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化学概念是用简练的语言高度概括出来的
常包括定义、原理、反应规律等。其中每一个字、词、每一句话、每一个注释都是经过认真推敲并有其特定的意义，以保证概念的完整性和科学性。在初中化学教材中，基本概念几乎每节都有，而化学概念是学习化学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准确地理解概念对于学好化学是十分重要的。初中学生的阅读和理解能力都比较差，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讲清概念，把好这一关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
1.1讲清概念中关键的字和词。为了深刻领会概念的含义，教师不仅要注意对概念论述时用词的严密性和准确性，同时还要及时纠正某些用词不当及概念认识上的错误，这样做有利于培养学生严密的逻辑思维习惯。例如，在讲"单质"与"化合物"这两个概念时，一定要强调概念中的"纯净物"三个字。因为单质或化合物首先应是一种纯净物，即是由一种物质组成的，然后再根据它们组成元素种类的多少来判断其是单质或者是化合物，否则学生就容易错将一些物质如金刚石、石墨的混合物看成是单质（因它们就是由同种元素组成的物质），同时又可误将食盐水等混合物看成是化合物（因它们就是由不同种元素组成的物质）。
又如在初中教材中，酸的概念是"电解质电离时所生成的阳离子全部是氢离子的化合物叫做酸。"其中的"全部"二字便是这个概念的关键了。因为有些化合物如NaHSO4，它在水溶液中电离是既有阳离子H＋产生，但也有另一种阳离子Na＋产生，阳离子并非"全部"都是H＋，所以它不能叫做酸。因此在讲酸和碱的定义时，均要突出"全部"二字，以区别酸与酸式盐、碱与碱式盐。
1.2剖析概念，加深理解。对一些含义比较深刻，内容又比较复杂的概念进行剖析、讲解，以帮助学生加深对概念的理解和掌握。
如"溶解度"概念一直是初中化学的一大难点，不仅定义的句子比较长，而且涉及的知识也较多，学生往往难于理解。因此在讲解过程中，若将组成溶解度的四句话剖析开来，效果就大不一样了。其一，强调要在一定温度的条件下；其二，指明溶剂的量为100g；其三，一定要达到饱和状态；其四，指出在满足上述各条件时，溶质所溶解的克数。这四个限制性句式构成了溶解度的定义，缺一不可。
又如在学习"电解质"概念时，学生往往容易将"电解质"与"非电解质"，甚至同金属的导电性混淆在一起，导致学习中的误解。因此教师在讲解时，可将"电解质"概念剖析开来，强调能被称为电解质的物质①一定是化合物；②该化合物在一定条件下有导电性；③条件是指在溶液中或熔化状态下，二者居一即可，所以概念中用"或"不能用"和"。如NaCl晶体虽然不导电，但①它是化合物；②NaCl在水溶液中或熔化状态下都能导电，所以NaCl是电解质。而NaCl溶液和Cu丝虽然能够导电，但前者是混合物，后者是单质，所以它们既不是电解质也不是非电解质。在教学中若将概念这样逐字逐句剖析开来讲解，既能及时纠正学生容易出现的误解，又有抓住特征，使一个概念与另一个概念能严格区分开来，从而使学生既容易理解，又便于掌握。
2.化学教学和素质教育的结合
2.1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在中学化学教学中，结合本学科的特点，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近代史和现代史教育，国情教育，辩证唯物主义教育，环境保护意识教育，破除迷信教育，艰苦奋斗、立志建设家乡的教育，逐步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
2.2全面培养学生能力，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初中化学教学中要处理好知识、技能和能力的关系。知识和技能是学生形成能力的基础，而能力是学生掌握知识和技能的必要条件，是提高学生科学文化水平的重要因素。在教学中要培养和发展学生的观察能力、实验能力、思维能力和自学能力。要重视化学基本概念的教学，既要注意概念的科学性，又要注意概念形成的阶段性，引导学生不断加深对概念的理解和运用的能力。要加强化学用语的教学，重视元素化合物知识的教学，引导学生理解元素化合物知识间的内在联系，了解一些元素化合物的性质、制法和用途间的联系，加强化学基本概念和原理对元素化合物知识学习的指导作用。学习一些化学实验和化学计算的基本技能，初步认识化学在实际中的应用，并能引导学生初步运用化学知识解释一些简单现象和解决一些简单的化学问题。
2.3教育学生全面发展，提高身体心理素质。在化学教学中，教育学生要树立自信心，克服自卑感，勇于战胜困难，树立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要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勤奋善学、实事求是、严谨认真的作风，遵纪守法、勤俭节约、团结互助的品德。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观点和审美能力，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关心学生的体质和健康，重视非智力因素的培养，提高身体心理素质，让学生在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方面全面发展。
关键词：提高；生物科学素养；途径
生物学课程作为一门科学课程，不仅要传播科学的事实和概念，更要体现科学是一个探究的过程。生物学教育的宗旨应该是培养全体学生的生物科学素养。这一宗旨的确立，将使我国生物学课程产生一些重大变化。理解这一新的课程理念，也将有助于生物老师们的教学改革和实践。
一、关于科学素养的认知
我国基础教育的任务是培养未来的合格公民。在当今科技产品比比皆是、科学问题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时代，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要去面对各种各样与科学相关的问题，并做出决策。这些都要求生活在当今和未来社会中的公民具有一定的科学素养。
具备科学素养的人应该：（1）具有良好的科学态度和科学情感，包括探索自然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科学的价值观念、对科学学习的正确态度；（2）掌握了科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3）具有基本的科学探究能力，及对事物的观察能力，思考问题的能力，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及在团队中的合作能力等。
二、关于生物科学素养的认知
“科学素养”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的教育家在课程改革中的共同声音，它已成为我国新一轮理科课程改革的基本目标。我国在2001年教育部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生物课程标准（实验稿）》中指出：“义务教育阶段的生物课程是国家统一规定的，以提高学生生物科学素养为主要目的的必修课程，是科学教育的重要领域之一。”将提高生物学素养作为课程的主要目的和基本课程理念，标志着我国生物课程有了重大变化，这有助于将我国生物学教育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课程标准提出“提高学生科学素养”的理念，是期望学生通过生物课的学习能够在以下四个领域得到发展：①好奇心。生物学教师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对科学现象产生好奇，并将这种好奇心转变成对科学和对学习科学的积极态度。②诚实。在生物学教育中，培养学生诚实的品质就要求学生要真实地报告和记录在实验中观察到的东西，而不是他想象中应该是的东西，也不是他认为老师想要的东西。③合作。团体成员之间的合作意识是科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④创造力。转贴于中国论文下载中心培养学生的生物科学素养是我国中学生物学课程的总目标。生物学素养的高低是一个连续变化的过程，每个学生都处于这种连续变化的不同位置上，不同的位置反映了他们对生物学理解的程度。培养学生的生物学素养，主要有以下几个不同的层次：
1、肤浅的生物学素养
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能够认出哪些是生物学的术语和概念，并能够将这些术语与自然界中的现象相对应。
但他们仍然有错误概念，对生物学概念的理解也很不准确。
2、功能化的生物学素养
学生能够使用正确的生物学词汇，对术语的定义表述也很准确。但大都是基于记忆。
3、结构化的生物学素养
学生应能够理解生物学的概念体系，理解科学探究过程的知识和技能，能够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解释概念。学生能将所学的知识与他们个人生活实际相联系，对于生物学的学习充满兴趣；他们从学习或实践的经历中构建了概念的意义和对概念的理解。
4、多维的生物学素养
学生理解生物学素养在诸多自然学科中的地位，知道生物学的发展史和生物学的本质、特点，理解生物学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学生能够意识到自己在知识或技能方面的不足，自己主动去获取更多的知识或技能；能够将学科知识应用于解决问题或寻找答案的行动之中。
三、学生生物学素养的培养途径
1、科学的世界观
科学的世界观是主要包括：①科学认为世界是能够被认知的，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以恒定的模式发生和发展，只要通过认真系统的研究都可以被认知。②科学知识是不断变化的，知识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有些新的发现会对已有的理论构成挑战，从而要不断地对这些理论进行检验和修改。③科学虽然处于不断变化中，但这种变化只是处于缓慢的修正之中，绝大部分科学知识是非常稳定的，所以科学知识的主体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④科学不能为一切问题提供全部答案。人类面临的很多问题，是由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共同决定的，科学只是其中的因素之一。
此外还有爱国主义教育，包括积极培养热爱大自然，珍爱生命，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感，正确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意义，从而增强振兴祖国和改变祖国面貌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2、科学探究方法与技能
学校的科学探究活动通常是学生们获取知识、领悟科学的思想观念而进行的各种活动。学生们应该掌握科学探究的一般技能，包括：提出问题、做出假设、制定计划、收集证据、得出结论、表达和交流的科学探究能力。学生进行探究的真正意图，不仅在于掌握生物学知识本身，而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学会科学探究的一般方法，让他们亲身体会科学家是如何困惑于问题、如何假设问题的“答案”、考虑从哪些途径去解决问题，并以此渐渐地养成探究的态度和方法。
3、科学、技术与社会
生物学课程对学生进行社会的教育，目的在于突出科学、技术、社会之间的关系。学生要了解什么是科学，什么是技术，以及科学和技术的联系。科学、技术与社会是紧密相连的。社会可以影响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科学和技术又会影响社会。通常技术对社会的影响比科学对社会的影响更为直接。
（一）核心概念教学符合学生的认知结构，有助于学生更好地学习知识
