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册记述的时间段为：汉献帝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至晋武帝咸宁元年(公元275年)，跨度69年。基本上就是三国的大部分历史了，直至晋朝的开创。
一、怒不变容，喜不失节
熟悉三国历史的人都知道。魏国在曹操之后的继承人是曹丕。当曹丕被立为太子时，他的母亲卞夫人却没有因此有半点的骄傲。当时卞夫人左右的随从向卞夫人祝贺说：“曹丕将军被立为太子，天下人没有不欢喜的，夫人应该把府中所藏财物都拿来赏赐大家。”
卞夫人却说：“魏王只因为曹丕年长，所以立他为继承人。我只应庆幸免去了教导无方的过失罢了。又有什么值得高兴的要去赏赐别人!”
这话后来传到曹操那里，曹操认可地说道：“怒不变容，喜不失节，故为最难!”
二、气度：诚长者陆逊
一次，孙权下命当时还只是定威校尉的陆逊去讨伐山贼。陆逊有力征集了数万精兵，将山贼扫除干净。但会稽太守淳于式上表孙权说：“陆逊随意征发百姓，给所到之处带来了愁苦和骚扰。”陆逊后来回到吴国都城，跟其他人言谈时，却称赞淳于式是个好官吏。
孙权得知后问陆逊：“淳于式告发你，你却推荐他，这是为什么?”
陆逊回答说：“淳于式本意是要百姓休养生息，所以告发我;如果我再诋毁他，以扰乱您的视听，这种风气不能长。”
孙权赞叹地说道：“此诚长者之事，顾人不能为耳!
三、王昶诫子之书
一次，魏明帝昭命三公九卿每人推举才德兼备者一人。司马懿推荐的是兖州刺史王昶应选。
王昶是何等人?估计很多熟悉三国历史的人也未必听闻。《通鉴》说此人恭谨忠厚，他给侄子起名王默、王沉，给儿子起名王浑、王深。并且写了专门的书信告诫他们：
“吾以四者为名，欲使汝曹顾名思义，不敢违越也。夫物速成则疾亡，晚就而善终。朝华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于阙党也。读后感夫能屈以为伸，让以为得，弱以为强，鲜不遂矣。夫毁誉者，爱恶之原而祸福之机也。孔子曰：“吾之于人，谁毁谁誉”，以圣人之德犹此，况庸庸之徙而轻毁誉哉!人或毁己，当退而求之于身。若已有可毁之行，则彼言当矣;若己无可毁之行，则彼言妄矣。当则无怨于彼，妄则无害于身，又何反报焉!谚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谤莫如自修'，斯言信矣!”
这封家书写得情真意切，字字珠玑，实在难得，值得反复琢磨体会和学习。
四、卧龙指定传承人之一：费祎
当诸葛亮身体为了蜀汉光复大业而透支得即将无法支撑时，有人来问他谁可以作为他的传承人。诸葛亮说，蒋琬。那人又问：那蒋琬之后呢?诸葛亮说：费祎。那人再问：那费祎之后呢?这时诸葛亮则沉默不语。
大家或许会奇怪，似乎三国演义中我们惯性认为的诸葛亮接班人姜维却没在这里提到。那蒋琬和费祎又是怎样的人?此处暂且说一下费祎。
当时蜀国正值征战多事之秋，公务繁杂细碎，费祎担任尚书令，见识过人，每审阅公文，略望一眼，便已知道其中主要意思，速度超过常人几倍，并且过目不忘。经常早晨和傍晚听取大家意见，处理公事，中间接待宾客，饮食娱乐，还要下棋博弈，每次都使客人尽兴而归，而公事也不荒废。等到董允接替费祎，想要效法费祎行为，十天之中，很多事情都被耽误。董允叹息说：“人的才能居然可以相差这么大，费祎不是我能赶得上啊!”于是整天听取意见处理公务，还是没有多余的空闲时间。
但费祎并非完人，他过于宽厚仁慈，从不怀疑别人，却也因此惹来杀身之祸。在一次宴会上，正是由于费祎的毫无防范，居然被也在座的之前投降倒戈而来的郭偱给突然刺杀身亡，实在可惜。
几年前华人大学生辩论比赛颇受人关注，而这些辩论选手们慷慨激昂，辩论有章有法，言辞美丽，颇让人羡慕。但是感觉这种活动，形势多于实际，双方围绕一个没有实质意义的问题，展开攻防，不在乎最终的结果，而是计算辩论过程中的表现。
最近在看资治通鉴的时候，发现早在战国时代，便有人对这类辩论作了精辟的评论:
赵王的老弟赵胜当平原君，其有一食客公孙龙在逻辑上的造诣甚为精湛，善于辩论。与孔穿辩论“奴隶有三个耳朵”，公孙龙反复探讨，分析精微，令孔穿张口结舌，说不出话。邹衍经过赵国，赵胜邀其与公孙龙辩论，邹衍说:
辩论的意义，在于使类别分明，不相侵害，使道理清楚，不相紊乱。提出原则，显示它的目的何在，要大家一目了然，免得迷失。胜利的一方，不失去他的逐渐。失败的一方，能得到他所追求的真理。在这种情形下，才可以辩论。假如只靠名词定义之类词汇的堆积和美丽抽象的理论，来灼灼逼人，引用灵巧的譬喻转移方向，引导人们坠入他所预设的五花阵里，最后忘了主题。这对正规的思考力的训练，有严重的伤害。有些人一旦发言，言辞锋利，纠缠一团，一直纠缠到大家都不说话了，他才最后闭上嘴巴。这种争论，已造成困扰，我不愿参加。
短短的一段话，指明了辩论不仅仅是一种技法的表现，更多的是人自身的积累的思想认识的表现，通过辩论，让每个人的思想、知识都有相应的增长，而不仅仅是围绕一个虚拟的问题斗嘴皮子。
《资治通鉴》这本书是宋朝司马光主编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记录了上起东周下至五代，一千三百多年的史事。司马光编成这部四百多万字的巨著，一共花费了十九年的时间。因为这本书极难读懂，为了做好准备工作，我特意复习了《周易》，《尚书》，《大学》，《古文释义》等书籍。
这本书通过记录一些明君、贤臣、昏君、佞臣的事迹，简单明了又不失生动地告诉大家，清正，顽强，宽厚，忠诚，信义等品质对个人发展的重要性，但书中更加强调的做人品质是德。此处的德并非是道德，而是德行，是“做”出来的德。司马光在开篇时便写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可见古人不但重尊卑伦常，更重德行的培养，因为将礼、分、名的作用分开而谈，是告诉君王如何以德处理纪纲、君、臣之间的关系。可见培养德行是一种中华民族特有的品质，也是今天国家发展迫切需要的，更是我们每个人在人生路上奋斗所必不可少的。
下面，从两个故事来说说我读书的心得体会。
商鞅变法。一提到商鞅，大家一定会想到，其以刑名之学变法，虽手段过于残酷，积怨太深，不得善终，但却使秦国成为万乘之国。不过，资治通鉴却没有从变法的角度来写商鞅，而是从信用的角度进行重点描述的。起初，商鞅变法的法令已经准备就绪，但他由于在秦国的根基甚浅，担心百姓不相信变法，没有公布。在国都集市的南门外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告示曰：有谁能把这根木条搬到集市北门，就给他十斤黄金。百姓们没人敢来搬动。商鞅又出示布告说：“有能搬动的赏赐五十斤黄金。”有个人壮着胆子把木头搬到了集市北门，商鞅立刻命令给他五十斤黄金，以表明他说到做到。接着商鞅下令变法，新法很快在全国推行。
毛泽东同志早年在评论“徙木立信”这段故事时指出：“商鞅之法，良法也。其法惩奸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
这段故事给我的启示是，对于个人而言，信用是最大价值，人无信不立。在我们生活中、工作中、学习中也充分体现到这点，言既出，行必果，这才是一人的立世之本。对于我这样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来讲，我的信用方式就是对党忠诚，对国奉献，对民服务，只有真诚的将全身心的动力奉献到党的事业，国家的建设，人民的利益上，才能真正的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可惜的是，现在社会上精致利己主义盛行，每个人在工作做事时，更强调的是自身的待遇和利益，有人稍微做出点些许的成绩就希望所有人看得到、听得到。更多的人不是在充分的磨练自己、充实自己，而是一味的在感慨自身的怀才不遇。为此，我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汉代丙吉的故事。
