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逻辑起点/现实起点
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自80年代中期介绍到中国以后，在中国政治学界大体经历了一个由译介、简单套用到理性反思的过程。自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政治学界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视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的命题，并在学术实践中进行了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理论的探索[1]。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崭新命题，进一步促进了学术界对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迫切性的认识，一些学者提出了打破在政治发展理论上存在的西方话语垄断的问题[2]，主张用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来研究和指导中国的政治发展实践。政治学学术研究的进展和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进程，都展现了一种政治学自觉的学术意识和追求——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
一、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必要性
(一)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及其内在缺陷
20世纪50年代，随着一大批民族独立国家的诞生，西方政治学界从西方国家的整体战略出发，在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和行为主义政治学潮流的启发和促动下，开始了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政治问题为对象的政治发展研究，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政治学研究领域——政治发展理论。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不同的理论倾向，从方法论上来说，至少在60年代就已经形成了三个主要的方法论派别：即体系功能方法、社会进程方法和比较历史方法[3]，与此相适应，在对政治发展这一核心概念的理解上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亨廷顿等人认为，政治发展这一概念一般有四种用法：一是地理的，即实际上是把有关发展中国家政治方面的研究，都冠之以政治发展；二是派生的，即把政治发展看作是“更为广阔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方面和后果”[4]，三是目的论的，即把政治发展看作是朝向诸如民主、稳定、合法性、参与、动员、制度化等一个或更多目标的过程；四是功能的，即把政治发展看作是朝着现代工业社会所特有的政治的一种运动，实际上就是把政治发展看成是一个“有效发挥功能的现代社会的必需”。对政治发展的以上几种认识，明显地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因而，进入80年代以后，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也出现了调适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引入“文化”要素来拓展和深化政治发展的研究领域[5]，1987年，亨廷顿和迈伦·韦纳合编的《了解政治发展》一书，重点讨论了“发展的文化问题”，认为“就解释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而言，关键性的独立变项是文化”，他们从现代化的目标模式的层面，指出了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非西方化的进程”；二是区分了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认为把这两者等同起来，太多地限制了政治发展这一概念的“时间和空间”，势必缩小其经验内涵[6]。实际上，早在1968年出版的经典性著作《变化世界中的政治秩序》中，亨廷顿就试图用政治变迁研究来取代政治发展研究。他关于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相区别的思想只不过是他这一思想的逻辑延伸。很显然，在亨廷顿看来，政治现代化只不过是政治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而不是全部。
尽管无论从共时性的角度，还是从历时性的角度看，政治发展理论都不是一个统一严整的理论体系，特别是从历时性的角度看，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在发展中还表现出了试图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倾向的企图，但就其总体特征和价值导向来看，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依然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充满着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学者所特有的傲慢与偏见，并不是一种普适性的理论主张。它不仅解释不了一般亚、非、拉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也解释不了西方发达国家自身的政治发展问题，更解释不了像中国这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大国的政治发展问题。