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学；范式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6-0190-02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范式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方法、以生产方式理论为基本框架的迄今为止人类所掌握的最为科学的经济学范式。相对于西方经济学，它无论在世界观方面还是在方法论方面都具有无可比拟的科学性，无论是对社会经济变革还是对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无可比拟的解释力与指导性。近年来随着中国哲学和经济学研究的持续繁荣，各种理论和思潮交汇融合的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理论遭到贬低和削弱，一些应用性、对策性研究在理论基础的选择上出现混乱、偏差甚至背道而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能否成为诸多应用经济学科的理论基础和指导工具，成为一些学者质疑的问题，也给我们提出了根据时代特征发展和创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范式的重要任务。
科学的范式研究和科学范式的革命，是经济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基本路径。恩格斯曾经指出，“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1]在全球化时代日新月异的变革中，作为经过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证明了的经济学范式，也需要应时代的要求改变自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保持其科学性质和理论地位，不仅要纳入科学范式的轨道不断科学发展，而且应当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范式的基础上，吸收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精华和最新成果，实现理论内涵和研究方法的双重创新，从而构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范式。
一、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的危机与选择
迄今为止，中国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的观点主要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全盘否定的观点，即从根本上摒弃了构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的必要性。有学者认为由于受到“苏联范式”的影响，中国传统经济学的主流范式，就是苏联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范式，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必须根本否定、彻底抛弃这种旧范式。而中国经济学界应主张立即实行“科学革命”即“范式转换”，从根本上放弃原有范式，建立一种具有普遍性、一般的科学意义上的经济学基础理论，一种无阶级性的经济学基础——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2]。这种观点以批判“苏联范式”的名义下主张以西方主流经济学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是从根本上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纳入正统的、科学的范式来对待。第二类是总体模糊的观点。在构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范式这一问题上，有的主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与西方经济学范式长期并存，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有的主张应该以唯物辩证法和系统思维为基础，综合研究当今世界一切优秀经济理论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试图以简单调和的方式削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地位；还有的主张抛弃“苏联范式”中斯大林的错误理论、回归马克思主义经典范式，但没有厘清马克思主义经典范式的框架与内容，更没有与时俱进的提出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构想。第三类观点是主张建立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论”，认为应当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作用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吸纳古今中外各种经济思想的合理成分，探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形式，“构建既超越马克思经典范式和苏联范式，又超越西方经济学范式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范式，以此作为现代中国的主流经济学范式。”[3]这种观点虽有可取之处，但在如何建立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一问题上还只是局部的观点，尚未形成完整、系统的关于构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范式的理论体系。
总体上看，笔者认为前两类观点是不可行的，我们应当在吸收第三类观点的基础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进一步予以拓展和深化，克服“苏联范式”等旧模式旧思维的消极影响，吸取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优秀成果，在否定、扬弃和创新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时代特征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范式。
二、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构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范式
构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范式，其核心是马克思主义。因此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科学基础，构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范式。
关键词：政治；政治学；范畴体系
