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苏轼；多舛命运；旷达胸怀；豪放词风
苏轼的旷达，形成于几次生活挫折之后的痛苦思索。他一生贬谪黄州、惠州、儋州三地，每次都经过激烈的感情冲突和心绪跌宕，都经过喜-悲-喜的变化过程。元丰时贬往黄州，他的《初到黄州》诗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管家压酒囊。”他似乎很快地忘却了“诟辱通宵”的狱中生活的煎熬对黄州“鱼美”、“笋香”的称赞中达到心理平衡。但是，贬居生活毕竟是严酷的现实，不久不免悲从中来，他写孤鸿是“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写海棠，是“名花苦幽独”，“天涯流落俱可念”，都是他心灵的外化。随后在元丰五年出现了一批名作：前后《赤壁赋》、《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西江月》（照夜弥弥浅浪）等，都共同抒写然旷远、超尘绝世的情调，表现出旷达文化性格的初步稳固化。绍圣初贬往惠州，他的《十一月二日出到惠州》诗云：“仿佛曾游宅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这似是《初到黄州》诗在十几年后的历史回响！他又抒写“欣然”，描述口腹之乐。苏武一联云甘心老于惠州，实寓像苏武、管宁那样最终回归中原之望基调是平静的。但不久又跌入悲哀，《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诗，思绪首先牵向黄州之梅：“喜风岭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断魂”。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浸，他又扬弃悲哀了，“人间何者为梦幻，南来万里真良图。”“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借对岭南风物的赏爱之情抒其旷达之情。绍圣四年贬往儋州，梦中得诗云：“千山动鳞甲，万古酣笙钟。”以后的《桄榔庵铭》、《在儋耳书》、《书海南风土》、《书上元夜游》等文中，把旷达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苏轼在中国词史上有特殊的地位，他的词，在题材内容、表现方法、语言运用、风格特色等各个方面，都有新突破。所谓“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天地奇观”（刘辰翁《辛稼轩词序》）。所谓宋词“至轼而又一变”都指明了苏词的地位。苏词的主要风格是豪放，后人将苏轼称为“豪放派”的祖师。
苏轼是一个乐观豁达的人，一直对生活充满希望，对人生充满自信，即使在被贬时期，身处逆境的他依然如此。他之所以能逆境顺处，振作有为，不虚此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同他的旷达的胸怀分不开的。这种胸怀不仅是他取得事业成功的重要原因，也是他文学创作上豪放风格的重要因素。
元丰五年七月望日时，苏轼与朋友泛舟夜游黄州赤壁。写下了他豪放词的代表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词的开端写出“大江东去”，慨叹无数英豪像江水一样一去不复返。写赤壁雄伟壮丽的景象，感叹这美丽如画的江山引得当年多少英雄在相互较量。词的下片描写苏轼想象周瑜，“少壮有才貌”，有将才，在他青年时率军和刘备共抗曹操的大军是多么的得意。诗人和自己相比，写下了自己的失意：已生白发，政治上一无所成，壮志未酬，真是无穷的悲愤。最后“人生如梦”，感觉略有消极悲观，但一闪而过，下面转语“一樽还酹江月”冲破了这种悲愤情绪，表现出对自然和生活的热爱，此词大笔挥洒，览物之情、怀古之思和身世之感揉合在一起，气势磅礴，成为千古绝唱，意境阔大，气象恢宏，横放杰出，堪称超穷盖世，前无古人。这首词以雄浑的风格，洗净了北宋词中那些脂粉气息，是苏词表现其功力、情趣和豪放风格的典型作品。
