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业绩；上市公司；金融
一、引言
作为预测性信息的一种，业绩预告信息对于市场参与者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可以可以帮助上市公司减轻被诉讼的风险，可以帮助分析师进一步的修正其预测结果。利用预测信息，投资者可以更加清晰的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然而以上这些有利作用的发挥需要依赖于业绩预告信息的质量。业绩预告信息质量越高，这些有利作用就发挥得越充分，对上市公司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也就越有利。然而，目前我国上市公司业绩预告信息质量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会对投资者业绩预告信息的理解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甚至有可能对投资者的选择做出错误的引导。对于上市公司而言，一旦实际利润低于预测数值，其股价的在实际盈余披露日的波动会大于不披露时的波动。除此之外为了迎合之前所作出的预测，管理者也有可能会进行盈余管理，进而损坏盈余质量。
目前关于业绩预告信息质量的影响因素，学者已经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公司治理结构以及外部环境都会对业绩预告信息的质量造成影响。接下来笔者将从准确性、精确性两个角度进行阐述。
二、业绩预告信息的准确性
准确性对于业绩预告信息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罗玫等研究表明上市公司以前年度的业绩预告信息准确性会直接影响到投资者是否信任当期的业绩预告。极端的情况下，不准确的业绩预告可能会招致行政处罚或者是法律诉讼。
关于业绩预告信息准确性影响因素的研究，国外的研究起步较早。Chen等研究了非执行董事对于业绩预告信息准确性的影响，研究发现非执行董事的数量越多时，上市公司披露的业绩预告信息就越准确。N.J.Gonedes等研究了公司所属行业对于上市公司业绩预告信息准确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公司所处行业确实会对信息准确性造成影响。Lang等研究了外部跟踪分析师数量对于信息准确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对上市公司进行跟踪的分析师越多时，该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就越准确。
我国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但经过多年的发展也积累了大量的研究结果。王攀娜等以创业板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索高管持股对于业绩预告信息准确性的影响，结果表明高管持股比例的提升并不能使信息的准确性有所提升。张馨艺等以机构投资者持股为研究对象，研究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于业绩预告信息准确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能够显著降低预测误差并且能够有效地控制业绩预告当中的保守和激进倾向，因此机构持股比例越大，业绩预告信息也就越准确。同时在研究当中作者还发现国有控股公司拥有比较明显的保守特征。
三、业绩预告信息精确性
关于影响业绩预告信息精确性的因素，国外的研究起步较早。Jensen等以美国上市公司业绩预告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如果当年的实际盈利结果能够向投资者传递好消息时，公司管理层所的区间预测信息就会比外部分析师以及投资者的预期更窄。Baginski等的研究表明，对上市公司进行跟踪的分析师越多，精确性也就越高。出现这种现象可能是因为投资者比较需求公司的私有信息，为满足投资者的信息需求，分析师对上市公司进行了跟踪预测。
国内的研究起步较晚，但也有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胡威等A股上市公司为例探究了精确性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公司规模、预测期限长度、盈余波动程度、公司投资机会、盈余管理动机以及机构持股比例与盈利预测信息精确性呈负相关关系，分析师跟踪的数量则与业绩预告信息精确性呈正相关关系。宋琛等研究了审计师意见对于精确性的影响，如果上市公司在上年被审计师出具了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那么本年度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精确性就会降低，且不同的类型具有不同的影响程度。
四、总结与研究展望
作为现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一种补充，业绩预告披露制度能够弥补定期财务信息披露不及时不相关的缺点，众多的研究表明公司的治理情况和外部的制度环境都会对其造成影响。作为一种事前披露的预测性信息，其信息具有一定的时效性，越早披露的信息对于他投资者和分析师越有用，两者能够根据披露的信息及早的作出决策。然而笔者在总结相关文献时发现少有学者对此进行研究，这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
随着行为金融学的发展，学者们发现管理者所作出的决策并不一定遵循理性的原则，决策制定的过程中同样会受到非理性因素的影响。目前研究影响业绩预告信息质量的因素当中少有涉及非理性因素的，这同样是我们未来的一个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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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BaginskiSP，HassellJM.DeterminantsofManagementForecastPrecision[J].SocialScienceElectronicPublishing，1997.72（2）：303-312.
关键词：信息经济;信息管理;创新;互联网;会议综述
信息经济学是一门内涵丰富，外延广阔的交叉性学科，为了更好地促进信息经济学在国内的发展，由部级学会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主办、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承办的第28届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学术年会暨第9届博士生论坛于2016年11月18日至20日在北京召开。大会包括中国杰出学者论坛、博士生论坛以及学术年会3个主要议程，颁发了中国信息经济学乌家培奖、理论贡献奖、青年创新奖和最佳审稿人四个奖项，表彰优秀贡献个人和团队34个。来自全国50余所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事业单位的200多名信息经济领域的专家学者与代表出席了此次大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汪同三和国家发改委的张长春在大会上分别就中国当前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作了深刻分析，指出了我国经济增长中积累的矛盾和风险交织呈现，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的驱动力创新。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学术年会是我国信息经济学界展示学术前沿成果最具影响力的顶级学术交流平台，本届年会以“信息经济理论创新与中国问题”为主题，聚焦互联网环境下的信息经济与信息管理创新研究，顺信息技术发展之势而为，应我国数据驱动型经济而谋，体现出重塑行业结构新思路的智慧韬略。为了帮助学界了解在本次学术论坛上各位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精准把握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动态，本文以“信息经济统计测算与预测研究”、“政府管理的信息经济学研究”、“ICT对企业管理的影响研究”和“用户信息行为研究”4个方面为主题综述此次论坛的研究成果，发现研究成绩和存在问题，指出未来值得研究的方向。
1信息经济统计测算与预测研究