一、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总体要求
一门学科范畴体系的构建，不可能以个人的主观随意性，想当然地去组织、拼合它的体系结构，必须从学科本质的特征出发，依托于一定的理论基础，遵循相应的组织原则，揭示学科构建的科学规律。那么，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依据所把握的总体要求又在哪里呢?
1．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方法论是我们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方法论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为我们正确认识事物、分析事物、洞悉事物的本质提供方法论的指导。要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我们不妨看看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吸收黑格尔的合理思想所提出的一些观点。(1)任何一门科学的思想体系，就是表述这门科学的全部内容的思想过程，这个过程必然是从抽象到具体。这是符合人的认识过程的。人认识一个对象时总是从抽象到具体，科学体系从抽象到具体的安排，最便于人对这个对象的了解。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也是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从表层到深层、从平面到立体、从现象到本质的过程。(2)一个科学体系的起点应该是这个体系最抽象的东西。如马克思认为商品是人类现代经济生活最抽象的东西，商品便成为他的政治经济学的起点。(3)推动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的内在动力是对立统一规律，每一个原理应符合矛盾运动的形式。
2．学界对政治学研究的丰硕成果是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基础。政治研究是一门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学问，古今中外人们始终如一地对政治学研究投入巨大的热情，政治学已成为现代社会科学体系中一门具有独立地位的重要科学。自1980年中国政治学恢复后，中国政治学界以及其他学科的学者对政治学的研究和发展做了卓有成效的实质性工作，对政治、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范畴体系等进行了具有开创性的探索，并在众多的研究领域形成共识，拓展了政治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和方向。因而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构建奠定了根基。
3．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是政治学范畴体系不断丰富完善的唯一途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开放的，不断发展丰富的，政治学也毫不例外，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体系也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而前进。它一方面会从政治学已有的内容中进行取舍，另一方面也会从广泛的社会实践中，从其他学科的成果中汲取有益成分来不断地丰富完善自己。因而，我们对政治学体系的构建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非固定的框架和模式。
4．对政治学的正确认识是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关键。要使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更加完善，政治学就必须走向科学，即要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建立有特定研究对象的政治学理论体系，克服政治泛化和政治概念狭隘化的影响。政治学不能什么都研究，不能把什么社会现象都作为政治现象来研究。从研究对象看，对象是否明确是一门学科能否成立的首要前提。从内容上看，一门学科的对象，决定学科的内容。一门学科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象的主要组成部分及其结构；二是对象的运动及其规律。从内容的逻辑安排看，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从客观到主观，这几乎成为任何学科构成体系的顺序，这种顺序符合认识的规律，符合认识的历史，也便于读者对一个思想体系的理解。那么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着眼点又在哪里呢?于此，笔者从对政治学的正确认识人手分析和论述政治学范畴体系的构建问题。
二、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切入点
正确认识政治和政治学是构建政治学范畴体系的切入点。政治是什么?这是一个古老而又新鲜的话题。对于这个问题，可以说自从国家(城邦)产生以来，人们就在苦苦地思索、不懈地探索，但仍达不成共识。因为政治学者由于各自的立场、观点、方法不同，几乎都有自己对政治的理解和表述。概言之，对政治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政治是一种社会价值追求、一种规范性的道德；政治是一种超自然超社会力量的体现或外化；政治是对于权力的追求和运用；政治是一种管理活动。
在当代中国政治和政治研究的发展中，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一直占有主导地位，概括起来有如下特点：政治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政治是更为基础的经济关系的集中体现；国家政权是政治的主体和根本问题；政治是一种有规律的社会现象。
综观以上分析，由于人们的观察点、立足点不同，使得对政治的理解和解释完全不一致。杰弗里·庞顿说过：我们最好不要将一种概念视为某种固有的客观东西。也就是说对政治的定义，我们无须也不可能用一个单一的模式、方式等框架结构将其固定(这在实质上也是没有必要的)。然而我们通过对政治诠释性的定义，透过其现象的描述、对本质的分析，我们仍不难发现他们对政治的理解有着如下的共识：(1)政治是在以国家存在为前提条件下的一种社会关系；(2)政治所探讨的是一种力量或者说是公共权力的表现、运作及其内在机制；等等。这就是说，在政治的范畴中公共权力是其核心和本质。由此，为我们进一步理解政治学研究的对象及其本质的内核找到了切入点。
政治学的定义显然也只能以政治定义为基准，不同的政治理解必然表现出对政治学的定义的差异。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来看，政治活动的核心就是国家政权。因此，国家政权是所有阶级社会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是政治上层建筑的主体。也就是说，政治学应抓住政治中最本质、最主要、最根本的问题，即国家政权问题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其实结合上述分析，即我们在剖析各家关于政治概念的诠释时，已窥见到政治学包含着以下核心的要义：政治学是研究政治运作、发展、变化及其规律的科学。从本质上看，它所揭示的是在国家中对政治权力的探讨，也就是说对权力的研究是其核心范畴，伴随着权力运作方式、机制、模式等是其必然拓展的范畴系统。由此，我们在建构政治学范畴体系时，权力必然是其体系建构的核心，而其体系的构建是依此为中心依托的展开。