八月十五月圆秋凉。
那片引无数诗人为其赞咏的冰魄高挂在银河中碎银般的光芒毫不吝啬地洒满大地清冷美丽。
抖落一身月光苏轼举起酒杯一仰头心内又添了一份苦愁——每逢佳节倍思亲啊！月儿在如此孤单的夜晚也只有你能陪我饮酒了。既然对我有情又为何亮得我不敢正视圆的我心碎呢？
好象风也知道这原来豪放的诗人的心思鼓腮一吹幽暗的云就会慢慢向月儿飘去不一会儿月亮就藏在云后。
蹒跚地在院中踱步苏轼灌进了一杯又一杯。或许是酒力不胜吧又或许是心头那份愁苦太过于沉重苏轼最终倚卧在了一棵枫树下。
已是秋季枫叶早已红了一树远远望去如同一团烈火燃烧着夜幕。风儿扫过调皮地摇落几片枫叶又转身离去。
一片火红的枫叶在空中打了个卷漂呀飘落入了苏轼的怀中。
轻轻地拾起枫叶苏轼喃喃自语道：“唉既知终会飘落枫儿你又何苦红得如此粲然如此璀艳呢？……莫非你亦有心？一颗火红的心？……”
苏轼用食指触摸着枫叶清晰的纹路耳边回响起远方的弟弟的声音。“哥哥……”“别灰心哥哥……”“让我们重头再来吧……”
刹那间苏轼如遭电击般战栗了一下他知道他的自信、他的豪情、他的志愿重新回到了他的身边。
顾不得沾染上的灰尘苏轼匆忙地站起望向了夜空。不知何时遮月的云飘去月亮再一次绽放夺目的光彩甚至比刚才更加耀眼连北斗天狼也望尘莫及。
“月儿方才错怪你了！”苏轼朗声笑道“你有你的阴晴圆缺我有我的悲欢离合二者都是不能永团圆的呀！”说完苏轼入书房取出文房四宝挥毫写下了千古名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关键词:苏轼杭州休闲诗
北宋熙宁四年,苏轼通判杭州。自此,苏轼与中国东南方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此,苏轼一生流转东南,而杭州却是苏轼接触东南文化的第一站。“东坡平生宦游,多在淮、浙间。其始通守余杭,后又为守,杭人乐其政,而公乐其湖山。”杭州这个城市,自宋就被称为“东南第一州”,而在杭州的苏轼,也许是最接近每个中国人心境深处的苏轼:策杖于湖山,望云涛之渺然,笑傲山水间的东坡居士。苏轼熙宁年间在杭州的生活,是诗意休闲的。苏轼此间留在杭州的二百多首诗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水云飘渺间完成的休闲诗。
苏轼熙宁在杭三年的休闲诗,所涉及的题材十分丰富。描摹杭州毓秀山水,吟咏亭阁、茶叶、溪水、奇花、水车;品题字画;渴望隐居退世;思念故土;怀念子由;宴饮酬唱,真是包罗万象,无所不有。既是一幅北宋熙宁时期杭州栩栩如生的写真画,又是一卷苏轼内心百转千折的心情手卷。“好山水把逐臣变作了一个完全的诗人,而诗人也把这好山水带进了文化史。杭州的山水之间永远徜徉着苏轼的诗魂,而苏轼的诗集中也永远有着杭州的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一、国色天香――咏牡丹诗
咏物诗要求“不粘不脱”,“体物入微解妙心,循情致理达佳境”。所以,贵在构思巧妙,有所寄托。苏轼咏物诗正是做到了这一点。苏轼熙宁杭州咏物诗能传神地描写出所咏之物的神韵,并在吟咏之际抒发自己的胸臆,读之其味无穷。尤其是在杭州所咏牡丹诗,咏出了江南牡丹的特殊风韵。
杭州地处江南,气候温和多雨,一年四季繁花不断。二十四番花信风吹开万紫千红,杭州的花开得千娇百媚。杭州第一朵牡丹盛开在开元寺,是由唐时僧人慧澄从长安带回来种植的。虽然牡丹性喜干燥,并不适合南方潮湿多雨的气候,但是,这国色天香的花中之王似乎也爱上了杭州的烟雨,细柳如烟。杭州的牡丹,却也一样出落得雍容艳丽。历尽五代十国之乱的杭州牡丹,依然是气定神闲的。罗隐曾有诗云:“曾忧世乱枝难植,且喜春残色尚存。莫背栏干便相笑,与君俱受主人恩。”到北宋时,每年四月牡丹盛开,已经成为春末的杭州一件风流花事。苏轼在来到杭州的第二年春天,便到明庆寺、吉祥寺赏牡丹。《雨中明庆赏牡丹》:
霏霏雨露作清妍,烁烁明灯照欲然。明日春阴花未老,故应未忍着酥煎。
苏轼不知道多少次在北地中原的和风艳阳中观赏过牡丹,可像这样在四月的细雨霏霏中,缓缓而来赴牡丹之会还是第一次。细密的雨丝落在牡丹花瓣上,这富贵荣华之花也洗去了凡尘的艳华,而有了清丽的妍态。江南,烟雨如幕。可这烟幕并没有挡住牡丹的明媚,反而映衬得这花灼灼生辉,光彩照人。花开最愁花落时,由于特殊的地理气候原因,杭州的花期较别地更长,暂缓了诗人暮春的感伤。看这牡丹明日还青春依旧呢,所以在牡丹凋谢时才品尝的煎酥,只好先忍着不吃了。读来真是让人觉得妙趣横生,构思新巧。整首诗洋溢着苏轼对春天,对牡丹,对生活中一切美好事物的热爱之情,这也是苏轼在以后的岁月中,虽饱尝人世的艰辛,却依然保持着一颗纯真童心的最根本源泉。
自此之后,苏轼与杭州牡丹就有了每年一会的约定,熙宁六年,苏轼游吉祥寺,作了《吉祥寺花将落而述古不至》:
今岁东风巧剪裁,含情只待使君来。对花无信花应恨,直恐明年便不开。
大好春光,老朋友却不和自己来赴这牡丹盛会,真是应该谴责一下。可苏轼却对自己埋怨不着一言,别出心裁地借牡丹花来表达自己的心情:牡丹含情脉脉为你而开,可是你却言而无信没有到来,小心花儿从此怨恨,明年就不再迎风而开了!苏轼将吉祥寺的这丛牡丹,写成了一位深闺中等待良人归来的思妇,以人喻物,这是苏轼的又一妙法。
总之,苏轼的咏花诗,精妙玲珑而又含义隽永,细读此类作品,我们可以想见苏轼游春赏花时的喜悦情景,也可以感受到苏轼对生命的执着热爱。
二、茶语人生――品茶诗
北宋杭州,以茶助禅,参禅悟道,成为一种风尚。茶与禅结下了不解之缘。而居“五山十刹”之冠的杭州径山,更是茶以禅名,禅助茶兴。每年春季,径山要举行茶宴,由法师亲自主持,然后献茶于客,一时间,进山品茗论道者日众。
坡久慕径山大名,一日来游径山寺。方丈见其衣着平常,以为只是寻常香客,不以为然。只淡淡说:“坐。”又转身对小和尚喊:“茶”。稍事寒暄后,方丈感觉来人谈吐不俗,气度非凡,便改口“请坐”,并喊小和尚“敬茶”。经过一番深谈,方丈得知来者乃大坡时,情不自禁地说:“请上坐。”接着又喊小和尚“敬香茶”,并研墨铺纸以求墨宝。东坡微笑思忖,提笔写了副对联。上联是“坐,请坐,请上坐”;下联是“茶,敬茶,敬香茶”。方丈看罢,满脸通红,羞愧难当。
斗转星移,传说真实与否已不得而知,但苏轼在杭州写下的不少与品茶、咏茶有关的诗句,今整理,熙宁三年苏轼写作的茶诗有以下几首:《求焦千之惠山泉诗》、《试院煎茶》、《月兔茶》、《游诸佛舍,一日饮酽茶七盏,戏书勤师壁》、《元翰少卿宠惠谷帘水一器、龙团二枚,仍以新诗为贶,叹味不已,次韵奉和。》、《和钱安道寄惠建茶》、《惠山谒钱道人,烹小龙团,登绝顶,望太湖》。这些诗作或赞美山泉清冽,或介绍茶道,或品论茶叶优劣,或借茶来抒发自己的胸臆,都清婉可爱,散发着茶的清香。如《月兔茶》:
环非环,非,中有迷离玉兔儿。
一似佳人裙上月,月圆还缺缺还圆,此月一缺圆何年。
君不见斗茶公子不忍斗小团,上有双衔绶带双飞鸾。
《月兔茶》一诗,极写茶叶的可爱形状和制作的精美,轻松活泼,正是苏轼俏皮的风格。月兔茶是团茶中的一种名茶,产于四川都濡(今四川彭水县南),独具匠心的苏轼把这团茶比喻成玉环和玉,未烹茶时,圆圆的团茶好像玉环一样的圆润,当磨碎一块去烹煮时,又像一块玉了。不过,月兔茶更像佳人挂在罗裙上的明月玉器,可惜月缺还有月圆的一天,但月兔茶缺了一块就永远不能重圆了,真是让人叹息。因此,连挥金如土的富家公子在斗茶时也十分珍爱,不忍心用月兔茶来斗茶。除了惋惜月兔茶缺了难圆,更因为上面有一双嘴衔绶带得鸾凤鸟,这可是夫妻恩爱的象征啊!怎么忍心拆散它们的琴瑟和鸣呢?