1.1信息经济统计测算研究信息经济学较有代表性的研究领域是关于信息经济和信息产业的研究，即通过对涉及信息活动有关的国民经济活动进行统计测算，从宏观上分析信息对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情况［1］。中山大学的谢康、廖雪华和肖静华利用随机前沿非参数估计模型，分析了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质量和路径以及融合路径对企业规模扩张和成本费用利润率的影响，其结果指出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路径对企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总体是递增的;同时，南开大学的李坤望基于企业异质性理论，对中国企业在地区－行业－企业层面上进行了实证研究，探寻信息化密度、信息基础设施和企业出口绩效之间的关系［2］，结果表明信息化密度高的企业具有更好的出口绩效，并且在其他相同条件下，这种效应会在信息基础设施水平高的地区放大。前述两项研究均采用了面板数据集，较好地测算了趋同和演化过程，有助于理顺企业信息技术投入和企业经济效益增长之间的结构关系。此外，重庆大学的朱安明等利用优化权重的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算了2014年39个工业行业的综合效率和优化权重，略显不足的是，信息化的投入指标仅用其所拥有的计算机数和网站数来表示，指标选取在一定程度上缺少完整代表性，建议还可以考虑信息系统应用覆盖率、信息资源覆盖率、信息技术贡献率等指标。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跃洲和张钧南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来源进行细致分解，以此分析了信息通讯技术(ICT)的替代效应和渗透效应［3］，结果表明ICT在2010－2012年间的平均贡献率已经接近10%，同时，ICT的使用能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高宏观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表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已经非常显著。本研究的缺憾之处在于结论中表明ICT渗透效应的体现需要5年时间，该时间周期略显过长。前述可知，多位学者从宏观上计算了ICT对国家或行业的经济增长贡献情况，为我国的信息化战略实施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和政策制定依据。未来研究还可以采用多案例的研究方法，从微观上分析ICT对企业创新能力、企业竞争力的影响。
1.2信息经济预测研究经济预测是通过科学的理论、方法和计算过程预测经济的未来发展状况，从事信息经济研究的人员积极探索“互联网+”情景下的经济分析手段，取得了一些较为显著的成果。中国科学院的汪寿阳介绍了“TEI@I”方法在复杂经济问题预测中的应用，该方法用传统计量模型处理经济活动中的主要趋势，用文本挖掘和专家系统处理现实对象中的突现性和不稳定性，最后基于集成的思想，利用支持向量回归技术对其进行非线性集成，从而获得一个更为精确的预测结果。该方法用情境知识引导经济预测过程，将一些难以显式出现在预测模型中的影响因素考虑进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在发生随机事件冲击时预测误差较大的难题。此外，清华大学的刘涛雄和徐晓飞提出了“两步法”预测宏观经济［4］，该方法先穷尽结构化数据，再引入互联网搜索行为的非结构化信息进行变量挑选，一共使用6种模型，比较了采用不同类型信息的预测效果，经过不断的比较和挑选过程，从而确定最优模型。其结果表明对于宏观经济预测而言，单纯使用互联网搜索行为数据，由于大量信息噪音的缘故，其预测效果并不理想，而在结构化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增加互联网搜索行为数据则可以帮助改进预测效果，证实了互联网搜索行为数据并不能替代现有的结构化统计数据，而是其有益的补充和完善。由此可见，上述两个研究均是针对宏观经济总量预测的复杂问题，分别强调了不同预测方法的结合和互联网情景下的非结构化数据与传统结构化数据的结合。值得拓展的是，未来的研究还可以深度开发其他互联网在线信息，用于如公共卫生、房地产市场需求预测等方面，从而进一步检验其预测效果。
2政府管理的信息经济学研究
2.1政府契约设计的研究信息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有效使用并分配信息资源［5］，契约是进行市场交易的前提，交易的不确定性和交易属性的差异性决定了契约机制设计的多样性［6］。中国人民大学的聂辉华针对中国政企合谋的现象，建立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的3层博弈模型，论证了从政府合谋到政企合作的路径，该研究聚焦中国现实且敏感的话题，解释了普遍的政企合谋和中央对地方生产活动的周期性干预现象，为合谋理论提供了新思路［7］;湖南大学的马滔构建了一个多阶段动态博弈模型，探讨了平台方如何通过机制设计规制需求方行为，以解决供给方资源共享激励不足的问题，结果指出政府平台方通过建立保证金与保障金机制，可以有效提高资源共享效率。委托理论运用中，重庆邮电大学的万晓榆和龙宇运用委托理论构建了第三方公众参与下的激励－监督模型，结果表明政府的监督惩罚机制和公众评价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服务商的努力水平，有助于引导服务商提高信息服务水平。此外，中山大学的陈斌、北京大学的翁翕团队等基于契约设计，分享了中国政府如何激励创新的系列研究成果。上述可知，专家学者们的研究共同点均是聚焦于中国的现有现象和现存问题，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从博弈论和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制度对于经济行为的影响，优化了我国现有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政府与各个共享经济平台合作共治的机制，以及在政府架构的设计过程中如何平衡物权、人权、契约、效率等关系。
2.2政府社会化公众服务研究互联网的技术创新成果和理论成果已经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之中，催生了较多的社会化公众服务平台。在我国，社会治理是由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多方治理主体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活动，社会化服务平台为公众参与治理活动提供了新思路。湖南大学的周莎和刘征驰提出了私人力量协同政府供给公共品的内在逻辑，创新了社会化电子商务模式与传统政府职能之间的合作，充分挖掘了其在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的可能性，弥补了现有研究对众筹领域社会价值挖掘的局限性，未来研究关于众筹能否成为我国政府和社会化公众共同管理事务的新模式，其实施的可行性还有待进一步深化证明。
3ICT对企业管理的影响研究
3.1ICT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新常态下，“互联网+”给实体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创新力，企业纷纷利用信息技术进行流程再造和价值链重组。中央财经大学的吴溪等基于交易成本的视角，探讨了“互联网+”的企业战略选择、市场反应和转型业绩，对传统企业实施“互联网+”战略的动因和后果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销售费用率较高的公司更有动机选择“互联网+”战略，而上市公司采用该战略后，并没有显著提升公司的会计业绩，由于仅使用一年的数据，忽略了信息战略投资回报的周期性，因而研究期限过短是造成结论经济贡献不明显的因素之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陈猛、刘和福利用资源优势理论和服务主导逻辑理论，通过制造业和服务的对比研究，研究了IT能力如何影响服务创新和财务绩效，发现IT探索能力对利用式服务创新具有正向影响。北京大学的董小英等采用多案例研究的方法从资源观、服务观、价值观、交互观和系统观对传统企业的互联网转型进行深入探讨，总结归纳了共性，对比分析了企业间的差异性，区分出了互联网企业、高转型度企业和低转型度企业的差异。文章略显不足的是仅对6家企业实施了调研，其结论的普适性还有待进一步扩大样本进行验证。可见，在“互联网+”背景下的企业绩效研究中，学者们的关注对象从上市公司、传统企业到企业IT能力，体现了研究对象的丰富性，研究方法既有定量的实证分析，也有定性的案例研究。未来研究可以从前述的研究融合中入手，如可以关注非上市公司的研究和其他业绩表现因素的影响，研究IT能力如何影响财务绩效中，除了可以关注效用的变化，也可以从成本等其他视角去考量。
3.2ICT对供应链绩效的影响研究现代市场竞争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能否快速适应市场的变化，能否与供应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建立密切联系，因而供应链绩效问题也引起了广泛关注。中国地质大学的朱镇分析了企业如何利用IT使能的整合能力提高分销渠道的敏捷绩效，并进一步探究了新兴经济体市场的内外部制度环境对上述关系所起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平台整合和知识整合对敏捷绩效的影响存在结构性差异，然而研究中采用问卷形式研究绩效问题值得商榷。不难发现，上述研究均从不同角度拓展了现有ICT对企业管理研究的范式和内容，值得指出的是，研究方法和样本数据的获取仍需完善，如应考虑用纵向数据替代截面数据，用实验法替代问卷法等，从而使得研究结果更具有效度和科学性。
4用户信息行为研究
