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期台湾经济发展水平，现表在产出总量上，将大致保持低度成长趋势，至2010年总体经济规模在2000年的基础上再扩大50%，实现一定量的增长，从而在总量上继续排名世界第20位左右；表现在结构变化上，将向技术型与服务型产业演化，逐步迈进后现代经济社会，至2010年达到发达地区的中等水平。
未来台湾的经济发展水平，可采用常用的“经济增长预测模型”加以测定。这一预测模式大致有以下几种预测方案：
（一）高位预测
利用1990-2000年的经济统计数据，根据平均速度预测定模型（见表－①），推算出台湾经济产出量的变化。其测算结果是，实质GDP增长趋势是平均每年6.44%，其中工业生产年均增长5.4%，服务业年均增长7.4%。在工业生产方面，制造业年均增长速度为5.45%，其中重工业年均增长8.71%，轻工业年均负增长0.8%；在对外贸易方面，出口贸易年均增长9.86%，进口贸易年均增长11.49%（注：TaiwanStatisticalDat-aBook2001,CouncilforEconomicPlanningandDevelopment,Tai-wan,June,2001,P.15-19.）。
根据这一增长预测模型（见表－⑤），以1996年为基期（指数＝100），至2010年，台湾GDP指数将从2000年的124.69增至232.25，增长86.26%，其中工业生产指数增至215.77，比2000年的127.52增长69.2%，而制造业指数增至220.78，重工业指数增至336.25，轻工业指数减至88.28，分别增长70%、130.5%和-7.7%；对外贸易中出口指数将从145.32增至327.15，进口指数从155.19增至460.49，分别增长156%和197%（详见表1）。这一模型预测的结果是，各项指数除轻工业外，普遍偏高，尤其是工业生产和进出口贸易指数较高。台湾经济要达到高位预测的水平，必须在总体上继续保持中度增长的势头。但是，实际上，台湾经济已经从“中增长阶段”步入“低增长阶段”，甚至可能从“长盛期”开始转入“长衰期”，未来实际增长指数将难以实现高位预测的水平。显然，高位预测的数据需要进一步修正。
（二）低位预测
如果考虑到偏差因素的话，可以适当修正高位预测中出现的指数偏高现象。从统计数据看，表中各项经济指标的理论值（见表－②）略小于实际值（见表－③），其中GDP和工业生产（主要是轻工业）指数增长的偏差率(P)（见表－④）略高，分别为-0.0823和-0.0616，轻工业更达-0.1069；进出口贸易价值指数和重工业生产指数增长的偏差率略低，分别为-0.0490、-0.0331和-0.0452；工业生产中的制造业指数增长的偏差率居中，为-0.0509。
根据修正后的低位增长预测模型（见表－⑥），以1996年为基期（指数＝100），至2010年，台湾GDP指数将从2000年的124.69增至139.25，增长11.7%，其中工业生产指数增至156.06，制造业指数增至168.12，重工业指数增至230.53，轻工业指数减至96.19，分别增长22.4%、29.5%、58%和-1%；对外贸易中出口指数将增至272.61，进口指数增至270.25，分别增长87.6%和74.1%（注：根据《自由中国之工业》2001年第11期，第86、120页等诸表整理编算。）。采用修正后的低位增长模型预测未来台湾经济走势，所得数据除轻工业和进出口贸易指数外，一些预测结果可能偏低。但是，若是台湾经济真的从“长盛期”步入“长衰期”，这些低增长或接近零增长的预测数据也不是不可能的。除GDP指数可能偏低、轻工业指数可能偏高外，未来10年台湾工业生产指数和进出口贸易指数的增长将可能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由于制造业的衰退迹象日益明显，尤其是重工业，可能因岛内厂商大量外移而出现继轻工业之后的新一轮的衰退，从而导致进出口贸易在低水平上增长。
（三）中位预测
中位预测是对高位预测和低位预测作进一步修正的一种综合预测。采用这一预测模型（见表－⑦），可初步预测出至2010年台湾经济的发展趋势。以1996年为基期（指数＝100），至2010年台湾GDP指数将上升至186.03，比2000年的124.69增长49.19%，平均每年递增率约在4%左右，其中工业生产指数将上升至185.91，比2000年的127.52增长45.79%，平均每年递增3.8%。在制造业方面，其生产总指数同期将上升至194.62，比2000年增长49.86%，年均约4%；其中重工业指数将升至283.39，增长94.28%，年均约7%；而轻工业则呈萎缩趋势，基本上表现为零增长或负增长状态。在对外贸易方面，出口贸易指数同期将提高到322.38，比2000年增长121.83%，年均增长近9%；进口贸易指数将提高到365.37，增长135.43%，年均增长9%强。从中位预测的结果看，进出口贸易指数较高，制造业，尤其是重工业指数略高，其他数据则较为贴切。
（四）综合预测
上述高位、中位、低位三种方案的预测结果各有特点，部分数据各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修正前的预测值略高，而修正后的预测值则略低，但后者更接近实际值。若将修正前后的预测值综合加以考察，则可进一步提高其准确度。综合看来，根据实际情况，不同的经济部门可采用不同的预测指标，其中GDP可采用中位预测方案，工业生产和进出口贸易指数可采用低位预测方案，服务业则可适当参考中、高位预测方案。
根据综合预测方案所测定的各项经济指标的增长指数，预测2010年台湾经济发展水平，其GDP以1996年的不变价格计算，实际水平将达到新台币14.3万亿元（约为4000亿美元左右），平均递增4%左右；人均GDP1.8万美元（约62万元新台币）。其中工业生产增加值的实际增长水平将达到40000多亿元（约1100多亿美元），平均递增2%左右；服务产业附加价值也将实质增至10万多亿元（约2800多亿美元），平均递增6%左右；而农业生产则基本表现为零增长或负增长，其固定价格大致维持在2000亿元（约60亿美元）的水平上。
在制造业方面，其产值至2010年将实际增至新台币35000亿元（约1000亿美元），其中重工业产值将实际增至25000亿元（约700亿美元），轻工业产值将进一步下滑，出现负增长，大致维持在10000亿元的水平上（约300亿美元）。
在对外贸易方面，台湾进出口总值至2010年，将在2000年2880亿美元的规模上再增长近8成，达到5000亿美元左右，平均每人贸易量约1.5万美元。其中出口货值将在1480亿美元的基础上再增长约8成，达到2600亿美元的规模，人均约8000美元；进口货值则将在1400亿美元的基础上再增加7成多，大致达到2400亿美元的规模，人均约7000美元。进出口贸易在基本平衡的状态下略有盈余。
表一台湾经济增长趋势预测*
年度
GDP
工业生
制造业
出口贸易进口贸易
指数
产指数
合计重工业轻工业价值指数价值指数
1990
66.82
75.39
76.3763.31103.68
56.7552.28
(Y0)
71.90
80.97
82.0469.41108.51
64.2460.06
1991
77.30
84054
85.2374.99106.75
64.4764.55
1992
82.71
87080
87.3780.38102.17
70.48
72.28
1993
88.58
93.60
92.3787.11103.62
77.32
80.34
1994
94.25
98.01
97.1795.45100.85
92.85
97.43
1995
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
100.00
1996
106.70107.43108.69113.05
99.35109.60
116.37
1997
111.61110.26111.25118.25
96.26116.26
124.46
1998
117.64118.76120.29131.35
96.63123.32
127.04
1999
124.69127.52129.87145.87
95.66145.32
155.19
2000
-
-
-
-
-
-
-
平均
1.06441.05401.05451.08710.99201.09861.1149
速度①
理论值②
956.471017.501035.151030.44994.48986.85998.56
实际值③
1042.201084.281090.651079.171113.481020.611050.00
偏差率④(P)-0.0823-0.0616-0.0509-0.0452-0.1069-0.0331-0.0490
2010年高位
232.25215.77220.78336.25
88.28372.15460.49
预测值⑤
2010年修正
139.25156.06168.12230.53
96.19272.61270.25
后的低位
预测值⑥
2010年中位
186.03185.91
194.62283.39
92.24322.38365.37
预测值⑦
资料来源：根据《自由中国之工业》2001年第11期，第86、120页等诸表整理编算。
注：*以1996年为基期的实质增长指数。
附图
二、21世纪初期台湾经济结构变动趋势预测
随着台湾经济不断从现代经济社会向后现代经济社会转化，岛内经济结构的变动日益朝服务业方向发展。
经济的结构性变动表现在产业经济上，就是服务业作为带动台湾经济成长的支柱性产业仍继续保持中度或低度增长势头，其在“岛内生产总值”中的结构比重将进一步扩大，即从2000年的66%提高至2010年的70%左右，净增4个百分点，平均每年约增加0.4个百分点；服务业就业人口结构比重同期也将从55%提高到60%以上，上升5-6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加约0.5个百分点。
在服务业结构比重不断扩大的同时，物质部门的商品生产地位却不断下降，不仅农业生产呈现停滞状态，工业生产也因制造业的萎缩而增速下降。未来10年以劳力密集型为主的轻纺工业仍将继续大量外移，以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为主的重化工业，尤其是电子资讯产业，也开始纷纷寻找新的出路，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由于生产企业大量外移，岛内工业生产增长缓慢，其结构比重将逐年下降。在工业生产仅维持低度成长甚至零增长的状态下，其附加价值占“岛内生产总值”的结构比重将逐步下滑，从2000年的32.4%下降至2010年的28%，下跌4-5个百分点，平均每年约减少0.5个百分点；同期工业就业人口结构比重也将从37.2%下降至35%以下，下跌2-3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近0.3个百分点。
在制造业方面，其附加价值占“岛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将从2000年的26.3%降至22%左右，下跌约4个百分点。其中重工业结构比重将略降至15%的水平，而轻工业结构比重将下滑至7-8%，不及重工业水平的一半。制造业就业人口结构比重同期也将从28%下降至25%，约下降3个百分点。未来制造业的发展将以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力，生产方式日益走向弹性化、自动化及精致化，生产目的也从个别经济效益转为兼顾社会福祉，而生产形态则趋向于更加密切的国际分工，由注重生产成本的竞争转为质量与技术的竞争，同业与异业间的策略联合以及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结合将成为主要趋势。其工业发展政策在于全面促进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除了初具规模的资讯工业、半导体工业、通讯工业外，精密机械与自动化工业、航太工业、高级材料工业、特用化学品与制药保健工业、污染防治工业等也是重点推动发展的新兴工业；同时，加速传统工业的现代化以及工业技术人才的培训。预计至2010年，岛内新兴工业的产值约占制造业比重的一半以上，从而使工业产值的增长，从依赖产量增加为主，转为依赖质量提高为主，逐步迈向工业发达地区。
在农业生产方面，由于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市场竞争力减弱，其产值基本上维持零增长或负增长状态，农业在“岛内生产总值”中的结构比重将从2000年的2.1%继续下降至2010年的1.5%以下，下滑0.5个百分点；而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更将从7.8%降至5%以下，下滑约3个百分点，平均每年约减少0.3个百分点。这一系列结构性变动将促进整体经济资源的合理分配与利用。因为农业所释出的资源，包括劳力、土地、水资源等，正是岛内农业以外的工商部门所需要的资源。尤其是农业就业人口比率的下降，不仅可减轻其对整体经济的负担，而且还可扩大农场经营规模，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力。由于台湾的农业就业人口将从2000年的74万人缩减至2010年的50万人，而耕地面积释出10多万公顷后，岛内每一农民的平均耕地面积将从2000年0.86公顷提高到1公顷以上。
