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劳动经济学劳动社会学角度
劳动经济学是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活动过程中的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和研究，要求必须有市场的存在。一般使用实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建立两个假设：一是稀缺性，资源是有限的，劳动力资源也是有限的；二是人是有理性的，即个人追求效用最大化，表现在货币和非货币方面，作为理性人的企业则追求利润最大化。
劳动社会学是一门立足劳动社会，研究劳动者、劳动者行为、劳动关系、劳动组织、劳动制度和劳动社会过程，揭示劳动社会的结构、功能及其运动规律的分支社会学。
所以对于涉及劳动领域的相关问题，两者从看问题的角度、想达到的目的都有所不同，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劳动者还是劳动力
劳动社会学是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研究劳动问题，而劳动经济学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劳动问题，因此，劳动力在两个学科中的内含有很大的区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劳动社会学中用“劳动者”来代替“劳动力”更加合适，“劳动者”和“劳动力”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1劳动者是否同质
在劳动经济学中劳动力被假设为是同质的，而在劳动社会学中，劳动者则是非同质的，而是有各种自然的和社会的特征。在一般的劳动经济学对劳动力的分析中，它隐去了劳动力各种自然的和社会的特征，认为劳动力相互之间没有差别，在劳动经济学的研究中绝对不会将劳动力看成一个复杂的社会人。而劳动社会学将劳动者看成一个复杂的社会人，劳动者各种自然的和社会的特征都被考虑进去，如年龄特征、性别特征等，正是由于这些特征的存在，劳动社会学中的劳动者才变得更加有研究的价值。
1.2劳动者是否理性
在劳动经济学中，劳动力被假设为是有理性的，劳动力表现出的所有行为都是出于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考虑，而在劳动社会学中，劳动者的行为原理则更加复杂，有许多理论对劳动者的行为动机进行分析与解释。劳动社会学认为劳动者行为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函数，是劳动者个人的内在因素与外在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劳动经济学的假设不过是考虑了内在因素中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心理因素以及外在因素中追求工作报酬最大化的情形，而不必考察生理因素、文化因素、自然环境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的有关内容。
1.3劳动者是否独立
在劳动经济学中，相对而言更强调劳动力的独立性，而在劳动社会学中，劳动者更强调与他人的互动。如劳动力配置和流动的规律、劳动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都是从独立的劳动者出发进行研究，这个过程不需要劳动力与他人的互动。而劳动社会学中的劳动者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社会人。互动论认为，劳动者行为是由他的身份与角色决定的，每个劳动者在劳动社会中都占有一个或多个社会位置，劳动者行为过程就是他扮演一定的角色的过程，要理解或预期劳动者的行为，就需要了解劳动者与他人的社会关系。
2.劳动行为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劳动经济学关注的是劳动行为的经济效益，其中最典型的研究内容便是劳动供给分析与人力资本投资。劳动经济学虽然在讨论影响劳动供给因素的时候考虑到了其中的社会制度因素（劳动制度、工资制度、体制因素），但在接下来的工作时间决策理论中完全就是考虑工资率对劳动供给的影响。
劳动社会学侧重的是劳动行为如何影响整个社会效益，认为只研究经济效益有可能会带来不利的后果。比如按照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将劳动力配置到与其工资率对应的岗位上会是一个理想结果，这会使得资源配置最优从而使得经济效益最大化，但可能由于职业声望等干扰因素，劳动者或许不愿接受这份工作。另外，如果劳动者可以选择一种工资率相对较高但污染严重的工作或是工资率相对较低的“绿色”工作时，不同的劳动行为会带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不同，此时仅仅从劳动经济学或者劳动社会学来考虑是不够的，需要将两者联系起来综合作出决策。
3.研究任务不同——经济变量和社会变量
劳动经济学的重要任务在于揭示劳动力与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而劳动社会学的重要任务在于揭示劳动者与各社会变量之间的关系。比如研究影响劳动者生产率的因素时，劳动经济学会从工资率、人力资本投资等经济变量考虑，而劳动社会学则从人际关系、人性的假设等社会变量入手。
不难发现劳动经济学基本不研究涉及劳动组织、劳动关系、劳动制度等问题，因为这些变量全是社会变量，与资源配置及投入产出无关，甚至在有些方面它们是与劳动经济学的思路相矛盾的，比如劳动组织不仅仅是为了发展经济功能、赚取利润，它还有满足需要、教育训练、社会控制等功能，要发挥各个功能时就不得不将目光从关注与企业利润的增长转移到如何使社会效益最大化，因为这些功能对于劳动社会的维系是必不可少的。
从以上例子看出，由于劳动社会学从劳动力与社会变量关系的研究中得出的是有关劳动社会结构、功能及其运行规律的结论，所以这有利于人们对劳动社会的认识，同时也有利于政府制定劳动制度从而引导劳动社会向上向前发展；而劳动经济学研究成果的价值主要在于使得社会生产部门更好地配置劳动力资源、确定工资制度，实现利润最大化，使得劳动者运用经济学方法找到最高的效用曲线，这种利润或效用最大化不涉及人性、人的超越经济的内在需要等。
参考文献：
[1]潘锦棠.劳动社会学[M].中国劳动出版社,1995.