环与的谐音,常作为“还”与“绝”的隐语,坡在这首诗中主要进行写实的比喻,但也含有谐音的修辞,使其含义十分奥妙。
读苏轼饮茶诗,不仅了解到北宋时期的名茶、名泉和茶艺,更重要的是能体会到苏轼通过咏茶而揭示的人生道理。文人离不开酒,又何尝离的开茶?酒与文人的关系当今学术界已建树颇多,而茶与文人的关系却着墨不多。希望此篇对苏轼饮茶诗的分析,能够抛砖引玉,起学界研究文人与茶关系之风。
五、画魂书骨――书画诗
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云:“幼而好书,老而不倦,自言不及晋人,至唐褚、薛、颜、柳、仿佛近之。”又《龙川略志》云:“予兄子瞻尝从事扶风,开元寺多古画,而子瞻少好画,往往匹马入寺,循壁终日。”苏轼爱书爱画,一生留意、寓意于书画,在杭州也留下了许多论诗品画的作品。如《柳氏二外甥求笔迹》(其二):
一纸行书两绝诗,遂良须鬓已如丝。何当火急传家法,欲见诚悬笔谏时。
苏轼先举褚遂良典故,意在说明书法不是一朝一夕可成之术。纸上寥寥数行,似乎一挥即就,实质上若不是日日苦思苦练,直到两鬓苍苍之时,是不能够达到书写得心应手的境界的。所以不必“火急传家法。”
谚语有云“见字如见人。”书法作品随着创作主体人品、道德、修养、学养、兴趣的不同,有着雅俗的分别,故可以人品来定其高下。《唐书》有云:“柳公权,字诚悬。穆宗问公权用笔法。对曰‘心正则笔正,笔正,乃可法矣。’时帝荒纵,故公权及之。帝改容,悟其笔谏也。”柳公权于人生、书艺都具有儒家风范,他的“笔谏”,成为后世士大夫的一种“典范”。苏轼此用柳公权典故,意在教导学书应先学做人,为人又浩然正气,书法作品便不会沦为媚俗。观苏轼书法,凛然有正气之风,这正是苏轼气节在创作中的体现。
苏轼与书法有关的诗作不仅论及创作论,且品评作品颇能得各人神韵,又常论笔、墨、纸、砚的产地和优劣,如《和人求笔迹》中赞美纸张:“麦光铺几净无瑕,入夜青灯照眼花。从此剡藤真可吊,半纡春蚓绾秋蛇。”
苏轼品画,贵“神韵”二字。北宋时,“文人画”的观念开始形成,绘画不只是单纯地描摹出作品对象的姿态和形状,而且可以如诗文一样成为抒发人的内心情感、表达个人修养和气质的艺术寄托。所以,苏轼认为用水墨造形的宋画笔勾勒敷彩的唐画更具有艺术生命力。
《西湖游览志余》云:“李颀画尽物之变,而秀润简远,不能为人特作,故世绝少。”细味此语,正是文人画之风格。李颀少年中举,辞官不就而自为道人往来于吴越之间,乐山乐水,与渔樵为伴,只与高尚清明之士结交,其画中自有清高幽远的神韵。苏轼崇尚自然,无奈却一生羁縻于官场,只恐还未领略青山四时之变,已白发满头。而得到李颀的山水画后,苏轼十分惊喜,从此北归后不用惆怅地望着南方怀念这真山秀水,因为囊中已经收得这武林的大好春光。湖光山色有千姿百态,若是如写真一般只描摹一山一水形状,那区区两幅画卷怎装得下越地的千里风光?但若只对山水写意,画山一角而全其青翠,画水一方而现其渺淼,便能收尽江河万里气象。由“写真”转向“写意”,苏轼正是在此理论上提出“文人画”的第一人,而苏轼的绘画创作也贴合这样的发展方向。
中国古代文人除创作诗文之外,经常也有书画传世。艺术之间本自有共通性,而连接文人画与文人诗文之间的桥梁就是文人以书画为题材的诗、词、文。通过此类诗作来研究文人在书画领域的主张见地,并用理论反证于书画,再从书画中追寻文人的理想和气质,将文人的理想与气质寓于文学作品中来研究,这样能更加真实、全面地在已经湮没的历史中看到文人的生活和其人生性格。而苏轼在诗词、散文、书画等各文艺领域都堪称一代典范,对苏轼以书画为题材的诗文进行细致、专业的研究更具有典型性意义。
六、结语
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或多或少都有一个东坡居士的影子。苏轼的时代已离我们远去,而苏轼绝不是文集中冷冰冰的苏轼。他永远徜徉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他的身影何曾一日走远。杭州的苏轼,给我们留下的不仅仅只是苏堤春晓、西湖题刻,而是一种亘古不变的人文精神,和探寻西湖之美的经典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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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台指的是御史台，汉代时御史台外柏树上有很多乌鸦，所以人称御史台为乌台，也戏指御史们都是乌鸦嘴。