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生态学；毕业生；就业
生态学专业的大学生主要学习生态学方面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掌握现代生态学理论和计算机模拟等实验技能，初步具备教学、研究、开发和管理能力。以生态学、生物学和环境科学理论为基础，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以数学、计算机、信息管理等现代技术为手段，培养学生具有扎实而广博的生态学基础知识及宏观规划、设计、决策能力和微观研究与应用能力。掌握生态系统分析、设计和规划的理论和方法，具有解决资源合理利用、环境保护及生态安全问题等的能力，具有宏观生态规划设计与应用的基本素质和能力，掌握无公害食品开发的标准、绿色食品与有机食品开发及区域生态建设等理论和方法，是具备教学、研究、开发和管理能力的实用型人才。
一、生态学专业学生的毕业去向
生态学专业毕业生去向主要是在科研机构、高等学校、企事业单位及行政部门等是从事科研、教学和管理等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是从事农业生态、气象生态、生态农业和区域农业开发的规划与设计的高级科技人才；是从事生态系统分析、设计、规划，解决生态、环境及资源可持续利用方面的研究型人才；以及是具有实力的公务员和懂专业的综合干部。即：政府部门的各类管理干部和公务员、规划管理部门设计规划人才、大专院校和科研部门的教师及科技人员、企事业单位管理工作人员，有30%的毕业生考研深造等与生态相关的行业。
生态学专业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发展前景宽广，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态这个对人类生存产生重大影响的概念越来越被人们认识和接受，现在我国越来越重视生态问题，许多省提出了“生态立省”的政策，因此借助生态学这个发展形势，更应该办法生态学专业，使学生学到更多本领，适应社会，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
二、生态学专业提高就业率的几点建议
高校毕业生就业已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根据中国教育部的官方统计数据，我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主要是9月份的初次就业率）2000－2010年就业率分别为：82%、90%、80%、70%、73%、72.6%、71.8%、70.9%、70%、68%、72.2%，当前国家对高校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已经提到了各级政府工作的议事日程，就业形势的严峻对高校办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就生态学专业而言提高就业率也是办好此专业的一个方面。
1.举办有关生态类相关的岗位培训班，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各类培训班
目前各行各业资格证越来越为大学生所提供，从业人员必须提升专业化水平，持准入资格证方能上岗，如教师资格证、环评工程师等，在大学期间考取的资格证越多，就业也就有优先权，自己的道路就越宽广。
2.拓宽专业渠道，多开设与生态学相关的专业课
林业中与生态相关的森林生态学、保护生态环境、保持生态平衡等的学科；农业上个体农业生态、种群农业生态、群落农业生态，如生态有关的绿色农业食品、生物防治等学科；环境生态中的低碳生活、环境保护、环境污染等相关学科，鼓励学生根据个人兴趣选择跨系跨转业的课程进行选修和旁听，提高个人素养，形成广博的知识基础，从而拓展知识面，拓宽就业渠道。
3.办出具有特色的专业
浙江省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学校又是浙江省第一个生态学本科专业，因此，一定要围绕着浙江的生态问题，大力发展生态经济、改善生态环境、培育生态文化，全面推进“绿色浙江”建设，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解决浙江的生态问题而办专业。
4.根据浙江生态省建设纲要的要求，2011-2022年，浙江生态省建设要达到全国先进水平
生态省建设的主要任务和目标基本实现，80%以上的设区市达到生态市建设要求；初步形成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经济结构、生态环境系统和社会管理体系，基本实现从“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向“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益”的转变；年人均GDP预期达到50000元，争取实现翻两番目标，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达到60%，城市化水平达到65%，全面达到国家环保总局制定的生态省建设指标；经济发展、生活质量和环境质量保持全国领先水平，全省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作为生态学本科专业更应该围绕着创建生态省，制定切实可行的专业方向，培养大量的生态专业人才，肩负起生态省建设的重任，为浙江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贡献。