美国著名的认知心理学家布鲁纳在认知结构理论中指出，学生学习与认识活动的实质是认知结构的组织和重新组织的过程。生物学习的认知结构，是指在一定阶段学生对于生物学知识及其认识在抽象与理论思维层面上达成统一，在理解己获得的生物学知识基础上，结合现阶段自身的思维、记忆、知觉、想象等心理特点，组合成一个具有内部规律的科学的整体结构，是一个不断发展与提高的过程。生物学是一门以实验和学生自主探究为主的自然科学，内容涵盖了许多概念性的知识，且初、高中知识的关联性较强。以符合学生的认知结构为前提，针对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结合一线教师精选的50个核心概念，让学生在己有认知的基础上，对旧知识不断反思，对新知识进行探究。这样一来，可以帮助学生准确把握知识、迁移应用知识，更好地进行学习。
（二）核心概念教学提纲掣领、去粗存精，有助于教师明确教学重点
核心概念教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概括性，有助于教师前期备课和教学中把握知识的重点，将有限的教学时间和教学资源用于重要知识的教学之中。教师将核心概念提炼并组合成体系，让学生在系统学习中掌握核心概念的内容，以核心概念的内容为目标组织课堂内容，精选出较少量的知识，淡化无关的知识，比课程中庞大繁杂的知识体系具有更强的教育功能，从而明确教师的教学目标与方向，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由此可见，核心概念教学提纲掣领，有助于教师明确教学重点，是一种高效科学的课堂教学方式。
二、核心概念教学的思考
（一）准确把握核心概念的内涵，厘清概念联系
传统教育方法往往强调学生对事实信息的记忆和背诵，教师们过于关注细小、琐碎的知识点，而核心概念包含了许多逻辑内容，涉及的是对抽象的重要概念、原理进行精心组织。许多核心概念包含的信息量较大，需要背景知识的辅助教学，因此，在实施具体的教学之前，教师自身要认真梳理各个概念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进行概念的细化拆分。在具体的课堂教学过程中，梳理构建概念图，将所有联系清晰地呈现出来，分析概念中的“关键词”，从而达到引导学生掌握这些基本概念和原理并能够迁移应用于新知识、新情境中的教学目的。
（二）丰富核心概念的学习内容，创设生动导课
核心概念的学习包括两个部分:第一是必须将事实性知识置于学习者的概念框架中；第二是概念被各种丰富的有代表性的事实细节展现出来。概念放在一定的应用情境下才会显得生动和有意义。在课前导入知识时，不能和传统方式一样，先呈现给学生概念的文字性内容，而是要精心准备素材，巧妙设计导课方式，激发起学生的探索兴趣，引导学生对核心概念有自主探究的热情。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可以利用学生当前己有的知识导入，或者通过生物实验、生物科学史等丰富多彩的内容导入，也可以借助多媒体技术，运用纪录片等视频材料进行导入，创设趣味性和知识性并存、探究性与科学性较强的教学情境，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核心概念的内涵。
（三）结合STS教育理念，创新核心概念的教学方式
STS概念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美国，是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和社会（Society）的英文缩写，它旨在探讨和揭示科学、技术、社会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151STS教育的内涵本质在于使人类经验和社会科技发展融入到科学教育之中，一方面，让教育紧跟时代潮流，另一方面，增强自然科学教育的社会化和应用性，运用STS的教育理念可以丰富生物核心概念的教学形式。教师在教学素材的选取中尽量来源于实际生产、生活，化抽象为具体，拉近科学与生活的距离，帮助学生理解生物科学与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与日常生活密切联系，丰富学生的知识内容，增强核心概念的应用性，鼓励学生多用生物学的原理和方法去看待和解决生产与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让知识来源于生活，又应用于生活，促进学生对生物学的价值观的形成与统一，实现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这三个维度的完美结合。
（四）及时了解核心概念的学习效果，动态调整教学方法
［关键词］概念地图；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儿科学；教学
1概念地图相关概念及特点
这里所提到的概念地图主要指的是需要进行学习的人对相关主题构建的相关知识结构的视觉化表征。概念地图通常也被称为心智地图、思维地图、心智工具和思维工具等。换句话来说，概念地图实际上就是一种对语义网络的可视化表示手段，是人们对某一个特定范围内的各种知识内容根据其蕴含的内在联系进行构建而得出的可视化类型的语义网络。概念地图通过视觉化的方式全面而细致地阐述了在相关知识所涉及的范围内学习者是如何将这些概念进行联系的，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明了知识结构的细节部分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变化。概念地图主要由节点、连线和连接词进行连接。节点是用来代表概念，一般都是选择几何图形或者一些图案等来表示。用来连接各个节点的连线代表在各个概念之间蕴含着各种联系，这些连线既可能是单方向的，也有可能是双方向的，当然也有可能是不存在任何方向的。连接词也就是指在连线上面的文字，主要是对节点相互之间存在的关系所作出的文字描述。
2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配合模型练习的优点
2.1使教学内容生动形象
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配合婴儿模型练习拥有几个十分突出的特点，比如说生动和形象。以往教师只能够利用一些抽象的文字以及比较简单的绘图等来向学生教授儿科临床相关的知识与技能，这样一来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会经常感受到儿科学习的枯燥和无聊，很难认真投入，造成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降低，没有有效掌握临床技能见习的相关内容。而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练习能够利用一些大屏幕投影来生动地展示在儿科临床治疗过程中需要使用到的一些相关知识和技能，而且能够将实际的操作过程进行很好的演示。
2.2信息容量大、操作简便快捷
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具有信息容量丰富、操作简单方便的特点，所以应用这种方法不仅能够提高儿科临床技能学习的效率，而且能够非常有效地缩短教学过程所使用的时间。在课堂上利用比较少的时间，就让学生尽快地掌握相关的知识内容，如此一来，就能更好地帮助学生学习丰富的知识，增强对一些重点内容和难点内容的学习和理解，这样就能够有效地缩短教学时间以及教师备课时间，提高教学效率。另外，在下课之后，学生也可以复制和拷贝教学课件，这样一来，在上课的时候学生也不需要慌乱地记笔记，能够有更多的精力去听老师在课堂上的讲解，获得更好的学习效果。
2.3使教学标准化，具有可重复性
多媒体计算机教学具有教学标准化、可重复性等特点，使用多媒体辅助教学能够有效地解决儿科临床技能见习实践机会稀少等问题。教师能够利用多媒体计算机向学生展示儿科临床技能的操作规范和标准，学生也能更好地学习和掌控相关的知识，而且这种教学方式能带来更逼真的效果，还能使学生反复观看，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也能够让学生更容易理解和掌握。
2.4丰富儿科见习教师的备课手段
儿科学主要研究小儿生长与发育所蕴含的客观规律，致力于增强小儿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练习属于一种非常先进的教学方式，这种教学方式能够丰富教师的教学手段和备课手段。教师使用这种教学方式，可以理论内容和实践相统一，可以让学生更容易掌握知识和技能。
3使用概念地图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法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3.1重视教师授课能力的提高
在儿科临床技能的教学过程中，即使使用多媒体辅助教学，教师也是发挥主导作用的，而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处于十分重要的主体地位。要想获得比较好的教学效果，教师首先应该提高自身的教学水平，然后把概念地图引入教学中。
3.2注意知识的科学性、准确性，防止产生误导
在使用概念地图和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的过程中，应该时时刻刻地重视教授知识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教师之间也应该经常进行交流和沟通，尽可能地避免产生误导。
3.3结合教学内容，注意时空的容量度
概念地图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教学提供帮助，但是也应该避免过度使用，应该充分地考虑实际的教学内容，同时还应该重视时间和空间的容量度。不能够过多地、没有任何目的地去使用概念地图多媒体辅助教学，而且也不是所有的儿科学教学过程都需要使用概念地图多媒体计算机，应该从实际情况出发，考虑不同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然后再选择相应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工具。当教学内容需要使用很多的图或者很多的动画时，就需要使用概念地图多媒体计算机来进行辅助教学，这样能够有效地提高教学内容的生动性和直观性，而且能够有利于学生的接受和理解。
4结语
概念地图多媒体计算机教学已经受到了很多教师的关注，而且在教学过程中也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可以说，已经成为儿科学教学的一种必然趋势。因此，在儿科学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该不断地进行创新和实践，充分考虑医学发展的方向以及儿科学自身所存在的特点，借助概念地图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从而收获更好的教学效果，更快地实现教学目标。注：张艳丽，通讯作者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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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CTCL；学习者：基本构想：初步研究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08(2012)02-0003-12
一、引言
19世纪末幻灯、无声电影等媒体被应用于教育。拉开了教育技术学研究的序幕。由于媒体或者媒体技术在该学科中的地位，关注新媒体教育应用成为教育技术学研究中一个明显的倾向。随着研究的深入与技术的发展，教育技术学研究者开始将技术应用到具体的学习内容与学习情境中，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成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延续至今的教育技术学研究热点。