对外贸易的适度成长是未来台湾经济成长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主要有赖于台湾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一方面，随着岛内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以劳力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传统产业继续大量外移，以电子资讯产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也纷纷对外投资，从而带动生产设备、零组件等商品的输出；另一方面，因岛内产业升级而形成的技术进口需求将有所扩大，从而带动进口贸易的成长。
在外贸市场结构上，至2010年，美国、日本、祖国大陆仍将是台湾最大的三个贸易伙伴，其贸易货值约占台湾对外贸易总值近60%，各约占20%左右的比重。其中出口贸易将以祖国大陆
为最大市场，约占25%的比重；美国市场将降居第二，约占2成多的比重；日本市场居三，约维持1成左右的比重。在进口贸易方面，因对日技术依赖将继续加深，日本仍然是台湾最大的输入来源地，其结构比重占近3成；而美国也将继续保持台湾第二大进口市场的地位，结构比重近占2成；祖国大陆将替代德国、韩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成为台湾第三大进口市场，其结构比重将接近1成。
未来10年商品贸易仍然是台湾贸易的主要形式，服务贸易的重要性有所提高。至2010年，工业品仍是台湾最大宗的贸易货物，而农产及农产加工品的贸易地位将继续下滑，服务贸易的结构比重将有所上升。其中出口贸易仍将以制造业产品为最大宗货物，其结构比重约占8-9成，并主要仰赖资本密集之高科技、高附加价值产品；而劳务出口的结构比重将提高至1成以上；农产及农产加工品的比重则降至1%以下。在进口贸易方面，制造业产品的进口占进口总值的比率将从2000年的8成多降至近8成，劳务进口则将从2000年的1成多上升至近2成，而农产及农产加工品的进口则从8%下降至5%。
在财政方面，台湾当局为促进经济复苏与发展，将继续扩大公共投资与建设，以引导民间投资的增加。在赤字财政的政策下，台湾当局的财政支出将不断扩大，实质收入因无法配合公共支出成长而使债务负担渐趋沉重，其债务未偿余额占GDP的比例将从目前的2成多扩增至3成以上。
在金融方面，加入世贸组织后，由于市场日益开放，岛内金融参与者不断增多，金融衍生性商品日新月异，银行彼此间的竞争将更趋激烈，业者为争取竞争优势、规避风险以及筹措资金，也将更致力于金融创新，从而使银行资产负债表外交易的比重大幅提高。随着电子信息科技的广泛运用，未来电子银行业务也将大量涌现，从而改变台湾金融业务的结构状况。
三、21世纪初期台湾经济发展与两岸经济关系
进入21世纪，国际经济竞争逐渐演变为各种比较利益的较量，各国或地区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发展相互之间的互补、互利和互惠的经济合作关系，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区域间经济相互依赖度的不断加深，决定并规范未来台湾经济的发展趋势。21世纪台湾经济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岸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加强。
根据经济增长预测模型的测定，至2010年台湾经济将保持低度增长局面。这一基本走势是建立在两岸经济关系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未来台湾与祖国大陆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系，将是支撑岛内经济成长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从总体发展趋势看，台湾的服务业日益成为推动经济成长的主导产业，而工业生产将加快结构调整，继续向外转移轻型加工业以至技术型装配业，并借助两岸技术合作发展优势产业。
（一）服务业的发展需以祖国大陆为市场腹地
随着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经济的崛起，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将出现欧、美、亚“三足鼎立”的新格局。这种经济格局将给台湾经济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在经济区域化趋势下，台湾只有借助于东亚地区，尤其是祖国大陆的经贸活力和市场规模，与亚太经济体发展出更密切的经济合作关系，并成为区域之间经济联系的枢纽，才能获得岛内所缺乏的经济资源，继续保持经济的适度成长，从而在亚太经济体系中确定一定的地位。
未来台湾经济的发展方向是：利用其特殊的地理区位和相对的经济优势等有利条件，逐步向建立技术研发中心、物流中心、信息中心等多功能的区域性营运中心发展，塑造一个能充分吸引投资、汇集人才、活络经济的优良的投资环境，使台湾成为资金、技术、人员、货物以及信息等经济诸要素皆能充分自由进出与快速流通的开放经济体。发展区域性经营中心，是台湾寄望借以带动未来服务业以至整体经济成长的“火车头”。因此，台湾服务业的发展目标就是使台湾成为外商进入中国大陆以及经营亚太市场的基地和中介站。台湾“经建会”委托“麦肯锡国际顾问公司”所做的发展规划明确指出，台湾的国际贸易、航运、金融、信息、研发等产业，必须以整个亚太经济区域为市场腹地，而中国大陆自然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市场。台湾发展的区域营运中心，只有以“进出中国大陆市场的门户”作为发展目标。这意味着两岸之间必须发展出更紧密的经济联系，才能达成台湾发展区域营运中心的目标。
建设区域转运中心，是台湾发展多功能营运中心的第一步。根据“麦肯锡国际顾问公司”的估计，台湾发展货物及旅客转运中心，至少有80%的商机在祖国大陆市场。如果无法开发祖国大陆市场，营运中心的发展前途堪忧。据此，在经济转型的现实压力下，台湾在规划未来经济发展蓝图时，不得不将开放两岸直航、大陆产品、人员、资金入台以及资讯交流等问题作为台湾入世后加速推动的重点工作。未来两岸通商限制将进一步放宽，直航问题也已提上议事日程，岛内各港口、航空港以及航空公司、海运公司等，正在抢分未来直航商机。
（二）制造业将继续向祖国大陆转移
据初步测定，未来台湾制造业将基本维持低度增长或零增长状态，甚至可能出现负增长，其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将下滑至2成2左右。这意味着岛内大量的加工制造业将进一步面临关闭停产、更新转产或生产线外移的选择。一条相对容易寻找的出路就是将生产据点转移到台湾的周边地区，与当地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优势相结合，继续保持在生产成本上的竞争优势。近在咫尺的祖国大陆，无疑是台商生产据点外移的最佳去处。祖国大陆的优势条件是低廉而充沛的劳工、广袤而廉价的土地、丰富多样的原材料资源以及深具潜力的巨大市场，如果与台湾相对充沛的资金、较为先进的生产制造技术、管理经验结合在一起，必会产生一种比较利益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形成强大的生产竞争力。
正是基于这一比较利益的考虑，未来台湾厂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将进一步转移在岛内已失去产品竞争力的“夕阳工业”，包括传统的轻纺工业以至重化工业，甚至出于市场布局的考虑，台商也将逐步把岛内趋于成熟的高科技产业，如电子资讯业转移至祖国大陆。这些投资不仅受劳动力、土地、原材料或中间产品等生产要素成本低廉动因的驱使，而且是以获取更大附加价值为基础的销售收益和资本收益的最大化为直接目的，并从以加工出口为主的初级形式逐步发展到拓展市场和资源开发等深层次的高级形式，从而形成各个领域相关配套、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到祖国大陆从事经贸活动的台湾厂商也将从初期以从事中、下游工业生产为主的中小企业扩大到以从事中、上游工业为主的大型企业以及集团企业，甚至公营企业，形成大、中、小企业并重发展，上、中、下游产业相互关联的投资格局。
（三）产业升级需借助于两岸技术合作
台湾科技研究基础相对薄弱，许多产品在关键技术与设备上长期依附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日本，以致岛内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潜力有限，产业升级受到限制。未来台湾厂商如果进一步加强与祖国大陆的技术合作，并以大陆市场为腹地，就可改变长期过渡依赖美国、日本的局面。两岸科技产业发展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祖国大陆科技基础研究实力雄厚，台湾生产加工技术水平相对较高；大陆内销市场广阔，发展潜力巨大，台湾行销能力较强，行销经验丰富；大陆科技人才队伍庞大，价格相对低廉，台湾研发资金充足，研发能力相对较强等。在双方科技产业优势互补的情况下，两岸进行科技交流与合作，由大陆提供基础性科学研究技术，台湾提供应用性商品生产技术，不仅有利于两岸科技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两岸经济的共同繁荣，而且有助于台湾摆脱对外技术依赖，加速产业升级，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为此，加紧引进大陆的生物、航太、材料、能源以及光电等关键技术，发展新兴科技产业，是台湾经济振兴的必由之路。
台湾从事技术研究发展的企业，在充分认识到大陆雄厚的科学研究基础和丰富廉价的人才资源优势后，结合其较强的技术商品化能力，大力扩展与大陆的技术交流与合作。进入21世纪，两岸技术合作已全面展开，并逐步成为两岸经济合作的重头戏。对台湾厂商而言，祖国大陆这块“新生地”具有无穷的商机。岛内的研发基地正加速向大陆转移，神达、明棋、仁宝、大众、华邦、广达等台湾知名高科技企业纷纷在大陆筹设研发中心、IC设计中心及软件开发基地，开发设计新产品。许多台商不仅致力于大陆技术商品化的投资，而且越来越重视大陆高级人力资源的利用，通过聘请大陆技术人才协助企业从事技术开发。
在两岸技术交流的带动下，未来台商厂商在祖国大陆投资的技术层次将进一步提高。除电脑及周边设备与零配件项目加快投资外，岛内半导体厂商也突破台湾当局的政策限制，纷纷到大陆投资设厂。此外，移动电话、数码相机、信息家电等产业也不断向祖国大陆转移，软件、网络以及电子商务等投资迅速发展。据台湾一项调查显示，台湾高科技厂商已有三成到祖国大陆投资，有85%企业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前往大陆投资。从高科技厂商外移情况看，技术成熟度高的产品生产基地外移，主要是以降低生产成本为竞争手段；技术成熟度低、仍靠研发以保持竞争优势的产品生产基地外移，主要是出于市场布局、合作研发的考虑。
四、台湾经济对外循环结构的变化趋向
随着世界新秩序逐步从“地缘政治”主导向“地缘经济”主导转变，未来国际竞争秩序中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新的世界竞争秩序要求台湾经济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的潮流中，加入区域经济合作的行列，从而在区域经济整合中寻找新的出路。
（一）台湾对外经济关系已从传统的“三环结构”转为“四环结构”
台湾属海岛型经济体系，自身资源不能自给自足，经济发展有赖于对外经济关系的不断循环与扩张。20世纪60-80年代岛内加工出口经济的起飞基本上是建立在自日本进口机械设备与零部件——在台湾加工、制造、生产——再对美国出口销售的“三角关系”架构上，即传统的“三角贸易循环模式”。但是，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台湾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力大幅下降以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强烈反弹，旧的“三角贸易循环模式”因台湾生产成本的提高和美国市场的障碍越来越难以成为带动经济成长的原动力。反映在对外贸易上，就是台湾外贸出超不断下滑，从1987年最高峰的187亿美元降至2000年的84亿美元。这一表现主要是由于出口成长率不断下降所致，尤其是对美出口明显衰退。2001年台湾对美出口大幅下跌3成，出口结构比重更是从1987年的49%的高峰跌至23%，缩减26个百分点，未来几年内将进一步降至20%左右。可见，美国市场已难以继续成为台湾经济增长的主要“推进器”。
