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区域经济学；区域关怀；弱势区域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40535025)；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07JJD790124)。
作者简介：李小建(1954-)，男，河南孟津人，河南财经学院校长，《经济经纬》主编，河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9)03-0043-04
收稿日期：2009-02―16
一、引言
所谓区域关怀，就是把人文关怀的理念落实到区域，尊重区域主体地位，发挥区域优势。保障区域权益，促进区域间和谐发展，从而走向区域共同富裕；做到整个国家的发展是为了区域，整个国家的发展依靠区域，使发展成果为各个区域所共享。区域关怀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以各地的自然、人文和制度资源的最有效利用为基础，使区域特点得到发挥，区域优势得以体现；二是区域的发展不应该以牺牲其他区域的发展为代价。提出区域关怀的概念，主要基于以下当前中国的背景。一是区域社会经济差异不断扩大。从人均GDP来看，2007年最高的省份上海市达到66367元，是最低的省份贵州省(6915元)的9.6倍，而在1990年，最高的省份上海是最低的省份贵州的7.30倍。在县级尺度上，1990年全国有531个县的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值的50％，而到1998年这个数字增加到677个(李小建等，2001)。二是区域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这种矛盾表现在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多个层面，如区域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诸如水资源冲突、原燃料冲突以及区域经济活动的区际外部性等在一些区域表现突出。例如，随着淮河流域经济社会的发展，淮河流域上游所产生的污染对下游区域人们的健康造成的严重危害，在一些地区出现“癌症村”。还有，国家政策的不公平也可导致区域间的冲突。由于区域发展条件差异明显，中国各地的经济发展进程明显不同。在这样的背景下，同样的国家政策可带来不同的区域实施效果。譬如，在过去30年里，沿海地区在相对宽松的政策下大量占用耕地资源，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目前中西部地区进人快速工业化之时，国家出于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考虑，实行了较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发达区域很难对欠发达区域的牺牲给予完全的补偿，而欠发达区域则会认为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发达区域的“剥削”。三是中央政府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且关注区域问题。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我国已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2007年，人均GDP超过2800美元，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达到27749.16亿元。是1978年的158倍。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强使其具备解决区域问题的能力。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战略任务。把加强农业基础，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和谐作为工作重点。这表明中央政府已开始关注弱势区域和弱势群体，特别是农业区域和农民。因此，只有适应这些新的变化以及处理好这些变化所带来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才能形成各个区域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
二、区域经济研究的“重富”传统
(一)忽视弱势群体的区域发展理论
在区域发展理论中，相当一部分忽略弱势区域或弱势产业。例如，在著名的杜能农业区位理论中，城市是控制区域发展的重要因素，农业的发展以及类型结构。视距城市的距离而定(杜能，1997)。相应地，以农业为主的地区的发展只有依赖于城市地区。同样，在区域增长极理论中，增长极是推进型产业及其相关产业的聚集。尽管在不同的工业化阶段，推进型产业会有所不同，但由于其较强的创新能力、较广的产业关联性、较高的需求收入弹性等特性(李小建等。1993)，农业部门很难包含其中。因而，增长极实际上与城镇密切关联，“增长极就是城市增长中心，该增长中心的增长可以向周围地区扩散”(李小建等，1993)。农业部门所在地区只能是接受扩散地区。
弱势地区的从属地位在区域之间关系理论中也明显体现出来。在赫希曼的“极化一涓滴效应学说”中，以农业为主的“南方”与经济发达的“北方”之间存在着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极化效应导致“南方”的发展受到抑制，涓滴效应推动“南方”的发展，但“北方”则是这种推进作用的主导方(Hirschman，1958)。同样，在弗里德曼的中心一理论中，以农业为主的不发达地区在发展中也处于不利地区(李小建，2006)。
弗里德曼认为，多种原因，会导致个别区域率先发展起来而成为“中心”，而其他区域因发展滞后而成为“”。中心和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发展关系，中心处于控制地位，则在发展上依赖于中心。这主要是由于经济权力、技术进步、创新活动等集中于中心，从而带来生产活动效率和贸易的不平等。这就产生了空间二元性，它随时间而不断强化。尽管以后的研究涉及创新的扩散、国家干预等对区域有利的影响，但总的来说，区域发展的从属地位以及区的贫困问题并没有在理论上引起足够的重视。核心一理论包含了政治和经济权力不平衡，以及区域间文化变迁速率的不对称性(Friedmann，1966)。
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原理则强调工业在空间上累积增长过程。根据他的观点，不管是什么原因，一旦一种新工业配置于一个地区，就会发生连锁效应，从而进一步吸引新的工业，从而使这个地区成为增长中心。这个中心的增长动量将会对其他地区产生扩散效应。例如，通过不断购买其他地区的农产品和矿产原料，或到其他地区进行旅游等活动，使资金流向那些地区。然而，由于生产要素的流动和贸易的发展，增长中心对边缘贫困地区存在着一种不良效应，即回波效应，它使贫困地区的发展减慢，因而地区差异加大。例如，贫困地区的劳动力，尤其是有事业心的年轻人迁移到增长中心；银行系统把边缘地区的储蓄吸走而投资到中心地区；竞争使边缘地区传统的弱小工业破产等等(Myrdal，1957)。
克鲁格曼的中心一模型通过在新贸易理论中加入要素地区间流动的可能性，阐述了基本条件原本相同的两个区域是如何在规模收益递增、运输成本和劳动流动的相互作用下最终分别演变成制造业为中心的核心区和农业为核心的区。克氏的中心一模型认为，较低的运输成本和较大的制造业份额是集聚可持续的必要条件。若一个区域
的制造业份额比另一个区域大，该区域的价格指数就较低，由于紧密的前、后向联系，厂商就能以较低的生产成本生产，从而能支付工人较高的工资，这样，该区域就能吸引更多的制造业工人。从而在空间上出现中心一结构。并且这种中心一模式一旦建立，就能持续下去(李小建，2006)。显然，克氏的研究焦点仍然放在制造业以及制造业集聚的中心上，而忽略了农业和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区域的发展问题。
从以上简要讨论可以看出，佩鲁的增长极理论、缪尔达尔的累积因果关系理论、弗里德曼和克鲁格曼的中心一理论以及赫希曼的极化一涓滴效应学说，都强调了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规律，强调了城乡联系中的城市的主导作用(安虎森，2004)，以及发达地区、工商业、大型企业或创新企业、创新性企业家、经济能人等的重要作用。与此相对应，不发达地区、农业、中小企业、一般民众等弱势群体则被忽视。