三、政治学范畴体系构建的结构模式
关键词：分析折中主义；跨范式研究；东北亚安全
中图分类号：D8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0961(2010)02-0049-04
东北亚地区是冷战后国际安全领域中情况最为复杂多变的区域，各种传统理论范式对于如何分析和构建亚太安全都有着自己的判断…。然而，任何单一的理论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自身的局限和弱点，不但难以彻底取代其他理论，还往往陷入新的困境。客观上，范式竞争导致了相互借鉴和融合的趋势，并为学术进步创造了条件，因此有学者认为，以正确性和彻底性为代表的“范式间战争”(inter－paradigmwar)已经结束。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西尔(RudraSil)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卡赞斯坦(PeterJ，Katzenstein)在美国政治科学学会2005年年会上，提出了分析折中主义(AnalyticEclecticism)这一理论新视角。两位学者将分析折中主义定义为一种跨越传统理论边界、结合多种范式来分析国际关系领域中某个特定问题的理论视角。具体而言，分析折中主义认为：“某一研究领域的研究者避免了拘泥于体系封闭的理论范式，而是要采取更加多样的范式视角、使用更为丰富的手段来分析和解决领域内的特殊问题。”简而言之，这一理论视角有助于跳出某个特定传统范式的认识论、方法论原理，促进范式之间更具包容性的对话，进而提高传统范式的“跨界”解释力和与其他范式的融合力，激发学术延伸。
一、分析折中主义的形成过程及核心内容
(一)分析折中主义的理论形成过程
在分析折中主义出现之前，社会科学学者们对如何看待和处理某一学科内部各种理论范式之间的关系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西尔和卡赞斯坦在论战中梳理出一条清晰的主线：库恩一拉卡托斯一劳丹。库恩是“常态性科学”理论的倡导者。这一理论以依靠某种占优势地位的范式单独解决某项研究的中心问题为特征，而没有给那些认为“多种范式之间可以互相借鉴”的支持者留出哪怕最小的空间。面对库恩“一元论”的缺陷，拉卡托斯开始打破坚冰，从事“研究纲领”理论的创建。其目的是为寻求多元视角的科学团体创造空间，给各种“研究纲领”之间因互相竞争所产生的“有限比较”留有余地。但他认为只有当研究团体对特定的核心问题、假设、方法和发展演进的标准都达成一致时，现实的研究才会被认为是有意义和起作用的，这在本质上与库恩的范式是承接相通的。彻底跳出这个圈子进行思考的是劳丹。他的“研究传统”(researchtradition)学说认为，一个由某项“研究传统”发展而来的论断，尽管使用了独特的概念工具，涉及了不同的理论假设，但仍可与其他理论的某个观点达到契合。
通过对三种立场不同却又互为衔接的理论进行剖析。折中式的分析方法浮出水面。西尔和卡赞斯坦发现，劳丹的理论“不但在概念上十分灵活，效用也更加明显，而这一方法恰恰是传统范式在考虑理论假设和定义特殊问题时常常忽略的”。与劳丹相似，两位学者在使用这一新的理论视角时，既吸收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中的许多优点，又强调了跨越范式边界的研究方法。
(二)分析折中主义的核心内容
分析折中主义的核心在于“折中”二字。它要求在国际关系理论的不同范式之间进行一种跨界式的研究和探索：“在观察国际关系中现象与问题时，各种范式要互为补充和深化，以促进国际关系理论解释力和预测力的发展，使研究者拥有观察和分析国际事务的多重视角和多种手段”。然而，它绝不是对传统范式的简单合并，西尔和卡赞斯坦认为：“折中模式的分析亮点最初都闪耀在相互独立的研究传统之中，却又都可以从各自的体系框架中剥离出来，重新组合成一种结合有关概念和方法的独创性排列。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对传统范式理论的利用更像是折中性而非综合性的。”
分析折中主义主要包含以下原则：第一，强调“因果机制”的重要作用。它是一种可见、有序的，周期性产生的因果归纳，其效果往往取决于在相关环境下与其他机制的互动。第二，注意对传统范式中各种优点的取舍。在跨界整合相关的传统范式时，如果传统范式的某些优点对上述的整合形成难以克服的阻碍，研究者就须要将其合理地舍弃。第三，强调对研究问题的“重新复杂化”。传统范式的研究者往往只关注与其本体论一致的基本假设和核心概念，使用的也是惯常的语言和分析工具，而分析折中主义一直在寻求构建更为复杂的问题。
分析折中主义在研究国际关系问题时主要依靠下述研究方法：第一，“问题关注型”研究方法。西尔和卡赞斯坦认为，“不同范式理论的拥护者在对待某个特殊研究问题时都倾向于使用自己的元理论，而‘问题关注型’方法有助于研究者避免空谈。更加直观和有针对性地分析国际关系中的复杂性”。第二，“扩展视野”构建问题的研究方法。折中性分析方法不会拘泥于由某个具体传统范式(比如新自由制度主义、新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明确解释过的问题，而是通过扩展问题视野和转变问题关注点来提升解决特殊问题的能力。第三，“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即发展可以复制的研究方法，用来记录、测量、比较数据，产生可归纳推断。
两位学者提醒，使用分析折中主义也要注意防范潜在风险：由于使用了多种分析性语言，使它在概念上存在含混不清的风险；另外，如果研究者经常使用“中间”立场，有时可能会强制促成不同范式的统一。因此使用这一视角的研究者应该保证，不同范式在被带入折中式分析框架之前，就已经得到恰当的解释和处理了。
二、分析折中主义与后冷战时代东北亚安全研究
当前的东北亚地区安全秩序既不是完全的霸权秩序，也非纯粹的均势秩序，更不是成型的地区安全共同体，而是以上三种模式的混合物。有学者评价，“安全研究的范式多样化是后冷战时展起来的重要学术特点，即新现实主义理论、自由制度主义以及建构主义的结合体。”当前东北亚安全研究热点主要涉及了中国崛起、俄罗斯复兴、日美同盟以及朝核问题这四个方面。它们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决定了学者们应该采取多元化分析架构和理论视角，即分析折中主义来审视这些问题。
(一)期待盛放的牡丹――中国崛起
国色天香的牡丹花在中国人眼中一直有着花中君子、统领群芳的崇高地位。目前，中国正由一个文明古国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国。中国政府一直强调自己的“和平崛起”战略，并表现出对国际秩序的尊重和对国际规则的认可。中国学者也普遍认为，在综合考虑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后，中国主动采取了一种典型的新自由主义安全观。如
果东北亚地区所有相关国家都对此表示认同，牡丹花的盛放就指日可待了。
然而，一个国家对意图与目标的宣示并不能代替其他国家对其行动与能力的判断。按照现实主义学者的基本判断，只要中国持续保持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增长，它的崛起必然会带来区域内权力转移、原有均势丧失，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大。但笔者发现，由防御性现实主义提出的“将安全合作而不是大国间的安全对抗视为安全困境条件下的国家自助战略”这一观点，却有助于开放性地解决东北亚安全问题。这体现出新现实主义的分支已经与新自由主义形成了某种一致。