在美国外销市场不断萎缩的同时，新兴的祖国大陆市场正在迅速崛起。台湾对大陆的出口从1986年8亿美元猛增至2001年的273亿美元，15年增长了33倍，其占台湾出口总额的结构比重同期从2%提高到22%，上升了20个百分点，未来几年将进一步突破25%，超过美国，成为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市场结构发生巨变的主要原因在于，台湾企业将从美国市场获得的订单，转移至中国大陆的生产据点进行加工、生产，然后再将产品销往美国，从而在台湾原有的“三角贸易循环模式”中多出了大陆加工出口这“一环”，形成“四角贸易循环模式”。可见，台湾经济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出口贸易，因台商对大陆投资不断扩展以及两岸经贸快速发展而出现结构性转变，尤其是祖国大陆市场比重的快速攀升，已成为20世纪90年代台湾经济成长的重要原动力。
台湾对外贸易循环模式的转向说明：台湾对外经济关系已从过去“日本进口——台湾加工——美国出口”的“旧三环结构”，转变为“日本进口——台湾设计——大陆加工——美国出口”的“四环结构”，并成为21世纪初期“新三环结构”的过渡形式。
（二）台湾对外经济关系将从“四环结构”逐步转向“新三环结构”
进入21世纪，随着世界经济区域化步伐进一步加快以及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纷纷加入或组建区域合作组织，两岸经济合作具有不可抗拒的利益诱因。台湾有限的资源和空间，要求其将视野扩大至整个祖国大陆腹地，以自由的经济循环机制促进其对外经济关系的转型，通过融合并吸纳更多的大陆资源，拓展台湾经济的发展空间，从而为其产业升级与贸易转型开辟一条新的出路。在这一形势下，两岸经济合作作为一种必然的理性选择，是经济区域化发展规律的具体反映。面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加强，岛内民间企业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纷纷加快与大陆经济合作的步伐。预计未来几年台湾流向大陆的资金将不断增加，流速进一步加快，流量也将保持每年数十亿以至上百亿美元的规模。在这一趋势下，台湾将根据自身的经济优势条件，一方面通过与发达国家，尤其是日本的技术合作，吸取其高科技与企业管理经验，继续维持自日本进口技术设备的经济循环结构；另一方面，进一步扩大对祖国大陆的投资，充分运用大陆的资源与市场，将目前通过大陆加工再对美出口的经济循环结构转变为在大陆加工后直接就地销售的经济循环结构，即将现有的“四环经济结构”减少“一环”，从而促进台湾利用日本技术与大陆市场的“新三环经济结构”的确立。
两岸相继加入WTO后，由于国际市场对两岸产品的限制减少，大陆台资企业，尤其是加工出口型企业将进一步增资扩产，扩大外销，从而带动台湾对外经济循环的转型。同时，入世后两岸关税的持续调降以及非关税措施的减少，将促进两岸生产要素的有序流动和贸易关系的正常发展。从大陆市场开放看，未来中国大陆外贸体制改革将进一步加快，关税持续调整与降低，非关税贸易障碍逐步消除，进口贸易将大幅增加，从而有利于投资大陆的台资企业从台湾进口相关零组件与半成品。如大陆关税的降低，将使台湾的纺织品、化纤、电子资讯产品、塑料及塑胶制品对大陆的出口进一步增加。从台湾市场开放看，由于各国和地区要求台湾以发达地区的身份入世，意味着台湾未来将被要求实行较高的自由贸易标准，面对更大幅度的市场开放压力。台湾对祖国大陆产品进口限制的减少，将加大其对祖国大陆轻纺制品、农产品以及农工原料的进口。
（三）台湾对外经济关系最终将从“新三环结构”走向“二环结构”
从发展的角度看，台湾对外经济关系的“新三环结构”最终将走向“二环结构”，即从利用日本高科技与祖国大陆市场的“三角关系”，转变为直接运用大陆技术与市场的“直接连环关系”。这一新格局的形成与确立大致要在2010年后中国大陆经济逐步成长、壮大并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之时。
加工贸易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而不断壮大，自1996年以来，加工贸易在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中一直占据半壁江山。目前加工贸易涉及到我国绝大部分产业，在拉动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推动国内配套产业发展、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利用内外资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在加工贸易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造成我国外贸依存度过高，冲击了国内相关原料工业的发展，加剧了国际间贸易摩擦和加工贸易带来的走私问题等都给国民经济带来了负面影响。本文分析了我国加工贸易的现状及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加工贸易存在的一些问题，并从政府角度探讨了推进我国加工贸易尽快转型升级的方向。
关键词:加工贸易地位作用转型升级一、加工贸易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分工不断发展，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大幅度增加，生产国际化日益扩大，加工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方式。从广义上讲，加工贸易是外国的企业（通常是工业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企业）以投资方式把某些生产能力转移到东道国或者利用东道国已有的生产能力为自己加工装配产品，然后运出东道国境外销售。这种跨越国界的生产加工和销售成为加工贸易的显著特征。加工贸易同国际投资及国际贸易紧密相连，体现了商品和资本交换的国际化。从狭义上讲，加工贸易是部分国家对来料或进料加工采用海关保税监管的贸易。由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存在较多的关税或非关税壁垒，为了扩大对外贸易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采取了对来料或进料方式进口的原材料、零部件由海关实行保税监管的办法。狭义的加工贸易是一种比较新的现象,其特点是出口产品中所含有的进口成分比较高,出口国主要投入劳动力对进口零件进行组装。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中国的外贸事业长足发展,成绩显著，外贸增长迅速,外贸增长率领先于国民经济增长率,按出口贸易额计算,已排到世界第11位，这和加工贸易在我国的蓬勃发展是分不开的。日益壮大的加工贸易已经在我过的国民经济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一）加工贸易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加工贸易在中国20多年的发展，与改革开放进程密切相关，是外贸进出口、利用外资和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1986年。在改革开放中率先产生的“三来一补”（即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补偿贸易）的贸易方式,是加工贸易的雏形。1980年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两者合计仅占4.4％，在整个对外贸易中比重有限。到1986年，进料加工的贸易方式开始崭露头角，与“三来一补”一起作为利用外资和扩大出口的方式之一，二者占全国进出口额的15％，已经占据一席之地。第二阶段：自1987年至1995年。1987年党的十三大以后，以鼓励“进料加工复出口”为主要内容，以海关进口料件保税监管为政策核心，发展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市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贸易方式在二十世纪80年代后期取得了成功。此后，加工贸易——作为这一贸易方式概括性很强的词汇，于20世纪90年代初应运而生并沿用至今。第三阶段：自1996年至今。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是，巩固和发展加工贸易取得了巨大成果。加工贸易不仅在吸收外商投资、扩大出口、增加就业和税收方面，而且在提高国内产业竞争力，促进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技术进步，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与合作中发挥了更大的影响力，加工贸易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2002年，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48.7％，仍然是最大的贸易方式。其中，加工贸易出口占出口总额的45.3％,加工贸易进口占进口总额的41.4％。同时加工贸易出口额比进口额高出近580亿美元。这说明加工贸易在使用国内原材料、带动国内产业升级，增加出口值方面发生了显著而积极的变化。此外，在加工贸易中，进料加工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达73％。
（二）目前加工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我国的加工贸易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而发展的，是我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硕果。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迅速，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对外贸易进出口额，1986年为738.4亿美元，1995年达到2808.5亿美元，2003年更是达到6207.9亿美元，已占国民经济总量的49.62％。实践证明对外贸易在我国GDP中的地位日益增强。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对外开放的政策后，加工贸易在我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到1996年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在我国进出口总额中首次过半。1999年，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51.1％。加工贸易已占对外贸易的半壁江山，并一直保持较高比例。自1996年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超过50％以后，1997年占52.2％，1998年占53.4％，1999年占51.1％。1999年，我国加工贸易出口和进口分别达到1108.7亿美元和735.9亿美元，是1986年56.2亿美元和67.0亿美元的20倍和11倍。2002年我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3021.7亿美元，比同期增长25.2％,高出全国贸易总体增长速度3.4％，占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的48.7％。其中加工贸易出口1799.4亿美元，增长22％，进口1222.3亿美元，增长30.1％。累计实现贸易顺差577.1亿美元。（见表）表：加工贸易额与对外贸易额比较年份对外贸易进出总额（亿美元）加工贸易进口额（亿美元）比重（％）1987826.5191.8523.219901154.4441.9138.219931957.1806.1741.219962899146550.619993606.51844.651.120026207.93021.648.7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贸易统计年鉴（2003年）》
（三）加工贸易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1、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近年来，加工贸易在开拓国际市场、利用海外需求带动国内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1997年我国加工贸易拉动GDP增长约0.84个百分点，2000年1月至6月，加工贸易净出口194亿美元，占同期GDP增加值的4.1％。今后，加工贸易的稳定发展仍将会对即期的经济增长继续发挥与目前水平相近的拉动作用。