(二)中国区域发展研究的“重富”传统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增长问题是政府和民众最为关注的议题。长期以来，中央政府的政策主要以经济增长为中心，为此十分强调培育和加强经济增长点。(1)重点支持城市增长。建国以来，为了促进以工业为主导产业的城市区域的快速增长，国家实行了“以农补工”的政策，财政支出结构具有明显的“城市偏向”特征：财政支出的大头在城市，保障的对象主要是非农业人口。从1952年～1990年我国农业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的总额达11594亿元，农业提供的积累在国民收入积累额中所占的比重，在工业化初期达到40％以上，整个20世纪60年代也都维持在较高水平，进入80年代才有所减少(冯海发等，1993)。(2)重点支持发达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为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国家采取了优先支持区位和经济条件较好的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包括支持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开放区和保税区、沿海开放地区等(魏后凯，2006)。国家的投资布局也向沿海倾斜。到1990年为止，在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地区分配中，沿海地区已经提高到50.9％。
与此相应，中国区域经济学家十分重视对区域经济增长相关侧面的研究。从上世纪50至90年代，先后进行了待开发地区的自然和经济综合考察，工业基地规划、铁路沿线调查，重点地区区域规划、农业区划、各省市区地域开发规划；90年代至21世纪初，进行了大区域发展战略，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研究；本世纪以来，进一步参与国家和各地区政府决策，在国家以及大区域的区域规划、产业集群、外资区域影响等方面进行系统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陆大道，2007)。不可否认，这些研究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这些研究都主要以区域经济增长，尤其是发达区域的经济增长为主线，其核心都是围绕促使具备特定发展条件的地区先行发展起来，优势区域先富起来，其结果是在国家政策视野以及学者研究视野中农村区域和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落后区域逐渐被边缘化。
然而，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约有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这与西方发达国的后工业化社会有很大不同(李小建，2004)，中国区域经济学者不应该盲目跟从西方学者的研究，应该基于中国实际，发掘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问题。从区域关怀的角度来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均在农村地区和弱势地区。区域经济学家为了服务国家需求，应该关注对这些地区的研究。
三、区域关怀研究的内容
(一)关注区域发展阶段的差异
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各区域之间的发展基础、发展条件存在很大差异。这些发展条件的差异，在发展速度、发展进程上也有明确反映。其中，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在同一时刻，不同区域往往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正如图l所示，在t1时刻，区域1已经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时，区域2才刚刚起步阶段，而区域3的经济发展还没有进入起步阶段；到t2时刻，区域1进入发展的后期阶段时，区域2才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而区域3的经济发展才刚刚进入起步阶段。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有不同发展特点，有不同的政策需求及其他环境需求。在全国统一的格局下，应考虑不同发展阶段区域的要求。以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的关系而论，一般来说，处于发展初期阶段的区域由于快速的工业化进程，经济增长方式相对比较粗放，对土地、能源等资源的需求大，对环境污染也比较严重；而已经进入发达阶段的区域，由于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开始逐步由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转型，对资源的消耗降低，同时污染物的排放量也开始逐渐减少。如果全国实施完全一致的资源政策，可能会带来十分矛盾的结果：如对发达地区有利，便对欠发达地区不利；若照顾欠发达地区，则对整个社会带来资源过渡消耗的威胁。因此，从区域关怀的角度来看，应该关注区域发展阶段的差异，区别对待。当然，从全国宏观调控角度，也可为了资源持续利用和环境保护，采取相对严厉的政策。但必须配以公平的资源环境补偿机制，以使为保护资源环境做出贡献的区域得到较好的回报。
(二)关注区域优势的发挥
不同区域有着不同的优势。基于国家优势的发展设计，并不一定是区域层面的最优设计。从区域关怀的角度研究区域，应注重充分发挥每一个区域的优势，针对每一个区域的优势，设计相应的发展战略、发展途径和举措，进而建立不同类型区域的发展理论。如城市地区具有基础设施好、人才密集的优势，在研究中，应关注其集聚经济效应的进一步发挥；同时，还应考虑对周围地区的辐射带动以及其负向外部性问题。相反，农村地区具有自然资源丰富、环境优美等优势，在促进农村地区这些优势发挥中，应该兼顾区域经济发展与资源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不仅如此，同样的城市地区，同样的农村地区，也可具有不同的优势特点，相关研究更应关注这些具体差异，以充分调动区域的发展积极性。
(三)关注落后地区的发展
尽管区域关怀不应该有区域歧视，但是由于落后地区长期被人忽视，故应该给予特殊关怀。从区域经济研究的角度对落后地区的关怀时，可从明确落后地区的发展条件和所处发展阶段的特点人手，根据这些发展条件和阶段特点思考落后地区的发展机理、发展路径。比如，思考如何激发落后地区各种行为主体的积极性，使他们参与到区域的发展中来。如在农村地区，如何调动农户的积极性，促使农区发展；进而建立基于农户的农区发展理论。还可研究如何通过区际联系促进落后地区借助发达地区的力量实现发展等等。
(四)关注特殊问题地区的发展
特殊问题地区包括资源枯竭地区、老工业基地地区、农民工集聚地区、农民工流出地区等等。从区域关怀角度，应该针对这些地区所存在的主要矛盾，研究其形成原因和解决途径，并进而在理论层面进行凝练，为相关决策提供支持。
事实上，有些特殊问题是社会不公造成的，这些区域实际上承担了应该有更多的区域承担的负担。譬如，长期以来，资源型区域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伴随着资源枯竭，这些地区原有产业萎缩，职工下岗，并可能出现如矿区沉陷、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问题。类似地，国家所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把原来缺乏生机的国有企业改变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崭新企业。在为企业拥有者带来了巨大的利益的同时，也带来原有工人下岗失业，导致一些国有企业集聚地区成为了低收入人群集中区。最近，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大量农民工返乡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以河南为例，2008年9～11月，共有120万农民工返乡，主要集中于河南东南部地区，这些返乡的农民工已难适应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给所在区域带来了就业压力和社会问题，有些地区已出现社会治安恶化的苗头。区域问题的背后隐含着一些深层次的机理。如有些问题的形成便与受益者与实际成本支付者错位有关。从区域关怀的角度，研究者应该通过更深层次挖掘，更全面角度分析，为更好地解决问题、改变区域状况服务。
四、区域关怀研究中的思维方式转换
(一)研究立足点的转变
前面对传统区域发展理论分析表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在立足点上存在一些偏向。从区域关怀的角度，这些偏向应该给予纠正。(1)从工业偏向转变。前已述及，区域发展理论以及中国的区域发展实践均十分注重工业，尤其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创新性产业的特殊作用。然而，农业在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在中国的广大农区，工业很难在短期内取代农业而成为区域的主导产业。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农业在农区发展中的特殊作用必须给予足够的关注。甚至在某些农区，农业应该成为区域研究的核心。(2)从城市和核心区域偏向转变。为促进经济增长，长期以来城市或经济核心区被放在区域发展的首要地位。但是，这些区域仅仅是众多区域的一部分。从区域关怀的角度，在这些区域之外有更多的区域需要我们的关注。与此相关联，一些非区域性政策也具有明显的(或潜在的)空间影响。如对于特定产业部门的激励，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以及标准价格政策和税收政策等，也会对不同区域产生不同的影响。在诸多情况下，这些影响严重偏向于繁荣的核心区和首位城市(理查森等，2001)。(3)从强势个体(大型企业、能人等)偏向的转变。长期以来，在中央政府和许多地方政府眼里，大型企业是区域经济增长的核心，通过促进大型企业的发展。从而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这种认识上的偏见导致政府在政策制定以及资源分配过程中对强势个体的偏向。因此，为了做好区域关怀研究，区域经济学在研究立足点上应该由过去关注强势群体(城市、工业和发达地区)为主的格局向两者兼顾或关注弱势群体的格局转变。
