是提醒我们，理论与方法不是避难所，理论的使用者要承担起责任。
不同的范式间百家争鸣，但是每一个研究范式内部却有着一以贯之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实践论，在进行理论研究时要讲求逻辑一致。有时不同范式表面上谈的是同一现象，而其后的这些基本逻辑则完全不同，如果无视范式的差异，就会得出一些不尽情理的结论。比如有的人用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概念来指导媒介产业化，把议程设置理论等同于舆论引导；甚至有一位新闻学教授在一本批判美国新闻界（其中也包括对美国政府操控新闻的批判）的传播名著的前言中，竟然号召我们从该书中学习美国政府控制新闻的手法，不知这位美国学者对中国同行的这种“过度诠释”作何感想？
再次，本书也给我们的传播理论的教学提出了一些思考：比如，本科阶段的传播理论是介绍一些被划定为“传播学”的基本内容还是全面深入地引导学生进入传播研究的前沿课题；是侧重理论的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还是注重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新闻传播学院的本科教学以大众传播理论为主还是各领域平分秋色……当然这些问题不只是教育本身的问题，还和中国的人才需求、学科管理制度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从此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并没有因为是本科教材而画地为牢，在他们的召唤下，从亚里士多德、黑格尔、马克思、巴赫金、米德、葛兰西到当代的肯尼斯•博克、库恩、吉登斯、吉尔兹、霍尔这些大牌学术明星们悉数登场，问题不在于所讲的内容是否过于“理论化”，而在于如何恰当地使这些理论变得容易理解。正如作者一直在书中强调的，理论和理论化的思维方式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传播理论的教学者也要注意这些“高深的”的传播理论在自己身上产生的“第三人效果”。马克思主义理论远比大多数传播理论高深得多，它的教学早在中学就开始了（这也直接导致了中国的学生总觉得传播理论不够“高深”）。思想活跃的学子们希望听到最新的理论，理解身边光怪陆离的现象，知道那些在大众报刊中被频频提起的学者的姓名和理论倒底是什么。武断地说，大多在新闻传播实务课堂上讲的内容也都是理论——这一点只消从学生实习或工作后的巨大变化上就能证明。这里不是说我们的业务教学不过关，而是任何职业教育都不能完全模拟复杂的社会环境——因此把传播理论“神圣化”（同时也是变成无用的摆设）并和其他业务课程割裂开都是对传播理论的误解。
此外，《传播理论导引：理论与应用》在传播理论应用方面也给我们以启示。书中的大量案例与理论应用告诉我们：理论和每个人息息相关，如何理解自我、如何理解和处理与他人的关系，如何理解和处理自己在群体、组织中的身份、角色，如何行动，如何与他人（包括其他共文化的人）沟通等都离不开传播理论，传播理论不是只供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使用的工具，每个人都应该自觉地成为传播理论的出色使用者。当然，作者也一再提醒我们，传播的阴暗面也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最后，本书的特色和长处，同时也是它的不足，由于涉及领域较多，挂一漏万，难免顾此失彼，比如议程设置理论不知何故没有选入，[16]批判的和诠释学范式的理论比例仍然偏少，不过好在这方面的理论现在市面上译介也不少，学习者可以找来作为补充。同时要说明的是，这是一本美国人写给美国大学生看的书（比如里面举的例子绝大部分来自美国），虽然美国的文化具有多样性，但是毕竟也有其特殊的一面。我们应该有人类学研究者的那种解释意识，不是学习理论本身，而是学习如何用理论解释现实的思路与方法。英国学者约翰•伯格也以桑德照片中农夫身上不合体的西装为由头说过更意味深长的话：劳动阶层在着装上对统治阶层的模仿，正体现着统治者的霸权，农夫们自以为穿上西装后提升了自己的地位，殊不知这种按照坐着的权势阶层设计的服装就像一个圈套，正暴露了他们劳动者的体型与低下的地位。所以按照想像使用的西装，穿上去怎么也不如在上等人身上看着顺眼。好在他文章的结尾还算乐观：这些农夫在到达舞会现场，在喝了一瓶啤酒、欣赏女人之后，他们也许会脱下外套，拿掉领带，或许只戴着帽子跳舞，跳到天亮或工作之前。[17]
[注释]
[1]陈丹青：《退步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9页。
[2]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孟译，王铭铭校，三联书店，1998年。
[3]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论文摘要：本文从效学的角度分析了教育信息通过教育媒体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进行传递的过程。并通过一个案例来证实其科学性，得出的结论能为改进教学手段、优化教学环境提供一些参考。
1引言
教育传播是由教育者按照一定的目的和要求，选定合适的信息内容，通过有效的媒体通道，把知识、技能、思想、观念等传送给特定的教育对象的一种活动，它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信息交流活动.教育传播是人对人传播中最为特殊也是最普遍的一种形式，研究者通常是从传播的普遍性出发来研究教育传播的特殊性.例如对传播模式的研究或者传播要素以及传播媒介的研究等.并且研究者大多以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为学科范畴来探索影响教育传播效果的各个因素，从而对教育传播的规律进一步认识和把握.事实上，影响信息传播过程的因素或者变量很多，单从社会科学或者人文科学领域来研究还是不能全面把握教育传播的过程，也不能对教育传播的行为进行有效控制.自然科学理论或者研究成果的介人有利于对传播过程更加准确的认识.