目前，区域内除日本以外的其他国家与中国关系日趋紧密，中国崛起并未引起更多国家的恐惧。这一现象违背了正统“均势理论”的解释能力。戴维・康从对这一地区历史上“朝贡制度”的研究出发，认为本地区的中小国家从历史上就接受“等级意识”和“等级认同”，这使得中国崛起没有让其他国家感到无法接受或是巨大威胁。他同时认为，这是由中国主导的“仁慈霸权”对美国的“制度霸权”形成的冲击。在这一问题上，现实主义的“霸权秩序”和建构主义的“认同观念”在中国崛起问题上产生了契合点。
(二)寻找光明的向日葵――俄罗斯复兴
俄罗斯人将向日葵奉为国花，意喻为给人带来美好和希望的光明之花，然而想要得到这份光明和希望却非易事。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复兴之路走得可谓是步履维艰：国内，极端的民族运动和恐怖主义活动频发；周边，俄美在东欧反导问题上的反复较量以及北约东扩的成功，使俄所面临的潜在威胁大幅上升。作为横跨欧亚的大国，俄罗斯无论从国防还是战略需要的角度，都要认真分析亚太地区的形势，并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笔者认为分析折中主义的视角对于分析俄罗斯对于东北亚地区的影响有其独特作用。
目前，与其他地区相比较，来自东北亚地区的对俄直接军事安全威胁较小，这一地区军事政治形势急剧恶化或发展为大规模战争的概率也不大，但不能完全排除触及俄罗斯国家安全利益矛盾出现的可能性。近年来，俄罗斯通过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机构，努力与亚太主要国家构建了和平解决争端、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发展多领域合作的机制，为稳定亚太地区基本秩序作出了一定贡献，并在朝核问题上与中国一道发挥着积极作用。如果只分析到这里，自由制度主义之花，正按照其生长规律健康成长。
然而，当前的俄罗斯在东北亚地区有着两大顾虑，使得它无法完全依靠上述组织来获得足够的安全感。1995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战略》一文中宣布了美国在亚太地区保持10万常备军力的决议。而美国在亚太的主要军事同盟国日本，在二战结束后尚未与俄罗斯缔结和平条约，再加上一直悬而未决的北方四岛领土纷争，使得俄日关系实现战略性发展受到极大制约。这两个例子都表明，社会制度相同或相似的国家因为物质利益和历史问题而互相防范，这虽制约了建构主义关于“制度认同”的解释力，但却是新现实主义的典型观点。
2008年11月22日，日本首相麻生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对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表示，希望看到影响两国关系的领土争端得到解决。梅德韦杰夫在回答中也表明他不想把这一问题交给下一代。显然，双方都希望借助这种区域性组织框架解决问题，自由制度主义的种子在本是冰冻的地方开始发芽。而奥巴马上任以来，对美国在波兰和捷克部署反导系统的问题上采取的缓和态度，也一直让俄罗斯充满期待。无论是俄美还是俄日，想要分析如何在政治环境复杂的东北亚地区获得符合自身要求的利益，不能仅凭哪一种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必须作出综合的考虑。
(三)樱花与玫瑰之约――日美同盟
樱花在日本代表着光明与希望，而玫瑰则深得美国人的喜爱。然而，两种花朵的结合是否真的代表了完美呢?在关注东北亚安全中的日美同盟问题时，笔者尝试从它的物质实力、制度有效性以及观念认同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物质实力是从新现实主义角度考虑日美同盟稳定性的基础。现有的东北亚战略均势格局是以日美安全观念为主导、军事优势为基础、军事同盟为手段的非对称性战略均势，这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实践着吉尔平的霸权稳定论。而现在的日美同盟已经不再单纯依靠美国一方：通过在阿富汗战争和索马里护航期间的举动，日本表现出它已经发展成美国可依赖的军事力量，并正在构筑基于两国同盟的新东北亚安全结构。这种对制度有效性方面的考虑明显体现出新自由主义的味道。同时，近期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态度也表现出了一种安全观念上认同的趋向。美国在反恐战争开始后，逐渐认识到中国在东北亚地区安全中的“稳定器”和“减压舱”的作用，两国关系已经构成了东北亚地区安全稳定的一个支轴。虽然日美同盟在遏制中国、干预台海等问题上有着共同的战略目标，但它在实质上也有看管日本的作用。随着日本借助全球“反恐”之声，不断加强防卫体制上的松动，并表现出一种加速政治大国化的愿望，日美在东北亚安全问题中必然出现分歧。2006年10月安倍首相访华，便是美国政府施压要求东京缓和与北京的关系，而朝鲜的核试验和导弹试射更使美中两国在解决朝核问题的立场上日趋靠拢。
(四)金达莱的期望和忧虑――朝核问题
朝鲜国花金达莱来象征着喜悦、幸福和繁荣。然而，半个世纪以来，朝鲜人民一直没能获得他们期望已久的和平与幸福。结构现实主义者认为：纵然平壤有着“万般委屈”，强调核试验都是对军事威胁与金融扼杀的回应，一个有核的朝鲜必将彻底颠覆东北亚现有安全秩序。东北亚地区安全正处于重新结盟调整的过程，这对日韩的安全感、对中美在东北亚的均势态势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目前朝核问题的对峙陷入了科学行为主义中的“囚徒困境”：朝鲜为了获得核武器带来的安全保障，无论是面对经济制裁还是政治压力，始终没有放弃核武器的开发和研制；而美日、美韩军事同盟则徘徊在利诱和恫吓两种手段之间。接下来本该出现现实主义提到的“安全困境”，即日韩竞相开始核武器的研发，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2006年朝鲜核试验后，“大部分韩国退役将军认为在韩国是否开发核武器的问题上，日本是最大变数，如果日本开发韩国就会开发”。这一态度表明韩方并不想因为开发核武器与朝鲜对抗升级。在2009年7月4日朝鲜导弹试射事件中，人们发现美国事前的表态和事后的反应都表现得相当温和，日韩等国也未作出过激举动，比较克制地处理了这场危机。由此可见，朝核问题的真正解决有赖于双重和解与合作的同步进行：基于血族同亲的南北和解与合作，基于战略利益的大国和解与合作。这在范式研究领域就可以解释为“民族认同”缓解了“安全困境”，大国观念的认同保证了传统均势体系。
关键词：“范式”研究；“无范式”研究；理论创新；自由个性
中图分类号：B0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5-0055-06
当前，国内理论界十分重视并呼吁一种“有范式”的研究。王南浞教授撰文对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界所形成的研究范式做了一次全面概括和综观研究，展现了各类研究范式的丰富内涵和具体样态。但是，在国内外理论界也有不少学者提出了“无××”的研究或批判。例如，俄国哲学家列夫・舍斯托夫就哲学问题提出“无根据”批判。赵汀阳教授就伦理学问题提出“无立场”的新怀疑论，法国哲学家弗朗索瓦・于连就东西方的智慧问题提出“无立场”批判。彭富春教授就哲学问题提出“无原则”批判，美国哲学家法伊尔阿本德提出“不要规则”等等，都意在抛弃惯常的、模式化的方法，而坚持和发展哲学研究的多元主义。然而事实上这类“无××”的研究或批判，其本身不可避免带有一定的“根据”、“立场”、“原则”、“方法”。这就出现了一个互相矛盾的不同认识：一种观点认为，理论探讨和学术研究要遵循固定的“范式”。无“规矩”不成方圆，无模式不成“体统”；另一种观点认为，“无根据”、“无立场”、“无原则”和“无方法”的批判研究也可行，同样能够做出创新成果。这两种观点究竟是完全对立、不可调和，还是存在融合会通的渠道，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理论问题。
