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序彦曾任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学术指导委员会主席，是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的主要创建人、我国“人工智能”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他提出的“广义智能信息系统论”为“人工智能”学科提供了统一的理论架构，他倡导的多学派兼容、多层次结合、多智体协同的“广义人工智能”学科体系，为现代“人工智能”学科的全面、协调、持续发展，提供了研究开发策略，他提出的“广义智能学”促进了“智能科学技术”新学科的诞生。1988年，他编著的高等学校教材《人工智能及其应用》电子工业出版社，获电子工业部优秀教材一等奖。
1977年，他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工作，主持“控制论组”，与北京市中医院合作，研究开发我国第一个中医专家系统“关幼波中医肝炎诊断治疗程序”，这也是世界第一个中医专家系统。1985年，主持“国家经济信息专家系统关键技术”研究，提出大型“多级专家系统”新方法，获国家“七，五”攻关重大成果奖。
1960年，在第一届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IFAC世界大会，创立多变量控制系统的新原理：“协调控制”理论，他提出的升船机多电机同步的“协调控制”方法应用于三峡工程。1981年，在《科技管理与科学学》发表“论协调”，提出创建“协调学”新学科。
1977年，涂序彦发表我国“大系统理论及应用”首篇论文，1985年，创立“大系统控制论”，1994年，撰写出版《大系统控制论》专著，发展“控制论”的新学科。
1979年，根据国情，他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最经济控制”理论，提出天文科学卫星“最经济姿态控制”新方法，在《自动化学报》发表了关于“最经济控制”多篇论文。
1980年，总结有关“生物控制论”的科研成果，主持编著我国第一本《生物控制论》专著，由科学出版社出版，重点研究“人体控制论”，他提出“针麻－多级协调控制过程”，“经络－人体控制系统”新学说。
1977年，涂序彦发表我国“智能控制及其应用”首篇论文，开拓“智能控制”新技术，1985年，提出“多级自寻优、自协调控制”新方法，1990年，参与发起主办“全球华人智能控制与智能自动化”大会，任大会主席之一。2004年，在国际“人工生命与机器人”AROB学术会议宣读论文“IntelligentControlSystembasedonArtificialLife”。
1985年，在IFAC／IFORS／IFIP国际学术会议，涂序彦提出“智能管理”(IntelligentManagement)新概念，开拓我国“智能管理”新方法、新技术，1995年，撰写《智能管理》专著，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2010年，他和马忠贵博士撰写《协调智能调度》专著，由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
1995年，在“人工智能”与计算机“仿真技术”相结合的基础上，涂序彦提出“智能仿真”的概念与系统架构，2009年，应邀在中国计算机仿真高层论坛作“协同智能仿真”大会报告。
2000年，开发“智能信息推拉”技术、“基于公共知识库的智能通信”系统，2004年，在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智能信息网络学术会议，作大会报告“智能通信与智能网络”，2005年，提出“互动智能通信”的概念，2008年，他和马忠贵博士撰写《智能通信》专著，由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
2002年，涂序彦发起并主持中国人工智能学会首届“人工生命及应用”学术会议，提出“广义人工生命”的概念和类谱，2003年，在国际“人工生命与机器人”AROB学术会议宣读论文“GeneralizedArtificialLifeRace＆Model”，2004年，主编《人工生命及应用》论文集，2005年，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2002年，涂序彦与曾广平教授等合作，提出“软件人”的新概念，2003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计算机网络环境中的虚拟机器人一软件人”支持，2004年，提出“广义软件人”，2007年，总结相关研究开发成果，撰写《“软件人”研究及应用》专著，由科学出版社出版。2008年，主持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HumanizedSystems，作大会主题报告“AdvancedIntelligence，Humanics，SoftMan”。
2002年，涂序彦与韩力群教授合作，提出“多中枢自协调人工脑”的新概念，2004年，在AROB国际学术会议“StudyofArtificialBrainbasedonMulti-CentrumSelf-CoordinationMechanism”，2009年，总结相关研究开发成果，撰写《多中枢自协调人工脑》专著，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2003年，他在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第十届全国人工智能学术大会报告中，提出“人工智能”的姐妹学科：“人工情感”的新学科架构。2004年，在北京主持召开中日国际学术会议，作大会报告“ArtificialEmotionanditsApplications”，提出“IntelligentAnimation，IntelligentGame，IntelligentFilm＆Television”。
1991年，在全国“智能控制”学术会议的大会报告中，涂序彦提出“智能控制论”新学科架构，2010年，他与王枞教授等合作，撰写出版《智能控制论》专著，在科学出版社出版。
2004年，在“智能系统”国际学术会议，涂序彦提出“拟人系统”新概念，2005年，在中国武汉，发起并主持第一届“拟人系统”国际学术会议，他提出创建“拟人学”新学科，2008年，在中国北京，主持召开“拟人系统”国际学术大会。
2005年，他的诗集《糊涂集》包括：理智篇、山水篇、情感篇等涂诗四百首，由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出版。
关键词：德商；观念；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G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0845(2007)07－0093－02
收稿日期：2006-11-20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课题编号：11512175)
作者简介：刘春元(1966-)，女，湖南长沙人，副教授，硕士，从事伦理道德研究。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现在和今后一二十年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21世纪中国的面貌，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能否实现，关系到能否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在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成为全国人民努力奋斗的方向，这也要求广大教育者，必须根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对青少年进行道德教育，提高青少年的“德商”。
一、“德商”概念的提出及内涵
现在，智商(IQ)、情商(EQ)、财商(FQ)等概念在社会上很流行，备受人们的关注。凡是当家长的都在想方设法培育开发孩子的智力，对青少年的“德商”的培养还缺乏应有的认识和足够的重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习惯把青少年犯罪归咎于离异的家庭、生理以及心理障碍等。但调查资料证明：近90％以上的成人犯罪，其行为直接与孩童时的道德启蒙不佳有关。由此可见，孩子道德教育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他的人生道路。
(一)“德商”概念的提出及内涵
“德商”是西方心理学者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其提出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1.从研究“道德心理”到提出“道德健康”无不说明道德在心理健康中的作用，从而为“德商”的提出奠定了心理学基础
道德心理是从心理学角度探讨道德教育问题，并在道德教育实践下形成，在道德认知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一个概念。20世纪30年代初，出现了第一部研究道德心理的专著――让・皮亚杰的《儿童的道德判断》。20世纪50年代后期，劳伦斯・科尔伯格提出了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引发了西方研究道德心理的热潮。到20世纪80年代，道德心理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与此同时，西方学者也越来越发现道德在心理健康中的作用，并将道德健康作为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内容。1989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21世纪人的健康的新概念：“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而且包括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道德健康”，从而正式将道德健康作为心理健康的一个标准。“道德健康”的提出，又反过来大大促进了道德心理学这一学科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一个人的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理想、道德意志的重要，从而为提出和研究“德商”奠定了基石。
2.“情商”概念的提出及其相关研究，使人们认识到“情商”固然重要，但没有“德商”的“情商”则会使人更危险，从而为“德商”的提出奠定了现实基础
在“情商”概念没有提出之前，人们都很迷信高智商。然而，许多事实表明，高智商并不一定就使人成功，许多高智商的人在以后的事业、生活、人际关系、家庭等方面的表现并不总是令人满意，甚至让人厌恶。正因为如此，人们发现除了智商以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情商。1995年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戈尔曼在其《情绪智商》一书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并系统地阐述了“情商”这一概念。然而，就在“情商”这一概念提出不久，另有一些心理学家开始注意到，某些高智商、高情商的人为什么会发生行为偏差，做出一些令社会不能容忍的事情，根本原因还在于其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理想、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等方面的综合能力素质不高。1996年，同是哈佛大学的精神病专家罗伯特・科尔斯教授，面对美国当时青少年犯罪率迅速上升的现状，在他的专著《孩童的道德智商》中明确提出了“德商”(MoralQuotient，缩写成MQ)这一新的概念。科尔斯认为，情商――主要包括人的情绪的自我认知、自我控制、自我鞭策以及对他人情绪的识别、移情及其适度的反应与应变能力，要胜于智商――知识和智力，然而，德商――品格和德行要更胜于情感和智力。
(二)“德商”概念的内涵
笔者认为，“德商”是道德商数的简称，即自身认识道德，评价道德，规范自己行为的能力。“德商”的高低直接决定人生过程的质量，主宰人生的前途命运。它主要是指人们应具备和已经具备的道德意识、道德知识，道德行为三者之比。道德意识指公民在道德实践群体活动和个人行为中形成的各种道德观念、情感、意志、信念与道德基本理论体系。道德知识是人在社会道德实践中获得的认识和经验。道德行为即有道德意义的行为，公民在道德意识的支配下表现出来的有利或有害于他人或社会的，可以进行善恶评价的行为。这三方面要素缺一不可，就像一个三角架一样，每一方都会成为限制因素，缺一方就会使三角架失去平衡性、稳固性、承重性；只有三角架的三条边的尺度和质量相等，才能稳妥地撑起平衡、稳固、负重的任务。“德商”三要素是密不可分的统一体。一个人要自觉尊重道德形成发展的规律，努力学习道德知识，实现对社会主义道德原则和规范的认同，在日常生活中把道德知识升华为道德感情和道德意志，形成坚定的社会主义道德理想和信念。这是道德的心理过程，更重要的是把其化为行动，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这样如此循环往复，“德商”水平自然就会一次比一次发展、提高。
二、充分认识加强青少年“德商”培养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