总括起来，人们认为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固有缺陷是：(1)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从根本上来说，并没有摆脱其主导意识形态和价值立场，无论其如何变化，都不能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泥潭，在政治实践上是服务于西方国家的国际国内战略的。正如英国学者科林·莱斯批评道：政治发展理论“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复活了现代化思想，那就是将前殖民地世界是构成帝国主义战略行动的基础这一观点局部地加以充实而使其在整体上更能迷感人”[7]；(2)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在时间和空间上带有很大的局限性，把政治发展这样一个在时空上具有普遍性的现象，限定在了一个特定的时空范围之内；(3)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着重于对政治现象的描述和理解，缺乏对政治现象的本质性解释，如对政治发展的动因、政治发展的实质等问题缺乏深度分析；(4)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存在着用业已形成的假设、概念来裁剪政治现实的现象，把复杂的政治过程和政治现象简单化。这些缺陷的存在，严重削弱了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自身的理论张力，因而到90年代以后，政治发展理论在西方呈衰落态势。
尽管如此，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还是给人以深刻的启迪：一是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所开辟的研究政治变迁的这一基本取向是富有价值的，它促使人们用更为动态和宏观的视角来观察人类的政治生活；二是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所使用的一些基本概念有助于人们从一个新的向度上来认识政治生活，如该理论所使用的政治结构与功能分化、政治一体化、政治动员、政治参与等核心概念，丰富了政治学的知识宝库；三是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方法也给人们研究政治变迁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如亨廷顿所采取的比较历史方法、阿尔蒙德所采取的结构功能主义方法等，就为人们提供了研究政治学的有效认识工具，对政治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因此，应当吸收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有益成果并避免其内在缺陷，建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治发展理论。
(二)我国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现状要求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治发展理论被介绍到中国大陆以后，我国政治学界就开始积极回应这一全新的政治学研究取向，其对政治发展理论的态度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译介、简单套用到理性反思的过程。就基本倾向性而言，我国政治学界对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有以下几种态度：一种是把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奉为圭臬，全面肯定这一理论的价值，并用这一理论的价值观、概念和方法来解释中国政治发展(这种倾向在80年代中后期较为普遍)；第二种是试图对这种理论进行嫁接改造，具体做法是给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戴上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帽子，但对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内容、基本方法仍然持全面肯定态度；第三种是自始至终坚定地认为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不适合于中国国情，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中国的政治发展问题，并且在学术实践上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第四种态度则主张打破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话语垄断，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这几种对待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态度，也基本上反映了中国现阶段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的基本状况。很显然，我国政治学界还没有形成较为完整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这种状况与我国正在进行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实践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因此，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是摆在中国政治学界的一个严峻课题。
(三)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是中国政治实践的要求