随着外商投资企业的增加和国内经济的发展，加工贸易的国内增值环节不断拓展，仅用静态加工贸易增值系数作参考，增值系数就呈明显的上升趋势，由1988至1990年间的16.1％提高到1997年的41.9％，2000年1至6月份则达45％，这表明加工贸易带动国内经济发展的作用大大提高了。2、推动了国内配套产业的发展加工贸易带动了国民经济的配套发展。由于加工技术和国内原材料的限制，加工贸易最初涉及的国内加工装配业务，技术比较简单。外商投资企业通过追加投资开办产品配套厂或车间，实现产品配件和工艺的配套成龙。提高了产品本地化的程度和自产比例。以家电、办公设备加工贸易为例，其所用零部件有70％至80％属于境内加工贸易配套产品。另外，外商投资企业进料出口中，附加值高的产品比例大幅度提高，使其对国内配套需求的带动作用也明显增强。外商投资企业进料加工出口一直大于进口，且出口与进口的差值逐年大幅度增加。进料加工进出口差额的增加直接反映了加工出口带动的内需量（包括国内配套的原材料、零部件及除生产所需的原材料、零部件以外的其它生产消费）的迅速扩大。1990年外
商投资企业进料加工进口差额总计为6.27亿美元，到1995年为47.68亿美元，1999年的达188.78亿美元，是1990年的30倍。据初步计算，减去材料加工企业的利润和企业除原材料、零部件以外的其它生产消费，则外商投资企业进料加工实际使用的国内配套原材料、零部件价值：1990年约为5.3亿美元，1995年约为40亿美元，1999年为160.46亿美元，是1990年的30倍。3、促进了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技术进步由于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知识经济的兴起，国际产业升级与转移步伐加快，发达国家正在将大量成熟的中间性技术乃至某些高新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我国政府审时度势，通过完善加工贸易政策，紧紧抓住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性大机遇，大大加快了我国总体产业升级以及工业现代化的进程。我国发展加工贸易最初是从以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开始的，这适应了我国劳动力丰富的、就业压力大的状况。目前，劳动密集型产品仍然是加工贸易出口的主要部分，但与十几年前相比，产品的规格和品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加工贸易出口中，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比重大大提高，这反映利用外资和加工贸易对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特别是随着我国制造业、加工业整体水平的提高，加工贸易出口产品已从纺织、轻工制成品为主转变为以机电出口为主。4、加工贸易是利用外资的重要内容当前，国际经济贸易领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贸易和投资是连成一体、不可分割的。应当看到，我国加工贸易已不仅仅是一种贸易行为，更重要的是它与利用外资相联系，是我国参与国际化生产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制定加工贸易政策的初衷是为了扩大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事实证明这一政策是正确的，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据统计分析，从事加工贸易的外商投资企业已成为我国加工贸易的主力军。1999年，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出口和进口分别为45.39亿美元和526.73亿美元，占加工贸易出口和进口总额的67.2％和71.6％。1999年从事加工贸易的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总值已占全国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值得72.9％，比1998年增长8.32％。从总体上看，外资经营的加工贸易分别约占全国加工贸易出口和进口的90％，加工贸易的发展既是我国吸收外资取得重大成就的体现，也是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内容。5、增加就业，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我国的加工贸易项目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外商在我国开展加工贸易也正是看中了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成本低廉的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海地区通过开展加工贸易，不仅使当地的大量劳动力得到安排，而且还从内地接收了许多劳动力，为增加就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开展加工贸易20多年，加工贸易企业为我国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外向型管理人才和技术管理人员。通过加工贸易，提高了从业人员的素质，丰富了企业管理经验，尤其是通过开展加工贸易业务，把原来的许多青年农民培养成了具备生产经营能力的工人，他们回乡后，利用所学的知识技能，又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二、加工贸易带来的不利影响第一,加工贸易的发展造成我国外贸依存度过高的现状,致使我国外贸出口缺乏持续增长的潜力。当前我国外贸依存度非常高,形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国传统加工贸易是典型的大进大出模式,并且这种传统的加工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近年来我国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中,相当大的成分是由进出口数量扩张构成的,这是一种相当危险的局面。在推进市场开放和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过程中,中国经济以及出口本身很难承受国际经济波动的冲击而保持稳定增长。加工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占据绝对地位,是我国对外贸易的最主要组成部分,因此加工贸易发展的优劣决定着我国整个对外贸易的发展状况。我国的加工贸易仍处于传统发展阶段,发展水平较低,技术含量不高,尤其是加工贸易出口的产品仍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低下,导致我国整个对外贸易出口缺乏增长潜力,发展后劲不足。第二,冲击了国内相关原料工业的发展,不利于带动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传统加工贸易的最突出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和大进大出,因此传统加工贸易的大规模发展,必然要大量进口原料,这给我国国内相关原料工业的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使原材料工业的发展受到阻碍。而一国的原材料工业是整个工业的基础,原材料工业的落后将最终损害整个工业的发展,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加工贸易是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台阶,发展加工贸易的主要目标之一,在于充分利用其波及效应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但在我国加工贸易未能起到带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我国传统加工贸易是典型的大进大出模式,原材料与零部件从国际市场上来,产成品到国际市场上去,而在国内只进行简单的加工装配,产业链条短,因而使得加工贸易对国内其它产业缺乏前向和后向的带动作用,尤其是对中上游产业,如原材料工业等基础产业的带动作用小。而在我国产业结构中,中上游产业一直是我国的瓶颈产业,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因此加工贸易出口的快速增长没有大规模地、有效地带动基础产业的改造和进步,产业结构没得到应有的优化和升级。加工贸易是以外商投资企业为经营主体的格局，它阻碍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加工贸易是我国利用外资的重要形式,但在加工贸易特别是来料加工中,外商投资企业完全掌握市场和销售渠道,严密控制关键技术,把技术和产品的开发能力大多留在境外,而中方只参与简单的加工装配环节。此外,还有些外商投资企业甚至将技术水平低、环境污染重的工业转移到我国生产,给我国的环境带来灾害性的后果。此外,加工贸易以外商投资企业而非国有企业为经营主体的格局,造成我国原有的大工业基础和技术基础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这也延滞了整个加工贸易的升级和国内配套程度的提高,从而延缓了加工贸易对产业结构的带动作用。第三,加剧国际间的贸易摩擦。当前传统加工贸易的发展已成为造成我国与发达国家贸易摩擦的主要因素之一。这里面主要的原因是:按照国际原产地的统计原则,加工贸易中大量为其它国家和地区加工的产品再出口,扩大了统计上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增加了贸易摩擦,据海关统计,我国加工贸易进口料件和出口成品约70％是通过香港地区成交,由香港转口。我国出口货物在香港特区的增加值,也被美欧等国统计为从中国进口,势必扩大其来自中国的进口额和对我国的贸易逆差,加剧双边贸易摩擦。我国加工贸易产品出口的数量过多且价格过低,导致最近几年外国对华反倾销案件明显增加。到2000年底,已经有29个国家(地区)对华输出产品提起反倾销,共达412起,金额达到数百亿美元。
第四，加工贸易走私给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加工贸易走私给我国外贸和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一方面导致国家应征税款的大量流失,减少国家财政收入;另一方面扰乱了正常的对外经济贸易秩序,冲击了国内市场,特别是敏感商品走私严重影响了国内市场的供求平衡,直接冲击国内一些支柱行业和民族工业,造成极大危害。此外,加工贸易的走私现象还极易造成社会腐败的滋生。三、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方向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为改变外贸依存度过高的现状，优化产业结构，需要对加工贸易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快推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且新一轮全球生产要素优化重组和产业转移的重大机遇，为我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提供了外部条件；我国在全球生产要素优化重组和产业转移中处于非常有利的位置，也为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提供了内部条件。政府可以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探索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方向。（一）抓住国际产业转移机遇，努力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目前新一轮全球生产要素优化重组和产业转移呈现新的特点，跨国公司开始将更高技术水平、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环节和研发机构向外转移，国内企业可以加强国际间的科研合作，不仅把加工贸易作为承接新一轮产业转移的载体，更要采取措施进一步提升加工贸易发展水平。参与国际分工的模式要从引用外资为主转化为引用外资与对外投资齐头并进的新思路。政府要出台支持研发机构开展加工贸易的监管模式和更加积极的出料加工产业引导政策，在承接境外高端产业转进的同时，将我国的饱和产业向境外转出，使加工贸易由单向转移向双向转移升级。