建设一个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日益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要建设这样一个和谐社会，离不开社会伦理道德的积极支撑作用，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在三个文明全面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加强青少年“德商”的培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从根本上讲，和谐社会是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自身全面和谐的社会。在这四方面的和谐关系中，人自身和谐是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前提，同时又是自然与社会和谐的产物。造就和谐的人的个体，就是要使一个人有健全的人格，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能合理地处理个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人与人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做到融入自然、融入社会。这就需要加强人的思想道德建设，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尤其是要从青少年抓起。
青少年是社会中最有朝气、最具有创新精神、最易接受新鲜事物的群体，是国家的未来。提高青少年的“德商”，促进他们的全面和谐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二)加强青少年“德商”的培养，对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现实意义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日益多样化，为青少年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与社会进步相适应的新思想新观念日益丰富着青少年的精神世界。但与此同时，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假冒伪劣、欺骗欺诈活动有所蔓延；一些地方封建迷信、和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成为社会公害；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滋长；、消极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等等，这些都给青少年的成长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在各种消极因素影响下，少数青少年精神空虚、行为失范，有的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其中，尤其是青少年的违法犯罪，直接威胁、危害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在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显得尤为紧迫。它对于教育引导青少年抵御腐朽有害思想的侵袭，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确保青少年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顺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三、加强青少年“德商”培养的基本途径
(一)丰富道德教育内容
学校、家庭和社会要在青少年中大力开展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自我和谐为主要内容的和谐观教育。要培养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使其形成对自然界的正确认识、学会与自然和谐相处，爱护生态环境；培养平等友爱、团结互助、共同进步的观念，使其学会正确认识他人、与他人平等友好相处，做到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尊老爱幼、尊重他人、诚实守信、文明礼貌、助人为乐；培养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观念，使其形成对集体、团体、民族、国家的正确认识，并学会在社会生活中生存与发展，养成热爱集体、爱护公物、遵纪守法、服务公众的行为习惯；培养珍爱生命、健康生活、追求美好的观念，使其形成对生命、意志、价值取向和理想信念的正确认识，养成乐观开朗、珍惜时间、勇敢顽强、自尊自信、乐于创造、健康向上的行为习惯，最终达到超越自我、自我超越的目标。
(二)完善道德教育制度
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事关国家民族前途，需要全社会各方面高度重视，齐抓共管，建立健全一系列与青少年道德教育相配套的工作体系和机制。一是要努力构建一个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与社会主义公民道德教育体系相衔接的，具有鲜明青少年特色的思想道德建设体系。二是要依托学校这个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主阵地、主课堂，结合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努力构建适应青少年思想道德发展的教育实施体系。三是，要建立科学的青少年思想道德评价体系，科学的评价机制与方法是推动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手段。
(三)创新道德教育的方法和手段
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要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青少年的原则。既要遵循思想道德建设的普遍规律，又要适应青少年身心成长的特点和接受能力，从他们的思想实际和生活实际出发，深入浅出，寓教于乐，循序渐进。多用鲜活通俗的语言，多用生动典型的事例，多用喜闻乐见的形式，多用疏导的方法、参与的方法、讨论的方法，进一步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坚持知行相统一的原则，既要重视课堂教育，更要注重实践教育、体验教育、养成教育，注重自觉实践、自主参与，引导青少年在学习道德知识的同时，自觉遵循道德规范，让他们直接体验、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21世纪是人类高科技与高情商相结合的知识经济时代，未来的社会要求每一个成员既具有高智商水平，又要有高情商的人性，同时更要有高德商标准，这样才能有力地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这是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肩负着的历史重任，我们应为培养高德商的学生而不懈地努力。
参考文献：
［1］桑志芹，李绍珠．大学生心理健康教程［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关键词:双语教学;智能控制课程;教材选用;教学效率;学习兴趣
由于我国高等教育,特别是工科教学过分偏重理论、脱离工程实际、内容比较陈旧;英语语言教学也采用低效的应试教育方式,因而教育部和科技专家都提出了在高校开设双语专业课程[1],选用英语原版教材,甚至引进外国专家授课的建议。从2008年起,教育部连续3年推出了双语教学示范课程。
我国现阶段开展大学双语教学非常有意义,有助于学习国外先进的高等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理念,使教学内容务实、结合工程实际,适应科学技术的发展[2];也出现一些问题,如效率低,学生掌握慢、兴趣降低等[3],教学管理难,教学难度大,很多学校主动愿望不强,一些非顶尖的应用型、教学型高校,一般每专业只选择1～3门简单的基础课程进行双语教学。
现在,各层次科研、技术人员的工作与国际科学技术的交流、合作越来越密不可分[4]。因此,教师应逐渐加强双语课程的比例。首先是专业导论课,其次是发展快的新技术课程,太过宽泛的基础课程反而不是首选,因为专业词汇少、新概念少。比如对自动化专业,我们的开设选择顺序是:自动化导论、计算机控制、智能控制技术。相反,电路分析、信号与系统并不适宜作为首选。
1双语教学的问题
目前,智能控制课双语教学中的问题表现在教与学两方面:
1)教师教学难度大、教学效率低。目前的双语教学主体基本都是国内老师,英语水平有限,交流能力不强。智能控制课需要理解理论,更需要掌握应用技术,内容本身就有一定难度。同时,英语讲解慢,课堂传授的信息量减少,按原来的教学课时无法完成教学任务。表1是双语教改前采用全双语教学与未使用双语教学的普通班教学效果对比。
2)学生学习兴趣低。学生开始学习的兴趣还是很高的,但由于英语水平不够、学习效率低、理解差,会导致很快失去兴趣。作为专业选修课,开始选课学生人数还很多,最后坚持下来的人数少。表2是教改前学生选课人数变化对比。
从表中的数据也可以看到,采用双语教学后,虽然学生的英语水平有提高,但专业学习反而受到影响,教学效果不好,学生意见也很大。
2教学内容和教材选择
结合学生情况和意见进行分析,我们学校是地方高校,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学生英语水平比较差。为此,我们在教学内容和双语比例上进行了改革。
目前,国内还找不到很满意的双语教学教材,而直接选用国外教材,难度太大,学习效率低。值得借鉴的是,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机器视觉算法与应用》教材[5]直接译自德语原著,同时双语对照,虽然占用版面,但学生的学习效果好。
在尚未有好教材的情况下,采用教师自编讲义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自编讲义基本采用双语对照方式,核心概念、新技术内容完全采用国外原版教材内容,同时介绍一些最新技术文献,供学生自学阅读,介绍相关计算机软件英语版的使用。
由于智能控制学科起源于西方,很多基本概念、理论都翻译自国外文献,直接使用原文的概念定义、理论解释、应用举例,对于更准确地理解概念、掌握基础理论是很有帮助的。
3英语讲授比例掌握
在双语教学中,英语讲授比例一直是困扰双语教师的问题。过去只强调英语教学,口语、课本几乎全是英语,教学效率低、学生兴趣差,教学效果很不好。结合双语教学的目的、学生和课程的实际情况,我们提出了“汉语入门、英语加深、双语互助、师洋根本”的教学思想。不把英语在教学中所占的比例数据作为开设双语课程教学的一个指标,而是根据需要采用英语教学。具体措施如下:
1)新概念、新课程入门时先使用中文介绍,使学生有基本概念,能先入门。
2)再学习英语材料,对关键概念、知识进行加深理解和正确理解。
3)对最新技术和发展快的技术知识,较多地使用英语材料,并侧重于阅读,使学生掌握智能控制技术的核心根本,并能灵活应用。
4)淡化口语、听力教学。绝大多数学生以后主要是阅读英语文字资料,所以双语教学应以专业教学为核心,英语是教学辅助,学习国际最新的先进技术知识是根本。
4教学方法改革
智能控制课教学内容的专业性很强;相关技术发展很快,不断有新的研究突破和技术进步;而且该课程的工程应用性很强,是一门技术应用型课程。在双语教学实践中,结合课程特点,我们在教学方法上进行了改革。
4.1结合英文原著阅读
智能控制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是比较复杂的,照本宣科的讲解不仅使学生没有兴趣,而且也难以准确理解。在教学中,我通过中文介绍,使学生对基本理论先有一个简单了解,然后直接选用著名学者的经典原著、代表性的研究论文作为学习材料。西方学者的研究原著、科技论文是深入浅出的,而且结合理论的图解、实例非常丰富。通过教师讲授,专业词汇学习,学生可以很快看懂、理解这些英语材料,而且对专业基础知识的理解更准确。
例如,学生对模糊集合、模糊推理等概念的理解不好,我在教学中讲授了模糊逻辑创始人扎德教授标志性的研究论文《FuzzySets》[6]。论文中对模糊逻辑的研究背景、思想起源、概念定义、结论推导的翔实介绍,使学生对整个技术的起源、发展都有了了解,对概念理解和知识掌握很有帮助。
为了使教学内容与最新技术成果联系得更紧密,我们还从IEEE数据库下载了很多最新研究论文,布置给学生课后阅读,并进行讨论。
4.2知识讲授结合工程设计应用
智能控制课是技术应用型课程,要培养学生应用开发智能控制系统的能力。美国Matrix公司的MATLAB软件有专门的智能控制技术相关软件工具箱,如模糊逻辑、神经网络、遗传算法等,而且有很好的仿真平台,用户可以利用该软件开展设计和仿真实验。在教学中,我们就是结合MATLAB专业工具箱的智能控制系统开展设计开发和仿真实验。MATLAB软件目前还是英文版,对英语专业词汇的学习有助于学生使用该软件。
在学习了模糊控制技术后,学生可以使用MATLAB的模糊逻辑工具箱设计水箱液位模糊控制器、倒立摆模糊控制器,而且进行仿真实验。动态仿真显示实验效果、曲线显示控制数据,使教学形象生动,既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培养了他们的实际工程设计应用能力。
在学习遗传算法工具箱时,如果不学习专业词汇,学生根本无法看懂大量的参数设置,更无法使用该工具进行应用开发[7]。图1是MATLAB的遗传算法图形用户界面,可见参数设置要看懂大量的专业词汇。
5教学效果
双语教学改革后,我们在2006级自动化专业同样开设了双语班和传统全中文教学普通班,对表1和2的统计项目重新进行了统计对比,如表3和表4所示。
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到,经过双语教学改革后,学生不仅英语能力提高了,而且专业成绩大大提高,学习兴趣也提高了,教学效果大大改善。
6结语
由于我国在科学技术和高等教育领域与西方国家存在一定差距,因此双语教学是教育改革的一项很有意义的措施。对双语教学中的具体问题,还必须结合实际进行教学改革,适当掌握双语讲授比例,注意双语教学的根本。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双语教学水平会不断提高,教学效果会更好。
参考文献:
[1]教育部.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EB/OL].[2007-01-22].edu.cn/gao_deng_781/20070205/t20070205_217843.shtml.
