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五育”的概念术语表述不全。在对“五育”概念术语的表述上,对德、体、美、劳四育进行了近乎规制性的表述,分别是思想品德教育、体育卫生教育、美感教育和劳动技术教育,但对智育却没有进行表述,在所有的《教育学》教材和有关教育著述中都是如此。(二)对“五育”中部分内容的概念术语和概念内涵表述不当。德育的概念模糊,内涵不恰当扩大。在传统的全面发展教育理论中,德育的概念比较模糊,概念术语和概念内涵表述不一致。对概念术语表述为思想品德教育,而对概念内涵的表述却是思想、政治、道德教育,在一些教育著述和诸多的《教育学》教材中都是如此,如朱作仁主编的《教育词典》[7](P824-825)、靳希武主编的《教育学》[8](P231)和邵宗杰等主编的《教育学》[9](P151-152)等。既然概念术语明确表述为思想品德教育,那么概念内涵中的政治教育到底是属于思想教育呢,还是属于品德教育,或者是包含在两种教育内?这样的概念不仅显得比较模糊,而且内涵不恰当地扩大了。事实上,思想、政治、道德是三个不同的概念,并不存在从属和包含关系。相应地,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也是有区别的。首先,从内容看,思想、政治、道德是三个不同的概念,有不同的内涵,道德不能代替政治和思想,政治也不是道德和思想的附加成分。其次,从方法、途径看,“道德教育、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各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不能以一样的方法,通过一样的途径,遵循一定的原则来实施。”[10]政治教育一般是单一性的①、灌输性的、强制性的,学生的学习主要是接受性的,并有不可选择性;道德和思想教育则是多样性的②、引导性的、柔性的,有理论上的传授,也有各种活动中的感知、熏陶、体验等。学生的学习主要是理解性的,并有主观选择性。因此,用泛德育的理念来界定德育,就造成德育内容繁杂,内涵不恰当扩大。
(二)劳动技术教育的概念不清,内涵不合理缩小。几乎所有的《教育学》教材都把劳动教育表述为“劳动技术教育”,如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编的《教育学》[11](P352)、扈中平等主编的《现代教育学》[5](P146)和陈新宇等主编的《中学教育学》[6](P165)等,包括劳动教育和劳动(或职业)技术教育,前者指劳动观念、劳动态度和劳动习惯教育,后者指劳动(或职业)知识和技术教育。从概念术语看,表述是不清楚的,字面上看似乎就是“劳动的技术”教育,“劳动”是“技术”的限定词,而使用起来却混淆难分,不知到底是讲劳动观念教育还是讲劳动知识、技术教育。从内容上看,表述不全面。劳动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在当今社会,脑力劳动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劳动,在劳动总量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即使是在体力劳动领域,随着人们知识水平和智力水平的提高,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已经相互融合。而在诸多的《教育学》教材中,都把劳动技术教育(由于概念混淆不清,姑且把此处的“劳动技术教育”当作狭义的,即劳动的知识和技术教育)限定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大产业内,讲的是了解劳动过程、会使用劳动工具、掌握劳动技术等,忽视了其他脑力劳动领域。由此可见,劳动技术教育的内涵被不合理缩小了。
(三)体育的概念表述不一致,内容混淆。有的《教育学》把体育表述为“学校体育和卫生”,如靳希武主编的《教育学》[8](P279),有的把体育与卫生保健合在一起,如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等编的《教育学》[4](P235)和邵宗杰等编著的《教育学》[9](P222)。这不仅使体育的概念表述不一致,而且把体育的内涵不合理扩大了。体育和卫生保健教育虽然有联系,但并不是同一范畴。从内容上看,体育包括知识和技能,卫生保健只有知识而无技能。并且就“知识”这一范畴而言,体育和卫生保健也不相同,体育有田径、体操、球类、武术、游泳、游戏、军事体育等知识,卫生保健则包括教学卫生、生活卫生、生理卫生、环境卫生等知识。从教育方式方法上看,体育既有理论上的传授,也有技能上的训练,而卫生保健却没有技能训练的成分。
(四)全面发展教育的内容不完善,不能适应当今社会对人才培养的素质要求。一是未提出心理健康教育。现代社会需要综合素质高的人才,而综合素质中就包括心理素质。反映在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上,就要求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这也正是我们正在实践着的。虽然心理健康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诸多的教育学著述中,在论述全面发展教育内容时都没有提到心理健康教育,只是在最近出版的一些教育学教材中才有所提及,且非常简略不成体系,如陈新宇等主编的《中学教育学》[6](P166)。虽然教育工作者已经认识到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并已经自觉实施,但在作为指导教育工作实践的全面发展教育理论中不能明确提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陷。二是未提出良好个性品质的教育。教育发展到今天经历了三步曲:从古代和近代只关注知识技能的传授,到现代既注重“双基”又注重智能,再到当代既注重“双基”又注重智能开发培养和完美个性品质的养成。同一性、模式化的人才培养已经成为过去,多样性、个性化的人才培养是时代的要求和潮流,学生良好个性品质的养成是时代赋予教育工作的责任和使命。虽然我国《中学德育大纲》中曾提出“身心卫生和个性发展教育”[9](P162),但传统的全面发展教育理论没有提出学生良好个性品质的培养,在各种教育著述中鲜见关于这方面的论述,仅有个别论著在论述德育时提到一点,如胡守棼主编的《德育原理》[12](P57-59),但也不是作为全面发展教育内容提出的。
二、对全面发展教育理论的当代诠释
(一)德育改为思想观念教育。概念表述为:“培养学生形成认识事物、认识社会、认识人生的正确思维方式、正确观念、正确态度、正确行为方式和行为习惯的教育。”内容包括世界观、政治观、道德观、价值观四个方面的教育。世界观教育包括世界观和人生观教育,政治观教育包括政治理论知识、政治鉴别和政治取舍、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等方面的教育,道德观教育包括共产主义道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方面的教育,价值观教育包括对事物的价值判断和取向、职业价值判断和取向、自我价值认知和体现等方面的教育。由于世界观、政治观、道德观、价值观都属于思想观念的范畴,因此将其改为思想观念教育更合理,并且避免了原来“德育”概念内涵上的不合理扩大。这个改变并没有改变德育的实质,仍包括思想、政治、道德三方面的教育,同时增加了价值观的教育,使教育内容更丰富。