（二）正确处理好三个关系，积极实现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第一，要处理好转型升级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要通过对加工贸易产品的深加工、精加工，提高加工程度，延长加工贸易的产业链，增强国内配套能力，释放加工贸易的辐射能力和聚集效应，打造一批带动性强的龙头企业和配套协作型企业。
第二，是要处理好转型升级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关系。鼓励东部地区发展空间较小、已趋饱和的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逐渐向中部地区转移，并辐射至西部地区，带动中西部的发展。政府在“梯次转移”中要体现区域间的政策落差，给予不同地区以不同的加工贸易管理模式。
第三，处理好转型升级与引资量质并举的关系。吸引外资加快向有条件地区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领域扩展。加强加工贸易的产业分类评估，明确细化限制类、禁止类的商品目录，引入企业准入机制，通过政策上的落差，有效地将资金和资源引入高新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同时，政府在给予政策优惠之外，还可给予高新技术行业、高附加值加工贸易企业管理上的优惠，根据企业规模、行业特点为企业提供个性化的服务方式。
（三）主动突破传统监管理念，创新引领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传统监管理念认为，经营加工贸易的企业应当具备生产能力，否则不得开展加工贸易；加工贸易应以有形物质为监管对象，无形知识产权的生产不能成为加工贸易监管对象。在这看似合理的理论基础上制定的加工贸易产业政策，已严重不适应当前产业垂直分工引起的产业链环节外包化的加工贸易发展趋势，如不加以调整必将严重制约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
无论是高端产业还是传统产业，对于跨国公司而言，产业链上研发设计、营销、服务等环节蕴涵的附加值最大，因此在国际分工中也是各国争夺的焦点。我国在国际分工中要摆脱单纯制造业基地的不利境地，就必须调整加工贸易监管制度，创造一切条件使产业链“上伸下延”，提高加工贸易的质量和效益。
当企业的产业链有效延长，产业层级向高端推进的时候，政府部门管理职能必须及时从平面监管向立体监管跃升。
（四）重视社会责任标准，协调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目前，欧美国家正在积极强制推行SA8000标准认证。这个被称为“社会责任认证”的标准，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许多跨国公司订单的附加条件中，如果企业没有取得认证或者存在违反标准要求的行为，就会被停单、撤单，它们的产品将无法进入欧美市场，这对我国广大中小型加工贸易企业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这要求企业在加工贸易备案环节贯彻社会责任标准采取不同措施，也为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五）提高加工增值含量，共同助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近年来国际、国内市场竞
争激烈，加工贸易企业的利润相应削薄，有的企业甚至已处在亏损边缘，加工贸易制造环节中的增值含量有不断降低的趋势。为此，政府要通过完善监管机制，抵御监管风险。如制定加工贸易准入规则，通过“控制增量”来“提高水平”，将不符合条件的加工贸易企业逐步淘汰出局；完善风险管理机制，对企业出现加工增值含量降低的情况及时作出反应，进行客观分析；完善进出口金额“倒挂”手册保税料件的内销补税审价机制，防止国家税收流失。在对加工增值规律研究的基础上，出备的法律监管体系，指导海关、国税、外汇管理等部门加强对加工贸易的联合监管，促进守法企业转型升级，对心存侥幸的违规企业加大打击力度。
（六）发挥政府部门管理效能，着力引导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一、现代化进程中频繁出现的社会危机
曾几何时，拉美地区由于经济高速增长而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样板；而如今，拉美化却成了世界上所有国家避之唯恐不及的一种社会现象。个中原委极为复杂，既有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也涉及历史与现实的问题。
(一)发展理论在依附论与放任论闻摇摆。长期以来，拉美国家并没有形成符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建设理论。如果说有的话，也就是二战以来，由拉美学者提出的依附理论、边缘化理论、内部殖民主义理论等。然而，这些理论大都是作为批判武器，而不是以建设理论的形式出现的，而且还隐含着某种封闭的发展观。事实上，虽然拉美国家在1950～1980年期间经历了军人干政、政权更迭和社会动荡，但经济却维持了近30年的持续增长，这主要得益于其普遍采用了“进口替代”的内向型模式。然而，就在东亚地区于1960年代转到“出口导向”的外向型发展时，拉美国家却抱着陈旧观念不放，从而导致十年(1980～1990)发展机遇的丧失。应该说，这与依附论等理论有莫大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已形成了一批不愿改变现状、却能影响政府决策的既得利益集团。因此，在1980年代拉美国家陷入债务危机而一筹莫展时，就将“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全盘接受下来。然而，这种“放任论”并非灵丹妙药，在使经济稍有起色的同时，却导致了更加扩大的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近年来，在民众强烈不满的情绪中，拉美国家“政治左转”的集体“变天”，就说明了“新自由主义”发展观的某种失效。或许说，拉美国家在两种极端发展观的摇摆中，还要面对更为严重的社会危机。
(二)政治权力在不满与失望中频繁变更。拉美历史上有军人独裁统治的传统，而军人当政、政权更迭在1960年代更是风靡这一地区。亨廷顿把这种政治化的社会称为普力夺社会，主要特征是：各种社会势力“很少或压根儿就不将他们的私人利益和公众利益联系起来”；利益取得的方式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富人行贿，学生造反，工人罢工，暴民示威，军人就搞”。因此，社会权力是支离破碎的，而公共利益也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这使得“军人寡头统治能延续几个世纪，中产阶级体制能延续几十年，群众政体通常只能延续几年”。拉美地区的政局不稳，在经历1980年代的债务危机、1990年代的金融危机，以及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挫折后，如今政坛再起风云。自1998年查韦斯当选委内瑞拉总统以来，左翼领导人已经在拉美3／4的国家上台。然而，美国迈阿密大学政治系教授琼·德里尔却认为：“这有些像阴阳的理论。有时候势态趋向某个方向，但到达一定的程度时就又朝反方向发展了。拉美国家过去有着中间或者中右翼执政的政府，他们当时存在很多问题。因此，中左翼政府就当选了。我不认为拉美国家这些中左翼领导人之间是团结一致的。我认为，最终拉美国家还是要遇到麻烦的，因此，到时候那里的潮流又会朝另一个方向变了。”
(三)经济增长在腐败与犯罪下艰难运行。拉美国家经济结构的显著特点除了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的过分依赖外资以外，就是伴随着经济增长而滋生的腐败与等犯罪经济。首先，官员腐败严重。1990年以来，拉美各国政府腐败丑闻接连不断，上至总统，下至执法部门，都陷入腐败泥淖；腐败如同瘟疫；腐蚀着拉美各国的政治机构。如巴西总统科洛尔因腐败而遭罢免并受到审判；委内瑞拉总统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因被指控非法挪用公共资金而被迫下台；墨西哥警察与犯罪分子勾结敲诈勒索和拦路抢劫现象司空见惯。其次，泛滥成灾。“20世纪70年代以来非法交易产业的惊人增长确实转化了拉丁美洲的经济与政治结构。”现在，拉美已是世界上三大产地之一，而秘鲁、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和墨西哥是大麻、可卡因和海洛因的种植中心；“美元”已成为一些拉美国家重要的经济来源。最后，恐怖活动猖獗。早在1970年和1980年，拉美地区的犯罪率就属于世界最高之列，每10万人中平均每年发生凶杀案8起；1990年代增加到13起，是除非洲以外凶杀案发生率最高的地区。腐败、和其他各种犯罪经济纠缠在一起，严重腐蚀了拉美地区的经济结构，使合法经济的成长步履艰难。
(四)利益集团在贫穷与富贵间形成断裂。在拉美地区，10％最富有的人口占有人口总收入的40％～47％；而20％最贫穷的人口却只占有人口总收入的2％～4％；有1．25亿人无法获得饮用水；2亿人不能享受必要的卫生设施；1／7的人口用不上电。因此，尽管拉美社会的不公正与不平等可以追溯到欧洲殖民时代，但在其步入现代化轨道之后也没有多少改善；况且近15年来，在新自由主义政策导向下还有恶化的趋势。同时，拉美国家的公共政策始终没有跟上去，造成在政府官员大面积腐败的情况下，贫困人口的相对数和绝对数都在增长，这就反过来促使犯罪流行，加剧了社会冲突和动荡。对于拉美这种贫富严重分化的效应，R·维斯科夫评论道：“在任何情况下，不公正程序都能带来不稳定的政府，因为收入上的差距在不同的经济利益(集团)中创造出了鸿沟，而这些利益集团难以在民主中求得妥协。大多数人会用一种充满敌意的眼光注视着仅仅有利于某一特权社会团体的经济政策；如果经济政策变得有利于大多数人，这一特权社会团体也会用一种充满敌意的眼光注视这种政策。”这就是说，长期严重的贫富分化已经彻底摧毁了拉美社会集团之间达成信任、共识与合作的基础。
(五)社会局势在冲突与动荡中危机四伏。自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末以来，拉美地区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频繁发生危机，别的不说，波及整个地区的危机就有三次：第一次是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的社会一政治危机；第二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爆发的债务危机，也称“结构性发展危机”；第三次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连续的金融危机。这三次危机看似起因不同，实际上根子只有一个，这就是由于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引发的社会严重分化。反映在经济方面，就是由于大多数人的贫困，特别是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剩余人口没能融入现代社会，导致市场得不到相应的扩大和升级。而这时政府又没能及时转变“进口替代”的发展模式，使得国外市场没有开发，而国内市场狭小又限制了经济增长空间，以致于到期外债无法偿还，发生债务危机也就无法避免。至于1990年代的金融危机，只不过是1980年代债务危机的变种，根源都在于贫富分化导致的国内经济体系的脆弱。在政治和社会方面，长期贫富分化导致了社会集团间的严重对立，结果只能是在走投无路时由对立派执掌大权。然而，由于隐患并未消除，这一派也未必能长久稳定大局，最终是走马灯式的政权更迭，社会也总是会在这种冲突和动荡中危机四伏。这就是拉美国家频繁发生危机的演绎逻辑。二、大多数人被边缘化的城市化发展
不能说拉美国家没有成绩，但发展成果大都被少数权贵所吞没。对于大多数人特别是被农业剥离出来、而大量涌入城市的剩余农村人口来讲，其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都在恶化。