用户行为是用户有意为之的主体性活动［8］，用户行为的研究也是信息管理领域的重要研究主题。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周军杰研究了老年人在虚拟社区的参与行为，具体比较了其知识贡献和知识接受行为的异同，识别出社会氛围、认知因素和老年人特征3个因素显著影响老年人的知识参与行为。其研究价值在于重视了老年人群体在虚拟社区的参与行为和知识贡献行为。中南大学的朱张祥等针对青年群体和老年群体，研究了对移动慢病管理服务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发现采纳行为存在经验距离的差异，该研究对移动慢病服务提供商的推广实践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同时，中南大学的曹仙叶等也研究了在线医疗的相关行为，具体为线上咨询的信息质量和边缘信息对其线下就诊采纳意向的影响，结果指出医生回答的相关性、信息量、简洁性以及医患的在线交互因素均能影响患者的线下就诊决策，但研究样本只针对少数几种病种，也并考虑患者特征。山东财经大学的李旭和刘鲁川基于心理契约的视角，研究了用户对社会化阅读APP的不采纳行为，即忽略和退出行为，研究发现系统本身的质量对用户的影响程度已经逐渐减弱，阅读内容和社交性的功能则对其影响正逐渐增大。该研究对运营商采取不同措施提高用户活跃度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华侨大学的王伟将众筹项目的文本语言依据说服风格进行分类，利用文本挖掘的方法建立了语料库，并构建了语言说服风格对项目筹资影响的计量模型［9］，研究发现认知过程和心理状态同时调节投资行为，并且语言说服性可以对这两个变量产生影响。该研究通过向筹资者提供最适合的说服风格指导，从而提高平台的总体筹资成功率。但研究只考虑了项目摘要的小部分文本信息，并未细致考虑详细描述文本的语言说服风格。综上，用户行为是信息管理领域研究的重要领域，深入研究有助于信息服务提供方准确把握用户行为特征，从而更好地改进系统或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10］。学者们对用户信息行为的研究更加突出社会网络的应用情景，如众筹、虚拟社区等，研究对象也从活跃的中青年用户向老年用户转向。不难发现，信息技术大跨度地实现了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协同创新和经济共享，为科学研究人员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和平台。未来研究还值得进一步拓展，如可以从多视角研究老年人参与各种社群平台的行为特征，可以对照不同的语言平台，探索众筹项目发起者在说服风格使用上的差异等。但也需要指出的是，研究在量表开发上不能一味地模仿国外量表，而应针对我国现实情况，开发适合本土化的量表;在数据采集方面，需要更加注重搜索平台等互联网产生的客观数据，正如清华大学的陈国青提出的大数据驱动的研究思考，即必须同时重视模型驱动和数据驱动，尤其是多源数据的融合和外部视角的引入。此外，在信息系统与电子商务等领域，本届论坛也呈现出了一批成果。如在信息系统开发的成功因素探寻方面，中国人民大学的李高勇和毛基业采用单案例的研究方法，发现用户的参与行为可以消除和开发者之间的各种差异，确保需求的准确传递，促使系统的成功开发;在电子商务服务补救质量研究方面，山东财经大学的马良从商家和消费者的双重视角，探究了服务补救质量对于消费者感知公平和补救满意的影响，检验了消费者涉入的调节效应和感知公平的中介效应;在IT能力转型研究方面，中山大学的刘意运用单案例研究的方法，从企业和消费者交互的视角出发，探讨企业IT能力转型的实现机制，弥补了IT能力转型实现路径的研究盲点。
5结论
本届年会重点关注互联网环境下中国的信息经济理论创新和管理实践创新，与会专家和学者们的研究根植于本土企业，围绕经济预测、制度设计、电子商务和信息管理等议题展开，许多方法和视角都极具创新，不仅深化了信息经济学的现有研究，也开拓了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思路。本届年会呈现的诸多学术成果，其研究方法逐渐趋向规范化和多元化，并在此过程中追求理论贡献，尤其在用户行为研究方面，依据了丰富的理论模型，如社会心理学的解释水平理论和社会情绪选择理论，组织行为学的跨边界理论等，丰富了信息行为情景化的研究成果;同时研究重视文献理论与现实实践的对话，特别强调复杂情景下的多视角和多方法的结合，特别是为大数据环境下如何处理复杂问题，如何利用互联网平台的客观数据并结合传统的信息分析手段提供了许多新的思路和方法。需要指明的是，未来研究中，还要进一步注重样本选择、概念界定、操作化测量、数据呈现和解释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以期提升现有的研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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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关于国外农业信息化现状、特点与趋势的研究
随着世界各国农业信息化建设的蓬勃发展,农业信息化发展较早的发达国家在农业信息化建设中形成了一些共同的特征,它们是“建立有以国家为主体的完善的农业信息体系、实现了农业基础设施高度信息化、建立了完善的农业市场信息服务系统、健全了相关农业信息化的政策法规”[1],并向“集成化、专业化、网络化、多媒体化、实用化和普及化”[2]发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前面五个化均体现了对信息技术的重视,由此,农业信息化程度相比较发达的欧美国家信息技术应用和网络化特征也相当突出,而“普及化”包含了农业信息的获取、分析与利用贯穿于整个农业生产过程和农业教育的普及两层含义,说明了对于农业信息化主体的重视。西方发达国家农业信息化大致分为计算机农业科学计算、农业数据处理和农业数据库开发、知识的处理、自动控制的研究与开发以及网络技术的应用三个阶段。在以信息技术发展为基础所形成的三个时期里,世界各国分别介入发展的时间或早或晚,加上各个国家农业发展的实际各有千秋,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农业信息化特点:美国“以政府为主体五大信息机构为主线,形成国家、地区、州三级农业信息网,同时构建了庞大、完整、规范的农业信息网络体系,形成了完整、健全、规范的信息体系和信息制度。”[3]在德国,信息技术一直是德国政府发展科学技术的重点领域,“通过电子计算机网络,农业新技术、德国农业信息技术正在普及并向农业全面信息化迈进”[4];而法国则形成了不同的农业信息化利用方式共同发展,多元化信息服务主体共存局面[5]。在农业信息化席卷全球的浪潮中,农业信息化发展相对落后的亚洲各国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并积极作出响应,以发展的态势迎接挑战,纷纷走出一条条非常有特色的农业信息化发展道路。“印度以软件产业的高速发展为契机,在基础设施落后的状况下,从农村信息需求入手,结合行政体系,采取公私合营模式走出一条可持续性解决农村最后一公里的新路”[6]。同时,通过利用新的信息通信技术来寻找农业发展,印度的农业信息化就是“在各地的农产品批发市场之间和政府农业市场委员会等部门之间建立起一个供给链模式的网络”[7]。日本的农业信息化形成了“因地制宜发展地域农业信息系统,大力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推动农产品流通方式的根本变革,推进IT技术在农场作业中的应用,大力发展日本型的精确农业的特点”[8]。韩国采取农业信息化的“追赶型”模式,其新村运动卓有成效。越南的农业信息化起步虽晚,但政府吸取了许多国家的经验,由农业和农村发展部实现电子化管理过程[9]。
1.2关于国外农业信息服务体系的研究
农业信息服务体系是农业信息化运行机制中的一个子系统,集信息收集、处理、传播、应用为一体,为农业信息化提供技术和组织保障。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都把农业信息服务体系作为一个重要的支撑系统,采取加强市场信息服务体系建设、注重农业信息立法、加大国际合作,加强农产品市场信息服务,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等有力的措施建设。美国农业部在全国“建立了庞大的市场信息网络,建立功能完善的农业信息体系组织机构,健全农业信息体系发展的政策法规”[10],日本政府十分重视,“建立了完善的农业市场信息服务系统、发挥了民间在提供市场信息方面的作用,并重视计算机在农村的普及与应用”[11],同时将农业市场信息服务系统作为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一个重点来抓,日本农业信息化发展中这些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法国形成政府、民间、大学等多元化、全方位的信息服务格局和多元化的信息服务主体,“信息服务主体包括国家农业部门、农业商会、各级各类农业科研、教学单位及各种农业行业组织和专业技术协会、民间信息媒体和各种农产品生产合作社以及互助社”[12]等。虽然欧盟官方机构是农业信息服务的主体,除了官方的信息服务外,“农业协会(包括行业组织、农业商会)、期货市场和保险机构提供的信息服务也占很大一部分,是欧盟防范农业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13]。此外,韩国自上而下设立的三级农业服务体系,集科研、推广和培训三位一体,统一于农业服务体系之中,程序简化、领导集中、推动其新农村运动的开展。各国农业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在有侧重的同时又形成了共同的特征,即政府从组织体系上进行宏观协调与管理,并明确各执行部门的职责分工协作;二是信息服务主体多元化,信息服务形式多样化,如法国;三是注重从法律、科研、教育和推广等方面加强服务环境的建设来保障服务体系的运行。
1.3关于国外农业信息技术应用的研究
农业信息技术应用的核心内容主要有6大类:“农业生产管理系统、农业信息处理系统、农业智能专家系统、农业决策支持系统、农业技术模拟系统和农业计算机网络”[14]等。农业信息技术在国外农业信息化过程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广泛应用,包括3S技术、精确农业(PrecisionFarming)、计算机网络系统和专家系统、模型系统、智能信息系统的应用[15-16]。重视信息技术的应用,美国“农业公司、专业协会、合作社和农场都在普遍使用计算机及网络技术”[17],澳大利亚政府重视农业专家系统的研究和应用,“开发出的农业专家系统有39个,己投入使用15个”[18],信息技术的使用名列世界前茅。国外农业信息化高度发达,与其农业信息技术应用研究是分不开的,主要集中在5个方面:“计算机及网络技术普遍应用于农庄管理,管理信息系统应用于财务会计、业务分析、计划管理,税务、畜牧和作物生产跟踪记录,以及农业专家系统;3S技术应用与精准农业成为当前热点;应用性作物模拟模型;农业动态信息的计划、预测和宏观决策。”[19]。解决农业信息化生产中某个问题的具体研究集中在对具体应用系统的研究上,如:“由美国环境保护组织和加利福尼亚杀虫剂调节部门共同承担的UC-IPM计划,扩大了基于计算机的农作物预测能力,设计有蔬菜、水果和草皮15种疾病模型可用”[20];巴西有由国家气象协会开发的两个系统(VISUALTEM-PO和VISUALCLIMA)用于气象和农业气候信息的传播。印度的“农业信息分发系统AgrIDS,旨在及时和个性化地分配专家的知识给农事团体以改善作物的生产流通量”[21]等。同时国外注重信息技术与农业信息资源的发掘和分析结合,突出表现为农业数据库作为了农业信息服务的信息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国外有4个大型农业信息数据库,即“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农业数据库(AGRIS)、国际食物信息数据库(IFIS)、美国农业部农业联机存取数据库(AGRICOLA)、国际农业与生物科学中心数据库(ABI)”[22],它们为农业信息化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信息保障。
