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这位放荡不羁的法国人是否真的到过里斯本，即使去过也应该是他老年之后，年轻的波德莱尔一边写诗咒骂巴黎，一边酗酒嫖妓，享受着“罪恶之都”的所有堕落方式。其实，他到没到过里斯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给后人留下一个形象的比喻——自他之后，凡是前往里斯本的法国人都把自己比喻成波德莱尔笔下那只蜥蜴，这也是里斯本被恶搞为“蜥蜴之城”的来由。
事实上，里斯本与蜥蜴一点关联也没有。像欧洲大部分城市一样，里斯本并不大，只有60万人口，因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温暖如春，植物四季常青。400多年前，葡萄牙曾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它的舰队独霸海上，里斯本是这个帝国的中心，葡萄牙人骄傲地向世人宣布：“里斯本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大海的起点。”
道拉多雷斯大街的电车票
我早年曾读过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的《惶然录》，诗人在书中咬牙切齿地说：“即便我握住了整个世界，也会统统将它换成一张返回道拉多雷斯大街的电车票。”读诗的时候我不明白一个人既然已经主宰了全世界，为什么还要乘坐电车返回里斯本？当我来到拉多雷斯大街时才恍然大悟——原来红、黄两色的电车已经根深蒂固地网住了这座城市：无论通衢大道还是板石小巷，无不“空中布满电线，脚下伸展铁轨”，就连在“克梅其奥广场”的道姆·约瑟一世铜像前也不例外，两条铁轨和无数条电线把铜像点缀得面目皆非，而当年诗人居住的拉多雷斯大街无疑是里斯本各路电车交错穿行的典型街道之一。
带着几分好奇、几分怀旧，我跳上一辆28路电车，亲身感受一下里斯本的“欲望号街车”。但是很失望，电车的速度实在不敢恭维，最快车速也只比行人的步伐快上一丁点儿，如果同去一个目的地，一个健步如飞的人肯定比乘坐电车的人先到。和意大利首都罗马、捷克首都布拉格一样，里斯本也是一座山城，电车从柏夏区开往巴里奥托区一路全是上坡路，电车毫无表情，慢吞吞地拐弯，慢吞吞地爬坡，就连那叮叮当当的铃声也透着无精打采，我总是担心它没有足够的动力爬到坡顶。
快到奥托山顶时，几个行色匆匆的游人三步并作两步就把我们赶超过去，看我在车上不住傻笑，其中一位洋哥们儿一边抹汗，一边腾出手对我做出一个“小乌龟慢慢爬”的手势。其实，我不是笑他那难看的莫希干发型，是想起我的朋友晓玮在她的旅行书《近乎私奔》中描写里斯本电车的一段话：“人行道上的行人只能贴着墙侧立着，静静等车通过再行，如果此时在车上看到哪个路人不顺眼，撩起手掌掴个巴掌也是绰绰有余的。”面对这个讨厌的莫希干发型，我真的有这种冲动。
车到坡顶，我向下眺望，在夕阳照耀下，原本红色的屋瓦此时闪着金色的光芒，一来一返四条铁轨弯弯曲曲，时而隐没在窄巷，时而出现在山脊，一辆接一辆的电车正前赴后继地在轨道上穿梭。正东张西望之际，司机突然把车刹住，原来路前面停着一辆小轿车，轿车的屁股占据了电车行驶的空间。司机下去用拳头量了量车屁股和铁轨的距离，摇摇头，然后回到车上用葡语一通吆喝，大家纷纷下车去推那辆轿车，我也急忙下来加入推车人群，却找不到插手的位置。
好不容易抵达终点站圣乔治古堡，我下了车，像小孩子一样，一边伸开双腿丈量铁轨，一边思索——如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城市已经彻底淘汰了这种隆隆作响并且有碍观瞻的有轨电车，改成漂亮时尚的公共大巴或地下铁。但是，里斯本仿佛是一个远离现代世界的糟老头子，遗世而独立，固执得近乎变态，虽然也发展地下铁和城区巴士，但古老的电车却从未被抛弃。以28路为例，那些黄色车厢自从二战之后就没有更换过！这究竟是为什么？佩索阿说出了里斯本人的心声：“我坐在老电车上，车上的椅子好像带我回到从前，或者遥远的地方——对我而言，那些熟悉的人、熟悉的现实都在成倍增长。我下车的时候往往筋疲力尽，好像刚刚梦游过，又好像过完了一辈子。”电车也许真是里斯本的一辈子。
咖啡馆外的忧郁“法朵”
在我去过的无数座欧洲城市中，里斯本是唯一一座让我迷路的城市。读过费尔南多·佩索阿传记的人，相信对下面这一幕永难忘记：1935年11月26日黄昏，正处于文学创作巅峰的佩索阿，夹着黑色公文包回到位于科埃略达罗沙街16号的公寓。回家之前，诗人总习惯在楼下的酒吧喝上一杯。这天像往常一样，他踅到吧台前，对酒保说：“2毛、6毛和8毛。”他说的是当时葡萄牙货币埃斯库多——一盒火柴2毛、一包香烟6毛，一杯威士忌8毛。酒保早已熟知诗人的习惯，麻利地把三样东西摆到他面前。佩索阿先是撕开香烟，取出一支含在嘴里，然后用火柴点燃，待喷出一口烟雾后，再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扁壶，把酒装好，最后扬长而去，躲进楼阁开始新的创作。这是诗人最后一次出现在小酒吧，也是最后一次回家——4天后，人们在公寓里发现了他的尸体。
我就是在寻找科埃略达罗沙街的时候迷路的。我没有地图，也不懂葡语，遇见的几个路人又不懂英语，于是我只好一遍一遍地重复Pessoa，期待这位在里斯本家喻户晓的名字能够换回一个满意的指引。开始我是见人就拦、逢人就问，对方却一个个摇头，后来我只好把目标放在有学问的人身上——戴眼镜不就代表读书多和有学问吗？果然，问到第N个眼镜美女时，美女点点头：“Pessoa？”我连呼Yes，美女的纤手向远方一指，怕我不明白，又热心地把我送到15路电车站，用蹩脚的英语嘱咐我在终点下车，这才摇手离去。
我下车之后发现情况有些不妙，15路电车的终点是杰洛尼莫斯修道院，佩索阿死后本来与祖母葬在一起，1985年，里斯本市政府把他的灵柩迁到洛尼莫斯修道院，让他与达伽马、卡蒙斯和葡萄牙皇室成员一样享有身后哀荣——天啊，我本来是找佩索阿的故居，眼镜美女竟然南辕北辙把我指到了他的墓地！既来之，则安之，我花6欧元买张门票逛了一遍修道院，从另一大门出来时，发现全然不是进来的景象，最可恨的是任我怎么努力、怎么转圈，也找不到来时的电车站，问路不易，迷得却如此容易。好在满城都是好景色，我索性沿街闲逛，随便走上一条曲折的小巷，都会发现时间刻在里斯本的印痕——几百年碎石路上或深或浅的凹坑，每栋建筑都有不同的古典风格，哥特式、拜占庭式、新古典主义式以及葡萄牙特有的曼努埃尔式。
徒步一个小时后，我终于见到一家街边咖啡馆，于是坐下来休息，一边喝咖啡，一边欣赏乐队演唱“法朵”（Fado）。法朵是一种属于并且只属于葡萄牙的民间音乐，就像探戈舞蹈只属于阿根廷、弗拉明戈只属于西班牙、毛笔书法只属于中国一样。Fado是拉丁文“命运”的意思，泛指葡萄牙悲凉的咏叹调，它本是18世纪非洲黑奴的思乡曲，进入葡萄牙后逐渐被流浪歌手接纳。由于法朵里融有过多的忧伤和宿命，歌词除了等候死亡就是悲观厌世，这也是法朵至今仍然是葡萄牙的法朵，而无法成为“欧洲法朵”和“世界法朵”的真正原因。花花世界毕竟需要更多的希望，而不是过多的绝望。葡萄牙女歌手邦蒂丝形容法朵“是一种非常特别的音乐，用来表达自我，几乎像宗教祈祷一样。它不见得是哀歌，但就某个深层的层面而言，它能袒露你的灵魂”。
里斯本最后一只蜥蜴
