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中国金融改革的关键，既非利率市场化，也非汇率自由化。利率与汇率，二者都只是资金的价格。单纯地放松管制、让市场自由定价，一个直接后果可能就是价格战导致金融风险叠加。事实上，价格的作用平台是市场，而市场的作用机制又与市场结构密切相关。广义的市场是一切资金集散的场所，决定其效率和功能的是结构要素，比如社会融资结构。
所谓社会融资结构，是指间接融资及直接融资的构成和比例。间接融资，是金融机构作为中介，首先通过存款、发行有价证券等方式暂时将社会闲置资金归集，再通过贷款、贴现等形式提供给需求方，主要指银行信贷。直接融资，是资金闲置方与资金需求方通过直接协议实现资金转移，主要指债券及股票市场。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比例适当，社会融资结构才算合理。
对比中美两国：2011年美国国内债券总额及股票市值合计42.0万亿美元，银行信贷余额9.4万亿美元，直接融资规模是间接融资的4.47倍；中国2011年末债券市场与股票市值合计76.7万亿元，金融机构贷款余额54.8万亿元，直接融资规模仅为间接融资的1.4倍。
不难看出，发达经济体以直接融资为主，自然是市场渠道发挥主要作用；而中国是以银行体系的间接融资为主，商业银行的利差观念、信用定价等行为模式会直接作用于市场，这些非市场化的因素会干扰市场机制发挥必要作用。
合理的社会融资结构之所以是金融改革的题眼，是因为其有提高直接融资比例的重要意义：
第一，能够实现市场化融资渠道与银行信贷渠道的平衡。商业银行出于对坏账风险的严格控制，有提高客户门槛、倾向于服务金字塔中上层的内在冲动。而直接融资市场是市场化的融资渠道，对各种信用质量和不同信用等级的主体统统敞开大门，其通过不同的融资成本进行风险区分，从而使得金融金字塔从上到下各个阶层适得其所，整个社会金融资源可以实现均衡分布、优化配比。
第二，能够实现从管制利率向集合化价格发现过渡。债券规模及占比的日益壮大、债券交易活跃度的日趋提升，有助于真实的价格发现；信用定价将会自然接轨SHIBOR（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等市场基准，丰富市场曲线。这必然改变商业银行对信用定价的利率管制模式，促使商业银行更多地以市场指标为定价要素反映发行企业的信用溢价，推动利率市场化的进程。
第三，能够以社会征信体制代替信用审批。银行贷款依赖于各家银行的内部信贷审批标准，其时效性、公平性均缺乏透明度。而在直接融资市场中，投资方主动寻求的收益回报与融资方的信用资质高度平衡，这就必然要求社会征信体制的配套建设，以充分快速的信息共享确保投资者的风险识别能力，推进实现公平有序的市场交易秩序。
第四，能够让货币政策的市场传导和银行传导相辅相成。以间接融资为主时，商业银行体系注定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主流环节。商业银行“重资产负债表”，加上资本充足率和存贷比的考核，利率管理必然让位于流动性和规模偏好，导致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不尽如人意。而以直接融资为主时，资金闲置方与需求方直接对接，市场对资金价格的敏感会令货币政策的传导变得通畅。
在推进社会融资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债券市场，特别是信用债券市场的发展尤其重要。2011年，美国、欧洲及中国债券市场分别约为GDP总量的1.75倍、1.24倍及0.46倍。其中，企业债券与GDP总量的比值分别约为22％、11％及10％。
关键词：金融脱媒；银行信贷；融资结构；区域经济
中图分类号：F8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12）10-0008-05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2.10.02
一、引言
随着金融脱媒的逐渐深化，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逐步发展以及金融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各种金融工具不断推陈出新，企业融资渠道越来越宽。同时在2012年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企业出现利用直接融资工具替代贷款趋势，企业信贷与债券融资此消彼长，越来越多的资金通过债券市场而非传统银行贷款渠道流向实体经济。《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数据显示，自2003年起，企业通过境内或境外上市发行股票和债券进行融资的比例越来越高。而由于直接融资渠道的不断拓宽，企业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方式进行融资对银行的贷款业务产生了明显的替代效应，随着企业直接融资额的不断增加，贷款在社会融资总量中所占的比重逐年下降，从2003年的85.1%降至2011年的58.2%，同时不同的区域融资结构也开始发生显著变化。2011年债券融资等在配置资金中的作用明显增强。债券融资在社会融资总量中的占比显著提升。企业债券净融资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的10.6%，为历史最高水平，同比上升2.7个百分点。那么这种基于金融脱媒背景的融资结构的变化是否是国内不同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区域金融发展作为金融发展理论的一个分支，是指一个国家金融结构与运行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区域金融的发展不仅直接反映出区域经济增长的特点，还在推动区域经济增长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深入研究区域融资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探究区域金融的运行机制，对维持区域经济的持续健康稳定增长有着不可替代的理论指导价值和实践参考意义。
二、文献综述
Hester（1969）认为脱媒代表了从使用中间人的服务向一个或者没有金融交易存在或者金融交易是最终的储蓄者和投资者之间直接的双边交易的基本体系转变[1]。AiifMian、Amisufi（2008）首次将金融脱媒与美国次贷危机相联系，运用经验模型，结合美国主要地区的数据，认为正是金融脱媒程度的不断加剧导致了信用膨胀，最终引发了危机，以崭新的视角分析此次金融风暴的根源[2]。Gary等（2008）为代表，认为脱媒形式本身是一种有效的融资途径，但脱媒环节和脱媒工具中存在瑕疵。在金融脱媒的背景下，监管者应当像关注银行机构一样关注市场，保证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同时加大监管，提高市场的透明度和公开性[3]。巴曙松（2006）从金融中介功能的角度出发阐述了商业银行所面临的金融脱媒的形成和趋势，并结合国情提出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机遇和挑战[4]。唐旭（2006）认为在我国还未出现真正的“脱媒”，但推进多层次金融市场建立的目标的实现将意味着金融脱媒过程的启动，商业银行应对金融脱媒的机遇要大于挑战[5]。李扬（2007）认为金融脱媒是资金盈余者和资金短缺者不通过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直接进行资金交易的现象，而“媒”就是金融中介机构[6]。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国内学者关注已久的课题。刘红忠、郑海青（2006）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广义矩估计法对1985—2001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得出了在人均GDP较高的国家，股票市场规模也较大的结论，同时发现金融体系中银行的比重越高，经济发展越是落后[7]。杨晓敏、韩廷春（2006）得出国家制度变迁对一国的金融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均有较强的影响[8]。林毅夫等（2007）将产业融入金融结构变化的观点，从要素禀赋角度揭示了特定经济发展阶段所需具备的最优金融结构[9]。