三、问题与讨论
高校大学生就业的好坏直接关系着经济的发展、国家的进步乃至社会的稳定。尤其生态学专业的学生的就业直接关系着生态省建设。因此对高等教育者而言,任重而道远。
1.社会的认识
从目前来看，生态学专业就业的道路是宽广的，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生态学专业的学生对口的部门是缺乏的，林业有林业厅局，农业有农业厅局，环境保护有环境保护厅局，而生态确实没有一个可直接对应的部门，因此更应该努力学习，掌握更多的专业知识，积极应对这种局面。
2.学生自身的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
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国家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尽管高校加大了知识面的扩展，但对于进入社会后的大学生来说，知识还是很不够的，不能满足用人单位的工作需要，因此构建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适应社会需求的人才培养体系，提高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与专业创新能力是必然趋势。
3.加强就业指导
鼓励学生到基层锻炼成长，在基层单位工作的机会多，发展前景广，有很多实际问题需要大学生解决，从小单位，小企业，逐步做大做强，积累工作经验，增强工作阅历,只要你向前看，道路是很宽广的，当前大学生就业难，很多都由于大学生自身的要求太高，对工作过于挑剔，不愿去偏僻地区，轻视基层工作，因此就业指导是十分重要的。
通过上述一些措施及办法的实施，一定会提高生态学专业的毕业生就业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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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亚利等认为，20世纪40年代，前辈学人朱江户与王长富等林学家曾在一些农林学校讲授林业经济及林政学课程，使得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开始了在中国的发展之路。温亚利的研究遵循了张建国以课程作为林业经济管理学科起源的观点，但突破了学科起步始于解放后的传统观念，把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历史的视角扩展到民国晚期。在这个问题上，熊大同等认为，晚清兴新学，曾仿照欧洲与日本开设了新式学堂，并正式设立了近代林业教育机关，可以说林业教育的系统讲学开始于此。胡孔发等则指出，民国时期的林业教育有不可忽视的发展，很多高等院校设置了森林或林学系，而且还进行了教学实践，他认为这应算是中国高等林业教育的正式开端。分析以上研究成果，笔者认为:首先，中国正式的林业经济管理教育虽然是建国后在苏联的影响下开始的，但与晚清和民国时期的老一辈学者所做的铺垫和基础工作是不可分割的，深入研究其渊源与背景，有利于揭示我国林业经济管理教育和学科发展的内在规律;第二，学科的本质是根植于大学的教学和科研活动，研究学科的起源应以高等学校的相关教学科研活动为研究对象。基于以上考虑，本文以在高等学校(大学)开设林业政策学等林业经济管理核心课程作为起点，研究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起源问题。
晚清时期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萌芽
这是我国设分科大学之最早蓝图，农科大学设森林系，溯其渊源亦肇于此［8］。1903年6月，清政府组织修订学堂章程，于1904年1月修订完毕。修订后的学堂章程称《奏定学堂章程》，该章程规定大学堂内设分科大学，分科大学下设的专业由“目”改为“门”，这样原规划的农科林学目更名为农科大学林学门。《奏定学堂章程》还规定了林学门的详细课程在《奏定学堂章程》林学门的课程设置中，林政学已经规划为独立课程，而与林业经济管理学科核心内容相关的课程还有森林算学、森林管理法等，这些课程构成了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雏形。虽然1904年初已制定出正式的章程，但由于成立分科大学的条件不具备，之后一直处于筹建期，直到1910年，除医科外的7个分科大学(经科、法政科、文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才正式开办招生。其中农科大学于1905年开始筹建，1910年开始招生，仅开农学一门，招收学生17人，暂以日文教授。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农科大学一直没有正式开办林科［8］。从上述史料中可以得出结论，清朝晚期，大学里的林学教育仅仅停留在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的纸面上，并没有付诸实践。不过该章程详细规定了农科大学林学门的课程设置及教学要求，为后来农科大学林科的开办奠定了基础。清政府的林业教育规程中已包含了林政学等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相关课程，因此，这个时期是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萌芽期。