(二)研究思维的转变
1，内外理论嫁接。中国本土的区域研究，侧重于问题导向，并不注重科学规范基础上的科学问题提炼。与此相对应，近年来一些学者引入西方区域经济学或区域科学的研究范式，强调区域研究的科学化；还有一些学者关注西方新近兴起的人本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区域研究新思潮(刘云刚等，2008)。从区域关怀角度看，这些中外研究范式各有侧重，各有使用的区域背景。为此在区域研究中，应注重内外理论的嫁接，不同方法的融合。一方面要结合区域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宜的研究思路；另一方面要将西方范式中的精华与本土实际相结合，创新思维，发展富有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学研究模式。
2，经济、社会和环境统筹。中国的经济、社会和环境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资源、生态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区域关怀研究的过程中，应该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统筹起来。不仅要注重经济发展对社会的贡献。更要注重区域资源环境保护对社会的贡献，并对这种贡献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偿。
3，区域导向性理论选择。不同区域应该有不同的理论。已有的区域发展理论，都出自一定的区域背景，并且有一定的适应条件。在具体的区域发展研究中，应根据不同类型地区的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状况，选择相应的理论支撑框架。注意通过特殊环境条件下的区域发展特殊机理的研究，构建相应的区域发展理论。
4，弱势区域理论构建。从区域关怀角度构建弱势区域的发展理论，应着眼于发挥区域优势，考虑如何最大限度调动区域内行为主体(如农区中的农户、农民等)的积极性。创造适合弱势行为主体优势发挥的环境，建立不同行为群体之间或它们与环境之间的良性互动。此外，研究区域之间的联系，尤其是与强势区域之间的联系，将外生力量转变为区域发展的驱动力，构建内外因素融合、利于弱势区域发展的理论。
五、结语
基于区域经济社会差异在不断扩大、区域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区域不公平有所增加以及区域研究者的“重富”状况，在中央政府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且关注区域问题的背景下，笔者将人文关怀理念用于区域经济学研究，提出了区域关怀概念。区域关怀的关键，是始终贯彻尊重原则、机会平等原则和合理补偿原则。尊重、平等和自由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正的最基本理念(王小文，2008)。区域关怀的核心，是区域之间的公平待遇。中央与地方以及各地方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和谐式的家庭关系，是一种相互尊重的关系。区域的机会平等指每一个区域有大致相等的发展机会，即各区域发展机会起点应该平等，发展机会的实现过程也应该平等。承认不同区域发展条件的差异和发展阶段的不一致，给予适应其发展条件和发展阶段的发展理论支持，给予相应的政策关怀。补偿原则是指国家或大区域为了某些整体利益的实现，可能要危机某些(小)区域发展机会时，应当给予这些(小)区域应有的机会或利益补偿。
关键词村级集体经济；现状；问题；对策；浙江嘉兴；南湖区
中图分类号F321.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739（2014）03-0348-02
南湖区现有6个农业镇（街道），57个行政村。2012年底全区有农户5.22万户，农业人口19.51万人，耕地面积1.92万hm2，其中水田1.76万hm2。2012年全区农业总产值37.49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8232元。南湖区将全面推进新一轮村级集体经济“壮大计划”，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方法，以加快经济薄弱村转化为重点，加强政策扶持，大力发展物业经济，创新发展模式、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增强村级集体经济的“造血”功能，保障农村基层组织正常运转，提高农村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现代新农村奠定坚强的物质基础[1-2]。
1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现状及特点
南湖区历来重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从2008年起，区委、区政府提出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先后出台了《关于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大经济薄弱村扶持力度的实施意见》《南湖区经济薄弱村扶持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等文件，采取多种措施，拓宽发展路子，加强规范管理，创新体制机制，全区村级集体经济取得了较快发展。南湖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主要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1村级集体资产快速增长
截至2012年底，全区57个行政村拥有总资产11.88亿元，比2008年增长106.89%，村均拥有集体资产总额2084.21万元；村级净资产为7.79亿元，比2008年增长69.06%，村均净资产1366万元。从2008年第1轮经济薄弱村扶持实施以来，全区共申报经济薄弱村扶持项目27个，其中标准厂房建设项目16个，小区商业用房和店面房建设项目10个，钢管大棚建设项目1个，项目总投资3735.18万元。其中市级财政补助931.25万元，区级财政补助575万元。村级资产质量得到有效提高，可用于村级集体增收的资产快速增长。
1.2村级集体经济收入稳步增加
2012年全区村集体经济总收入6902.7万元，村均收入121.1万元，比2008年增长35.9%。村均经常性收入（包括经营收入、发包及上交收入、投资收益、较稳定和财政转移支付收入）72.17万元，比2008年增长59.8%。村级经常性收入的快速增长得益于政府在村级经济“造血”功能上的政策扶持。2012年各级财政补助收入1638.44万元，村均补贴收入为32.77万元。
1.3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
2012年，全区村集体经济收支结余总额为443.36万元，村均收支结余8.87万元，比2008年增长52.88%。但是，全区有25个村集体经济收支结余为负数，占总村数的44%，说明全区仍有近1/2村入不敷出。全区经常性收入30万元以下的仍有25个村。经常性收入最高村为1017万元、最低村仅为6.42万元（不包括村干部基本报酬财政转移支付收入），富裕村和薄弱村之间的集体经济收入差距逐渐拉大，两级分化趋势日益明显。
1.4经济薄弱村转化效果显现
全区在2008年第1轮经济薄弱村转化过程中，通过强化班子建设，开展物业项目建设发展，加强财务监管等有效手段，巩固发展一般村，加快转化薄弱村，从总体来看效果明显。如第一轮薄弱村转化过程中，凤桥镇星火、联丰、三星、永红4个村在凤余公路边联建店面房3314.28m2，年租金23.09万元，村均5.77万元。截至2012年底，第1轮经济薄弱村扶持计划中确定的年村级集体经济总收入30万元以下的18个经济薄弱村（股份）经济合作社集体经济总收入均达到30万元以上，其中凤桥镇永红村等5个村集体经济经常性收入已达到30万元以上。
2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发展能力不足
就一般村而言，村民小富即安的思想难转变，只求过得去，不愿再谋新发展、再做新探索。就薄弱村而言，村民求稳怕乱思想难转变，只求不出事，不敢或不愿在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上动脑筋，只能等政策、靠政府、要资助，对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不主动、不积极。