三、金融脱媒与区域融资结构差异
（一）金融脱媒与区域融资结构：宏观比较
“十一五”期间，债券融资快速上涨，并呈现超越股票融资之势。“十一五”时期，我国企业直接债务融资产品的发行量达5.05万亿元，有力地支持了实体经济发展。东部地区在2000—2004年间债券融资一直低于股票融资额，自2005年开始债券融资额开始大幅增加，2010年东部地区债券融资量高于股票4431.77亿元。从银行间市场发行企业资产规模前100名企业的融资结构来看，2005—2010年债券融资占比已从8%上升至23%。债券市场已成为中央企业融资的主渠道，满足了这些企业超过50%的融资需求。在社会金融资源总体有限的约束下，大型企业债券融资比重的上升可以将信贷资源腾挪出来，这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创造了空间。通过这种资金供求结构的再匹配，满足了不同层面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
2011年东中西部①各地区非金融机构部门贷款、债券和股票融资额总体保持稳定，融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银行贷款仍占主导地位，但占比下降6.2个百分点。直接融资占比进一步提高，主要是债券融资占比提高7.2个百分点，股票融资占比与上年相比基本持平。全国有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直接融资比重上升，资金配置效率提升明显。分地区看，东部、中部地区新增贷款同比分别下降13.8%和4.8%，西部地区小幅增长3.0%。各地区债券融资同比增速均高于30%，北京、辽宁等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股票融资同比正增长。从区域分布看，东部地区在各种融资方式中占比均维持较高水平。其中，债券融资东部占比提高0.9个百分点，西部下降1.2个百分点，中部、东北部基本持平，股票融资各地区占比保持稳定。
（二）金融脱媒与区域融资结构：微观比较
用微观视角，从东中西部的典型省份着眼观察区域融资结构的变化。本文选择北京、河南、贵州分别代表东、中、西部省份，来考察其融资结构的差异性。
从北京、河南、贵州三个省份比较来看，北京地区的融资结构已经由以间接融资为主演变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并重。在实践中发现许多在北京的央企逐渐把债券融资作为融资的首选。而中部的河南和西部的贵州依靠银行信贷融资的需求仍然旺盛。以河南为例，2010年河南仅有9家企业获准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企业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共计15支，金额95亿元，新增股票融资173.64亿元，地方债93亿元，直接融资规模达到13.6%。西部的贵州省基本依靠银行信贷融资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四、融资结构差异与区域经济增长理论探讨
既有的研究已经证实，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货币创造功能差异巨大，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例直接影响社会融资规模扩张过程中的货币派生情况。从我国的数据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直、间接融资活动的货币创造功能显示，直接融资活动的货币创造效能仅为间接融资活动的53%左右。首先采用柯布—道格拉斯模型来推导不同融资方式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基本形式为：
Y=AL？琢K？茁？滋（1）
其中，Y是经济增长；A是技术系数；L是投入的劳动力；K是投入的资本；？琢是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茁是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滋表示随机干扰的影响。式（1）表明，决定经济产出的主要因素是新投入的劳动力数量、固定资产投资和技术进步，在？琢+？茁=1即规模不变的情况下资本与劳动力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对于经济产出来说，Y代表的是GDP增长率。假定经济繁荣期企业资本形成的来源主要是外源融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资本形成规模扩张及劳动要素投入。为了分析简便，假定企业内源融资稳定（即内源融资数量为常数），则社会资本形成规模等于当期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规模，即K=Kd+KL。其中Kd为直接融资额；KL是间接融资额。从直接融资种类及比重来看，我国债券市场获得了爆发式增长，直接融资中债券融资从2005年起超过股票融资，2010年债券融资规模已经达到股票融资的3.3倍，债券融资占直接融资的比重已经达到76.9%。为了分析的便利，将债券融资作为直接融资的主要方式，分析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
在劳动力相对过剩的条件下，假定新就业劳动力数量主要取决于资本形成规模，则GDP增长率主要取决于K=Kd+KL，得出：
Y=AL？琢（Kd+KL）？茁？滋（2）
Kd、KL的实际规模受一系列市场及政策因素的影响，其中主要是金融机构的货币创造因素。根据货币派生模型，派生的货币都是由银行通过发放贷款这一渠道注入的，假定银行实行部分存款准备金制度并对新增存款缴存一定比例的法定准备金，银行间建立了清算体系，只需保留一定比例的超额准备金以应对所创造的存款的提款需要。
新增存款出现后商业银行以固定比例rD、rE提取法定准备金及超额准备金，同时有比例rC的资金流出银行体系、保留在公众手中，剩余部分比例为1-（rD+rE+rC）用于发放贷款。贷款发放采用非现金方式，且直接转化为银行新增存款。其中？着=（rD+rE+rC）为新增贷款中不进入下一轮货币派生过程中的比例。用MB表示基础货币，因此得到由基础货币派生的存款量为：D=MB/？着，现金量为：根据柯布—道格拉斯模型，GDP增长率则主要取决于直接融资规模、基础货币和非派生存款比例等共同决定的社会融资总量，即
在劳动力剩余的情况下，社会融资总量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包括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在内的社会融资总量与GDP增长率存在正向相关关系。社会储蓄转化为资本品的过程即资本形成，是决定经济增长速度的决定性因素，资本形成规模扩张为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规模的扩大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创造条件，是经济增长的共同条件。同时，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均能推动GDP的增长，但货币创造功能存在巨大的差异。如果考虑到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导致的金融种类增加、金融市场价值发现功能增强及专业人才成长等多方面的因素，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就会比间接融资产生更加积极的作用。
五、金融脱媒下融资结构差异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长期以来，我国融资结构以银行为主导，向间接融资倾斜，银行在储蓄和投资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而以债券市场为代表的直接融资发展则相对滞后。目前，我国正处于金融体制改革时期，随着改革的深化，金融市场发展迅速，在经济生活中地位逐渐上升。本文对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对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以便于比较不同的融资结构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