民国时期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起源
(一)民国初期大学开办林科1．民国初期的教育制度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了满清王朝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政体。民国建立以后，蔡元培被任命为教育总长，于1912年(民国元年)4月接管前清学部，组建教育部。同年10月，教育部《大学令》，效仿美国学制将大学分为文、理、法、商、医、农、工等7科，林学归属于农科;《大学令》还规定具备文、理两科，或文科兼有法、商二科，或理科兼有工、农、医者，可以称为大学，其余皆称专门学校。1912年12月，教育部颁布第33号令《专门学校令》，其中农业专门学校规程中规定林学科的科目有30门课程。1913年1月12日，教育部颁布《大学规程》。民国《大学规程》与清朝《奏定学堂章程》相比，农科林学门课程增加了农学总论、测树学、林价算法及森林较利学、森林管理学、林产制造学、制图学、殖民学、地质学实习、森林工学实习、制图实习等课程，取消了森林算学、林学通论、森林管理法、森林道路实习等课程［8］。民国初期的教育规程中，无论是《专门学校令》规定的农业专门学校林科课程体系，还是《大学规程》规定的农科林学门课程体系，林政学都成为其中重要的专业课程。森林管理法课程变更为森林管理学。森林算学在《专门学校令》中变更为森林数学，在《大学规程》中变更为林价算法及森林较利学。2．民国初期在大学中开办林科按照杨绍章在《中国林业教育史略》中所述，民国初期，全国共有4所大学，其中设置林科最早的是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1914)和江苏南京私立金陵大学(1915)［7］。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的前身即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成为北京大学农科大学。1914年2月，根据北洋政府教育部令，北京大学农科大学改为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脱离北京大学独立办学，于3月1日正式成立;1914年7月，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增设林学科，同年8月正式招收学生，第一期共招收林科学生14人［8，9］。北京林业大学长期以来都将办学历史追溯至1902年的京师大学堂农业科林学目。实际上如前文所述，京师大学堂林学目并未实质办学，1914年的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林学科，才是北京林业大学的办学起点。在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开设林科一年后，由美国基督教会在中国创办的教会大学———金陵大学也于1915年开设了林科，成为另一所于民国初期开办林科的大学。
(二)民国初期大学开设林政学等课程根据杨绍章先生的《中国林业教育史略》，民国时期首先设置林科的大学是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1914)。因此，本文以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林政学课程的开设为线索，探讨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起源。1．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林政学课程的开设时间根据《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规则》，林学科修业年限为3年，科目包括森林测量学、森林保护学、造林学、森林利用学、森林工学、林产制造学、森林数学、森林经理学、森林管理学、林政学、化学、物理及气象学、地质及土壤学、森林动物学、森林植物学、数学、法律概要及森林法律、经济学、财政学、狩猎学、殖民学、农学总论、德文、动植物试验、化学试验、测量及制图实习、制造实习、造林实习、实地演习，共计29门课程，其中前10门为核心课程。以上核心课程中，林政学、森林数学(林价算法)为第二学年全学年授课，森林管理学为第三学年全学年授课［9］。