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读《乡土中国》，只觉其学术性极强，晦涩难懂;再读，却觉其中思绪百味，值得细细琢磨。
时光荏苒，日月换天，岁月变迁，这时代日新月异，变化得很快。乡土便与这高新时代格格不入它是一个慢热的名词。
但，华夏儿女生于拥有着五千载记忆的泱泱大国，乡土于我们而言是陌生又熟悉的。曾经的乡土情结被古人真切地刻在骨头上，尤为铭心。因此，炎黄子孙的血液里流淌着乡土的图腾。
所以我们为何安土重迁?为何聚族而居?又为何讲究叶落归根?
这便不言而喻了。
道乡土定首想土气、不讲究，乡下人。可城里人所鄙夷的土壤，是乡下人赖于生存的命根。城市被科技困住了，被钢筋混凝土包裹了，在没有土的世界里，对土的深恋便被深深封印了。或许只有靠土谋生，在其上播种、施肥、除草、收获的人才懂得土的可贵。土是从骨子里长出来的。
乡土，土，有时是被寄予思念的。这土潮湿或干燥，但不变的是永远微腥的土气，萦绕鼻尖，撩动心里最细的那根弦。土也是一剂良药，给思乡的游子慰藉。农村人背井离乡，包裹深处，是纸包的`一捧土。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来：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生长而发生的社会。另一种则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在中国乡土社区里的单位是村落，在村落里生活的人有与生俱来的熟悉和相互信任。这同样是土气的特色。以土为生的人，扎根于同一片土地，人与人之间便有了这无缘由的信任。这带着土气意味的信任与陌生人是无法行通的，流转到现代社会，更是让人难以接受。背离乡土的人在心中竖起高墙，隔离了伤害，也禁锢了自己。可实际上，人们内心深处的乡土情结，仍会让人保留着对他人一些无缘由的信任和善意。
稳定这乡土社会关系的力量，不是感情，而是了解。乡土社会中阻碍着共同生活的人充分了解的，却是生理上的差别。永远划分着人们生理差别的是性别。乡土社会还是一个排斥私情的社群，男女间关系必须有别仿佛是一种安排。为了保护和维持乡土的稳定，足以引起破坏秩序的要素都被遏制。男女之间不需要有感情，恋爱需要禁止，沟通并非必需，更不必追求心灵上的契合。所谓男女授受不亲，就是强调男女有别，从而守护乡土社会秩序的稳固有序。
现如今男女间的隔阂似乎少了。男女有别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在现代社中被逐渐剥离。但两性交往中，因冲动带来的破坏仍值得我们警惕和引以为戒。
乡土并不是中国的全部，但乡土本色并不会被时代浪潮淹没。
毕业参加工作以来，因自己的职业性质，都是以解决问题为主。作为每天跟法律实务打交道的律师，书架上本来不多的法哲学、社会学等基础理论的著作鲜有光顾。自己一直以来也愿意做“多解决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胡适派，加之近十年来，目前耳闻的大学大家们写的东西是越来越看不懂，也不知道是自己肤浅还是人家深沉，总之对于那些解构-重构-再解构的“大家学说“，是愈加的不感兴趣甚至厌烦，总是抱怨离基层和实际太远，牛角尖书生气的东西太多。所以，我即便有兴致耐心去做读后感并形成书面文字，那至少是这本书须真正的在解决问题，在打动人，历史能够证明其价值的著作。国外的很多社会学名著已经不少；国内而言，很多现在讲的中国社会问题，实际上在我看的费孝通老先生的《乡土中国》，在解放前就已说的再透彻不过了。
请原谅我对社会学背景的无知，看费老《乡村中国》之前，我仅仅是从（朱）苏力的《制度是如何形成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这些个在校大学生喜欢看的畅销书中的一些内容中了解到进而查找这本书的。看了之后，我心里有种不太愿意承认的感觉，前面苏力的两本书似乎都在偷师费老的研究方法，甚至一些文风和语气也是有模仿之嫌，尽管不是所谓抄袭或山寨，但却让人不适。这也难怪，我们八十年代以后培养的前面几批法学博士们，现在都基本上是中国法学界的执牛耳者，但是却一直没有出现过一个至少让人敬仰的大师，大概也就是在浮躁的空气下博古通今，模仿古今甚至抄袭古今内外的结果，几无创新、突破。
费老的《乡村中国》实际上是其以《乡村经济》为基础，并结合在西南联大任教时编的讲义整理后，于1948年出版的一本反映中国农村问题的'社会学著作。按照费老的说法，这本书不是完稿，也不是定稿，只是一种尝试的记录罢了。十三篇短文，短短一万多字的薄皮书，用朴实无华的文字把中国三十年代封建农村社会活脱脱的解构的清清楚楚。这本薄书多次再版，其内容过去60余载，依旧没有过时，堪称经世大作。
第一篇《乡土本色》为概述。文章描述了中国30年代乡土社会的基本轮廓。第二篇《文字下乡》、第三篇《再论文字下乡》论述文字或教育对于乡土社会意义与局限。
第四篇《差序格局》最为经典和重要。
与西方社会的团体社会不同，中国社会结构中存在差序格局。这是乡土中国全书的核心概念。乡土中国中人与人的关系就是差序格局，费老将其比喻为石子投入水中引起的涟漪：
（1）以自己为中心，根据亲疏关系不同对待。即对家族亲属要“孝”、“悌”；对待知心朋友要“忠”“信”。