[2]曾湘泉.劳动经济学[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一
众所周知，价值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有什么样的价值论，就有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是劳动价值论及其中的剩余价值思想，而西方经济学的基础是均衡价值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自然以马克思价值论为经济学基础。同时我们也应与时俱进，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基本思想为基础，而创造出符合中国实际，又有更全面解释力、更富现实意义的价值论。
这种价值论的创新，我们可以贴切地称为“构建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论”。因为，经过5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近30年的经济发展，经过各种艰难曲折的波动历程，我们已经充分意识到，构建一个科学发展观，使经济发展更加科学，更加符合社会现实与经济运行的规律性，避免重新陷入计划经济所造成的扭曲局面，也避免市场经济中常见的供求波动，实现既快又好又省的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此，科学发展观是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与升华，意味着对今后中国经济发展更加成熟的思考与掌握。
科学发展观具有非常丰富的含义，如变粗放型增长为集约型发展模式，变行政主导经济为市场主导经济，变城乡分割与地区、部门分割为城乡统筹、社会协调和谐地发展，变资源环境损耗性发展为可持续发展。总理指出：“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实现又快又好地发展。”这是精辟之言！发展是第一要务，发展要既快又好，特别是要“好中求快”，如果没有“好”，也很难“快”起来，甚至会走回头路，走“透支后代利益”的名义上快实际上慢之路。
科学发展观具有如此丰富的意义，其带根本性的意义是什么？是：以最小耗费获得最大效果。没有这种效率性，及它所带来的大量廉价财富，就不可能有足够的条件去维持科学发展观的其它意义所表征的现实性，比如，就不可能维护好社会协调和谐地发展，就不可能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发展是硬道理”的意义，从经济学来说就是生产出大量廉价财富以供给社会需要，减小人们的“生存竞争”程度，减少社会矛盾，维持社会更高水平的生活。
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论并非是无中生有地产生，回顾中国经济学发展史，我们也曾经见到这种价值论的核心构想的表述。这个表述就是中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所表达并一贯强调的价值观。孙冶方主张“社会主义经济应从产品两重性（使用价值和价值〕分析起：价值是生产费用（劳动花费）对效用的关系；价值这个概念应贯穿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各个篇章：用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经济效果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红线”。（《中国大百科全书》光盘[1•1版]，《经济学》，“孙冶方”条目）“用最少消耗取得最大效果”，就是科学发展观价值论的核心思想与基本精神。在此将孙冶方的“劳动消耗”改为“消耗”（或称“耗费”），以使这种消耗（耗费）的意义扩大化，从而使“最小消耗”包括到人类劳动以外，包括到所有自然资源中去，这并非是没有意义的。在此同时，所有的资源耗费，都可以归结到人类劳动的耗费上面，都可以归结为人类所付出的代价耗费。因为资源的耗费，体现为人类为寻找、开采、使用与修复所遭到损害的环境所耗费去的人类劳动，体现为人们今天和将来不得不为资源问题支付更多的费用，从而支付更多的劳动时间，损失更多的增进生活的条件。同样，将“最大经济效果”改为“最大效果”，也具有相应意义，因为，“最大效果”并不仅仅包含经济效果的最大化，而且也包含社会效果的最大化。
今天，针对中国经济的粗放方式，针对“黑色增长方式”，我们更迫切需要强调这个“最小消耗”，以最节省资源的方式而获得最大的经济效果。二
科学发展观价值论强调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一个方面是“最小耗费”，另一个方面是“最大效果”。它的统一体就是：用最少耗费取得最大效果。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两者共同具有的“生产率”观念是相吻合的，它就是“一定成本支出能够获得更多产量”这种“提高生产率”的另一种表达形式。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枢纽”就是“劳动二重性”。因为它揭示并强调了：在纷繁复杂的各种具体的有用劳动形态中，存在着人类劳动的一种共性，即耗费性，这种劳动耗费性普遍地抽象地存在于所有这些具体的有用劳动形态中，所以又称为“抽象劳动”。可见，我们不能将劳动二重性单纯理解为“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而要理解成“有用劳动”与“耗费劳动”。其中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侧重点是“耗费劳动”而不是“有用劳动”，它是通过有用劳动去揭示耗费劳动的存在与作用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实质，是研究人类耗费劳动的付出及其补偿的问题。
按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所表述过的“商品的价值与生产出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原理，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的“价值”意义，实际上是人类耗费劳动的凝结与物化，而不是有用劳动的体现（当然，在他看来，劳动必须是有用的，才能形成价值）。由于耗费劳动的“单位耗费性”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下降，因此得出上述“反比”原理。所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的“价值”意义，与科学发展观价值论中的价值意义是吻合的，它们都揭示了价值是人类耗费劳动的凝结与物化形式。
不过，需要发展的是：劳动价值论中的“价值”概念对“用最少消耗取得最大效果”中“效果”这方面的意义并不充分。所谓“效果”（首先是经济效果），首先是指产品的效用（使用价值）方面，然后指在一定产品效用前提下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如通过交换所实现的利润等；再后指经济效果所带来的社会效益。而一般被人们看成与劳动价值论相对应的“效用价值论”则相反，它侧重于产品的效用方面而忽视其“消耗”方面。在价值论领域，不仅效用价值论，而且要素价值论也侧重于产品效用方面，但对产品的消耗方面有所忽视（不过也有人从消耗对人的“负效用”角度来将效用的意义扩展到“消耗”性上，并且试图以此整合与取代劳动价值论）。与之相对应的是劳动价值论与成本价值论，它们侧重消耗方面而忽视效用方面。科学发展观价值论，由于以“用最少消耗取得最大效果”为核心思想，所以对这两方面的价值意义具有必然性的整合。因此它既是劳动价值论的发展，也包含着效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等等理论的合理内核。
今天，“机器创造价值”的要素价值论对劳动价值论形成了很大的“攻势”，它以日新月异的科技因素之巨大作用来证明，马克思“商品的价值与生产出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成反比”的反比原理是不对的，因为，通过科技力量所形成的更高劳动生产率，使产量大幅提高，从而创造了更大价值与更大利润。但是，要素价值论中侧重于“效用”的价值观与劳动价值论中侧重于“消耗”的价值观，是不一致的，它们的“价值”所指称的对象并不相同。在劳动价值论看来，由于科技的作用而提高了生产率，从而使单位耗费所生产的产量更大了，每个产品所包含的（“消耗”意义的）价值必然缩小；所以我们才看到：每当社会生产率提高，相应产品的价格就会下降。而在要素价值论看来，由于科技作用使产量提高，产品所包含的总使用价值量增大了，因此，科技能够创造更大（“效用”意义的）价值就非常明显，不容否定。可见，这两种经常显得对立的价值论，实际上各有自己的道理与合理性，也各有自己的存在地位，自己的局限性，不可越位与错位。不过，它们之间的一个交叉点则构成了两者矛盾之处，因为：更高的产量是否一定意味着更大的市场价值与利润总量呢？要素价值论希望看到更大的产量具有更大的市场价值与利润总量，但劳动价值论却证明，无论产量大小，其市场价值都是不变的，因为它所耗费的人类劳动（包括物化的人类劳动形态）不变。这一点也是马克思所明确指出的，比如他上述的“反比论”就包含着这个意义。三
一、社会经济发展及分析模型的基础：生产力结构及要素关系
1.社会经济发展理论是研究以国家为经济体如何增大产品和劳务的产出量，即如何增加国民生产总量，又如何分配的一种理论学说。经济增长理论源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斯密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不仅最先论述资本经济增长取决于国民劳动的总生产物对该国人数的比例，并且论述了可以用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供给每个国民。李嘉图更是直接把研究重点从生产转移到分配领域，认为社会总产品是土地、资本、劳动三者结合的产物，而国民收入可分解为地租、利润和工资，并且认为利润是国民收入中扣除地租和工资后的余额。
马克思扬弃斯密与李嘉图，将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概括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及其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关系。生产力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生产关系是社会系统的基本关系和本质构成，阻碍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即阻碍或促进经济增长。