见证葡萄牙“大航海时期”荣耀的建筑是坐落在特茹河入海口的贝伦塔，这座纯白色大理石建筑一面向海，三面与陆地相接，建筑形式属于曼努埃尔风格的四棱古堡。贝伦塔始建于1514年，完工于1520年冬天，设计师是葡萄牙皇家工程大臣迪奥戈·德·波伊塔卡。由于贝伦塔是为纪念16世纪葡萄牙伟大的航海时代而建造，所以在设计上力求精美绝伦，倾尽一国之财力精心堆砌——远观仿佛一艘远航归岸的巨轮，近看又像王宫主塔。
贝伦塔见证了葡萄牙的光辉岁月，也看尽了世间的凄凉，很多名扬天下的葡萄牙航海家从这里出发，开始漫长的环球之旅，其中包括名垂青史的哥伦布、达伽马以及首次发现“地球是圆形”的麦哲伦，贝伦塔也因此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塔共分四层，塔身附有不对称的14座碉楼，是建塔之初卫兵的藏身之所。随着葡萄牙的衰落，贝伦塔的象征地位逐渐动摇，它的功能也发生了转变，曾经做过海关、电报站和灯塔。18世纪后期，里斯本皇室把地下三层改装成地牢，专门囚禁犯罪的贵族——罪行越重，关押的越深。因为贝伦塔建在浅滩上，因此每逢涨潮地下牢房就会被海水灌满，最下层的囚犯禁不起潮起潮落，只能被活活淹死。
告别日渐苍凉的贝伦塔，我从罗西欧火车站乘车前往里斯本另一处世界文化遗产——位于辛特拉的佩纳皇宫。辛特拉是座小镇，距离里斯本40分钟车程，位于辛特拉山北麓，一片面积惊人的城堡群分布在悬崖峭壁和森林山溪之间。不知什么原因，尽管是旅游黄金时节，辛特拉依然没多少游客，也没有一块路牌做指引，这与拜伦勋爵的描述可相差太远——1932年拜伦来到这里游览，他在游记中写道：“从各个角度来看，辛特拉大概是欧洲最可爱的城市了，它包含了所有的自然与人工之美，高耸的皇宫和巨大的花园从岩石、瀑布以及峭壁中升起。如果天气晴好，站在皇宫的瞭望塔顶，几十公里外的大海和泰加斯河都可以一览无余？？辛特拉融合了西方高地的野性和近似法国南部低地的勃勃生机。”
里斯本最后一只蜥蜴
法国诗人波德莱尔（Baudelaire）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到里斯本住段时间怎么样？那儿的天气一定很温暖，你会像一只蜥蜴，在阳光映射下伸展腰肢，获得活力。那是一座水之城、光之城和大理石之城，住在那里有益于沉静和沉思。”
我不知道这位放荡不羁的法国人是否真的到过里斯本。即使去过也是他老年之后，年轻的波德莱尔一边写诗咒骂巴黎一边酗酒嫖妓，享受着“罪恶之都”的所有堕落方式。他到没到过里斯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给后人留下一个形象的比喻――自他之后，任凡一个前往里斯本的法国人都把自己比喻成波德莱尔那只蜥蜴，这也是里斯本被恶搞为“蜥蜴之城”（TheCityofLizards）的来由。
事实上，里斯本与蜥蜴一点关联也没有。像欧洲大部分城市一样，里斯本并不大，只有60万人口，因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温暖如春。由于它地处欧洲大陆最西端，与拉美、西非及地中海关系非常亲密，1974年莫桑比克和安哥拉发起独立革命时，许多难民不去法国和英国，而是悉数逃至里斯本，至今里斯本街头仍随处可见难民后裔。400多年前，葡萄牙曾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它的舰队独霸海上，里斯本则是这个帝国的中心，葡萄牙人骄傲地向世人宣布：“里斯本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大海的起点。”
见证葡萄牙航海荣耀的是坐落在特茹河入海口的贝伦塔（BelemTower）。这座纯白色大理石建筑一面向海三面与陆地相接，属于曼努埃尔风格的四棱古堡，建于1514年，完工于1520年冬，设计师是葡萄牙皇家工程大臣迪奥戈•德•波伊塔卡(DiogodeBoitaca)。由于是为纪念16世纪葡萄牙伟大的航海时代而建，在设计上力求美轮美奂――远观似一艘远航归岸的巨轮，近看又像王宫主塔。
贝伦塔见证了葡萄牙的光辉岁月，也看尽了世间凄凉。很多名扬天下的葡萄牙航海家从这里出发，开始漫长的环球之旅，其中包括名垂青史的哥伦布、达伽马以及首次发现“地球是圆的”的麦哲伦，因此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随着葡萄牙的衰落，贝伦塔的象征地位逐渐动摇，功能也发生了转变，曾做过海关、电报站和灯塔。18世纪后期，里斯本人把地下的三层储藏室改装成地牢，专门囚禁犯罪的贵族――罪行越重，关押得越深。因为贝伦塔建在浅滩上，每逢涨潮地下牢房就被海水灌满，最下层的囚犯禁不起潮起潮落，被活活淹死。
告别日渐苍凉的贝伦塔，我向道拉多雷斯大街走去。
慢吞吞的里斯本“欲望号街车”
早年读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FernandoPessoa）的《惶然录》（ThebookofDisquiet），诗人咬牙切齿地说：“即便我握住了整个世界，也会统统将它换成一张返回到拉多雷斯大街的电车票。”
读诗时我不明白：一个人已主宰了全世界，为什么还要乘坐电车返回里斯本？当我按图索骥找到拉多雷斯大街才恍然大悟――
原来红黄两色的电车已根深蒂固地网住了这座城市：无论通衢大道还是板石小巷，无不“空中布满电线，脚下伸展铁轨”。两条铁轨和无数电线把这座具有千年历史的城市点缀得面目皆非，而当年诗人居住的拉多雷斯大街无疑是各路电车交错穿行的典型街道之一。
带着几分好奇、几分怀旧，我从拉多雷斯大街随意跳上一辆电车，亲身感受一下里斯本的“欲望号街车”。然而很失望――电车的速度实在不敢恭维，最快车速也只比行人的步伐快上一丁点儿，如果同去一个目的地，一个健步如飞的人肯定比坐电车的人先到。
和意大利首都罗马、捷克首都布拉格一样，里斯本也是一座山城。电车从柏夏区开往巴里奥托区，一路全是上坡路，电车毫无表情，慢吞吞地拐弯，慢吞吞地爬坡，就连丁丁当当的铃声也透着无精打采。
快到奥托山顶时，几个行色匆匆的游人三步两步就把我们赶超过去，看我在车上不住傻笑，其中一位洋哥们一边抹汗一边腾出手对我做出一个“小乌龟慢慢爬”的手势。其实我不是笑他那难看的莫希干发型，是想起我的朋友晓玮在她的旅行书《近乎私奔》中描写里斯本电车爬坡的一段话：“人行道上的行人只能贴着墙侧立着，静静等车通过再行，如果此时在车上看到哪个路人不顺眼，撩起手掌掴个巴掌也是绰绰有余的。”面对这个讨厌的莫希干发型，我真的有这种冲动。
里斯本最著名的电车是28路车，这条线路从埃斯特拉教堂开始，经过卡默恩斯广场、城区缆车总站、著名的Chiado购物街，一直行驶到隐藏在阿尔法玛区角落深处那些里斯本最破败的古迹。想像中这车不知该何等豪华与时髦，然而等到它驶过来却不禁大失所望――只有一节木制黄色车厢，里斯本的暮色中，我与十几个葡萄牙老兄坐在车里随着山势左一转右一拐，向暮色更深处驶去。开始路边还不时有街灯，后来车里车外便黑漆漆一片。中途，司机突然把车刹住，原来路边停着一辆小轿车，车屁股占据了电车行驶的空间。司机下去用拳头量了量车屁股和铁轨的距离，摇摇头，然后回到车上用葡语一通吆喝，大家纷纷下车去推那辆轿车，我也急忙下来加入，却找不到插手的位置。
好不容易抵达终点圣乔治古堡，我像孩子一样一边伸开双腿丈量铁轨一边思索――如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城市已彻底淘汰了这种隆隆作响且有碍观瞻的有轨电车，改成漂亮时尚的公共汽车或地下铁，比如纽约、比如伦敦，甚至包括北京、上海，如今想要重温上海有轨电车的旧式风景，恐怕只能进入张爱玲的小说中翻寻了，但里斯本却仿佛一个远离现世的糟老头子，遗世独立，固执得近乎变态，虽然也发展地下铁和城区巴士，古老的电车却从未抛弃。以28路车为例，那些黄色车厢自从“二战”之后就没有更换过。