（2）存在差序，水波由中心向四周扩散，一圈一圈，越向外，波纹越浅。乡土社会中的人们以己为中心，在这种格局中，站在任何一圈中，向内看可以说是公，是群；向外看就可以说是私，是己。
两者无清楚的界限。在这种格局中，站在任何一圈中，向内看可以说是公，是群；向外看就可以说是私，是己，两者无清楚的界限。紧接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等加强论证这层中国农村特有的人际关系。《礼治秩序》。《无讼》、《长老统治》各自对农村礼教秩序等治理架构和习惯进行了描述。而《无讼》倒是蛮符合中国的目前情况和我们律师碰到的现实。中国社会群体都有厌讼心态，无论从面子问题、经济角度还是对审判者、代理者的不信任，造就了善良老百姓能不打官司就不打官司的思维定势，也造就了打官司的人基本上都是刁民的误读。
最后的三篇《血缘与地缘》是对中国农村“入土为安，叶落归根”的论述；《名实的分离》是对时势造英雄背景下的个人功名探讨。《从欲望到需要》表达了费老对中国社会成长的远景。以上三篇均是都是讲乡土社会的变迁，从动态角度描述乡土社会的现实现象。
费老已经离开我们五年多了，他的这本《乡土中国》写就也有60余年光景。我们中国乡土社会表现的熟人社会特征，在差序格局下的亲疏关系，在儒家礼教的文化传导下，活生生的向世人展示出中国社会的整个面貌。
尽管我们国家在城市化的道路上，已经给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和生产秩序带来了巨大冲击，包括我们没有了大院邻居经常性的互相串门；尽管我们不像父辈那样会亲自下厨烧菜在家待客，而是每每在酒店宴客应酬；尽管我们的交际圈子越来越朝着价值利用的功力角度，人是认识的越来越多，吃过饭、递过名片都称很“熟”，而知音的真心的知心的确是越来越找不到；尽管我们的孩子包括父母都在被日后视为无用的奥数班消磨时间，而不愿或不敢让孩子去社会实践…这些冲击仍然无法改变中国社会的传统社会伦理观念和家庭观念“内孝外和”。
同样，如果借用这本书来描述一下自己在律师行业解决现实问题的启发意义，也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律师在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充分的感受到我国律师行业与欧美西方国家的律师有着非常不同的文化：西方律师的按照小时收费的方式，和我们按照包干收费的方式，也直接映射了不同社会文化早就的结算方式；西方社会的以牙还牙的法治强力维权，和我国的止诉息讼甚至全民调解的社会治理理念；西方社会的惩罚性违约损失，与我国填补损失的违约责任形成的不同追责方式等等。按照我自己的比喻，在中国的律师，和西方的律师区别，就好似中国的中医，须有治本的理念；而西方的律师，追求的是指标的效果。与其激烈、快速的干预社会生活不同，我们强调温和、根本的寻求解决问题的路径。所以，在中国做律师，也须考虑到中国的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格局，考虑到中国的儒家和谐文化底蕴。如果说这是从《乡土中国》能够得到的职业启示，我想也是非常不错的。
经历了十几天后，我读完了《乡土中国》。读完这本书，我的内心充实又复杂，如果说我通过历史书籍了解到的是中国土地上的兴亡盛衰，那么我通过《乡土中国》了解到的就是中国土地下盘根错节的根须网络。
中国人古时对土地有特殊的情感，费孝通在“乡土本色”中说“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土气’在人们看来是对乡下人的藐视，但费孝通认为，“土气”恰恰是他们依靠土地生存的最好证明。乡下人是黏在土地上的，他们生于斯，死于斯，他们直接与土地打交道，在土地中生存发展。但是土地是固定的，人口是增长的，过剩的人口，就得宣泄外出，他们不得不去外面寻找土地生存了。但无论到何处，他们都不会放弃从事土地上的职业——农业。用费孝通的话讲就是“我们的民族确是和土地分不开的了”。“安土重迁”“落叶归根”这份土地情结如树根般牢牢扎在人们思想深处，这种对土地的敬重与依恋，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代代相承。
乡土社会里的人，人人都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因此他们不能老是移动，这就使得乡土社会成了熟人社会。在这种熟人的社会，文字甚至语言都是多余的。这里的每个人都遵循着上一代的生活模式，他们完全可以靠世代的经验生活下去，所以乡土社会是不易变迁的。
在熟悉的相处中，每个人对彼此都知根知底，于是形成了很多约定俗成，带有浓厚乡土气息的行为。比如做事不讲法律，只讲老祖宗留下的规矩和传统礼仪，这些“礼”是人们从小就熟悉并且早已内化于心的，评判是非的标准在于每个人心中的礼，持礼俗的力量在于内心的良心，所以人人心中都有一杆称来衡量自己和他人。