[2]韩秋.高校专业课双语教学的思考[J].中国高等教育,2009(19):37-38.
[3]吴平.五年来的双语教学研究综述[J].中国大学教学,2007(1):37-45.
[4]黄明.我国高校双语教学与国外双语教育之比较[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7(3):49-54.
[5]C.Steger,M.Ulrich,C.Wiedemann.机器视觉算法与应用[M].杨少荣,吴迪靖,段德山,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1-21.
[6]L.A.Zadeh.FuzzySets[J].InformationControl,1965,8(3):338-353.
[7]雷英杰,善文,李续武,等.Matlab遗传算法工具箱及应用[M].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6:160-172.
ReformonBilingualTeachingofIntelligentControl
LUOBing,GANJun-ying,ZHANGJian-min
(SchoolofInformationEngineering,WuyiUniversity,Jiangmen529020,China)
关键词：德育；概念规范化；内涵与外延
abstract:ourcountrythemoraleducationtheory'soriginisquitenowadayscomplex.andincludes:1.sinceopeningrevolutionarybasepopulareducationtradition;2.sovietrussianmoraleducationtheoryinfluence;3.sincewesternmoderntimesmoraleducationtheoryseepage;4.confucianistmoralstrainingtheoryin-depthinfluence;5.inpeople'srepubliceducationdevelopingprocessmoraleducationtheoryandexperience'saccumulation.
keyword:moraleducation;conceptstandardization;connotationandextension
前言
事实上不同时代不同国度“德育”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有别，德育在整个教育中的地位时有变化，德育的历史内容更相径庭，而我国教育理论界对不同历史类型德育实践研究的成果相当有限，对各种德育理论流派的探讨还欠深入。人们对德育的理解不尽相同，而加入德育研究行列者又并非都属训练有素的专家，以致我国德育理论至今尚不成熟。概念泛化，观念陈旧，逻辑混乱，更由于不少不恰当的提法早已上了“本本”，含糊不清的概念难以剔除，有价值的见解难以得到认同，理论界长期争议不休。
此类争议虽甚热闹，德育理论的实质性进展并不显著。这里拟从为“德育”正名入手，尝试为构建切合实际的德育逻辑框架，提供一些思想线索。不敢奢望很快取得共识，无非是在习俗面前冒叫一声而已！
一、“大德育”辨
“德育”原是“道德教育”的简称。道德教育同人生观教育、政治教育并行也适合时宜，惟我国长期以来用“德育”涵盖道德教育、人生观教育、政治教育，一直引起争议，颇值得商榷。
1.我国以往曾经用“思想政治教育”（或“政治思想教育”）或“德育”涵盖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各种教育，虽然概念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概念的含义常常约定成俗成，不过，多年来教育理论界对这样扩大“德育”概念的外延一直存疑，时常就此争议不休，证明并未约定俗成。事实上这是一个人为地赋予含义的概念。人们之所以接受这个概念，系出于承认这几种教育都不可少。况且文件上一般都作如此规定，不得不承认这个“既成事实”。
2.虽然在“德育”目标与内容上包容各项教育并不困难，问题在于个人品德的形成、人生观的形成，特别是政治觉悟的提高，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其形成过程各有不同的规律，形成的途径差别甚大，很难以统一的模式实现不同的目标。如今一般“德育原理”之类著作中所列德育原则、方法与组织形式大抵是把国外的“道德教育”的一套见解，同国内长期积累的“政治教育”经验拼凑在一起。其实，国外所谓“道德教育”同政治教育不是一回事，而促进品德形成的措置，并不都适合于政治觉悟的提高。
3.“德育”之“德”，很难使人不致想到“道德”。人们若循名责实，便可能把理应实施的“政治教育”，作为“德育”中的“附加成分”，导致对政治教育的忽视；反之，若统称“思想政治教育”，又可能导致对“品德教育”的忽视。这并非过虑。以往这类倾向反复交替出现，是人所共知的。
若冠以“思想品德教育”，仍未包括“政治教育”；若添上“政治”，称其为“政治思想品德教育”，岂非又有沉重累赘之嫌？
4.把道德、人生观、政治思想列入教育内容，确乎不成问题，而把政治思想方面的问题归结为“道德问题”，或把道德问题提升为“政治问题”，是政策所不能容许的；这类概念的混淆在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上也不可思议。
5.其实，把教育目的定为“德智体全面发展”，其意义原本有限。这种提法既同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概念不一致，也不见得出于毛泽东的创议。早在19世纪初，裴斯泰洛齐就提出：依照自然法则，发展儿童道德、智慧和身体各方面的能力，而这些能力的发展，又必须顾到它们的完全平衡。〔1〕所谓“完全平衡”的发展，系指协调的或和谐的发展。大抵从那时起，所谓“一切能力的和谐发展”，或“德智体美和谐发展”，作为西方教育的传统相沿成习。至少作为近代教育的理想长期未变。在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前，早就成为健全的常识；苏联教育理论界并不讳言裴斯泰洛齐以来西方教育中的这个进步思想的传统，却把这个口号同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机械地混合在一起。人民共和国诞生后，在苏联教育理论的影响下，强化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意识。
多年来，被忽视的事实是：正是由于参照苏联经验，把所谓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目的，在实践上产生一些片面性，才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展“关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讨论，而毛泽东的表述正是由那场讨论引发而来；问题更在于毛泽东在他的表述中，明明避免了“全面发展”的提法，并未妨碍人们把毛泽东的表述简括为“德智体全面发展”（毛泽东并未提出异议）。足见苏联经验影响之深。
6.西方国家自近代以来一般把“道德教育”、“公民教育”（属政治教育范围）各自独立实施，而我国统称“德育”，实同中西文化传统的差别相关。人类最初的道德规范同其他各种社会意识原本混为一体，融于习俗之中。中国古代的“道德教育”与西方古代的“宗教教育”都属范围广泛的思想教育，或社会意识教育，惟早在古希腊时代，即有“政治学”、“伦理学”、“逻辑学”的分化，虽然那种分化并不很严格；到了近代，随着生产领域与社会生活领域的分化，社会关系复杂化，浑然一体的社会意识逐渐分化，道德也从宗教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社会意识形态，进而伦理学渐次从哲学中脱颖而出，成为独立的学科领域，相应地教育
领域中“道德教育”、“公民教育”、“宗教教育”也逐步分野。由于中国近代落伍，社会生活领域分化的程度不高，科学观念不强，更由于自古以来以非宗教的“道德教育”囊括了整个社会意识教育，以致至今仍易于接受这种模糊概念。
初看起来，像西方那样把几种教育独立实施并不困难，其实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这是由于最近几十年间，我国一直以所谓“德智体全面发展”为教育目的，并把此种教育目的表述作为“教育方针”，而这个“教育方针”又像是出于毛泽东的倡议，从现象上看来又似乎符合实际；为同
教育目的上的“德”相应，遂把“政治教育”、“人生观教育”归入“德育”。这似也顺理成章。所以，“大德育”观念不易改变。
7.其实，西方所谓“一切能力和谐发展”的提法，早在20世纪初引起质疑。迪尔凯姆指出，这个提法与人们必须同样遵循的另一个行动准则存在矛盾，“这个行动准则规定，我们必须献身于某一特定而有限的任务”，〔2〕而杜威的批评更加中肯：教育目的据说是一个人的全部能力的和谐发展，“这里没有明显提到社会生活或社会身分”，“假如离开社会关系而下这个定义，我们便无法说明任何一个所用的名词意义是什么。我们不知道能力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发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和谐是什么”，“能力只有根据它所能派的用场，必须为某项功能服务，才是一个能力”〔3〕。我国老一辈教育学家孟宪承在论及教育目的问题时亦有见及此：“凡离开社会的组织和活动，而提出的个人发展一类的目的，就全是一种过程的抽象名词，而非行为变化所期达的具体结果”〔4〕；毛泽东关于教育目的的表述，其意义不在于所谓“德智体全面发展”，而恰恰在于他未脱离社会关系，而以“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样一种社会角色的定义，赋“德、智、体几方面发展”以特定的历史内容。
8.虽然我国流行已久的“教育目的”观念、“德育”观念曾经受到苏联教育理论的影响，其实，苏联“德育”观念同我国不尽相同。至少在我们相当熟悉的由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1948年版）中，“道德教育”是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劳动教育”、“自觉纪律教育”，以及“意志与性格教育”并列的概念，这些不同的教育各以不同的方法与手段实施，而统一的“大德育观念”则可算是我们祖宗的厚赠。由此看来，以往搬用凯洛夫《教育学》，并不地道。