这究竟是为什么？佩索阿说出了里斯本人的心声：“我坐在老电车上，车上的椅子好像带我回到从前――对我而言，那些熟悉的人、熟悉的现实都在成倍增长。我下车的时候往往筋疲力尽，好像刚刚梦游过，又好像过完了一辈子。”
电车也许就是里斯本的一辈子。
咖啡馆外忧郁的“法朵”读过佩索阿传记的人相信对下面这一幕永难忘记：1935年11月26日黄昏，正处于文学创作巅峰的佩索阿夹着黑色公文包回到位于科埃略达罗沙街16号的公寓。像往常一样，诗人在楼下的Trindade`s酒吧对酒保说：“2毛、6毛和8毛。”他说的是当时葡萄牙货币埃斯库多（Escudo）――一盒火柴2毛、一包香烟6毛，一杯威士忌8毛。酒保早已熟知诗人的习惯，麻利地把三样东西摆到他面前。佩索阿先是撕开香烟，取出一枝含在嘴里，然后用火柴点燃，待喷出一口烟雾后，再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扁壶，把酒装好，扬长而去，躲进楼阁开始新的创作。这是诗人最后一次出现在小酒吧，也是最后一次回家――四天后，人们在公寓里发现了他的尸体。
在柏夏区寻找科埃略达罗沙街时，我迷路了。我没有地图，也不懂葡语，遇见的几个路人又不懂英语，只好一遍遍重复着佩索阿、Pessoa，期待这个在里斯本家喻户晓的名字能够换回一个满意的指引。
当问到第N个眼镜美女时，美女痛快地点点头：“Pessoa？”我连呼：“Yes.”美女纤手向远方一指，怕我不明白，又热心地把我送到15路电车站，用纯正的英语嘱咐我在终点下车。
可下车后我却发现情况有些不妙――15路电车终点是泰汝河岸的杰洛尼莫斯修道院。佩索阿死后本来葬在他祖母坟茔所在的快乐墓园，随着他名声越来越响，1985年深秋，里斯本市政府决定把他的灵柩迁到洛尼莫斯修道院，让他与达伽马、卡蒙斯和葡萄牙皇室成员一样享有身后哀荣。
天啊，我本来是找佩索阿的故居，眼镜美女竟把我指到了他的墓地。
既来之则安之，花六欧元买张门票逛了一遍修道院，从另一大门出来时，发现全然不是进来的景象，最可恨的是任我怎么努力、怎么转圈也找不到来时的电车站――问路不易，迷路却来得如此容易。索性一个人沿街慢慢转悠，我曾耗时三天徒步转遍庞大的罗马城，只有罗马三分之一大的里斯本还能困住我不成？
三个小时后我终于还是疲了，再美的路程永远走下去也会令人疲惫。累到极点时我选了一家街边咖啡馆坐下休息，点一杯位，赶路的继续赶路，游览的继续游览，我却静静回味这场免费的法朵演奏――在我听来，忧郁的法朵就像我国的陕北花儿，它传递出来的惆怅也好，遁世也罢，其实代表了葡萄牙偏居欧洲大陆一隅的无奈和对昔日辉煌一去不返的难舍难留。
两天后，我离开里斯本。启程的刹那，我想：如果每一个来过里斯本的人来世真的变成一只蜥蜴的话，我情愿自己是最后一只。
Tips
1．目前北京、上海都有直飞里斯本国际机场的航班，基本每天一班，由瑞士航空公司、英国皇家航空公司和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承飞。广州则为不定期航班，由南航承飞，须提前三周向机场或南航查询。眼下是飞行淡季，加之全球性金融危机，往返票价最低可以拿到6折――4500～5500元人民币（不含燃油费和税）。里斯本国际机场位于城区北面七公里，可以搭乘机场巴士或地铁进到城区，车票均为2欧元。
2．里斯本市内公共交通很发达，除地铁和公交巴士外，有轨电车几乎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如停留时间超过三天，建议购买“全能交通卡”，可以乘坐各种车辆，不限乘坐次数，按天购买，每天2.5欧元，买卡时收取0.5欧元成本费。
关键词：科英布拉大学；数字技术；评价体系；多元文化；国际化战略；传统与文化
一、古老与创新并存，塑造独一无二的优势
《世界教育信息》：首先，请您简单介绍一下科英布拉大学，尤其是她的特色和优势。
卡瓦略：科英布拉大学是葡萄牙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也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她创立于1290年，距今已有725年的历史。在过去几个世纪里，科英布拉大学是全球葡语系地区唯一一所大学，被视为葡语系地区最具有价值的学术机构之一。因其在葡语文化发展中的显著地位、悠久的历史以及保存完好的校园建筑，科英布拉大学于201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
科英布拉大学的所有学科都很优秀。学校下设8个院系，涵盖艺术、工程、人文、数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体育、科技等多个学术领域，重点学科有法律、工程、环境、医药、健康老龄化等。此外，我校与所有葡语系国家的教育、研究机构有密切的联系，与欧洲、美洲、非洲的葡语系国家均有长期合作的伙伴教育机构。目前，科英布拉大学有在校生2.5万名，他们活跃在各领域。总的来说，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遗产和较高的学术水平是我校独一无二的优势。
《世界教育信息》：贵校历史悠久，同时又很有创造性，请问贵校是如何培养和鼓励师生的创造精神的？
卡瓦略：科英布拉大学建校超过了7个世纪，她经受了历史的考验，因此，保持创造力是必须的，否则她早就不存在了。实际上，不断创新和改革是我校的历史和传统。作为当下高等教育改革的一部分，我们正推动全球葡语系国家或地区的学生走出当地，走向世界。为此，我们尝试性地制定了四年战略规划，现在刚完成了第一年规划。每次战略规划的开展都是一项很大的工程，需要在校内的不同层面上开展很多讨论和活动。
我校每4年就会通过大家提出创意并制作创意卡片等方式，来实现自我反省并确定当前的任务。学校发展战略规划的制定是一个参与性极强，充满创造性的过程。然而，真正的难点在于如何将这些计划付诸实践，并获得良好效果。师生的积极参与是制定和实践学校战略规划的重要途径。我们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收集各种资源，支持并鼓励教师和学生提出符合学校发展前景的好思路、好点子。在这种氛围下，所有人都成了学校的主人，每个人的创造力都能被激发。
二、体育是学校文化与传统的组成部分
《世界教育信息》：贵校有一支非常著名的足球队，作为一所大学，这是非常令人注目的。中国国家主席一直强调体育发展，尤其是中国足球。请您跟我们分享下贵校的体育发展情况。