（一）基本模型及数据来源
lnPGDP=c+a1*lnCredit+a2lnStock+a3lnbond+？着（5）
通过对中东西部2011年融资结构的比较研究可知，以银行贷款表示的间接融资仍是中东西部三个地域最主要的融资方式，股票类融资、债券类融资虽有较快增长，但占比仍较小。本文针对融资结构建立双对数回归模型，深入探讨这三种融资模式分别对本区域的经济增长起着何种作用。在自变量的选取上，本文将东、中、西部的主要金融资产划分为银行贷款、股票融资和债券类融资。其中，用金融机构贷款年末余额表示银行信贷融资；由于股票市值波动性较大，本文用历年股票筹资额表示股票融资（Stock）；用债券筹资额表示债券融资（bond）。在因变量的选取上，本文沿用通行做法，以人均GDP表示当地的经济发展程度。银行贷款数据来自1994—2006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中数据，股票、债券来自wind数据库，2006—2011年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区域金融运行报告。
（二）变量平稳性检验
本文采用ADF检验法对人均GDP、银行信贷、股票融资、债券融资做单位根检验，其检验一般方程式为：
其中，a为常数项；表示差分；？滋t表示白噪声残差。原假设H0：？浊=0，如果变量不能拒绝有单位根，则接受原假设，认为序列是非平稳的，存在随机趋势，反之则拒绝原假设，认为序列是平稳的。被检验序列是否含有截距项与时间趋势根据被检验序列图形确定，由于本文中使用的变量缺口为比值形式，因此不包含明显的时间趋势，变量最优滞后期由Eviews6.0软件跟据赤池原则自动确定。ADF检验所得结果如表1所示。
从检验结果来看，人均GDP、银行信贷、股票融资和债券融资序列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的检验值均小于相应的Mackinnon临界值，拒绝了存在一阶单位根的原假设，都是平稳的时间序列。
银行信贷、股票融资和债券融资缺口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P-Value值均小于0.05，通过检验，表示所选取的三个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区域人均GDP的影响都是显著的。调整后的值为0.5746，解释变量的影响是显著的。F值为21.5672，相对应的P值为0，因此显著的F值表明，人均GDP与银行信贷、股票融资和债券融资之间的线性关系显著。
（四）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进行验证银行信贷、股票融资、债券融资与经济增长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对滞后期的选择比较敏感，选择不同的滞后期会得到不同的检验结果。本文经过实际操作的验证，发现滞后期为2个年度时，得到的效果最理想。因此，本文选择滞后期为2个年度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检验结果，可以拒绝人均GDP不是银行信贷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不能拒绝银行信贷不是人均GDP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即银行信贷构成了GDP增长的原因，而GDP增长对银行信贷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也说明了反映融资结构变化的银行信贷、股票融资、债券融资会对经济增长造成直接的影响，融资结构的变化会导致经济增长的变化。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中东西部融资结构发展不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差异较大。从区域融资结构的横向比较和实证研究来看，不同的融资结构对区域经济的增长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融资额地区分布来看，各种融资方式均维持“东部高，中西部、逐渐降低”的格局。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在结构上已经由间接融资为主转变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并重，并且东部直接融资对经济的贡献度优势开始逐步显现。中西部地区对银行信贷的融资需求依然旺盛，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仍然保持绝对优势。
（二）政策建议
实现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双轮驱动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信贷与资本市场都是区域经济所需资金的重要来源。一方面，服务区域经济离不开来自银行体系的资金支持。银行体系庞大的资金规模和广阔的业务覆盖面，决定了其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另一方面，服务区域经济应更加重视资本市场的资金支持。资本市场大力发展对缓释和分散系统性风险有积极作用，而且资本市场在提供资金支持中所产生的促进企业治理结构完善、确保资金有效使用、贯彻国家产业政策等正外部效应，也是信贷市场所难以具备的。因此，作为支持区域经济发展日益强劲的一股力量，资本市场也不可或缺。
根据区域融资结构的不同，银行信贷应更多向中西部倾斜。从东中西部的区域比较来看，东部地区更多的开始由过去的间接融资为主转变为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并重，中西部地区更多依赖银行信贷融资。随着国家政策对中西部地区的倾斜，未来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速将继续领先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将成为银行业竞争的主战场，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西部地区2011年外资银行资产总额和机构网点数占比均比上年有所提高，重庆、陕西和四川是外资银行新进入的主要地区。国有商业银行应把握形势，提前谋划，积极布局中西部网点，做好业务发展的渠道建设，把信贷资源优先向中西部倾斜。
根据实体经济需求鼓励、推动金融创新。一方面，积极推动机制创新、制度创新、和产品创新，发展资产支持票据、信用缓释工具、市政债券、高收益债券等满足实体经济需求的金融产品，加大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另一方面，在创新过程中要牢牢把握市场导向和服务实体经济需求这一根本目标，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创新将极大地激发金融市场的活力，拓展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保障金融改革的顺利推进。
参考文献：
[1]DonaldDHester.FinancialDisintermediationandpolicy[J].JournalofMoneyCreditandBanking，1969（l）.
[2]AtifMian，AmirSufi.Theconsequencesofmortgage
creditexpansion：Evidencefromthe20O7mortgagedefaultCrisis[J].NationalBureauofEconomicResearch，2008（3）.
[3]Gary，BGorton.Thepanicof2007[J].NationalBureauof
EconomicResearch，2008（5）.
[4]巴曙松，陈华良，李品.“脱媒”与商业银行业务模式转型[J].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2）.
[5]唐旭.多层次金融市场与金融脱媒[J].中国金融，2006（14）.
[6]李扬.中国金融资产结构演进：1991-2007[J].经济研究，2008（8）：4-15.