9.固然，陈陈相因的“大德育”观念既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不妨继续发扬光大；问题在于处在如今这种开放的时代，少不得同国外教育界开展学术交流，也不免要借鉴国外德育研究成果。由于中国“德育”概念的外延与外国不一致，涉及国外德育文献，若无意偷换概念，几乎每次都得考较一番，而认真考较的能有几人？
二、“品德教育”辨
暂且撇开“政治教育”、“人生观教育”不议，单就“道德教育”（通称“品德教育”）而论，现在赋予这个概念的含义也值得推敲。
1.我国所谓“品德教育”，一向以“五爱”（即国民公德）教育为核心。我国法定的“国民公德”，原为“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爱护公共财物”改为“爱社会主义”。其实，在一般人的观念中，是否“爱科学”，不属于“道德”问题，而“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又不止是“道德”问题。我国所谓“公德”实际上是政治化的道德。
2.我国实施的国民公德教育，也可算是社会主义道德教育；除此以外，还实施“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它属于以先进分子为对象的“道德理想教育”。以往既存在随意扩大“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对象的现象；也存在把“助人为乐”之类习俗道德拔高为“共产主义道德”的情况。
3.所谓“公德”系社会提倡的伦理道德，即应有的道德规范。它有别于我们的民族世代相传的习俗道德，即事实上早已化为习俗的道德行为准则。其中，既包括对自己义务的个人道德，也包括对他人义务的社会道德；而社会道德规范又可划分为两个层次：调节个人与个人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与调节个人与集体、国家、人类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我国法定的国民公德大抵属于社会道德规范中的高级层次。道德教育虽应以国民公德为基础，但我国道德教育常常局限于“五爱”教育，不能不算是缺陷。
4.尽管我国道德教育以政治化的道德为核心，还实施政治色彩更浓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有时还受到“片面强调道德教育，忽视政治教育”的责难；反之，我国提倡“学雷锋”之类教育活动，虽然其内容大体上属公益活动范围，由于冠以“共产主义道德”名号，有时被作为“侈谈共产主义”加以非难。这两种情况表明，道德教育由于名不副实而不能不随政治气候浮沉。
5.虽然我国“品德教育”之“德”的内涵，已经超出严格意义的“道德”范畴，然而我们却又常常以并非基于这种政治化道德概念的品德心理研究成果，作为我国品德教育的立论依据。
三、“政治教育”辨
我国堪称世界上最重视“政治教育”的国家，由于长期把“政治教育”及“人生观教育”归入“德育”，只有笼而统之的“德育研究”，对“政治教育”本身反而缺乏科学的研究；而“德育研究”的这个薄弱环节，因被汗牛充栋的政治宣传、政治教育的宣传所掩盖，又不易被察觉。
1.我国“政治教育”的内容，一向因政治形势与任务而定，形成“政治教育”与“政治宣传”混淆的状态。政治基调虽无大的变化，不变中的变化也不小。“政治教育”相对于文化科学技术教育，缺乏连贯的稳定的内容，或者说在基本调子中，人为地添加的不定的音符偏多，从而影响“政治教育”的科学声誉，无助于形成学生坚定的政治信念。
2.国外关于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实施政治基础教育的范围与大致程度，关于学生参与政治活动的规范、教师在政治教育中应遵循的规范，关于不同政治氛围中政治教育的抉择，多少有一些研究，而在我国则长期满足于政治宣传，对“政治教育”本身缺乏深入的研究。
3.一方面，我国“道德教育”属于“政治化的道德教育”；另一方面，我国“政治教育”又带有“道德化的政治教育”色彩。在政治热情高涨的氛围中，把道德升华为政治，道德教育更有力量；反之，在政治冷淡的氛围中，则连最无争议的道德教育本身，也被当作“政治”而疏远。我国所谓
“政治课”（现称“思想品德课”与“思想政治课”）的命运就是如此。
四、“思想教育”辨
同样，“人生观教育”以及“世界观教育”由于长期淹没在笼统的“德育”与模糊的“思想教育”之中，关于人生观教育同人生不同发展阶段的关系、人生观教育与世界观教育的关系，以及形成世界观的途径，等等，至少仍缺乏严格的论证。
五、“个性形成”解
我国基础教育长期缺乏形成学生独立的（定型的）、健全的、独特的性格（个性、人格）的明确概念，似乎只要全面实施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加上劳动技术教育，就能自然地形成这样的性格，以致忽视把握个人性格形成过程中不可错过的时机，
加以必要的指点与矫正。
1.我国普通中学一直承担升学与“就业”（严格讲应是“生活”）准备的双重任务，意味着普通教育只有工具价值，没有内在价值；现在确立基础教育以“提高中华民族素质”为宗旨，实际上仍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观念。一般以为全面实施德育、智育、体育、美育与劳动技术教育就算是“提高中华民族素质”，也说得过去；反之，再以“提高中华民族素质”规定德育、智育、体育以及其他教育的任务，依然不够明确。
2.最近若干年间，注意到心理卫生、青春期教育、性教育，是一个进步。这类工作固然同品德教育相关，主要由班主任承担，问题也不大，而把这类教育或指导归入“德育”，在观念上容易造成把心理方面的问题全当成思想道德问题的误解。
六、“德育工作”辨
我国有所谓“德育工作”提法，甚至还有所谓“德育教育”之说。这些生造的词语是不是通，是个问题；更重要的是这种概念实同德育理论上的误区相关，即把“德育”视为同“教学”并行的特殊工作领域。
1.所谓“德育”之所以有别于“道德”，正由于它是有关道德方面的教育，这种“教育”本身不就是一种“工作”么？“德育”本身就是道德（哪怕是广义的道德）教育的简称，所谓“德育教育”，实际上成为“道德教育的教育”，岂不是一个怪名词？
2.在学校中建立“德育工作”与“教学工作”的职能分工，相应地配置专职或兼职的“德育工作者”，且在教师职称中立“德育高级教师”专项，又在实际上违背初衷，强化了各学科任课教师的“非德育教师”意识，遂使德育越来越成为少数人专管的事。固然也反复强调教师“管教管导”、“教书育人”。什么叫做“管教”？难道承认“管教”只是“教书”么？“教书”本身没有“育人”么？既要求任课教师“管导”、“育人”，如果任课教师达到这个要求，那就该承认他是“德育工作者”，而事实上“德育工作者”是另一批教师的专称。事情虽属正当，道德上岂不是自相矛盾？
3.德育原是同“智育”、“体育”、“美育”等并立的概念，而所谓的“德育工作”却成为一种同“教学”并立的工作。那么，是不是存在同“德育工作”对应的“智育工作”呢？“教学”是不是等于“智育工作”呢？教学是不是同德育无关的工作呢？人们从来不愿意作肯定的回答，但事实上默认教学为“非德育”工作，固然，也强调“在教学中渗透思想道德影响”，然而，这同“德育工作”与“教学工作”并立，岂不是自相矛盾？
4.把德育视为同“教学”并行的工作，在观念上又出于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的划分，误解为学校工作的分工。
其实，学校中的任何一项教育活动，都不应只视为实施某一育的活动；每种教育活动中都或多或少包含各育的成分；每一育（德育或智育等）都应是“全方位”的这一育，即借助于学校各种工作途径予以实现；各育的划分属于教育内容方面的成分的分解，不是、也不应是学校教师职能分工的基础。
七、“训育”辨
教育成分的分解与教师职能分工的错乱，是中国近四十余年间才出现的现象。
1.古代正规教育即教学，教学旨在使人为善。既无严格意义的德育、智育、体育之分，也不存在教育职能分解与教师分工问题。19世纪初，赫尔巴特率先尝试对教育活动进行分解，即区分学校中的非教育活动（管理）与教育活动，进而把教育活动分解为训育与教学。从管理到训育直到教学，从表及里、由浅入深；后来，赫尔巴特学派把这种纵向分析折为横向分析，管理、训育与教学成为并行的活动，作为教育职能分工的基础。
其中，“管理”重在消极地限制学生不良不轨的行为，不属于教育；“训育”系指教师“直接对儿童的心灵发生影响”，“学生直接处在教师的心目中，作为教师必须对他产生影响的实体，而学生对教师必须保持一种被动状态”。〔5〕“训育”同“教学”的区别在于它不藉助于中介，由教师直接对学生的心灵施加影响，“训育可以激发情感，或者抑制情感”，〔6〕对独立性格的形成发生影响，而“道德性格”（道德人格）的形成主要诉诸理性，因而主要诉诸“教学”，不过，后来把这种划分作为学校教育工作分工基础时，“训育”的内容大体上近于如今所谓“德育工作”。这已经有悖于赫尔巴特的初衷。
2.不过，我国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根据地和后来的抗日根据地，小学规程上正规的提法，倒仍然采用“训育”，间或使用“训导”，而未用“德育”；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还曾打算制定《小学训育纲要》（1942年8月），然而由于当时不断批判民国政府的训育制度，加之成人教育、干部教育中“政治思想教育”、“政治工作”影响甚大，所以“训育”一词并不流行，但在学校规程（包括中学）中也未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工作职能划分中的一个门类。因为当时人人管思想教育早已蔚然而风；直到人民解放战争后期，才在东北解放区率先把“德育”作为“工作”（并未提出“德育工作”概念）。这已经同苏联教育经验的影响相关。
3.问题在于“训育”一词译成中文，有以词害义之弊。“训育”之“训”，同理性的自律的德育精神相忤。后来改称“训导”，仍不离“训”字；“训育”亦可译为“训练”，惟在西方人的观念中，“训练”带有机械性质，亦同理性的自律的德育精神不符。
“训育”的原旨倒是作为从非理性的、他律的“管理”到理性、自律的“教学”过渡的中间形式，它的