20世纪5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再生产矛盾加深，经济周期极不稳定，而社会主义国家的相继出现，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促使资本主义国家克服再生产中的矛盾，探讨资本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凯恩斯总结罗斯福新政编制宏观经济增长理论，50年代中期新古典学派理论提出，代表人物为英国的米德和美国的索洛，他们批评哈罗德、多马理论提出自己的模型；80年代以罗默、卢卡斯、斯科特为代表，期间罗宾逊夫人的理论较有价值，认为工资相应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才能消除商品销售的困难刺激发展。新古典学派理论代表人物认为劳动与资本可以互相替代；而现代新古典学派认为社会经济发展停滞的原因是技术进步不快，主张扩大投资加速技术进步。
对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理论进行再研究，可以清楚地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基本没有脱离社会经济实际并且触及到基础和核心问题及内涵，局限是就经济而经济；二是发展脉络基本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热点，如二战后科学技术革命兴起其理论的反映便是科技因素由外生变量转化为内生变量；三是每一时期的理论都有一定可参考的价值，但是都不全面完整且存在片面性；四是发达国家经济学家的理论基础即哲学分析方法和出发点存在伪科学性。总体而言，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并没有突破古典学派范畴，仅就某些具体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刻的研究，因此也就更不可能超越马克思的视野。
2.科学的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及模型的建立必须遵循马克思的方法论，也就是从整个大的社会经济着眼而从具体领域着手，即从生产力构成、生产关系构成、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建立科学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及模型。生产力的三个基本要素既然是基本而不是全要素，就需要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提炼丰富；生产关系也在不断变化发展，关系要素对生产力的影响程度也不断变化，因此在模型中的重要程度也就随变化调整。
生产力要素是促进社会经济的基本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劳动对象、教育和科学技术。劳动力是人从事劳动的能力，资本为过去劳动的积累，劳动对象即土地等资源，教育是劳动力生存的必要成本和社会需要，科技是人类劳动经验的总结、传播和应用。公式可表述为：社会经济sj=［劳动力l2•教育j（劳动力l1+资本z1/资本z2+劳动对象d）］•科技k
由公式也可以深刻理解为什么邓小平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提高劳动力素质、提高资本效率、增加劳动对象产出、为教育提供先导。因此公式可另表述为：社会经济sj=劳动力l2•教育j•科技k（劳动力l1•科技k+资本z1/资本z2•科技k+劳动对象d•科技k）
公式中劳动力l1为在业劳动力，劳动力l2为后备劳动力。资本z1为产业资本或称实体资本，资本z2为金融资本或称货币资本，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必须保持适当的比例。美国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既是产业结构问题，更直接原因是金融资本泛滥的问题。
国际经济相互交融的当代社会经济中，作为生产力及基本五要素都受到国际经济的整体或单方面的深刻影响。因此公式可进一步表述为：社会经济sj={［（劳动力l2•教育j＜劳动力l1+资本z1/资本z2+劳动对象d＞）•科技k］•国际经济影响gj}
金融危机仅仅是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环节，而美国又是全球经济链中的重要环节。因此贸易依存度越高受到的影响越大，美元储备越多受到的影响越大。
3.劳动力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在学术界至今争论不止，马克思学派理论深刻揭示出劳动力作为核心要素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并揭示出人力资本投资的实质、作用和方式，证明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是对人力资本的积累投资，而人力资本的积累投资无非是科学技术即劳动经验的不断积累丰富，且明确指出人力资本投资引起社会生产率以及个人收入水平提高进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科学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型显示劳动力是社会经济的核心和直接因素，劳动力与资本、劳动对象结合直接形成生产力，而随着科技对劳动力、资本和劳动对象的渗透，劳动力素质提高即所谓边干边学、资本（生产工具）效率提升、劳动对象更趋于深加工而富含劳动量。
劳动力l1的素质提高即所谓边干边学是三要素的基础和现实动力，劳动力l2与教育结合是为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培植后备劳动力。而资本不过是过去劳动未被消费的积累转化，现实劳动对象也无不包含劳动。因此说劳动力不仅是社会经济的基本要素并且是核心要素，离开劳动力及其劳动一切所谓生产和价值创造以及社会经济发展都不存在。
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质实际就是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是通过人力资本实现社会经济系统的持续发展。劳动力l1素质的提高即所谓边干边学中，劳动分工及专业化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劳动力l2与教育结合培植后备劳动力中的家庭起着决定作用，但后备劳动力的培养不仅是家庭问题更社会义务。
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归根结底是劳动力的投入数量和使用质量。劳动力使用质量即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表现是技术进步、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是说社会经济发展如果说是劳动力、资本和资源等要素的投入函数，不如说是现实劳动力、过去劳动积累（资本和资源）、劳动创新（科技）、劳动技能转化（教育）的投入函数。
4.资本及其积累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依据不同理解学术上建立起众多研究模型，但又基本没有把握问题的实质。只有马克思学派社会经济发展模型克服表面化和片面性，深刻揭示出资本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揭示出资本的实质和作用，证明人类社会无非是物质和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劳动经验的积累，且明确指出资本投资引起社会生产率以及个人收入水平的提高进而又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资本的实质是人类劳动所创造的未被消费而用于再生产的劳动成果的积累，资本直接表现为能够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的“载体”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即人类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物质资本的积累。资本的“表现”为以货币为代表的金融资本即资本z1和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实物资本即资本z2；金融资本进一步衍生出虚拟资本，而实物资本进一步衍生出不同的产业行业实体资本。实物资本即以物质形式存在的人类劳动转化，如厂房建筑、机器设备、运输工具等设施或工具。
资本由现实形态演绎出虚拟形态后，虚拟资本时而膨胀时而萎缩，而实体资本则相对稳定。从质的方面看，虚、实资本的相互作用关系既表现为良性互动，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又表现为恶性互动，严重破坏经济发展甚至导致社会危机。从量的方面看，虚、实资本相互作用中存在停滞、扩张和泡沫等相互影响关系。把握虚、实资本的本质和相互影响关系规律，以实体资本为核心利用虚拟资本的作用，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而经济在封闭的情况下法币只要相对体现过去已经完成的产品和劳务成果的量，就能保持一国经济的稳定运行，如果加入债务成分就有产生膨胀的可能性。膨胀会掩盖实体资本问题，借新债还旧债似乎不成问题，但是，当泡沫破灭被抵押的股票、房地产等抵押品出现大幅缩水，银行则连本带息都无法收回。
5.劳动对象d即资源的开发利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据基础的位置，因此必须遵循马克思的方法论建立科学的分析理论，并用以指导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生产对象即资源的开发利用中，先开发什么后开发什么、以什么资源及能源为常轨以什么为替代都必须有章程，都必须上升到法律政策的高度；利用中，循环经济是一种良性的利用理念和模式，强调资源的循环利用，原则是减量、再利用，重点是清洁生产、节约和开发综合利用。
发展循环经济需要科技的支撑，改进产品设计和制造工艺，促进废弃物的再利用，实现由资源-产品-废弃物流程，向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循环经济型转变。
6.社会经济发展中需要大力提高教育j的水平程度，提高整体国民素质。因此必须加快教育体制改革，改革教学内容，更新教学方法，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使科技和管理方式的创新具有坚实的人才和大众基础。
7.科技k在社会经济发展理论中占据重要的位置，科技进步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与促进作用，在当代无论是深度、广度，还是在速度方面都大大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技进步已成为主要推动力和决定性因素，因此研究科技进步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机制和途径，对于如何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有着现实性。科技进步推动经济总量的不断增长，促进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科学科技在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愈来愈大。科技进步产生新的生产工艺，改进或更新设备，完善产品设计，降低能耗物耗，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最终提高生产效率，在相同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质量更高的产品。