说到这儿，就不得不说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了。在乡土社会，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费孝通先生把这种关系比作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这个圈子可大也可小，它取决于圈子的中心势力。处于这种关系圈中的.夫妇感情是十分淡漠的，生育繁衍，扩大人脉关系网才是首选。在男女关系上，乡土社会规定男女有别来保证其社会的安稳。总之，乡土社会是靠规矩和礼来治理社会的。
乡土社会是稳定的、相对静止的，它的发展进程相对比较慢。当现代社会的事物突然进入乡土社会，乡土社会是排斥的，如文字下乡，乡土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熟悉使文字显得多余；如推行法治，差序格局和礼治阻碍着法治的顺利推行。因此，想要改变乡土社会，就必须改变其社会的性质，这是一个漫长艰辛的过程。
初读乡土社会，我感觉生涩难懂，但渐渐品读中，我体会到了费老的感情。我想他一定是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才能写出如此细致真切的著作。在品读《乡土中国》的过程中，我也感受到了乡土中国的变化。今日的中国已经不再是几十年前的中国，而是正走在日新月异、奋勇向前的光明大道上。
以上就是我浅读《乡土中国》的感受，我想如果时间充足，我一定要再次细细品读一次《乡土中国》，深入的了解中国社会。
费孝通先生在此书开篇第一句就言明：“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费孝通先生正是希望通过《乡土中国》一书来探讨回答：“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法国社会学家孔德曾经说过：“凡在上级的必然以下级为基础，因此也可以用下级来解释上级。”农村是整个中国的基层，中国现存与新兴的很多阶层都是从农村分化出去的，因此研究乡村问题对于我国现在以及未来的发展都十分重要。
什么是“乡土”，这是费孝通先生在全书开篇就着重讨论的问题，在费孝通先生看来“泥土”是与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分不开的，正是土地塑造了中国几千年的荣光，但也是土地束缚了我们向上飞的翅膀。在乡土社会里，“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是生活的常态，一块能用脚步丈量其长短的土地，可能就黏着一个家庭几代人的一生。固定的生活模式、熟悉的生活人群、不流动的生存空间、在各自孤立的社会圈子中形成了的“熟人社会”，是一种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乡土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从长大到死亡都是在一个熟悉的圈子里，人们从熟悉得到信任和安全感，契约与法律在乡土社会中反而成了多余之物，因为维系着乡土间信任关系的是一种由熟悉而带来的可靠性，但这种“约定俗成”却往往格格不入于当下这个由陌生人所组成的社会。
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之中，世代定居是常态，迁徙则是变态，哪怕是被迫离家迁徙，乡土社会的“根”还是不变的，他们就像被风吹出去的种子一样，在落地生根以后，仍然会在新的村落中延续旧的习惯。
在乡土社会之中，文字也是多余的.，但这并不意味这乡土社会没有文化，更不意味着乡下人是“愚”的。在乡土社会的人们更加重视文字的有用性。我们对文字的定义是：记录思想，交流思想，承载语言的图像与符号。但是乡土社会是一种“面对面社群”。相对狭窄的人际交流结构与封闭式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得乡土文化只需要横向之间或者纵向几代人之间经验上的传习，而文字却是因为人们在传情达意的过程中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阻隔的限制而产生的，归根到底，中国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层中发生的。乡土社会是一种近乎于“重复”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单凭语言已经足够传递世代的经验。词不一定要文，中国古代的劳动者并不是缺乏创造力的，以《诗经》为例，《诗经》的风部集合了各地民歌，其中就包括最脍炙人口的《蒹葭》、《关雎》、《桃夭》等等，这些民歌在乡间口口相传，但若无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可能这些名篇就难以传世。在中国基层的乡土社会中，文字的实用性会大打折扣，因此在我们初步推行文字下乡的过程中会遇到困难也就成为能够预料的事情了。