(二)智育定位为智慧教育。概念表述不变,内容在原有基础上应有所扩展。科学文化知识是智慧之基,学习和掌握科学文化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目的就在于开启智慧之门。智力和能力既是以知识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又是获取知识和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时表现出来的智慧,智能与智慧本质上是一致的,智能的开发培养其实就是智慧的开发培养,因此把智育定位为智慧教育是合理的。
(三)美育仍称审美教育。概念表述不变,内容除了原有的自然美、艺术美、社会生活美外,增加科学美。在教育方法和途径上,应增加“组织学生进行一定的科学鉴赏活动和科学研究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体味科学美、发现科学美,以激起对科学的热爱,养成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并为创造科学美奠定基础。
关键词:认识逻辑;思想政治教育;意义
中图分类号:G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9-0164-01
一、初探渊源
认知逻辑关心知识和信念概念,并源于哲学中对这些概念进行逻辑分析而发展起来的。认知逻辑也被译作认识逻辑,是认识论逻辑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人们认为认识论逻辑包括问答逻辑、假设与支持逻辑、信息逻辑、归纳逻辑以及本文要介绍的认知逻辑,而认知逻辑则又包括断定逻辑、知道逻辑、信念逻辑、自知逻辑等。而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运用逻辑学相关知识来适应新形势、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揭示新规律的思想政治教育,对不同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一些新的思路,有利于我们所力图探索、建设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
二、研究现状
(一)国内对认知逻辑的研究
认知逻辑是认识论逻辑的组成部分,在逻辑学思想中占据着一定的地位,应该受到重视,也应该进行深入研究。80年代前后,马希文教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曾与麦卡锡(J.McCarthy)合作从事过有关认知逻辑的研究,用认知逻辑的思想设计了对话解题系统KP―O。在认识逻辑研究方面,鞠实儿采用逻辑分析与心理实验相结合的方法,研究经典自我欺骗的问题,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通过一系列研究展示了逻辑分析和心理实验相结合的方法在认知领域研究中的优势,为以后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认知逻辑的研究范例。周北海在《多主体认知逻辑》中运用广义模态逻辑和多值逻辑两种方法对多主体认知逻辑进行研究,并从理论基础上对多主体认知逻辑作全面系统的研究。周昌乐《认知逻辑导论》的项目中认为认知逻辑可作认识逻辑,主要是研究知识和信念的形式化问题的逻辑分支。并认为认知逻辑是人工智能专家和计算机科学家所“发现”的核心工具之一。
(二)国外对认知逻辑研究
国外在20世纪40年代就对认知逻辑有了专门的研究,1947年卡尔纳在《意义与必然》讨论中带有相信和断定认知模态词的语句。这可能是最早的认知逻辑的研究。1948年,波兰逻辑学家耶西发表的“多值逻辑与内涵项的形式”论文中提出了关于信念逻辑的7条公理,信念逻辑也成为认知逻辑研究的重要内容,并对认知逻辑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指导作用。1972年霍丘特发表的《认知逻辑可能吗?》中提出了认知逻辑是否存在的问题,并对其作了相关的阐述。再早几年葛提尔发表短文《有掂的其实信念就是知识吗?》中又对认知论知识和信念的关系作了详细的论述,这对于认识逻辑的发展提供了概念性的补助。2006年荷兰逻辑学家J.范・本特姆发表《认知逻辑与认识论之研究现状况》中认为认知逻辑则是作为对认识论的一个贡献或者说至少是一种工具而产生的。并利用可能世界的域定义上面的公式的模型论语义提供了一种外延思考方法,从而可以考虑在给定情形下主体知道或者相信什么。
三、应用意义
(一)理论意义
认知逻辑试图通过逻辑演算的方法来研究有关知道、相信、断定、认为、怀疑等这些认知问题的一门逻辑,对于认知逻辑的研究而言,逻辑学家主要关心的是与认知概念有关的一些模态词的逻辑性质以及在此模态词之上所形成的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特别地,认知逻辑将研究各种有关知识和信念等认知模态词所形成的认知命题,这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认知逻辑与推理密切相关,而信念逻辑又与量化归纳推理有着必然的联系,因此认知逻辑对思想政治教育各种推理技术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实践意义
逻辑学是研究人类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在历史发展的进程,对各门其它具体科学的创立与发展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可以说,一切具体科学都不可能脱离逻辑所划定的内容范围,都需要概念、判断、推理,思想政治教育也不例外。对于认知逻辑的总体而言,它主要处理有关断定、知道、相信、认为、怀疑、理解、意识等认知概念的逻辑问题。认知逻辑将研究各种有关知识和信念等认知词所形成的认知命题。在日常生活中,知识和信念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大多数的所作所为都是我们知道或相信的事情。当我们为了用某种特殊方法来编程实现需要说明行为的主体时,就会广泛涉及到知识的表示和推理。要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质量,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力量,除遵循思维规律、正确运用思维形式之外,还必须善于运用各种逻辑思维方法。逻辑学在本质上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思维方法论,把认知逻辑思维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动别思想政治教育语言中,会极大地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感染力和可信度。