近年来，一些教育技术学研究者开始关注“学习者”这一要素。我们曾以《电化教育研究》和《中国电化教育》两刊2006-2008年的1767篇论文作为研究材料，对我国教育技术学的研究对象及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在这1767篇论文中。以“学习者”作为研究对象的仅占10.3％，其余89.7％则多为教育教学系统研发、教育技术学理论等未涉及学习者的研究。而根据《日本教育工学会论文杂志》，日本这三年内以“学习者”为研究对象的教育技术学研究论文约占66.7％。《电化教育研究》和《中国电化教育》是我国教育技术学领域办刊最早、也是最有影响力的两本杂志，在这两本杂志上刊载的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教育技术学领域的研究趋势。因此，上述数据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教育技术学研究虽然已经开始关注学习者，但对学习者的关注尚不充分。南国农先生指出：“成功的电教……要从学生出发。教是为了学，学生是学习的主体。电教工作，不论是设计、开发、利用和管理教学过程和教学资源都要从学生的实际需求出发。”哦们认为，教育技术学研究对学习者的充分关注不仅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应是深层次的。
基于上述问题，我们尝试探索一种新的教育技术学研究范式——“CTCL”(CTCL为Culture，Technology，Content，Learn-er的首字母缩写)，使其既能反映出教育技术学本身的方法属性，又能在文化的视野下充分体现教育技术学研究不仅对技术、学习内容的关注，同时也对学习者深层次的充分关注。
二、CTCL的基本构想
这里将结合我们对CTCL的思考与认识过程，对该研究范式的形成进行简要介绍。并对该研究范式的各要素及其关系进行初步解读。
(一)CTCL的形成
我们认为，当前教育技术学研究存在两种较为成熟的基本范式，一种是关注媒体教育应用(以计算机和网络教育应用为代表)的研究范式，我们称之为“媒体”范式，另一种是将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研究范式，我们称之为“整合”范式。
在“媒体”研究范式中，众多研究者关注媒体应用，开展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如我国学者陈丽等人开展的远程教育研究，徐福荫等人开展的电视媒体研究，张舒予等人开展的视觉文化及媒介素养研究，王陆等人在基于网络的教师专业发展COP项目中的相关研究，国外学者生田孝至等人开展的儿童对媒体的态度研究，我国青年学者吴鹏泽开展的中日学生对媒体态度的比较研究及提高媒体素养的策略研究等。此外，国内外还有很多学术组织，如美国新媒体联盟(NewMediaConsortium)、日本教育媒体学会(JapanAssocia-tionforEducationalMediaStudv)、日本视听觉教育协会(JapanAudioVisualEducationAssociation)等，一直在组织本团体开展媒体教育应用的研究。把新媒体、新技术应用到教育中是“媒体”研究范式的突出特征。近几年，一些学者致力于将云计算技术、电子书包、iPad、iPhone等新技术第一时间应用到教育中。力求为改善学习条件提供新的契机。如祝智庭等人开展的数字布鲁姆本土化研究等。
技术“因具备信息传播属性而被用于教育”到研究者“将信息技术有效地融合于各学科的教一种技术再到成立专业学术组织的阶段，通过研究、算法、人工智能、数据库学的过程来营造一种信息化教学环境”，在教育技术学研究领域中，“整合”范式逐渐显现。我国学者何克抗、李克东、王本中等人[13114115l从1994年开始将计算机技术、现代教育理论、认知学习理论、语文教育的需求等方面进行统合。在中小学开展小学语文“四结合”教学改革试验。2000年，在“四结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何克抗等人又开展了“基础教育跨越式发展创新试验”，先后在700多所试验学校开展了广泛的实践研究，产生了许多宝贵的研究成果。我们从改善学习的效果、效益、效率三个方面考量国内外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研究，数据表明，这些研究是有效果的，如日本学者清水康敬等人对在课堂中使用ICT对学生学习的改善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在学习成绩、学习态度、学习积极性等方面，使用ICT的课堂，其学生的主观题测试得分高于不使用ICT的课堂的学生。然而，从改善学习的效益和效率来看，“整合”范式下开展的研究在投入、产出比方面，似乎并不总是乐观的。以美国为例，何克抗指出：“尽管美国早就在中小学建立了良好的信息技术环境(例如。1999年美国中小学就已经是基本实现网络化的‘网络年’，到2001年美国中小学已有99％联网，2003年美国中小学生与电脑比例已达到5：1)，为实现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整合创造了良好条件，但是他们的基础教育质量并未因此有明显的提升。”
我们对上述两种范式进行思考，产生了如下疑问：如果说教育技术学是为了促进人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为了促进学习者的发展，那么教育技术学研究倘若重在关注媒体应用，或者重在将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而不去深层次地、充分地关注学习者，是否便缺失了其立足于“教育”的根本?换言之，到底谁在学习?在教育技术学研究中。如果忽视了学习的主体——“学习者”，研究是不是很可能会陷入只见技术不见人、投入产出不成比例的尴尬境地?美国《2011Horizon报告》指出，四到五年后，学习分析将成为以教育为主的组织机构使用的主流技术，进行学习分析的目标是使教师和学校根据每个到校接受教育的孩子的不同程度的需求。提供不同的教育方式。从这种开始关注学习者的态势，我们不难看出：学习者在学习，“教育技术学研究”：应该充分关注学习者。
近年来，一些教育技术学研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
关注学习者的态势，然而对学习者关注到什么程度，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当前，适应性学习和个性化学习已经成为教育技术学发展的四大热点问题之一，这足以说明它对学生的深层次关注是必要的。“媒体”及“整合”范式下开展的研究不可避免地提到了学习者，但是这些研究对于学习者的关注，似乎并未找到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即对学习者的关照往往是浅显的。我们认为，教育技术学研究对学习者的关注，应该从系统的角度着眼，将其置于一个包含学习内容、技术等要素的关系网中，从内隐、外显两个角度深层次地去考察，对于这两个角度，本文将在后面详细阐述。
笔者之一董玉琦于1993年至1998年先后以进修教师、研究生和外国研究员的身份在日本学习和研究，主要开展课堂教学过程中学习者的情绪变化的系列研究，并对学科学习心理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在此后学习与研究教育技术学的过程中，逐渐感悟到结合特定的学习内容对学习者的心理等进行深层次关注的必要性。自此，在教育技术学的研究中。将技术、学习内容、学习者相统合(TCL)的最初设想便基本成形。
同时，我们发现，近年来在教育技术学研究中，能够体现技术、学习内容、学习者相统合(TCL)的研究已初见端倪，例如我国学者徐晓东等人开展了计算机支持的协作概念转变研究，又如我国台湾学者佘晓清等人开展了利用SCCR数字学习系统辅助学生概念转变的研究等。
学习理论的发展不断地印证了文化在教育技术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从“学习是反应的强化”这种呆板的论调到“学习是参与和交往”这种关注学习情境的新观念，使得文化在教育技术研究中的地位愈发凸显出来。由此，“TCL”进一步发展为“CTCL”，即研究者在文化(Cuhure，C)视野下，将技术(Technology，T)、学习内容(Content，C)、学习者(Learner，L)相统合的教育技术学研究新范式，亦可简称为“学习”范式，从而形成了教育技术学研究从“媒体”到“整合”再到“学习”的范式的演进过程。
(二)CTCL各要素解析
如前所述，CTCL关注的是技术、学习内容、学习者、文化四个要素。
对于技术(T)，刘美凤在《广义教育技术定位的确立》一文中，将基本的技术构成分成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并称为“物化形态”和“智能形态”的技术。我们提出的CTCL中的技术(T)沿用了此划分。所以，此处的“技术(T)”包括以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及其产品(如软件、平台、工具等)，即“物化形态”的技术，也包括以绩效技术为核心的、以追求系统优化为目标的“智能形态”技术。在此基础上，CTCL特别关注和强调的是技术在学习的过程中向问题解决的优化功能发展，是“学习者”通过技术的使用改善“学习者”的学习认知等心理状态及其差异的可视化，为教师提供一种“学习者的学习资源”，使得教师能够实时地诊断学习者的状态，感受学习者与学习内容这一统合体(对此，后文将有详细的阐述)在CTCL中技术(T)这一要素的价值。
对于学习内容(c)，鉴于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学科间的融合趋势越来越明显，CTCL并不局限在某一学科视域内。而是关注学科间的内容交融性，因此，CTCL并没有用学科(Subiect)这一表述，取而代之的是学习内容(C)。但在具体研究。研究者自身学科领域的划分是不可避免的。从这个角度讲，学习内容(C)覆盖的学科领域，既包括物理、化学、生物等传统理科的内容，也包括语言等文学的内容，以及信息技术等新兴学科的内容。此外，从学科形态来看，学科内容(C)涉及分科形态和综合形态的课程，如我国小学和初中开设的综合科学课程。
对于学习者(L)，从人员组成来看，不仅包括各个教育层次的学生(中小学生、大学生、研究生等)，也包括教师、企业人员等。值得一提的是，“学习是知识的社会协商”等关于学习的新论调不断昭示着：人不仅仅是独立的个体。因此，CTCL对“学习者”的理解上升到社会的、学习共同体的层面。从人员形态来看，如前所述，“学习者”构成包括单一的学生“个体”。也包括社会的、学习共同体层面的学生“群体”，在这里，“社会”的内涵是丰富的，它涵盖了面对面的真实社会情境以及基于网络的虚拟社会环境。
前文已述，教育技术学研究应找到合适的切入视角，从内隐、外显两个角度深层次地关注学习者。心理是CTCL的首选视角，它包括学习者的认知、情绪与意志。对于学习者的认知。CTCL借助“学习是概念的转变”这一流行的学习隐喻，从概念转变出发，对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认知机制进行探讨：对于情绪，学生的情绪虽然不易直接测得，但往往能够通过生理指标来探测，比如学习者的皮肤电反应(GSR)、表情等：对于意志，CTCL会关注到学生的感性和理性意志。除此之外，行为视角是CTCL考虑的又一视角，它包括学习者的外显行为、内在行为。对于学习者的关注，CTCL还可以从生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个视角或综合的视角切入。
不同领域的研究者试图从不同角度对学习进行研究、解释。但在这些研究中，文化往往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维度，人们往往太过重视知识的传递，却忽视了学习本身是对文化的理解与传承。正如Evford,G.A.指出的，在学习过程中“仅仅有精确的知识与完备的信息是不够的，知识是需要人们通过其既有的价值观与对知识的固有理解去内化的。”学习者“既有的价值观及其对知识的固有理解”，是CTCL对文化(C)的下位理解。对于这些因素，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层面的学习者，由于生物遗传、教育背景、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因素，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当这种差异逐渐成形并影响其对事物的认识与决策，便发展为一种学习者特有的文化。由此。在学习者之间、教师与学习者之间的交流本身便是一种跨群体文化的交流，在这种交流中，充分利用学习者之间的差异这种独特的教学资源，尊重学习者群体的特有文化，坚持和而不同，各美其美，增强学习系统的容错性，通过技术等手段方便学习者更好地表达自己的认知等深层次的心理状态，从而使学习者在一种容错性很强的学习环境中感受到对教育的尊重。是CTCL在这一层面上的追求。