《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四年度周年概况报告书》(1915年8月─1916年7月)所记载的林学科第二年级授课时间统计表［9］显示，林政学、森林数学等课程已按规定完成授课任务。根据以上资料可以确定，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于1915年下半年，正式开设了林政学课程，这可视为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起源。到1916年，林政学、森林管理学、森林数学(林价算法)这几门课程已经在中国大学里开始讲授，中国林业经济管理教育的核心课程体系已经初步建立起来。2．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林政学等课程的授课教师《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四年度周年概况报告书》(1915年8月─1916年7月)虽然记载了林政学课程的授课时间，却没有记载授课教师。直到《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七年度周年概况报告书》(1918年8月─1919年7月)才有各课程授课教师的信息记载。根据王希群的研究，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林学科于1914年正式开始招生，当时只有程鸿书、张联魁和梁希(1916年任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教师，1917年继程鸿书之后任学校第二任林科主任)3名林科教员［10］。《中国农业大学史料汇编(1905─1949)(上卷)》在第200页收录了北京农业专门学校1916年呈报教育部的职工名册，资料显示，当年该校林学科的教员为:程鸿书(任林学科教务主任，承担森林经理学、森林数学、物理及气象学课程教学)、张联魁(任学监主任，承担造林学、林政学、法律概要课程教学)、梁希(专任教员，承担森林利用、森林工学、林产制造课程教学)、郑镇瀛(兼职教员，承担森林测量学教学)、钟毅(兼职教员，承担森林管理学、狩猎术的教学)［9］。《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七年度周年概况报告书》(1918年8月─1919年7月)记载，该学年林政学的授课教师是郑镇瀛，森林数学的授课教师是程鸿书，森林管理学的授课教师是钟毅［9］。分析以上资料可得出结论，1915年由张联魁在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首先开设了林政学课程。张联魁在该校任职时间不长即离去，后由郑镇瀛接替张联魁讲授林政学课程。张联魁，字惺午，生卒年不详，山西代县人，早年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历任孙中山及北洋政府参议员等职，1914年任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学监主任、教员，1915年在国内大学首开林政学课程，后离职，林政学课程由郑镇瀛接任。郑镇瀛，生卒年不详，湖北崇阳人，1916年到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任教，后接任张联魁承担林政学课程教学。除林政学外，国内最早开设的其他几门林业经济管理学科核心课程的授课教师是:程鸿书，生于1880年，卒年不详，湖北汉川人，清朝及中华民国教育家、林学家，1909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农科大学(今东京大学农学部)林科;1914年创办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林科，任林科主任，并承担了森林数学(林价算法)等课程;1921年离任回到湖北，曾任湖北教育厅厅长、湖北省立农业专科学校校长、湖北省立农学院教授，其后生平不详。钟毅，生于1886年，卒于1969年，江西省南昌市人，1914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林科，1916年到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林学科任教，承担森林管理学等课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曾任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江西省第二、三届政协委员。以上几位教师成为了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首批拓荒人。除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外，金陵大学也是中国林业经济管理教育的先驱。金陵大学于1915年开设了林科，传教士裴义理(JosephBailie)任主任。据1929年《金陵大学农林科课题概要》所述，已有林政学、森林管理学等课程［11］，何人主讲已不得而知，考虑到早期金陵大学的各系主任、教师都以外国人为主，首批教授这些课程的也可能是外籍教师。金陵大学林政学等与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直接相关课程的开设时间也要晚于北京农业专门学校。