卡瓦略：体育是科英布拉大学的强项，我们获得过欧盟大学体育教育发展优秀奖，并曾三次获得欧洲体育最强大学的荣誉称号。我们将于2018年举办欧洲大学生运动会。在欧洲，欧洲大学生运动会是欧洲高等教育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至于我们的经验，除了跟很多大学一样配备专门的体育老师之外，学生会在其中也起着重要作用。科英布拉大学的学生会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组织，他们推动包括体育、文化等在内的几乎所有领域的活动。我校学生会管理着大约16种不同的体育项目，如柔道、击剑、橄榄球、篮球、滑冰、足球等。足球非常受欢迎。科英布拉大学学生会足球队在16世纪时曾是葡萄牙最好的足球队，经常夺冠。作为学生球队来说，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从19世纪至今，足球运动越发专业化，保有一支专业、成熟的学生球队逐渐变得不合时宜。因此，现今，我校足球队基本是科英布拉大学名誉上的校足球队，其在运营和管理上是独立的，球队里有很多职业球员，在校生也能加入球队。上世纪70年代，科英布拉大学很多在校生成为欧洲顶级球队队员，并获得很高的年薪。可以说，我校足球队是一个起源于大学，然后发展成国家项目的典型案例。
体育是我校文化和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被人们所广泛认可。体育特长生只要达到一定的水平，就可以在我校享受很多特别待遇。比如，他们可以自己确定考试时间，不需要在固定的日期参加考试。我校拥有各种现代化体育设施，如大学足球馆、田径馆，以及器械、训练监控实验室等。我校还拥有极佳的地理优势，有着非常优质的天然水域。我校在校生中有奥林匹克级别的运动员，曾获得奥林匹克皮划艇项目的铜牌。学校不远处就有世界一流的游泳馆以及长达15公里的优质皮划艇训练水域。在这里，皮划艇运动员刷新了奥林匹克记录，这是非常罕见的。想要打破世界纪录，需要特定的温度、大气压等非常复杂的自然条件。除了水上户外设施外，我校还有世界级水平的高速自行车道。户外运动参赛者需要全年的训练，顶级运动员每天都要训练，因此，他们对环境的要求很高。葡萄牙是欧洲阳光最充足的国家之一，全年多是阳光普照的晴朗天气，再加上科英布拉大学的运动设施和周边优良的自然条件，吸引了很多运动员前来训练。
成为2018年欧洲大学生运动会的主办方，我们深感自豪。我校未来四年战略规划的目标是尽全力将科英布拉大学打造成世界一流的求学目的地。为了使国际学生运动员们专注于训练并兼顾文化课程的学习，我们还特别与本地政府开展合作，为学生提供训练设施及相应特权。通过实施一系列战略、项目，我们励志把科英布拉大学打造成运动员攻读学位的世界顶尖学府。
三、社区外展带动创业与就业
《世界教育信息》：据我所知，贵校有三大目标，即教育、科研和社区外展项目，请您详细介绍下贵校是如何开展社区外展工作的？
卡瓦略：科英布拉这座城市实际上是葡萄牙开展社区外展工作的典范。在葡萄牙加入欧盟之前，科英布拉的经济发展以当地的劳动力密集型工业为主。随着葡萄牙加入欧盟，以及签订贸易框架协定，以本地劳动力为基础的工业逐渐失去了竞争力。因此，我们不得不向知识型经济发展转移。我校开创了企业孵化器，如今该孵化器以创立高科技企业、创造大量就业岗位而闻名。2010年，我校企业孵化器荣获全球最佳孵化器称号。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家企业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供应商。从低人工成本的企业转变成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提供可信赖的卫星应用软件的高科技企业，我们对此深感自豪。
企业孵化器在吸引校外投资方面成果显著，其中不乏信息技术产业。许多高科技产品非常有意思，如健康看护领域所开发的智能信息采集技术，只要穿着智能T恤，就可采集到主要生命信息；高科技同样应用于旅游领域，如智能手机的导游功能。当前，我们正努力在世界范围内扩大企业孵化器的影响，加强与全球其他地区的联系，尤其是巴西，争取让更多的新兴企业轻松转向巴西市场，或从巴西经葡萄牙进入欧洲。我们希望和澳门、安哥拉等地进行类似的合作，通过大学企业孵化器网络，为师生提供快速创新的途径。
《世界教育信息》：请问，贵校是如何帮助大学生就业的呢？
卡瓦略：科英布拉大学在学生入校时就开始帮助其进行职业规划，我们称之为“创新生态系统”。这不仅仅是建立一个企业孵化器而已，而是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规划，以便学生们能够独立完成其专业课的实习工作。我们每年都会为学生安排2周的实习辅导课程。课上，学生们的商业创意层出不穷。针对学生们提出的创意，企业代表和教授们手把手教导他们如何甄别创意是否具有可操作性。
这些工作在学生进入大学的第一年就开始了，学生在校期间有很多机会参与实习。学校为此投入了大量精力。一方面，对内进行理念宣传；另一方面，对外广泛联系合作伙伴、当地政府和企业，为学生们开拓思路、实践创意提供支持。这一系统运行效果非常好。明年，我们的工作将进一步走向国际领域。随着葡萄牙经济国际化进程的加快，葡萄牙可利用的资金将不仅仅限于欧盟，我们将争取到大量国际创新资金。关于大学生职业规划和培训，我们认为，更多的创业和就业实际模拟训练，以及国际化带来的机遇，将使大学职业规划和培训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生态系统。
当然，我们也会教学生如何准备简历、如何应对面试等基础的求职技能，但如何长期持续地促进学生职业发展、激发并教会学生提出有价值的商业创意等，是我们眼中的难点。教会学生“失败不是问题，多次失败才能造就一次成功”的道理，才是我们教学的重点。我校有专门机构负责学生就业与创业工作，他们同合作伙伴设立区域项目，促进该区域的合作，传播合作理念。
四、利用而非依赖数字技术
在教育领域的应用
《世界教育信息》：当前，数字化教学日益流行，很多学校开设了网络教学课程，贵校在这方面有什么计划？
卡瓦略：科英布拉大学已经开设了网络课程，但是我们对这类课程的长远价值持怀疑态度。我认为，大学的责任是与尽可能多的人分享知识。我们是唯一一所在苹果公司的iTunes平台上提供网络视频课程的葡萄牙公立大学，只要你有苹果公司的手机或其平板电脑，就可以免费学习我们的课程。我们利用网络媒体传播知识，但不颁发学位。
我们认为，真正的数字化革命是利用技术改善校园教学活动，比如监控学生的学习进度等。因此，未来，我们将制作更多的网络视频来分享知识，但不会将网络教学作为未来主要的发展方向。我们将坚持传统的教学活动，这些是要在校园里进行的。当然，学生们坐在教室里听教授讲解知识点的需求会越来越少，他们会通过其他渠道获得知识。只有当学生们坐在一起饶有兴致地对所学所想进行讨论时，他们才是知识的所有者和使用者，而这个过程需要教师的引导和帮助。
将来，随着知识传播的数字化发展，面对面的教学互动将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大家的互动过程也将越来越具创造性。校园内部的信息系统将会越来越智能化，自动发现学生遇到的问题；教授的评价系统也将日益自动化，更有助于其监控教学计划的实施进展与效果，使教学测验变得简单快捷。可以说，数字技术的重大影响是打破教育必须“面对面”的局限，完善教学内容，提高教学系统整体的效率。我们将利用网络手段实现高于知识本身的价值，并激发人们对我们的兴趣，但这不意味着我们教育的未来发展将依靠网络手段来实现。
五、多样化评价体系促进教学和科研的平衡
《世界教育信息》：据悉，贵校有一套教师评价机制。在很多国家，大学教师的评价侧重于科研而非教学。您认为，应该如何评价大学教师，大学如何兼顾科研和教学呢？