在费孝通先生看来，中国人“私”的毛病也是有章可循的。费孝通先生运用社会结构分析法，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在差序格局中，每个人都是以“己”为中心来结成社会关系网络的，但是这个网络的大小并不是固定的，而是具有伸缩能力的，《增广贤文》里曾言：“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正体现了这个社会圈子会因为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变化的特点。书中以《红楼梦》中的贾府为例子：在贾府鼎盛之时，只要沾亲带故之人都可以包容进这个圈子，但到了风雨飘摇之时，便树倒猢狲散，缩成一团了。圈子的大小与“血缘”、“地缘”、“经济水平”、“政治地位”、“知识文化”水平都休戚相关，在这种由一个个社会圈子所组成的社会之中，群己的界限就模糊了，公私的范围也就有了相对性，“克己”也就成了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德行。
在近代史中，中国有着一段"红色历史",这段历史为何把它称为"红色历史"呢?下面，就让我们随着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脚步来看看。
1936年，埃德加斯诺带着关于中国红色政权、革命与战争的问题，冒着生命危险进入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历时四个月的采访。他采访了长征工作者、红军领袖、医护人员、平民百姓……收集了大量有关长征与红军的资料。斯诺用客观而不发激情的语言记录了这一段由中国共产党人所创造的奇迹，第一次向全国全世界解释了中国红色革命，介绍共产党的基本政策、军事策略以及根据地社会制度、经济制度、生产生活等情况，也让全世界人民了解到红军不可征服的战斗精神和改变世界的热情与力量。
《红星照耀中国》作为一部纪实作品，以真人真事为本，全是出自作者本人的所见所闻。斯诺是一位优秀的新闻记者，他保持着严肃的新闻态度与强烈的追问意识，加上他娴熟的文字功底，以及深切的人文情怀。让《红星照耀中国》在保持真实性的同时还有很高的文学品味。在斯诺的.笔下，每个人物形象都生动鲜活饱满自然。但这本书最吸引我的是斯诺对"红色中国"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描写。
长征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一段历史，二万五千里长征，从原先的十多万人到最后仅剩八千余人。长征行程之远，人数之多，发生了成百上千的感动事件。毛泽东在《七律。长征》中"大渡桥横铁索寒"所说的就是红军强渡大渡河事件，在这次事件中，红军战士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在横渡泸定桥时他们与湍急的河水拼搏，与敌人的枪林弹雨斗争。红军战士凭借着他们的英勇善战，打得白军到处逃窜，蒋介石的飞机无可奈何的哀嚎。战斗中虽然有很多人牺牲，但是也和好的保护了红军的主力部队。
红军战士们爱国的精神令我尊敬。梁启超先生曾在《少年中国说》中提到"少年强，则国强".如今作为青少年的我们，没有生在那个战乱纷纷的年代，是我们的幸运。虽然现在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繁荣昌盛，但我们不能忘记那是前辈们用鲜血换来的。并且，祖国的发展、强大也引起了一些国家的嫉妒。现在的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有努力读书，珍惜每分每秒的时光就是在为祖国的发展做出微不足道的贡献。如果每位青少年都这么做，那就是报效祖国。
《红星照耀中国》是一部刻画了一个又一个勇敢、自信、乐观、具有奉献精神的人物的纪实文学作品，记录了非凡革命历史的魅力。这部"红色中国"的历史提醒我们回望历史，脚踏实地，勇敢走向未来。
中国的封建时代存在了两千多年，然而最终也是在内忧外患下走向覆灭。
可是中国的乡村，却始终伴随着神州大地上敦实厚重的黄土，代代传承……
孤立与隔膜是中国乡村的特性，纵使在信息飞速发展、人与网络密切相连的现代，“村”，依旧是很多人划分社会团体的基本单位之一。
在历史的变迁与时代的更迭中，中华的乡土、华夏儿女的家乡传承下了什么，又保存了多少记忆？我希望在这里，抑或在费老的《乡土中国》里，你可以找到满意的答复。
一、家族与宗法观念
将中国人牢牢绑在一起的是血缘、是亲情，中国人也因此拥有了西方国家所不具备的家族意识。当然，也有说法说这种过于看重家庭的观念阻碍了中国人（尤其是北方人）的发展。于此，便不再赘述。家的诞生要先于族。
起初，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是家，等到后来家里殷实、富足些，养上了猪（在以前称为豕），便渐渐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家”。“族”则是家的延伸。
家中人丁兴旺，总有人要出去打拼，这样的人像种子，落地生根，便又是一个家。等到这样的家因为亲情集聚到一起，便可称之为“族”。
只不过后来经过一系列发展，“家”和“族”的意义又有了更多的延伸，从而构成了多样的家族文化。至于完善于西周的宗法制，起初是为了维护王权的一种血缘分配制度。为了区分大宗与小宗，便生出了嫡庶、辈分之类的关系。