一、“无范式”研究的哲学理解
从辩证法视角看，学术研究中既然存在遵循一定“范式”的研究。则必定存在“无范式”的研究。或者说“无范式”研究也可能是带有某种“范式”的研究，问题在于“无范式”是怎样的一种“范式”，“无范式”研究又是怎样的一种研究？这是首先要追问和澄清的基本问题。
1.“无范式”研究重视对先前理论体系的怀疑
任何一项取得重要突破的理论研究莫不是奠基于对前人研究成果之正确理解和吸收之上，但“无范式”研究却并不必然拘泥于已有成果及其思想范式。甚至研究者往往对一定领域的先前理论抱有理性的怀疑态度，这种态度促使其对先前理论的正确性、结构体系的合理性做出新的探索和论证。
首先，“无范式”研究体现在学术研究态度上。抱着合理质疑和理性怀疑态度的研究者往往对当前流行的研究范式、研究体例会做出必要的理论反应。这种反应并不是全然否定先前理论的所有问题与框架，而是对已成定论的问题作出合理质疑，部分地提出新问题，理性地作出科学论证。列夫・舍斯托夫指出：“一个人只有当他结束了自己手头的所有事情，当他已经不再‘思考’也不再‘工作’时，当他把自己向自身和他人完全呈现出来。开始自由地观看和谛听，开始容纳一切并向自己隐瞒一切时，他才会开始‘研究哲学’。”在这里，人们不难发现。一个研究哲学的人是在一种“一无所有”的空无状态中开始的，舍斯托夫所谓的“结束所有事情”、“不再‘思考’和‘工作’”，“向自身和他人完全呈现”、“容纳一切”、“向自己隐瞒一切”，就意味着一个人只有在没有任何限制和羁绊的自由状态下做哲学研究，才有可能形成新的成果。显然，舍斯托夫是要打破原有的思想格局。冲破流行的研究规范，憧憬进入一个完全无羁绊、彻底放松的自由境域中做研究。他所用的限定词多是“绝对”的，诸如“一切”、“所有”、“完全”、“彻底”等等，他认为“哲学家应当敢于蔑视怀疑主义所带来的痛苦，无休止地坚持进行自己的尝试，不因先前的尝试毫无结果而气馁，也不怕狠狠撞伤自己的嘴巴”。在舍斯托夫那里，这代表无所畏惧、大胆尝试的探索精神和颠覆已有研究范式。开启“无范式”研究的意欲和雄心。
其次，“无范式”研究体现在理论重建方式上。人类多数领域的学科理论都不是平面化、直线性发展的，而是波浪式、跳跃性发展的。导致理论的非平面化、非直线性发展的原因有很多，诸如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实践活动的曲折性、真理认识的长期性，等等。从主体层面来说，就是人们对理论的建设具有不平衡性、非同一性。在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同一个课题让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员来做，其成果几乎没有雷同的。在自然科学领域，同一个课题让不同大学相同专业背景的人员来做，其研究路径也可能有很大差异。人们早已认同，海德格尔开启的存在论哲学无疑颠覆了自亚里士多德以降直至笛卡尔所因袭的传统形而上学。传统形而上学审思的是外部世界的本质。追问的是外在于人的存在的存在。海德格尔并没有因循这样一个思想范式去研究外部世界，他看到世界最重要的存在乃是人的存在。由此着力构思以人的存在考察世界的存在的新哲学。而人的存在本质上是语言性存在、符号性存在。在《通向语言的途中》，海德格尔以哲学的方式解读诗歌中的语言。对话中的语言，进而概括语言之本质。在他看来，“语言就决不单纯是人的一种能力”。“语言乃是一切关系的关系”。这“一切关系”之中最基本的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他人的关系，人与社会、国家的关系。而语言是承担一切关系的“关系”，它是作为中介贯穿一切关系的最本质的东西。由此看来，海德格尔道出了“语言之本质”，即它“属于那种使四个世界地带‘相互面对’的开辟道路的运动的最本己的东西”。这样，海德格尔借助对语言本质的诠释而引出了对人的存在本体论的合理建构。人的存在本体论是对自然存在本体论的超越，这种超越是建立在海德格尔对传统形而上学思想研究范式的解构和颠覆之基础上来完成的。应当说。海德格尔开展的哲学研究是反范式的开创性研究。
2.“无范式”研究重视对交往实践经验的审思
遵循范式的研究大多重视先前理论、核心概念、基本范畴，重视传习已有的理论立场、理论框架以及文本写作范例。而“无范式”研究与之背道，这倒不是说“无范式”研究完全“离经叛道”，而是在概括交往实践经验和重构先行理论之基础上开辟新的道路。
首先，“无范式”研究不为既有理论的原则、立场和方法所局限。它更愿意把眼光聚焦于外部社会。更专注于由感性实践引出的突出问题。奥地利社会心理学家阿・阿德勒是一个首先举旗反叛弗洛伊德学说的“无范式”研究学者。他在谈到一个有成就的哲学家应具有的行为特质时指出：“如果一个哲学家想要完成他的著作，他就不能老是与人一道去赴午餐或晚宴。因为他需要长时间地独处一室，以便集中、概括自己的思想观点，采用正确的方法。但在这之后，他就必须在社会的接触中得以发展，这种接触是他的发展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阿・阿德勒在此所说的“接触”，乃是马克思所说的“世界交往”，是哈贝马斯所说的“交往实践”，是指直接的、实际的交往实践。一个研究者若没有这样一种向社会开放，向世界敞开的交往实践。而只是封闭在书斋中勤学苦思，虽然其也可能取得某些重要成果，但终究不能获得更大的突破。对此，马克思从理论上做出了通俗易懂的说明：“甚至当我从事科学之类的活动。即从事一种我只在很少情况下才能同别人进行直接联系的活动的时候。我也是社会的。因为我是作为人活动的。不仅我的活动所需的材料――甚至思想家用来进行活动的语言――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我的。而且我本身的存在是社会的活动；因此，我从自身所做出的东西，是我从自身为社会做出的，并且意识到我自己是社会存在物。”这就意味着，任何科学研究，包括“范式研究”和“无范式”研究，都离不开为其提供资源的社会，离不开社会交往，而“无范式”研究更加需要学者“盯准”社会焦点、“绑定”社会难题和切中社会热点问题来开展研究。“无范式”研究之所以可能，或者说，它比之于“范式”研究更优越的地方，在于它善于从社会中最直接、最现实、最迫切的问题去找理论创新点。在马克思看来，“理沦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这就清楚地说明，理论和现实的矛盾的解决，理论本身的发展，都需要诉诸“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而科学研究的“实践方式”可以按照“范式”研究的方式来推进，也可以按照“无范式”研究的方式来展开，后一方式往往通过概括交往实践经验和重构先前理论来实现。