丙吉因研究律令，担任鲁国狱史，因功逐渐升迁后担任廷尉右监。因牵连罪案免职，回到州里做了从事。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巫蛊之祸发生，丙吉因为原来是廷尉右监被征召到朝廷，汉武帝命他治理巫蛊于郡邸狱。当时汉宣帝刘询出生几个月，因为是皇曾孙，被卫太子刘据事牵连关在狱中，丙吉看了很同情他，心知太子无事实证明有罪，特别同情曾孙无辜，挑选谨慎厚道的女囚徒，命令她护养刘询，放在宽敞干燥的地方。丙吉处理巫蛊案件，连续多年不能结案。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武帝病重，往来长杨、五柞宫之间，望气的人说长安狱中有天子气，武帝便派使者分别登记监狱中关押的人，不分轻重一律都杀掉。内谒者令郭穰夜晚到郡邸狱，丙吉闭门拒绝使者进入，说:皇曾孙在，别的人无辜杀死都不可，何况皇上的亲曾孙?双方相持到天明，郭穰不能进去，于是回去报告武帝，并弹劾丙吉。武帝也醒悟了，说:这是天的保佑。于是大赦天下。郡邸狱关押的人独赖丙吉得生，而大赦之恩又遍及天下。刘询重病，几次几乎死去，丙吉多次嘱咐护养他的乳母好好用药治疗，照顾刘询很有恩惠，用私人财物供给他的衣食。
刘贺即位后，因为行为不守法度被废，霍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等大臣商议立国君的事未定。丙吉向霍光陈述说:将军侍奉孝武帝，受襁褓属托，任天下重任，孝昭皇帝早崩无后人，海内忧惧，想快点知道继承的国君。发丧之日按天意拥立新君，但所立的不是理想的人，又以大义废除了他，天下没有人不心服的。当今国家宗庙群生之命在将军一举。我在众庶中打听，考察他们说的，同宗诸侯在位的，没有谁在民间有声誉的。而遗诏所养武帝的曾孙刘病已在掖庭外百姓家，我以前让他寄居郡邸时，他年幼，现在18,19岁了，精通经术，有才能，办事稳重又有礼节。希望将军仔细考察并用占卜参证，先让他入宫侍奉太后，令天下人清楚地知道，然后再决定大策。霍光听后，便派宗正刘德与丙吉到掖庭迎接刘询。刘询即位后，赐丙吉爵关内侯。丙吉为人极厚道，不夸耀自己。从刘询即位以来，丙吉绝口不谈以前对刘询的恩德，所以朝廷没有人能知道他的功劳。此处正应了《道德经》里面所记载的，“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因此，对于我们来讲，做事不能只求为了博名、图利，而是随着真诚的意志去努力做好自己手中的事情，不断的在日常的生活中磨练自己，激励自己。如此，必然能成就一番事业。
在我通读《资治通鉴》后，深感老祖宗的文化博大精深，也对于历史有了一个重新的了解，以前还局限于初、高中历史课本上的四大发明、三国演义，但读过资治通鉴才明白，要解读真正的历史，无疑是对有良知的人进行精神上的折磨。在《资治通鉴》那蝇头小楷中，几乎每一页都有战争、都有权谋、都有杀戮，都有着底层民众苦难的愤恨与挣扎。文学、艺术、和平、仁善，一切美好的东西，要么为乱世所毁灭，要么在暂时的平静里苟延残喘。文明是经常性的屈服于野蛮之下。虽然，后世的人有幸看到侥幸得以保存下来的那一部分，欢呼雀跃，为文明谱写赞歌，但是，很少有人翻开沉重的尘埃，去窥视真实的历史。因为，真实往往意味着残酷，意味着无奈，意味着决绝。我们习惯性的总乐于接受快乐和幸福。但是，历史从不因我们的主观意志而改变分毫。当我们豪迈地吟咏着“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时候，处在外夷劫掠下的百姓正在那个时代四处奔逃，流离失所，陈尸荒野。
最后，我想说，“修行主在修身，但修身源于修心”我们的事业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若每个人的文化和思想理念正确了，每个人都能生活在安定、和谐、有序社会环境下，每个人变得包容开放、并且具有不断的改变、创造、更新的文化意识，每个人都能更好的掌握自我命运、发挥自身作用的时候，那么我坚信，这个国家一定会迎接美好的未来，这个顽强的民族将会迎来崭新的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