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归根结底都是科技进步推动的结果，新兴生产部门的出现和建立也源于科技的发展进步。科技进步使传统经济萎缩，使新科技为基础的产业迅速发展，从而改变原有经济结构的格局，引起经济结构的调整，同时使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知识科技密集型发展，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的累进产生整个社会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益，客观上要求增长方式转型，而这主要取决于科技的创新和应用。
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科技因素中最为显著的是体现在科技引进模仿及劳动者的边干边学；之后，研究开发部门的新设计、新发明推动生产科技的进步，使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越来越大，但是研发与生产企业仍然脱节；目前通过体制改革科技部门与生产企业越来越融合。
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辩证关系、模型表述及制度作用
1.生产关系是人与人在生产中结成的关系，核心是社会分配关系，其社会表现形式是经济制度。经济关系及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以经济实践的发展为基础，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强制性影响经常摧毁原有的经济关系及制度体系，使其陷入矛盾并为新的经济关系及制度开辟途径。进而经济的再发展又需要稳定持续的秩序，没有相对稳定的秩序，在混乱的社会中经济不可能发展。
发达国家理论家把重点放在研究资本、土地与劳动的分配关系上，但是资本与土地的所有者是人，资本与土地的所有者获得新财富的比重高，劳动力获取的就低。发达国家理论家的结论是资本与土地获得新财富比重高再投资就高，经济增长的速度就高。却避而不谈其所引发的社会问题。
生产关系即经济制度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直接表现为社会需求的有效性，分配关系不当有效需求就不足，社会经济过程就产生波动及危机，甚至产生社会动荡。分配关系通过社会再生产过程即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需求实现其对社会经济的促进或阻碍作用。因此，上述公式可进一步表述为：社会经济sj={［（劳动力l2•教育j＜劳动力l1+资本z1/资本z2+劳动对象d＞）•科技k］•国际经济影响gj}•生产关系影响系数s
经济关系及制度是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的直接反映，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只要社会经济关系不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关系及制度至少是基本经济经济制度就相对稳定。存在经济利益差别的商品经济社会决定的阶级、阶层社会中，经济关系及制度是统治阶级、阶层意识的表现。然而有利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经济关系及制度一旦确立，伴随发生的是人类的制度化的过程，否则将引发或激烈或温和的反抗或消极对待。
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关系用制度准则规范的经济，没有一系列旨在维护市场秩序的制度规范则市场经济无法运转。经济活动的主体家庭、企业和政府，都在制度的约束和保障下选择经济活动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经济目标和利益。制度约束和保障下，家庭可以自由选择经济手段来实现家庭利益的最大化；企业可以选择一切经营方式来实现企业利润目标最大化和长期发展；政府也必须依据制度行使其经济职权。
2.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主体是个彼此联系、相互制约、错综复杂的统一体，需要制度规范。基本经济关系需要制度确认调整；经济主体关系需要制度明确保护；经济主体的行为需要制度规范。经济制度调整的是经济主体间的经济关系，即人和由人组成的经济组织在从事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活动中所形成的利益关系。马克思学派认为没有抽象的生产也没有脱离经济关系的生产力及发展，生产关系促进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市场经济初期是斯密所描述的依靠看不见的手调节的自由放任的经济，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是市场机制调节信号准确，市场主体行为规范，市场客观归属明确。但是
目前，社会阶层分析的依据主要是各个阶层对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情况。依此社会可划分为：社会管理者阶层、资本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主阶层、专业技术阶层、办事员阶层、个体阶层、工商劳动者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无业失业阶层等。
上层建筑中的党派政治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最大也最为直接。执政党及政府是廉政还是腐败、是有才能还是无能，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非常巨大。而政党的民主宪政程度又直接决定政党及其控制的政府的廉政与勤政程度。
思想文化在社会经济结构特别是在上层建筑结构中具有特殊作用及功能，不仅具有相对独立性且广泛渗透并直接作用于上层建筑的各领域，并间接作用于经济基础，而思想文化产品又直接成为生产力作用下的可交换的劳动成果。思想文化与政治组织相融合表现出先进性，与社会结构相融合表现出民族性，与制度法律相融合表现出规范性；与大众相融合表现为出广泛性，与资本相融合表现出产业性，与自然资源相融合表现出生态性，与教育融合表现出基础性，与科技融合表现出形式性；与各国文化融合表现出扬弃性，就文化自身发展而言还具有历史性。马克思主义政党需要强大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需要拥有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以此有效地凝聚党员、动员人民，站在时代前列引领社会潮流。因此，就要不失时机地制定思想文化发展策略，解放和发展思想文化生产力，繁荣思想文化，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实现社会经济与思想文化的协调发展。
四、社会经济意识、与社会经济存在互动关系及其模型反映
1.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能动的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辨证理念曾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也曾被简单僵化地理解为社会政党政治的存在，阶级分歧的存在；而社会意识仅仅被理解为对社会政党政治存在的反映，被理解为对阶级分歧存在的反映。这就不能完整科学的认识什么是社会存在及其基本内涵，也就不可能完整科学地运用这一科学理论解决社会经济实践中的问题，特别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社会存在不仅包含社会政治存在，还包括社会经济存在、社会文化存在等，并且现代社会起基础作用的是社会经济存在；社会意识也不仅是包含社会政治意识，还包括社会经济意识、社会文化意识等，并且现代社会中起基础作用的意识是社会经济意识。社会经济意识能动地直接地影响着社会经济存在，并间接地影响着社会政治和文化存在；而社会政治和文化意识也间接的影响着社会经济存在。
发达国家理论家提出的社会经济分析模型中“心理”要素占据重要位置，其论述往往给人唯心主义的感受。当然，意识的简单加总并不能对社会存在产生重大影响，意识只有形成社会性的、起主导性作用的社会意识才会有效的作用于社会经济存在，才会有效作用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将社会经济意识概念引入社会经济“存在”分析模型，将“完整”的表述为：社会经济sj=『{［（劳动力l2•教育j＜劳动力l1+资本z1/资本z2+劳动对象d＞）•科技k］•国际经济影响gj}•{［生产关系影响s+（＜社会结构+制度法律+党派政治＞•思想文化）•系数］•国际社会影响gh}•社会经济意识y
实际上，影响社会经济的任何因素都根本不可能用数学方法、甚至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精确计算或表述，建立社会经济分析模型只是个相对规范表述，无法精确到企业收入-成本=利润的程度。如自然环境因素中对社会经济影响最直接的是能源，包括石油、水、天然气和煤等常规能源，核能、太阳能、风能、地热和生物等替代能源，而能源又是生产或劳动对象中的基础原材料，那么自然环境对社会经济影响究竟多大，无法计算。
建立社会经济发展因果关系、相关关系分析模型的价值在于将抽象问题形象化、复杂问题具体化，在于运用科学的即发展的联系的观点和方法认识社会经济发展问题。
我们回顾整个西方经济思想的发展历程，从亚当·斯密开辟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先河到西斯蒙第高举人本主义经济学的旗帜再到马克思《资本论》的问世，可以说将人本主义的理念发挥到了极至。也正是基于对人的深切关怀，哲学与经济之间才结下了某种不解之缘。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那样，哲学的观察方法是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而且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种处于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下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马克思全部经济学遗产，从最早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其顶峰著作《资本论》，无不蕴涵着对人的尊严、自由和权利的执着追求，无不渗透着深切的人文关怀。它们不仅对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来说具有深刻的意义，而且对一般的经济学、哲学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克思的学生、后仰者们通过对这一理论体系的继承、运用和发展，使得其日臻完善与成熟。那么，我们有必要对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作以具体的探讨。