2.2增收渠道萎缩
一是租金收入增势减缓。受宏观调控政策影响和土地等要素制约，村集体对非农建设用地的支配空间越来越小，建造标准厂房、商业用房等新增物业难度加大，租金收入逐渐变少。二是政策性收入空间缩小。当前村一级已全面取消固定面向农民收取的村公益事业资金，土地流转收益全部返回到户。三是补收入剧减。由于大规模土地整理基本完成，建设征用速度放缓，土地征占用等补助收入将大幅度减少。
2.3区域环境存在差异
凡临近城镇、集镇、近郊的村庄，得益于优越区域位置、便利的交通条件、丰富的信息资源和较为先进的生产经营理念，村集体经济实力较为雄厚。而地处偏僻、远离城郊、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村，即使通过扶持开展了物业项目建设，租赁收入也比较低，效益无法得到充分体现，村级体经济也比较薄弱[3]。
2.4土地因素制约
从前几年的发展来看，多数薄弱村以挖掘原有的集体建设用地资源为主要手段，开展物业项目建设，村内原有的土地资源已得到了充分的挖掘。若土地未经审批而违规操作，必将出现浪费，造成损失。从全区来看，无论是经济强村，还是经济薄弱村，要发展物业经济，土地是最大的一个制约因素。
(一)教育制度因素
教育制度是导致教育不公平的根本原因。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教育长期以来一直实行的是“重城市，轻农村”的政策，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经济的薄弱，为了尽快发展经济，我国选择了走工业化道路，此时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是“农村哺育城市，农业为工业服务”，党和国家把主要的力量都集中在城市，包括教育也是如此，无论是教育经费还是师资力量都主要投向城市，而农村的经济和教育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国家预先规划的政策是“农村哺育城市，等城市发展起来了再反哺农村”，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我国城市的发展已经强大，本该是到了“城市反哺农村”的时候，但是，在教育政策方面，国家还是把大部分的教育经费投向了城市学校，而农村学校的发展始终处于弱势。另外，由于目前我国农村经济比较落后，很多师范院校的大学毕业生不愿意到农村任教，城市和县城的教师也都不愿意到农村学校去，导致农村的中小学校派不进去公办教师。20世纪90年代末，在高等教育“”的背景下，由于国家片面追求教师的高学历，不切实际地将三级师范教育改为二级，取消了主要为面向农村学校输送小学教师的中等师范学校，唯一一条向农村小学输送正规教师的渠道也由于国家制度的原因而被堵上了，导致近年来农村小学教师的严重短缺现象。在教育经费制度方面，由于我国目前教育经费制度实行的是以“县级财政为主”，公办教师的工资主要由县级财政来承担。在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县，特别是那些贫困县，即使国家给了公办教师的名额，但是由于经济的制约，为了节约教育成本，也只能低价聘用一些非正式的代课教师。这些代课教师大多数都没有经过正规的师范教育训练，有的甚至连学历都不达标，农村中小学的教育质量就可想而知。当然，也不排除有一些业务能力强、对工作认真负责的代课教师，但是与城市里那些接受过正规师范院校教育，有着先进教育理念的教师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由此导致了教育质量的巨大差异，加剧了原本就已存在的农村地区教育的不公平。
(二)社会经济因素
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教育发展的基础，城乡之间社会经济的巨大差异也是导致教育不公平的主要原因。我国长期实行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制度，这种社会制度的二元分割导致经济的发展也呈二元分割状态，城乡之间的经济存在巨大的差异。进人21世纪后，虽然我国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惊人，但城市经济的发展更为迅速，城乡之间经济的鸿沟始终存在，因此，城市人和农村人获得教育资源的经济基础是不同的[‘〕。在农村，由于经济落后，导致在农村地区、尤其是偏远、贫困地区的农村小学派不进足够数量的公办教师，只能聘用一些非正式、廉价的代课教师。由于经济的落后，从而导致教育条件的落后，农村地区的很多学校，由于经济原因连最基本的教学设备都无法提供，有的学校只能艰难地维持教学运行。如《中国教育报》2004年夏天对174个地市和县教育局长的问卷调查显示，超过50%的农村中小学“基本运行经费难以保证”，超过40%的小学仍然使用危房，缺少课桌凳的小学接近40%，超过30%的农村小学“粉笔论支有限发放”，接近40%的农村小学“交不起电费、有电不敢开灯”{71。在这样的教育条件下学习的农村孩子，与那些拥有多媒体教学设备、利用网络资源进行学习、享受着现代化教学设备的城市孩子相比，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因此，城乡社会经济的巨大差异也是导致城乡之间教育不公平的一个主要原因。
(三)社会阶层差异因素
社会阶层差异是导致教育不公平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我国著名学者陆学艺教授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占有状况为标准把社会成员划分为十大社会阶层，由高到低分别为:(l)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2)经理人员阶层;(3)私营企业主阶层;(4)专业技术人员阶层;(5)办事人员阶层;(6)个体工商户阶层;(7)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8)产业工人阶层;(9)农业劳动者阶层;(10)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sJ。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农民是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和次底层，他们占有最少的社会资源，基本上没有什么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但是，拥有这些资本的多少又决定了各个阶层的子女分别接受什么样的教育，例如在我国，由于重点学校制度的存在和国家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导致在全国各地盛行一股炽热的“择校风”，目前，我国的择校途径主要有3种:一是公费生(也就是高分生)，即通过考取高分获得就读于重点学校的资格;二是“以钱择校”者，也就是通过缴纳高昂的择校费获得就读于重点学校的资格;三是“以权择校”者(也就是所谓的“条子生”)，通过其父母特有的社会关系(即社会资本)来获得就读于重点学校的资格。而对于农民来说，社会资本的缺乏，意味着他们不能通过社会关系为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经济资源的短缺，意味着他们拿不出更多的钱为子女缴纳高额的择校费，不能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学习用品，有的甚至连最基本的学习用具都买不起;文化资本的缺少，意味着在孩子具体的学习内容上不能提供实质性的帮助。例如，由于文化知识的缺少不能为孩子辅导功课，由于观念的落后在孩子的人生规划上不能提供很好的建设性建议等等。因此，对农民子女来说，只有通过自己付出比其他阶层子女更多的努力，考取更高的分数才能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但是通过考取高分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农民子女人数却只是凤毛麟角，只有少数幸运者才能进人重点学校，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由于社会阶层的差异使处于社会不同阶层的子女在获取优质教育资源上存在差异，从而导致其学业成绩的差异，因此，拥有少量社会资源、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村学生与那些拥有较多社会资源、处于社会上层的城市学生相比，其学业成绩也是天壤之别。
二、促进农村地区教育公平的对策建议
(一)完善教育制度，使教育政策更多地向农村地区倾斜