1.大学生公民教育概述
公民教育最早起源于西方，发展至今有着悠久的历史与传统，其荫生于古希腊罗马时期，经过中世纪初期中期的沉寂重生于中世纪末期。公民教育经过长期的发展，为西方社会培育了大量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自觉意识的公民，他们主动投身于公共生活和社会公共事务之中。就西方社会而言，公民教育不仅仅表现为严格的学科化教育，也表现为某一种单一意义上的公民教育，如法学意义上的公民教育，着重培养公民的遵法、守法意识，这与我国建立法治社会的目标不谋而合。西方著名的教育学者凯姆利卡曾言，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为每一代新人履行其“公民职责”做准备，建立公共学校教育体系的目的就是要培养有见地、有责任感的公民。从以上所言中我们可以看出，学校教育与公民教育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学校教育包含公民教育，但是不仅仅局限公民教育，其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公民”课程，学校教育除了对学生进行公民教育外还教授学生有关政治生活制度、程序的知识和事实，即培养学生的美德、忠诚意识，有着明显的“思想政治教育”色彩。
2.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概述
如前所述，西方社会的公民教育同样有着是明显的思想政治教育色彩，这与我国高校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致；而思想政治教育概念正式形成与确立于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可以说其同样源于西方，只不过是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着上了中国特色。就我国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而言，首先，其作为一个概念或者一门独立学科主要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其次，思想政治教育是统治阶级基于一定的思想、政治观点及道德规范对社会成员进行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旨在形成符合一定社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道德的社会实践活动。第三，思想政治教育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形塑功能，能够集中反映统治阶级的思想，特别是社会成员主体意识、独立人格和公共理性的功能塑造，有着巨大的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培育作用。第四，思想政治教育有着明显的规范性、发展性特点，规范性体现在其规范着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发展性体现在其是随着时代变化内容、体系不断完善的，是与时俱进的；如公民教育、生态教育、人文关怀教育等，就是时代赋予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内容。
二、大学生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关系
1.大学生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联系
1.1目标的高度相似性
大学生公民教育的目标在于使大学生作为社会成员个体达到完善，即人格上的完善；简言之，公民教育就是使大学生作为社会成员个体拥有与展示良善、美德的过程。一个好的社会公民应该能够思考、追求一种值得付出的美好生活，公民就是手段、公民就是目的，每个公民有美好生活的追求，都在“快乐美好的生活”。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则是在遵循大学生个体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基础上，以一定的思想、政治观念或者观点及相应道德规范对其进行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大学生具备符合社会、阶级所需要思想道德的社会实践活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于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大学生积极参与有益的社会活动，在社会活动中发挥积极作用，从而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可以说，二者在目标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1.2内容相互交叉、补充
分析西方社会公民教育的发展历程及世界各国大学生公民教育实施过程，我们会发现在内容上都会有所侧重中的侧重，但总结归纳起来公民教育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爱国、法制、公民意识、道德品质、权利与义务、价值观、历史、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教育；而我国开展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有：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核心价值观、思想、民主与法制、政策方针、道德、心理、生命、交往、诚实守信、国际意识等方面的教育；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也给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提出新要求、新课题，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也在不充实、完善，如心理、生态、人文关怀、人权等内容也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二者在内容上相互交叉且相互补充。
2.大学生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区别
2.1教育目的各有侧重