基调是“延续的、不断的、慢慢地深入人心和渐渐地停止的”〔7〕，它对于各育是中立的，由于重在诉诸情感，同德育接近些。
困难的是在中文中缺乏一个适当的词，表达“训育”的意思，而民国政府统治时期“训育”的滥用，更败坏了“训育”的声誉，又增加了事情的复杂性。
4.其实，苏联虽未采用“训育”概念，倒也不存在所谓“德育工作”概念。因为俄文中尚有一个狭义“教育”概念。凯洛夫《教育学》中，同“教学理论”并列的“教育理论”，即以“教学”以外的教育活动为研究对象。其中固然包括“德育”，但不限于“德育”。
德文中的“教育”概念也是如此：“教育（erziehung）这个词是从训育（zucht）与牵引（ziehen）两词来的，因此人们往往根据这个名词把它的主要部分看作是我们现在接近论文结束时才开始探讨的内容（按：指训育）”。
其实我们汉语“教育”也有同心灵影响、人格影响相关的一义，至今仍在口头语言或书面语言中运用。只是为避免语义混淆，在教育著作中一般不采用这种狭义的“教育”概念。八、“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
在我国，多年来既不适当地采用“德育工作”概念，又早已遗忘了“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实际上助长了一般教师淡化德育意识的倾向。
1.就“德育”而论，早在20世纪初，国外就有“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杜威为始作俑者）。
当时所谓“直接道德教学”，指的是“道德课”所实施的教育；所谓“间接道德教育”，系指通过作为“刍型社会”的学校环境、学生参与的实际活动和有社会意义的课程，间接地施加道德影响。这种区分的用意在于明确肯定“直接道德教学”意义的有限性，而强调学校各项工作与活动的意义，强调所有教师的伦理责任；然而这种有意义的“德育”区分，在我国早已被遗忘了。
2.“德育工作”不是一个规范的教育名词。它实际上从我国根据地成人教育、干部教育中衍化而来。以往在部队中、干部学校中，既有“思想政治教育”，又有“政治工作”（含组织工作、宣传工作等）。意味着不单是孤立地打通人的思想，还得做“人的工作”。很有道理。惟部队、机关里相对于“政治工作”的，是“军事工作”、“业务工作”，而学校中的“教学”与那些“业务工作”不同，它本身也属于“教育”，所以，机械地搬用那一套，毕竟不当。
固然，继续采用久已熟悉的“德育工作”概念，我行我素，并无不可，然而，既然设置了专门“德育工作”，本文来自范文中国网www.fw789.com，要人们承认其他工作（如教学）也属“德育工作”，既然有专门的“德育工作者”配备，又要不具有这个称号的人们，自认“德育工作者”，这个难题委实不易解决，而重申“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似可缓解这个矛盾。
3.在我国，忽视“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划分，原先问题不大。在我国80年代以前的社会政治思想氛围中，一般教师大抵都能积极参与德育，并以参与“直接道德教学”为荣，为避“不问政治”、“业务挂帅”之嫌，有时甚至矫揉造作，硬使各科教学“直接”显示出“道德教育”的姿态。那时的问题在于因忽视“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导致“德育”过热，教育失常，但不存在一般教师忽视德育问题；进入80年代以后，由于政治气候变化，“德育工作者”队伍正规化，又早遗忘了“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于是，人们很自然地认定德育是“德育工作者”的事，不易意识到自己尚有实施“间接道德教育”的责任。
九、“德育”逻辑框架
1.逻辑前提：教育目标的视野
“个体个性化”，包括：个人在德性、智力、体质、审美能力、技术、社会性诸方面的发展和各个人独特的发展。
“个体社会化”，则赋予个人诸方面发展以一定的社会历史内容。它也包括个体社会化的一般要求（基础文明）与某种特殊的社会化（如“政治社会化”、“经济社会化”等等）。
与此相应，实施智育、德育、体育、美育、技术教育、社会教育（群育）。它既作为人生基础教育，实现个体个性化，又作为社会基础文明的启蒙教育，促进个体一般社会化。
2.三位一体的“社会教育”
人生观教育（思想教育）、政治教育作为两种有特殊意义的教育，有必要单独成立，同“德育”三足鼎立，亦可把三者合为三位一体的“社会教育”（如果需要一个统一名称的话）。
人生观的形成，本身是人生发展趋向成熟之际自我意识觉醒，独立人格形成的标志，而个人形成什么性质与类型的人生观，则是个体社会过程中发生的问题。这方面的教育，与“道德教育”、“政治教育”同属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而人生观其实是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社会教育开花的结果。
政治教育同政治上层建筑的需求相适应，旨在实现个体政治社会化。
其实个人德性也有两重含义：一是个人道德人格的完善；一是同社会道德上层建筑相适应的个人道德社会化。
3.“道德教育”的三个层面
同德性的两重性相对应，德育包括公德教育与私德教育。由于我国公德与私德的界限尚待探讨，而我国公德又属政治化道德，以至德育层面较为含糊，姑且划为三个层面：
（1）以“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原则”为内容的“基本道德准则教育”。
（2）以“国民公德”为内容的道德规范教育。
（3）以先进分子为对象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或称为“道德理想教育”。
4.由于我国法定的“国民公德”属政治化的道德，这种道德规范基本上属于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道德规范
，它既是“道德教育”的内容，又是“政治教育”的内容。
在“政治教育”独立设置的情况下，道德教育宜以“基本道德准则教育”为基础。
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属带更多政治成分的道德教育，亦属完善的人生价值观教育；在不具备普遍实现此种教育前提的条件下，宜以先进分子为对象。
“道德教育”概览道德层面道德细则道德修养
与教育
1.节制、克制、忍耐自我控制2.勇敢、坚韧自我修养
3.平和、独立调节私人之1.同情、友爱、仁爱、体基本道间关系的准谅德准则则(私德)2.诚实教育调节公共1.集体之爱道德道关系的道2.乡土之爱规范德德规范(公3.国家之爱教育教德)4.人类之爱育先进分子道德的道德理基于自觉的奉献精神理想想教育
此表缺陷在于把道德修养与道德教育截然分开。
5.人生观教育
人生观形成的阶段（假设）：
（1）准备阶段：自我意识觉醒之前，个性特征的显示。
（2）人生转折时期，人生观显露苗头。
社会急剧转变，促进个体人生抉择。
6.政治教育的策略
参见《“政治教育”辨》，《上海高教研究》1994年第2期。
7.“直接社会教学”与“间接社会教育”
使学生个性化与社会化，为所有教师共同职责，也只有在多数教师协同参与下，才能有效地实现个体个性化与社会化，而社会教育亦需有专职人员承担、故有必要分为“直接社会教学”与“间接社会教育”。
专职人员承担“直接社会教学”，称为教师和辅导员。
整个社会教育应过渡到以“间接社会教育”为主的格局。
注：
〔1〕裴斯泰洛齐：《天鹅之歌》，《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206页。
〔2〕涂尔干［亦译迪尔凯姆］：《教育及其性质与作用》，《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3〕杜威：《教育的道德原理》，《杜威教育论著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102页；参见杜威：《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4〕孟宪承：《教育概论》，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4版，第33页。
〔5〕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普通教育学〉、〈教育学讲授纲要〉》，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47、146页。
关键词：幼儿体育；第一代认知科学；第二代认知科学
中图分类号：G61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15）06-0059-05
Abstract：Inrecentdecades，first-generationcognitivesciencethatbasesitscoreoncomputedanddisembodiedinformationprocessingmetaphorhastransformedintosecond-generationcognitivesciencethatemphasizesthebodyandembodiment.Second-generation（embodied）cognitivesciencefocusesontheinteractionbetweenthebodyandenvironments，emphasizesmindorcognitionshapingbythebody，concernstherolesplayedbysense-movementprocessandcoordinationinhighlevelcognitiondevelopment，andstressesthecouplingrelationshipbetweenthebody，thebrainandenvironments（culture）.Second-generation（embodied）cognitivesciencehasimportanttheoreticalsignificanceforustounderstandbabymovementeducation，andalsobringsmanyhelpfulinspirationstothepracticeofbabymovementeducation.