2国内农业信息化概况
2.1关于国内农业信息化现状的研究
“我国农业农村信息化的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总体落后10~20年,大致经历了单机辅助管理、系统规划起步和网络技术应用3个阶段”[23],有学者认为,中国农业通过“农业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阶段,农业信息技术的集成开发与应用阶段,最终进入信息农业”[24]。目前,对我国农业信息化发展整体的现状,原农业部部长杜青林有较全面的总结,即已经取得初步成就:“各级农业部门启动“十五”农村市场信息服务行动计划,扩大农业信息化覆盖范围,农业信息化工作体系初步形成、农业信息网络逐步完善、农业信息资源整合和开发利用得到了加强、农业信息服务模式不断创新。”[25]学者们总结的还有“网站建设方兴未艾、采集体系已具雏形、技术应用效果显著”[26]。从实践上讲,“全国97%的地市和80%的县级农业部门都涉及信息化管理和服务机构,可以直接向农民传递信息的农村信息员已发展到18万人,初步建立从上到下的农业信息化队伍,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农业信息组织体系”[27];建立了以中国农业信息网为核心、集20多个专业网为一体的国家农业门户网站,及“科技教育信息网”、“种植业信息网”等子网络;农业部在全国累计布设8000多个信息采集点,在农业、畜牧、水产、农垦、农机等领域形成了33条信息采集渠道,开发了农村供求信息全国联播系统;国家电子政务重点工程“金农工程”启动,以政府农业部为基础的、由行政管理服务体系、农业图书情报服务体系和民间团体组织形成三层服务体系。然而,我国农业信息化现状还不能让人满意,表现在各地区农业信息化发展水平不均衡,整体而言政府的支持力度不够、信息体系的基础设施比较薄弱、农村信息化人才短缺、农业信息法制法规建设十分薄弱。目前,“国家在农业信息化方面还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28];“农业信息的规范化程度不高、信息传输渠道不畅,农业共同的信息平台技术支撑能力没有充分发挥,以及农业信息技术成果类型少、商品化不高”[29];“信息意识薄弱、数字鸿沟加剧、信息资源缺乏、“最后—公里问题”突出”[30];“农民文化素质低,信息化意识和利用信息的能力不强”[31];“农业信息化法规制度还不完善,农业信息标准化严重滞后”[32];“农村农业市场化程度不高、信息化环境有待进一步完善、服务体系不健全、信息化产品开发及服务水平偏低”[33]。并且,我们看到还存在着“互联网在农村的“准空白”现象、农村信息化“边缘化”的现象”[34];西部“农业产业化程度不高,信息网络体系不健全,无信息服务中介组织,基层缺少能够主动、科学地进行信息管理的人员、缺乏实用大型数据库、信息技术实用性差、农业信息服务体系还没有完成”[35],形成了中、东、西部的农业信息化发展水平严重不平衡,区域发展差异明显。
2.2关于国内农业信息服务体系的研究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农村信息服务体系建设起步较晚,农业信息体系建设已经取得了明显的“阶段性成效,组织体系逐步完善、网络平台初具规模、信息采集与资源开发渠道日趋完善、信息覆盖面逐步扩大”[36]。但与国外相比,中国农村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存在不足:农业信息“采集范围狭窄、传输渠道不畅、服务手段落后、服务面窄”[37];“政府的农村信息公共管理与服务职能缺位”[38];农业信息服务体系的“服务主体少、功能单一。少的含义有两层,一是总量缺乏,二是结构单一”[39]。结合国外发展经验,从而提出各种措施,较全面、典型的有:“大力开展农业信息知识教育和培训、做好信息资源的统筹整合工作,开发整合农村市场信息资源,加强农业信息标准的制定和实施”[40];“发挥政府在农村信息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加强东、中、西部地区体系建设的分类指导、提高农民的信息意识和信息消费水平”[41];“构建农村成人教育、农技推广和农业信息服务体系的良性互动机制”[42];推动建立和完善农业综合信息服务体系,在服务体系的建设方面,“要充分利用现有基础和条件,调动电信运营商、软件提供商、设备制造商、信息服务提供商等的积极性,发挥信息技术、产品、网络和服务的综合优势,实现资源共享”[43]。关于农业信息服务体系的专门系统化研究则主要集中于地方农业信息服务体系的构建方面,例如湖北省当阳市“四位一体”的农业信息服务体系[44]、甘肃省河西地区的三级农业信息网络[45]、浙江省苍南县农业信息服务体系[46]、宁夏农业信息服务体系的构建[4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层农业信息服务体系建设研究”在对25个省市实际调研情况的基础上,从组织模式、服务内容、传播渠道、利益分配机制和支持保障体系等5个方面,对我国目前存在的几种主要服务模式进行了系统归纳和比较分析”[48]。此外,研究还集中在服务中的手段、渠道、采集、推广的具体措施与方法上,关于农业信息服务体系的理论研究则非常少见,较全面的有两篇学位论文,一是李应博的《我国农业信息服务体系研究》,提出并构建农业信息服务组织结构,从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建立了农业信息服务体系的框架,进行农业服务体系的运行方式、运行机制和运行保障研究,应用DEA模型进行农业信息服务体系的运行效果评价,此研究成果已结集成书于2006年12月出版。二是郑红维的《我国农村信息服务体系综合评价与发展战略研究》,构建了一套能综合反映农村信息服务的软、硬件体系建设和效益情况的指标体系。两篇均收入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此外,由中国农业大学的李道亮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4CTQ006),对基层农业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展开了较深入系统的研究。
2.3关于国内农业信息技术的应用研究
我国信息技术应用于农业的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目前,我国的农业信息化建设在数据库、信息网络、精细农业以及农业多媒体技术等领域都取得了一定成效。对于信息技术应用于“农情监测、农产品品质检测、农业化学制品的施用检测、土壤养分管理和经营决策”[49]展开研究,例如研究“建立了网络化、数字化的农业空间信息管理及辅助决策系统”[50]、“分布式的小麦高产专家系统”[51]、“网上蔬菜施肥智能咨询系统”[52]、作物模型[53]、智能农业数据资源平台[54]和农业信息管理系统[55]等。这些研究专题跨农业、生物、计算机、人工智能、信息控制、信息管理等学科领域,多学科研究人员的参与丰富了农业信息技术应用与开发的范围,但是这些研究中也存在着缺陷,大多数是阐述如何从理论上设计与实现,框架多于应用,比较分析这些系统在农业信息化应用实例与效果的较少(国外则侧重这类主题研究,见本文1.3节的叙述),同时,虽然研究各种平台和管理系统也很多,但农业信息资源开发中并未形成如国外四大农业数据库一样具权威性的、使用普及率高的、具有影响力的农业信息数据库。
3关于国内影响农业信息化的因素及措施的研究
影响我国农业信息化进程因素及对策的研究,包括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国内外在对客观影响因素的分析与建设上有着共同的关注度,集中在信息资源、硬件环境、应用的信息技术与软件开发等问题进行研究与建设,影响农业信息化的主观因素包含了对信息服务提供主体、信息服务对象的研究,国内外对信息服务对象的需求研究较为重视,但国外对信息服务提供主体的研究与建设更为突出。对影响我国农业信息化进程的客观因素的分析研究涉及基础设施、硬件、资源环境,如研究中提出“农村通信网络建设相对不平衡;农业信息服务体系落后”[56];“农业现代信息网络建设不完善、农业信息服务体系落后”[57];农村农业市场化程度不高,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不足,分散、单一、不实用;信息化环境有待进一步完善;服务体系不健全;信息化产品开发及服务水平偏低等[58]问题。对影响我国农业信息化进程的主观因素的分析还涉及主体、农民、法律与教育环境诸多方面,如“政府部门对农业信息化的重视不够;农村信息化的管理、建设、应用三者分离;农村信息化的建设与应用缺乏统一的规划”[59];“农民本身对信息化及其作用认识不够;农民信息素质低”[60]等,但专题研究不多。