卡瓦略：我校内部对教师的评价有几个不同的标准，整个评价系统复杂而全面，这使我们得以进行综合考虑，平衡教师的科研、教学、外联和内部监管等活动。比如，针对承担学校高级管理工作的教师，学校对其评价标准是对学校管理的贡献大小，而不是科研成果如何。我们认可并鼓励教授们的创业热情，他们可以招收更多的参与创业实践的学生，并提高其知名度，这也是一种评价标准。如果他们开办企业，创新成果被商业化，应用于工业领域，这样的成绩同样算数。我们也认可擅长教学的教授，真正好的“传道授业解惑者”热衷于跟学生互动，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水平是这些教授的评价重点。
总而言之，我校内部公认的这套差别化评估标准充分考虑到了大学内部的多样化特点。如果仅仅以科研成果评价教授，那么我不确定学生是否会获得世界上最好的课程。同样，如果教授全是科研人员，大学则不会产生那么多务实性的企业，也不会具有如此高的社会应用价值。所以，在评价方面，我们需要这种平衡，通过认可特长和差异，使每个人找到适合他的位置，鼓励他们竭尽全力在大学的各个领域，尽其所能发挥特长，实现自身价值。
六、大学排名无法全面展现学校整体面貌
《世界教育信息》：贵校在上海交大世界大学学术排名、QS世界大学排名中名列前茅。有些人觉得排名不够公平，您是怎么看待大学排名的呢？
卡瓦略：科英布拉大学跻身上海交大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前500强；在QS世界大学排名中，我们的法律、环境、土木工程专业进入世界前200名。我校各方面都获得良好评价，尤其在国际化、教学设备、科研、创新等方面获QS五星评价。
我认为，大学排名是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不可缺少的，但在以下三个方面存在问题。第一，排名过于注重规模效应。排名系统对大学规模――在校师生人数，非常敏感。这样一来，人数多的大学就容易排名靠前。我们见过有些学校仅仅是因为几所学校合并在了一起，其排名就提高很多的情况。但实际上，高校合并并不意味着教学水平更好或者整体环境更好。第二，排名缺乏透明度。许多排名的衡量标准和比较规则并不透明，人们虽然对这些排名耳熟能详，但并不清楚排名结果是如何得来的。第三，排名指标过于单一。实际上，对希望前来求学的人们来说，一所大学的方方面面如果仅以排名来评价，是不现实的。影响求学经历的因素有很多，学校的科研水平很重要，但不能取代广泛、多样的其他因素而成为唯一重要的因素。很多学生抱怨说，如果教授能够给予更好的引导，他们就会更有成就。很多天资聪慧的学生并没有在大学期间或毕业后取得很好的成就，很可能是因为他们自身的潜力没有被充分发掘。
我认为，学生对学校的各种不同的期望无法仅仅通过排名来表达。不过人们还是需要一个大概方向，如果我们排名第100或200，肯定比排名1000或2000名的好。但一所学校的好坏就通过这些排名的数字来体现，我认为不合理。因此，我觉得排名只能作为一个大致导向，不能作为求学选择的唯一因素。其他很多重要因素都要考虑，比如在校学生获奖情况、针对新生的校园环境引导服务、教学设施、与校外世界联系、所在国家情况等。
七、高等教育一体化实现多元文化融合
《世界教育信息》：贵校在国际化方面成绩突出，请您详细介绍下贵校的国际战略和优先领域。
卡瓦略：我想，科英布拉大学的未来发展源于她过去深厚的积累。科英布拉是个非常小的城市，大学的重要性在于把全球各地的人们联系起来，也就是说，科英布拉大学是全球各地的人们彼此沟通的纽带。我们过去是这样，未来也将如此。作为欧洲和其他葡语系国家之间的桥梁，我们的战略目标是实现纽带作用，并把我校打造成联系网络的枢纽平台，提升自身的多元性。多元化合作可以保障学校高质量的教学，并提高我们的创新能力。
《世界教育信息》：2006年，贵校加入了博洛尼亚进程。您是怎么看待高等教育一体化进程的？
卡瓦略：科英布拉大学是最早参与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进程的大学之一，也是伊拉斯谟世界计划（ErasmusMundus）的早期推动者之一。在伊拉斯谟世界计划项目支持下，学生在欧洲大学间有很强的流动性。实际上，该项目的模式起源于科英布拉集团（CoimbraGroup，CG），随后被欧洲大学以“伊拉斯谟世界计划”的名义广泛采用。科英布拉集团成立于1985年，得名于我校，是由38个欧洲大学构成的大学网络，倡导“大学联盟”的理念。因此，可以说科英布拉大学是欧洲大学间联盟与合作的开创者。
博洛尼亚进程倡导各欧洲成员国大学统一学分系统。也就是说，在科英布拉大学获得的学分可以被欧洲其他所有学校认可。同时，科英布拉大学的学生可以参与伊拉斯谟世界计划项目。他们可以在欧洲其他大学学习一年，待其返回我校后，其学分会被自动认可；同样，他们之前在科英布拉大学获得的学分也会被目的地学校认可。学生可以到欧洲各所联盟学校学习，这也是我们的优势之一。
《世界教育信息》：您认为这种流动项目面临哪些挑战？
卡瓦略：我们需要不断提高自身水平，充分利用在校生多元化的特点，真正实现多元化文化的融合。事实上，仅仅将各国学生凑到一起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创造出新成果。我们投入了大量资金，设立了多个项目，吸引不同国家背景的学生参与进来，为其提供社交空间，以便他们自由发挥所长。因此，最大的挑战应该是如何将潜在的多元性差异转化成真正的价值。这只有通过鼓励、支持国际留学生参与项目，令其加强彼此间共同协作来实现。另一个挑战是如何为国际学生提供优质服务，虽然我们已经做的不错，但是在这方面只有更好，没有最好。全球各大名校在对外宣传、吸引国际学生方面竞争激烈。因此，如何向全世界的学生介绍我们自己，并获得他们的认可，对我们来说是一大挑战。我们需要不断自我完善，提高与外界的沟通水平。
八、科英布拉与中国的合作日益密切
《世界教育信息》：请问，贵校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什么样的环境？
卡瓦略：我们是一所国际学生友好型大学，15%的在校生来自葡萄牙以外的国家。现在，我校大约有4000名国际学生。他们来自约90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我校为他们提供校舍和多样化食堂等。为国际学生提供的特别服务还包括针对他们开发的校园GPS联谊活动项目、新生指导员和接待中心等。此外，我们还与葡萄牙最好的医院建立了密切合作，为国际学生提供校内医疗保障服务。
科英布拉市很安全，也很小，仅有15万人口，其中，学生和教师在城市人口中占很大比例。本地警察及安保人员对学生们都很友好，他们很习惯跟国内外学生打交道。整体上，葡萄牙是个非常友好的国家，同时，葡萄牙在中国对欧洲直接投资主要目的国中位居第四。对来科英布拉大学的中国学生来说，来这里不仅意味着将在富有魅力的城市中学习和生活，而且可以接触到来自世界各地，尤其是葡语系国家的朋友。我校留学生中有大约2000人来自巴西、400人来自安哥拉。可以说，科英布拉大学是认识与中国有密切经济关系的其他国家未来领导人的窗口。
中国学生在葡萄牙会感觉像在自己家一样自在。实际上，科英布拉与中国来往历史悠久。像利玛窦一样，很多首批到访中国的欧洲人都途经科英布拉。我们博物馆里有很多历史文献和文物记载了他们到访中国，尤其到访澳门的历史。此外，我校有100多名中国学生学习葡萄牙语并取得学位，其中许多学生来自澳门。我们还设立了专门负责中国学生的国际外联专员来照顾他们。我们全面周到的留学生服务体系将引导他们适应并舒适地生活在新的环境里。