就政治学知识是否对政治发展实践起作用的问题，有人认为存在着两种倾向，即建构理性主义和演进理性主义。对于建构理性主义而言，制度是可以运用政治学理论知识来系统设计和重新塑造的；而对于演进理性主义而言，制度是不可以设计的，政治制度只能是逐渐累积的，是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通过政治权力的反复博弈而逐渐演进的。前者以美国为代表，后者以英国为模板。但就人类政治发展的实践进程看，几乎所有的政治实践都是两者的结合[8]，即便是对英国来说，其政治发展过程中也不乏政治学知识的指导作用。比如1885年出版的《英宪精义》一书，对英国政治发展显然具有建构作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洛克的政治思想显然也对英国政治制度的形成发挥了重大作用。就中国来讲，由于历史上几乎没有自觉的政体理论，因而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国的政体只是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又使我们看到了错误的政治理论对政治发展的巨大破坏作用。只是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我国确立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9]的理论导向，我国的政治发展才呈现出了崭新的面貌。因而，政治学知识对政治发展的影响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就目前而言，对中国这样一个封建专制传统深厚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讲，政治发展更具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必须要有正确理论的指导。简单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来裁剪中国现实的做法已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盲目接受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也无法认识和解释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进程。因此，中国政治学界应当以自觉的学术意识回应中国政治发展实践提出的严峻课题，努力探索和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
二、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和现实起点
政治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只能是人们对政治发展概念的认识。对政治发展概念的不同认识决定着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面貌和内容体系。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各种缺陷从根本上看也是源于他们对政治发展概念的界定方面。因此，如何认识政治发展概念就构成了政治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我认为，政治发展就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建设过程，以这一核心理念为逻辑起点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其理由如下：
第一，从对政治发展的这一认识出发，可以建构起政治发展理论的概念体系。理论的要素是概念，要建构政治发展理论的概念体系必须从元概念出发。政治发展就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建设过程，不仅涉及到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这两个元概念，而且揭示了这两个概念的内在联系。从这些概念和命题出发，可以进一步逻辑地展开对有关政治发展的目标、内容、途径、阶段、动力等问题的研究，能够建构起一个较为完整的政治发展概念体系。
第二，对政治发展概念的这一认识，拓展了政治发展研究的时空范围，将政治发展研究扩展到了人类政治实践活动的全过程和全方位。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仅仅把政治发展的空间范围限定在发展中国家，将时间范围限定在与现代化同步的狭小范围内，这主要是由他们对政治发展概念的认识决定的。将政治发展看成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发展过程，大大拓展了政治发展研究的时空范围。
第三，对政治发展概念的这一认识，揭示了政治发展途径、目标的多样性，有利于克服西方中心主义的片面性。即便是最保守的西方学者也无法否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政治文明发展的道路、途径、目标等也应当具有多样性，如果把政治发展仅仅看成是现代化的一种政治后果或其他，就很难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困境，即使是像亨廷顿试图引入“文化”变量来破解这一困境，到头来也只能陷入循环论证。而将政治发展看成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及建设过程，则有利于破解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这一困境。
第四，对政治发展概念的这一认识，体现了政治发展中连续性与阶段性、量变与质变的有机统一。大多数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家着重于研究政治发展的连续性和量变，但是对阶段性和质变则囿于其阶级偏见而视而不见，从政治发展的客观进程看，任何政治发展都是连续性与阶段性、量变与质变的有机统一。而且，对政治发展的这一界定，有利于反映政治发展的客观进程。