虽然近年来，无论是制度方面还是经济方面，国家都向农村地区有了一定的倾斜，但是这对缩小城乡之间的差异还远远不够。我国目前的教育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教育制度制定时，无论是教育经费还是教师资源都应该更多地向农村地区倾斜，以保证农村地区学校和师生的利益。(l)在教育经费制度方面，国家应该把更多的教育经费投向更需要资助的农村学校，特别是对于那些贫困县，可以把原来“以县级为主”的财政政策改为“以国家或以省级为主、以县级为辅”的财政政策，尽量减轻县级财政的负担。(2)在教师制度方面，首先，可以实行教师流动制度，最好“以县为单位”进行流动，因为这样可以方便教师各方面的生活。使县城的教师和农村的教师之间进行对换，这样，l)可以让农村的学生享受到优质的教师资源;2)县城的优秀教师可以帮助农村的学校和教师提高教学管理和教学业务等方面的技能;3)使农村的教师可以与县城学校的教师进行面对面的学习和交流，他们可以把从县城学校学习到的先进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应用到农村学校教学与管理中。其次，国家可以制定相关的优惠政策，吸引优秀教师和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学校工作。例如，对于到农村工作的优秀教师和优秀大学毕业生，可以给他们提供比城市教师更高的工资，再提供一些只有在农村学校才可以享有的比较高的补助费用，使他们在经济上比城市学校教师更有优势，另外，提供更多带薪免费进修的机会，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提高自身素质和业务能力。再次，对于最难解决的农村小学教师短缺问题，可以恢复原来废除的中等师范学校教育制度来加以缓解，让农村小学教师队伍更稳定，这也是解决教师短缺的最好的途径。可能有人会认为这是在走倒退之路。但笔者个人认为这并不是倒退，因为我们所做的每一次改革都是在尝试，当尝试过之后，如果其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说明这次尝试是成功的，道路是正确的，我们就可以大胆地向前走;但当尝试之后，如果其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时，说明这次尝试是不成功的，此条道路不正确，我们还可以退过来按照原来的办法行事。因此，任何制度都要依据现实情况而定，不能违背现实，取消面向农村学校输送小学教师的中等师范学校教育制度，最起码就目前农村经济发展的状况和现实情况看，有些太过仓促，与农村地区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不相符合。
(二)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为农村学生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
经济是办学的前提，农村地区教育落后，除了国家教育经费制度不够完善的因素外，农村地区自身经济发展的落后，也是导致农村地区教育落后的主要原因，因此，我国除了要完善教育制度之外，还应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的收人。农村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村地区，除了农业收人之外，很少有其他的增加农村经济和农民收人的途径。因此，我国政府应该对农村地区和农民实行各种优惠政策，通过多种途径帮助农村发展经济，增加农民收人。例如，可以为他们提供低息或者无息贷款，帮助农村开辟一些发展副业的渠道，为农民提供技术上的指导，并提供销路〔9}，这样不但发展了农村的经济，也增加了农民的收人。只有农民的收人提高了，农村的经济发展起来了，才会有更多的经济实力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改善农村的办学条件，农民才会有经济能力为自己的孩子提供更多更好的教育资源，也才能吸引更多的优秀教师。只有这样，农村地区与城市的教育差别才会逐步缩小，农村地区的教育公平问题也才能逐步解决。
(三)建立“多管齐下”的教育弱势群体补偿制度
教育弱势群体是指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弱势地位而导致缺乏教育机会，从而在教育改革和发展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依照陆学艺教授的社会阶层划分理论，农民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和次底层，他们占有的社会资源是最少的，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关系等方面都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农民应该属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而处于学龄时期的农民子女，由于其父母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关系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导致他们在教育改革和发展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农民子女应该属于教育弱势群体。所谓教育弱势群体补偿是指“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为保障弱势群体(处境不利群体)的基本教育权利而设计的教育补救制度和采取的各种教育补救行为的总称。”〔‘”〕8，弱势群体补偿制度，是指挑选出那些处于社会不利地位的群体，从这一不利群体的特殊地位、视角来看问题、分析问题。对弱势群体和个人给予一定的倾斜和保护，以是否最大限度地满足这一不利群体的利益为标准来确定教育的分配。对于农村学生这类教育弱势群体，有必要建立“多管齐下”的教育弱势群体补偿制度，在制度、经济、文化等方面给予他们更多的补偿。(l)在制度设计、政策制定上，要向有利于农村教育弱势群体的方向倾斜。(2)在经济上，应提供更多的经济或物质上的补偿。例如，国家要给农村学校划拨比城市学校更多的教育经费以改善办学条件，吸引更多的优秀教师。对于在农村地区学校任教的教师，应提供更高的工资和更多其他方面的经济补助。对于农村学生，也要适当给予经济或物质上的补助，虽然国家现在在义务教育阶段实行了“两免一补”政策，但是这样的补助幅度还远远不能满足农村学生最基本的学习费用要求，例如，有些经济特别困难的家庭，甚至支付不起学生最基本的学习用品费用。另外，对于农村地区高中阶段的学生，应专门针对他们实行一些资助政策，给予一定的资助。因为在义务教育阶段国家实行了“两免一补”的政策，学生可以免除学杂费，高等教育阶段，国家对贫困生有一定的资助政策，但是高中教育阶段，特别是对于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子女来说，则成了黎明前的黑暗。因为高中的学费价格不菲，但是国家对高中教育阶段的贫困生又没有任何的资助政策，因此，许多农村家庭供养不起孩子读高中，很多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就结束了自己的求学生涯。(3)在文化方面，国家应组织相关的部门和人员开展“送文化下乡”活动，为农民普及更多的文化知识、教育知识和科普知识，向他们宣传一些国家最新的惠农政策和教育政策，以拓展他们的视野，使他们更多地了解农村外的世界，从而有利于教育自己的子女。但是这项活动绝不能流于形式，而要真正落到实处，使农民确确实实地受益。只有这样，弱势教育群体才能平等地享有公共教育资源，真正得到平等参与教育、平等发展的机会。
三、结论
论文摘要：江苏地方政府在解决农村公共物品问题上的现实困境，说明必须依托和发挥非营利组织的力量。因此，加快制度设计，采取多种举措发展农村非营利组织，对于尽早实现江苏农村公共物品供需平衡有着较大作用。
尽管我国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配置公共资源上有着绝对权威和主导地位，但各级政府部门之间过长的委托-链，加大了管理运作成本，因而同样存在“政府失灵”。在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思想指导下，农村公共物品的供需问题越来越成为各级政府重点关注、担忧的难题所在，众多学者也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个角度加以阐述。农村基层政府机构膨胀，行政经费普遍不足，必需依赖“以农养政”才能生存，基层政府自身不能有效提供农村社会发展所需的公共物品，相反通过管理或“管制”农村、农业、农民来汲取社会经济资源，解决自身庞大的运作成本。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原因之一就是单兵突进、孤军深入式的单一行政管理模式。在“全球结社革命”的时代背景下，和谐治理农村公共物品问题，必须依托和发挥农村非营利组织的力量。江苏作为经济大省，经济相对发达，完全有条件在全国率先发展农村非营利组织，实现江苏农村公共物品供需平衡。
一、江苏地方政府在农村公共物品问题上的现实困境
（一）政府财政不足以提供充裕的农村公共物品