《世界教育信息》：语言是出国留学的主要障碍，葡萄牙语不如英语流行，甚至葡语可能成为赴葡留学的障碍。您对此有何建议？
卡瓦略：我们专门为国际学生提供一年的葡语预科学习，为其攻读专业课程做准备，以便其语言达到听课的水平，帮助其成功获取学位。事实上，我校的交流语言并非只有葡萄牙语，包括教授在内，大家都会讲英语，很多教材也是英文的。在教学过程中，英语使用率也很高。虽然葡语在国际范围内的使用并不是那么广泛，但视其在中国和葡系国家关系中的地位，我们认为葡语是非常重要的。中方同僚们告诉我们，应当前市场需求，中国有约20所大学开设了葡萄牙语专业。葡语专业的学生们有能力为中国和葡语系国家日益增长的人文、经贸交流贡献一份力量，葡语对他们来说既是困难，又是优势。正因为懂的人少，那些懂的人才更加有价值。
《世界教育信息》：请您简要介绍一下贵校与中国的合作。
卡瓦略：我们与中国设有葡语专业的大学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比如，鼓励中方学校的学生来我校进修一年葡语，为中国的葡语教师开展研究生进修项目，与中国社科院就社会科学有关项目开展合作等。我校与中国大学的合作主要集中于葡语专业和其他日渐热门的学科，如葡语系地区法律专业。很多人对葡语系地区法律专业感兴趣，尤其在澳门。也有很多人对中国法律、葡语欧洲法律，以及葡语系其他地区法律之间的相互影响感兴趣。我们希望加强与中国大学在这些领域的合作。
另外一个朝阳专业是健康老龄化专业，即如何照顾老年人。我校在这方面的研究在欧洲处于领先地位，也就是说，我们被认为是欧洲研究健康老龄化领域的样板。我校同医院和政府通力协作，为老龄人士提供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并设有专门的大型研究中心。同时，我们与中国大学就中国传统医药研究加强合作，以使西方更加了解中国传统医药，而中国则可以探究中医药有良好功效的原因。这些合作都是专注于老年人健康问题的。综上所述，语言、法律和医药将是我们与中国大学大力发展合作的主要领域。
《世界教育信息》：请问，您如何看待大学间的交流合作对两国双边关系、两国文化交流等的影响？
卡瓦略：我认为，学校间的交流完全是发自内心的。一方面，通过相互了解，可以改善国家间、人民间关系。学校是一个好地方，通过在学校举行相关的活动、项目等，能够更好地了解该国家的文化。另一方面，大学肩负培养未来领导者的重任。在我校受教育的未来领导者们，有良好的国际化意识、热衷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这将令他们在未来成为更好的领导者。总而言之，大学可以让不同国家的人民更加了解自己，同时培养更加擅长促进彼此间合作的领导者们。
九、望科英布拉大学成为联接人们的纽带
《世界教育信息》：请问，您对国际学生在葡萄牙求学的安全问题有何建议？
卡瓦略：国际学生在葡萄牙是被特别照顾的对象。学校会给予国际学生详细的引导和讲解，特别是安全问题。在葡萄牙的城市，像科英布拉，当地警察归本地市政府管理，我们称之为附近地区警察。他们统一着装，很好辨认。我们和本市警察密切合作，定期开会。地区警察掌握学生数据，了解学生结构，常在潜在安全问题区域巡逻，可以用国际语言跟学生们进行沟通。就统计数据来说，葡萄牙全国一年大概仅有80例暴力犯罪，我甚至想不起来上一次在科英布拉发生的暴力犯罪事件是什么时候。和其他地方相比，这里非常安全，不像现在有些欧洲国家那样社会问题比较严重。
葡萄牙一直是一个热情好客的国家，很多人到访、居住，甚至和来自第三国的人结婚。这里是一个很好的融合点，富饶美丽，没有很大的生活压力，因此也吸引很多移民。例如，20世纪90年代后，这里是东欧移民的最佳目的地之一。另外，葡萄牙人本身就是由移民构成的，因此具有很强的包容性。
《世界教育信息》：在您看来，何谓“成功留学”？
卡瓦略：我认为，真正的有收获的求学经历，应该是令你感到“你的生活因此而改变”的经历。来我校求学的学生常常会感到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因为他们所获得的知识而改变，也因为他们的朋友和当地优美的环境而改变。科英布拉真的很美。我每次感到疲惫时就会想，我在令人惊叹的建筑群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阳光，身处于美好的自然风景和古老文明之中已是人生最好的享受了。我想，那些离开科英布拉的国际学生们在未来的很多年都会怀念这里的美好。美丽的自然风景、小镇的种种景致和设施、与90个国家的留学生的不期而遇、丰富的文化内涵等，这些都改变着他们的生活。在一个风景如此优美的地方求学，结交了这么多朋友，学会了这么多知识，这样的记忆将终生难忘。我们希望每个人将来都会回到母校，回忆他们的青春、他们的梦。
近年来，由于葡萄酒消费文化的推广、市场变化及国家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海外葡萄酒产品以更快的速度进入了中国市场。澳大利亚肯辛顿葡萄酒就是其中的一份子，它有驻中国的分公司——上海肯辛顿酒业有限公司，还有南京、常熟、江阴、深圳等多地的总。
据上海肯辛顿酒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许惠高介绍，他之所以做肯辛顿葡萄酒，不仅因为它性价比高，有故事，还因为它具备家族式传承的悠久历史。
“心情的沉淀，来自自然；入口的厚度，来自品质；肯辛顿葡萄酒，挡不住的开心。”许惠高说，肯辛顿葡萄酒不仅有这样令人心旷神怡的广告语，亦有成为“中华茅台”的雄心。
无法复制的酿酒环境
葡萄酒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她极具个性，每款酒都不可复制；她不仅包含了葡萄产区的地理位置、土壤特征、气候条件，同时还凝聚了葡萄种植者、园艺师、酿酒师等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心血；她是天地之精华，世间之珍品。
“肯辛顿葡萄酒目前共有5个品种进军中国市场，其中红酒3种，名称分别为梅洛(Merlot)、西拉(Shiraz)、赤霞珠(CabernetSauvignon)，此外还有白葡萄酒和桃红葡萄酒。”许惠高介绍说。
被命名为肯辛顿的每一款葡萄酒，其葡萄均精选于澳洲著名产区的古老葡萄园，由澳洲著名酿酒师精心酿制，经葡萄酒品鉴大师点评，性价比优良。
据许惠高介绍，肯辛顿葡萄酒系列分别产自于南澳、东南澳洲世界著名的布诺萨谷、高本谷和墨瑞河畔。
布诺萨谷是澳洲最著名的葡萄酒发源地，以生产西拉和赤霞珠闻名。山谷拥有连绵的山脉、肥沃的土壤，加上地中海型气候，在这里酿造出的西拉葡萄酒，口感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酿制出来的西拉葡萄酒都更为丰富、成熟，酒体也更为丰满。成熟的樱桃、李子香气，掺杂着强劲的单宁味，嗅起来有浓郁的酒香，饮后让人难以忘却。
“东南澳洲的墨瑞河流域是澳大利亚梅洛的最大产区，在这里出产的葡萄酒，以温和、柔软、微甜、口感好、水果味的特征，可以说征服了国人的味蕾。”许惠高如是说。
尊贵的“皇家血统”