[7]刘红忠，郑海青.东亚国家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实证研究[J].国际金融研究，2006（5）.
关键词：银行；税制结构；融资方式
中图分类号：F8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0892(2006)05-0048―05
一、引言
企业融资可分为直接与间接两种主要方式。从世界各国来看，间接融资远比直接融资重要；而在间接融资中，银行是工商企业融资的最重要来源。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要有一个适当的比例，这样才能避免经营风险、道德风险以及对整体宏观经济的冲击，保证经济正常运行。当前中国企业融资中存在的问题是，间接融资比例过高，商业银行信贷占到融资总额的80％以上，而其中的75％又是由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贷出的。1992-2001年，企业从股票市场累计筹资7755亿元；而向金融机构借款却增加了8．6万亿元，企业高度依赖银行贷款的状况没有根本性改变。2002年银行贷款净增加额约为1．9万亿元，股票筹资额仅为962亿元，只相当于银行贷款净增加额的5％。中国企业融资依赖于间接方式也可从表1中看出。
与企业融资结构相关的是企业负债率问题。据刘遵义与王桂娟的统计，1999年在918家上市公司中，除12家股东权益为负的公司外，杠杆比率大于1的公司有315家，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杠杆比率大于2的公司有96家，占总数的10％。总体上说，上市公司的偿债能力要好于一般公司，一般公司的杠杆比率要更高。由于国有控股母公司往往把最优质的资产转移给了上市公司，母公司的杠杆比率要高得多。企业负债率过高的问题在于，若一家企业有问题，必然影响到银行和其他企业(如供应商)，从而影响社会一大片，这已为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所证明。同时，这也是造成中国商业银行呆账、坏账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现实经济中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并存，那么在什么条件下企业会选择直接融资?在什么条件下又会选择间接融资?或者说，银行在什么条件下会将从储蓄者那里吸收的存款借给企业?Holmstrom-Tirole的监督与资本模型和Diamond的监督与信誉模型，对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并存现象给出了解释。”两个模型都是基于道德风险前提，得出了资产规模不足的厂商无法获得直接融资支持的结论。
关键词：山东半岛产业结构金融支持
山东半岛的地理边界涵盖滨州、东营、潍坊、烟台、威海、青岛和日照7个沿海地市，面积68551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44%，人口3561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40%，截至2009年，gdp占全省总量的52%。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社会经济发展经历了由“陆上山东”、“海上山东”到“蓝色经济区”的历史性跨越。从陆上山东到海上山东，是山东省发展空间的延伸和拓展；从海上山东到蓝色经济区建设，则是山东省社会经济发展理念的转变和提升，是山东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重大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性转型。山东半岛经济区是涵盖社会经济和科技文化诸要素的复合功能区。因此，本文主要分析的是山东半岛7地市的产业结构及金融结构。
一、山东半岛产业结构现状及其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比较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经济和社会都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成为全国最具活力的地区。若不考虑地区城市个数，从综合经济实力看，长江三角洲地区16个城市2008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3956亿元，占全国比重达到17.9%；从增长速度上看，长三角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为14.7%。珠江三角洲地区9个城市2008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9746亿元，占全国生产总值比重达到9.9%，增速是16.5%。山东半岛7地市2008年实现生产总值16205亿元，占全国的比重为5.4%，平均增长速度是16.2%。
从表1中可以看到，无论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还是山东半岛以及全国，第一产业比重稳步下降，第二产业稳中有降，第三产业稳步上升。
横向上看，山东半岛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第一产业方面，三个地区第一产业比重都低于或是优于全国数据。但是，从2004、2006和2008三年的数据来看，山东半岛第一产业的比重甚至比长三角和珠三角第一产业比重之和还要大，相比来说更接近全国平均比重，这对于山东半岛来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第二产业方面，从1992年开始，山东省包括山东半岛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比例第一次超过轻工业达到50.68：49.32。此后，重工业迅速增长，轻工业比例逐渐降低，第三产业逐步发展。从表1中可以看出，山东半岛第二产业所占比重明显要高于长三角和珠三角，更是高出全国10个百分点以上。第三产业方面，三地区以及全国第三产业比重都呈上升趋势，但是山东半岛第三产业比重相比于长三角或珠三角来说低10%还要多，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线7个百分点。
二、山东半岛金融发展状况分析
1、山东半岛金融规模分析
由图1可以看出，1988—1991年，山东半岛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还没达到千万，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由70%逐年增加到将近90%。在1991—1995年，当时经济发展迅速并有过热迹象，这时贷款有所收缩，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又从近90%下降到不到60%，之后直到2008年也是在50%～70%之间波动。反观全国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全国gdp的比重达到107.5%，这说明，山东半岛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的增长要落后于gdp的增长速度，从金融规模这一角度来说，山东半岛的金融发展还是处于很低的水平。
2、山东半岛融资结构分析
（1）直接融资分析。直接融资主要是指以股票和债券为主要金融工具的融资方式。在我国，直接融资主要是靠证券市场即股票为载体进行融资，债券发行量很少，因此本文主要考量证券市场的融资。那么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证券市场发育程度的指标通常选择证券化率。
截至2008年，山东半岛有上市公司39家，流通股总市值2368亿元，占全省gdp的14.62%。从上市公司的产业分布来看，第一产业有4家，第二产业有30家，第三产业有5家，其中，第二产业上市公司大多数是制造业，其次是化工行业。而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高科技上市公司几乎没有，这也妨碍了产业结构的升级。
图2可以看到，山东半岛1993年开始在证券市场上融资，证券化率是5%，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到2000年的时候达到最高的25%，随后进入低谷，尤其是在2005年，证券化率达到6.5%，这一情况在2007年时得到改善，但是随着金融危