地方财政支出严重不足，缺乏提供社会公共物品的财政基础。虽然江苏省财政收支状况明显好于全国水平，财政收支有较大盈余且基数在逐年加大；江苏省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民政事业费支出呈不断上升趋势，但民政事业费实际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每年下降，与江苏经济大省的地位极不协调。2006年江苏省民政事业费支出达50.27亿元，地区生产总值21645.08亿元，民政事业费支出占GDP比例为0.2346%。同时，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对农民需求的动态适应性也不强，农业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呈现反方向的不断下降的趋势。这折射出地方财政对农村、农民、农业的扶持是力不从心的；不断增长的民政事业费支出中用于满足农村、农民、农业的公共需求的份额偏少；农村非营利组织如农业技术协会的经费基本上来自于村提留和乡统筹拨款，而乡村财政本已捉襟见肘，对农村非营利组织的财政支持自然就极为有限；江苏省行政体制改革仍相对滞后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决定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往往是上级政府的行政命令。
（二）城乡二元政策掩盖了农民对公共物品的有效需求
我国长期以来实施的是一种非均衡的城乡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农民税外负担沉重。农村社会群体对公共物品、公共服务的需求被弱化、回避，他们成为被社会所忽视的弱势群体。当我们在谈论城市居民社会福利最大化、确保他们获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时候，广大农民的社会福利需求被忽视了。加之农民自身普遍地丧失话语权，缺乏表达内心需求的能力，不知怎样表达、向谁表达、如何表达等。农村弱势群体更多的要依赖自身进行自救、自助活动才能摆脱困境。2006年江苏省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43.1万人，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传统救济的总人数105万人，分别占城乡人口比例的1.1%、2.89%。近年来江苏省社会救济人员中，农村居民数量远远大于城市居民数量。这说明农村弱势群体对社会救助、社会救济、社会公共物品的需求远甚于城市弱势群体。江苏省民办收养机构占据着很小的市场份额，农村社会福利机构数量、规模等都不如城镇社会福利机构。而农业生产过程的高风险性、不确定性、不安全性，使得农村和农民对公共物品供给有着巨大的渴望和企盼。城乡有别的非均衡发展的二元政策固然有其不得已而为之的政策含义，但在一定程度掩盖了农村公共物品的实际需求。其实，农村贫困重于城市贫困，关怀农民福利甚于关怀城市居民福利。
（三）区域社会发展差距加重了农村公共物品的不和谐状态
非营利组织的产品和服务包括许多层面，如扶持社会弱小群体、促进贫穷落后地区的扶贫开发、捐资助学、赈灾救济等，极大地提高了国民收入再分配起点以及再分配过程和结果的公平性，提高了社会整体福利水平。江苏不仅区域经济差距显著，与此相应的区域社会发展差距也特别显著，各地财政对公益事业的资金投入随之呈阶梯形态。苏南、苏中、苏北农村社会发展也是层次分明、梯度递减。苏北灌溉总渠以北经济薄弱、贫困区域，公益事业发展资金严重短缺。一视同仁的经济发展政策其实蕴含着不公平成分，资金劫贫济富的天然法则使区域经济不发达地区公益事业“失血”严重，农村非营利组织发展同样呈现“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马太效应。而村民自治因缺乏丰富的民间组织资源支撑而显得后继乏力、难以为继。农村非营利组织在农村公共物品供需活动中的基础性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
由此可见，单靠政府部门、政府职能来全方位提供并满足广大农民对公共物品的巨大需求，需要付出极大的管理成本，对于财力尚且薄弱的政府机构来说，既低效也不现实。提供农村公共物品的任务必须由包括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在内的非市场机制来完成。非营利组织可以通过提供种类繁多的多元化公共产品来满足广大农村居民的多元化需求。将我国农村公共物品和发展非营利组织问题整合起来进行制度设计，把政府有关职能和权力让渡给社会非营利的中介组织、行业协会等，依托非营利组织加以综合治理、制度创新，或许效果更为明显。
二、发展农村非营利组织，实现江苏农村公共物品供需平衡
目前美国非营利组织已经达到100多万个，他们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相比而言，我国非营利组织规模、数量还很弱小，广大的农村“草根组织”更是经费紧缺。我国民间组织总体上远远不如市场中的企业组织有活力，其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甚至可以用“半休眠状态”来形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盲目地把政府职能转移到非营利组织尤其是农村非营利组织，就有可能出现“志愿失灵”，也不利于建设和谐社会。
（一）完善以法律规制为核心的制度设计，确立农村非营利组织的合法性地位
政府部门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合作而不是统治关系，两者携手合作、共同治理社会公共事务，甚至是“政府退、民间进”境地。但怎样才能“放水养鱼”？以法律为核心的制度设计是发展农村非营利组织的前提条件。民主政治与政治民主只有依托法律规制，才能从理想变为现实。制度设计可以形成良好的初始制度路径，降低后续的制度再设计成本，为非营利组织发展提供强制性法律保障。针对江苏农村实际情况，江苏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思想，应该采取分类、分地区、分步骤操作措施。重点营造县级以下非营利组织提供公共物品的网络体系，如完善科协管辖的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和工会管辖的职工技术协会，建立直接服务于社区、服务于农村综合改革的农村非营利社区学院。采取南北有别的政策扶持措施，苏南地区更多的发展社区自治组织，苏北地区重在发展村民自治组织，有条件的苏中地区分步实施社区自治。针对产业重点不同的地区，实行地方特色的制度政策。如针对沿海主要产粮产棉区，可以重点培育农业技术类非营利组织；配合海洋经济，发展海洋农牧业、水产业类非营利组织；对于农村城镇化速度较快区域，发展城镇化非营利组织；即便是在同一个区域，如果农村非农从业人员已经超过务农人口，那么发展城镇社区化非营利组织更为适合。逐步划清政府机构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职能边界，使农村非营利组织向事业单位过渡，并最终转化为民间组织。尝试建立立足长三角、服务长三角的农村非营利组织网络体系，实现网络化布局、网络化服务、网络化发展。
（二）提供多渠道经费来源，确保农村非营利组织的可持续发展
研究表明，我国非营利组织最大的约束瓶颈是缺乏经费，慈善捐款不足是非营利组织与生俱来的弱点。萨拉蒙指出，就非营利组织创造可靠的收入来源以充分响应社群需要而言，它具有严重的缺陷。即便在发达国家，政府资助也是多数非营利组织获取经费的主要来源。对于江苏省农村非营利组织而言，改革的目标排序应该是先进行增量改革，多元化筹措经费，尤其是借助于相关法律保障政府对农村非营利组织的资金投入与江苏经济发展水平大体相当，而不是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速度；切实加大对苏北农村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通过政府投资重点扶持苏北农村公益事业，促进农村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江苏农村经济富裕，可以通过法律途径鼓励民间社会资本进入非营利医疗卫生、教育、科研机构。要为尚且弱小的农村非营利组织建立一种输血、造血机制，然后在条件许可的时候对非营利组织进行改造。政府建立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保证非营利组织具有稳定的合法的经费来源。
（三）加强能力建设，扩大农村非营利组织服务面向
赫茨琳杰指出，非营利组织缺乏企业所具有的三种责任机制：缺乏个人利益的存在，缺乏提高效率的竞争机制，缺乏显示企业最终业绩的晴雨表——利润，有关利润的业绩评价指标几乎没有。正是不以利润为活动目标，导致责任不明、管理混乱，因而导致其服务低效，这些均直接威胁其生存与发展。尤其是农村非营利组织，普遍表现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程度较低。因此，针对江苏经济相对发展、社会相对更为进步、农村相对条件较好、民众观念相对开放的现实，当务之急就是加强江苏农村非营利组织的能力建设尤其是融资能力、责任能力、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提高农村非营利组织在社会公众中的公信力，扩大农村非营利组织在经济发展、社会服务、扶贫救济和赈灾慈善等的公共产品供给力度，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利用江苏的地理优势，承接上海、浙江农村非营利组织的管理经验，采用请进来、送出去等多种方式提升非营利组织能力。加强能力建设，必然涉及到对能力的测评问题。非营利组织的第三方评估（认证），在欧美国家早已形成制度，可以借鉴他国的成功经验，着重从组织使命和结果维度评估组织绩效。
参考文献：
1、王绍光.金钱与自主——市民社会面临的两难境地[J].开放时代，2002(3).