对于澳大利亚肯辛顿葡萄酒这个名称，也许有人会觉得蹊跷，澳大利亚怎么会和肯辛顿联系到一起?许惠高面带神秘的微笑，将这个品牌的故事娓娓道来。
“英国伦敦的肯辛顿皇宫原为诺丁汉伯爵的豪宅，威廉三世和玛丽皇后于1689年将其买下，此后一直作为英国王室的住所。而肯辛顿葡萄酒的得名，也因为著名酿酒师巴特勒家族为英国皇家肯辛顿宫专门酿制皇室珍品。”
“大约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巴特勒家族的一支后代来到澳大利亚，这些后裔继续传承着祖先种植葡萄及酿酒的基业。祖传的酿酒技术与澳大利亚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土壤条件培育出的葡萄的结合，缔造出了澳大利亚肯辛顿葡萄酒的‘神话’。所以这个品牌从她诞生之日起，就蕴含了她高贵的身份和深厚的历史积淀，就像我们的中华香烟和茅台酒一样。”许惠高说。
考证中国历史，葡萄种植可以追溯到周代。
那个时候，欧美两地的葡萄酒竞争还仅限于酒业对酒业层面的“巅峰对决”。
对产业立法大都是要保护和传承，使得产业具有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我们一方面还在探索，另一方面以前走过的路需要总结、沉淀使之稳定下来。
行业内对以法律法规的形式规范葡萄酒行业的呼声和实践一直不曾停止，同时，葡萄酒立法依旧面临着不少困难。那么，中国到底要不要有葡萄酒法？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葡萄酒法？中国葡萄酒的立法现状是什么？中国该有怎么样的葡萄酒法？
中国要不要有葡萄酒法，首先是一个历史溯源和横向比照的问题，需要回首看看历史，中国经历了哪些过程；其次，还可以横向看看左邻右舍是怎样做的；然后，我们对刚刚问的问题就渐次清晰起来。
中国：非旧非新的“跨世界”
葡萄酒有新旧两个世界的说法，一般以欧洲为旧世界；而此之外的美国、澳大利亚、南非等都被统称为新世界。现在的问题是，新生代的中国算哪一个世界？
说它是新世界，近代中国的葡萄酒工业化可追溯的最早历史，也就是张裕以及后来新中国成立后陆陆续续发展起来的王朝、长城等等，而中国现代葡萄酒业的理念、技术、话语几乎都是舶来的。所以，对中国来说，这是新的领域，中国具备了新世界的“新”元素。
但是，考证中国历史，葡萄种植可以追溯到周代。据载，汉时已经建立葡萄园栽种葡萄为皇宫酿酒。葡萄酒在那时是个稀罕物，很是金贵。据《后汉书》记载，孟陀曾经用葡萄酒打点官员换来凉州刺史。当然，最为大家熟悉的应属唐朝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葡萄美酒原本有些女人气，诗人却把它放到沙场和征战，葡萄酒顿时变得雄浑而刚劲。诗仙李白也情结葡萄酒。他在《对酒》中写道：“蒲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李白这里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金叵罗为一种珍贵的盛器，在当时和葡萄酒一样甚至可以做为少女的嫁妆！李白在《襄阳歌》中写道：“鸬鹚杓，鹦鹉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遥看汉江鸭头绿，恰以蒲萄初醅。此江若变作春酒，垒曲便筑糟丘台。”诗仙就是诗仙，给他几盏葡萄酒便春心荡漾。既然葡萄酒在那时的文人骚客中有如此高褒奖的出镜率，可见，在唐朝已不是凡物。到了元朝，据马可波罗的记载，在山西的太原，已经有不少的葡萄园。明朝的李时珍则对葡萄酒的药用价值赞誉有加。所以，一部中国历代史，葡萄酒也总是半露着脸，待字闺中的样子。比之于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建国才就两三百年的历史，中国的葡萄酒历史虽然没有浓墨重彩，却总是绵绵不休，有那么点源远流长。如此来讲，说中国是旧世界也不为过。
可是，这个旧世界当然不是欧洲含义。中国几乎没有有关葡萄酒酿造的史料记载，但不乏文人墨客的把酒当歌，人生几何；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比较公允地说，中国应该是亦旧亦新，非旧非新，中国应该自成一个世界，笔者把中国的这种状态称之为跨世界（In-betweenWorld）。笔者之所以花这么多笔墨来论证中国的跨世界，是因为要点出中国葡萄酒发展的道路问题。如果中国首先亦旧亦新，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学习借鉴两个世界的长处，为我所用。既然我们又是非旧非新，那就意味着我们又不能对新旧两个世界亦步亦趋、邯郸学步，中国要走出自己的特色道路，这样才能走出真正的跨世界的含义。
美国：“重零法则”下奋起
笔者把美国酒业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叫做“重零法则”，这个现象也是美国所独有的。中国可以从中窥见美国葡萄酒立法是怎样一个历史脉络。
美国葡萄酒业的现代化发展是相当薄弱的。首先，美洲大陆与澳大利亚一样同属新大陆，欧洲人登陆之前几乎没有所谓的葡萄酿酒，美国作为欧洲后裔建立的国家，其历史也就200来年。欧洲人在陌生的环境里几乎是从零开始经营葡萄酒的，这个是第一重“零”。
不过，这个在新世界国家里很是普遍，不足为奇。但是，美国在上世纪二三十年生的“禁酒令”，把刚刚萌芽的美国葡萄酒产业连根拔起，美国葡萄酒产业遭遇了第二重“零”。“禁酒令”写到当时的美国宪法里去了，当时的历史背景是，美国作为欧洲后裔在荒蛮的美洲大陆开疆拓土，社会有一种清教徒的思潮，使得那时的美国人筚路蓝缕，艰苦奋斗，而喝酒被认为是腐朽乱性之行为，破坏社会及经济建设。于是，便有了旷世无有的倚重酒类社会安全立法的“禁酒令”。
但是，当美国尔后取消了“禁酒令”，开始在“重零法则”中发展酒业，之后的二三十年的时间里，美国酒业在英国人的策划下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巴黎搞了一个葡萄酒盲评，当时直接对掐法国葡萄酒，拿了头牌，轰动世界。这是一次非常精心的公关策划，美国人那时走海外战略倒并不是想要趁此机会攻占欧洲市场，而是“借刀杀人”反哺美国国内市场，向美国消费者展示，美国酒可以与法国酒同台竞技并完胜对方。应该说，美国人在这一点上是很成功的，欧洲人开始感觉到美国酒业的压力。
但是，那个时候，欧美两地的葡萄酒竞争还仅限于酒业对酒业层面的“巅峰对决”。又过了二三十年，时间到了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两地政府开始在葡萄酒产业上开始“干架”。欧洲希望美国保护其葡萄酒产业的知识产权，如大量的地理标志。美国人很聪明，不忘记借此机会好好向全世界公关一下。美国人承诺保护欧洲的葡萄酒地理标志，如香槟、波尔多等等，但是，前提条件是，欧洲对等保护美国的葡萄酒地理标志，如纳帕谷，并得到欧盟正式签署的法律认可等。但是，一直到现在，美国葡萄酒在海外市场，包括新兴的亚洲市场中国都是不温不火的。美国人倒是并不在意，依旧不忘促成中国政府正式登记保护美国纳帕谷这个葡萄酒地理标志。
中国现代葡萄酒产业崛起