第五，对政治发展的这一认识，体现了政治发展既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又是一个人为建构的过程，是演进和建构二者的有机统一。政治文明具有演进性和累积性，但政治文明也可以通过人的积极能动的设计和建设过程而得到发展，无视政治文明的演进性、累积性，而人为地随意改变政治文明的发展进程，破坏政治文明的历史继承性，只能造成拔苗助长的后果；而无视政治文明的建构性，任凭政治文明的自然演进，则放弃了人类理性的天职，同样会大大延缓政治文明的发展进程。
从以上诸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把政治发展看成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建设过程，符合政治发展的实际，也符合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要求，是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当然，将政治发展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建设过程这一命题作为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并不是说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只是研究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和建设史，并不是说要将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建构为一门历史科学。尽管对政治文明演进与建设历史的研究是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但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主要使命仍在于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实际，研究和解决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从而对中国政治发展发挥指导和促进作用。因此，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现实起点应当是中国当代政治文明建设与演进的实践进程。
三、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途径
1.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是以寻求人类解放为根本宗旨的思想体系，它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包括政治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因此，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指导地位。但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僵死的教条，它必须与各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而且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一是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总结和研究中国政治发展中的规律；二是要以与时俱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的政治发展研究。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化的重要理论成果，要充分挖掘其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思想资源，来指导中国当代的政治发展实践，当前特别是要认真研究和学习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思想，来具体地指导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建构的实践；三是要从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精神实质出发，探寻人类解放的政治形式和政治途径，将政治发展的进程作为人类获得政治解放的一般进程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指导地位。
2.必须坚持以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过程为主要对象和经验基础，来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必须要以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为己任，以指导和推进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为出发点和归宿。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由于历史—文化—社会及经济发展程度、阶级力量对比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使得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既不能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来解释中国的政治发展，也不能简单套用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政治发展，而必须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政治实际，以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为研究对象，探索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动力、制约因素、途径等问题，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体系。