元丰二年（1079年）3月，坡由徐州调任太湖滨的湖州。他例行公事地作《湖州谢上表》，但他在后面又附上几句牢骚话：“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句中“其”为自称，他以自己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新进”是苏轼对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的贬称，司马光给和王安石的长信中又指责后者“生事”。6月，监察御史何大正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给苏轼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群小挑出了100多首“讽刺圣上”的诗篇，写《梦溪笔谈》的沈括也积极参与“揭发”。在神宗的默许下，7月28日苏轼被逮捕。虽然群小都要苏轼死，但神宗皇帝不愿杀他，只同意拘捕他，而且不同意苏轼在进京途中被关入监狱过夜。8月18日苏轼被送进御史台的监狱。20日，被正式提讯。这一关就是103天，每天被逼要交代他以前写的诗的由来和词句中典故的出处，还牵连了37位亲友。下狱后的苏轼未卜生死，一日数惊。一天，平时给他送饭的大儿子苏迈去筹钱，临时请朋友代为送饭。朋友热心地送去了一条鱼，而这是父子俩约定的已经判死刑的暗号。苏轼见状大哭，为其弟苏辙写下诀别诗两首。宋神宗读了，为其深情和才华感动，加以王安石等朝野一大批说话有分量的人求情，到了12月28日，神宗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团练副使，但不得签押公事，近于流放。
次年开始，苏轼在一片荒地上经营开垦。为了表示仰慕白居易在四川忠州垦地种花的事迹，就把这片地取名为东坡，并自号“东坡居士”。黄州五年，苏轼思想转变很大。一方面他没有放弃儒家经世济民思想，继续关心国家政局，因壮志难酬而苦闷；另方面他消极彷徨，又时时向佛老思想去求解脱。但这几年却是苏轼创作上的丰收时期，雄伟的江山，淳厚的民风，温暖的友情，不能忘怀现实的壮心，促使他写出了许多著名的诗文，或雄健豪放，或清旷淡远，那一时期成为他一生创作的高峰。
回到开头的乌台诗案上来。其中有一首诗差点让苏轼死于非命，这就是咏桧诗中的《王复秀才所居双桧》：
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云未要奇。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这首诗是写给钱塘秀才王复的，其时王复悬壶济世，口碑甚好。王复在候潮门外的家，庭院中有两棵高大的百年古桧。诗的意思是说，两棵桧树相对挺立，表现出一种不可侵犯的气势，令人敬畏。它们不仅树干笔直地耸入云天，更为奇特的是，双桧的根也直直地扎入地下，在九泉之处也毫无弯曲。当然，这只有潜伏地下的蛰龙才能了解。
【论文摘要】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苏轼，一生宦海沉浮，无论在朝为官，还是在外地任职，都有许多利国利民的功绩。但是，他却在《自题金山画像》概括自己：“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将自己一生的功业概括在他遭贬的三个地方。原因何在?笔者认为，在他的仕途变化中，贬谪在这三州期间是他政治上最为失败，生活上遭受苦难最多的时期，却也是他文学创作的高峰时期，更是他人生精神升华到极致对人生意义哲思体会最为深刻的时期。黄州是他思想发生隶变之地，从此，他借助于佛老思想作为其精神支柱，最终集儒道择三家思想于一身，形成了他身处逆境而能旷达乐观、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而这种思想境界，使他面对更险恶的被贬之地惠州、儋州，却能与民同甘共苦。这才是他独特的人格魅力所在，是他留给后人精神上的最宝贵财富。