其次，“无范式”研究在交往实践中更容易形成科学研究新动力。“范式”研究强调收敛性思维。对定向、定性的研究形成高度兴趣。与之不同的是，“无范式”研究强调发散性思维，对非定向、非定性的研究形成跨专业兴趣。如果说前者是集合性的专业研究，后者则是复合性的跨专业研究或跨学科研究。从研究管理视角看，“范式研究”遵循固定模式或领域内认可的定式开展研究，中规巾矩，按部就班，几乎不越“雷池一步”。正像20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学术界的“西方中心观”研究范式，虽然以这种研究范式开展的专业研究水平很高，但它容易形成一种“惯性思维”和“规范认识”，以致也容易造成“思维的缺失”。与之相反，“无范式”研究超越了“范式”研究那种固定模式或定向定性的研究的不足。来自不同领域、不同方向、不同专业背景、不同兴趣爱好的研究人员，由于他们富有激情、好奇心，他们对待难题和挑战持有不同态度，他们对解决现实问题和理论矛盾形成不同视角。催生了导致成功的科学研究的新动力。从研究过程看，“无范式”研究并不追求划一的标准、完善的程序、绝对的成功，相反，它追求的是无根本目标的“一致目标”，无规范体系的“合理样式”。无固定模式的“自由思考”。现实经验表明，研究者是否在其感兴趣的专业领域里做出成就。并不完全取决于是坚持“范式”研究还是坚持“无范式”研究，而要考察那些专业领域及其问题是适合采用“范式”研究还是“无范式”研究。这是因为。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研究所生成的研究动力是非常不同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创始人王选院士对科研成功的动力来源做过总结。他指出：“好奇心、难题和挑战带来的吸引力、取得突破后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是科学研究的真正动力。”由此应当说。“无范式”研究较易生成由好奇心、难题和挑战带来的吸引力，因而它不只是研究活动巾的一种可能性存在。而是根植于广泛社会实践而得出的具有可行性的研究理路。
3.“无范式”研究重视对逻辑思维结构的重构
“范式”研究重视对理论方式和理论逻辑的建构，而“无范式”研究重视对认识方式和思维逻辑的重构。这两者从表面上看并无大异，从根本上看则存在思维出场差异。
“范式”研究遵循的理路是从“理论”到“问题”再到“理论”的出场方式。前一个“理论”是指支撑课题研究的先前理论，这种理论以先行性、预设性的内容进入研究者的理论储备库之中，为研究者开展理论研究做准备。这样的“范式”研究在学术界有大量表现。在中国的哲学研究活动巾，曾经存在言必称希腊。流行“以西解中”，盛行“以西解马”，偏好以西方哲学理论及其方法解读中国哲学问题。这是典型的“范式”研究样态后一个“理论”是指遵循“范式”研究建立完型的新理论，这种理论传承了先前理论的基因，研究者对原有理论有所发挥，也有所创新，在理论建树上是有一定贡献的。但是，这种研究的不足也很明显，那就是。它虽然形成了内容充实、逻辑严密的理论，却难于看到它破解现实问题的真实力量。内容充实、逻辑严密的理论固然是有好价值的理论，但好理论的价值在于其解决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和穿透力，而不在于其内容有多充实、体系有多完善。同志在延安时期就指出：“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在他看来，一切臭的、死的马克思主义都不是我们革命和建设所需要的，即便它有内容丰富和逻辑严密的理论；我们所要的马克思主义是香的、活的马克思主义。是能够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从一个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马克思主义。应当说，从同志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这一视角来看，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反范式的研究，他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实践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较之“范式”研究，“无范式”研究的理路是从“问题”到“理论”再到“问题”。它的出场方式是从变革认识方式开始的。这种变革以现实问题为导向。首先，它表现为研究者从现实社会发现和提出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对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在他那里并无先在的理论或预定的模式。换言之，研究者是从问题本身出发来选择“理论”的。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无范式”研究对理论的“选择”是根植于问题本身。为着发掘理论创生点而去“选择”、“运用”先前理论的，而非像“范式”研究那样预先在先前理论的指导下来研究理论。其次，“无范式”研究在问题研究过程中找到理论创生点。或者结合适用的先前理论做出新的理论创造，但它并不止步于“理论”的初步完成，而是回归到“问题”本身，切中新的现实问题，在比较彻底解决这些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理论建构。由此可见，“无范式”研究的思维逻辑是为着深入解决系列问题而开展研究的。其研究动力始于探索现实问题，其基本环节是建构完善理论，其根本目的是彻底解决问题。这就是说，“无范式”研究存在多种可能样态。
二、“无范式”研究的可能样态
“无范式”研究的研究者承认先前理论对研究开展存在一定的影响，但他拒斥这种影响，力求使其降至最小化的程度。然而。不建立在对众多先前理论的认识和理解基础上的研究是难于出新或产生好成果的。那么研究者如何处理在他头脑中已掌握或理解了的先前理论呢？“无范式”研究在这里碰到的不是困境，而是出现了生机，即它要在众多的先前理论之间开辟通道。对研究主体而言，既然他有意识地拒斥先前理论的影响但又不能完全排除其影响。那么可能的出路在于寻求在这样或那样的先前理论之间所具有的相似性、可通约性。这是其一。其二，研究者以发散性思维把上述理论之间所具有的相似性、可通约性与其所研究的问题的指向性、针对性结合起来。而“问题的指向性”是指问题的提出方式、问题的解释方法；“问题的针对性”是指问题的解决方案和问题解决之后的后果。由此看来。研究者所着眼的应是把理论之间所具有的相似性、可通约性与问题的提出方式、问题的解释方法、问题的解决方案结合起来，做进一步的展开。充分考虑解决问题产生的后果。这种研究展开的正是“无范式”研究的思路、样式和方法。
“元范式”不是空无样式、虚无样态，“无范式”研究不是不要出路和进路，不是不要方式和方法，不是弃绝逻辑和结构。毋宁说，”无范式”研究是不限制研究的根据、样式和方法。是意欲创造出适合新问题的更好的研究方式。研究者为了“创造”，在开展一项课题研究之前他甚至不知道具体的环节和可能导向的结果，但他知道会遇到困境、碰到失败。舍斯托夫就此指出：“创造是不间断地从失败走向失败的过程。创造者的一般状态，是不确定的、未知的、是对明天失去自信的精神的一种炼狱。”“无范式”研究乃是一种不确定性的研究。是对不确定性问题的研究，然而这样一种研究却追求某种确定性的价值目标。何新先生就做过“乱七八糟地读，颠三倒四地想，没完没了地写”这样一种“无范式”的研究，但它却是有特色的研究。从独立形式来看，“乱七八糟地读”、“颠三倒四地想”和“没完没了地写”，它们三者的每一个都是特色研究的一部分。从整体形式来看。它们三者构成“无范式”研究的重要样态。因为这样的“读”、“想”和“写”都没有完整地、连贯地反映研究者是如何开始、推进和完成某个研究课题并取得预期成果的。但是，人们却不能否定“乱七八糟地读，颠三倒四地想，没完没了地写”毕竟体现了研究问题、创造成果的某些具有规律性的东西。因为“读”、“想”、“写”三者不但关联着问题的提出、思路的开拓，也含蕴着观点的提炼、结构的设计，它们三者还存在一个发展的共同趋向。即集聚形成研究者所意欲获得的趋于完整的思维成果。这种看似无理论指导。无逻辑预设、无系统框架的研究往往是要被打人“冷宫”而废弃的，因为它与正统的体系化的研究格格不入。但是，在任何课题研究中，都存在“实践”和“变化”这两个关键词。无论是科研实践，还是交往实践，它们都具有复杂性。而且都处在变化状态。研究者如果将一个充满复杂性的且处于发展变化的问题置于特定的理论框架和逻辑定式之中，生绪反应，先下价值判断，预设最终结论，那么研究“问题”就不是活了而是死了。运用“主义”不是香了而是臭了。这样一种“范式”研究不但不能弘扬，反而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正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中，坚持以问题为中心。坚守实事求是态度，特别是坚定“无范式”研究的立场，具有重要现实价值。对此，中国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要永远保持自己的生命力，就必须不断地研究生活中提出的大量的新情况与新问题。作出新的分析，同时作出新的综合与概括。”从“问题”中来，再到“问题”中去，这样一种态度、立场和方法，正是对科学的“无范式”研究的可能样态的现实呼唤。