机的到来，2008年又随之下降。之所以形成这么大的波动，是因为证券化率与股票市值有关，而股票市值又与经济形势和股票价格相关。发达国家成熟的资本市场证券化率大都大于100%，我国在2007年证券化率也已达到132%。从这一方面说，山东半岛的证券市场发育还很不完善，与成熟市场还有很大的距离。
（2）间接融资及其与直接融资的比例分析。间接融资主要是指以银行信贷为主要手段的融资方式。由表2可以看到，在20世纪90年代，直接融资占间接融资的比例平均值在9%左右，最高也就达到16%。在2000年的时候，股票融资很大，贷款增加值明显比前后几年要小，这一年的直接融资占到间接融资的70%，但之后几年又大幅下降到2008年的8%，直接融资规模仍然很小。
表2是2009年山东省非金融机构融资结构表，由这个表可以看出，山东省间接融资比例基本上始终保持在90%以上，除了2007年股票市场融资涨幅很大外，直接融资比例上升较快。山东金融业有些畸形发展，即直接融资滞后，企业融资渠道严重依赖银行体系，使得金融机构风险加大，间接融资比例过高也使得企业经营成本加大。
综上所述，山东半岛第一产业相对于地区发展来说所占比重过高，第二产业内部不合理，高耗能的重工业结构亟需调整，第三产业比重过低，代表第三产业发展方向的高技术、生物工程等新兴产业发展缓慢。另一方面，本文从该地区金融结构、金融规模等角度分析了山东半岛金融发展现状，从中可以看出，山东半岛金融规模的增长跟不上gdp增长的步伐，且差距很大；融资结构不合理，间接融资比重很大，直接融资比重过小，导致金融市场效率低下，严重制约着产业发展和结构优化。
三、山东半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金融支持措施
1、壮大地方性金融机构，加快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
地方性金融机构无论在政策方面还是信誉方面，往往比外来机构在支持本区域产业和经济发展上更有优势。因此，要把发展和壮大地方金融机构作为山东半岛金融业发展的一个侧重点，大力培植地方金融龙头企业，全面增强本地区的金融实力。
应该说，山东半岛经济主体分散化、经济结构多元化明显，而本地区金融发展则是受体制的影响，存在诸多的限制因素，主要表现为金融开放的“内紧外松”现象，即外资银行早已登陆山东半岛，但是金融业对民间资本开放还是举步维艰。金融所有权结构上的缺陷不但有损于多元化的经济成分的融资需求，不利于新兴产业的发展，也对构建高效的金融运行机制不利。所以，要大力推进地方金融资源整合，使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为山东半岛产业结构升级提供充足的资本支持和高效的金融服务。
2、尝试创新，丰富各类金融工具
（1）中小企业的信贷金融工具。山东半岛高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大多是规模较小的企业，随着经济结构调整，这些企业占据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大，但是他们的融资渠道相对单一，由于担心他们的信誉，银行等金融机构往往是惜贷的。针对这一状况，开发一套适合中小企业成长特点的信贷金融工具是非常必要的。
（2）股权类金融工具和组合投资金融工具。山东半岛上市公司多达40多家，占山东省上市公司近一半的数量，且大都集中在优势制造业上。因此，开发股权类金融工具适合投融资双方低风险和高收益的偏好。同时，产业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也可以作为山东半岛投资金融工具开发的方向，这些可以提高金融支持产业的力度。
（3）产业基金。产业基金以其独到的资金汇集和高效的投资能力，可以为山东半岛在成为工业强省、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等过程中所遇到的资金问题提供新的解决途径。当前山东半岛资本市场投资渠道单一，产业结构调整资金压力大，一些基础产业生产能力严重不足，工业发展主体性能不强，新兴产业带动能力较弱，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步履维艰。产业基金因为规模大，投资专业性强，其投资行为还可以有带动社会资金汇集的作用。因此发展产业基金，将会极大促进半岛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
3、发展资本市场，扭转证券市场“边缘化”局面，丰富金融市场层次
山东半岛应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在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企业资产运营质量方面的功能。这里所说的“边缘化”是相对于直接融资来说的，证券市场筹资额很低。因此，要实现山东半岛优质企业上市梯次化发展，多渠道多形式推进企业在主板上市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多渠道筹集资金。推动一批能够代表山东半岛经济发展优势的机械制造、海洋化工、医药等领域的大型企业集团以及发展前景好的高新技术企业在主板市场或中小企业板市场上市，促进山东半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和产业升级。
4、地方政府要加强政策协调，构建区域合作发展的产业及金融机制
随着
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各省及以下各市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加深，经济政策外部性日益突出，区域经济整合发展的重点就在于政策协调，从而打破各种壁垒，从政策上给予经济发展的自由空间。在这一方面，长江三角洲的做法可以借鉴，即建立区域统筹管理机构——长江三角洲市长联席会议，就整个地区的重大事项进行讨论协商。长三角的学术会议每年必开，珠三角也有了类似的机构存在。因此，山东半岛要建立相关的协调机构，围绕各市在区域中的定位，规划自己的经济布局和产业发展重点，从整体上确定发展战略和产业金融政策。
【参考文献】
[1]杜迎伟：促进中部崛起的金融支持问题研究[r]．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促进中部崛起的金融支持问题研究课题组，2005．
[2]范跃进、李平、吴宗杰：山东省产业经济发展报告2008[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
[3]刘冰：山东半岛经济社会发展概论[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
从我国2002年至2015年社会融资规模和直接融资的堆积柱状图来看，随着政策导向和金融资本市场的发展，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中的比重基本逐年打一大，与国际社会比较，我国直接融资所占比重不仅明显低于成熟市场，也同样低于一些新兴市场(见图1)。
在我国，直接融资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非金融企业境内债券和非金融企业股票融资。从图2中可以看出，企业运用债券进行融资的规模明显大于股票融资，这与中国实体经济企业负债率高达60%的现状不谋而合。如果能找出这两种不同的直接融资手段和实体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仅能够解释一些现有的经济现象，对未来如何推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有一定指导意义，还可以促进企业不同融资工具平衡发展，为直接融资营造良好环境。
因此本文通过协整理论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借助真实的经济数据尝试探究直接融资的两种手段:债券融资、股票融资和实体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并在文章最后给出结论和建议。
1国内外文献综述
关于直接融资方式是否与经济增长存在关系，如果存在是怎样的关系，国内外的研究结果一直没有最终的定论。
PhilipAresti，和PanicosDemetriades研究了不同国家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股票市场的效率低下，没有证据证明股票市场对GDP增长有所影响。
JohnHBoyd和BruceDSmith认为，人均高水平收人下的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着高速增长的股票市场和比较低水平的债务比例，发展成熟的国家会大量运用股票进行直接融资，而发展不成熟或低水平国家也会有较低比例的股票融资规模。
RudraPPradhan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探讨了债券融资市场发展、经济增长以及通货膨胀率等4个协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提出债券市场发展和4个宏观经济协变量可能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原因。