随着时代更迭，一种种集团关系被取缔、一项项社会制度兴起又被废除，甚至宗法制本身也残缺不堪，但家族的关系、宗法的观念却一直传承了下来，几千年来未曾动摇。乡土中的家族与平日里大家所了解的大家族仍有所区别。在这种只以血缘和亲情为纽带，恪守宗法观念外衣的氏族关系想一张张小网，乡村中每一个姓氏都是一张网，网与网之间通过姻亲关系而有了交集。
辈分是一定要排的，因为这代表着乡土中一种对长者的敬畏。但是，这样的恪守也容易弄出“五六十岁的老人像一个七八岁孩子叫叔”的尴尬。但是家族与宗法观念毕竟传承了几千年，家族是宗法的载体，而宗法是家族等级的规范，这二者不肯分割。
虽然在观念开放的现代宗法观念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是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宗法观念充斥的家族依旧会是乡村血缘集团的主旋律。
二、礼教
说倒：“礼”便不得不提到孔夫子。孔子的一生都奔波在复周礼的道路上。他教导弟子：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称复礼为仁，可见在孔子的.学说中礼是具有很高地位的。子贡欲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便可一见孔子对礼的执着。在乡村中，礼扮演的是教化的角色。因为在过去的很多时候，乡村中法律是行不通的。
不仅仅因为法律在乡村的普及率不高，而且很多乡村人认为私人矛盾依靠法律来调和是一件很丢面子的事。所以乡村社会是“无法无天”的。既然规矩不成，那么便只能依靠教化了。孩子生下来便耳濡目染的学习礼教，成年之后便被赋予维护礼教的责任，老年后自然而然的成了礼教的忠实传承者。
在乡村，礼便是法律，违背规矩的事不一定是不对的，但一定是不合礼教的。礼是人立的，教也是人进行的，这些恐怕与乡村的人治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乡土社会是一个礼俗社会，是没有法律传统的，传统相比于现代社会更为重要。因为，乡土社会中社会变迁小，农人一年一度，周而复始。越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越值得保守。于是“言必尧舜”，好古是生活的保障。在这“代代无穷已”的礼教循环中，礼教伴随着中国乡村的周而复始不断传承下来，并且不断压缩凝练最终成为乡村的行为准则与制度规范。
而对于推行礼教运行的动力，《乡土中国》中有着明确的阐释：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利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一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从于礼是主动的。礼教也很重视人们对于服礼的主动性，并且不段试图提高人们服礼的主动性。
三、差异性的人际关系
上文我们论述了宗法观念下家族中的人际关系，而在此，我们将分析乡村中整体的人际关系。众所周知，乡下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私。说起“私”，我们就会想起“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俗语。然而在乡村，人际间的关系却比这温暖的多。但是，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人们往往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待人处事，并且同一称谓在不同的语境里往往也有着不同的意义。
这种千百年前就存在的差异化的人际关系并未随时光逝去，而是代代流传，并成为乡土中人们习以为常的处事方法。说到这里，便不得不谈到中国人对某词语的理解。第一个便是“家人”这一个词语。在西方国家，家人这个词语的意义很简单——他家里的那几口人。但是在中国，很不幸的是，“家人”的意义十分庞大，它可以指西方式的家人，也可以单指家中的某一个人，甚至可以扩大，那便是你们家族中的任何一个人，到现在，在一些营销关系或者利益关系上，大家都可以称为家人。所以我们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就像是一个石子投入水中引发的阵阵涟漪——以自我为中心，可以推及无穷远处。而在具体情景下的人际关系便是更为复杂。
也许在餐桌上我们是亲戚，但是如果我开了个商店，亲戚来买东西还是会明算账，这时我们便不再是亲戚，而是店主与顾客。虽然生活中也少不了“拿着用吧，不用给钱”之类的情景，但是那样大多是碍于面子，而不是真心的关系转换。因此亲戚之间虽然经常说“见外”，但是人们都盼着见外一点才好，不同人身份与利益角色是人际关系差异化的基础，更是乡村中时代奉行却无人打破的传承。