3.大力借鉴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积极成果，形成既具有本土色彩，又能与国外政治学界进行对话与交流的政治发展理论。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尽管存在着不少缺陷，但它毕竟开辟了政治发展研究领域的先河，其中的一些观点也反映了人类政治发展的一般过程，如果抛开其意识形态属性的话，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一些概念工具、研究方法以及解释模型对我们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我们既不能盲目地照搬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概念和方法，也不能用中国政治发展的经验资料去附会和验证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假设和模型。要大力开展对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工作，跟踪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最新进展，采取科学的批判、分析态度，借鉴其积极成果，抵制其消极影响，建构既有本土化色彩，又能与国外政治学进行交流与对话的政治发展理论。
4.必须在继承、引进已有的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大胆创新。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政治大国，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经验，建构中国的政治发展理论不能完全无视前人的思想遗产和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无论是政治发展目标的设定，还是政治发展道路的选择，我们都不能完全绕过前人留下的丰厚的文化遗产。但是从自己已有的思想资源和文化底蕴出发，并不意味着固步自封，我们必须放眼世界，借鉴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积极成果。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以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为研究对象，既继承前人已有的思想资源，又能大胆借鉴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在此基础上大胆进行理论概括，提出新的概念、范畴，才能实现理论创新的目的。而只有实现了政治发展理论上的创新，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才能最终确立起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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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我们对隐喻的认识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隐喻”不再被仅仅看作是一种语言或修辞现象，而且是一种基本的认知机制。因此，隐喻研究的焦点不再停留在语言层面，而转向了认知，关注人们“用一个认知域(mentaldomain)对另一个认知域进行概念化”的过程［3］。“隐喻”一词的意义也由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意味着“概念系统中的跨域映射”这种映射关系常常会成第11期黄华新邱辉:知识管理与隐喻认知为我们思维和行为的基本假设，对我们产生深刻的影响。野中郁次郎和竹内弘高指出:“西方哲学关于知识的独特方法，对组织理论学者的知识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笛卡尔学派将主观与客观、认知者与被知物截然分离，由此形成了一种组织即‘信息处理’机制的观念。按照这一观念，组织只是对来自外部环境的信息进行处理，以便适应新的环境”［4］。这意味着野中郁次郎和竹内弘高已经清晰地认识到，西方知识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源于西方哲学中的知识观，主客体分离的笛卡尔传统形成了一个基本的知识管理理论假设:组织是信息处理的机器。与西方哲学的传统不同，野中郁次郎和竹内弘高认为，“在日本人的思维中，人们几乎看不到笛卡尔式唯理主义的东西。可是，在那里确实存在结合了佛教、儒学和西方主流哲学思想的‘日本’式认知方式。这是一种具有‘主客一体、身心如一及自他统一’等特征的知识传统”［4］。基于这种传统，“组织”被看作是一个“有机生命体”，“它由内而外地创造新的知识和信息，以便重新明确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在这个过程中，组织对所处的环境进行了重新塑造”［4］。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知识传统形成了不同的组织隐喻。而组织隐喻上的这种差异，往往会使我们过多地关注各种知识管理理论体系的不同侧重点。野中郁次郎和竹内弘高意识到，“我们的理论是建立在两种观念相互补充的思想基础之上。我们主张，任何适当的知识创造理论都必须包含两种观念中的各种要素”［4］。这暗示着西方的知识管理理论和日本学者提出的东方知识管理理论是有共通和互补之处的。知识管理的理论建构始于对“知识”的概念化。正如安德森(所说，对于知识管理来说，我们如何给“知识”下一个定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如何对“知识”进行概念化的［5］。因此，我们必须重新回到不同知识管理理论的基本假设的源头，重新考察不同的知识管理理论是如何思考和探讨“知识是什么”这一基本问题的，进而深入理解不同理论的共性和互补性。