1人本主义和经济学的统一
马克思对经济学的研究始于他对哲学问题的思考，科学的人本主义是他对经济学研究的根本观点和方法。自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以来，一系列重要科学发现和社会成果的取得都是建立在透过人本身来观察、理解和洞悉人类社会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曾高度赞扬这些成就所具有科学性的观点和方法，称之为人本主义”。他批判地继承历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史上的人本主义，形成以实践”和劳动”为人的主体活动和本质的唯物辩证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即科学的人本主义。他一方面从人本身及其劳动来理解一切社会经济现象及其本质为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2]，并据此来阐明实际的经济运动；另一方面从历史发展着的社会经济关系来认识人的丰富的现实性，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并以此来衡量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切进步。人本主义的哲学传统和经济学的统一，使他对经济关系的研究和对人的研究达到了完全的统一。也正是基于这种统一性，马克思在探讨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同时，更深入探讨了人。
无论是亚当·斯密的本性论抑或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工具主义，基本上都是从孤立的个人出发来解释一切经济现象，与此相对立，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是从经济关系人格化”出发，强调对人的动机和行为作出历史的具体的解释。如马克思所说的：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自然是出发点。”[4]鉴于方法论的不同，对人的动机、行为及其经济现象的解释自然也就产生了根本的差别。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作为社会的个人，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以往历史的结果。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5]因此，历史地具体地分析经济活动中的人及其动机和行为，便构成了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相反，西方经济学则排斥对经济活动中的人作出历史的具体的研究，导致了其经济分析中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其动机和行为只能由这些经济范畴所涵盖的经济关系来解释，经济关系的客观内容便成了经济主体的主观动机。
此外，马克思从社会的个人出发来考察经济问题，则必然要考虑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历史延续性。与之相悖，西方经济学则从孤立的个人出发，把自利性和理性作为解释一切经济现象的万能钥匙，又势必排斥经济范畴的历史性质，把特定的历史的生产方式当作永恒的自然形式。马克思认定人与物的关系是物质生产的内容，作为人与人关系的中介是经济关系的构成部分。但，他更侧重于研究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来丰富对人的现实性的认识，包括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经济活动的动机和行为，并通过分析这些动机和行为实现的社会形式，揭示特定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2异化劳动”与经济学中的人本性质
马克思并不否定古典经济学对劳动、资本、地产互相分离以及私有制和物化社会的交换、分工、商品价值等所作的客观描述，而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批判，揭示了经济学以劳动为根据的人本学性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系统地阐述了此观点。在他看来，古典经济学虽然确立了劳动是财富的主体本质，但它只关心劳动的某种经济意义，不考虑劳动的属人性质。它的无批判的前提和非历史观的形而上学性质，使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把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作为本质和最初的形式，作为同人的本性相适应的形式确定下来了，并通过对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的分析肯定了私有制，从而肯定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掩盖其非人化后果。因而，古典经济学所理解的劳动并不是真实的人类劳动，而是异化劳动。它实质上是在劳动的概念上表述了异化劳动的规律。
异化劳动”概念的提出，成为马克思批判地研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成果。它既分析和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事实”和经济关系，又着眼于把人摆在首位和对现存社会进行价值评判。因而，自古典经济学之后，与西方经济学抽象掉劳动概念的人本性质，降低劳动范畴在揭示人的本质、人的社会经济关系乃至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中所处的基础地位不同，马克思的批判强化了劳动范畴在其经济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也强化了其经济学的人本性质。
这种批判首先使反映经验事实的经济学范畴得以从人的劳动及其本质来揭示其发生和发展的逻辑。马克思将经济学的客观范畴直接回归至人的本质活动的根源，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异化劳动同人类发展的关系问题，通过异化劳动来解析私有财产及其经济范畴的本质和起源，并把其理解为发展着的历史本身产生出来而又加以扬弃的历史暂时现象，使这些范畴得到合乎历史主义原则的解释。马克思说：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而且我们将发现其中每一个范畴，例如商业、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6]这条线索开辟了直到《资本论》的全部马克思经济学的批判研究的道路。
同时，这种批判还使经济学得以全面展开关于经济异化和人的发展的研究。在异化劳动概念上，马克思深刻分析了劳动产品同劳动者异化、劳动本身同劳动者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异化、人同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异化等客观的经济异化现象，提出了工人的解放至人类的解放是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扬弃，而这种扬弃只能是私有财产充分发展的结果。这揭示了私有制条件下财富的积累和劳动者的非人化发展的矛盾，也为当代人思考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关系提供了基础和基本结构。
3马克思经济思想人本主义的现实意义
哲学思维的最大特点在于反思，其本身即融合于对（下转第6页）（上接第40页）人类生存问题的深切思考，是对人性在生活领域的深刻反省，是人的生存活动面向理性的逐步展开过程。大自然肯于把自交给人类，信赖的也主要是奠基于人性根基的这个理性自我反省的能力。于此，我们应看到经济活动本身又蕴涵有许多非人性”的因素，会自然产生一种趋势——导致人性的扭曲或者说人的异化。功利原则和效率原则是经济活动的两条基本原则。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两条原则的结合，表现为对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不讲功利和效率，人类社会就不可能进步。然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种形式的物本主义，容易使人变得自私和贪婪，这两者的结合便是人的罪恶之源。如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及《道德情操论》中所总结的那样，人性中既有野兽”又有天使”的一面。前者，人是利己的；后者，则强调人的同情心。如此利己与利他、私欲与道德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人的利己性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人本身的发展还处于物的依赖性”的社会背景下表现出来的人的行为特征，一个符合人性的社会就应该承认人利己行为的合理性。物质文明是经济发展的硕果，人间罪恶也有其经济根源。”[7]在私有财产存在的条件下，只要有经济活动，就会有自发产生恶的趋势。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经济活动是把双刃剑。
【关键词】广义虚拟经济就业理论
广义虚拟经济是同时满足人的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并以满足心理需求为主导，以及只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的经济的统称（林左鸣，2010）。人类社会已经由传统的物本经济时代进入了广义虚拟的人本经济时代。广义虚拟经济作为新经济前进的方向，它的发展影响一国经济的转型和结构调整，进而作用于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关乎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各个层面，就业问题也一直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因此，现阶段，在总结现有就业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广义虚拟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提出新经济时代的就业理论，对于缓解我国就业难、就业不均衡的现象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一、西方就业理论发展