Keywords：babysports；first-generationcognitivescience；second-generationcognitivescience
幼儿运动教育的研究是一个极富研究潜力和实际价值的领域，然而，长期以来，无论在教育科学领域还是体育科学领域，幼儿运动教育的研究都处于边缘地位。有些机缘巧合的是，最近二三十年来，表面上与幼儿运动教育似乎没有什么关联的认知科学研究领域出现了某些重大变化或范式的转变：以计算的、离身（disembodiment）的信息加工隐喻为核心的第一代认知科学转向强调身体的、具身的第二代认知科学。第二代（具身）认知科学关注身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强调身体对心智或认知的塑形，关注感觉-运动过程（sensori-motorprocesses）及其协调在高水平认知发展中的作用，强调身体、大脑和环境（文化）的耦合关系。第二代认知科学的这些思想深刻地契合了幼儿运动教育的内涵。因此，如何深入探寻第二代或具身认知科学与幼儿运动教育理论的交集，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也将为幼儿运动教育实践带来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1第二代认知科学的兴起
毫无疑问，第二代认知科学这一概念是相对于第一代认知科学而言的。1999年，语言学家Lakoff和心理学家Johnson在他们的名著《肉身的哲学：具身心智及其对西方思想的挑战》（PhilosophyintheFlesh：TheEmbodiedmindanditschallengetoWesternthought）中首次将认知科学的发展划分为两代：第一代认知科学（theFirst-generationCognitiveScience）和第二代认知科学（theSecond-generationCognitiveScience）。第一代认知科学又称为无身心智（disembodiment）的认知科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其哲学基础是传统的英美分析哲学（形式主义学派和日常语言学派）和先验哲学。具体而言，第一代或传统认知科学以计算机科学、心理学、语言学、哲学等学科为中心学科，采用计算机隐喻，将认知或心智看作抽象的、无身的符号推理和计算的过程，人类心智的信息加工模型，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言学等等取得了极大的优势地位，第一代认知科学范式或“认知革命”风靡一时，人工智能似乎即将取代人类智能。然而，第一代认知科学的范式很快遇到了重大困难：“以人工智能完全模拟人的智能首先将遇到的难题是环境与背景知识的形式化。……人工智能却永远不能复制特定主体的具体心理过程，因为后者必然涉及此时心智活动的大量环境和背景知识，甚至与更宏大的社会文化环境和背景相联系。它们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几乎是无穷尽的，并且其中绝大部分是不能先行符号化然后再通过推理（计算）获得的。我们无法为它们提供形式化的理论，也无法为它们的变化找到确切的变换规则（程序）”[1]。第一代认知科学不仅无法解决环境与背景知识的形式化及其带来的指数爆炸问题，同时也没有从种系发生和个体发生的角度考虑问题。当然，更为根本的在于，第一代认知科学秉持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无身的观念占据了其话语主流，活生生的身体或肉身，包括感觉和运动甚至情感等等缺席了。
第二代认知科学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当时的认知科学开始了一次深刻的范式转变，即从基于计算隐喻和功能主义观念的“第一代认知科学”转向基于具身认知（embodiedcognition）的“第二代认知科学”。尽管还存在许多争论，第二代认知科学的范式在认知科学领域乃至于相关学科领域逐渐取得认可，认知或心智不再被看做是一组逻辑或抽象的机能，“而是一个植根于身体经验，植根于与身体动作的相互连结，植根于其他个体相互作用的生物系统。从这种观点看，动作和表征不再根据经典的心-物二元来理解，而是相互密切联系的。在环境中的行动，与其中的物体和个体相互作用，表征环境、感知环境、分类环境和理解环境的重要性，也许不过是关系连接的不同水平，这些连接存在于有机体和他们操作、思考和生活的局部环境之间”[2]。
Lakoff和Johnson[3]系统阐述了第二代认知科学的主要观点：（1）概念结构源自感觉运动经验和神经结构。在我们的概念系统中，甚至于“结构”这样的观念也是由意象图式和动作图式来规定的。（2）由于心智结构是与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具身经验相联结，因此它在本质上是有意义的。它不可能被无意义的符号所规定。（3）存在“基本水平”的概念，这些概念部分源自我们的动作图式和我们完型知觉和意象形成的能力。（4）我们的大脑是按照适合从感觉运动区域向更高脑皮层区域投射的激活模式来组织的，这些激活模式构成了所谓的基本隐喻（primarymetaphor）。这种投射允许我们在与身体直接联系的感觉运动过程中采用的推理模式基础上，形成抽象概念。（5）概念结构包括各种原型：典型事例、理想事例、社会刻板、突显样本、认知参照点等等。每种原型使用不同的推理。大多数概念不能用充分的和必要条件来规定。（6）理性是具身的，我们推理的基本形式来自感觉运动和其它基于身体的推理形式。（7）理性是与想象有关的，基于身体的推理形式是被映射到通过隐喻推理的抽象模式的。（8）概念系统是多元而非单一的。抽象概念通常是由互相不一致的多重概念隐喻来界定的。
概括起来说，“‘第二代认知科学’倡导的认知观念是：认知是具身的（embodied）、情境的（situated）、发展的（developmental）和动力学的（dynamic）”[4]。更为重要的是，尽管两者的研究领域和指向并不相同，但第二代认知科学与运动教育具有共同的交集，即都涉及根本性的人类身体运动及感觉经验。
2幼儿运动教育及其内涵
由于“运动教育”概念的多义性和宽泛性，以及其来源的多元性和多样性，要十分清晰地梳理“运动教育”的概念和内涵十分困难，“精神运动学、运动教育学、运动教育，这3个概念在目前还十分混乱，没有明确的定义”[5]。同时，梳理“运动教育”的历史渊源和境脉也远远超出了本文的容量。总的来看，“运动教育”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近代西方自然主义教育家如福禄贝尔、卢梭、蒙台梭利等都十分关注儿童在自然环境中的身体运动教育。较为系统的运动教育则是19世纪后期的事了。根据刘馨教授的解释，早在20世纪30年代左右，运动教育就是英国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北美的体育教学受到了这种来自英国的新的教育活动方案的冲击与挑战。到了20世纪60年代左右，运动教育便逐渐成为北美小学体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它也逐渐影响到幼儿园中的体育教学活动。同时，运动教育的另一条路径来自德国的精神运动学，最早可以追溯到奥地利科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鲁道夫・史代纳（RudolfSteiner）创立的人智学（Anthroposophy），并受到蒙台梭利的感官教育、鲁道夫・拉班（RudolfLaban）①的运动分析理论及奥尔夫音乐教育的影响。近年来，在雷娜特・齐默尔教授倡导下，幼儿精神运动学在德国得到长足发展，出版了多本幼儿精神运动学方面的专著，并陆续被译为中文，对我国幼儿运动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对“运动教育”这一概念的解释与运用，不同的专家学者赋予它不同的具体含义，但总的来说，运动教育中包含了这样一些最基本的思想：（1）基础运动（basicmovments）；（2）教育性的体育（educationalgymnastics）；（3）创造性的运动（creativemovement）；（4）探索与发现（explorationanddiscovery）。实际上，“运动教育”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和实践层面的拓展价值，刘馨[6]171-172就指出，一个完整的、全面的运动教育所包含的内涵，远不止上述这几个方面。一般来讲，“运动教育”意指一个过程，（1）通过这一过程，可以获得对人的运动的功能以及表现形式的正确评价和认识；（2）通过这一过程，可以获得在有目的地控制人的运动方面的技能；（3）提供给个人各种机会，让他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去运用自己已获得的运动知识；（4）提供以“拉班的基本运动思想”为基础的系列经验；（5）把认识到个体的差异性作为在教育环境方面的一个“有利的”因素，以引起新的概念和各种反应的产生。总之，“运动教育”是对儿童进行运动技能教学的一种发展适宜的、适合儿童个别需要的，有主题的和促进儿童发展的方法和课程，它把儿童看作是一个完整的个体，并且包含着比儿童身体方面更多的内容。因为“运动是人的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段（介体），参与运动中的总是儿童的全部机能，并不只是某一部分，每个动作行为都涉及认知、动机以及情感方面，而且认知、动机以及情感也会受到运动行为的影响”[7]7。本研究采用“幼儿运动教育”这一概念，而放弃采用幼儿体育或学前儿童体育的提法，主要是考虑幼儿体育或学前儿童体育容易引起一种错觉，即“孤立地强调幼儿身体方面的发展，而忽视了幼儿的情感、社会性、认知以及创造性的发展”[6]171。采用运动教育，正是要改进这些不合理的现象，凸显运动教育的基础性、广泛性和整合性，为使幼儿成为一个健康的人、完整的人和个性充分发展的人奠基。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运动教育中蕴含的教育基本原理和原则，是所有学科的领域的基础”[6]170。