(一)理论照搬导致实践上的尴尬。拉美国家长期存在一种认知倾向，即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越低，农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越小，现代化程度就越高。而且，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也为这种认识提供了某种佐证，因为这个模型用西方现代化作背景，以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为视角，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两条路径：一是实现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完成工业化过程；二是实现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聚集或地域转移，完成城市化过程。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被城市吸收时，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就会消失，在农业和工业、农村与城市之间也就形成合理配置，现代化就基本实现了。问题是，刘易斯模型暗含的、以发达国家现代化为依据而设立的三个假设前题却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至少是在短期内无法做到的。其一，劳动力的产业转移不存在任何素质和制度等方面的阻碍；其二，城市在各方面都有能力完全接纳这些人口，并使他们融入现代生活；其三，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不会过快。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步履艰难的症结不是反映在实现途径上，而是恰好出现在这三个重要前提上。因此，拉美国家这种简单模仿发达国家的倾向显然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而且以这种理论为导向制定的发展政策在实践中也造成了难以扭转的严重后果。这就是大量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不仅难以找到适合的工作，而且给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福利带来巨大压力，同时也加剧了城市的环境污染，降低了人们生活的质量，引发了一系列棘手的社会问题。
(二)土地的垄断造成农民的分化。造成拉美城市“无序化”局面的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大量土地和其他农业资源被少数人垄断，这大大压缩了中、小农户的发展空间，致使他们只有成群结队拥入城市谋求生存和发展。拉美在历史上就形成了高度集中的土地占有制度，而大地产主集团历来就是拉美各国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享有很大的政治权力，能够对政府的决策施加影响，即便到近些年也是如此。这就决定了这些国家不会通过社会变革来调整农业资源的配置，而是在基本保持现状的情况下，通过缓慢的技术变革来进行。当然，在20世纪50～70年代，部分拉美国家也进行过程度不同的，但除了古巴在1959年和1963年进行的两次，消灭了农村的大庄园制度和富农经济外，其他改革都是局部性的。在这种情况下，拉美地区农村土地占有权越来越集中于大型农场，而“小型生产单位的数目在七八十年代大规模减少了，这一衰减趋势到90年代更加剧烈”。少数人不仅对土地进行垄断，而且还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压力集团，攫取了大量有关农产品的政策优惠，使大多数农民的生存和发展受到威胁，这也使得拉美农村社会的严重分化在所难免。此外，拉美各国几乎又都把向城市移民视为缓解农村社会冲突的“排气阀”，因此，大规模自发移民潮的出现无法避免。数据显示，1950～1960年期间，拉美农村人口的增长部分中，42％流入了城市；1960～1970年期间，这一比例提高到58％。20世纪50年代初，每年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不到100万，70年代每年超过200万。由此可见，农村经济制度的不合理是使拉美城市化陷入尴尬局面的总根源。
(三)城市的排斥形成大量贫民窟。虽然拉美地区在历史上有人口偏好向城市特别是首都聚集的传统，但在1955～1980年期间显然是加速了这一进程，这25年城市人口由占总人口的40％提高到60％。然而，大量农村人口拥入城市不但就业困难，而且还处处受到排斥。从需求讲，首先，“进口替代”模式出现偏差，结果经济增长创造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少；其次，私有化改革牺牲了社会公正，使城市失业变得更加突出；最后，拉美国家经济增长滑坡，带动就业的能力在减弱。从供给看，农村流入人口素质低，无法适应现代工业的需求，而且，在1980～1990年，拉美地区人口增长率处于历史高峰期。因此，一方面，由大量迁移农民形成了城市的主要贫困人口，他们在城乡结合部抢占地皮，搭建简陋住所；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地价及生活费用的上涨，数量越来越多的低收入阶层，也从原来靠近市中心的住所向城市周边地带转移，这样就逐渐形成了环绕城市的大片贫民区，从而造成“贫民窟包围城市”的尴尬局面。一些大城市(如墨西哥城、里约热内卢等)都被大片贫民窟包围，那里通常没有正规道路或街道，水电供应也往往是从城市供水、供电系统“偷”来的；在文化层面上，贫民窟居民与所在城市更是难以融合；而且，这里还往往是法律管不到的地方，黑社会势力横行，非法枪支泛滥，各类犯罪活动猖獗，因而形成“一个城市，两个世界”的奇怪景象。
(四)一种病态的城市化发展模式。2000年，拉美地区有3.8亿人居住在城市，城市化率达75％，城市化水平居发展中国家首位，而且，这一地区有52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到2004年，墨西哥城(1640万人)、布宜诺斯艾利斯(1387万人)、圣保罗(1300万人)、里约热内卢(1000万人)都已跻身于世界最大城市的行列。然而，这又说明了什么呢?是终于实现了少数人梦寐以求的现代化，还是实现了将大多数人排斥在外的城市化呢?一般来说，城市化是以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和集中为特征的一种历史进程；其不仅表现在人的地理位置转移和职业改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生活方式、消费行为的变化，而且还伴随着精神、文化、观念的转变。但是，拉美国家却把这种发展趋势简单化和片面化了，造成了更难应对和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这从下面一组数据大致可以得到说明。上世纪90年代末，拉美地区每lO个贫困人口就有6个住在城市；1980～1990年，农业劳动者的收入下降了17％；2002年，贫困人口比1977年增加了2000万人，总数为2.27亿人，占总人口的44％，而占人口10％的富人占有总收入的60％；1995年。公开失业率为7.3％，失业和从事非正规职业者约占全部劳动力的50％；2003年，失业人数净增70万人，城市公开失业率创10.7％的历史新高，城市失业总人数达到1670万人。这样的现代化和城市化，恐怕与拉美人民当初的憧憬是大相径庭的。三、社会剧烈分化中的强迫性政策变革
拉美发展模式作为一个典型的负面案例，说明贫富的严重分化倘若得不到有效遏制，就必然会出现社会动荡与危机。易言之，人们的愤怒情绪如果得不到化解，总是要通过极端方式对社会发泄不满或进行报复；或许说。就是要对社会进行强迫性的政策变革。近年来，中国掀起了一股拉美研究热潮，这决非空穴来风，而是与当前我国在社会发展中遇到的诸多疑难问题有莫大关系；同时，也说明拉美国家的许多教训确实有值得我们吸取的地方。
(一)应以大多数人受益为改革价值导向。以拉美现代化历程为鉴来审视我国社会结构在改革过程中所凸现的裂痕，理当引起我们对改革与发展的价值导向进行再思考。一方面，应正确理解和及时转换过去的价值观。在一个思维僵化的社会里，提倡“效率优先”可以催人奋进；而在社会步入正常运转的轨道之后，公平和公正的原则才真正具备合法性与正当性。这是因为：只有在公平和公正的基础上建构的效率，才是可持续增长的效率。另一方面，应弘扬和强化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理念。改革的过程就是利益再分配的过程，其间当然会形成受益集团和受损集团。如果发展的成果由大数人分享，社会自然就会处于健康与和谐状态；倘若改革只是使少数权贵受益，则会引发人们对改革的不满，降低对改革的预期。而且，由少数权贵构成的利益集团一旦羽翼丰满，形成气候，就会不顾大局而坚定地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从而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滋生公众的不满与愤怒情绪，进而使社会出现危机。在这一点上，拉美国家的贫富分化与政局不稳就是明证。因此，如果说拉美国家在这方面已是“病入膏肓”，那我们则是“千里大堤”可能“溃于蚁穴”。以史为鉴，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只有百利而无一害。
(二)应整合城乡社会日益分化态势。拉美社会转型的结构性特征并不是体现在农民作为一个群体的集体衰落，而是表现为由农村社会内部的巨大分化而引发的城市移民潮，这主要是由于拉美国家普遍没有经历彻底的社会变革而形成的。
在我国，改革开放前长期实行“以农补工”和城乡分治政策。虽然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这是适宜的，但客观上也是导致“兰农”发展滞后的原因之一。改革开放初期，“三农”在集中释放了多年压抑积累的能量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又终归陷入困境。总的说来，目前我国的城乡分化主要表现在：相较于其他社会群体而言农民群体的集体衰落。这主要应归结于社会转型中市场机制的负面效应，也就是说，这是由于农业的弱质性促使资源的“去农业化”，从而导致农业的经济地位逐渐衰落，进而使得农民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随之衰微而产生的。亨廷顿认为，尽管农民的目标就是改善眼前的物质生活和劳动条件，但是农村主导集团所起的作用实系决定政府稳定或脆弱的关键因素。换言之，要求得工业化所必须的、稳定的社会环境，农民问题是不容忽视的。因此，从全面的视角出发，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提高国家政策供给的综合效应，反哺农业，建设新农村，就成为整合我国城乡分化态势的重要举措。
(三)应推进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从拉美国家遭遇城市化困境的情况看：农村迁移人口素质与工业化要求不匹配、现代化进程被极大压缩以及农村人口增长过快是其主要的客观原因；而人口过度集中于大城市而导致的尴尬局面则与其主观因素有莫大的关系。以此为鉴，在我国，大量农村人口全部流入大城市肯定是不可取的，那么只能走大中城市与中小城镇并举的道路；然而，近些年，中小城镇发展并不理想，原因就在于这些地区缺乏经济活力，最主要的就是没有产业集群支撑。其深层原因，恐怕与地方政府在产业发展上贪大求全以求政绩的思想有关。从吸收就业的角度讲，众所周知，大企业远远不如小企业，许多国家把扶持中小企业不是看作一项经济政策，而是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发展政策，目的就在于此。因此，在我国要推进城镇化的健康、有序发展，关键问题是要将就业率，特别是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水平，作为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一项重要指标；同时，出台相关配套措施，在政策上大力扶持中小企业，给中小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特别是吸引大中城市产业层次较低的企业到中小城镇落户，以利人口素质与产业层次的对接。在这样的基础上谋划我国的城镇化发展，才会更加健康而持续。
第一，全球化本身，特别是生产链条的全球分布深刻影响了美国的国内经济结构。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要义就是在经济要素的流动方面消除国界的约束。以前的经济活动都是沿着国界线进行分布的，都是国内经济活动。一旦跨国了，就叫国际经济活动，国际经济活动有很多障碍。现在全球化了，一个企业的生产链条分布在全球，基本上不受国界线的影响和局限。在这种情况下，由商务精英所推动的全球化，其核心表现就是企业的生产链条在全球分布，这直接导致美国的国内制造业大规模地转移。