纵观西方经济学关于就业理论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从供给与需求的角度分析就业的数量效应，较少学者对就业的结构和质量进行深入探讨。
关于就业数量的相关理论，主要包括萨伊定律、凯恩斯的就业理论、菲利普斯曲线、货币主义就业观点、供给学派就业观点。其中：萨伊定律指出供给会自行产生需求；凯恩斯的就业理论认为要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抛弃自由放任的传统政策，政府必须运用积极的财政与货币政策；菲利普斯曲线指出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着反方向变动的关系；货币主义就业观点认为要降低自然失业率，必须要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的自由竞争的积极作用；供给学派就业观点否定了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的基本论点，转而从供给面寻求实现充分就业的途径。
关于就业结构的相关理论主要是配第—克拉克定理和库茨涅茨的研究。配第—克拉克定理指出，随着经济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三次产业的国民产出和劳动力的比重会不断的变化，即随着产业结构升级，会引导就业从第一和第二产业流向第三产业，推动第三产业就业结构比重增加；库兹涅茨把三次产业分为“农业部门”、“工业部门”和“服务部门”，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部门所占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趋于下降，而工业部门和服务部门所占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趋于上升。
在国外劳动经济学领域对于就业质量的研究最早开始于美国。20世纪70年代，美国最先出现“生活工作质量”的概念（Delamotte，Y、Takezawa，S，1984），但其侧重于研究工作质量对生活质量的影响，而不是工作本身，直到后来提出“体面劳动”（源于国际劳工组织）、“工作质量”（源于欧盟委员会）、“高质量就业”（Schroeder，F.K，2007）的概念，研究的重点才转向工作质量对工作本身的影响。
二、国内就业理论发展
国内关于就业数量的研究也比较多，周天勇（1995）肯定了经济发展与就业互动关系，认为经济的持续增长能带来就业水平的提高并能最终消除失业现象；赵建国（2003）通过对我国就业点弹性的研究，得出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很好地拉动了就业；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2007）在论证经济发展与就业的关系时得出经济发展率与失业率变化之间没有显著关系的经验结果。
关于就业结构的研究，蒋渔等编写的《中国就业结构的研究》（1986）是国内关于就业结构研究最早的著作，书中描述了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就业结构的现状、特点和成因，并简要分析了我国就业结构未来变化的趋势；袁志刚、龚玉泉（2001）通过实证分析表明，第三产业的发展能够有效的吸纳第一、第二产业的剩余劳动力；周建安（2006）指出，产业结构及其演变决定了就业结构及其变动，什么样的产业结构对应什么样的就业结构；蔡昉（2007）从农村劳动力转移和流动方面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业结构的发展，认为产业结构的调整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创造了积极的条件。
国内关于就业质量的研究开始于二十世纪末，但直到目前，国内学者仍然没有过多地对就业质量进行系统性研究，大部分主要停留在对就业质量的内涵和评价的基础性研究阶段。国富丽（2005）是较早开始关注就业质量内涵的国内学者，她分别对国内和国外提出的就业质量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李军峰（2003）提出了就业质量的九要素理论；刘素华（2005）提出了4个维度17个指标的评价体系，并在2007年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阐述了全球化对我国就业质量产生的影响。
三、广义虚拟经济下的就业理论
上述无论是国外学者还是国内学者对于就业理论的研究都只适用于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一定的经济结构。而目前，广义虚拟经济快速发展，并占据了整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广义虚拟经济的就业理论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本文将从广义虚拟经济就业的数量效应、结构效应、质量效应以及广义虚拟经济与其他相关产业关系的角度来分析广义虚拟经济与就业的关系。
1、广义虚拟经济就业的数量效应
传统的物本经济时代，劳动、资本和技术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要素，然而随着经济不断的发展，劳动效率不断提高，资本和技术替代了劳动力，这对就业产生了替代和挤出效应，从而导致了“经济高速发展下的就业零增长”现象。要改变资本和技术对劳动的这种替代关系，就得进一步调整我国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传统的“物本经济”是以满足人的生理需求为主的，存在着需求瓶颈和资源供给限制，在产量一定的情况下，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和利润最大化的选择，厂商通常会选择用高效率的大机器来替代劳动力，而这一行为无法从根本上摆脱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劳动就业减少的替代关系。而以满足人们心理和精神需求为核心的广义虚拟经济是“人本经济”，遵循价值不守恒原理，虚拟价值具有非边际化特征（林左鸣，2011），不存在需求约束和产量限制，生产要素以高智力、多知识、富信息的人力资本为主（胡延杰、周宁，2011），且其劳动生产率高于一般机器设备，厂商没有必要也不会选择设备资本代替人力资本，从而从根本上摆脱传统的技术进步与劳动就业的恶性循环陷阱，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和谐成长。
2、广义虚拟经济就业的结构效应
广义虚拟经济的经济活动主要是为了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的经济活动。人的心理需求范围很广，包括财富、娱乐、健康、文化等，而满足这些心理需求的产品或服务行业大多集中于第三产业和广义的文化产业。因此，按照配第一克拉克定理，随着广义虚拟经济的发展，就业结构也将不断得到优化和升级。近几十年，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社会的生产率得到极大的提高，物质产品不断丰富，人们的需求正在从满足其生理需求的实体产品为主转向满足其心理和精神需求的虚拟产品为主。与此同时，整个社会的经济形态也正在从传统的物本经济统治时代转变为广义虚拟经济主导时代。当人们的生理需求（物质需求）得到基本满足直至极大满足时，心理需求（精神需求）就会浮出水面并逐渐占据重要地位。而人们对物质和精神产品需求的此消彼长的变化，将引起前者收入需求弹性的不断下降、边际报酬递减和后者收入需求弹性的不断上升、边际报酬的递增，使得从传统实体产品生产部门释放出来的就业人口不断流向虚拟产品生产的广义虚拟经济部门，为其注入大量的劳动力资源，并进一步推动其发展壮大，形成产业结构升级和就业结构优化的良性互动格局。
3、广义虚拟经济就业的质量效应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将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级劳动力市场，因而也被称之为“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其中，主要劳动力市场具有工资高、工作条件好、就业稳定、安全性好、管理过程规范、升迁机会多等特征，就业质量较好；次级市场所提供的职位则恰好相反：工资低、工作条件较差、就业不稳定、管理制度不规范、没有升迁机会，就业质量较差。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一般高于均衡水平，竞争性不足；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一般接近均衡水平，竞争性强。广义虚拟经济是主要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的经济，由于其涉及的产业特殊性，其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较高。广义虚拟经济的要素投入是能够创造虚拟价值的人力资本，提供的是具有一定核心竞争力的“非无差别劳动”，即人类在经济活动中所付出的不能简单的由时间进行通约和衡量的那一种智慧活动（林左鸣，2010）。
由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存在，随着产业结构升级所释放出来的剩余劳动力想要进入广义虚拟经济产业就业，就必须进行相应的培训和学习，掌握这些行业的相关知识，从而跨越这道门槛，进入劳动条件较好的经济部门。劳动者从传统的物本经济的次级劳动力市场不断流入新兴的广义虚拟经济高级劳动力市场，推动了整体的劳动力质量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对整个就业质量乃至社会福利进步有着明显的积极意义。
四、结语
在广义虚拟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传统的就业理论已经不能很好地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只有把握时代的脉搏，以新经济时代的就业理论——广义虚拟经济理论为指导，大力发展广义虚拟经济，才能促进我国就业的数量增长、结构优化和质量提高。
