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时代》读后感
当细细地品读完一本名著后，相信你心中会有不少感想，这时就有必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为了让您不再为写读后感头疼，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中学时代》读后感，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我是带着梦想从山村考到县立完全中学的，可谁知到了学校一切都变了，“文革大革命”开始了。
我们一年级的新生班级没有了班主任老师，学校的校长、老教师多数都被打倒，只是本校高中班的在校学生给我们做辅导员，整天带着我们开批斗会。我们对城里发生了什么全然不知，只是随着辅导员天天高喊“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臭老九”、“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大串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之类的口号。再以后就不上课了，几乎天天手捧红宝书，上政治课，开大会。
在县完中的几个月时间里，我们连一天文化课也没上，唯一业余娱乐活动就是跑到县电影院看电影，什么《万水千山》，《地道战》、《地雷战》，几乎都是革命战争题材的电影。每天三顿饭，每天有一顿饭总是一个3两的苞米面大窝头，一碗飘着几滴油花的西葫芦汤。
几个月过后，辅导员通知我们这批新入学的学生返回本公社去，他们叫“回乡闹革命”。返乡那天，父亲没有来接我，是学校用大卡车、挂着标语集中把我们分别送到各公社。就这样，我便永远地结束了在县城中学读书的生涯，又回到我再熟悉不过的小山村。
到了寒假过后又开学时，我们接到生产队的通知，就近到5里外的一所中学接着上学。说是中学，其实就是村一所小学加一个中学班，称七年级，这种学校叫“小学戴帽”。这所学校的驻地是土改时没收大地主的庄园，改建的，中间教师办公室和两边的中学班教室没有拆掉，仍保留着过去狼牙式建筑的原貌。我们七年级班在教室的东边，在这里总算能比较正规的上课了，只是教材突出与工农相结合的主题。比如几何课，分成度量、划线等。
后来，实行了十年一贯制，也就是小学5年，中学5年，把应上六年级的学生和我们七年级的，还有原来返乡的初中二年级学生，编到一起，统一到公社中学集中就学。那时，我们是按照红卫兵的建制编班，公社中学为红卫兵团，各班按红卫兵排编班。我们学校总共11个班，编成11个排。中学低年级班是1到7排，我们高年级班是8到11排，我被分到11排。就这样，我们才真正开始了中学时代的正规学习，时间是六十年代末到七十代初。
在这所中学，没有了“文革”时期的集会游行、喊口号了，课程基本是按部就班。我的第一任班主任老师是上海人，他是大学毕业，细高个，教语文课，普通话讲得还算很好，但也带一点上海方言语调，很敬业。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回上海老家去了，打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后来听说，他已经很早就病逝了。
我的第二任班主任是一名化学老师，他除了教化学课，还兼农业课。他高高的个子，经常带着一脸胡须，他非常乐观，每每见到他总是张着大嘴笑个不停。他很朴实，经常穿着黑色粗布衣服。后来他调到县城第二高级中学，也就是我以前考到那里的县完全中学，仍然教化学，前几年因患重病也去世了。
我的最后一位班主任老师是县一高中返乡的学生，“文革”时期，停止了高考制度，高中一、二、三年级统称老三届，家在农村的统一回乡，在城市的统一下乡插队。这个班主任老师很年轻，才大我们两三岁，教语文课，字写得很漂亮，无论是板书，还是批作文，我都很喜欢模仿他的字体。
那时，除了上文化课外，我们还经常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主要是农忙时节，帮助生产队搞秋收，扒玉米、拔花生、摘秋梨、割高粱，集中在村里食宿。另外，还要搞一些勤工俭学，拾粪、割羊草等。
那时上学很辛苦，我家距离公社中学15里地，没有自行车，每天和同村的几个同学一起步行上学、放学一起徒步回家。由于路远，我们村里没有一名女同学到公社中学上学，有几个男同学也没有坚持到最后就辍学了。剩下我们几个男同学基本都是求学上进、且有一定毅力的。我们每天太阳没出来就在家里出来，晚上太阳落山才回到家。
那时，我的家因为建房欠下的债一直没有还完，生活还是很拮据，但我从不因为穿戴和吃喝怪罪父母。每天能穿上没有补丁的衣服、中午能吃上高粱米干饭和盐豆就心满意足了。
那时候，我很喜欢读书，家里没钱买书，我就在同学那里借许多小说、故事书。起初爱看反映战争年代的小说，《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平原枪声》、《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等。但像《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大八义》、《小八义》之类的繁体、且近乎文言文的书只是大致的`读，故事情节了解的只是一知半解。后来，偶尔看到了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更爱不释手，我为书中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感人故事所打动，特别他的是那句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当他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