关键词农村小农经济社会主义新农村
我国的农村发展经历了2000余年封建社会的发展，其自给自足的生产形态，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社会形态之一。建国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社会结构、意识形态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村也不例外。但是，相对于城市迅速发展的脚步，农村还保留着许多封建社会的特征（不包括沿海发达地区新型农村城镇区域的农村范围），由此笔者提出“半封建农村”的概念，来重点讨论这些区域农村的经济文化特点及发展路径。
1半封建农村的形成2半封建农村的特点
2.1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与相对落后
现今的中国农村经济，或多或少的都带些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特色。而对于本文所研究的“半封建”农村，基本都体现为强烈的自给自足的经济色彩。由于二元经济和二元社会结构的存在，农民被局限于农村，农村与城市割裂，人口、信息、资源的流动都较少，近年来农民进城打工增多，但是农民工的根在农村，他们难以负担城市生活的高成本。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无疑是不符合时展潮流的，脱离了主流经济的发展自然难以分享改革的成果。
“二元经济”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下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是导致农村贫穷落后、资本积累薄弱、生产方式落后的重要因素。当20世纪80年代我国完成农业支持工业这一目标时，并没有大力实施第二步骤——工农业平衡发展，而是继续以粮食收购、税收、土地征用等不等价政府收购形式"掠夺"农村，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民收入难以提高。而且，经济的发展越是滞后，农村组织的“半封建”特点越是明显。
2.2民主意识的缺位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建国后翻天覆地的改革，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旧时以家族管理为特征的村民组织不复存在，但是家族的影子在现今多数的农村中还大量存在。由于二元结构的存在限制了农民的流动，实际上现在农村村民一般还是由几大家族构成，家族内部的联系还是很紧密，并且成员都注意维系本家族成员的利益，因此即使是在如今村民选举自治的情况下，这种封建家族管理的影子还是显现其中，理由很简单，成员多的家族自然在选举中占据优势。在笔者调研过程中，还曾经发现过村支书“世袭”的情况，老子在位时对儿子可以栽培，扫平道路，一待时机成熟便扶持上马。综观农村基层民主的现状，笔者认为，村民的日常生活基本还是按照传统的伦理道德来行事，其中不乏封建思想的糟粕，民主意识的深入任重而道远。
2.3精神文化建设的倒退
自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农村精神文化建设步履维艰，由于经费的缺乏，县级文化馆等文化设施运转困难，农村的精神文化建设实质上出现了倒退，昔日农村常见的放电影、戏曲演出等活动难得一见。随着政府在农村管理职能的弱化，农村文化的建设缺乏正确的引导，导致许多封建习俗卷土重来，不良婚丧嫁娶习俗重新出现。村民由于农耕工作的特点，在家闲暇时间很多，由于缺乏教育和引导，风气在很多地方盛行。
3半封建农村向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的途径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并把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和要求概括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从半封建的农村，迈向社会主义的新农村，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是我国现在农村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方向。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3.1在国民收入分配政策上实现新的突破，将农业养育工业政策转变为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3.2建立适应现阶段中国经济水平、社会结构及价值观念的可行性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框架3.3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的非农化和人口城镇化，从根本上改变城乡居民二元就业的发展政策
赋予农民享受自由进城和自由迁移的权利，改革城乡居民不平等的就业政策，建立城乡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取消针对农民工进城就业的各种准入限制，实行一视同仁、平等竞争；城市政府应承担对进城农民工子女普及义务教育的责任，把进城农民工纳入城市社区管理范围，依法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加强对农民转移就业的培训。
壮大产业组织，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我国农业的弱质性，除了农业承担养育工业的功能而投入严重不足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产业组织小且较弱所致、使得农业难以步入良性发展轨道。破解农业问题，核心是增强农业竞争力。这一目标的实现可以以农业产业化经营为路径、以家庭经营为基础，通过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将产业链整合在一起，并与发达的市场网络连接，解决分散小规模经营与大市场的对接问题。农业产业组织发展壮大的基本思路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以农业产业化经营为方向，形成“公司+合作社（协会）+农户（现代家庭农场）”、“合作社+农户”、“合作社+公司+社员”等产业化经营的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2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中国农村研究报告[M].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2004
3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国农业政策回顾与评价[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4农业部课题组.新时期农村发展战略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
5徐滇庆.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根据区委的要求，今天召开选派区级机关年轻干部开展“双扶”工作动员会，主要目的是：部署选派干部工作，动员区级机关年轻干部积极响应组织号召，主动投身新农村建设，为建设新**贡献聪明才智。选派区级机关年轻干部开展“双扶”工作，这既是贯彻落实区委《关于进一步做好经济薄弱村扶持工作的意见》精神，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提升机关年轻干部能力素质，更好地锻炼、培养、发现和使用优秀年轻干部的有效途径。为此，区委组织部、区委农工办等四个部门专门下发了《关于选派区级机关年轻干部到经济薄弱村和基础薄弱村开展“双扶”工作的意见》，对开展好“双扶”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希望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好文件精神。下面，我就如何选派区级机关年轻干部开展“双扶”工作，谈三点意见。
一、树立大局观念，充分认识选派区级机关年轻干部开展“双扶”工作的重要意义
进军现代化、建设新**，关键在农村，只有农村现代化，才有**的现代化。选派区级机关年轻干部到经济薄弱村和基础薄弱村开展“双扶”工作，是为建设新农村直接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我们一定要站在推进全区率先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选派区级机关年轻干部开展“双扶”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提高做好选派工作的自觉性。