学习本身即是文化现象之一。通过学习，学习者自身最终应全面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其文化自觉是一种关键的学习品质。学习者获取的不仅仅是知识理解力的提升、能力的提高，而且是自身作为社会一员的自我意识，在此基础上，其责任、批判、合作的基本素质才能有所提升。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学会生存》中提出的，“新时代的人类必须能够在自身不断增强的知识理解力、能力与自身情感、道德、性格结构之间建立一种平衡。”也就是说，CTCL站在“教育技术学研究新范式”的立场上，倡导的是以人为本的研究文化和追求学习品质的学习文化，这是CTCL对文化的上位理解。
(三)CTCk各要素关系
CTCL的四个要素并非毫无交叉关系的独立要素，学习
者(L)使用技术(T)促进自身对学习内容(C)的学习，而技术(T)在设计、开发阶段的主要依据是学习内容(C)和学习者(L)的状况(如心理等)。文化若取其上位内涵，则影响到整个系统中的每个要素，若取其下位内涵。则主要在学习者这一要素圈中发挥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CTCL中的技术(T)要素，其设计、开发的每一个环节，均是建立在对学习者(L)与学习内容(C)充分统整的基础之上的，在以往的研究中，尤其是在远程教育、网络教育研究中，通过技术对于学习者的关注往往考虑到了学习者的学习风格、学习态度等较为上位的心理因素，但是这些研究却很少顾及到学习内容，脱离了学习的具体情境，使得技术对于学习者的考虑和关注稍显浅显，故在CTCL中。技术(T)要素不仅分别对应学习内容(C)与学习者(L)，更要对应学习内容(C)与学习者(L)的统合体。且充分考虑到文化(C)要素。
总之，CTCL这种教育技术学研究新范式提倡在文化视野下，以一种跨学科的综合视角去研究教育，其研究取向在于教育实践问题的解决，这种取向的特点在于：对系统性理念的强调，即教育技术学研究在系统中开展：对最优化的追求，即在改善学习方面，不仅仅强调效果，还要强调效率与效益：对可视化的重视，即力求通过技术实现学习者学习状态(如认知等深层次心理)的可视化。此外，CTCL凸显教育技术学的方法属性，即教育技术学的研究对象不是教育技术，更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教育；教育技术学重在以技术的方法，通过系统化、最优化等解决教育中的实际问题；教育技术学应更加关注学习者。指导学习者自身应用技术(包括智化技术)改善学习而促进发展。
三、相关研究及其启示
CTCL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源于对当前已经较为成熟的两种教育技术学研究范式的反思以及我们自身多年来的学习与研究之感悟；另一方面源于近年来学习科学、学习技术、学科学习心理等相关研究领域的进展与启示。在这些领域中，研究者将文化、技术、学习内容、学习者这四个要素中的两个或三个相统合，从单一学科或者跨学科的视角去关注学习者的学习，产生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一)学习科学
学习科学萌发于20世纪80年代，1991年第一次学习科学国际会议的成功举行和《学习科学期刊》(JournaloftheLearningSciences)的创刊标志着学习科学的正式诞生。R.KeithSawyer认为，“学习科学是一门研究教与学的跨学科领域，涉及认知科学、教育心理学、计算机科学、人类学、社会学、信息科学、神经科学等领域与学科。与在实验室环境中通过严格控制各种变量来研究学习的传统认知科学不同。学习科学关注真实情境中的学习，不仅包括学校教室里的正规学习，还包括各种情境中的非正式学习，希望通过研究来更好地理解认知过程，并将这些知识用于真实学习情境的设计中，提升学习者的学习深度与效率。”
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研究领域，学习科学的关注点相对分散，尚未对学习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形成统一的认识。但这并未影响学习科学的发展。如以AnnL.Brown为代表的元认知研究、学习者自我调节策略教学研究，以AllanM.Collinst321为代表的基于设计的研究。以JohnseelvBrown为代表的数字学习文化研究，AndreaA.diSessa的概念转变这些研究，都是国外学习科学的代表性研究。
在我国，在2002年和2010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和教育科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人是如何学习的——大脑、心理、经验及学校》和《剑桥学习科学手册》这两部全面介绍学习科学的译著。近年来，任友群、郑旭东、焦建利等皖后发表多篇文章，综述国内外学习科学研究的新进展与趋势。
除对学习科学进行系统介绍外，国内众多研究者也从不同角度对学习科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上世纪末开始，桑新民等曾多次从学习方式变革的角度阐述学习科学对人类学习文化、教育智慧等面带来的深刻影响。对“学习”这一活动的本质进行了长期探究和思索；2011年，李克东等将MP_Lab等技术应用到数学学科中的研究则是统合了围绕技术与学习内容的研究：任友群等连续发表了几篇围绕中国学习科学研究：基于原创与实证的精神探索的专栏文章，对学习科学的本土化进行了探究。
在学习科学的诸多研究领域中，“概念转变(conceptualchange)”是近年来颇受国内外研究者关注的热门领域。这一领域的研究者认为学生头脑中已有的某些观念会阻碍新知识的学习，学生需要经历“概念转变”过程，才能接受新知识。基于这一认识，研究者们对学习者的前概念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研究涵盖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计算机科学等众多学科领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以PosnerG.j.、ChiM.T.H.、Vosniadous.为代表的研究者们对“概念转变”的机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别提出了基于认识论的概念转变模型、基于本体论的树状模型和基于朴素理论的概念转变理论，以解释“概念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为促进学生的概念转变提供指导。
同时，“概念转变”在国内也是学习科学研究者尤其是学科教学研究者关注的热点问题。我国学者罗星凯啤在1988年就开始关注概念转变研究。从2003年到2010年。罗星凯等还对物理学科中的热学、几何光学等诸多领域中学习者的前概念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对概念转变的学习与教学理论进行了探讨。近10年来，伴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概念转变”研究者们开始意识到技术对“概念转变”具有促进作用，展现出了尝试运用技术促进概念转变的研究趋势。我国台湾学者佘晓清认为。概念转变不应只是单纯考虑知识的本质，还必须针对知识本身的内涵来分析其复杂性及阶层性，在此基础上，她提出了双重情境学习模式(Dualsituatedlearningmodel，DSLM)，并将其与技术相结合，对溶解、扩散、气压等内容的学习进行了实践探索。
从上述对学习科学的研究与发展可以看出，在真实的学习情境中，结合学习内容，对学习者进行深层次的关注已经开始成为一种趋势。特别是近年来对技术的利用，促进了学习科学研究的发展，这种趋势与CTCL研究范式所倡导的研究思想是相似的。
(二)学习技术
20世纪末，网络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智能移动终端的出现，实现了技术与学习的无缝整合，国内外研究者对学习技术的关注也日渐增强。虽然该领域的研究者们对“学习技术”一词的内涵的理解不尽相同。但基本都致力于“运用技术促进学习”的研究。曾资助过学习技术传播行动(LearningTechnologyDisseminationInitiative)的苏格兰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ScottishHigherEducationFundingCouncil)，学习技术描
述为：“促进教学、学习和评价的技术应用”(Theapplcation0ftechnologyfortheenhancementofteaching，1earningandassess—ment)，这一观点认为学习技术在本质上是一种技术应用。而英国学习技术协会(AssociationforLearningTechnology。ALT)则将学习技术界定为：“系统的应用一种整体性知识(abodyofknowledge)来设计、执行、管理和评价教与学。所谓整体性知识，是基于对潜在技术及其能力的理解：基于学习理论、教学设计和变化管理(changemanage-ment)的原理，而进行的研究与实践的成果。”我国学者桑新民认为，学习技术并不是简单的技术应用。而应是介于理论和方法之间的、具有内在联系的一整套学习方法体系。张际平等,则将学习技术视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
移动学习和基于游戏的学习是近年来学习技术领域较为热门的两大话题。国内外关于移动学习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非正式学习、情境学习、境脉学习、活动学习、经验学习等方面。实践研究主要集中在：移动设备应用于教育的可行性研究，移动学习资源的开发，短信息服务，WAP教育站点的建设，与终身学习、PBL及协作学习等方机相结合的研究嘲。此外，由于移动学习研究需要资金、设备，当前国内外较为著名的移动学习研究主要依托于所开展的各类项目。从移动学习技术的研究状况来看。其重心目前还停留在终端设备、移动学习资源建设、移动学习平台开发等技术性很强的话题上，但当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对作为技术使用者的学习者和技术所承载的学习内容也会成为无法回避的话题。对基于游戏的学习，在以往研究中，表达更多的是“教育游戏”。对此，国内外研究者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与游戏相关的基本教育理论研究(如活动理论、沉浸等)、教育游戏的设计与开发、基于游戏的学习科学、教育游戏的社会文化影响力、教育游戏的商业模型等。近年来，严肃游戏、游戏设计学习成为教育游戏研究领域中的热点。我国学者李艺等人曾撰写多篇文章，介绍国外教育游戏的设计思想、方法及研究动向，并对教育游戏中学习者的行为与心理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参与者的游戏行为意向与沉浸体验、感知易用和感知有用之间的关系模型。《2011Horiaon报告》指出，将教育和游戏整合的方向之一是开发与特定课程内容相关的游戏。
显而易见。学习技术走向技术与学习内容相统合、技术与学习者相统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尽管学习技术对于学习的改善已经不容置疑，但是如何更好地利用它却始终是个黑箱，各领域研究者仍在不断探索。无论从哪个视角去探寻这一问题的答案，学习者的发展始终是学习技术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三)学科学习心理
日本学科学习心理学发端于上世纪60年代后期，其主要奠基者为东北大学教授细谷纯。上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学科学习心理学研究呈现出两种视角，即对学习认知方面的研究和对学习情绪方面的研究。