为此,研究者们通过研究农业信息服务体系与农业信息技术,学习借鉴国外这两方面建设的经验,结合影响我国农业信息化进程的主、客观因素分析,提出了种种建设性的措施:一是从客观上加强基础设施、资源与平台、信息技术等硬件环境的建设;从政府投入、法律规范、标准化、保险、科技体制及成果转换等方面加强软环境建设;二是从主观的主体和对象两方面分别提出政府在规划、教育、培训提高农民素质的措施,体现在研究中提出了下面一些建设措施与对策:“加快建设农村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加强农业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应用、建立农业信息技术人才培养体系、面向精准农业推进农业信息化”[61];“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体系,通过实行农业保险制度,规避农业风险非常必要”[62];“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信息市场”[63];“加大对关键农业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上的投入”[64];“建立丰富的信息资源库、挖掘多种网络和渠道资源、构建农村信息化保障机制”[65];“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世界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在65%~85%之间,而我国仅为30%~40%;世界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60%~80%,而我国只有42%)”[66];“加大标准化建设”[67];“研制和开发农业信息化实用软件、高技术要平民化、傻瓜化”[68];以及“政府要高度重视、强化组织管理协调、加大政策倾斜、推进科技体制改革、构造农业信息化的激励机制、大力发展农业教育、开展形式多样的培训,多途径解决信息化‘最后一公里’问题,健全农业信息化市场服务体系和推广体系,制定农业信息化的法律法规,健全法律体系等条措施”[69]。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也强调:用信息技术装备农业,健全农业信息收集和制度,整合涉农信息资源,加强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加强农村一体化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创新服务模式。
关键词:甘肃省情;信息资源;分析研究
中图分类号:G359.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4-0160-02
一、省情信息分析与研究的地位与作用
省情信息分析与研究的本质含义是信息工作者或省情研究人员根据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社会有关方面的特定需求,围绕某一方面的内容,有目的地搜集和占有省情信息资料并通过整理、评价和筛选,运用数理统计、综合分析、分类评估等手段,对有关省情信息资源进行系统概括提炼的一种科学研究活动和再创造活动[1]。它实际上是在数理统计、综合分析全部或大部分相关信息资料的基础上编写出综述性文献的研究性工作,具有信息资源的荟萃性、研究的宏观性、研究过程的综合分析性和研究成果的针对性和选择性等特点。
省情信息分析与研究是一项信息再处理和深加工活动,目的是为了获取增值了的、具有决策支持作用和重要参考价值的信息分析与研究产品,为领导决策机构、科学研究人员或有关需求者提供概括性的专题知识和信息集成,为人们进行决策或研究和解决有关问题提供借鉴、指导和方法[2]。因此,它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有助于我们开展系统性、针对性的省情研究,为各行各业的宏观决策和微观指导提供实际有效的服务。其次,它有助于我们参与全省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运用掌握的省情信息以及各种系统性、专门性研究的成果,向各级政府决策部门提出具有建设性的参考意见和从宏观到微观的可供选择的决策方案,主动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服务。再次,它有助于我们预测省情的发展趋势,开展对全省社会经济发展远景规划研究,引导全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蓝图的实现。而这些作用的发挥,取决于我们能否生产出高质量的省情信息分析与研究产品。
二、省情信息分析与研究的主要内容和范围
省情信息分析与研究既是一种特殊的科学研究活动,又是信息服务的高级形式。由于它对其研究对象具有整理、评价、预测、反馈的重要功能,这就决定了它主要着眼于宏观问题和关键环节,着重于进行经济发展和社会问题的综合性战略情报信息研究。
(一)社会政治、经济信息研究
与现实问题密切相关的省情研究离不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研究,有关省情研究部门和信息服务机构应该收集、筛选、分析、综合全省各行各业、各个方面、各地区在现实经济活动及社会发展中产生的大量信息,为了解、研究和宣传省情提供系统的社会背景信息,为全省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提供各类参考信息。特别是要着重于以下诸方面:能够反映甘肃自然与社会发展的历史或现实基本情况的连续性、资料性信息;能反映甘肃各条战线事业发展与实际工作情况的系统性、动态性信息;联系实际研究和探讨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理论性和学术成果信息;反映甘肃社会政治思潮和社会环境意识、地方观念的舆情信息;反映甘肃社会意识、公众舆论的信息;反映甘肃经济发展道路、模式的信息;有关研究甘肃的理论学术动态信息,包括国内外学者对甘肃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评估、建议和反映的信息。从而为甘肃省的社会政治发展和经济建设服务,为甘肃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二)管理性信息研究
省情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各级党委政府提供决策参考和社会服务。因此,进行决策性、预测性和战略性的信息分析研究是省情信息分析与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管理性信息研究主要搜集和提供为有关部门进行经济社会、科技文化发展规划和各级党委政府进行科学决策可以参考利用的信息。这种信息实际上提供的是一种无形产品:计划、方案、建议和措施等信息,它是决策和有关工作行动所需要的“智慧和知识”[3]。管理性信息分析研究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具有阶段性。我们在进行管理性信息分析与研究时,要善于根据决策的阶段性,系统收集和提供以下管理性信息:为决策者提供导向研究报告;在决策前提供有针对性的预测信息;在决策进行中提供有分析对比的信息;在决策后提供反馈信息等。二是信息内容的多维性,诸如背景信息、预测信息、环境信息、对策信息、战略信息等。
管理性信息分析与研究的另一方面内容是预测性信息研究。它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出发,以现有的资料、信息为根据,结合有关参考数据,进行归纳和推理,探索全省经济社会的未来发展走向与趋势。预测性信息分析与研究的内容主要有战略决策的预测性信息研究、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研究、发展重点的预测信息研究等。要求针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具有一定的超前性,要能够对各级政府决策机构和实际工作部门的领导决策人员和管理人员起到启迪作用,并对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导向作用。
(三)政策理论性信息研究
它主要对反映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的理论和政策法规进行分析研究,是从政策理论角度进行信息的收集、筛选、评价和分析。其研究产品着重信息内容的理论价值、政策价值,学术性较强。研究内容主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荟萃有关的理论学说、政策分析、学术观点以及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需要的科学理论知识、事实、数据等。同时,还包括有关方法的信息。
三、加强甘肃省情信息分析与研究工作的具体措施
省情信息分析与研究是一项复杂的科学再创造劳动,它要从省内外纷繁复杂、数量庞大的文献信息中,捕捉有用的信息。这就要求信息工作者有敏锐的观察力、较强的理解力和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同时,信息分析与研究也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有科学的加工方法和高效率的运行机制。
第一,必须加强甘肃省情信息资源的搜集与整理工作。省情信息研究成果的质量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省情信息资源的占有程度。可以说,没有高质量的省情信息资源的积累,就没有高质量的省情信息研究成果。掌握丰富的省情信息资源是开展省情信息分析与研究的基础和保证。当前,加强甘肃省情信息资源搜集整理工作的重点应放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要注重内部资料的搜集整理。省情信息资源的相当一部分是未曾公开出版发行的报告、公文、统计数据等内部资料,这些资料或是统计数据,或是调研报告,或是分析材料,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这就要求有关信息服务或研究机构及时了解有关省情的各种资料的出版发行信息,尽可能齐全地搜集整理省情信息资料[4]。二是在搜集方式上要注重利用行政力量,积极争取省上领导和有关单位的支持,通过行政措施和法律手段来搜集省情信息资源。要建立健全省情信息资源搜集整理的长效机制,畅通省情信息资源的搜集渠道,通过行政力量来保证省情信息资源搜集的全面性和完整性。三是要注重结合甘肃的实际,结合甘肃当前的重点工作,有针对性地集中搜集、整理和研究相关的省情信息资源。要把省情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工作和当前的工作实际结合起来,着眼于服务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着眼于服务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着眼于各种热点难点问题,系统搜集和整理有关甘肃省基础设施建设、特色优势产业开发、人力资源开发、新农村建设、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的信息资料。四是要着眼于省情信息资源的服务和利用,建立基于计算机网络和数据库技术的省情信息系统。