首先，“无范式”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客观中立的态度，是研究者在调查了解实际情况之后再做研究的态度，是带着现实问题去研究理论的态度。态度决定高度。实事求是的态度是科学态度，是把问题研究引向一定理论高度的正确态度。“无范式”研究的态度即是“实事求是”，它面对“实事”之事实，不回避“实事”之矛盾，从“实事”中发现和提出有价值的问题来，到破解“实事”困局或化解“实事”矛盾中去，总结实际经验，概括基本观点，创新理论成果。邓小平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典范。他指出，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时期出现的“两个凡是”错误思想严重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他力挽狂澜，拨乱反正，恢复和倡导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工作方法，推动改革开放走向成功。因此，实事求是的态度，是依据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来认识客观事物、掌握内在规律、做出正确决策的科学态度，因而它是挣脱由思辨逻辑和惯常经验形成的范式锁链的态度。
其次，“无范式”研究坚守反体系化的立场。“体系化”是一种严格秉承一个思想理论体系而封闭运行的原则立场。“无范式”研究要求反对“体系化”。“反体系化”研究所依循的是探索性、分散性和开放性实践的原则立场。其实，“反体系化”并非什么新事物，古今中外都有典范性案例。在古代中国。孔子创办私学是反官学教育体系的成功尝试。其“反”的意义并不是“反对”、“反叛”，而是“开创”、“补充”。是对官办教育体系的增值性建设。慧能创建禅宗是反印传佛教修行体系的成功典范。慧能结合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开出一条走向世俗的开放的研习佛经、修行得道的道路。在现代中国。同志开辟以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道路。这条道路与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走的正好是相反方向的道路。建国后又借鉴苏联模式，而后扬弃该模式，强调独立自主建设社会主义。在近代西方，哲学家叔本华、尼采是“完全漠视理性和逻辑的崇高例证”。维特根斯坦则是反对因袭传统形而上学研究和体系化写作模式的重要开创者。由此可知，“反体系化”是“无立场”的立场。是否定标准化、齐一性而仰望多样化、开放性的价值立场。面对无序化的混沌状态、未解决的矛盾问题以及无法被理性思维设定的目标。它能不断创新研究方法。
再次，“无范式”研究运用整合创构的方法。“无范式”研究是这样一种综合方法，它既整合其他学科领域的一切可行的方法，也在整合中创构出适应新问题研究的科学方法；它在整合多元方法中吸收有价值的元素。但反对任何超历史、超现实的凝固的方法；与此同时，它在研究新问题过程中大胆创构。这种创构“把人带到幻想和幻想性的无边大海之上，在那里，一切的一切，都同样既可能义不可能”。这样一种方法，其实质是综合创新的方法，是创造性转化的方法，是与时俱进的方法其实。自觉运用整合创构方法并取得重要学术成就的研究者不胜枚举。例如，李泽厚先生研究并推崇儒家思想，但他却认为，儒家倡导的道德主义不能作为推动中国社会全面进步的动力。由于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反对教条主义体系，遵循综合创新方法。在20世纪80年代就得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实行法治”这样一个具有前瞻性的正确结论。又如，美国哲学家法伊尔阿本德反对僵化的规则。建立多元主义的方法，弃绝那些磨得精光、舔得打滑、漆得油亮的理念，从而使他能客观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具有“铲除科学沙文主义的同有危险”，“恢复中国人民的理智遗产和情感遗产”的美好品质，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新性研究。可见，整合创构的方法在“无范式”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不但制导问题研究的深入程度，而且提高研究结论对社会和世界的影响范围。
三、开展“无范式”研究的现实意义
任何一种称得上有价值的研究大体上都趋于真理性理论、原理性理论、操作性理论等多个理论的中心。但它却难于抵达合理性理论和意识观念理论的核心。这就是说。在合理性理论和意识观念理论领域，
“无范式”研究大有创新发展空间，同时，遵循“无范式”研究所形成的成果也为研究者深入到真理性理论、原理性理论、操作性理论中去做拓展性研究提供可能通道。马克思是坚持以“无范式”研究而实现理论创新的集大成者。他对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研究与这些思想成果产生国的研究者所走的道路是截然相反的，他创立的新哲学和做出的新发现都是根植于“无范式”研究而获得的。
关键词教育研究方法论反思建构
中图分类号:G40-03文献标识码:A
1缘起
我们知道,在教育学的学科体系中,有三个一级学科,17种学科专业,在教育学一级学科下,各专业的课程设置大都开设有教育科研方法课,但开设时间基本上是在明确了具体的研究对象,或者是有了相应的研究问题后才进行,这样可以通过教育科研方法来促进对象的掌握和问题的发掘。同时,反映在不同的学历层次上,教育科研方法课大多开设在本科阶段,让学生对做科研从宏观上有一个全景式的了解,在硕士阶段开设的是教育研究方法论,使学生从宏观上把握教育研究的内核,在博士阶段更是结合具体的专业特色对教育科研方法与教育研究方法论进行深化。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地方。
如果说教育科研方法顾名可思义,且其具体所指也的确相似的话,那么教育研究方法论恐怕就不是那么容易契合了。我们常常的感到教育科研方法课很难嗅到方法论的气味,而教育研究方法论课却又容易流于高高在上的说教,二者本来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在具体的工作中却是两张皮,即教育科研方法是操作层面,教育研究方法论则是思想层面,全然找不到二者有机的融合和过渡,这恐怕是当前我们在教育研究上很多弊病得不到有效根治的一个重要因素。
此外,教育研究方法论也是提升教育学的学科水准,促进教育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关键,同时,教育研究方法论也是打通各个专业界限的有效武器。因此,对教育研究方法论进行再审视,再反思就显得非常必要。
2教育研究方法论的范式和结构
2.1范式