民国时期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
1919年以后，随着农学院的增建和学校升格，国内开办林科高等教育的学校增多，分别是广东大学农科(1925)、中央大学农学院(1927)、山东大学农学院(1926)、浙江大学农学院(1929)、河北大学农学院(1930)、四川大学农学院(1931)、江西农学院(1934)、安徽大学农学院(1934)、东北大学农学院(1946)等［7，12］。到解放前夕，共有19所大学(含专业农学院)设置了森林系［7］。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不仅是国内首先开设林政学课程的大学，也是国内首先开设林业经济学课程的大学，并首先在林科下设置了林政学门(专业)。根据《中国农业大学史料汇编(1905—1949)(上卷)》记载，民国10年(1921)11月，承奉教育部核准，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改本科为4年，并在农科和林科下设门:农科分农业经济学、农艺化学、植产学、畜牧学4门;林科分林政学、造林学、利用学3门。各科一、二学年统一课程，三、四学年采用选课制。在林科3个学门课程设置方面，规定林政学门第三学年必修科目为造林学泛论、森林保护学、森林经理学、财政学、经济学、法学通论、数学、测量学、德文、造林实习、测量实习的制图、计讲义;第四学年必修科目为林政学、林业经济学、森林经理学、森林管理学、法律学、森林法、殖民学、德文、法律演习、计讲义、实习。造林学门和利用学门也把林业经济学列为必修科目，但林政学和森林管理学没有列入必修科目［9］。在次年(1922)的毕业名单中，林科造林学门毕业生8人，利用学门毕业生5人，没有林政学门毕业生［9］。查询其他资料，也没有发现有林政学门毕业生的记录。根据以上资料可知，虽然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在1921年即设置了林政学门(专业)，但由于招生等方面的原因，没有实质性办学。但林业经济学课程的开设是可以确定的，因为该课程是造林学门和利用学门的必修课，1922年两个学门的毕业生须在第四学年(1921年8月—1922年7月)完成林业经济学的课程学习。考虑到当时的专业课都是按学年排课，可以确定1921年下半年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在国内正式开设了林业经济学课程。这也是可以查到的国内最早开设林业经济学课程的记录，但没有查到授课教师的有关资料。1923年3月，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更名为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林科变更为森林系。1927年8月，国立北京农业大学并入国立京师大学变更为国立京师大学农科，森林系更名为林学系，农业经济学门升格为农业经济系。1928年10月，国民政府北伐胜利后，国立京师大学农科变更为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由于政局动荡、生源不足，该校林学系的林政学专业一直没有开办起来，只开设了林业经济学课程。根据1932年5月《北平大学一览表》中林学系课程指导书记载，林业经济课程为林学系四年级必修课，全学年开课，每周2小时，共4学分，内容为“讲授土地资本劳力分配诸原理与森林企业之关系”;林政学是全系四年级必修课，全学年开课，每周2小时，共4学分，内容为“讲授森林事业对于国家社会及人生之关系，并注意于限制维护保护奖励及发达之方策等等”;森林管理学内容为“讲授管理森林业务上之各种组织”;林价算法及森林较利学内容为“教授林地及林价计算上之理论与方法，并考定各种作业法制损益之方法”［13］。除了开设林业经济学课程外，当时国内也出现了林业经济学的教材。根据张建国记载，国内最早的林业经济学教材是曾济宪的《林业经济学》(1927年由上海新学会社出版)［2］。如前所述，20世纪20年代是民国时期我国高等林业教育发展的黄金期，中央大学农学院、中山大学农学院、山东大学农学院、浙江大学农学院、河北大学农学院都是这个时期设立的林学系(森林系)。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核心课程在这个时期也有所发展，在林政学、林价算法及森林较利学、森林管理学的基础上，林业经济学也发展成为独立课程，并出版了《林业经济学》教材。然而，高等教育和学科的发展最终取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人才和科技的需求。20世纪初期农林生产的兴起，加之日本及欧美林业教育思想的传入，促使了中国林业高等教育的兴起和发展。由于军阀混战、经济萧条，民族危机日益严重，20世纪30年代以后我国的林业教育出现了停滞甚至退步。据杨绍章先生的《中国林业教育史略》所述，1927年以前，北京农业大学和南京金陵大学学习林科的人数每年都在10人以上，以后开始逐年减少;1931年北平大学农学院森林系只招到一名学生;金陵大学森林系1938和1939年未招到一名学生;中央大学森林系从1931年有毕业生开始，至1949年的10多年间，共有毕业生130人，平均每年不到6人［7］。