1．1知识的概念隐喻分析
认知语言学家莱考夫和约翰逊在他们1980年合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WeLiveby)一书中基于大量的案例研究提出了全新的看法:我们的概念系统大多是以隐喻的方式建构的［6］。但是，概念系统看不见、摸不着，如何进行分析呢?认知语言学家于是就提出了一种可能的路径，即通过对语言表达的全面观察来窥探概念系统的秘密。因为人类交际活动所依赖的概念系统，与影响思考和行动的概念系统是相同的，所以语言就可以成为研究概念系统的重要依据［6］。正是沿着这样一条思路，隐喻的认知研究首先从文本分析入手。例如，关于“时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有这样一些表达:“你在浪费我时间、“我在她身上投入了很多时间、“你需要安排好你的时间、“生病耗费了我大把的时间等等［6］。在这些表达的背后，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概念隐喻:“时间是金钱6］。这意味着，在这些例子中我们将“时间”概念化为“金钱”，并在两者之间建立认知上的映射关系。正是由于这个概念隐喻的存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才会出现上述一系列的隐喻表达。在知识管理的理论文献中，隐喻性的表达随处可见，如“知识库存”、“获取知识”、“保存知识”、“分配知识”、“传递知识”、“知识演变”、“知识流动”等等。这些与“知识”搭配的词，在某种程度上恰恰反映了不同的知识管理理论是如何对“知识”进行概念化的。
1．2同中有异的东西方知识管理理论
在知识管理领域，较早对“知识”进行概念隐喻分析的是乔纳森•赫伊(JonathanHey)。他在研究中发现，“知识”常被隐喻性地概念化为“固体”和“液体”［7］。但真正从隐喻认知角度对知识管理的经典理论文献展开系统研究的是安德森［5］［8－10］。安德森［8］运用概念隐喻的分析方法深入比较了达文波特和普鲁萨克(美国知识管理专家)的《工作中的知识》(2000年，第1章)与野中郁次郎和竹内弘高(日本知识管理专家)的《创造知识的企业》(1995年，第3章)中涉及的概念隐喻。在有关“知识”的定义性表述中，95%以上是隐喻性的，而且涉及到22种不同的隐喻，例如，"Knowledgeaswater"(知识如同水)，"Knowledgeasseed"(知识如同种子)，"Knowledgeassoil"(知识如同土壤)，"Knowledgeasaship"(知识如同船)，"Knowledgeasaperson"(知识如同人)，"Knowledgeasacontainer"(知识如同容器)等等。•1699•科学学研究第32卷这22种隐喻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六大类，分别为“Knowledgeassomethingphysical(知识如同客观事物)”、“Knowledgeasawave(知识如同一种波)”、“Knowledgeasalivingorganism(知识如同有机体)”、“Knowledgeasthoughtsandfeelings(知识如同思维与感受)”、“Knowledgeasaprocess(知识如同过程)”以及“Knowledgeasastructure(知识如同结构)”［8］(见图1)。图1美日知识管理理论文献中知识概念隐喻的分布对比①①该图根据安德森(2006)中的数据重新制作。从上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两者之间既存在相同之处，也存在比较大的差异。达文波特和普鲁萨克使用最多的概念隐喻，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知识如同客观事物”(59%)、“知识如同有机体”(25%)及“知识如同结构”(6%);而野中郁次郎和竹内弘高使用频率最高的概念隐喻有:“知识如同思维与感受”(31%)、“知识如同客观事物”(29%)及“知识如同过程”(23%)。两者都高度认同“知识如同客观事物”这一概念隐喻。在西方知识管理文献中，“知识如同客观事物”实际上包括了三个重要的子概念隐喻，分别是:"Knowledgeasaresource"(知识如同资源)，"Knowledgeasassets"(知识如同资产)，"Knowledgeasproperty"(知识如同财产)［5］。第一个概念隐喻把“知识”纳入到“物流话语”中，让人们更关注信息交流技术、流程优化和质量管理，因此知识的储存、分享和分布也就成了知识管理的重点。第二个概念隐喻把“知识”纳入到“会计话语”中，认为知识是可以控制的，知识是可以带来收益的，生产知识的成本是可以测量的等属性均被凸显了出来。第三个概念隐喻把“知识”纳入到“法律话语”中，强调了知识的所有权、知识的价值及知识的排他性等特征。这三个概念隐喻的共同之处，都是将知识看作一种东西或物质，即物质化的过程(thingification)。通过这种物质化的过程，“知识”就成了一种外在于人的、可以进行操控的对象［9］。
这种物质化的过程实际上与英美分析哲学以及西方管理文化中的科学传统是密不可分的。当然，西方的哲学和管理传统也会对东方的管理文化产生重要的影响。数据所反映的相同概念隐喻“知识如同客观事物”，也很自然地显示出了东西文化交流在某些方面所形成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一方面可以反映出两种基于不同认识论传统的知识管理理论对于知识的理解仍有共识，另一方面也将为不同知识管理理论在未来发展中的互补与整合提供了基础。同样，我们也可以在上图中看出东西方管理理论在知识概念隐喻上所表现出来的差异。这种差异也进一步验证了野中郁次郎与竹内弘高对东西方知识管理理论不同之处的判断。从泰勒到西蒙，在西方的管理传统里存在着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理念，那就是组织是“信息处理”的机器，换言之，知识在他们眼里就是形式的、正式的和成体系的东西［4］。因此，欧美的知识管理理论更多的是关注显性知识的研究。相反，在日本的知识管理理论文献中，“知识如同思维与感受”和“知识如同客观事物”两个概念隐喻所占的比例最高，而且两者不相上下。这就是说，在日本知识管理专家那里，知识不仅被隐喻化为客观事物，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还被隐喻化为主观性的思想和情感。