（一）选派区级机关年轻干部开展“双扶”工作，有利于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区委十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提出了“实现全面小康向基本现代化的跨越”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的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近年来，我区不断深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工作，加快农业产业化、农村城市化进程，农村呈现经济又快又好发展、社会安定团结的良好局面。但我们也要看到，当前，制约新农村建设进程的矛盾还比较突出，尤其是经济薄弱村和基础薄弱村缺人才、缺资金、缺项目的现象较为突出，严重阻碍了这些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致富进程，成为影响我区农村实现现代化的主要矛盾。选派区级机关年轻干部到经济薄弱村和基础薄弱村开展“双扶”工作，就是为了充分发挥机关年轻干部知识水平高，视野比较开阔，对新生事物接受能力强等优势，切实帮助他们转变观念、拓展思路，从而促进这些村改变面貌。
（二）选派区级机关年轻干部开展“双扶”工作，有利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党的基层组织是我们党执政的根本基础所在，而村级经济是农村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团结广大农民共同致富的物质基础，关系到党在农村执政地位的巩固。根据区有关部门的统计，全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村与村之间的发展差距呈现逐步扩大趋势。2006年，全区村级集体经济收入不满20万元、且负债较多的有48个。集体经济实力薄弱，各项工作的开展缺乏财力支撑，群众的生活环境得不到根本改变，村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受到削弱，成为了促进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不和谐音符。同时，也由于村级经济薄弱，影响了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也影响了村干部队伍的稳定。选派区级机关年轻干部到经济薄弱村和基础薄弱村开展“双扶”工作，能够加强各方面的协调沟通，更好地落实帮扶政策，促进村级经济发展，夯实村级组织建设的物质基础。同时，能够切实加强村干部队伍建设，壮大村干部队伍力量，这是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巩固党在农村执政基础的治本之策。
（三）选派区级机关年轻干部开展“双扶”工作，有利于全面提升机关干部能力素质，更好地锻炼、发现、培养和使用年轻干部。近年来，我区探索了一条选派区级机关年轻干部到拆迁等重点工作一线实践锻炼的成功做法，为广大机关年轻干部提供了施展才能、增长才干的机遇和舞台，使众多优秀年轻干部在实践中迅速成长起来。实践证明，年轻干部只有到实践中去，到群众中去，才能真正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提高自己。选派区级机关年轻干部到经济薄弱村和基础薄弱村开展“双扶”工作，将有利于机关年轻干部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增强做好新时期农村工作的本领；有利于培养对农民和农村的感情，增强群众意识，提高服务群众的能力；有利于在新农村建设的生动实践中经风雨、见世面、长才干，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同时，也为组织部门更好地发现机关优秀年轻干部，有针对性地培养和使用优秀年轻干部提供了重要依据。
二、领会文件精神，切实把握选派区级机关年轻干部开展“双扶”工作的有关要求
区委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经济薄弱村扶持工作的意见》，要求从区级机关选派优秀年轻干部，采取向经济薄弱村和基础薄弱村派驻工作组的形式，开展“双扶”工作。根据区委的要求，区委组织部、区委农工办、区级机关工委和区人事局四个部门就选派区级机关年轻干部到经济薄弱村和基础薄弱村开展“双扶”工作下发了意见，作了明确具体的安排。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两个文件的精神，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把握好选派干部的有关要求。
（一）关于选派干部的范围、对象、程序和数量。这次选派干部的范围是区级机关部门及所属事业单位。选派对象主要从区级机关的科局级后备干部、机关中层干部后备人选、有发展潜力但缺少基层工作经历的年轻干部中来产生。选派对象必须具备政治思想素质好，有吃苦奉献精神，有独挡一面工作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有2年以上机关工作经历，年龄在35周岁左右，学历大专以上，身体健康等基本条件。选派工作采取个人报名、部门推荐、组织审定的办法进行，在机关部门党组织广泛发动的基础上，组织符合条件的机关干部参加报名，部门党研究确定1名推荐人选上报区委组织部，由区委组织部部务会议确定选派干部正式人员。年轻干部较多的部门可以适当增加推荐名额。有些部门虽然没有挂钩帮扶任务，也要按规定积极做好选派干部推荐工作。同时，区委组织部也将根据工作需要，直接选派一些重点培养对象参加“双扶”工作。计划选派参加“双扶”工作的区级机关年轻干部为35名。
（二）关于选派形式和选派干部的管理。区成立“双扶”工作组，区“双扶”工作组下设7个工作小组，分别派往区重点扶持的经济薄弱村和基础薄弱村所在镇。区“双扶”工作组组长由区委农工办分管领导兼任，各小组组长原则上由挂钩帮扶牵头部门的选派干部担任，并兼任区“双扶”工作组副组长。各工作小组成员按照“联系到镇、驻点到村”的要求，采取挂职的形式开展工作。各工作小组成员是党员的挂职担任村党组织副书记，非党员挂职担任村主任助理。选派时间原则上为一年到一年半左右，具体时间视帮扶工作进展情况确定，必要时人员可作滚动调整。
区“双扶”工作组在区扶持经济薄弱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区委农工办负责“双扶”工作组的业务指导和选派干部的日常考核管理工作。“双扶”工作小组所在镇党委分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作为分管领导。选派干部所在部门负责做好跟踪管理和后勤保障服务工作。区委组织部负责对选派干部在“双扶”工作期间的现实表现进行经常性考察，“双扶”工作结束后，作出组织鉴定，并作为选派干部评优评先和年度考核的主要依据。对选派期间表现突出的优秀干部及时给予提拔使用。
（三）关于选派干部的主要任务。选派干部在村工作期间与原单位的工作脱钩。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按照区委、区政府的部署和要求，围绕经济薄弱村和基础薄弱村的脱贫目标，认真开展“双扶”工作。一是认真落实武发[2007]85号文件精神。按照区委、区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经济薄弱村扶持工作的意见》要求，认真做好宣传贯彻工作，确保区委、区政府对经济薄弱村和基础薄弱村的各项扶持政策真正落到实处。二是加强挂钩帮扶的衔接与协调工作。做好所在村与挂钩帮扶部门之间的沟通工作，协调落实各项挂钩帮扶工作措施。三是做好村党组织和村委会的分工工作。按照村党组织和村委会的工作分工，认真抓好分管范围内的各项工作。四是做好村级组织建设相关工作。协助村两委主要负责人抓好村级组织建设，注意从农村经济能人和企业业主中发现优秀人才，积极向村党组织和上级党委推荐村级后备干部。五是积极推动村级经济更快更好发展。推动所在村发展高效规模农业，建设工业标准厂房和有关物业，开展招商引资，增加资产性收益，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力。六是配合做好村企结对帮扶活动。动员、引进一批骨干企业到所在村兴办实业，投资村级社会事业建设，推动村级经济的发展。
三、广泛宣传发动，认真做好选派干部的动员推荐工作，圆满完成选派任务。
“双扶”工作要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关键是要有一支作风过硬、能力较强的选派干部队伍。各部门党组织一定按照区委的要求，认真组织开展好选派干部的报名与推荐工作，为做好“双扶”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1、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区委对选派机关年轻干部开展“双扶”工作十分重视，要求在全区经济薄弱村扶持工作会议召开前，落实好选派干部人选，尽快成立区“双扶”工作组到经济薄弱村和基础薄弱村开展工作。因此，今天会议结束后，大家要立即向本部门党组织和主要领导作一次专题汇报，及时传达今天会议精神。领导班子成员首先要克服工作忙、人手紧、派不出的想法，把思想统一到区委的决策上来，全力支持区级机关年轻干部选派工作。要召开各类动员大会，主要领导要亲自进行动员部署，并指派一名分管领导具体抓好实施工作，切实加强对区级机关年轻干部选派工作的领导，确保这项工作顺利完成。
2、广泛宣传，深入发动。各部门要通过层层召开动员会的形式，加大对选派工作的宣传力度。要把有关文件及时下发到每个科室、单位和符合条件的党员干部手中，让每个党员干部都了解掌握政策。各部门党组织在广泛发动的基础上，按照选派干部的范围、条件，积极鼓励有志于新农村建设、符合选派条件的优秀年轻干部踊跃报名参加“双扶”工作。对那些符合选派条件、思想上有顾虑的同志，党组织要善于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部门主要负责人要及时与他们进行思想沟通，引导他们主动站出来接受组织的挑选和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