抗战胜利后局面虽有所缓和，但仍发展缓慢。资料显示，国立北京大学农学院森林学系1947—1949年间的毕业生人数分别是3、10、10，而该院1928年才成立的农业经济学系同期的毕业生人数分别达到14、31、29［13］。在这种大环境下，中国的林业经济管理教育事业也处于停滞甚至有所倒退的状态。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国立北京大学农学院森林系和中央大学农学院森林系的课程体系中都没有了林业经济学课程［7，13］。我国林业经济学课程发展出现断裂，建国后只能在前苏联的体系下重建，这也是造成后来我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
结语
一、我国高校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办学模式
（一）农林院校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办学模式
从培养目标看，各高校都强调该专业基本培养目标是为各级政府部门、涉农企事业单位等培养应用型人才，其中中国农业大学等6所农林院校突出强调专业型，而南京农业大学等3所高校则重点强调综合型；中国农业大学等7所高校对学生所需掌握的基本知识有具体要求，而华南农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对这方面要求较为宽泛。
从总学分看，各高校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总学分基本在160～180之间，西南林学院最高，为183．5分，中国农业大学最低，为160分；同时，各高校的必修课学分都占到总学分的40％以上，其中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必修课学分比重最低，占40．77％，中国农业大学必修课学分比重最高占75％；南京林业大学等5所高校将创新学分纳入学分体系，但仅东北林业大学与南京林业大学明确规定将其作为必修或选修，并对具体分值作了详细说明；各高校基本学制为4年制，同时中国农业大学提出可实行3～6年弹性学年。
从学科设置情况看，以中国农业大学为代表的重点院校，主干学科内容几乎涵盖了农（林）经济的各个方面。在特别课程上，浙江农林大学增设了“学会学习”课程，东北林业大学开设了“农林产品贸易双语教学”，而西南林学院增设了“法律基础与企业形象设计”等课程。
从实践教学体系看，各高校皆强调实习在专业学习中的重要性，包括农村社会调查与社会实践。
华南农业大学等3所高校拥有专门实习基地，浙江农林大学和西南林学院还加入了企业实习的内容。
在科研教学体系上，中国农业大学等重点高校将毕业论文作为主要考查内容，南京农业大学等5所高校则加入了科研训练等内容。
在特别制度与要求方面，中国农业大学与东北农业大学都实行了导师制；中国农业大学等有比较完善的科研资助及奖励体系；华南农业大学等3所高校对尖子生的课程学习给予一定自由。
（二）综合院校经济管理专业的办学模式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属于部门经济范畴，一般性通过对国内经济研究最为成熟的3所大学经管类专业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在培养目标方面，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强调以培养复合型人才为目标，其中清华大学将专业设于经济金融学院，培养目标带有经济学、金融学交叉特点；北京大学则着重于经济学培养要求；中国人民大学作为国内经济学领域的翘楚，率先开办了基地班，实行了经济学—数学双学位实验班的培养模式。
在学分体系方面，清华大学分春、秋2个学期，要求总学分不低于140，并且加入夏季学期实践环节（15学分）和综合论文训练环节（15学分），创新学分可转换；中国人民大学的学分体系分为社会实践与社会服务学分、课程（150学分）、非课程（20学分）3部分；北京大学学分体系相对单一，分为必修（占61％）、选修（占34％）和毕业论文3个主体。
在课程设置方面，3所高校主干学科基本一致，均以经济学为主，其中清华大学偏重于企业管理与财务方面，北京大学侧重于理论和应用经济学方面，中国人民大学的课程设置体现了其在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方面的专业优势。
在科研、实践教学体系方面，3所高校各有特色，其中清华大学以落实人才培养计划为主，而人民大学项目比较多样化，北京大学的特色在于弹性学分，学生选课自主性大。
在特别制度与要求方面，清华大学要求必须通过该校英语水平考试，选课自主性较强，同时对学校科研资助力度大；北京大学实行本科生导师制，学生选课同样具有较强自主性；而中国人民大学的特色体现在基地班教学中。
二、北京林业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办学模式的改革思路
（一）明确专业培养目标