四、小结，恪守与发展并存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观念毕竟走向衰落，乡村中世代奉行与传承的各种制度也必将走向没落。但是，就像我们恪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样，老祖中传承下来的有些是不能丢的，因为这毕竟是中华精神依附的载体。恪守与发展并存，发扬自身与兼收并蓄共进，自我肯定与自我批评共行，中华文化批判地继承，乡村稳健振兴。
中华必将因此更加繁荣，伟大复兴也必将不日而至！
一直听闻过这本著作，但迟迟不敢随意翻看，越经典越敬畏，便越难开读，直到真正看过后，又后悔看得迟了。
很薄的一本书，每一章又格外有分量，每次看完一篇总要静下心来思考一番。以防忘记，参看了各方资料做了个思维导图。
中国乡村是封闭、私人、重视人情的，法律在这里行不通。如今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镇进程如此快速，可费老的这本书依旧没有过时。很多很多如今存在的社会现象都依然可以用此书解释。
现实中，中国这样的“熟人社会”总会出现类似“谈钱伤感情”的论调，因为涉及到金钱的事，一到熟人这就分不清了。在费老的书中，他提到“集市”的存在意义正是避免熟人间论利益的尴尬，这样的现象在现代社会中也不无例外。熟人间借钱不打欠条，只是口头承诺；有问题不会走规定程序，更愿意托关系走熟人通道；商业合作也会下意识地避开朋友与亲人，另找他人……这是中国根深蒂固的乡土特性，类似“谈感情伤钱”的反常论调总会被当作笑谈，昙花一现地闪过又湮没于乡土本色中了。
与“金钱”相似，有另一个在熟人关系中碰不得的东西，就是“法律”。在费老的《乡土中国·无讼》中就对这个问题深入浅出地分析过，因为“法律”是制裁式的，为了保证社会安定与个人权利，利用刑罚手段对事件做出强制性的公正制裁，而这种“公正”，恰与中国系维着私人道德的社会相悖，中国乡土社会的公平是带有私人性的，难以做到墨子圣人般的“兼爱”，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非儒即墨的竞争中，历史最后选择了儒家。而乡土的诉讼调解，一般是由乡村中权力较大的一方提出调解，对双方进行思想教育，最后令彼此“服气”的做法，这就是“爸爸式”的长老权力。
若是不服调解，还可以找到权力更大的“长老”调解，直到问题解决。这正是电影《秋菊打官司》讲述的故事。
秋菊因为他男人被村长踢了要害，不服这口气，找了县里的人进行调解，结果是村长赔偿医药费200元，本来这事就可以就结束了，但村长是个好面子的人，将20张10块扔在了地上，还撂下狠话说秋菊捡一张给自己低一次头，低二十次这事就算翻篇。无奈一个犟人遇上另一个更犟的，层层往上告，每一次都是维持原来的结果，但就是低不了村长的头，秋菊由县到乡、到市，最后到了市上的法院，走到了法院途径。市里初级法院的开庭以失败告终，秋菊没有放弃，继续进行第二轮上告，到了中级法院里。在这过程中，秋菊临盆大出血，是村长叫人一起送她到医院中，母子才得以平安，两人的恩怨也就此一笔勾销。但张艺谋神来一笔的就是结尾，邀请村长喝满月酒时，却发现村长被抓走拘捕了15天，全片最后镜头停在了秋菊的满脸悔恨中。
秋菊如此倔强，告到最后，依然是村邻熟悉的“人情”平息了她的.这口气，而现代社会中的法治最后却弄巧成拙，将这一次平缓下来的关系再一次打破，他们两人之后的相处，自己已不敢想象。正如费老说的，强行推行法律和法庭的下乡，除非是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有所改革，否则“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当代社会的法院也是少有人光顾，在大家心目中，依然怀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谦和思想，问题私下解决就好，搬上法庭的话双方关系真算是破裂了，面子也被撕破了。
面子工程也是中国历来的传统，凡事只要做到“师出有名”，哪怕所做之事与传统规定是背离的，只需要以子虚乌有的名义歪曲它、包装它，为之正名。古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今有表面慈善与品牌丑闻，只要表面承认形式，内容经“注释”的方式改变，就可以实现名实分离。但这种面子又是抹不开的，中国人极其看重的。
对于中国社会，费老真的研究得精透，如今虽然社会快速发展，但想一些解释社会现象依然绕不开这边书。虽然费老有过游学经历，但更多还是他一步一个脚印踏着中国的土地，经过不间断的采集资料以及分析研究，才成就了这本书王霸的地位。
作者指出，乡土社会的感情是浮士德式的，而生活模式却是阿波罗式的。这一矛盾使得乡土社会中的男女感情之间有大的隔阂。乡土社会中的家庭男女似乎只不过是因为生育的目的而结合在一起，并没有太多情感上的交流;而真正情感上的交流，更倾向于在同性之间的展开，所以在乡土社会的.感情生活中同性更重要些，因而夫妇之间感情的淡漠也是常见的。所以乡土社会中“家庭”的团结受到同性组合的影响而不易巩固。于是，家族代替了家庭。家族是以同性为主，异性为辅的单系组合。而现在我们的乡土社会在受理性社会的冲击，我们的乡土社会在很多方面被瓦解着，这些转变是工业文明带来的结果。