我很喜欢保尔·柯察金这段名言，在我的灵魂深处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对后来我的人生道路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开卷有益，那时我每次写作文，老师都给5分，还经常把我的作文拿到别的班级做范文去读，这大概就是看书多的缘故吧。
三年以后，我们读完了中学高年级的全部课程，因为那时已经取消了高考制度，不能考大学了，我们填了一份毕业登记表便离开了这所中学，就这样，度过了我的中学时代。
我幼无大志，自谓不过是一只燕雀，不敢怀“鸿鹄之志。小学毕业时是1923年，我12岁。当时山东省立第一中学赫赫有名，为众人艳羡追逐的地方，我连报名的勇气都没有，只敢报考正谊中学，这所学校绰号不佳：“破正谊，与“烂育英相映成双。
可这个“破学校入学考试居然敢考英文。我“瞎猫碰上了死耗子，居然把英文考卷答得颇好。因此，我被录取为不是一年级新生，而是一年级半，只需念两年半初中即可毕业。
破正谊确实有点“破，首先是教员水平不高。有一个教生物的教员把“玫瑰读为jiu kuai，可见一斑。但也并非全破。校长鞠思敏先生是山东教育界的老前辈，人品道德，有口皆碑；民族气节，远近传扬。他生活极为俭朴，布衣粗食，不改其乐。他立下了一条规定：每周一早晨上课前，召集全校学生，集合在操场上，听他讲话。他讲的都是为人处世、爱国爱乡的大道理，从不间断，在潜移默化中对学生会有良好的影响。
教员也不全是jiu kuai先生，其中也间有饱学之士。有一个姓杜的国文教员，年纪相当老了。由于肚子特大，同学们送他一个绰号“杜大肚子，名字反隐而不彰了。他很有学问，对古文甚至显学都有很深的造诣。我曾胆大妄为，写过一篇类似骈体文的作文。他用端正的蝇头小楷，把作文改了一遍，给的批语是：“欲作花样文章，非多记古典不可。可怜我当时只有十三四岁，读书不多，腹笥瘠薄，哪里记得多少古典！
另外有—位英文教员，名叫郑又桥，是江浙一带的人，英文水平极高。他改学生的英文作文，往往不是根据学生的文章修改，而是自己另写一篇。这情况只出现在英文水平高的学生的作文簿中。他的用意大概是想给他们以简练揣摩的机会，以提高他们的水平，用心亦良苦矣。他平时常看的英文读本都难度不低，大半是《天方夜谭》、《莎氏乐府本事》、《泰西五十轶事》、《纳氏文法》等等。
我从小学到初中，不是一个勤奋用功的学生，考试从来没有得过甲等第一名，大概都是在甲等第三四名或乙等第一二名之间。我也根本没有独占鳌头的欲望。到了正谊以后，此地的环境更给我提供了最佳游乐的场所。校址在大明湖南岸，校内清溪流贯，绿树成荫；校后就是“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湖；岸边荷塘星罗棋布，芦苇青翠茂密；水中多鱼虾、青蛙，正是我戏乐的天堂。我家住南城，中午不回家吃饭，家里穷，每天只给铜元数枚，做午餐费。我以一个铜板买锅饼一块，一个铜板买一碗炸丸子或豆腐脑，站在担旁，仓促食之，然后奔到校后湖滨去钓虾，钓青蛙。虾是齐白石笔下的那一种，有两个长夹，但虾是水族的蠢材，我只需用苇秆挑逗，虾就张开一只夹，把苇秆夹住，任我将它提出水面，决不放松。钓青蛙也极容易，只需把做衣服用的针敲弯，抓一只苍蝇，穿在上面，向着蹲坐在荷叶上的青蛙，来回抖动，青蛙食性一起，跳起来猛吞针上的苍蝇，立即被我生擒活捉。我沉湎于这种游戏，其乐融融。至于考个甲等乙等，则于我如浮云了。
我是带着梦想从大山里的小学校考入县立完全中学的，可谁知，到了学校一切都变了，“文革大革命”开始了。
完中一年级新生的班级没有了班主任老师，因为，学校的校长、老教师多数都被打倒、靠边站了，只是本校高中班的在校学生给我们做辅导员，整天带着我们开批斗会。学校大食堂成了斗争会场，每到饭前，戴着红袖标的红卫兵都要把靠边站的校长、书记等人弄到台子上批斗一通。
那时，大概是年龄小的缘故吧，我们对城里发生了什么全然不知，只是跟随辅导员天天高喊“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臭老九”、“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大串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之类的口号。再以后，就不上课了，几乎天天手捧红宝书，上政治课，开大会，写“大字报”，搞“大批判”。有一位老教师，他是学校知名的生物教师，批斗组里的人也真是天才，批斗也要对口，因为这名老师是教生物的，所以就把他弄到学校的菜地里除草，说是他上课讲的是毒草，这回要让他到菜地里去除资本主义毒草。我们大家怎么也弄不明白，这菜地里的草还分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
在县立完中的几个月时间里，我们连一天文化课也没上，唯一业余娱乐活动就是跑到街里电影院看电影，什么《万水千山》、《地道战》、《地雷战》，几乎都是革命战争题材的电影。我们还赶上了到站前广场参加公审大会,跑到东大桥去看执行死刑犯现场。
不过，每天三顿饭还算及时，就是饭菜太单调，几乎顿顿是玉米面窝窝头，窟窿眼弄的大大的，这样，外表看着个头挺大，但实际分量还不足2两。副食更是简单，每顿几乎都是一碗飘着几滴油花的西葫芦汤或大白菜汤和萝卜片汤。
即使是吃不好，我们也没有怨言，毕竟能在城里中学读上书，同学们都是带着梦想来的。然而，好景不长，几个月过后，辅导员通知我们这批新入学的学生返回本公社去，他们叫“回乡闹革命”。
返乡那天，父亲没有来接我，是学校用大卡车、挂着标语集中把我们分别送到各公社。就这样，我们这一代人便永远地结束了在县城中学读书的生涯，又回到了我再熟悉不过的大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