所以，日本的知识管理理论不仅注重对显性知识的考察，而且更加注重对隐性知识的研究。莱考夫和约翰逊曾指出，隐喻的系统性使我们能够用一个概念来理解另一个概念的某些方面，同时它也必然隐藏了那个概念的其他方面;它允许我们聚焦于某个概念的某一个部分内容，同时也会使我们忽略这个概念中与该隐喻不一致的内容［6］。这就是说，当我们使用不同的隐喻来理解“知识”时，我们所关注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从而导致我们可能采取的行动也是有区别的。再加上，很多时候我们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使用这些隐喻。因此，知识管理的理论家和实践者需要知道那些潜藏在各种知识管理文本背后的概念隐喻，进而比较不同的概念隐喻到底凸显了什么，又隐藏了什么。以概念隐喻"KNOWLEDGEASARESOURCE"(知识如同资源)为例，“资源”所具有的很多属性可以被用来更好地理解“知识”。然而，这个概念隐喻却无法涵盖知识所具有的非竞争性、非叠加性、默会性等属性;如果我们要凸显知识的这些特征，我们就需要使用其他的概念隐喻［5］。从另一方面看，如果我们要形成对“知识”这样一个复杂对象的全面认识，我们需要借助的就不仅仅只是某个单独的知识概念隐喻，而是一个概念隐喻簇。在这个概念隐喻簇中，某些概念隐喻属于支配地位，而另外一些则属于辅助地位。他们共同发挥作用，可以帮助我们形成更为全面的认知。
2、隐喻认知:从暗默知识到形式知识的转换
野中郁次郎和竹内弘高认为，将暗默知识表述为形式概念的表出化过程是知识创造的精髓［4］。表出化往往是由比喻和类比所驱动的，利用充满魅力的比喻和类比，对培育创造性过程的直接投入非常有效［4］。这就是说隐喻认知在整个知识创造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野中郁次郎和竹内弘高在《创造知识的企业》一书中，用了很大的笔墨描述隐喻，但仍然有两个重要的问题没有得到清晰的说明，即“为什么隐喻可以实现概念的创新”以及“为什么隐喻可以实现暗默知识到形式知识的转换”。下文将结合隐喻认知的最新理论围绕这两个问题进行探讨。
2．1隐喻认知与知识创造隐喻的本质
是通过一个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另外一个事物［6］。从认知角度上看，隐喻认知就是在两个概念域之间建立映射关系。基于这一理解，我们原来有关类比、模型、比喻等方面的研究都可以纳入到这个统一的框架之中。不少科学家已经达成共识，认为隐喻是创造性思维的工具，它不仅是科学活动的产物，而且有助于新的科学理论的创生［11］。野中郁次郎在《组织知识创造的动态理论》一文中，直接引入了莱考夫和约翰逊有关概念隐喻的观点，用了很大的篇幅来阐述隐喻认知与知识创造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隐喻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创造概念网络的方法，它有助于我们运用已经存在的知识创造出面向未来的知识［12］。在日本企业的知识管理中，借助隐喻认知进行知识创新的案例比比皆是。野中郁次郎和竹内弘高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了本田、佳能、松下等公司是如何借助比喻和类比进行产品研发的［4］(见表1)。正如野中郁次郎和竹内弘高所感叹的那样，“对西方管理者来说，我们所使用的事例和比喻语言或许有些奇怪，甚至有点匪夷所思。例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例子:‘汽车进化论’这个口号怎么会是一个新款轿车有针对性的设计概念呢?或者‘人最大化，机器最小化’怎么能够成为有意义的理想呢?虽然在西方管理者看来，这些含义晦涩的口号听起来愚蠢至极，但实际上对于日本企业创造新知识却是十分有效的”［4］。隐喻认知不仅可以被用来解决产品创新中遇到的问题，同样可以解决组织管理创新中遇到的问题。例如，中国的盛大网络游戏公司从网络游戏玩家的激励模式中得到灵感，将其用在改造公司内部人力资源的管理模式中，以解决公司员工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的问题。他们构建了一套类似于游戏积分管理的经验值管理系统，采用实时记录的方式，让所有员工犹如游戏中的打怪、做副本一样，完成自己的工作②。在游戏中，玩家靠经验值决定自己的游戏角色是否可以升级，在盛大的游戏式管理系统中，系统记录下来的经验值决定了员工能否加薪、升职。从隐喻认知的角度看，盛大集团整个人力资源制度创新的背后就由一个强有力的概念隐喻“工作就是游戏”所启动和支撑。
表1产品研发中用于概念创造的比喻和类比产品(公司)比喻/类比对概念创造的影响“本田城市”(本田)“汽车进化论”(比喻)暗示乘客空间最大化乃是汽车终极发展的方向，创造了“人最大化，机器最小化”的概念球形(类比)暗示在最低表面积下达到最大乘客空间，创造出“高而短型轿车(高个小子)”概念微型复印机(佳能)铝制啤酒罐(类比)暗示制造便宜铝制啤酒罐与感光滚筒之间的类似性，创造了“低成本制造过程”的概念家用烤面包机(松下)饭店面包(比喻)大阪国际饭店面包师(类比)暗示比较可口的面包，创造出“麻花面团”的概念隐喻认知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它通过将两个在语义上相距很远的概念放在一起而形成一种对事物和问题的新的洞见。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一个问题是:隐喻认知为什么能够帮助我们形成新的概念。其主要的原因是一个有价值的隐喻性表达，经过深思熟虑后，常常会建构起一个如莱考夫所说的概念映射结构。这个映射结构包含两个不同的概念域，即始源域S和目标域T。该映射结构是类比推理的基础，其过程可用如下公式表示［13］．”分别代表的是始源域集合S和目标域集合T上的任意论元列表;R表示n元属性，它可以表示一种属性，也可以表示一种关系;a是迁移算子，用于产生新的结论。整个公式的意思是说，认知主体基于两个概念域在，Rk－1等属性上的相似性，可以推导出目标域也具有始源域所具有的一些属性。也就是说，目标域T在推理之前是不具有属性Rk，…，Rn的，但通过基于结构映射的类比迁移，获得了这些新的属性。概念的创新正是通过这个过程完成的。由于长期受到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科学语言严格局限于字面意义和逻辑的、精确的以及可以证实的特征层面，传统上认为科学话语必须是一种完全透明的零度修辞的话语，并期望将科学理性重新建立在不可置疑的感觉材料的基础上［11］。因此，隐喻被严格地排除在了科学之外。受到这种科学传统的影响，隐喻认知的价值在传统管理学中的地位自然可想而知。但是，随着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知识管理的兴起，我们相信，隐喻认知在知识创新中的重要价值将被重新发掘。