农林院校不再单一强调应用型或研究型人才，而更多提及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就业也不再局限于农林方向，而要“既能从事农林经济管理又能胜任一般经济管理岗位的要求”。地方高校培养目标还应注重与当地实际结合，如东北农业大学强调“立足龙江，面向全国”，服务于黑龙江“农业强省”的需要、“三农”人才培养的需要及农业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全国性高校的目标对象更加全局化，如中国农业大学“为各级政府部门、涉农企事业单位、教育和科研单位”，清华大学“为经济、金融、工商等各界及各社会科学学术界”培养人才。
北京林业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宽厚经济学、管理学和（农）林科学基础知识，突出的专业学术素质和经济管理能力；熟悉（农）林业生产经营过程和相关政策法规；掌握（农）林经济管理方法和技能的高级管理、科研和教学复合型经济管理人才”，立足点高，综合性强，特色突出，目标明晰而高远。
（二）建立科学的学分体系
各高校普遍采用“必修课（通识教育课＋学科基础课＋专业课）＋专选课＋公选课”的模式，总学分在160～180之间，必修学分为100～120左右，实践教学约占30分，公选课种类规模各不相同，有些高校对某类公选课作最低分要求，而有些高校如清华大学则规定每学期公选不能多于一门。奚祥华、曹明宏等提出课程设置要打破传统公共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选修课基本模式，按照素质结构和专通结合、文理渗透的要求设置课程模块。另有部分高校对“创新学分”进行特别管理，可软性激励（东北林业大学代替选修），也可硬性规定（南京林业大学作为必修），亦有“先软后硬”（北京大学“研究课程”可自由选择但有不及格风险）。北京林业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课程分为通识教育（必修＋选修）＋学科基础教育（必修）＋专业教育（核心课（必修）＋选修模块1、2、3）＋实习实验（必修）＋毕业论文设计＋综合拓展环节，毕业生总学分为196．5，分值偏高，因此学生可自由选择的空间不大。
（三）设置合理的课程内容
农林院校在通识课、专业基础课上设置差异不明显，而在专业选修课的设置上有很大不同。如西南林学院在生态、心理、计算机等方面有广泛涉及，浙江农林大学还创造性地设置了生态环境类特色模块课程群及“学会学习”课程。与北京林业大学相比，其他农林院校的课程命名更加专业化，如农（林）业企业经营管理学、农（林）政策学等。2011年底，北京林业大学农林经济专业进行了新一轮的课程调整，在大一和大二重视基础学科的学习，在大三和大四增加了选修课程的选择，但是在专业课设置方面，没有很好地体现农林院校的特性，建议增加农林院校的专业性设置，比如由“企业管理学”进一步延伸到农林企业的管理等。
（四）丰富实践教学
多数农林院校建立了丰富的实践体系，如专业文献综述等科研训练与农村调查等社会实践。
高校对科研立项的重视和建设程度不同，比较成熟的如清华大学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科研立项管理非常严格且文件齐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人才培养基地的实践教学最为齐全，有基地学生导师制等9大科研实践教学模式。然而，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实习对“经济管理”体现不足，尚未完全与林学、林业工程类实习区分开，只有华南农大等少数高校有专门针对经管专业的实习基地。北京林业大学农林专业在大三阶段都会安排实习，学校也花费了很多人力和财力，时间较短，而且内容多以林业为主。
郑炎成等针对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实习面临的经费难以保证、对象难以确定等困境，提出“就近选点，解剖麻雀”实践教学模式［6］，对此北京林业大学可以“梁希”实验班为试点，进行摸索创新；同时专业实习尽量本地化，可以降低成本，也易于可持续化和常态化。
（五）实行弹性学习制度
部分学校提出3～6年毕业的弹性学制，但实际操作中并不多见；各校对于尖子学生有不同待遇，如华南农大给予旁听权利，东北林大则可提前选修，更为常见的是在学院内部设置强化班、实验班等，对尖子学生进行集中教学与管理。浙江农林大学非常人性化，学生除可自主选择专业、课程与教师外，还可自主选择学习进程，减少课程时间冲突，避免学生在按偏好选课时难以取舍的情况。
北京林业大学农林专业设置了“梁希班”，也希望打造尖子学生，不过选择余地还是不大，和其他班级的学生没有本质差别，学生和老师的互动需要加强，在课程选择和资源配置方面也应有所倾斜。
（六）科研型和就业主导型并行
高校培养的人才并不都是科研型人才，应该在科研型和就业主导型方向有所区分。特别是在专业设置上，要突出实用性和灵活性。在教学方法上，要做到教室、实验室和现场相结合，书本教育和技能操作并重，使学生在校时与社会近距离，毕业时与社会零距离，成为有多技之长的“抢手货”。目前北京林业大学在科研型和就业主导型方面的区分较少，现在大学生就业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难题，因此在就业主导型方面应该加强。
（七）推行导师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