AshenafiBeyeneFant。和DanielMaking研究了南非债券市场、股票市场、银行和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债券市场在南非的经济增长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股票市场融资无法与之媲美。
刘伟、王汝芳实证研究发现，我国资本市场间接融资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率的提高对经济具有负作用影响，但是其负面影响将随着金融改革深化逐步降低;相对来说，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与固定资产投资比率的提高对经济有着积极的作用，并且积极作用会越来越明显。为此，建议在推进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开放中，要不断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建立多层次、多产品的市场体系。
李致平、田月红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发现，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直接融资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了比较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反之不成立[。
罗文波、安水平实证发现，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对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债券和股票融资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经济结构专业，但是债券市场对经济增长作用较弱，且银行信贷、债券融资以及FDI对于股票融资有“挤出效应”。
左良实证结果显示，由于我国资本市场体系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直接融资不能够有效降低融资成本，直接融资比重提高无法促进经济有效增长。
2数据及实证方法
2.1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了2002年第一季度至2016年第一季度每季度的国民生产总值当季值(GDP)、社会融资规模每季度增量中的企业债券(Bond)和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Stock)作为时间序列样本。所有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和中国人民银行官方公布的数据。本文运算与检验结果是使用Exce12016和Eviews8.0软件所获得。
2.2数据处理
为了减少各项数据的变动趋势以及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本文将获得的数据取对数，观测值分别为LnGDP,LnBond,LnStock。由于央行公布的统计数据有极个别缺失值(统计值过小趋于0)，我们认为个别缺失值不会影响最终结果，因此对缺失值不予考虑。
图3显示，三组序列1nGDP,1nBond,1nStock均表现出了波动上升的过程，因此可以初步判断，这三组序列是非平稳的。图4是一阶差分后的三组时间序列图形。因此我们尝试用协整的思想设定模型。
2.3模型介绍
本文中，定义3个序列，分别是1nGDP,lnBond,1nStock，用鱿=(1nGDP,lnBond,1nStock)T表示由这3个序列构成的n维向量序列。假设它们间存在(1,1)阶协整关系，则向量为a=(1，一月z,}..，一凤)r，这种协整关系可以表示为:
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是将协整与误差修正的思想结合得到的模型，这种模型认为经济变量间可能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是短期内这种均衡关系可能会失衡，那么将短期变动与长期均衡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分析短期对长期的调整过程，其一般形式为:
3实证分析
3.1单位根检验
单位根检验显示，即使在10%的置信水平下，1nGDP,1nBond,1nStock都无法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假设，但经过一阶差分后得到的一阶差分序列}GDP,}Bond,}Stock均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了单位根假设，因此我们认为三个变量经过一阶差分后的序列是平稳的。3.2协整关系检验。
为了检验GDP,Bond,Stock三个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首先需要进行协整检验(见表2,表3)。
由于估计无约束VAR模型时之后阶数小于5时各判断准则的结果由于高阶的情形，因此本例中滞后阶数选取为4。
从Eviews的输出结果来看，协整检验只在None后面标记，说明协整个数是1。如表4、表5所示，迹检验和极大特征值检验的结果均显示存在1个协整关系。再分析具体的协整方程和协整序列。
协整方程所对应的序列是平稳的，得出的协整方程具体为:
3.3VECM模型估计
根据输出的VECM估计系数，我们可以写出VECM模型的方程形式为:
D(1nGDP)=一0.053030x(1nGDP(一1)一0.406892x1nBOND(一1)+0.223792x1nSTOCK(一1)一9.914013)-0.031584xD(ln(}DP(一1))一0.052737xD(ln(}DP(一2))一0.067111xD(1nGDP(一3))+0.937695xD(1nGDP(一4))一0.019181xD(1nBOND(一1))一0.012016xD(1nBOND(一2))一0.006459xD(1nBOND(一3))-0.00}439xD(1nBOND(一4))+0.020318xD(1nSTOCK(一1))+0.018793
xD(1nSTOCK(一2))+0.017
489xD(1nST0('K(一3))+0.006512xD(1nST0('K(一4))+0.004878
3.4模型检验
由于VECM模型的本质是VAR模型的差分形式，因此可以通过残差的独立性检验来判断所得的VECM模型是否平稳。从图5中可以看出，几乎所有的特征值都落在单位圆内，因此认为此处构建的VECM模型是平稳的。
VECM模型允许不同残差之间存在相关性，因此我们此处只考察各方程对应残差的自相关图。图6显示，各残差不存在自相关性，满足独立性假设。
3.5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
从图7中可以发现，在短期内，GDP对两种融资方式正响应，前4期对债券融资规模影响呈增长趋势，1单位作用约为0.O1，但4期之后，经济增长对于股票融资规模的正响应减弱，到8期之后转为负响应，而对债券融资规模的响应不断增强;分别从债券融资和股票融资对另外两者的冲击反应来看，在短期内，股票融资对GDP增长有负响应，而长期来看，股票和债券融资均对经济增长存在正的响应，但逐渐减弱。
从方差分解的结果来看(见图8)，股票直接融资规模变动在短期内受GDP的影响程度大约为30%，但这个程度会随着时间变化而逐渐减弱，债券融资对其仅能带来微弱的影响，股票融资规模变动主要源于自身影响;债券融资自身影响会随时间变化明显减弱，继而受股票融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会逐渐增强;经济增长短期内受自身变化作用明显，长期来看债券融资的影响程度不断增强，而股票会先上升后减弱。
4结语