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苏轼，一生宦海沉浮，无论在朝为官，还是在外地任职，都有许多利国利民的功绩。但是，他却在《自题金山画像》概括自己的一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澹州。”将自己一生的功业概括在他遭贬的三个地方。在苏轼的一生中，政坛上大起大落，一生最辉煌的时期有知杭州、颖州以及翰林学士、礼部尚书等政任上，为什么他独把在这三处的贬居看得如此重要呢?因为十几年的贬滴生活是他生命中的主题，一生漂泊，暮年投荒，他经受了无数的磨难，贬滴在这三州期间是他政治上最为失败，生活上遭受苦难最多的时期，却也是他文学创作的高峰时期，更是他人生精神升华到极致对人生意义哲思体会最为深刻的时期。正是因为这个时期才成全了苏轼一种伟大的人格，一种进退自如，超然人生的最高精神境界。
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三月，苏轼调任湖州，他在到任的谢恩奏章上写到:“伏念臣性资顽鄙……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这让一个御史台挑出毛病，又在他的诗文中寻章摘句，弹劫他蔑视朝廷甚至有不臣之心。他被押解人狱。这就是历史上的“乌台诗案”。其实更深层的原因，是他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诗中抒发对新政的不满，激怒新党。苏轼因此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2月初被贬滴至湖北黄州，直至元丰七年((1084年)四月初调离，共在黄州生活了四年又两个月。苏轼被贬黄州作团终副使，其实身受监督管制，并不十分自由。这种灾难使苏轼对外界产生了莫名的恐惧和孤独，曾使他“魂飞汤火命如鸡”。平日借居定惠院，只是“闭门谢客对妻子”，而且不敢饮酒多言，“醉里狂言醒可怕”。原本一腔报国热情，准备大展宏图，却落得贬官流放黄州。然而，黄州的贬滴生活不仅造就了他文学创作上的一个辉煌时期，而且使苏轼从思想上产生了一次质的飞跃。此期创作的词作有近100首，占其整个一生词作总数的四分之一(词作总数360余首);诗作《梅花二首》、《寒食雨二首》、《东坡》、《定惠院月夜偶出诗稿》等，词作《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等，散文《前后赤壁赋》等，都是这一时期的名作。他思想上的隶变可以从他的创作中看出印迹。
从他初到黄州时期的作品中，我们也可以深深地体会到苏轼这种孤寂心境和孤傲的人格理想: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那孤寂清高的孤鸿就是他的化身，这种无人能省的精神上的极度孤寂让豪情万丈的苏轼归于沉静，“拣尽寒枝”是对孤鸿的行动的描写，更是对自己光辉峻洁人格的写照。
政治上陷人绝境，心理上饱受摧残，生活上困窘不堪促使他思索。儒家人世思想让他陷人困境，使他开始吸纳佛老思想作为自己在逆境中的处世哲学，困境中的不断省思，使他终于把自己从中解脱出来。苏轼是不肯服老服输的:“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院溪纱》)最能体现他此时心境变化的是词作《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料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已然能吟啸迎风雨，大有泰山崩于前而不惊的坦荡胸怀，如此壮志豪情，又如此超然不羁，竟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其实，苏轼的这种精神一直是有儒家积极人世的理念支撑着的，即使是他刚从狱中走出，初到黄州时，也未曾放下过这个理念:“吾挤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虽怀坎懊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福祸得丧，付与造物。”这几句话掷地有声，至今读来仍振聋发馈，令人肃然起敬。一个逐臣犯官竟能怀如此忠义之心，足能得见苏轼人格的伟大。