所以我在美国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美国的超市，包括在沃尔玛这样的大型超市，除了农产品以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商品是美国本土生产的，特别是普通的日用品。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既然美国普通制造业的产品都是由跨国公司在其他国家组织生产的，那么美国这些传统制造业的工人们去哪里寻找就业机会？当然品牌和创意可能是美国的，但是生产环节已经分布在全世界。曾经的产业工人仍然存在，然而他们曾经工作的生产线已经不在了，这就直接导致美国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一种裂变。
我们说美国是世界上运行得最好的民主制国家，特别是19世纪至20世纪的一百多年，美国的民主制度虽然遇到过一些冲击，但总体上运行比较良好。运行良好的一个很重要前提就是美国建立在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基础之上，而中产阶级的主要来源就是大量拥有股份的产业工人。
制造业是吸纳就业人口最多的一个产业，现在制造业基本上都消失了之后，美国的产业工人就发生了裂变，一部分人逐渐向科技工人、高技术工人转变，另外一部分人成为投资银行家，进入金融行业。但是绝大多数产业工人却逐步沦为美国的贫困人口，这些人虽然都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但是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太多的其他收入来源了。特别是加上现在医疗、养老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所以这部分群体就逐渐沦为美国社会的底层，被认为是在全球化过程当中受损的一个利益群体。不仅如此，大量技术移民来到美国，又抢占了不少就业机会和福利。
所以提到全球化，这部分人是不满意的，在政治上的主要表现为支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力量。在纽约州的初选中，特朗普到过的一个很重要的竞选城市就是锡拉丘兹。这个地方又叫“雪城”，是美国很重要的传统制造业城市，现在基本上已经衰落了。特朗普在那里很受欢迎。雪城离康奈尔大学很近，我曾经去过，基本上处于很破落的、相当于中国县级城市的状态。
产业的大规模转移直接导致美国社会结构的分化，促成美国中产阶级形成的制造业几乎全部消失了。根据皮尤中心对人口普查的最新数据，美国城市的中产阶级规模正在大幅缩减，这成为21世纪美国最大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之一。中产阶级的萎缩加剧了美国社会结构的失衡。现在美国的产业结构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就是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阶层。美元是世界货币，美联储是世界的银行，所以美国就担当着世界银行家的角色。美国向全世界提供了两样东西：一个是硬货币，全世界使用美元，又把美元回流到美国；另一个是与此相关的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美国不生产制造业产品了，只生产金融产品，所以华尔街的这部分人特别有钱，成为整个美国社会当中最富裕的群体，希拉里就代表这部分群体。特朗普，特别是总统参选人桑德斯攻击希拉里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希拉里竞选的“金主”都是华尔街的金融家们。桑德斯和希拉里很大的不同，就是前者的竞选资金来源主要是每人100美元的平民小额捐助，而希拉里的竞选资助主要来自大财团。
除了制造业的转移，与此相关的是美国整个经济结构的过度金融化，全部政策、资源都向华尔街转移。除了华尔街以外，美国最赚钱的、最有利润的、支撑美国这个国家权力基础的就是以硅谷为代表的高技术，比如以IT为代表的企业，像IBM，还有提供信息服务的脸书和谷歌，特别是谷歌这样的企业。东海岸以华尔街为代表，西海岸以硅谷为代表，成为美国力量的基础。
而在制造业领域，包括汽车，甚至稍微高端一些的产业，美国基本上都转移出去了。经济结构的变化一定会影响社会结构的变化。当然，目前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其态势、发展趋势是这样的。在这样一个阶级冲突的结构下，就容易出现极端主义。当一个社会结构是扁平的，人与人之间是比较平等的情况下，大家是很温和的。所以以前人们常说，美国虽然有两党，但是这两党有高度共识，现在这个共识正在分裂，所以极端主义开始出现。这在今年的美国大选中表现十分明显，特朗普之所以能够打败共和党的体制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用了美国国内的焦虑和极端主义情绪。
关键词：湘西州；对外贸易；发展现状；对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F7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3月7日
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向中西部转移及西部大开发等战略实施，位于中部地区的湖南省迅猛发展，位于湖南省西部的湘西州，根据自身独特的产业优势和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对外贸易，逐渐使对外贸易在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湘西州对外贸易发展情况，对湘西州促进外贸发展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
一、湘西州对外贸易发展现状
（一）湘西州历年进出口额增速。从整体来看，湘西州的进出口总额呈上升趋势，其中，进出口总额从2002年的7，018万美元增长到2015年的11，631万美元，增幅达到1.65倍，以平均每年4.7%的速度增长。进口总额从2002年的89万美元增L到2015年的983万美元，增长了11倍，平均每年增长10个百分点。出口额从2002年的6，929万美元增长到2015年的10，848万美元，增幅达到1.56倍，平均每年增长4个百分点。（图1）
从各个时间段来看，2002～2015年湘西州对外贸易增长时高时低，波动非常大，从各个时期增长速度来看，2002年进口额下降85%，拖累当年进出口总额下降5%；2004年进出口总额增速上升到69%，但次年又下降到了4%，随后又在2007年上升到87%，2009年由于受到全球经济危机的重大冲击，进出口总额下降了57个百分点，2010年由于进口额的大幅度增加使进出口总额上升了48%，随后又由于出口的减少使进出口额不断减少，2013年进出口总额缓慢回升，2015年由于“一企一策”政策的取消与国际市场价格下降，使出口和进出口总额分别下降了53个和50个百分点。
（二）湘西州贸易顺差。从出口额来看，2001～2008年湘西州对外贸易出口持续增长，由6，794万美元增长到了38，604万美元，增幅达到4.68倍；2009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许多出口企业出口量急剧减少，这使2009年湘西州出口总额减至16，764万美元，与2008年相比减少了57%。为应对金融危机，国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我国出口形势有所好转，经济很快步入正轨。湘西州的出口额在2010～2014年也得以增长。2015年，由于国际市场疲软以及“一企一策”政策的取消，出口额由2014年的22，884万美元减至10，848万美元，减少了53个百分点。从进口总额来看，2001年湘西州进口总额为598万美元，2015年增长至983万美元，增幅为64.4%，但是进口总额占进出口总额比重颇低，且呈现不稳定的特征。
如图2所示，由于湘西州历年进口额的波动不是很大，贸易顺差主要受出口额的影响。2001～2008年，贸易顺差持续增长，最高达到38，247万美元，2009年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贸易顺差下降到16，688万美元，2015年由于出口额大幅度下降，贸易顺差下降到9，865万美元。（图2）
（三）湘西州对外贸易市场结构。亚洲、欧洲、北美洲等一直是湘西州对外贸易的三大市场。由于湘西州进口的数额比例很小，在这里本文主要分析湘西州外贸的出口市场结构。本文选取了湘西州主要的八个出口对象国，比较出口输往国家数额占贸易总额的比重。
由表1所示，2006～2010年荷兰一直都是湘西州的最大出口国，占贸易总额的20%以上，2011～2015年对荷兰的出口比重持续下降到10%以下。俄罗斯、韩国、印度、台湾、巴西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俄罗斯2015年占比达到16.9%，而日本、韩国、印度占比均在10%以上，说明湘西出口主要输往中国周边邻国。但欧美市场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同时也因为湘西出口集中在这三大市场，一旦国际市场疲软，湘西出口下降的弹性也非常大。（表1）
（四）湘西州对外贸易出口商品结构。由表2所示，在2013年湘西州对外贸易出口商品结构中，初级产品比重高达80.8%，而工业制品比重仅仅只有19.2%，2014年虽然比重有所下降，但2015年初级产品依旧高达94.1%，而工业制成品仅占5.9%。这说明湘西州的出口商品结构仍然单一。虽然湘西金属储量大，但是由于缺乏先进技术与人才以及良好的基础设施与工业设备，湘西出口一直以初级加工产品为主。由此看来，湘西州应该配置资源，优化产业结构。由表3所示，在2013～2015年初级产品出口中，矿类产品比重均在98.5%以上，这说明湘西“一矿独大”格局尚未根本改变。（表2、表3）
二、湘西州对外贸易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出口商品结构不合理。湘西州出口商品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产品单一，以锰矿类产品出口为主，“一矿独大”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2015年湘西锰系列产品出口8，779万美元，占全州出口总额的比例达80.93%；第二，初级产品比重仍然过大。湘西向国际市场出口的多为锰矿初级原料和简单加工后的低中端产品，原料加工行业的发展模式较为粗放，处于产业链的较低环节，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靠数量扩张来赚取生产链低端的微薄利润，不但出口收益不高，而且极易受国际市场的影响。2015年由于国际市场价格下跌，出口大幅下滑，同比下降了50.27%。锰系列产品出口呈现量增价跌的走势，1～12月共实现出口47，143吨，出口额8，779万美元，同比增长2.17%和下降12.39%。这正是上述问题的体现。
（二）进口规模小，贸易顺差过大。内生性增长理论认为增长由内需来驱动，而技术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进口商品结构要可以为未来的高新产业提供要素和支持，出口商品结构可以向为这些高新技术提供销售市场。湘西州的进口规模远远低于出口规模，对技术的进口能力相对比较薄弱，进口商品以锰矿砂类的原料为主，技术含量普遍偏低，这就抑制了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思想的引进，商品进口带来的技术渗透和学习效应就很难被实现。
（三）加工贸易发展显著不足。虽然成本的增加会使加工贸易的发展优势减弱，但发展加工贸易有利于促进技术改进、优化产品结构、推动湘西配套产业的发展，在增加就业方面也有着重大作用。2011年，湘西才实现加工贸易的零突破，加工贸易的规模小比重低，缺少核心生产技术，绝大多数只是简单的贴牌加工，低水平的加工贸易对湘西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带动作用非常有限，反映出湘西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能力较差，加工贸易无法充分发挥其功能。
（四）出口集中度偏高。湘西州出口一直集中在欧美以及亚洲周边邻国地区，其中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印度、台湾、巴西、荷兰八个国家的出口额占到了出口总额的70%以上。出口区域结构集中性过强，外贸地域机构构成单一，市场多元化发展仍然不足，风险性也相应较大，一旦危机爆发时易受到较大冲击，同时还阻碍了对其他新兴出口市场的拓展，导致对新兴市场的进出口贸易规模相对偏小，从而面临较大的外贸风险，严重影响湘西对外进出口的规模，阻碍进出口企业的长期发展和湘西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三、湘西州对外贸易发展对策建议