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不像一本学术著作，它短小精悍，语言优美而富有极高的文学性，更像是我们爱读的杂谈类文章，沉迷一个下午就可读完。但若要认真思考其中的学术知识，或者是模仿写作，这本书又可以回味无穷。
首先，本书的开篇就说“从基层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认为，这句话其实有两个含义：第一，中国所有的阶层是从基层的乡土社会分离出去的，不论是资本家、知识分子还是地主，他们都脱离不了乡土性带来的根深蒂固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被他们否认，因为在这些人看来“乡土”包含着一种贬义。第二层意思是这种乡土性的社会只存在于基层，从农村分化出的城市，经过不断的发展，已经与乡土社会产生了很大的不同，城市的居民对农村生活难以产生认同感，甚至以“乡巴佬”这类称呼贬低农民。但即便城乡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极大的差异，中国人根植于土地的本性还是从来不曾改变。费老用“乡土”一词来形容中国，可以说是恰如其分。充满乡愁的中国人哪怕出了国，那院子里总要留一块菜地，带一g家乡的黄土，从土地生，从土地长，根与脉都扎在土里。
其次，如何理解费老所说的“乡土中国”？在我看来，费老所说的“乡土中国”并不是“中国乡土”，因为他并不只是在描绘乡村的生活，而是以乡村作为源头来探寻整个社会的运行架构和运行法则。在传统乡村特征的研究上，不少工作人员将“愚、穷、弱、私”认为是乡土社会的症结所在。我们可以认为“穷”和“弱”是客观条件所限制，但费老对“愚”和“私”却进行了质问与反驳。
《乡土中国》中费老多次提及“愚”这个概念。那么，什么是“愚”，如何理解“愚”？我理解，学者对于“愚”的定义是庄稼人不识字不认字，这是事实，各路学者也无需否认文字下乡的好处与必要性。但这种评定是学者站在一种高高在上的角度，以城市生活的标准来评定乡土。“愚”是一种智力的标准，是一种对于学习能力的判定，但识不识字从来不应该成为一个人是否愚笨的象征。结合乡土社会的情况，费老表达了一种新的观点，文字是一种现代性的工具，学者所辨明的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文字的产生是因为人与人传情达意的过程中受到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中国产生文字的原因则是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去是乡土性的，但中国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层上发生的。所以，对于进行文字下乡运动的学者，他们首先是要考虑文字和语言的基础，从而认真思考对于乡民“愚”的定义是否准确。
《乡土中国》着实带给我很多思考与领悟。步入大学之后，我鲜少再去研读类似于此书之类的深刻文本。此次读完本书，我只觉费孝通先生对中国乡土社会的研究可谓是深入浅出，小小的一本书却从头到尾有着自己的宏观架构，他探讨的中国乡土文化形态中的人伦与社会关系的传统性，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不能缺失的。随着改革开放，新农村的一步步建设，我们必然能看到城市和农村的不断发展。知识下乡，扶贫扫盲，乡村建设也正随着前人开拓的路在迈进，但我们从来不能说中国人这种藏在骨子里的乡土情结消失殆尽。中国依旧是一个人际关系为网络的人情社会，正如边老师所提出的那样，强关系还是在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乡村。可能很多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越是在小的城镇、小的村子，越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往来，越强调礼俗社会对人产生的约束，村长、族长的权力威信大过名义上的掌权人，这依旧是差序格局在其中的体现。在西方现代化观念的侵袭之下，我们都开始认真思考，这种基于中国传统社会的行为方式是否需要改变。我认为是不需要的，中国和西方两种社会所根植的土壤不同，必然会长出不一样的茎叶，不同的社会格局从来都不是关注的焦点，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在扎根于乡土的情况下，取长补短，稳步实现对于乡村建设的发展。
在现代化并未完全实现的今天，中国的发展能否最终“去乡土化”？乡土社会对中国的未来是否是完全消极的？这需要去进一步思考，而答案就在现实的社会中。
读《乡土中国》时，一幅幅父老乡亲们在田地辛勤劳动的画面，以及父母亲田间劳作的背影就像电影一样，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小时候经常跟着父母去田里播种玉米、收割小麦、秋天切谷子。印象最深的就是五月天割麦。他们割麦的姿势用“面朝黄土背靠天”来形容是最恰当不过了。尤其在打麦场上排队等候，一个村一台机器，五月天抢收，人们在酷热的天气下汗流浃背。