一场大的灾难，一次心底最深刻的自我剖析，让苏轼成熟了，正如余秋雨先生在《苏东坡突围》中的评价:“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
三咏赤壁的千古绝唱就此诞生:《念奴娇·赤壁怀古》写尽了他政治上的落寞，但读来却让人倍感豪放，全词气势恢弘，苍凉悲壮，化千年为一瞬，唯江月是永恒，这是苏轼发出的强者的壮音;前后《赤壁赋》则更多地表现为人生的哲思;《前赤壁赋》假托客言写人生之悲，又以庄子之齐天人、齐物我自我宽解，令人叹服;《后赤壁赋》中的道士化鹤过舟，真有随缘任性，清明无尘的仙人之境，其实道士、鹤已与自己融而为一，达到了“用舍由时，行藏在我”的进退自如境界。
黄州的滴居生活使苏轼由锋芒毕露转为厚重的成熟，他已经具备了沉静处理政治打击的能力。绍圣元年(1094)，朝廷又以苏轼起草制浩“讥刺先朝”的罪名，撤掉其翰林侍读学士等职，先贬英州，接着，短短一两个月间，他先后接到贬滴诏令五道，最终落建昌军司马，贬宁远节度副使，惠州安置。惠州条件比黄州还要差得多，一向被视为陷恶军州，贬滴至此地，往往就不能生还了。即使超然旷达，随缘任命的苏轼也对未来的生活充满忧虑。然而他的到来受到当地百姓的热烈欢迎，使他这颗受伤的心备受感动。所以，乐观的苏轼面对骨肉分离，万里投荒，依旧能豪迈赋出“暴雨过云聊一块，未妨明月却当空”的诗句(《慈湖夹阻风五首》)。惠州的民风淳朴，风光秀美，民众的热情好客，使得苏轼唱出“罗浮山下四时春，芦橘杨梅次第新。日吱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的美丽诗句(《食荔枝二首》)。他的心境也更加空明清净:“酒醒梦觉起绕树，妙意有在终无言。先生独饮勿叹息，幸有落叶窥佳蹲。”(《十一月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他甚至想终老于此，自己“譬如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他对惠州的评价是“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贬地俨然又成了乐土。
这期间他并没有沉溺于释道出世思想，儒家济世精神依然起着积极的作用，他心地仁厚，爱民如子，孤忠思想使他不能无视人民的疾苦，不在其位而尽其可能地谋其政。在寻僧访道的同时，他积极通过各种关系和自己的影响为人民谋取福利:建水磨坊，推广插秧工具秧马，舍药救民，掩埋露骨，而后又建议惠州官员建营房整肃军纪，建议百姓纳税交钱交米应各从其便，并协助策划修建了惠州东西二桥和广州自来水工程。身为犯官而能如此，苏轼为民可谓弹精竭虑，千古难求!
同时，他以佛老修身养性，破除人生的执著，追求人生的大彻大悟，不再局限子人生一时的得失，他要彻底放下世间一切的荣华富贵、名僵利锁，回归本真状态。虽然这一切出于人生的大起大落的辛酸，但也确实使他得到了超脱，佛老思想一度上升为他思想中的主流。
苏轼再次遭难与此期写的一首诗有关:“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纵笔》)当时的宰相章谆看了这首诗笑道:“苏子瞻竟如此快活!”于是苏轼被贬滴到了海南澹州，“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苏轼因诗三次得祸，却依然“不知悔改”，他在给苏辙的信函诗中写到:“莫嫌琼州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他年谁做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然而苏轼这次是真的居无定所，衣食不继，从官舍被逐出后，只得与幼子苏过露宿桃榔树下，“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下无寒泉，然亦未宜悉数，大率皆无耳。唯有一幸，无甚瘴也。近与小儿子结茅数椽而居，仅庇风雨，然劳费已不货矣。·一尚有此身，付与造物，听其运转，流行坎止，无不可者。”(《苏轼文集》卷五十五(与程秀才))苏轼依旧没有消沉，他在枕榔树下买地结了几间茅屋，取名“桃榔庵”，又有陶诗杜诗可读，日子也就将就过了。他依然保持了乐观旷达的精神，他把贬滴地澹耳当作修道养生的乐园，用超俗的眼光看待一切，苦地也就成了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