幼儿运动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可以表述为运动教育在幼儿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要全面、系统地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充分认识到人首先是，最终也是自然的生物体。“人类往往有意或无意忘记自己是一种生物，忘记自己的身体，忘记自己的生物学属性。比如我们都耳熟能详这些判断：‘人是有意识的动物’，‘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人是游戏的动物’，‘人是符号的动物’等等，我们往往忽略了每一判断中宾词的涵义，即归根结底，人是动物，有着漫长的进化史，与生物界有无法割舍的联系”[8]。这是我们讨论幼儿运动教育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理解幼儿运动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首先必须深刻意识到当代儿童生活环境的空前变化，导致儿童身体运动和感觉经验的深刻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由于城市化进程、居住方式的改变和学习压力等等的问题，满足儿童运动需求的机会极大减少；（2）儿童越来越多地通过媒体等间接经验而非游戏、运动等直接经验的方式来认识世界；（3）儿童的身体体验日益居于次要地位；（4）室内静坐活动占的比例越来越高，室外游戏、运动活动越来越少[7]117。这些问题和现象在急剧工业化、城市化而且城市儿童普遍为独生子女的中国尤其明显。
其次，由于运动教育（精神运动）的统合性，它可以极大地弥补或者改善幼儿园分科教学带来的问题。目前来看，我国幼儿园教学主要还是以分科教学为主，“当儿童进入到幼儿园或小学的时候，他们原有的混合学习的方式，很快就被分离的、孤立的和表面上毫无联系的学习与活动所代替，‘游戏’、‘作业’、‘学习’等活动被割裂开来，具有各自的目的；语言、数学、常识、音乐等学科孤立地进行教学――这种种现象和做法是不利于儿童发展的。对于儿童来说，每一个组成部分都是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某一方面的发展，可以促使其他有关方面得到相应的加强与巩固”[6]171。
3第二代认知科学对幼儿运动教育的启示
正如李其维[9]所言，“第二代认知科学的兴起将启发人们对身心关系、生理还原论、意识研究在心理学中的地位、人工智能对心智完全模拟的可能性等重大问题重新思考。”第二代认知科学对幼儿运动教育的理论建构和实践具有重大意义，对此进行梳理和思考，其实就是寻找第二代认知科学和幼儿运动教育之间的交集，在具身心智、具身认知理论的基础上，重新思考幼儿运动教育的价值和内涵。
首先，第二代认知科学告诉我们，感觉-运动活动在儿童早期发展中具有重要价值，感觉-运动活动必然带来感觉的发展以及经验的扩展。幼儿运动教育在整个幼儿教育中具有基础地位。“活生生的、整体意义上的身体活动（运动是其核心之一）是儿童早期教育的出发点”[8]。具身认知研究表明，婴幼儿的认知是感觉-运动性质的，他们的认知是无法与感觉-运动割裂开来的，感知和动作也是根本不可分离的，当然，他们的感觉-运动系统又是与环境高度交互的。皮亚杰、西伦等人的研究表明，感觉运动活动或协调在婴幼儿认知发展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感觉运动协调是从婴儿到成人的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作用程序之一，它构成了许多种学习的基础”[10]。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反复表达了这样的看法。皮亚杰认为，活动（必然是主体的身体活动）既是感知的源泉，又是儿童心理发展的基础。在感知运动阶段，通过感知和动作及其协调，儿童建构起复杂的动作图式或格式，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随着动作的内化，形成更加高级的思维和运算。在“具身性假设背后的中心观点是：心智或智慧是在有机体与环境的互动中涌现出来的，是感觉运动活动的结果”[11]。
第二，从第二代认知科学角度看，幼儿运动教育可以为幼儿提供丰富的、情境化和动觉的实时刺激。
第二代认知科学“将认知主体视为自然的、生物的、活动于日常环境中的适应性的主体，认知就发生于这样的状况中”[4]。毋庸置疑，婴幼儿的认知是实时的，在线（on-line）的和情境化的认知。婴幼儿生活在一个具体的、真实的物理世界中，这个世界“充满了丰富的对知觉、行为乃至思维起组织作用的种种规则”[11]。婴幼儿的心智不仅存在于他们自身，同时也分布于物理世界、文化环境（包括语言和人工制品）的互动和经验之中，从根本上讲，身体或具身及其与环境的耦合关系不仅涉及婴幼儿认知发展的核心机制，也构成了高水平认知或抽象思维的基础。幼儿运动教育有助于为幼儿提供丰富的、情境化和动觉的实时刺激，因为运动必然带来感觉的发展以及经验的扩展，这恰恰是虚拟的电子游戏和符号化活动所无法提供的。
第三，幼儿运动教育的价值绝不限于运动和身体本身。人们往往把运动教育的作用仅仅理解为有助于幼儿身体健康，或者有助于神经系统的发育（这无疑是运动机能的重要方面），其实这是一种把运动教育简单化的观点。
第二代认知科学赋予了身体一种本体论的地位，“从发生学角度看，婴幼儿的心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具身心智，或者说，婴幼儿心智天然地具有具身性”[8]。儿童最初的心智和认知是无疑是基于身体的，身体构成了婴幼儿自我的核心。达马西奥指出，“早期身体信号，无论是在进化还是发育过程中，都有助于形成自我的基本概念”[12]。依靠身体运动获得的身体信号为儿童早期心理发展特别是自我的形成提供了基本的背景。实际上，婴幼儿认知乃至整个心理活动都是建立在身体运动提供的感觉刺激和原始信息供大脑处理的基础上的。
总之，身体运动（包括作为硬币另一方面的感觉）是儿童发展与学习的各个方面，包括情绪和社会性发展的基石。首先是人的自我和自我意识。“儿童的自我意识是与儿童的体验联系在一起的，而儿童早期的很多体验都是与身体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这些通过身体运动产生的体验构成了儿童自我意识发展的基础”[13]。身体运动有助于幼儿建构积极自我意象，形成良好的自我效能感和价值感。实际上，幼儿运动与自我概念和自我同一性的关系在精神运动学理论体系中具有核心地位。第二方面是人的认知，身体运动及其体验构成了儿童对自己能力意识的边界。“婴儿时期的爬行、抓，拿等运动有助于我们感知和认知能力的发育和成熟。”[14]8无疑，儿童的各种认知活动也是在运动中实现的，皮亚杰的感知运动智慧就是一个认知和运动密切关联的理论建构。第三方面是情感。“来自个体发生学和系统发生学的研究成果表明，运动神经元与我们的情感紧密相连，同时这种关联是由身体的运动表征进行组织的”[14]9。同时，运动身体运动还有助于儿童宣泄各种不良情绪。第四方面，儿童的社会能力特别是社会情绪能力乃至人格可以通过运动得到训练和培养，这是德国的精神运动学的一个核心观点。第五方面，身体运动具有发育诊断和矫正作用，这一点在德国的精神运动学中得到了大量的实践。
长期以来，运动教育，特别是幼儿运动教育在理论和实践上并未取得应有的地位。教育系统内部以至整个社会还远远没有意识到幼儿运动教育的价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幼儿园教育活动中，“过分强调抽象符号系统的作用，特别是把抽象符号系统和学业学习在儿童早期发展中的作用置于一个极不恰当的位置”[8]，从而忽视幼儿运动教育的做法仍然十分普遍。这些做法压缩了婴幼儿动作和感觉发展的空间，使他们远离感性经验和“物理实在”，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剥夺了他们通过动作主动建构自身经验和通过运动与游戏宣泄和表达基本情绪的机会”[8]。另一方面，幼儿运动教育的理论建设和幼儿运动标准的建设更是几近空白。所有这些都严重妨碍了幼儿教育的健康发展。从第二代认知科学角度来思考幼儿运动教育，为幼儿运动教育乃至儿童健康发展寻求更为深刻和科学的理论基石，是一项具有极大价值的伟大事业，这项事业十分艰巨但已经起步。
注释：
①鲁道夫・拉班.（1879―1958）――现代舞理论家、教育家、人体动律学和拉班舞谱的发明者、德国表现派舞蹈创始人之一。
参考文献：
[1]李其维.“认知革命”与“第二代认知科学”刍议[J].心理学报，2008，12（9）：1306-1327.