2．2隐喻认知与知识传播
作为知识管理的重要推动者之一，安达信公司曾经提出一个导入知识管理实际执行的公式:KM=(P+K)s［14］。其中，KM指知识管理(KnowledgeManagement)，P指人员(Peo-ple)，K指知识(Knowledge)，“+”指IT科技，S指分享(Share)。梁林海和孙俊华［15］对该公式做了进一步解释，认为P包括了扮演着知识的生产者、共享者、传播者等不同角色的人员;K是知识管理的对象，在组织的发展与创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组织必须注重对知识的积累、共享和创新;“+”主要指知识管理中所应用的各类信息技术，它们是知识管理的工具和催化剂，通过对技术的合理应用以及技术与人的有效结合，促进组织中知识的传播、共享与创新，从而提高组织的绩效;至于S，他们认为共享的组织文化是有效知识管理的前提与保证。安达信的这个公式实际上是一个知识传播的系统模型，反映出了知识传播所涉及的基本要素，即主体、内容、渠道和语境。英国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Polanyi)将知识分为暗默知识与形式知识［16］，这是目前比较流行的、且被知识管理理论与研究领域所广泛接受的分类方法。暗默知识是指与特定情境相关的个人知识，它难以进行形式化，也难以进行交流;相反，形式知识，就是那些可以用形式化或系统性的符号做出表征的且能进行传递的知识［4］。对于一个传播系统而言，如果知识是形式化的(explicit)，那么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加强传播渠道的建设。然而，如果知识是暗默性的(tacit)，那么我们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前提条件是:要让难以表达的暗默知识转变为可以表达的形式知识。野中郁次郎指出，将暗默知识转变为形式知识的一种有效的方法就是使用隐喻［12］。但是，他并没有解释，隐喻是如何使暗默知识到形式知识的转换成为可能的。借助符号学的分析范式，我们可以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见图2)。17］一个符号由符形、对象和概念域(符释)三个部分构成。符形是某种对某人来说在某一方面或以某种能力代表另一事物的东西;符释是符号形体在接受者的头脑中所形成的东西;对象就是符形所代表的那个事物。当某一认知主体在与对象1的互动中，获得了暗默知识，但没有现成的符形与之对应。这就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以直接表达的。但是，我们可以在相似性的基础上找到一个同样具有属性的概念域(即概念域2)，然后确定与概念域2相对应的符形2，最后就可以生成隐喻性的表达“符形1是符形2”。这个相似联想的过程可能会激活多个具有某一特定属性的概念域。这时就需要考虑语用交际中的最佳个体关联原则和信息的协调性原则，以提高隐喻的可接受性［19］。
隐喻认知在科学传播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不管是在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传播中，还是在科学共同体面向社会公众的传播中，隐喻认知都是普遍存在的，它通常以形式多变的隐喻性语言表现出来。隐喻认知的重要价值在于以一种兼具经济性和启发性的方式改变了科学传播受众的认知结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知识张力”和“知识鸿沟”［20］。显然，这些发现也同样适用于企业组织中的知识管理。暗默知识包含技术与认知两个层面。前者主要涉及秘诀、手艺以及技能等内容;后者集中关注“心智模式”，指的是人类在内心通过构造和运用类比来创造世界的运作模式［4］。心智模式是指个体认知系统所建构的用来解释外部世界的内在表征［21］。这种内在表征，如认知图式、范式、视角、信念和观点，是个体过去所体验的现实世界在自己头脑中沉淀下来的假设与印象，它对个体如何认识世界以及如何界定世界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认知层面的暗默知识传播就会涉及到组织的文化传播。我们发现，很多组织的文化理念通常会直接以隐喻的表达方式呈现出来。例如:“资本是船，品牌是帆，企业是人，文化是魂”(海尔集团);“山高人为峰”(红塔集团);“在绝望中寻找希望”(新东方);“我们的血管里流的不是血，而是可口可乐”(可口可乐公司);“管理是树，品牌是挂在树上的果子，细节是大树的枝叶，放弃细节就等于打完大树的枝叶，大树再也结不出美丽的果实品牌”(JVC)，等等。隐喻性的组织文化理念的表达不仅有意识地体现在高度凝练的企业宣传语中，而且还不时地体现在企业家的日常话语中。例如，“我们的B2C、C2C的市场很大，要抢占制高点”;“我认为互联网是跟美国同一起跑线的，相差就是两三年的时间”;“我们有很多的错误，我们走了很多弯路”;“阿里巴巴是一个大家庭，我们希望在工作中，在平时我们是朋友”;“我们要坚持走下去，如果有一天我们成功了，我们的这套东西，就会被很多企业学习，这个DNA传到别的机体里面，我们的灵魂才能延续下去，这可能要我们看得更遥远一点”。这些隐喻性的话语来源于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的内部演讲，涉及“做企业如同打仗”、“做企业如同体育比赛”、“做企业如同旅行”、“企业是家庭”、“企业是有机体”等概念隐喻。通过使用这些隐喻性的话语，企业家可以把自己心智模式中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有效地传递给自己的员工。
3、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