（一）国际投资发展的分化。二战之后，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愈发明显，对外投资在该趋势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特别是发达国家。在此背景下，金融业投资的发展在跨国公司及国家间的投资中开始占据重要的位置。在资本以及技术方面，发达国家占据绝对优势，且拥有先进的管理水平和金融创新能力，特别是在资本密集型投资方面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也正因如此，发达国家在金融对外投资领域中占据的主导地位使得国际金融投资领域出现两极分化：发达国家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只在传统工业以及半成品的直接投资方面占据一定的投资份额，在金融业对外投资方面则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所创企业比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所创企业在经营方面更具有灵活性，前者注重产品的变化和适应性，后者注重产品的标准化①。由于发达国家的进步具有单向线性，发展中国家始终在追赶发达国家，这在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金融业对外投资发展历史。一般来说，单位时间内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总量大于吸收外资进入总量，这与其金融的发达以及资本的充足有关，发达国家的国际竞争优势也在此得以体现。发展中国家则致力于吸收外资，但其吸收的国外投资额一般小于自身对外投资额，这也充分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迅速上升的发展态势。在20世纪60年代，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大部分都集中在发达国家内部之间，即约占全球2/3的投资额在发达国家之间完成，剩下的由发达国家投向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则主要指向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投资额度很小；而且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中，也多选择经济发展模式与本国相似且当下风险较小或具有援质的国家或地区。从表1不难发现，当发展中国家通过改革将金融自由赋予市场时，并不能必然出现良好的金融秩序，而其所倚重的外国投资者也不是总能扮演稳定金融局面的角色。金融开放与自由本身是不应该被批判的，只是其开放的程度应当与本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金融开放程度应当在宏观上始终为本国的经济发展服务，在微观上必须处理好与外资之间的关系。这给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资本开发提出了重大难题。从我国对非洲直接投资流量以及比重可以发现，金融投资目标国的金融环境对投资国及其企业来讲，可以直接决定其投资的意愿。非洲金融的发展程度难以让有投资意愿的国家将其作为投资目标国（见图1）。对于同时处于改革和开放双重背景下的中国而言，金融业的开放进程需要在金融业的稳定和效率之间进行综合权衡，而金融业的“开放发展”本就具有内生的矛盾与特殊性，正是这些矛盾与特殊性决定了通过适当的外部控制力量（如国家金融控制）促进金融业平稳发展的重要性、原则性和方向性③。
二、金融业对外投资要素对比
（一）金融业对外投资目标国选择。目标国的选择具有多重因素的考量。金融业对外投资目标国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投资政治化”的问题。由图1可知，以我国为例，201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亚洲占据主导地位，其次为拉丁美洲，且保持上升趋势。从中可以看出，我国直接投资的重心仍然集中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且可以预测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将保持不变。相比之下，我国对外投资流量在欧洲、北美洲、大洋洲较少，发达国家也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洲。从对外投资流量及其增量基本可以确定，我国对发达国家的金融业投资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不稳定性，且流量较少。这一方面说明我国金融体系发展程度落后于发达国家，金融业还未形成良性稳定发展的势头，金融投资很难以比较稳定的方式进入发达国家；另一方面也从侧面说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金融业发展普遍落后，无法满足和承接外来的金融投资要求。总体上，金融业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在遵循一般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基础上，更加重视投资目标国经济发展的指标，如GDP总量、金融业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经济发展指标的优势可以直接诱导外国金融投资的进入，因为其市场机会以及金融业依赖度降低了原有的市场风险。此外还有其他因素，如金融设施是否完备、同业市场情况、教育状况、技术研发等，这些因素可以使投资国从国际金融投资的信息外溢（InformationalSpillovers）中获得正的外部性收益④。（二）对外开放空间与投资主动性。对于接受国来说，不是引进外资越多越好，关键在于如何正确对待及善于引进外资和技术为本国经济发展服务。对外开放的空间和领域反映了国家对外国资本的基本态度。国际资金的流动及资本输出，都具有双重性，是在一定生产关系的条件下实现的，并贯穿着国家关系和阶级关系⑤。该问题在近代表现得尤为突出，国际投资一度成为帝国主义控制东道国经济命脉的手段。在现代国际经济秩序中，各国在对待外资的态度方面都会紧密结合本国经济的需要和发展定位。相比其他因素，投资主动性更能体现一国的经济和投资政策。发达国家企业金融业投资多受东道国各种因素影响，而发展中国家投资企业则受本国因素影响。这是由于，发达国家金融对外投资具有更明确的目标和选择性，面对众多的可投资区域和行业，必然综合考虑市场、成本等诸多因素再进行选择。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则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行为方式，其金融业对外投资表现出明显受本国政策的支持和推动，即国内的政策和经济因素是决定其对外投资的主要因素。在目标国选择上，发展中国家表现为对基本环境的追求，如强调政治稳定性、对市场恶性因素的规避等。这两种动机也使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投资选择之初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投资效果。（三）投资动机分析。投资动机的比较研究既可以为比较研究明确类型化的标准，也可以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指标深入研究金融业投资的微观层面。在确定投资动机与金融业对外投资的关系时，应重点关注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影响程度。1.在因果关系方面，金融业对外投资在本国内生发展需要是投资动机的起源，其决定了对外投资的基本格局。海外金融市场的变动仅仅起诱导与刺激作用。2.在影响程度方面，发达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较为集中，发展中国家的动机则较为多样。发达国家企业对外投资行为基本上适用西方古典经济学原理进行解释，其动机大多是横向类型与纵向类型以及两种类型的结合。且在很大程度上，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与金融业对外投资基本是等同的，大量的实证和统计数据也指向这一事实，此处不再展开论述。发展中国家金融业投资的动机具有多样性，其对外投资也不能与金融业对外投资等同，而且二者的区别较明显。发展中国家金融业对外投资动机的多样性主要表现为其考虑的因素众多，如技术的引进、对自身不利规则的规避与抗争、对市场不完备性的克服、消解竞争压力等众多因素。这也是处于成长期的金融投资所必须面临的问题。总体而言，金融业对外投资的动机存在多重复杂性，加之当代国际金融流动的多元化，这种复杂性更加明显。以跨国公司为例，有研究证明，跨国公司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时存在多种动机共存的现象⑥。从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角度出发，这种动机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具体的影响取决于投资国对本国经济发展形势的把握程度。（四）投资优势对比。局部规模优势是指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某个行业里形成大规模的生产所形成的优势⑦。