现在，回到中国要不要有葡萄酒立法这个问题上。对产业立法大都是要保护和传承，使得产业具有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从上面的论述来看，中国有葡萄酒品饮的悠久历史，却独独没有葡萄酒酿制的传承和记载。这是与欧洲最大的分别。欧洲之所以有恢宏浩大的葡萄酒法，是因为其葡萄酒尊古酿制，一脉相承，代代不息，所以，葡萄酒产业成年累月要保住产业的稳定性、将来之可预见性，就必须立法。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葡萄酒立法是没有源头历史，失去传承脉络的。这是一个事实。但是，这不能成为中国不要葡萄酒法的理由。比照美国，我们发现，它可以从双重零开始构建自己的葡萄酒产业王国，中国没有理由做不好。
中国确实是需要有葡萄酒的法律法规，因为在现代中国，这个产业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即使在西北内陆的宁夏，现有的酿酒葡萄的种植面积竟然达到50多万亩，这是什么概念呢？笔者粗略地算了一下，大概是新加坡国土面积的一半，是澳大利亚知名产区巴罗萨的三倍多，而且，宁夏这个数值还在迅速攀升，到2022年，宁夏的葡萄种植规模预计要扩大到100万亩。而如果这个规模实现的话，单单宁夏的葡萄种植面积就已经直逼法国的波尔多了。
英国著名的酒评家杰西丝・罗宾逊（JancisRobinson）2008年在《金融时报》上曾著文说起她在中国的经历，她虽然对酒质还持有怀疑态度，但是，看到仅仅一个长城就具备年产1亿多瓶葡萄酒的产能，十分惊讶中国式的大。
2012年，她再次踏上中国国土，此时她去了产区宁夏。在品尝了不少当地产的酒后，她留给了国人一个悬念式的中国葡萄酒质量的设问句：未来中国葡萄酒是有希望的，宁夏或是希望。而彼时的宁夏正热火朝天规划了中国第一部葡萄酒产区保护的立法《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保护条例》。依笔者看来，虽然限于顶层设计的缺失，这部法律还是有些粗糙，但是宁夏的立法尝试还是见证了地方政府的智慧和勇气。
葡萄酒立法时机是否成熟？
对一个产业进行立法，需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这个产业是否已经到了一定规模；第二是这个产业是否到了一个相对稳定而成熟的拐点。据悉，2013年第一季度，中国食品工业总体运行保持健康良好态势，预计今年食品工业总产值将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而酒水产值大概占到食品工业总值的15%左右。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值。但具体到葡萄酒，2011年，国产葡萄酒行业收入在342亿元左右，无论从占整个食品或酒水行业的百分比来看，还是相比白酒行业近4000亿元的规模，国产葡萄酒的规模并不算大。但是，中国葡萄酒消费的持续攀升使得这个产业一直被国外追捧。
陈进强山西怡园酒庄酒庄主。
在喜欢做大、做规模、做产量的中国，陈芳似乎更希望把怡园做得更好，更小，更精致一点。酒庄是连结陈家三代人的纽带，也是她眼下事业的主轴。
陈芳最近发现，家里酒窖藏的好酒，时不时总会少几瓶。“唉，我爸现在把酒庄都交给我了，他自己就整天偷酒喝，要不然就是拿出去送人了。”陈芳笑着解释道。这个号称自己“不会酿酒、不会种植”的少庄主，从几乎没怎么喝过红酒的门外汉，到现在每年都推出让外国人都交口称赞的葡萄酒，只用了十年。
举家北上
1997年，长居香港的印尼华侨陈进强回到了内地，在山西为他的“怡园酒庄”开业剪彩。那年是亚洲金融风暴爆发之后的一年，一半的香港人都受到金融风暴的波及，没被波及的那一半充满了对回归未知的恐惧，急着去国外购产置业，举家移民。陈进强的举动令人侧目，在女儿陈芳看来也不例外，“他是喜欢做梦的人，1997年的时候他去买酒庄是有病，我觉得是”。
那时候，刚刚毕业参加工作的陈芳丝毫不知道自己家居然有个酒庄。“我在高盛工作得很开心，突然有一天我爸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家里这个酒庄给你管了’，我才知道原来我们家有个酒庄。然后我就说，哦，好啊，就一直做到现在了。”
陈芳从父亲处“接手”的，不仅有酒庄，有商业天赋，还有那份一定要做出属于中国的好红酒的夙愿。当年，刚接下“怡园”不久的陈芳，拿着酒去给香港红酒界权威刘志新品尝，“他试了酒不跟我说怎么样，说要去我们酒庄。当他亲眼看到我们庄园后，他觉得在中国做酒庄是有前途的”。陈芳尊称刘志新为“师傅”，他会带着陈芳去喝酒，给她指导。再后来，这位同样希望中国能生产出好酒的“刘师傅”，成了这个庄园的一分子。
土地情结
外地人爱问：“山西怎么可能出葡萄酒？”当初老庄主陈进强来到山西的时候，质疑的声音很大，当地人也是嘘声一片，“山西人不喝葡萄酒喝汾酒！”但陈芳认为父亲是理性的，当年选定山西的原因，一是来自法国的葡萄酒专家觉得晋中太谷县适合种葡萄，二是陈进强当年在山西读了大学。辗转于印尼、香港和内地，父亲对土地的情结依旧，“选择这块他最熟悉、有感情又能种好葡萄的地方，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山西之后，陈家人又将葡萄园开辟到了宁夏。“山西大本营的酒庄有三千亩葡萄园，宁夏是新开辟的。”从三年前开始，陈家人就开始跟当地的农夫合作，到现在已经在宁夏开发了一千亩的新葡萄园。
土地是慷慨的，同时也是残酷的。虽然温度合宜，但宁夏的春寒，足以让全部葡萄死光，“中国种葡萄的选择不多，要不就是夏天多雨葡萄不熟，要不就是葡萄熟了但有春寒。”陈芳解释时，一点不像一个在投行工作过的精英，倒更像个看天吃饭的老农。然而，这一次，土地很给陈家人面子，酒庄建立以来，颇受酒客们的肯定。现在山西人也会说：我们的酒有一红一白，白的是汾酒，红的是怡园。
女儿红
中国红酒？不少爱拿“旧世界”、“新世界”说事儿的饮家，都将信将疑。陈芳有个朋友，是波尔多酒庄的老板，“他经常会拿一些我们的酒，让波尔多的同行品尝，他们尝了以后觉得好像波尔多，但又不是，但就是猜不出是中国的。”陈芳笑着说，“他们心目中的世界酿酒地图没有中国，所以他们猜不出。”
陈芳自己也是饮家，她晃着酒杯告诉我们，“如果同等价格论性价比的话，我觉得我们不输。”一瓶欧洲红酒，刚开瓶的两个小时内会以浓郁的香味吸引所有人的鼻子和舌头，但山西红酒像含蓄的中国名媛，在其它酒的香气逐渐减淡的同时，香味越来越浓，低头不语，在角落静静地展示着自己的优势，“就像中国人，有内涵”。
酒里不但藏着技术，更藏着一家人浓浓的情分。“2003年我女儿出生，我们的新酒就用她的名字命名，好像生日礼物，也有女儿红的意思。”陈芳如今回忆起当时的这个举动，依然觉得很是有趣。
世代相传的酒庄
每次家族在庄园里聚会时，都一定不会客气地干掉若干自家好酒，其中偶尔也会有几瓶“女儿红”。“我们家人加上员工，二十多个人坐两桌，然后从干白开始，喝到桃红，再喝到更浓的赤霞珠……”陈芳算了算，一顿饭吃得很是悠游，“从晚上6点一直喝到11点”。
经常会有外国朋友问陈芳，你们酒庄英文名叫GraceVineyard，Grace到底是谁？陈芳一想到这个问题就犯愁：她自己叫Judy，妈妈也不叫Grace。其实，Grace只是取义“心旷神怡”，但却造成了人们对他们家庭的各种猜测，“结果我爸建议我给刚出生的女儿起名Grace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