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们的民族确实是和泥土分不开的。在中国，从女娲用泥土造人的神话故事开始，土就是中国人的根，是中国人身上的烙印，是中国人骨子里流淌着的东西。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神之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小时候就能朗朗背诵的诗，其实就能说明曾经中国社会以农民为荣。
土地真的好神奇，你播种它，它就会生长。你不种它，它也会生长。在农村生活不用怎么花钱。空气是清新的，阳光是明媚的，水是山底泉水，清澈透明。吃的东西都是绿色食品。粮食蔬菜家家户户都可以种；田地里有桃树、梨树，核桃树、柿子树、果树、酸枣树等。做饭的柴火有玉米棒、松树枝等。过年过节的时候，买点儿糖块儿，穿点儿新衣服，吃顿饺子就过去了。农村生活简单朴素，让人清心。
现在的城里人，他们不用整日与土为伴。他们把农村的乡下人叫做土包子、乡巴佬。如果没有乡里人在土里辛勤劳作，又何以供给他们粮食？这些所谓的城里人又何以为生呢？城里人笑乡里人，但他们能离开乡里人吗？
我们往上数三代祖辈们是不是都是农民？是不是都是乡下人？在我们祖祖辈辈们心中，“土”确实是他们的名根子，是他们活下去的`出路，而且世世代代都在重复这样的路。但也正是所谓的“土”，养活了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子孙。
不管时光怎样变迁，社会如何飞速发展，土地依然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宝物，是我们生命的根基。
希望乡村的生活更加美好，人们美好生活后莫忘身后故土，那才是我们生命之根。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而这乡土社会，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但是，一块地上只要几代的繁殖，人口就到了饱和点，过剩的人口自得宣泄出外，负起锄头去另辟新地。这些宣泄出外的人，像是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找到土地的生存了，可是老根是不常动的。
是的，于留在老根的人而言，这块土地自然还是家乡；于负起锄头另辟新地的人而言，这块土地就成了故乡。
这颗被风吹出去的种子，从此有了牵绊，念念不忘要叶落归根，总期待着有一天能牵儿携女，能“少小离家老大回”，哪怕“儿童相见不相识”，哪怕自己“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可是，故乡终究不是家乡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天真，也会引发自己“知家中有阿谁”不的恐慌。回到故乡，虽然还有“白头宫女”的同龄人能一起“话玄宗”，终究会发现，自己已经是客人了。虽然偶尔会有“梦里不知身是客”的时刻，但是自己也清楚，这是回不去的故乡了，家乡，已经成为回不去的故乡了！
是的，种子，一旦从老树上吹出去，找到土地扎下根来。老根，就成为自己的一个精神图腾，时时仰望，而无法回头了，毕竟，自己，也成为了儿女的老根了，毕竟，也逐渐会有重孙玄孙来此处寻根了。此刻，纵然天才如祖籍碎叶、幼居四川的李白，也只能在吟唱“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中客死当涂，无法叶落归根。究其原因，恐怕也只能喟叹一句“回不去的故乡”了。又或者富贵如刘邦，也只能在“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悲歌中从故乡丰沛回到长安，溘然长逝，葬于长陵。再如刘邦的.对手，那位说出“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的楚霸王项羽，人生的最后也不还是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而自刎于乌江口？
如此说来，故乡，又凭着什么样的精神力量，能牵惹着我们中国人的万千情思呢？
故乡，是紧紧牵扯远走高飞的游子的那根线。紧紧地牵扯，让我们所有的游子环绕着村口的老槐树飞出大小不一的同心圆。是的，你没有看错，故乡，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心里扎了根，有了故乡，无论走多远，无论成就多大，我们都无法斩断故乡的这根线，我们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关心故乡，回报故乡。无论飞得多远，成就多大，故乡都会是我们所有中国人的精神图腾。想想以陈嘉庚为首的南洋华侨们的毁家纾国难就知道了。想想钱学森的奋不顾身毅然回国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