作为从学习认知角度进行研究的代表，细谷纯认为，学生在接受新知识前已经形成了相关的知识规则体系，所以，学习新知识时会出现“偏差认知”：他还认为人具有学习的能力。由于知识间具有关联性，因而，学生自身可以将其内化为“概念”、“规则”，细谷纯将其称为“自成知识”。细谷纯指出，学生“自成知识”的来源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来源于现实生活经验，二是来源于对新知识的学习，将通过学习得到的认识当做无限大的“一般化”，忽视了其局限性与适用范围。当学生在学习新知识或遇到新问题时，会主动运用“自成知识”进行解释，然而却并不能得到正确答案，原因在于“自成知识”中的“规则”、“概念”相较于即将学习的规则、概念，具有前提项或结论项的选择错误、抑或选择范围过大或太小，规则的适用范围扩大或缩小的特征，所以细谷纯将之称为“偏差认知”：而学生的这种“自成知识”也正是其在学习新知识时形成“偏差认知”的原因所在。例如，日常生活将经验使学生当作诸如水果核这样不能吃的东西“种子”，所以他们绝对不会认为豆子、芝麻等也是种子。显然，“水果核这种不能吃的东西”是学生的“自成知识”，正是因为他们已具有这种知识背景。使其不能正确地将“豆子、芝麻”归入“种子”的概念范畴，从而形成了“偏差认知”。细谷纯认为人具有可塑性，故而学生的“偏差认知”是可以改变的。而对于教师而言，他们应该认识到学生之所以会形成这种认知，是有其自身“道理”的：所以，对于学生的这种认知，教师不应简单地告知其正误，而是应当认真听取学生对于自己已形成的概念、规则的分析，在此基础上进行改变。通过研究，细谷纯指出无论理科知识还是社会科学知识，它们之间都有关联性，所以在学科教学中所使用教材的构成应该具有系统性，内容应简单化，这样教师在教授新知识时易于改变学生的偏差认知。同时细谷、麻柄等人还认为，“规则学习”是最佳的授课方式，由此他们提出了相应的讲解方式。由于学生既有的“偏差认知”对于所学规则产生了影响，细谷等人根据改变的难易程度和不同科目提出了应对策略，如反证法、迂回法、融合法等。
日本学者本间明信认为，教师应该重视课堂教学，并且在课堂教学中关注学生的活动与思维。那么如何发现学生、认识学生?与细谷纯等学者观点不同，上世纪80-90年代，本间明信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学生情绪的变化上。本间明信认为，有两种途径可以探究学生的情绪变化，一种为通过观察学生的肢体语言、表情等外显行为，把握学生的情绪变化；另一种为通过对学生的生理指标进行测量，探究其情绪变化。后一种研究的根据在于，人的情绪变化会引发生理变化，所以，生理上的变化也必然会反映出人的心理情绪的某种变化。基于此，本间明信开展了运用GSR(GalvanicSkinRe，flex，皮肤电反应)测量研究课堂教学中师生情绪上的变化。本间明信运用GSR测量法对不同学段(幼儿园的儿童、大中小学生)、不同学科课堂中的学生进行了测量，尤其对音乐课上合唱、理科课堂实验等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发现了GSR集体反应现象、GSR的个体反应类型、学生GSR反应与不同师生行为之间存在对应关系等研究成果。
如上所述，本间明信分别通过可测量的生理指标及可以观察的表情两种途径来研究学生的情绪变化，在此基础上，董玉琦则将两者同时运用于学生在课堂学习过程中所表现出情绪变化的研究上，即在运用GSR测量法探测学生的生理指标，同时。还运用摄像机记录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表情变化(如表情、姿势、动作等)，通过两者研究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情绪变化。结果显示，学生的GSR反应与表情变化有较好的对应性，如当学生几乎没有GSR反应时，此时其表情多表现为认真、漠然或无聊等；而测量到的这种GSR反应与观察到的这种表情可以获知学生此时的情绪，如认真的表情表
明学生的情绪变化处于平静期，而漠然或无聊的表情则表明学生已感到倦怠。通过研究，董玉琦等还发现由于教师的说明、提问、警告及指示等行为也会导致学生情绪的变化。
在国内，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李克东运用心理生理指标作为研究教育传播效果的课题，指导其硕士研究生黎加厚、吴中江阿叫等开展了一系列学生对电视节目的皮肤电反应规律的相关研究。从统合的视角看，学科学习心理研究可以理解为将学习者学习心理与具体学习内容相统合的研究。与传统学习心理学相比，学科学习心理能够为教育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提供更为具体的、更有针对性的理论依据，因此，也能对学习者的学习产生更大的促进作用。
(四)多媒体学习
多媒体学习研究须将多媒体技术与学习者相统合。媒体作为信息传输的中介，很早就受到广大教育技术学研究者的关注。20世纪末多媒体计算机的出现为学习者带来了全新的视听体验和更为丰富的信息获取通道。将多媒体技术用于教育领域促进学习者学习，开始成为教育技术学的研究重点。国内外研究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国外学者PaivioA.的双重编码理论、BaddeleyA.D.的工作记忆模型、SwellerJ.的认知负荷理论、MayerR.E.的多媒体学习理论等，均为多媒体学习研究的代表。其中。Mayer的多媒体学习理论对我国多媒体学习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Mayer将前人优秀的研究成果，与自己所做的实验研究相结合，构造了较为简洁、清晰的多媒体模型，通过这一模型解释学习过程中的信息是如何通过多媒体(技术)作用于学生(学习者)的感觉器官，如何在工作记忆形成视觉信息和言语信息的双重编码。如何最终合为一体形成长时记忆。此外，Mayer还给出了多媒介、空间临近、时间临近等七条实用的多媒体设计原则。Mayer的多媒体学习理论作为技术与学习者相统合的典型，在研究中必然会涉及具体的学习内容，但此处的学习内容仅仅作为技术所承载的信息，尚未达到统合要求。因此。当运用Mayer的多媒体学习理论开发具体学习内容的教学媒体资源时，该理论并不能提供针对学习内容更为具体的指导。
在日本，随着多媒体在社会生活及学校教育中的普遍运用，有关多媒体的相关研究也逐渐成为热点，如日本学者清水康敬和伊藤秀子等学者长期关注眼动与媒体声音、画面相互关系的研究等。清水康敬等研究了瞳孔面积变化与心理活动的对应关系，开发了瞳孔面积自动测定装置。该团队发现了瞳孔面积变化与心理活动的对应类型，同时通过这一研究还发现了瞳孔面积的变化类型与人的兴趣等方面的对应关系。清水康敬等认为，这一研究成果适用于对媒体画面的评价。为了研究图像画面、声音与学习者信息获取的关系，伊藤秀子运用视线运动记录仪对处于学习状态的学习者的眼球运动情况作了记录、分析，发现图像画面、声音可以吸引人的视线，合理运用这一发现，可以促进学习者对学习信息的获取。
国内的教育技术学研究者也对多媒体学习理论进行了研究。我国学者傅德荣等在1996年从学习者认知结构和学习心理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多媒体课件交互界面的设计原则。游泽清等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便关注多媒体工具的设计，2003年，游泽清出版了《多媒体画面艺术基础》一书，此后，游泽清等又连续发表多篇阐述多媒体画面设计的研究论文。2004年，游泽清尝试将认知加工理论、媒体画面艺术规律、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方面的理论进行统合，建立一门交叉学科——多媒体画面语言学。他认为，多媒体语言学由语构学、语义学、语用学三部分，分别对应多媒体画面的艺术规律、多媒体画面的认知规律和画面设计的人性化、自然化特证。2009年，游泽清又出版了《多媒体画面艺术设计》一书，系统介绍“多媒体画面艺术理论”。从中提炼、整理出34条艺术规则，为多媒体画面设计提供了参考。胡卫星等将多媒体学习中的认知因素和情感因素相结合，阐述了媒体学习的认知过程机制，并由此提出了呈现多样化、交互化这两条教学环境的设计原则。此外，近年来，他们还运用先进技术，通过实验方式对多媒体学习所进行的研究也不断涌现，如张剑平等曾利用眼动视线追踪等技术分析网络课程的媒体界面对学习的影响：刘世清等㈣也曾利用眼动分析方法，通过注视点、注视次数、注视点持续时间的实验统计，来推断浏览者浏览网页界面时的注视热区、首次注视点和浏览视线规律等视觉特征，为网页设计提供实验依据和理论参考。
在多媒体学习研究中，研究者虽然将技术与学习者等因素相统合的思想已经有所体现，但他们并未对具体的学习内容给予足够的关注。如果在研究中增加对学习内容以及对学习者与学习内容统合体的关注，多媒体技术也许将会对学习产生更大的改善作用。
(五)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
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理论是一个日渐发展的学习科学分支。该领域关注的是人们在计算机的帮助下如何开展协作学习，关注共同活动背景下的意义建构过程，以及如何通过工具支持这一过程的实现。1989年，在意大利Maratea召开的国际研讨会上，第一次采用“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Computer-SupportedCollaborativeLearning，CSCL)这一术语来命名国际研讨会，这次会议标志着CSCL的诞生。2006年，CSCL开辟了自己的研究阵地。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国际期刊《国际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期刊》(International，JournalofComputer-SupportedCollaborativeLearning)开始正式出版。
目前，国内外CSCL研究主要集中在CSCL基本问题研究、关于知识建构的研究、针对协作(合作)的研究、CSCL中的问题解决、CSCL的交互研究、CSCL的技术支持、CSCL的实践应用问题等方面。其中，NewmanD.、GriffinP.和ColeM.(1989)的《建构区》(TheConstructionZone)，BmffeeK.A.(1993)的《协作学习》(CollaborativeLearning)，Crookc.(1994)的《计算机与学习的协作体会》(ComputersandtheCol—laborativeExperienceofLearning)。以及BereiterC.(2002)的知识时代的《教育与心智》(EducationandMindintheKnowledgeAge)，这四篇专题论文被认为最具影响。
我国学者黄荣怀对CSCL进行了系统研究。早在1997年，他就开始将网络会议系统软件应用于教学方面开展了协作学习的研究。2000年，“基于Web的协作学习平台(Web，CL)”作为教育部“现代远程教育关键技术研究重点项目”立项。2003年，《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理论与方法》正式出版。2005年，黄荣怀等通过交互分析的方法，对(CSCL)协
同知识建构的过程进行研究㈣，并于2007年设计、开发了一个兼具智能化和可视化功能的协作学习整合性工具VINCA，详细阐述该工具如何在协作学习中有效支持研究者分析交互文本和理解协作学习的过程。
我国学者李克东与赵建华从2000年开始关注协作学习，除介绍协作学习的模式和设计方法外，还对CSCL的基础理论与实践特点进行过研究。在理论研究方面，2004年，李克东、赵建华对基于Web环境的协作学习系统开发的研究动态进行了探讨，分析了多个提供Web环境的协作学习系统，在此基础上对Web环境下协作学习系统开发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网络支持的协作学习的四个基本条件。2005年后，赵建华提出了一个包含个体责任、社会协作、知识建构三个维度的CSCL的基本理论框架。在实践方面。2010年，赵建华采用案例分析的方式对网络论坛中的CSCL活动过程中论坛讨论内容的分享情况、对话情况和文本类型数量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得到了网络论坛中CSCL活动的特点等研究结论。