公民教育基于大学生个体成熟的自我发展，强调主体自识、主体间互识和主体间共识，主要目的是培养大学生个体作为“人”的基本道德品质和参与政治生活所需的公共品质，强调大学生个体对社会成员权利的认可，强调大学生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公民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大学生社会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自主、自为”；而思想政治教育则由于受到统治阶级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等等的影响，大学生是按照预定的要求、期望成长、发展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更好的巩固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稳定。
2.2教育内容各有千秋
如前所述大学生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上相互交叉和补充，二者内容并不完全相同是有一定区别的，可谓各有千秋。大学生公民教育强调以公民权利、义务的统一为基础来理解个体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和应承担的责任，简言之公民教育就是培养公民实践权利与义务所需的知识、技能与态度，使之在社会活动中成为一个可以自由选择的个体；大学生公民教育内容是围绕着公民的基本需求、要求来设定的；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则是与意识形态有关，主要包括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等基础性内容，更加强调个人对国家、社会、集体的服从和责任，强调个体要为国家、社会承担责任、义务，个体是国家、社会建设发展的接班人。
2.3功能特点各有所长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现状
我国自设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以来，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已经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发展。然而在新时代背景下，随着国内外环境日益复杂，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呈现出更加复杂多变的特征。这就要求我们在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成果的同时，也要适应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及环境状况，根据变化了的环境，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新理论，以此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使思想政治教育取得良好效果。
一、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的理论依据
在我国古代，许多著名思想家论述了环境与教育的关系。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就这一关系问题最先提出“性相近，习相远也。”认为人只有好学求教，才能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将道德品质的形成同社会环境联系了起来。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教育环境论，肯定了环境的作用，提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即主张建立睦邻友好的环境，发扬德行，相互帮助。荀子非常重视主观思想与客观环境的关系，他改变了仅从客观环境的单一角度认识环境与教育的关系，开始注意到人主观认识的作用。荀子说：“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偕黑。”认为环境是起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是人们自主选择的结果。著名理学家王夫之认为环境能决定人们意志的坚定性，意志则支配人们的行为。主张对环境进行有效控制，促使人们形成坚定意志。
在西方国家，许多思想家也论述了环境对人的思想品行的影响。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提出天赋的美德需要环境的影响和教育的作用把它引导出来的思想。强调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强调与好的环境接触。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在《爱弥儿》中提出教育要为儿童提供优良的环境，使儿童的潜能能够充分实现。实用主义思想家杜威，认为人的“理智”的形成有如有机体进化一样，每一阶段都要与环境接触，特别是要学习控制客体环境，指出“我们的结论不是要离开环境进行教育，而是要提供一种环境，使儿童的天赋能力得到更好的利用。”
古今中外贤哲们的环境教育思想影响着今天的教育，为构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提供了理论借鉴。但这些思想也存在着一些偏颇之处，较为突出的问题是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了人的社会实践作用。而马克思主义环境观克服了这种局限，对两者的关系作了全面的说明。马克思主义环境论认为，环境创造人，人创造环境，二者相互创造，并统一于社会实践。在人与环境的相互创造中，两者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中，环境变得更有利于人的活动，人的活动更有利于环境建设。马克思主义环境观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根本的理论依据。