第二,紧紧围绕现实需要确定选题。确定选题就是根据甘肃经济社会发展动态和有关用户的需要以及省内外已有信息资源的客观现状,决定甘肃省情信息分析与研究的题目或重点。它是工作的出发点,选题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信息分析与研究成果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确定甘肃省情信息分析与研究选题应当遵循一些原则,一是政策性原则。省情信息分析与研究是为科学决策、R&D和市场开拓活动服务的,其选题必须以各项政策为依据,在政策指导和约束下进行。二是必要性原则。就是要求选题要与全省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相吻合,与用户的信息需要相一致。在此基础上,正确处理好战略需要与战术需要之间、长远需要与当前需要之间的关系[5]。三是可能性原则。就是要分析研究具备的条件,量力而行,特别是要选择有能力研究而且有利于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的课题。四是效益性原则。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益,更要考虑社会效益,在两者发生冲突时,应坚持社会效益优先的原则。
在确定选题过程中,要充分调查用户需求,既要突出重点,又要注意抓好当前社会热点问题的研究,既要把握时代性、区域性,又要紧密结合当前的工作实际,还要根据已有的信息资源情况,认真分析,慎重确定。现阶段选择课题的重点有:全局性、战略性的有关课题;涉及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发展规划重点的有关课题;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及建设实践中产生并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如甘肃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重整装备制造业、建设文化大省等方面的问题;经济社会发展中有争论和亟待解决的问题;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生长点方面的问题;新理论、新思潮、新问题研究以及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动向、苗头中反映出的重大问题。
第三,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省情信息分析与研究队伍。省情信息的分析与研究是一项十分重要而又艰苦的工作,需要有一支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专业素养、有严谨的科学治学态度、能吃苦、脚踏实地的研究队伍。从这项工作的特性出发,这支队伍不仅需要省情研究方面的专家学者,也需要信息资源管理方面的专门人才,不仅需要科研机构、大专院校、政府部门、企业参与,更需要信息服务咨询机构的参与,还需要各级各类领导干部的参与。省情信息分析与研究人员必须具备强烈的信息意识和敏锐的学术眼光,能够随时掌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脉搏,具有较强的综合概括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从当前甘肃省的实际来看,一方面要充分调动现有的省情研究人员和信息资源管理人员的积极性,重视省情信息的分析研究工作,提供良好的条件保证;另一方面要整合资源,加强合作,组织力量对省情研究的一些重点课题进行集体攻关,争取快出成果,出高质量的成果,并在实践中锻炼和培养队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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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动因；研究综述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企业经营环境已经从传统的单向循环环境转变为受社会多方影响的多元环境，推动企业从单纯的产品质量竞争、价格竞争发展到全面责任竞争。许多公司，尤其是跨国公司开始把社会责任上升为公司战略，主动披露公司社会责任信息，向利益相关方说明其经济、社会和环境影响的过程。目前来自中国政府的积极政策以及利益相关者的日益关注对推动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的数量每年都成递增的趋势。在上述背景下，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动因，对提高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具有很强的促进作用。
一、国外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动因研究综述
关于公司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最早可追溯到1905年美国钢铁公司的年度报告。但从研究意义上看，Moskowitz（1972）是最早对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进行研究的学者。之后，西方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采用了多种理论，来阐释公司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动因。
（一）合法性理论
自从Ramanthan（1976）将合法性理论引入到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研究领域之后，许多国外学者纷纷从合法性视角研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动因。合法性是在社会所形成的规范、价值、信仰和观念体系下，对公司的行动是否合乎期望，是否恰当以及是否合适的一般认识和假设。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1970）认为，公司应在遵守法律和规范的前提下，创造尽可能多的利润。但许多企业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忽视了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和环境问题，如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忽视雇员的健康与安全、损害消费者权益等，为了规制企业的行为，各国政府和很多组织纷纷建立社会责任守则，通过法律或法规的形式要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并披露相关的社会责任信息。在法律法规的监管下，公司为了证明自己是合法的而披露更多的有关环境、社会等方面的社会责任信息（Zimmerman&Zeitz，2002）。Campben（2007）研究发现，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对公司行为的监管、制度化规范都会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产生影响，并指出有效的国家法律、运行高效的行业自律协会、独立的第三方机构以及制度化的相关规则是促使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关键因素。Patten&Crampton（2004）以及Deephouse&carter（2005）研究也同样证明了这一观点。合法性是企业的生存、发展和获利的基础，一旦合法性受到质疑，便会遭到社会公众的谴责和攻击以及政府监管力度的加强。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主要动因是为了遵守信息披露的相关法规，以满足合法性要求（Patten，1991；Gray等，1995）。
（二）利益相关者理论
最早正式使用“利益相关者”是经济学家Ansoff（1965），之后Freeman（l984）将利益相关者理论引入社会责任领域，认为企业在将影响公司目标的个人和群体视为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同时，还应将在公司目标实现过程受行动影响的个人和群体如公司所在社区、政府、环境保协会等视为公司利益相关者。Ullmann（1985）在Freeman的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两个理论框架模型，来分析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动因，研究显示，利益相关方的力量越大，则企业对他们社会责任信息需求就越重视，更积极地向关键利益相关方披露社会责任信息。Donaldson和Preston（1995）认为各类利益相关者对企业都有着利益诉求，当企业满足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时，他们可能会愿意与企业合作，企业进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主要动因就是了满足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的。但企业并不会满足利益相关者的所有要求，Roberts（1992）引入变量衡量利益相关者的能力，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和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力正相关，利益相关者影响力越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动机越强。