（注：基金项目：广义虚拟经济研究专项资助项目[项目编号：GX2011-1028（M）]。）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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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理性主义经验主义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厦的理论基础就是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正是因为马克思所做的努力，才使得源自于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成为分析资本主义内在生产关系的科学理论。所以，后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学为了在理论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未来终将灭亡的预言，就不断地以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名义构建种种理论体系来攻击和驳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中，最为深刻地揭露资本主义经济剥削本质的是马克思所独创的剩余价值理论，而剩余价值理论建立的基础则是经过马克思科学发展的劳动价值论。欲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则攻击劳动价值论，不失为一种直接有效的手段。由此，在后世的资本主义西方经济学所建立的种种体系之中，它们都纷纷提出了自己有别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价值理论，试图为资本主义体系的稳定运行提供辩护，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分别是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中均衡价值理论与奥地利学派的边际效用价值论。
马歇尔认为商品的市场价格决定于供需双方的力量均衡，是供给与需求同时起作用的，从而按照这种思路建立起均衡价值论，均衡价格是指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相一致时的价格（需求价格是消费者对一定数量的商品所愿支付的价格；供给价格是生产者为提供一定数量商品所愿接受的价格），而实现了市场均衡的价格就是商品价值的体现。这种观点其实不涉及商品内部的属性，而更多地是用商品交易时所产生的现象来说明价值，所以与劳动价值论用商品内在劳动来定义商品价值的思路完全不一致，实际上是混淆了价格（交换价值）与价值之间的界线。
而西方经济学中则有另外一种对价值进行解释的流行观点―边际效用价值论，它认为商品之所以有价值或价格，因为商品对消费者有效用。效用就是消费者从消费商品中感到的满足程度，是消费者的一种主观评价。“消费者从消费商品中得到的效用随着消费量的增加而递减的，边际效用决定价格。”由于这种观点也是从商品的内在属性来规定商品的价值，所以它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有一定的共通之处。其实，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还是存在着研究目的和方法的不同，本文就试图从哲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两种价值论的根本差异究竟在何处。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对价值的规定及其本质
对于所有经济学理论来讲，其学术体系的构建必须首先解决商品之所以能够被交换的问题，因此大部分经济学体系首先要完成如何规定商品价值这个任务。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来源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大卫・李嘉图，他是西方经济学中第一位真正确立了古典劳动价值论的一元论立场的经济学家，他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以劳动价值学说贯穿其全部理论体系，认为交换价值取决于生产时所消耗的劳动，并且由必要劳动量来决定，他还提出了商品交换价值和生产时所耗费的劳动成正比而和劳动生产率成反比等观点。但是在马克思来看，李嘉图的古典劳动价值论只是价格形成机制的一种理论，远远没有揭示出劳动在人类经济实践活动中的深刻意义，马克思正是在以上古典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有关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基本观点可以被概况如下：
劳动具有二重性，即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劳动二重性决定了商品由价值与使用价值二种内在因素构成。商品之所以可以被比较，之所以被视为具有交换价值，是因为商品内在含有价值。价值是商品中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即抽象劳动的凝结，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劳动者的抽象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具体劳动产生使用价值，抽象劳动产生价值。交换价值是价值的外在表现形式，交换价值的货币表现就是价格。使用价值是商品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有用性，体现了商品的具体的物质属性，它是异质的东西，不可以进行量的比较。商品的价值则是客观的，是可以被度量的，它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被交易的商品其价值的实质是体现了商品生产者互相交换劳动的社会经济关系，商品的交换遵循价值规律和等价交换。商品的价格以其价值为中心，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而波动。
在马克思看来，“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异；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所以，商品的价格亦即货币形态化的交换价值其实是与商品自身的使用价值关系不大的。马克思为了寻找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断改变的商品交换价值的内在本质根源，就采用了抽象的方法来剔除出去商品中具体的使用价值，以寻找到商品交换中可以被互相通约的“量”。其具体方法是“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如果我们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那么也就是把那些使劳动产品成为使用价值的物体的组成部分和形式抽去。……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现在我们来考察劳动产品剩下来的东西。……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劳动的二重性就是如此诞生的，这种二重性的划分意义就在于超越了实际生产各种各样的具体劳动，而使人意识到抽象劳动是社会经济生产中不可被忽视的存在。商品生产者的具体劳动直接表现为私人劳动，具体商品中所凝结的无差别的抽象劳动表现为社会劳动，正是社会劳动的数量决定了可交换商品的内在价值量。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商品在质上符合社会需要，二是在量上与社会需要量相一致。具体劳动创造了商品的使用价值，体现了人与物之间的自然关系；而抽象劳动创造了商品的价值，则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商品交换的主体是不同的商品拥有者，商品是交换过程的中介，交易这种行为体现的则是不同商品拥有者所拥有的可以通约的抽象劳动之间的交换，最终代表的则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核心之所在，因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想说明的问题是“私人劳动在事实上证实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只是由于交换使劳动产品之间、从而使生产者之间发生了关系。因此，在生产者面前，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就表现为现在这个样子，就是说，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提出，其目的是为了从本质上分析清楚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其本质是一种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经济关系理论。之所以马克思将价值的来源规定为劳动，那是因为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劳动创造了这个世界，劳动不仅改造了客观世界，而且劳动的过程也在改造着人类的主观世界；人类的这种劳动不是孤立的个体行为，而是在社会经济组织之内完成的，劳动必定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具体到资本主义世界，只有在劳动的组织运作过程之中，才能分析清楚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实质。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才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大厦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对于资本主义的卫道士而言，欲想这座大厦，最彻底的方法就是提出自己的价值理论，以动摇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套西方经济学理论就是以奥地利学派为代表所主张的边际效用价值论。
效用价值论所理解的价值