二、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概念的界定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概念，理论界并未形成一致看法。20世纪90年代初，陆庆壬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中》中首次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并首先对其进行了专题研究，界定了其概念，即：“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就是指对思想政治教育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发展产生影响的一切外部因素的总和。”这基本确定了思想政治环境研究的基本范畴。其后，张耀灿在《思想政治教育学概论》（1995年版）中以“环体”的形式把其纳入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四要素”之一，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逐步从一个孤立的概念确立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要素。2002年，沈国权在《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论》中提出“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从广义上说，指的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开展的各种外在条件和因素的总和，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实施所处的社会大环境和教育对象所处的社会小环境。”虽然不同学者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概念的看法不完全一致，但大多数学者将思想政治教育界定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指影响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运行的一切外部因素的总和。
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类型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学者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类型的研究，根据不同的标准可将其分为不同的类型。二分法，从一般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可分为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宏观环境主要是指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微观环境是指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工作环境。这是最为典型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二分法。三分法，一些学者在二分法的基础上，即在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的基础上，增加了“中观环境”内容。多分法，除了二分法和三分法，有些研究者还从更广泛、更细致的角度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进行剖析，如陈秉公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一书中，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分为社会环境、单位环境、家庭环境和社交环境四种类型。时空维度分类法。在上述几种划分方法的基础上，岳金霞提出了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新的划分方法，即时空维度分类法。从时间维度上把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分为历史环境、现实环境、未来环境。
四、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存在的问题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在取得丰富的成果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是：第一，概念不准确、称谓不统一。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概念的界定，看法不统一，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称谓，缺乏规范。对于什么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宏观、中观、微观环境，学术界的说法不一。第二，总结经验多，学理分析少，研究还缺乏系统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研究，大多数的研究者侧重从经验总结层面进行分析，而从学理角度出发去分析的论文较少，研究的系统化、学术性还有待加强。
参考文献
一、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定义及其内涵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认为：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是人和社会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认识活动中建立起来的，以主体的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和发展规律为尺度的一种客观的主客体关系，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及其性质是否与人的本性、目的和发展需要等相一致、相适合、相接近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思想政治教育在其教育活动和社会关系中合乎主体全面发展（尤其是思想品德的形成和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尤其是精神文明的进步）的目的而呈现出的一种肯定的意义关系。”［1］从这一定义来看，学术界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这一概念的理解借鉴了当代中国价值论的研究成果。在价值论中，人们对价值一般的规定可谓种类繁多，而当前在我国价值论领域，大多数学者比较认同的是关系说”，即将价值一般理解为一种关系范畴。如果价值一般是一种关系范畴，那么是否意味着我们也可以将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解为一种关系范畴呢？将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定义为关系范畴是否符合思想政治教育内在的价值意蕴呢？在本文中，笔者将尝试从逻辑学的角度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概念的定义加以考察，通过分析找出问题的答案。