在CSCL研究中，关注在技术应用中的学习者的心理以及外显行为是这类研究的最新特点。如2010年，解月光等对虚拟网络社区中影响学习者交互的因素进行了研究，发现学习主题、学习者学习动机等五项影响学习者交互的关键因素。而在对学习者的研究中，运用新技术进行研究也是该领域研究的发展趋势之一。又如2011年，徐晓东等在研究中采用动态视频转录的技术，观察CSCL学习活动过程中由参与者无意识所发出的非言语交互行为信号(身姿、面部表情、手势等)，考察学习参与者的非言语交互行为特征及其行为同调性，为计算机支持下的交互研究和提升协作知识建构绩效提供新的思考途径。CSCL作为技术与学习者相统合的研究领域，目前尚处于不断的发展阶段。
(六)教育神经科学
近几十年来，随着功能磁共振成像(MRI)、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脑电图(EEG)、事件相关电位(ERP)、脑磁图(MEG)、光学成像等技术手段与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对人类大脑的运行规律与学生学习机制的研究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运用脑与认知科学来探索学生学习的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教育神经科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
1999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教育研究与改革中心”(CERI)启动了“学习科学与脑科学研究项目”。该项目在对以往脑与学习科学领域研究成果进行总结的基础上，从读写能力、计算能力、终身学习三个方向组建了美国、欧洲、亚洲的研究网络，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在该项目的推动下，教育神经科学的研究群体逐渐发展壮大，2003年，在梵蒂冈科学院成立400周年的庆祝会中将“心智、脑与教育”作为大会的一个主题，并在会上商讨成立了“国际心智、大脑与教育协会”(IMBES)。2007年，该协会的官方刊物《心智、大脑与教育》杂志正式创刊。这标志着教育神经科学正式成为新的专业研究领域。
教育神经科学也是一门复杂的、整合趋向的交叉学科。它尝试通过认知神经科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等领域的整合，以心理学作为桥梁来连接教育学和神经科学，来探索有关学习的认知与脑机制，并依据研究成果设计出更加有效的教学方案，指导教育政策的制定。该领域不仅关注学校日常教学活动中学生学习行为的变化、学生学习愿望的激发、学习环境与学生学习之间的关系等宏观层面的研究，也关注学生的脑机制在外部环境的刺激下神经联结的情况、脑功能区的变化以及功能联结等微观层面的研究。虽然教育神经科学作为专业研究领域的身份才刚刚确立不久，但它具有改变教育面貌的巨大发展潜力，各国政府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大力的支持。
自2003年开始，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Fs)将学习科学作为国家需要大力支持的复杂问题研究项目，设立了“学习科学中心”计划、“发展与学习科学——儿童演技的跨学科项目”计划、“学习与教育的研究”等许多对教育神经科学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跨学科研究项目。日本政府也非常重视对脑科学与教育的研究。2001年，它启动了“脑科学与教育”研究项目，将脑科学研究作为国家教育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到2004年，该项目包括“东京双生子项目”、“范自闭症障碍症候群研究”、“学习苦难的高级脑功能演技”、“语言获得、大脑一侧化和语言教育”、“开发学生心理健康的生物医学工具”、“学习的动机与效率研究”、“日本儿童研究”等七项子项目。荷兰科学研究组织与教育、文化和科学部在2002年成立了“脑与学习”委员会。用以促进人们将神经科学、认知科学的知识运用于学习与教育。该委员会于2004年组织了“脑与学习周”活动，活动对脑与认知科学的研究目标、困难与阻碍因素等问题进行了研讨。将脑与学习纳入到2006年到2010年荷兰科学委员会认知科学研究计划中，并提出了未来五年“脑、学习与教育”的20个主题。
教育神经科学作为一个年轻的专业研究领域，仍然与学习科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我国。教育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也常常被划归到学习科学领域中来。早在2002年，在韦钰院士主持的东南大学学习科学研究中心，已经开始涉足教育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2006年，董奇、周加仙等组织翻译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编撰的《理解脑——走向新的学习科学》一书；2010年又组织翻译了该组织的《理解脑——新的学习科学的诞生》一书，系统介绍了教育神经科学研究的诞生背景与进展，为国内研究者了解教育神经科学提供了参考。周加仙于2009年出版了其编著的《教育神经科学引论》一书，更为系统的梳理了教育神经科学发展的历程，对教育神经科学研究中的功与过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还对我国教育神经科学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由于教育神经科学的研究面分布非常广，能够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学生的学习，同时，这种多层面的研究也增加了研究的难度，以目前的技术水平，完全实现这种多层面的整合研究还是有一定困难的。
四、CTCL初步研究
目前，东北师范大学信息技术教育研究所在CTCL研究范式下正在开展系列研究，如高中学生信息技术概念学习的偏差认知研究、高中学生信息技术学习的概念转变研究、基于概念转变的高中物理数字化教学资源开发与应用研究、作为第二语言的日语学习心理研究等。这里以“高中学生信息技术概念学习的偏差认知研究”的部分成果为例，为我们的一些初步研究进行了说明。
近年来，学习经验论者与理性论者的争锋使研究者开始关注学习过程中人们的“前”意识，一个被普遍认可的命题是：学生在走进教室前，头脑并非空白。而“学习是概念的转变”这一隐喻，使很多研究者聚焦于发源于20世纪70年代科学教育领域的概念转变研究，有关新兴学科的概念转变研究也日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高中学生信息技术概念学习的偏差认知研究即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展开的。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者以高中信息技术学科中的常见概
念为学习了内容(Content，C)，对学习者的偏差认知及其成因(L)进行了探索。并根据研究结果归纳出在信息技术学科中。学生存在偏差认知的深层次原因(Culture，C)。至此，研究者对“高中学生信息技术概念学习的偏差认知”这一学习者fL)与学习内容(C)的统合体有了较好的把握。在此基础上，结合“偏差认知的成因”这一文化(C)要素，研究者提出针对这些概念的教学设计(T)建议，即体现出对应于“学习者”(L)、“学习内容”(C)的统合体，并充分考虑到文化(C)的技术(T)要素。
研究者首先依据《普通高中技术课程标准》体验)在高中信息技术部分选取了常见概念，针对这些概念编制了开放式问卷，并对尚未正式学习高中信息技术的254名学生进行了考查，找到了学生存有典型偏差认知的五个概念(动态网页、程序、算法、数据库、计算机病毒)。在此基础上，研究者以开放式问卷调查得出的偏差认知作为选项，编制了半开放式问卷，并在问卷中要求学生对答案进行解释。研究者利用此半开放式问卷对尚未正式学习高中信息技术的209名学生进行了测试，得出了偏差认知形成的原因。研究者对这些原因进行分析，提出了相应的教学设计建议。两次问卷调查均采用现场收集数据的方式。因此问卷回收率为100％，问卷有效率均在95％以上。研究主要通过MicrosoftExcel进行数据的统计与分析，通过图表、文字描述、及原始资料扫描来呈现数据统计与分析结果。此处仅以“动态网页”为例进行说明。
在开放式问卷调查中，针对“动态网页”的题目描述及学生的答案种类如表1所示。
依据开放式问卷调查结果。研究者以上述六种偏差认知中较为普遍的五种为选项，编制了半开放式问卷调查。在半开放式问卷调查中，针对“动态网页”的题目描述如表2所示。上述几个选项的分布情况如图2所示。
由图2可以看出，有接近半数(43％)的学生认为有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媒体的网页是动态网页，有26％的学生认为有动态图像或者flash的网页是动态网页。
研究者根据学生对答案的解释，对这两个偏差认知形成的原因进行了探索。选择C(有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媒体的网页)的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因为多媒体网页内容生动，所以是动态网页：第二，将动态等同于多媒体。选择B(有动态图像或者Flash的网页)的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从字面上理解，动态网页，应该是动态的；第二，一些学生在义教阶段学过flas制作，因此觉得动态网页就应该是有动画或者动态图片的网页。
在对上述原因进行分析之后，研究者提出了针对动态网页的教学设计的建议：在学习动态网页相关内容时，大多数学生已经有了制作静态网页的经历，因此，教师可以首先展示几个具有动态效果的优秀网站，学生将看到的网页与自己曾经制作网页进行比较，归纳出不同点，之后教师再引导学生自己动手去进行一些简单的动态效果的制作，在此过程中体会“真正的动态网页”，替换学生头脑中对于动态网页的偏差认知。
以上“动态网页”的事例，对高中学生信息技术概念学习偏差认知研究的结果作了说明。总体来说。该研究的结论包括：第一，高中学生在未进行正式学习之前，对动态网页、程序、算法、数据库、计算机病毒这几个信息技术概念存有较为典型的、有规律的偏差认知；第二，高中学生对上述概念存有的偏差认知的深层次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直觉和想象、日常生活经验的影响、字意的联想、概念间的混淆、受到已有知识的影响、学科知识不足、以偏概全或类比的结果、同伴文化的影响；第三，上述偏差认知具有普遍性、主观性、可归类性、分布性等特性。
五、结束语
关键词：体育学；体育科学；体育学科；体育知识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志a：A文章编号：1006-7116（2017）01-0001-06
Abstract：Byapplyingliteraturedataandthethinkingoftheunificationofhistoryandlogic，theauthorsexaminedthecurrentstatusofresearchesontheconceptofkinesiology，collatedideasforthedevelopmentoftheconceptofkinesiology，andputforwardthefollowingopinions：kinesiologyisadedicated，completescientificknowledgesystemforstudyingbodymovement；theunderstandingoftheconceptofkinesiologyshouldbeinterpretedlevelbylevelfromtheperspectivesofmacroscopic，mesoscopicandmicroscopicconnotations；theconceptvortexcausedbyessentialismshouldbeavoided.