（三）经济利益理论
根据经济学的“理性人”假定，经济主体的基本动机是自身利益最大化，企业在对外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最终目的也是为追求自身利益。当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能给公司带来回报时，他们会与利益相关者保持良好关系，并通过信息的披露以增加公司的无形资产，即获得好的社会声誉（Trotman，K.T.，1979）。企业对外披露社会责任信息虽然要付出一定成本，但同时也将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同，可以给企业带来很多利益（Bethune，1998）。Judge.W.Q.Jr.和T.J.Doughs（1998）从自然资源视角，研究了将自然环境的保护融入其决策范围的多家美国公司，发现对自然环境的重视和积极的管理将为公司带来竞争优势和令人满意的财务回报。Frantz（2006）等通过构建模型证明了充分的信息披露能够增加生产效率。公司进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动因是相信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会影响投资者对企业价值的评估，进而会使公司受益，且这种利益会大于公司收集、编撰及这些信息的成本（AriehA.Ulimann，1985）。
（四）战略管理理论
战略意味着精心挑选能实现企业价值目标的行为，信息披露本身就是一种战略，一种需要长期地、一贯坚持和执行的战略（Lev，1992）。于是，许多企业将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企业发展战略结合起来，有策略、有选择、有管理地披露社会责任信息。Lindbfom（1994）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是出于以下四种战略动因：转移问题的注意力；改变外界对绩效的期望；告知业绩改善信息；改变利益相关者对事件的感知。Adams（1996）和Deegan等（1999）也有类似的观点，认为许多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都可以追溯到以上一个或者多个战略动因。CarolA・Adams（2008）从声誉角度研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动因，他认为，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最大动机是提高企业形象和利益相关方对企业的赞誉，并且披露负面信息更有助于企业形象的提升。MarcVilanova（2009）等基于战略研究视角，探寻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和企业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战略会影响公众对企业的形象和品牌的识别，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动因是为了提高组织的透明度，提升企业的社会形象和声誉，进而创造企业的竞争优势。
上述四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动因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侧重点各不相同，合法性理论侧重政府制度和相关立法的约束；利益相关者理论侧重社会团体以及利益相关者群体对企业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经济利益理论则强调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企业经济目标的结合，强调把社会责任成本支出变成价值来源；战略管理理论突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是企业获得机会、创新和竞争优势的源泉。各个理论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拓展了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研究的视角，丰富了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研究的内容。
二、国内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动因研究综述
国内关于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研究起步较晚，但随着政府和学术界对公司社会责任的日益重视，国内研究者纷纷借鉴国外研究的方法和成果，结合中国公司特有的环境和制度背景，对中国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动因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李诗田（2009）基于合法性视角研究国内上市公司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动机。结果发现合法性压力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具有积极的影响。认为媒体关注指数、社会责任行业敏感性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有实质性的影响。沈洪涛、金婷婷（2007）也得出类似的结论，发现环境越敏感、自然资源损耗越强的行业越有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驱动力。张会芹（2010）同样基于合法性视角，以2008年度上市公司公布的地震捐赠数额为研究样本，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动因。研究结果表明，民营上市公司捐赠行为以及相应的信息披露行为背后蕴含着政治动因，民营企业通过公益捐赠建立政治联系，以克服法律、产权和金融发展等制度落后和政府失灵对企业发展的阻碍。尹珏林（2010）从制度理论视角，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动因开展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是一种合法性驱动的行为，制度环境尤其是社会规范环境的外力对于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发挥着显著的影响作用。刘新东（2010）以2006-2008年度中国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年报为研究对象。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动机主要是合法性证明、利益相关者压力和社会政治压力，也就是说，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动机是一种合力的结果，是在政府监管、利益相关者和社会等共同作用下，公司被迫披露更多的社会责任信息。廉春慧、唐婉虹（2010）从声誉视角解释了企业自愿披露社会责任信息行为的动机。实证结果表明，公司声誉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正相关。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及未来研究趋势
通过上述关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动因的综述，可以看出国外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研究企业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背后原因、驱动因素，形成了一个比较成熟的研究领域。目前，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社会责任信息质量特征、概念框架、披露模式、影响因素、价值相关性和市场反应等方面，涉及到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动因的研究，仍然处于理论介绍和探讨阶段。许多学者从合法性角度来研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动因，认为目前中国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动机主要是合法性证明，其次则是为了获得好的声誉。但这些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大都通过采用内容分析法和指数法确定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这类计量方法比较主观，无法保证完全排除主观因素给研究结论带来的可能影响，使得研究结论缺乏广泛性和权威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是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研究的理论基础，未来的研究方向应考虑改进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的度量方法，减少评价体系的主观性，提高研究结论的信度。
参考文献：
1.沈洪涛,金婷婷.公司特征与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2007(3).
2.刘新东.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研究[D].吉林大学,2010.
3.李诗田.合法性、冲突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D].暨南大学,2009.