根据形式逻辑，如果要明确一个概念就要明确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而定义就是明确概念内涵的方法。”［2］一个完整的定义通常包括三个部分：即被定义项、定义项和定义联项。被定义项就是在定义中被解释和说明的词项、概念或命题；定义项就是用来解释、说明被定义项的词项、概念或命题；而定义联项则是连接这两者的词项”。［3］以上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概念的定义同样包括这三个组成部分。其中，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一词是被定义项，关系”一词以及之前的一系列定语是定义项，就是”作为谓语是定义联项。在形式逻辑中，常用的概念定义形式或者方法叫做属加种差定义法。这种定义的方法是这样进行的：为了明确一个对象，首先找到这个对象的属，然后在其所属的一个系列中确定这个对象与其它对象的差别，即找到它的种差，将属与种差相加就得出了这个对象的完整定义。由此出发，如果按照下定义者的理解，首先，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概念的属”就是一种客观的主客体关系”。其次在关系范畴内，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种差包括四点：一是由人和社会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认识活动中建立”；二是以主体的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和发展规律为尺度”；三是衡量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及性质是否与人的本性、目的和发展需要等相一致、相适合、相接近”；四是具有肯定的意义，由思想政治教育在其教育活动和社会关系中合乎主体全面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的目的而呈现出来”。［4］二、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定义的逻辑缺陷那么，以上定义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概念的属和种差的限定是否符合规范呢？在形式逻辑中，定义不但有各种类型，而且下定义也必须遵循特定的规则，否则会犯逻辑错误。一般来讲，传统的属加种差定义需要遵循五个规则：1、定义必须揭示被定义对象的特有属性或区别性特征；2、定义项与被定义项的外延必须相等；3、定义不能恶性循环；4、定义不能用含混、隐晦或比喻性的词语来表示；5、除非必要，定义不能用否定形式或负概念。”［5］根据这五个规则，我们可以发现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概念的定义存在三点缺陷：（一）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概念的属的限定不正确从逻辑与历史的角度综合考察，可以断定：学术界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概念种差的限定基本是符合逻辑，也是符合事实的。但是，定义中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定义的属的限定是值得商榷的，即将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概念的属限定在关系范畴是不合适的。关于这一点，主要有以下三点理由：首先，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虽然只能产生、存在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但是仅仅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建立思想政治教育关系却并不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存在，这是因为关系并不一定具有肯定的意义。其次，在思想政治教育关系确立之后，思想政治教育是否能够对受教育者产生影响，对受教育者思想品德水平的提高是否产生效果并不完全取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及其性质是否与人本身相一致，也不完全取决于思想政治教育能否在合乎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的目的过程中呈现出肯定的意义，这是因为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预期目标未必能完全实现。最后，思想政治教育固然要以人的思想品德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尺度，然而人的生命与生活本身毕竟是动态的、流动的、开放的，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是否存在归根结底仍然要取决于受教育者自身的现实的”、动态的”思想认识和行为活动的发展过程，要以是否符合受教育者的存在方式和生存状况为根本前提，它不可能是凝固于客观世界的关系形式，而是一种以客观的教育关系为基础的，充分体现人类的社会性存在意义的关系态或关系质。学者李德顺在《价值论》一书中关于价值一般观念的阐述对我们理解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概念很有启发：我们所主张的是实践说，是对‘关系说’的进一步继承和发展。它首先承认价值是一种关系现象，指出价值是作为一种特定的‘关系态’或‘关系质’而产生和存在的；价值产生于人按照自己的尺度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现实活动；价值的本质是客体属性同人的主体尺度的一种统一，是‘世界对人的意义’。因此，要从根本上弄清楚价值问题，就必须立足于人的世界本身，充分认识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和活动特征。”［6］由此可见，将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概念定义为一种关系是不准确的。当前学术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概念的定义没有完全地反映出被定义对象的特有属性或者区别性特征，这是这一定义的第一个不完善的地方。（二）使用了与被定义项的外延不对等的定义项#p#分页标题#e#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认识到：将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这一被定义项定义为关系”还违反了属加种差定义法的第二条规则，即定义项与被定义项的外延必须相等。