（一）促进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优化。其一，要促进出口商品Y构的优化。要提高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在全州对外贸易中的比重。把经开区作为推进新型工业化和科技兴贸的平台，要坚持利用创新驱动企业从产品初加工向精深加工转变，依托湘西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与劳动力优势，提高技术含量，延长产业链，拓展利润空间，为出口提供更多的高附加值产品，提高湘西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其二，要适当加大进口力度。对外贸易既要重视出口，也要重视进口，才能促进进出口贸易基本平衡。加大对重要资源和产品的进口，保证湘西的资源安全。加大对关键设备和核心技术的进口有助于湘西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改变资源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现状。
（二）转型升级加工贸易。近些年来，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和其他费用不断提高，为了降低成本保证利润，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速度明显增快。在此背景下，湘西必须要在转型升级和梯度转移的引导下，抓住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的有利时机，大力发展加工贸易。一方面湘西加工贸易的发展应紧紧围绕支柱产业，促进产业链由低端的加工装配向高端的产品研发升级；另一方面要努力形成多元化、专业化的产业链，重点扶持一批科技型、自主知识产权型企业开展技工贸易，不断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促进加工贸易由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升级。
（三）扩大国际市场，促进国际市场多元化。按照巩固传统市场、开拓新兴市场的要求，要以开拓新兴市场和周边市场为重点。引导企业积极应对国际市场形势新变化，努力巩固和扩大俄罗斯、美、韩等传统市场，大力拓展东盟、南亚、中东、南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一步推动湘西州出口市场多元化，有利于分散对外贸易的市场风险，避免因外贸市场的过分集中而使一国对外贸易受他国的制约和垄断，同时减小他国或地区的经济因素及非经济因素的变化带来的波动和影响。
（四）坚持把精准扶贫与对外贸易发展结合起来，出口湘西特色农业。2013年11月，到湘西考察时首次作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坚持精准扶贫与对外贸易发展结合起来，实际上就是坚持修炼内功与借助外力结合起来，既要努力打造贫困地区发展的基础，又要最大限度地依托对外开放。一是要因地制宜，把“五个一批”与对外贸易结合起来，充分把握“616”对口帮扶工程等政策机遇，借助国家对贫困地区的扶持政策，按照“六个精准”的要求，产业发展脱贫一批，整合农业资源，创新项目，努力打造具有湘西特色的农业产业品牌，提高产品质量，以符合国际出口及卫生标准。同时，要扶持一批出口企业，帮助微小型农业产品企业出口；二是要主动地、全方位地推动开放合作。积极搭建合作平台，加强与发达地区的合作，充分发挥湘西的比较优势，利用资源劳动力等优势发展非地经济；与此同时，创新机制，把基于资源上的扶持转变成为优势交换基础上的合作，以促进湘西对外贸易的转型升级。
四、结语
通过以上对湘西外贸发展现状的实证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当前国际市场形势虽然严峻，但是也意味着湘西的对外贸易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关键在于能不能认识到自身问题并积极做出转变。必须结合湘西州独特的产业优势、劳动力优势，突破地理位置偏僻的劣势，把握国家西部大开发与精准扶贫战略的机遇，加强硬环境和软环境建设，不断推进市场多元化，以促进商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从而实现从规模扩张向质量和效益转变，实现湘西州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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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因素致2014年外贸增长低于预期
中国外贸总体竞争力未下降
2014年中国进出口增长低于预期，除了世界经济复苏比年初预想更为缓慢以外，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进口低迷甚至负增长的拖累。2014年前11个月累计，中国出口增长了5.7%，并不比预期低很多，而进口仅增长0.8%。11月当月，进口更是出现6.7%的负增长。货物贸易前11个月的顺差达到3324.8亿美元。
2014年以来，进口增长始终疲弱的主要原因是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度下跌。2014年1至11月，中国大宗商品进口的数量大多保持稳定增长。进口值排第一的商品集成电路的进口量增长5.6%，其他排在前面的大宗商品，依进口值大小排序：原油，铁矿砂，初级形状塑料（编者注：指塑料原料等），大豆。除了初级形状塑料外，上述商品进口均价均有一定程度下跌，并因此拉低了进口总值的增长。
进口量降幅比较大的是煤，下降9.4%。这主要是国内调整能源结构，用煤量减少所致。大宗商品价格下跌，降低了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对近期出口增长有利。但是持续深度下跌可能导致国际市场动荡，引发一些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稳定复苏十分不利。
除了外部需求偏弱以外，2014年进出口增速不如预期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对2013年内地与香港贸易虚高、投机资金流入造成的基数偏大影响估计不足。
剔除这些因素的影响，2014年中国外贸实际增速应当在5%以上，出口增速则应当更高一些。在世界经济仍处于深刻调整中，市场需求回升缓慢，WTO预计全球贸易量仅增长3.1%的背景下，中国进出口有如此表现，证明外贸总体竞争力并没有下降。所以，对增速不如预期不必过分忧虑。
2014年外贸转型升级
成效初步显现五大特点
服务贸易成为对外贸易
新的增长点
世界经济的低速增长，以及国内传统竞争优势弱化，给了国内出口产业越来越大的压力，同时这也成为技术进步和产业调整转移的动力。2014年前11个月外贸转型升级的成效继续显现。
第一，出口高附加值商品增多。大路货卖不动了，但是设计新、功能全、性能价格比好的产品、品牌产品和名优产品仍然保持较快增长。2014年1至11月传统劳动密集型出口商品如纺织品、服装和鞋由于上了档次仍然分别实现5.3%、6.0%和12.6的较快增长。鞋的出口单价比上年提高6.2%，电动机及发电机、汽车和汽车零配件等出口也都增长较快。
第二，一般贸易增幅高于加工贸易。在加工贸易越来越不好做之后，不少原来的加工贸易企业开始转向一般贸易。2014年1至11月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5.6%，其中一般贸易出口增长10.6%。一般贸易总值占进出口总值比重为53.9%，比2013年提高1.1个百分点。而加工贸易进出口增长3.3%，加工贸易占进出口总值比重与2013年基本持平。
第三，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增大。2014年1至11月，与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长2%、国有企业下降0.9%形成对比的是，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了6.2%，增速高于其他类型企业。民营企业进出口总值占中国外贸总值的比重为34.5%，比2013年又上升了1.2个百分点。
第四，中西部地区进出口增速快于东部。2014年前三季度数据显示，中西部地区进出口增长17.3%，远高于全国增速，对全国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达68.4%，占进出口总值的比重为14.7%，较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而东部地区外贸正处于结构转型阵痛阶段，进出口增长速度普遍不高。
第五，对几大主要市场进出口稳定增长。2014年1至11月中国对欧美地区贸易趋稳。中欧双边贸易总值5574.6亿美元，增长10.1%。中美双边贸易总值5020.0亿美元，增长6.4%。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总值为4327.2亿美元，增长8.4%。中日双边贸易总值为2850.0亿美元，增长0.4%。内地与香港双边贸易总值为3332.5亿美元，下降了7.7%。
虽然2014年已经是中国货物贸易增速连续第三年徘徊在个位数上，但服务贸易仍保持两位数增长。2014年前三个季度中国服务进出口总值为4305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2%。其中，服务出口1572亿美元，同比增长6.8%;服务进口2733亿美元，同比增长12.2%。服务贸易成为对外贸易新的增长点。服务贸易的逆差较大，前三季度为1161亿美元。
2015年期待外贸
稳中趋升
警惕针对中国制造的
贸易摩擦将有增无减
展望2015年，世界经济将保持缓慢复苏和调整态势。美国经济正持续复苏。受到油价下跌的刺激，美国民众消费意愿增加，房地产市场回暖，失业率已经降至5.8%。通胀将仍在温和水平。
欧元区经济表现2014年逊于预期，债务危机阴影并未完全散去。2015年经济增长仍会相对低迷，估计2015年初将推出万亿欧元的投资项目刺激经济。
日本经济在经历两个季度萎缩之后仍未见起色。2014年10月31日，日本决定进一步扩大超宽松货币政策规模。2014年12月15日自民党再次赢得国会选举，安倍晋三继续执政，日本经济是否会有起色仍待观察。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将保持增长，不过表现却参差不齐。非洲西部的埃博拉疫情已经得到控制。但是美元回流、中东地区和乌克兰的紧张局势等不确定因素仍然有可能对世界经济持续复苏产生负面影响。
我国国内正处在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的阵痛期。预计2015年国民经济总体上将持续增长，但下行压力较大，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多，存在一定的经济和金融风险。近期召开的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定调，2015年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促进“三驾马车”（编者注：即消费、投资、净出口）更均衡地拉动经济增长。国家将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逐步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的支撑作用，着力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迈进。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将逐步释放经济增长新的活力。
中国外贸出口传统的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低端产业调整和转移任务艰巨。以技术、品牌、质量和服务为核心的新优势仍在成长过程中。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针对中国制造的贸易摩擦将有增无减。
回顾近几年的变化，可以说进出口连续30年的高增长已经被中低速增长所代替。预计在2015年结束的“十二五”时期将是改革开放以来外贸年均增速首次低于两位数的5年。过去那种靠政府给支持、给政策的做法对外贸发展的促进效用在逐步递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