Keywords：kinesiology；sportsscience；sportsdiscipline；sportsknowledge
诚如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1]所说：“真正的科学运动是从修正其最基本的概念开始的。”但对于中国体育学界来说，“体育学”概念的修正过程过于漫长且没有明确的修正方向，特别是随着体育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和体育实践的快速发展，各种冠以“体育学”之名的论文、著作、教材陆续出现。虽然，理论探索有助于学术的进步和繁荣，并推动体育学自身从稚嫩逐步走向成熟，但另一方面却对“什么是体育学”这一概念的理解人云亦云，对“体育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见仁见智，通常出现“此体育学非彼体育学”的尴尬。由于在“体育学”概念对话中的失衡，继而引发学界对体育学与体育学科、体育科学、体育知识体系，甚至民族传统体育等相关概念之间旷日持久的争辩与反复商榷。就中国30余年体育概念发展史来看，无休止的纷争从未得出过某种较为统一的概念认识，而这种乱象反映在体育实践中，使得体育学科专业的划分与命名，以及体育学术组织的名称均出现极大随意性。
1体育学概念研究的现状
对于“体育学”概念的阐述，可以从体育类的著作中找到各种的答案。如《中国大百科全书・体育》卷认为：“体育学是研究体育科学体系及其发展方向的一门学科。其主要内容研究体育科学体系结构、层次及其演变；应设置的学科；学科之间及相关学科之间的互相渗透与综合发展的关系”[2]；熊斗寅[3]认为：“体育学是一门综合性科学，主要是通过身体练习充分提高身体的运动能力，以推动人类健康水平的提升。并且，广义的体育学是体育科学的总称，狭义的体育学是体育科学下的一门学科。”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体育学》指出：“体育学是形成中的新学科，是研究人的身体全面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学科；体育学是从宏观上研究体育的一门学问，它从整体上认识体育过程的一般规律，抽象地反映出体育的主要特征，准确揭示其本质。”[4]王续琨[5]则认为：“体育学只是体育科学的一门核心基础学科，用来分析体育运动中出现的种种理论问题”；张岩[6]却指出：“体育学是体育运动本质和规律研究成果的系统化。”鲁长芬[7]在辨析“体育学”、“体育科学”、“体育学科”概念之后得出：“体育学是体育学科体系中一门独立的基础性学科，也是一门高度概括性和抽象性的学科，又指导着各分支体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变化。”凡此种种，对“体育学”概念的认识虽有分歧，但亦有共识――体育学是以研究体育现象、发现体育规律、探寻体育本质为己任，但这种仅有的共识也无法遮蔽不断分化的概念分歧，而其中最大的分歧则在于对“体育学”与“体育科学”关系的理解上，也就是聚焦于“体育学”是否科学？从某一方面讲，这似乎不是问题的问题，因为对于“科学”而言，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一种组织化的知识体系；一种社会建制、教育主题、文化源泉等”[8]，体育学当然也是科学的一种。目前大多数研究者把体育学认为是一种综合科学，既有运动生物力学、运动生理学等自然科学，也有体育文化发展、运动竞赛组织等社会科学。但这是否就可以把“体育学”与“体育科学”等同，学界还是存在极大的争议。如果按照鲁长芬[7]在《体育学、体育科学与体育学科辨析》一文中的结论“体育学是体育学科体系中一门独立的基础性学科”来看，“体育学”与“体育科学”完全是两码事，且出现了层次分明的等级差距，也就是体育科学是体育学的上位概念，而体育学仅是体育科学的组成之一，即呈现出“科学―体育科学―体育学”的逻辑关系。诚然，这种理解并非没有根据，可能受到《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中阐述的“教育学是教育科学中的基础学科之一”[9]的影响，将这种认识移植到体育学科中来。但“不可能存在一个教育学之外的教育科学，或者教育科学之外的教育学”[10]的分歧，这些学者认为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如同物理学即是物理科学或经济学即是经济科学一样。研究认为体育界有必要将“体育学”与“体育科学”关系问题搁置，因为百家之言莫衷一是，谁也无法拿出令所有体育学界都能信服的理由。无论是为体育学冠以“科学”之名，还是继续力挺体育学是正宗，由于研究者的认识和立场不同，即哲学解释学中常提到的“前见”，对学科划分、知识结构、项目设置等问题上都失之偏颇，并不能使真理越辩越明，只能让学界徒增烦恼。
过往的种种概念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体育学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是对体育学概念外延的一种限定，也是对体育学范畴的一种规约。回答这个问题切忌用各种体育运动现象进行无限列举，籍此以说明体育学研究对象“是什么”。但这种“是什么”只是表明这种运动形式或规律当下的存在状态，并没有回答它是体育学研究对象的原因所在，在逻辑上没有与体育学建立严格的联系。这也是多数学者通常想当然地为体育学下定义所出现的纰漏根源。此外，体育学研究对象范围的大小直接Q定体育学概念外延的大小：如果把与人相关的所有运动现象和体育问题都称之为体育学，那么这里的体育学就成为非常宏大的绝对上位概念，它将成为所有体育学科体系总和的代名词；如果只是将体育学看做是体育科学的一个下位基础学科，那么此时的体育学将仅仅是一门体育理论学科，通常被称之为“体育理论”，这种狭义的体育学概念是无法表述当前应有的体育现象和问题的。另一方面，体育学究竟应当如何定位？这是关乎体育学内涵本质的追问，也是体育学如何“定性”的问题。学界有“自然科学论”、“教育科学论”、“人体科学论”、“人的科学论”、“综合科学论”、“技术科学论”、“人文与社会科学论”等不同见解[11]：有的将教育学上升到“人学”[12]的高度论说体育学的知识架构，有的就把体育学只当做单一的基础学科，甚至有将体育学仅仅作为高等体育院校的一门课程，呈现出三级分化的样态。
从当前体育学概念的研究方法上来看，多拘泥于抽象的逻辑分析，不断讨论谁是上位概念，谁是下位概念。这种对体育学概念的逻辑探究通常会使理论沦为一个没有现实内容的概念群，不仅非常空洞且不易理解，更不能有效地指导实践。因此，正确使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来研究体育学概念是当前应当采取的研究方法，逻辑分析必须以逻辑发展为基础，而历史的描述必须以逻辑为依据，二者不可偏废。一方面，从体育学概念产生的历史起点开始，审视体育学及相关概念产生的历史与社会环境，强调对概念语境的分析。另一方面，在描述体育学概念历史过程中需要用逻辑分清主流和支流、现象和本质。对体育学概念演变脉络的梳理并不是简单历史自然进程的白描，而是为揭示概念的发展规律。只有将体育学的概念放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视野中，辩证审视体育学概念发展的语境及其规律，才能够真正还原“体育学”的本来面目。
也有学者对体育学的发展历程进行过梳理，如鲁长芬[7]、孙晋海[13]等。但是，就当前对体育学概念的历史分析来看，呈现出两个方面的局限性：其一，将“体育学”概念史研究等同于“体育学”的研究，通过“体育学”对古今文献进行检索。比如，将中国“体育学”最早的研究著作聚焦在由中华书局于1924年10月出版的罗一东先生的《体育学》一书；将西方的“体育学”等同于对“kinesiology”的研究。这种中规中矩的研究确实没有什么错误，只是过于狭隘，就如同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仅将视野局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历史一样。其二，对“体育学”的历史分析中带有明显的“学科前见”，在论述过程中常出现“在‘体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之类的述说，所反映的则是作者对“体育学”概念的压缩，仅把“体育学”作为一门学科进行梳理，使所谓的体育学发展历程简化为一门学科发展史，而没有真正去考证什么是真正的“体育学”，因而失去体育学的“学”之本义。
体育学之所以称之为“学”，并非仅指一种结构化的“学科”，而指的是体育学问或知识。因此，基于知识视角下的体育学，就是一种体育知识按照某种内在联系整合在一起的知识体系。理性主义认为，知识是人类理性认识客观世界的结果，是人们对事物本质的反映和表述；后现代主义者从知识的价值意义出发，知识被看做是在进行某种解释活动，要把握的是对象意义。但是，并不是任何知识都是科学知识。康德在《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起源》中给科学做出一个较为宽泛的解释：“每一种学问，只要其是按一定的原则建立一个完整知识体系的话，皆可被称作科学。”[14]基于康德这一标准，那些经验性的、默会的、零散的知识则不属于科学知识，那些仅对事物的外部特征进行主观描述的知识也不称为科学知识。也就是说，科学知识是在特定的知识领域中，经过长期的观察、实验、实践、反思而生成的可经实践检验的客观存在；是专门知识的总汇，是专门知识条理化、规范化的表现形态。这种反映客观实在的知识不以人、时、地为转移，具有客观性、体系性、专业性等特征。所以，对体育学概念演变脉络的考究应当以“体育科学知识”的发展为主线，而非拘泥于“体育学”的史料整理。
2体育学概念的演变
传统哲学似乎已经将这一问题解答：“一个概念反映的就是一类事物的共同性质、特点，它是通过人们对个性中的共性的分析、抽象、概括、综合等思维过程而形成的。”[15]但是，微观物理学的研究有了这样的新发现：同属一个类别的任何两个粒子中都找不到共同的东西[15]。也就是说，在传统哲学的概念对象所说的共相或共性根本没有其本体论的存在，只是表现出类似于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理论中，家族成员的某些相似性的性质。也正因这种家族相似的模糊性，使得概念的起源研究变得扑朔迷离，反映在体育领域则是体育的“劳动起源说”、“游戏起源说”、“战争起源说”等诸多观点，继而干扰了追问“体育是什么”的体育本体论的研究方向。同样，对于体育学的概念而言，应当规避体育本质研究的漩涡，把体育学视为身体活动（physicalactivity）的知识体系，是人们所积累的有关体育现象的知识达到了体系化、专业化程度的产物。
2.1体育学萌芽期
在人类文明的最初阶段，各种“类体育”的活动就已经以劳动、战争、宗教、乐舞、保健等形式出现。但是，人们对这种体育样态活动的认识大多是针对某一具体的身体活动形式进行描述，并没有形成一个专门、完整的体育知识体系。古希腊时期关于体育的知识比较丰富，但是并不能称之为现代意义上的体育学。比如，荷马史诗中描述的葬礼竞技项目有：战车赛、拳击、摔跤、赛跑、格斗铁饼、射箭、标枪。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以音乐和体操为基础构建了自己的道德理想主义理念，强调用跑、跳、标枪、铁饼、拳击、摔跤与角力、驾车和骑马比赛、五项运动等活动，使青年人练就健美的身体、坚韧的意志、高超的技艺和优秀的品德以适应保家卫国的军旅生活。此外，作为古希腊青年和哲人们训练与辩论的Gymnasium是一大块方形的场地，四周陈列着许多神像和优胜运动员的雕像，青年们在这里从事各种竞技运动和修辞学的训练[16]。这时人们对各种身体活动的认识还尚未有总的概念表示体育，也并没有形成对体育的科学认识。值得注意的是，到古希腊、古罗马后期，伴随着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帕西安运动会、依斯米安运动会、内米安运动会等四大祭神运动会的日趋兴盛[17]，运动训练水平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人们已经发明了水中跑步的训练方法，借助水的阻力提高运动员的腿部力量。古希腊和罗马时期对身体活动认识水平最高的学者当属盖伦（Galen，AD130-200），他不仅对当时身体活动的动力学进行经验总结，还著有《论小球锻炼》（Onexercisewithsmallball）[18]。这一时期的体育研究者对身体活动的认知多停留在经验的总结，还上升不到专门、系统的科学知识水平，更没有对体育现象及运动规律进行抽象概括的形而上学。