关键词：研究生；招生；信息不对称
中图分类号：G64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4）43-0006-03
研究生招生工作是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前提和基础。随着国家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和教育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高等学校教育竞争日趋激烈，生源争夺日益白热化。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人们对教育的期望值不断提高，公众对优质教育的迫切需求造成了名牌院校考生集中，而普通院校则生源严重不足，即便是优势学科也少有问津。因而，全面准确的研究生招生信息，对于考生考研成功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文借助对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分析，对研究生招生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行研究，从新的角度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一、信息不对称理论
信息不对称指参与交易各方所拥有、可影响交易的信息不同。一般而言，卖家比买家拥有更多关于交易物品的信息，但相反的情况也可能存在。该现象由肯尼斯・约瑟夫・阿罗于1963年首次提出。乔治・阿克尔洛夫在1970年表著名著作《柠檬市场》作了进一步阐述。信息不对称理论是指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类人员对有关信息的了解具有差异，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员，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员，则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该理论认为：市场中卖方比买方更了解有关商品的各种信息；掌握更多信息的一方可以通过向信息贫乏的一方传递可靠信息而在市场中获益；买卖双方中拥有信息较少的一方会努力从另一方获取信息；市场信号显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信息不对称的结果可能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二、信息不对称对研究生招生工作的影响
1.信息不对称在研究生招生过程的主要形式。研究生招生是招生单位与考生之间进行互动并最终进行双向选择的过程，作为相互独立的两方，招生单位与考生对研究生招生信息的获取程度具有较大差异，存在着多种形式的信息不对称。（1）考生与招生单位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招生单位比考生更了解自身的实力信息，掌握着本单位学科建设、科研平台、师资状况、硬件设施、就业去向等情况的详尽数据，处于信息优势，而考生对这些信息了解有限，处于信息劣势。虽然研究生招生宣传是研究生招生工作的重要环节，是招生单位间展开生源竞争的重要手段，但在招生宣传中招生单位通常难以将所有招生数据信息提供给考生考生，特别是难以准确把握考生的选择要求。（2）考生与学校招生工作人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考生对自身情况有较为全面的认识，而招生单位对考生的情况并不了解，特别是对考生的真实报考意愿难以掌握。反之，考生在报考前通常会了解和掌握招生单位的基本信息，如招生计划、招生专业目录、考试大纲等，但是仍然无法获取更详细的招生信息。由于研究生招生工作具有很强的阶段性，随着招生进程的深入，招生单位会逐步调整招生策略，这些信息考生通常无法及时获取。（3）考生与研究生指导教师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受研究生招生考试的形式限制，考生在报考前对研究生指导教师的了解，往往集中于科研成果、学科排名、个人声誉等外在形式，对导师的个人实力、在研项目以及性格等情况缺乏了解。而导师对于考生的情况则局限于笔试成绩和面试过程的短暂交流，对考生的能力素质、兴趣爱好、发展定位等也不清楚。考生与导师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还表现在考生之间通常并不了解对某一名导师有选择偏好的人数多少。（4）本校考生与非本校考生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本校考生特别是本校应届考生是各研究生招生单位的主要生源，也是各招生单位竭力争取的高质量生源之一。每年，招生单位一般都会针对本校生源进行专门的研究生招生动员和政策宣讲，本校考生对所在院校的优势学科专业、历年招生情况、师资团队甚至指导教师个人的喜好都有着详细的了解，对招生过程中的政策变化情况也能够较为方便准确地获取。
2.信息不对称在研究生招生过程中形成的弊端。任何个体或团体在公共选择中无不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研究生招生过程中考生报考志愿的选择以维护自身权益为根本目的，招生单位也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但由于双方在招生过程中所处的角色地位不同，难以进行有效的沟通，招生过程中存在的诸多信息不能得到及时的关注并转化为决策的依据，最终形成信息不对称。同时，由于信息本身的不完备，考生报考志愿的集中趋势，录取选择上的区域差异，专业差异明显等问题不可避免。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必然造成考生报考的盲目性，报考人数在行政区域、学科专业、招生单位、指导教师中呈现结构性失衡现象。研究生招生工作中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存在，使得招生单位和考生都面临着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由于考生无法及时准确地获取招生信息，难以根据重要信息做出正确决策，为规避风险，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初试高分考生提前选择复试分数线相对较低的院校或专业进行调剂。这样一方面造成优质院校或优质学科专业的生源流失，出现了院校研究生招生“大年”、“小年”的现象，另一方面又导致招生单位“冷门”专业无人问津，“热门”专业生源比例却严重失调，最终造成大量考生无法录取，或在招生单位间疲于奔命。在极端情况下，由于通过正常渠道获取信息无果，某些考生或家长就会转向培训机构或招生中介，导致上当受骗。如果被个别研究生招生工作人员所利用，还会滋生权钱交易，发生招生舞弊或泄题等腐败违法行为。
3.信息不对称对地方高校的影响。地方高校是指由地方政府投资、主管的高等学校。地方高校承载着中国的绝大部分高等教育任务，是中国高等教育质量的主要承载者。随着我国教育科技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地方高校通过深度融合地方经济发展以及科技创新体系，学科水平普遍得到长足发展，部分学科达到了全国领先的水平。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存在，考生难以在第一时间了解和掌握地方高校的真正实力，加之长久以来形成的对地方高校教育教学水平的认知偏差，导致相当数量的考生转而追逐其他具有较高名气的院校或学科专业，造成了地方高校的研究生生源不足。生源危机之下，地方高校首先想到的就是降低复试分数线来补充人数，通过各种途径降低门槛揽人。分数线的降低，虽然暂时满足了地方高校的生源需求，却也改变了高校的生源结构及生源质量，给学校的教学、管理工作，都带来了诸多新的问题。
三、研究生招生过程中信息不对称产生的原因
现实中，信息并非平均分布于社会个体或群体中间，而是有所偏重，存在着私有信息，从而导致信息不对称。社会个体或群体因能力不同，所处的环境、地位不同，再加上信息本身的动态性和滞后性，使得社会个体或群体不可能拥有完全的信息，因此信息的不对称是客观的和普遍存在的。同时由于存在着信息成本和信息垄断，交易的一方拥有的信息越多对自己就越有利，因此信息优势的一方为了得到最大的经济利益，就会隐瞒信息，甚至提供虚假信息。研究生招生时间跨度大、环节多、阶段性强，整个过程中信息繁杂而离散。一方面，受招生工作时效性影响，招生单位全方位、多方面的动态信息的力度不够，往往难以跟上招生工作进程。另一方面，考生受教育程度、地理环境、硬件条件等因素限制，很难做到长期、及时、准确地获取信息，因而在信息获取上处于明显劣势。这种情况的长期积累，不仅考生的信息需求无法满足，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考生信息获取的动力，造成研究生招考双方的信息不对称。
四、研究生招生过程中信息不对称情况对策
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存在，严重损害了研究生招生工作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原则，既损害考生的利益，又导致优秀生源流失，妨碍招生单位选拔人才。然而，在现实工作中，信息的完全对称是不可能的，但处于信息优势的一方通过不断地向另一方提供信息，能够尽可能地减少双方的信息不对称。
1.完善信息公开制度。招生单位作为研究生招生过程中的信息优势方，应主动建立研究生招生信息公开制度，加强招生信息公开力度，通过及时准确的招生信息，减少逆向选择和败德行为。自2014年开始，教育部正式建设上线了“全国研究生招生信息公开平台”，要求全国各研究生招生单位在招生过程中，必须将招生简章、招生政策和规定、招生专业目录、复试录取办法、拟录取名单、举报方式等招生关键信息通过平台向公众公示，并对公开公示细节进行了规定。除了教育部规定的公开内容外，招生单位还可以向考生和提供更多信息，进一步加大信息公开力度。
2.完善信息公开渠道。2006年，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正式上线应用。作为全国统一的研究生招生工作平台，研招网使得我国研究生报考完全实现了网络化，其调剂平台更是极大地方便了广大考生和招生单位。但是，研招网目前仍无法涵盖招生单位的所有招生信息，不能做到与招生单位研究生招生管理系统的无缝链接，在招生单位和考生的互动方面尚有诸多需要完善之处。因此，招生单位应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发展，加强多种通讯终端的使用平台开发，构建和完善适应考生需求的研究生招生管理信息平台，推动与考生的信息交换与公开。
3.推进研究生招考分离制度。研究生招生考试中的招考分离，是指将招生工作中的考试工作（涉及初试和复试）和录取工作分别交由两个不同的独立部门负责完成，招生部门不再参与考试工作，而是专注于招生政策的制定、、沟通等，最终根据考试结果，选拔录取符合招生单位需求的考生。招考分离包含两个层面的工作：一是国家层面，即针对某些学科，由国家组织进行的统一考试或者联考，目前已有管理类联考、医学、教育学、历史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学科门类已采用了这种方式；二是招生单位层面，即初试和复试的组织实施由单位内部专门的考试管理机构负责，研究生招生管理部门不得参与初试自命科目、复试科目的试题命制、印刷、寄送、考试等工作。实施招考分离有利于避免招生腐败，有利于实现纪检监督，有利于推进招生公平，极易得到考生认同。
研究生招生过程的信息不对称，是公共信息不对称的一种，与我国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法制水平、教育水平、信息化水平等息息相关。1978年我国恢复研究生招生以来，招生制度历经数次改革，信息不对称现象依然存在于招生工作的各个环节，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这种现象仍将继续存在。国家应尽快加强教育考试立法，统一和规范各类研究生招生考试，推进研究生招生“阳光工程”，为考生创造公平、公正、公开的考试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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