“范式”(Paradigm)一词最先由美国科学学家库恩(1968)提出,主要指“被科学研究群体所公认的一套有关该科学的基本概念、原理、规范及基本方法和工具。”由库恩提出的范式理论,经由后继的学者给予了不同的阐释,其中藤认为范式是一种世界观、一种综合的视角、一种分析真实世界复杂性的方式,而古芭把它界定为“在受过训练的探询中指导行动的一套基本的信念。从广义上说,教育研究方法论有两种范式,即科学范式与人文范式,也有将之称为定量与定性的,不过,在中国内地,关于教育研究方法论的争论主要不是表现为关于量的研究(一般称为定量研究)与狭义的质的研究的认识分歧,而是表现为关于科学研究范式(包括教育实验、问卷调查、数理分析等研究方法及相应的研究信念和成果形式)与人文研究范式(突出地表现为思辨、历史文献研究,以及近来兴起的深度访谈、自然观察、实物文本分析、叙事研究等研究方法及相应的研究信念和成果形式)的论争。具体而言,则有很多种提法,罗斯威尔提出元客观主义与元诠释主义两种方法论范式,前者包括现实主义范式、理性主义范式、实证主义范式与逻辑实证主义范式;后者包括现象学范式、存在现象学范式、解构主义范式、新实用主义范式与解释主义范式。古芭划分出以下四种范式: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范式以及建构主义范式。同时,也可以将某些范式归入定性或定量研究中再加以考察,如台湾学者陈伯璋先生将质化研究分为现象学范式、解释主义范式、符号互动论范式与批判理论范式。以上的种种范式其实都介于实证主义方法论与建构/解释主义方法论这两种极端的范式之间。通过研究范式不仅有对具体研究过程的形式抽象,也有对形式抽象进行哲学层面的审视;既体现了某种方法论的研究倾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方法论本身的反思,它的基本原则主要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面表现出来,古芭与林肯也同样认为要理解教育研究的范式必须从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三个层次上进行。
讨论范式问题,对于我们把握教育研究的方向至关重要,只有清楚的洞察研究者背后的思维范式,才可能对其思想和观点作透彻的分析,进而才有机会重建自己的理论或假设。
2.2结构
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指导下,在无形的范式影响下,不少研究者对教育研究方法论的结构作了探讨。一般认为,教育研究方法论按其从高到低的水平结构,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紧密联系的层次:哲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科学方法论-系统科学;教育研究的具体方法和技术。王坤庆在早先时候认为教育研究方法论是哲学方法论、教育科学方法论、具体研究方法所构成的理论体系。也有学者从系统论角度作了阐释,他认为教育研究方法论包括哲学方法论、横断学科方法论(包括系统科学方法论与数学方法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以及具体学科方法论。王坤庆继探讨过教育研究方法论的纵向结构后,又对其横向构成做了研究,他提出了哲学方法、科学方法、历史方法形成的静态模式和由它们的变形而产生的动态模式。此后,关于其体系构建较有影响者当数叶澜先生了,她在其专著《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一书中,对之作了系统研究,采取逐步聚焦的方法,将其划分成哲学层、横断科学层、专门科学层、教育特殊层。2000年以后,不少学者为了走出科学与人文范式的窠臼,且突出教育学科的特点,又对之做了进一步的分类,例如,有人认为教育研究方法论应分为四个层次,即哲学方法论、一般科学方法论、社会科学方法论、教育研究的具体方法和技术。王坤庆――这位持之以恒的学者,近来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教育研究方法论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世界观体系的方法论原理,即哲学方法论,第二个层次是教育科学研究的特有方法,第三个层次是教育研究中具体使用的各种方式、方法与手段的总称。
当然,对之的探讨还将继续,我们需要做的是进一步弄清教育研究方法论系统内部各层次的关系,以及方法论系统内其它学科方法论与教育研究方法论的转化机制。
3教育研究方法论的建构性反思
既然教育研究方法论有很多含糊与模糊的地方,那么,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教育研究方法论体系?我们又能对之做哪些新的解读?叶澜先生在《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一书中,将教育研究方法论这一复合概念分解为:教育研究-方法-论、教育-研究方法-论、教育研究-方法论,并沿着第三条轨道展开陈述,即她选择了二分法而抛弃了三分或更多分的情况,在这个问题上,笔者赞同她提高教育学科自我意识的想法,更响应其将教育研究方法论定位为元研究的观点,但在具体的分法和对元的理解上,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和可能。试想,教育研究方法论在教育学体系中是比较深奥的一门课程,在一般研究者或学习者看来更是难以把握,因此,对之的理解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搭建台阶和阶梯,寻找中介和纽带,即教育研究方法论不应该是空中楼阁,高高在上,而是要上得去,下得来。在此,我们不妨对其再行解构,从教育研究方法论中,取出如下关键词:教育,研究,方法,论,进而形成如下结构形式:教育-研究-方法-论;教育研究-方法-论,教育-研究方法-论;教育研究-方法论,教育研究方法-论,然后对这些组合进行逐一的鉴定和解读,再与当前传统的按照方法论体系构建教育研究方法论结构的观点做比较,是否可以从中发现一些相通的或者说更为本质的东西呢?笔者认为,只要我们牢牢把握住“论”的元含义,就不难挖掘出各个组合的深义,从而理清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找到教育研究方法论新的生长点。
我们在对文献的梳理中发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在教育方法的称谓上有的使用的是教育科研方法,有的则用了教育研究方法,相应地,对应的方法论前者应是教育科研方法论,后者为教育研究方法论,经过统计分析,发现使用教育研究方法的称谓占据着主流,因此,教育研究方法论也就成了学界约定俗成的标准用语。尽管如此,其背后还是有些猫腻,比如使用教育科研方法的往往更多的侧重于科学视野,使用教育研究方法的则侧重于人文角度,或者说前者推崇的是定量方法,后者青睐的是定性或质性方法。从称谓上的不同,可以看出更多的学者还是站到了人文和定性这一阵营,事实上也正是如此,这可以从前几年对《教育研究》杂志发表文章的统计窥见一斑。鉴于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当前缺乏的应是科学的、定量的方法,而不是人文和定性,但仔细分析,却又有不妥,并不能因为哪个多哪个少就抑此扬彼,正确的态度应该是遵循事物本身的逻辑,而不是外在方法的比重大小,这样,才有可能找到二者的最佳结合点,从而达到平衡,实现和谐。
总之,教育研究方法论的归宿应该是教育学科自身,在如何实现的问题上,可以走外发和内生并行之路,且以后者为根本,具体地说,先从外部逐步聚焦,层层剥离,直至到达教育学科的内核,同时,要时刻想到和立足于教育研究方法论本身,从对它的解构形式中,寻找其自在的逻辑,让我们自为性的把握适应其自在发展的规律,通过内外协调,才可望看到教育学科的全景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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