2教育传播过程的数学描述
无论是传统教学还是基于信息技术手段的现代化教学，信息的传播过程都不可避免要受到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这种不利因素其实是一种随机性干扰.假设教育者在受到这种干扰时，会将想要传播的信息，一部分以概率p正确的传递到教育媒体，其余部分以概率1一p错误的传递到教育媒体.同样，正确的教育信息通过教育媒体传递，受教育者以概率q正确地接收，以概率r错误地接收，另外，还有部分信息以概率u模糊接收.同理，对于传递到教育媒体的错误信息，受教育者以概率q’不变地接收，以概率r’正确地接收，另外，还有部分信息以概率u’模糊接收.
亦假设，分别以a1,a2表示“教育者发出正确信息”事件和“教育者发出错误信息”事件，b1,b2,b3分别表示“受教育者接收到正确信息”事件、“受教育者接收到错误信息”事件和“受教育者接收到模糊信息”事件.于是:
则“受教育者接收到正确信息”事件、“受教育者接收到错误信息”事件和“受教育者接收到模糊信息”事件的概率分别为:
当受教育者接收到正确信息时，则来源于“教育者正确传播的信息”、“教育者错误传播的信息”的概率分别为:
当受教育者接收到错误信息时，则来源于“教育者正确传播的信息”、“教育者错误传播的信息”的概率分别为:
当受教育者接收到模糊信息时，则来源于“教育者正确传播的信息”、“教育者错误传播的信息”的
概率分别为:
通过上述分析，从中可以看出，在传播过程中由环境带给传播媒体的干扰是影响教育信息有效传递的主要因素，加之信息发送时发生的错误和学生接收时造成的错误和模糊更影响了教育传播的效果.
3案例
老师让某一学生在黑板上抄写200个完全陌生的单词，抄写错误的有19个单词，抄写正确的单词共181个.通过计算可得:
“教育者发出正确信息”事件a1概率p=0.9;
“教育者发出错误信息”事件a2概率为1－0.9=0.1;
“受教育者在教育者发出正确信息的条件下接收到正确信息”事件的概率q=0.8;
“受教育者在教育者发出正确信息的条件下接收到错误信息”事件的概率r=0.1;
“受教育者在教育者发出正确信息的条件下接收到模糊信息”事件的概率u=0.1;
“受教育者在教育者发出错误信息的条件下接收到正确信息”事件的概率r’=0.1;
“受教育者在教育者发出错误信息的条件下接收到错误信息”事件的概率q’=0.8;
“受教育者在教育者发出错误信息的条件接收到模糊信息”事件的概率u’=0.1;
理论推理结果:
“教育者接收到正确信息”事件b1的概率满足(1)式，将相关数据代入(1)式得:
“教育者接收到错误信息”事件b2的概率满足(2)式，将相关数据代入(2)式得:
“教育者接收到模糊信息”事件b3的概率满足(3)式，将相关数据代入(3)式得：
试验测量结果：
p(b1),p(b2),p(b3)结果与理论计算的结果0.73,0.17,0.1基本相似，可以说明，上文中的理论假设成立由此，我们可以根据公式计算出:
当受教育者接收到正确信息时，来源于“教育者正确传播的信息”、“教育者错误传播的信息”的概率.它们分别满足(4),(5)式，将相关数据分别代入(4),(5)式，得:
当受教育者接收到错误信息时，来源于“教育者正确传播的信息”、“教育者错误传播的信息”的概率分别满足(6),(7)二式，将相关数据分别代入(6),(7)式，得:
当受教育者接收到模糊信息时，来源于“教育者正确传播的信息”、“教育者错误传播的信息”的概率分别满足(8).(9)两式，将相关数据分别代入(8),(9)式，得:
4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