[2]GarbariniF，AdenzatoM.Attherootofembodiedcognition：Cognitivesciencemeetsneurophysiology[J].BrainandCognition，2004，56：100C106.
[3]LakoffG，JohnsonM.Philosophyintheflesh：Theembodiedmindanditschallengetowesternthought[M].NewYork：BasicBooks，1999：P77-78.
[4]唐孝威.“语言与认知文库”总序[G]//李恒威.“生活世界”复杂性及其认知动力模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5]雷娜特・齐默尔.幼儿精神运动学手册[M].蒋丽等，译.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6]刘馨.学前儿童体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7]齐默尔.幼儿精神运动学手册：精神运动学发展促进作用的理论及实践[M].杨沫，等译.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7.
[8]杨宁.儿童早期发展与教育中的身体问题――五论进化、发展与儿童早期教育[J].学前教育研究，2014（1）：19-26.
[9]李其维.“认知革命”与“第二代认知科学”刍议[J].心理学报，2008：12（9）：1306-1327.
[10]RolfPfeifer.身体的智能――智能科学新视角[M].俞文伟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87.
[11]SmithLB，GasserM.Thedevelopmentofembodiedcognition：Sixlessonsfrombabies[J].ArtificialLife，2005（11）：13-30.
[12]达马西奥.笛卡尔的错误：情绪、推理和人脑[M].毛彩凤，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185.
【关键词】美术教育价值发展前景
一、智力的视觉价值
人们往往片面地认为美术教育是培养情感的，知识的教育才是培养智力的。然而接受知识的程序则是通过人的感知觉来实现，感觉系统是人的内在神经中枢与外界的通道，是信息之河床。视觉系统引导和控制着身体的运动，满足生存的需要，同时也收集着来自各方面的形象信息，并将视觉形象储存于人的记忆中，赋之以情绪的意义，从而为认识和创造行为提供基础。那么训练视觉能力的最好方法则是美术教育。
所以，美术教育承担的任务并非仅是审美的欣赏，它还包括促进视知觉能力的发展。感受系统的培养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体对艺术品形成过程之不同层次上的意义所日益增长的知觉能力，那些能理解记号之细微特征，能理解形式之多样化及深奥主题中隐含之意义的人，比起作品只有单一含义的人，要经验到更多的感受变化。所以它永无止境地改变着艺术，更坚定地强调艺术的独特和价值。
艺术家与工匠的本质区别在于，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积极不断地增强自我意识，而工匠只是熟练地制造东西。也就是说，通过价值带动艺术的这种教学方法，形成了建筑设计的教学基础。而在一段时间内，这种方式不再被社会认可，曾经一度消失。然而在最近几十年中，教育的基础设计理论，经过了多次争论与教育改革，又逐渐被人们所接受。
支持这一观点的人们认为，在任何艺术创作中，基本技术都是必不可少的，任何基本设计都是同等重要的，尽管它们与教育内容有所区别，但是实践是教育的基础。在此研究背景下，尤其是在基本设计教育及建筑教育这一概念领域中，有了日益重要的作用。
她认为以科学、逻辑或其他借助语言文字的方式并非人类唯一获取知识的途径，而艺术则能提供另一种方法。她说：“一件艺术品为我们的思维提供感觉，像我曾经讲过的，任何事物都是可以被感知的，使它可见、可闻或者通过某种象征让我们理解，而不是让我们凭借一系列线索去猜，艺术的表现方式和我们感性、精神及生活的有力节奏是一致的，看起来上述理论观点似乎是学术争论，其实，这些精辟的艺术见解都对美国学校的美术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如，学生怎样把陶器或编织理解为艺术，若表现其体积时，并且要认识和理解造型的规律性，儿童的综合性创造能力是如何通过美术教学教育培养起来的，等等。那么要回答这些问题就会牵动美术教育的诸方面，首先是采用什么样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案。其次是聘用什么样的教师以及教师如何施教。如果一个人认为美术教育是自我表现或者宣泄因学业压力而积郁的情绪的手段，那么一个兼学过美术和美术治疗或者心理学的人应该是合适人选;如果一个人认为美术教学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帮助年轻人欣赏当代和古典美术，那么也许一个学过美术批评或美术史的人是最合适的教师;如果一个人认为美术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画家，那么就应该让画家来当老师。”他生动明确地指出，了要实现不同的教育目的，必须根据目的去选择教师，而并非画画的人都能作为美术教师。这种恰当的用人之道是提升教学效率的关键所在。
由此可见，视知觉在美术教育中的价值不仅仅是智力的促益，在这个训练中，它使那些感受力较差的人看到平时不可见的东西，即透过艺术看世界。
二、智力的思维和记忆价值
人们重视语言及数理化教育，而忽视美术是现代教育工作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人们的看法不尽一致。不仅如此，美术学习还需要抽象思维。同时美术学习也需要灵感思维：给智慧提供的那个“物体”。他编写的第一本儿童课本《图画世界》即是这个物体的具体展示。事实上，以教育取向的现代美术教育的工要价值越来越集中于智力的开发、感情的培养和能力的发展：无怪乎反复强调要培养学生们的自我发展的能力及意识。他声明自己是按三条线索来研究学生发展的，知识的价值不只是它的符号意义，而且它已经成为推动学生智力发展的基础和诱因，把实现知识的价值简单地理解为掌握和运用符号，只是看到广大知识的显形价值，只有在发展能力的高度上审视知识，才能看到知识的隐性价值。之所以很多教育家重视美术教育对人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正是他们看到了美术教育既有情感培养，又有创造力的培养，还有操作技能的实践训练诸多教育功能的特点。
他还认为，正是感觉与思想、理性思维与感性思维的差异和分离，导致了现在人们的各种思维贫血症状。为了弥合感知与思维，沟通感性与理性，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视觉思维概念。他以大量事实证明，视觉并不仅仅是实物形态的接受，而是在感知的同时就具有分离、综合、补充、分析、概括等积极的活动。绘画就是意识思想的产物，所以又是操练意识思想的最佳选择。这片“故土”对于沟通感性与理性，增强思维活力，促进认识能力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推动理性（认知）回复感性（认知），可以促进智力教育建构起的理性认知系统、思维模式的生产活力，并在比较意识思想和语言概念思想在整个思想活动中的作用时指出并展开。
把这种意象提供出来说概念思维“是不生育的”，也许不完全正确。但概念思维至多是一种“仿真艺术”，而“仿真”本身却需要视觉意象提供。所以，思维概念必须向具象回复，才会有生育或创造活力，否则就会陷入一种“贫血的思考”，或者生成“不产生任何‘思维’的思维”。
其次，美术活动可以促进人们的认知才能的整体发展。科学最基本的成分是术语概念，特点是概括性。
而概括就意味着舍弃、遗漏，而补偿这些空白的最好方法是艺术。艺术中的形象就是最终的宣言，注意力止于形象。还有助于符号化和抽象化等辅助因素。人们对美术教学教育可以拓展儿童智力深信不疑，但智力的发展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却说不清楚，回答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概念，其主要的还是人的思维方式的改变，使得思维产生深度和广度这就更取决于美术教师的教学方法能否开发学生们的智力水平。美术老师在第一节课通常都要问孩子们：“你们平时都习惯画些什么，能画给我看看吗？”而老师的此举意义就在于启发学生们从具体的事物中开拓发散性思维，展开想象，“你的飞机离地面的高度如何？”“它能飞越云层吗？”“它将会在哪儿着陆？”“人从哪里走出来？”等。同时，还要让学生学会运用不同的材料去做立体的飞机，这样能打开孩子思维的空间。
三、总结
直到今天，在所有的艺术活动中，我们看到，通过考虑一些实施的规则，这些规则有直观的，有逻辑的，有概念的，从而达到设计和目的要求，是十分必要的。所以说，看，包括观察成分，然而看与观察并不等同。理论决定你到底能够观察到什么，因为观察的目的是为了更深入地思考，要从发现规律到“丑”中获得美感，掌握“沙里淘金”的钥匙，才能真正提高观察的能力。而这正是美术教师中“人本主义”的精神所在。
【参考文献】
[1]彭吉象.艺术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王颂华，等.哲学与艺术[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3]伍蠡甫，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4]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