这是因为关系概念的外延与价值概念的外延显然是不等同的，不能互相代替。关系”指事物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状态，或者联系。有时候关系也泛指原因和条件等。而价值概念的外延则要广泛、复杂得多。value(价值)一词来自拉丁语valere。从词源来讲，这个词的词根的意义十分模糊，其意义遍及所有方面，从‘是好的’到‘具有体力或勇猛’。”［7］早在14世纪，价值一词就进入了英语中，可是直到19世纪，价值这一术语还主要是一个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范畴，被用来描述和分析与物或者商品密切相关的经济、社会现象。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哲学家洛采第一次将价值范畴从经济学领域引入了哲学领域，大大扩展了价值一词的内涵，并提升了价值范畴的地位。从此，在新康德主义者的大力推动下，以价值一般为研究对象的价值哲学（价值论）宣告诞生，价值概念终于完成了从经济学领域向整个哲学科学领域的扩张。价值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内涵丰富的哲学范畴。广义地讲，价值泛指人们认为是好的东西，某种因为其自身的缘故而值得估价的东西，这种东西具有人所欲求的、有用的、有兴趣的质。价值也是主体主观欣赏的或主体投射到客体上的东西。总之，价值涉及所有人做出的有关个人和社会的各种类型的规范判断。”［8］可见，价值概念的外延要远远比关系概念的外延丰富和复杂。两者是不能互相替代的。所以将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仅仅概括为一种关系范畴是不准确的。这是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概念定义的第二个不完善的地方。（三）在定义表述中使用了含混和隐晦的词语再次考察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定义中的这几句话，即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就是人和社会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认识活动中建立起来的，以主体的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和发展规律为尺度的一种客观的主客体关系，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及其性质是否与人的本性、目的和发展需要等相一致、相适合、相接近的关系”［9］还可以发现：这个定义在表述上虽然大体正确，但是却有晦涩的地方。首先，将人和社会这两个不同层次的普遍概念作为完成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认识活动的并列主语是否严谨？其次，将指代对象含混不清的主体一词作为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的定语是否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再次，用人”、社会”、主体”这些内涵和外延过大的语词来解释内涵和外延相对小得多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概念是否恰当？最后，以主体的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和发展规律为尺度的一种客观的主客体关系”［10］这样的语言表达方式不但晦涩、拗口，而且在逻辑上也给人繁冗之感。因为主体只是一个关系范畴，只能在主客关系这一对范畴内使用才是有效的。主客关系实际已经预设了主体的主动地位，主客关系的前提就是以主体性存在为尺度，否则主客关系就无法在逻辑上成立。如果在论证中再加以强调，那也不过是同义反复，对深化定义形式没有实质性的作用。［11］这是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概念定义的第三个不完善的地方。三、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定义需要进一步完善通过从形式逻辑的角度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定义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概念的定义是不准确的。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这一概念，如何对其定义进行完善呢？笔者认为，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下定义至少需要兼顾两点：即其逻辑性和现实性，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很明显，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定义并没有很好地注重对现实性的归纳，而是存在过度抽象化的倾向。而从思想政治教育学本身的性质来看，这种刻意拔升高度，使问题复杂化的做法多少有揠苗助长之嫌。因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归根结底是一门更注重应用性的学科，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考察和研究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在价值论的论域中进行单纯的哲学思辨，这样做的结果不但不能深化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理解，而且还有可能抽离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造成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论的人学空场。所以适当降低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概念的思辨意味，重新站在思想政治教育学自身的视野中，尽量使定义形式更具现实性，发掘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概念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才是明确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概念的根本途径。总之，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概念的定义必须进一步加以完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国际化人才不是一种视域狭隘的、独守一隅的专才,也不是一种只具宏观视野而无一技之长的通才,而是集精深的专业技能和宏观的通识视域于一身的通、专融合型人才。而通识教育正是向学生进行的一种普遍的、全面的教育,为进一步的专业教育做准备,旨在培养参与社会生活、有社会责任感的完整的人,是人们对人类永恒的理想与完美人格的向往和追求寓于大学教育目标的具体表现。