2.2体育学成长期
15―19世纪，自然科学领域得到全面的突破，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知识才开始形成。体育科学知识首先在教育领域得到有限的表达。1733年杜博斯所著的法文原版《诗画论》成为较早探究体育教育知识的文字载体，并开创性地使用“educationphysique”表示一类可与智力教育、艺术教育相提并论的体育教育[19]。从表面上看，体育知识已有专属的类概念，体育学的种子在教育的沃土中不断发展壮大，近代体育从此开始。之后，1762年卢梭在《爱弥儿》中用虚构的人物情节表达自然体育思想；1859年斯宾塞[20]曾在《智育・德育・体育》一书中阐明快乐体育思想，“体育”逐渐成为教育家们或哲学家们的常用语之一。另外，竞技体育在西方近代教育系统中的发展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产生起到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其中“德国体操、瑞典体操和英国的户外运动”被称之为现代体育的三块基石。1890年，瑞典学者波西（BaronNilsPosse）出版《瑞典的教育性体操》（TheSwedishsystemofeducationalgymnastics）是一本非常有代表性的体育学著作，并在1901年第3次出版的时候更名为《教育性体操的专门动力学》（Thespecialkinesiologyofeducationalgymnastics）[18]。书中用力学和解剖学的基本原理分析和研究体操动作，并提出按照解剖学原则、力学原则、生理学原则和心理学原则科学指导练习。将这本书与古希腊学者盖伦所著的《论小球锻炼》相比，体育知识的科学性、系统性及操作性都有极大的提高。由于当时人们对身体活动的科学认识大多通过肌肉骨骼的力学原理，这也是之后较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把kinesiology理解为“动力学”或“运动技能学”的缘故。从科学知识发展的角度看，这也反映当时人们对体育科学知识的认识水平。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发达国家很快从工业社会步入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体育活动形式变得多种多样，体育科学知识分类研究也更加精细。体育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综合性科学知识的出现，使体育科学知识综合性和整体性趋势更加突出。学校范围内以培养体育教师为职业定向的传统体育概念physicaleducation已经无法涵盖现代体育学的全部，体育表演、健身指导、休闲体育等多种非教育类型的身体活动表现形式日趋成为现代体育的主流。
2.3体育学独立期
1964年美国加州大学的富兰克林・亨利[21]在全美大学体育协会年度学术会议上发表“体育教育：一个学术性学科”中指出：“以前的体育教育主要考虑可以为人们做什么，而现在应考虑拓宽该领域的知识体系；以前完全从职业考虑的体育教育（physicaleducation）开始向学术性、理论性知识体系建构转向。”亨利的观点在美国体育界引发巨大的反响，进而掀起一雒拦体育的“学科革命”。从此，体育管理学、运动训练学、运动生物力学、运动生物化学、动作学习与控制等一大批与身体活动有关的专门知识迅速聚集起来，形成较为完备的有关体育活动和体育现象的科学知识群，真正意义上的“体育学”概念应时而生。
美国学者现在通常使用kinesiology一词来表达“体育学”的含义，认为它已经超越最初“人体运动学”[22]局限，而可以更有效表示当下比教育更多内涵：它是一种包括锻炼科学、竞技管理、运动训练、运动医学、竞技运动的社会文化研究、竞技和锻炼心理、体能训练组织、体育教育-教师教育和有关身体理疗、职业治疗、用药和其他与健康有关领域的职前培养及其它相关领域的学术性学科[23]。kinesiology一词是随着人们对身体活动和体育现象认识不断深入发展到科学化程度而产生的，是对各门体育科学知识的综合表达，是体育学知识积累到具备内容的专门性、对象具有成熟性、研究方法具有科学性的反映，尤其是在大学教育和研究语境中，表示知识分科教育和专业人才培养时使用。
3体育学概念的反思
美国体育学术界在“学科革命”之后逐渐认同kinesiology这一概念指代体育学，这也代表体育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趋势。但是对于当下的中国体育而言，鉴于中国特殊的体育学术环境，暂时还不具备进行中国体育学科革命的条件，如若此时贸然套用美国式的“体育学”概念，其结果只能是东施效颦。所以，我们的体育学研究应当站在世界体育学历史发展的高度，兼顾中国体育学的研究现状，对当前中国的体育学概念进行反思，也为体育学概念赋予更适宜的名称和定义。
首先，在宏观上谈体育学，就是指整个体育学体系的总称，也只有在这一维度上才是真正的“体育学”。因为体育学本就应当是研究人类活动中所有体育现象、规律及本质的科学知识体系，也必然涉及到多个学科领域，从而共同形成“体育学”家族。这种“学科群（簇）”是社会发展和学科演进的必然结果，赋予体育学应有的时代意义。至于当前研究者提出的“体育学”、“体育科学”、“体育学科体系”等概念，表达的实质都是宏观意义上的体育学，是同一回事。诚如张岩[6]所说：“拘泥与纠缠于‘体育学’与‘体育科学’的字面差别，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不能把问题弄明白，反而会适得其反。”存在但是具体来看，则极大分歧：熊斗寅[3]认为体育学（体育科学）应当包括“体育自然科学类、体育社会科学类（含人文科学和行为科学）、体育管理科学类”；周西宽将体育学划分为3个等级层次，高层次学科指导低层次学科，而具有统筹指导的一级学科包括“体育哲学、体育学、比较体育学、体育未来学、体育史”5大类[24]；1997年国家专业目录调整后，体育学成为教育学科门类下1级学科，并在研究生专业中设“运动人体科学、体育教育训练学、体育人文社会学、民族传统体育学”4个2级学科：邵伟德等[25]按照实用、可行、方便的原则提出“体育人文社会学、体育自然科学、体育管理科学和运动技术科学”4大类；鲁长芬[26]则认为“体育人文社会学”和“运动人体科学”是体育学的两个重要的基础支撑学科，“体育教育训练学”和“民族传统体育学”两大学科则需要进行重大调整，并建议将“身体教育学”、“运动竞技学”、“健身休闲学”作为体育学的主体部分；刘一民等[27]基于体育行为的视角，将体育学分成“竞技运动学、身体教育学和健身休闲学”3个2级学科。中国的体育学经历几十年的发展，关于体育学科分类的分歧始终存在，但是无论怎样划分，学者们都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人类体育活动中存在的理论或实践问题，都在从不同的学科视角思索“体育是什么”、“体育应当是什么”以及“体育应当做什么”等问题。尽管不同的学者观点存在差异，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视角，看似彼此独立、自成体系，却又殊途同归，共同组成一个大“体育学”。
其次，中观维度上的体育学概念，是指作为单一学科的“体育学”，通常被称之为“体育原理”、“体育哲理”或“体育基础理论”，其中“体育原理”的使用更为普遍。体育原理作为单一学科的体育学，其价值在于从整个体育学体系的宏观视野中，探寻不同理论视域下的体育现象和体育问题之间的关系，并寻找体育学体系中最具普遍性、共性的问题及存在的意义，还肩负着维系体育学各分支学科内在联系的作用。如同教育体系中的“普通教育学”一样，“体育原理”探究的就是体育领域中最一般原理、方法和规律，还需要明确体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厘定最基本的体育术语和体育概念，是体育学体系中最基础的一门学科。“体育原理”与“体育学体系”之间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与其它分支学科之间是普遍与特殊的关系。
“体育原理”在体育学体系中具有无可取代的地位。由于体育学是研究人类体育现象和规律的知识体系，而人的问题的复杂性又势必需要多学科的知识进行解决，使得体育学体系中的分支学科（交叉学科）发展越来越快。体育分支学科愈发膨胀，使得人们更希望探究所有体育学科体系中的共性，以及最基础意义上的“体育原理、规律和一般方法”，它不仅要回答“体育是什么？”问题，还要回答某些体育新学科“是不是体育”的问题。体育原理一般不会直接指导具体的体育实践，只是告诉最普遍对待体育的态度和方法。另外，根据学者们对中国体育学演进发展的考证看，“体育原理”是中国体育学发展的雏形，宋君复、方万邦、吴蕴瑞、江良规均出版书名为《体育原理》的基础著作，有机建立起体育与哲学、教育学、医学、生理学、解剖学、卫生学、历史学等多门学科之间的联系，为体育学科的分化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最后，微观维度上的体育学概念，主要是指在体育类院系所开设的入门级课程的“体育学”，通常称之为“体育概论”、“体育学导论”或其它名称，其中“体育概论”课程通常面向大学体育专业学生，而“体育学导论”课程大多面向体育专业的研究生。如果说中观维度的“体育原理”尚且在学科层面提炼体育学体系的共性问题，而微观维度的体育学概念则将目光聚焦到课程层面，直接应用在体育的教学活动当中。学生们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能够形成对体育学的基本认识：了解体育学的基本原理、方法和一般规律，掌握体育学体系中各学科的发展脉络和最新的研究动向，以及体育专业未来的就业前景和学生可操作的职前准备。“体育概论”或“体育学导论”是“体育原理”学科的课程化展现形式，一方面是体育基础知识的理论教学，侧重体育规范意识的培养；另一方面体育职业能力的实践指导，侧重体育实践技能的提高。@门课程主要是为告诉学生“体育学应当做什么”以及“体育学在实践中具体怎么做”等问题，并藉此为体育专业的学生们提供更多可选择的发展方向。
在具体的课程教学中，由于不同的体育院校所开设的课程名称和所选教材的差异性，使得“体育学”、“体育概念”、“体育原理”、“体育基本理论”、“体育学导论”等课程名称同时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学界对体育学在中观维度与微观维度意义上的混乱。这种意义的混乱使得体育学课程的内容成了“体育原理”的压缩版，很可能在具体的课堂教学过程中“只有中观而没有微观”、“重视理论传授却忽视实践引领”，缺少体育学自身最不可缺少的操作性和能动性。这种观念性的错误反映在具体的教育活动中，不仅可能会让体育专业的学生失去学习体育理论的基本兴趣，还由于缺乏体育实践能力的锻炼而丧失其赖以生存的专业竞争力，以至于最终不被社会所认可和接纳。
从科学史角度看，任何概念都有意义不断演变的进化过程。这种进化表现可能是概念内涵深度的增加，积累概念理论的厚度；也可能表现出概念外延广度的拓宽，吸收了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赋予概念的意义，更新人们对概念的认识。但无论是概念的深化还是更新，都能够找到概念发展的历史轨迹，而对概念所有曾经的历史意义的尊重是进行学术研究最起码的科学态度。就体育学而言，以一个学科名词形式出现的时间尚且短暂，但以体育科学知识体系的形式出现已然久远，并且一些旧的概念意义现在依然适用。在当下的认识中，根据不同的语境，体育学概念还可以呈现出宏观、中观和微观3个不同维度的意义。总而言之，体育学作为以体育现象和体育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知识体系，不仅包括历史上任何体育科学知识的纵向传承，还涵盖了当下不同地域间的横向存在。但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们在探究体育学及相关概念的时候，一定要真正厘清这个概念所处的具体语境和意义维度，并尽量在同一体育学概念维度内展开有效对话，尽可能地搁置自己的“前见”，采用解释学的方法来寻求不同理解方式之间的共同点，才有可能使体育学概念越辩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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