效用价值论的主要研究思路是以物品满足人的欲望的能力和人对物品效用的主观心理评价来解释价值及其形成过程。在边际效用论诞生之前，效用价值论表现为一般效用价值论，此后表现为边际效用价值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作为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相抗衡的需要，边际效用价值理论出现了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奥地利经济学家门格尔和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几乎同时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论思想。这种经济思想认为商品的价值应该被定义为主观价值，这就标志着以心理分析和边际分析为主要手段来研究商品价值和其他经济现象的边际效用学派的诞生，也标志着作为新古典经济学核心的效用价值论的最终形成。效用价值论的主要观点包括：一般效用论认为，一切商品的价值都来自它们的效用（utility），商品的效用在于它能满足消费者的欲望和需求，任何一种商品只有它能满足消费者的物质和精神欲望时，才能成为有用的东西，从而才能拥有价值。
边际效用价值论则认为，价值纯粹是一种主观心理现象，价值既不是商品的物质属性，也不是商品的社会属性，价值是不可能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只能是消费者对商品的消费效用的评价与判断，因而它只能由消费者所判断和评价。价值起源于效用，又以商品稀缺性为条件，效用和稀缺性是价值得以出现的充分条件。价值的尺度是边际效用，而边际效用的成立则来自于欲望或效用递减定理，即随着商品消费量的增加，人的欲望或效用是递减的。所以，边际效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效用是消费者对商品满足自己欲望能力的主观评论，商品越稀缺，消费者对它的评价越高，其效用越大；商品对消费者所消费的最后一个消费单位需要的满足能力就被称为边际效用，边际效用则是衡量商品价值的尺度；随着消费者所消费的商品数量的增加，该商品的边际效用递减；同一种商品对于不同时刻的同一消费者而言，其价值都是不断变化的，这就是一种把商品价值的规定性建立在消费者主观评价基础上的效用价值论。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米塞斯就认为“行为人把物品能够消除其不舒适的程度（满足欲望的程度）作为判断物品价值的标准。……在评价许多不同的满足状态和维持状态所需手段的过程中，人只是按照一个尺度来把它们进行排序，并且仅仅关系它们和提高自身满足程度之间存在的关联。……在评估和采取行动时，只是根据更想得到哪一个物品，哪一个物品渴望得到的程度较轻，这唯一的尺度来排序。对于行为人而言，除了与他自身福利的不同关联程度和不同紧急程度之外，各种物品的其他方面毫无意义”。
在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理论中，用于分析商品的是用供给、需求、边际、效用、成本、收益、均衡等概念构成的理论框架，而肯定不会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中的价值、使用价值，更没有剩余价值。其实对于边际效用价值论来讲，商品价值起源于效用，但是单纯的效用只是一个确定商品价值的必要前提，只有商品的效用再加上稀缺性，才能最终确定商品的价值。所以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来看，边际效用价值论是用使用价值来确定交换价值，进而确定商品的价值。在边际效用价值论这里，商品的价值其实只能体现消费者与商品之间的关系，这种“价值”已经舍弃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只是单纯地考察人与物之间的自然关系。其实这种对“价值”的规定也是采用了抽象的方法，只不过它是从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来抽象，是要用人对物的主观评价去解释交换价值。“人与物的关系”恰恰就是边际效用价值论所试图解决的核心问题。虽然使用价值与价值都是商品的内在属性，但是使用价值体现的是商品的自然属性，而价值则体现的是商品的社会属性。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理论分歧，则是由两种价值理论背后的不同的哲学方法论与目的所导致的。
两种价值论的分歧及其哲学根源
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角度来看，任何使用价值都是具体的，不存在所谓的抽象使用价值，劳动可以被抽象，但是使用价值（效用）是无法被抽象的，效用是无法作为可以被通约的价值的来源的。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并不是对同一商品购买支付两次，一次是对具体商品进行支付，一次是对抽象商品进行支付，因而把使用价值分为具体的使用价值和抽象的使用价值，本身就是一种荒谬思维，这是把使用价值和价值相混同，是把使用价值本身作为价值源泉的作法。在效用价值论那里，商品的“价值”是对人与物关系的抽象，其实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消费者对于不同商品的效用，不仅存在着量上的评价差别，而且还存在着质上的评价差别，如何能将不同质上的差异通约为同质的量呢？这就明显说明了抽象效用或者一般效用这种概念是无法成立的。
边际效用价值论者为了实现对不同商品使用价值的抽象，以得出可以通约的在现实生活中可以交换的价值，就广泛使用了主观相对主义的手法。它们的主观相对主义方法论，以人类消费行为作为出发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意味着消费者的选择，选择的结果依赖于决策者对各种不同商品的主观评价，这些评价构成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理论所依据的事实。但它们不可能是客观的，因为每个消费行为都不具有共同的性质，每个消费主体对同一消费行为都有不同的消费偏好，面对这种不同消费主体对同一商品的效用有不同判断的情况，不论从哪里出发，用何种方法，要想抽象出可以通约的商品价值，是越来越不可能的事情了，因为商品价值在这里已经成为消费个体的心理概念，而不再体现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概念。
与此相对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则是坚持客观价值论的立场，坚持认为商品的价值就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抽象劳动。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而效用论者认为价值是人对商品满足欲望程度的感觉和评价。由于主观评价常因主题不同而时刻变化，必然使价值的衡量缺乏统一的标准，无法树立科学的、恒常的价值定义。马克思还认为价值的源泉是唯一的，即人类的劳动，而且是活劳动；而效用论者认为价值是由于商品效用与人的欲望之间的满足关系而引起的感觉和评价，即价值来源于主观评价。
马克思最后认为价值在实质上是抽象劳动的凝结，也体现了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而效用论者认为价值就是商品带来的满足程度，与生产者的劳动、社会关系毫无联系，只是效用的主观体现。在这种思想的分歧之下，我们就看到了劳动价值论的价值是对人和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抽象，而边际效用价值论中的价值则是试图对人与物之间的自然关系进行抽象。
马克思认为价值不应该是社会经济过程的直接描述，不是对人与物之间关系的描述，而是对特定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的表现。尽管商品有着种种自然属性，但是这些属性都是商品非本质的属性，都不能作为价值的规定，否则商品变成了一种纯自然的范畴。非但不能反映一定生产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且就连价值本身也就变成为不可捉摸的了。既然商品具有二重性，而且由其中的抽象劳动来规定商品的价值，那就说明了商品的价值本质上不是物，而是特定社会生产关系的表现，它只有由人类的抽象劳动所决定，才能体现出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所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边际效用价值论相比较，只有对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抽象才是科学的抽象，而科学的抽象恰恰就是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性工作。停留在主观相对主义水平的效用价值论无法深入到商品背后的社会关系，只能满足于对商品交换现象的描述。之所以造成这种差异，其根源还在于两种价值论背后的哲学基础不同。
对于边际效用价值论而言，其哲学基础是英国经验主义，英国经验主义在方法论上是主观相对主义。对于经验主义来讲，其最基本的认识原则是一切知识都是由观念、感觉构成的，知识源于感觉。由于人们的感官所感知的只是感觉和观念而不是外部世界，我们没有任何根据从这种感觉和观念推断外部事物的存在；相反，从感觉只能推断存在一个感知它的感知者。因为观念只能存在于一个主动的感知它的实体中，这个感知者或实体就是心灵、精神、灵魂或自我。经验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对人的感官盲目信任的学说，它的逻辑必然导致以个人的感觉为判断标准，而以个人感觉为判断的结果必然是主观主义，彻底的经验主义发展到最后必然是主观相对主义。这也恰恰是边际效用学派其重视主观效用的认识论来源，在这种经验主义的引导下，边际效用学派与其它西方经济学流派，将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研究、分析和处理经济活动的表面现象上面，而忽视了经济活动背后的社会关系本质。
马克思本人深受欧陆理性主义哲学传统的影响，从德国古典哲学那里吸收大量思想养分，认为真正的经济科学必然是能反映出社会经济背后内在本质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任务就是透过经济现象来研究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即揭示经济事物的本质形态及其规律性，而完成这一任务恰恰就是以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作为起点的。所以，深刻研究经济活动的社会本质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处于主体和核心的地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从唯物的、辩证的和历史的三者相统一的视角看待经济现象，揭示经济活动的本质形态和最一般的发展变化规律。所以在马克思来看，没有认识到商品背后体现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学说，都未能摆脱自然表象的束缚，没有能够认识事物的本质，都不是科学。对于一门真正的社会科学而言，只有摆脱自然，深入到背后，看到本质，才是真正意义的科学，而那些由资产阶级所豢养的庸俗经济学只能是伪科学。
1.王浩.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的区别联系[J].生产力研究，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