思想政治教育一直是我国高校特有的教育内容,目标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学生,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使之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思想政治素质也是国际化人才的最基本素质。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通识教育的对象一样,都是大学生,目标也是一致的,都是为大学生的专业教育做准备,把大学生培养成为完整的、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但目前二者是分开进行的,并没有结合起来。随着国内高校对通识教育的探索和研究,通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已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改革中的一个热议问题,甚至出现了一些认识误区,模糊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影响了二者问的关系。因此,结合高校的实际分析二者之问的关系,以思想政治教育的拓展延仲来建设通识教育,成为当前巫待解决的问题。
文章共包括三章主要内容:
第一章,首先对通识教育的产生与基本内涵做了介绍,然后再具体分析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必要性、国际化人才的基本特征与素质以及通识教育在国际化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第二章,探究高校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建设。首先比较了中美大学通识教育课程,接着以儿所主要的语言院校作为涉外高校的代表,分析涉外高校通识教育现状,探讨涉外高校教育教学资源优化与开发的措施。
第三章,主要分析思想政治教育与通识教育的关系。首先阐述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涵与特征,提出思想政治素质是国际化人才的最基本素质。接着阐述思想政治教育与通识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共通性,提出应将二者结合起来,以思想政治教育为核心来建设涉外高校通识教育体系的观点,并予以论证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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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的意义
从现实上看,当前高校通识教育存在着不少问题,因此,分析二者之问的关系,以思想政治教育的拓展延仲来建设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可以为高校同时教育课程的建设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促进二者和谐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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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全球化时代通识教育在国际化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第一节通识教育综述
一、通识教育的产生
19世纪初,选修制开始在美国大学实行,允许学生白由选课选科,给学生带来充分白利的同时,也使一些有远见的学者困惑于“是否需要一些共同的部分(commonelements)"‘来帮助学生成长。博德学院(Bowdoncollege)的帕卡德(AS.Packard)教授撰文倡导设立这一共同部分:
“我们学院预计给学生一种通识教育(generaleducation),一种古典的、文学的、科学的,一种尽可能综合的(comprehensive)教育,它是学生进行任何专业学习的准备,为学生提供所有知识分支的教学,这将使得学生在致力于学习一种特殊的、专门的知识之前对知识的总体状况有一个综合的、全面的了解。这就是通识教育最早被赋予的涵义。
在随后很长时问内,他提出的通识教育概念并没有引起学术界过多的关注,原因在于,当时那种“特殊的”、“专门的”教育还没有在高等学校彰显霸权地位。直到近代,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学科体系日趋细化,专业教育儿乎膨胀为高等教育的代名词,人们在享受专业进步给世界创造奇迹的同时,也不得不思索现代社会给人类带来了先进的科技、民主的政治和足够的物质财富,却把人的心灵局限在狭小的世俗化的物质世界中,失去对终极目标与人生意义的追求,教育成了人们追求物质的手段,成了一个高等技术工人的养成所。这样的教育可以培养顶尖的专业技术人才,可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无法满足个体白身的需要,人们不知道为什么勤奋工作,不知道如何做父母了女、如何做上司部属,在一切丰足的现代社会,人却失去了白己。于是从20年代初,通识教育以补充专业教育、拯救高等教育的姿态频频出现在各类教育期刊、着作、会议以及政府文件中。
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高等教育协会组织学术研究团体,力求提出一个为学术界普遍接受的通识教育概念,但最终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对于这样一个含义广泛、争议颇大的概念,本文决定采用马克斯·韦伯(MaxWeber)的“理想类型”法研究通识教育的概念,即抽出要界定概念的核心特质,得出其理想类型,与其他相关概念相区分。
二、通识教育的基本内涵
清华大学的李曼丽老师在其着作《后工业时代的通识教育实践》中,罗列了历史上49种对通识教育内涵具有代表性的表述,这些表述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对通识教育进行界定。本文尝试运用理想类型方法,对此进行归纳分析后,发现这些表述主要集中在三个核心占.
第一、通识教育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