这种优势的形成往往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占有劳动力或集中研发的优势，从而在金融业对外投资领域进行充分利用，并以此为依托加以发展。发达国家的竞争优势并不能辐射到所有产业中，在一些技术上比较稳定或生产模式趋于定型化的产业，或是在发达国家企业逐渐退出的“夕阳产业”中，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有可能具有规模的优势，它们可以凭借这种优势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面对发达国家雄厚的金融实力以及海外市场的控制力优势，发展中国家欲将金融投资目标国选择到发达国家，投资方式一定要考虑到产品或服务在发达国家的受欢迎程度或市场接受度。这其中要考虑到发达国家对产品贸易可能的反制措施，如反倾销调查等。由于发达国家市场规模一般较大，直接以产品出口方式由于成本优势则极有可能迅速占据一定份额，受国际贸易规则以及目标国保护本国产业政策的影响，此时发展中国家往往会受到反倾销调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依靠低端产品成本优势并不是长久之计，因为这种“夕阳产业”的存在对本国产业的影响未必是良性的。而以金融方式进行的经济活动有效地降低或避免了直接市场行为对目标国市场与产业的冲击，故金融业投资便成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进行利益共享相对理想的方式。
三、国内外经济环境与政策的对比分析
针对金融业的对外投资，国内政策制定基于两个方面的考量：一是国内经济发展形势以及国家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定位，二是在国内政策确定的金融对外投资的空间内对目标国的选择。（一）发展中国家国内政策分析——以中国为例。对于外资的规制表现为东道国政策和法律并存。政策具有很大的可变性和可选择性，主要针对国外金融业投资的具体事项进行规定，如负面清单、政治风险保证、投资环境要素等。相比政策，各国外资方面的立法具有稳定性，国外投资者一般是基于对东道国立法的了解做出投资选择。外资立法，各国具体规定固不相同，但概括起来主要内容有关于外国投资的保护、对政治风险的担保、依法保护经营的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以及依法给予各种优惠措施等。中国在金融业对外投资方面的政策制定以及数据统计可以说明国内政策在对外投资方面的作用，这与发达国家主要依靠法律规制相比，在相对稳定性与流量、存量以及收益率之间存在明显差距。以国家或经济体作为金融对外投资的比较因子，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或发达经济体投资较少。以中国为例，2015年中国金融业对外投资的流量及其存量表现一般，对美国投资流量甚至出现负值。但中国金融业对外投资存量大于流量，这说明我国对发达国家金融业投资存在一定的空间和基础（见图2）。我国作为典型的具有良好发展势头的发展中国家，在2015年对全球较大的发达国家或经济体的金融投资存量比重皆高于流量比重，特别是对美国和欧盟；对澳大利亚与俄罗斯的存量比重低于流量比重，这也显示出对发达国家和主要经济体的金融业投资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如金融环境、产业结构等。与此形成相对鲜明对照的是，对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东盟的金融业投资中，流量比重与存量比重较为接近，这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业投资的收益与回报的有限性。前文所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主要集中在亚洲。图3中，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变动统计中，可看出各洲的变化悬殊，增量与减量均有较大的波动，表现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较大的变动。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波动较大，但是其总量增速为18.3%，仍然为上涨。我国对外投资在巨大波动的情况下出现的总体上涨也说明了投资的主动性与可选择性的增强，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以及金融实力的增强，对外投资在国际经济形势与政策的不断变化中，仍然能够寻找到投资流量的增长点。这也说明，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中国金融业对外投资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具有发展的持久动力。从表2中可以看出，2014—2015年，我国的金融业内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远高于对外直接投资，表现出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的特征；金融业固定资产投资与国内贷款均维持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且固定资产投资自筹资金较高，与固定资产投资国内贷款一样，与上年相比呈现下降趋势；固定资产投资利用外资则呈现上涨趋势，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我国在利用外资方面目前采取较为开放的政策。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仍然较低，这与我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以及金融实力有很大的相关性。我国金融业投资大量集中于中央与地方项目也说明了金融投资在国内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从我国的发展表现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金融业对外投资的发展必须首先基于本国金融业固定资产的发展情况，再辅之以相对宽松的政策以及东道国稳定的投资环境。当然，这一过程将是漫长而曲折的，面对发达国家的绝对金融优势，必然有许多难题需要克服，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二）发达国家对外资的政策分析。金融业对外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家内部的经济状况相联系，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与经济增长方式等原因导致其周期性经济危机以及众多社会问题的出现，如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问题，这些内部经济问题从根本上影响着发达国家金融业对外投资。一些发达国家对对外直接投资政策采取相对保守的方针，因为对外投资有可能影响到本国商品的出口，也会使得国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打入本国内部，这可能会对本国企业的竞争力甚至是生存产生威胁，从而加剧本国社会问题。采用这种政策的发达国家一般是经济与市场规模较小、以外向经济为主要发展特征的经济体，体量巨大的发达经济体则较少采用此种方式。以美国为例，美国资本在海外市场的扩张对本国经济实力及全球经济霸主地位起到了强大的支持作用美国海外控股公司在欧洲和拉美的利润再投资占全球的3/4，股权投资主要集中在卢森堡、丹麦和德国⑧。美国强大的企业是其进行国际金融投资的强大后盾，以此为支撑，其产生的丰厚的收益则更将美国对外投资的模式推向极致。此外，美国的跨国公司也使得其海外投资获得的国际利益范围更加广泛，在美国对外投资政策中，对跨国公司扩张的支持也成为其政策选择的重要基石。总体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比例关系总体趋势是趋于平衡，即对外直接投资额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额趋于相等。国家在制定金融投资政策时，吸收国外的直接投资流量基本决定了其对外投资的基础。所以，金融业对外投资的发展既离不开对外投资的总量，更离不开国内吸收的国外投资。国家政策的制定总在二者之间的动态调适与平衡中进行取舍。
四、国际金融业投资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