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资本的核心是金融资本。资本的国际运动是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最深刻的变化发生在金融领域，而金融全球化则是这一变化的集中表现。金融全球化的实质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新技术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资本主义的国内和国际经济关系所作的调节，其目的仍然是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一、金融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克服自身危机发展的结果。信息革命为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提供了技术和生产力基础，而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化则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形成的必要条件。在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经典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关系并没有改变，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统治关系也没有改变，但是资本的增殖形式却发生了变化。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货币资本是资本价值的主要形式，它对资本使用价值的生产起着决定性的、支配的作用，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利润的实现和货币的增殖。在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实现了历史性进步。资本的价值形式演变成货币资本和金融资本二元结构。金融资本的发展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结果。金融产品是最抽象的商品，它不同于其他商品，其区别在于它只有价格而没有价值。因此，金融产品是虚拟产品，金融资本是虚拟资本。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最深刻的变化发生在金融领域。由于金融资本的发展，直接金融取代了中介金融，成为资本价值的最主要形式。金融及其衍生产品的发展使金融资本在时间和空间上，对资本使用价值的生产实现了全面的、不间断的、有效的控制，从而实现了资本的增殖，即资本利润的最大化。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垄断资本是资本对人类社会生产的最高统治，它把生产的社会化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因是：
（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在信息革命推动下，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第三产业：服务、信息业的发展，需要金融资本的支持。
（二）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调整的需要。在私有化浪潮中，大量私营企业的融资活动以及股权分散化等推动了金融资本的发展。
（三）资本对外扩张的需要。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推动了世界金融市场的一体化。2000年，全世界直接投资超过1万亿美元，是1990年的5倍，1982年的17倍。到2001年6月为止，国际贷款已达7万5千亿美元，是1990年的10倍。1998年，十大外汇交易市场日均外汇交易额已超过1万9千亿美元，是1989年的3倍。全球日均外汇交易量从1989年的5700亿美元，上升到2004年的19000亿美元。在资本扩张中，跨国公司的发展十分引人注目。1980年，跨国公司的营业额为3万亿美元，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5％，而1999年，跨国公司的营业额则达到14万亿美元，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10％，为世界出口贸易总额的2倍。在金融资本的推动下，资本集中和积聚规模和速度达到空前的高度，企业甚至跨国公司本身成为商品，并购势头凶猛，10年时间，增加近10倍：???
国际范围内的公共干预对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关键性作用。二战后，这样的干预共有两次：一是1970年，布雷顿森林协定废除，黄金非货币化，美元自由浮动；二是20世纪80年代初，以美、英为首的发达国家相继实行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国际范围内的公共干预证明，金融垄断资本已成为国际垄断资本。而国际垄断资本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国际垄断价格攫取超额垄断利润。
金融资本具有双重性质。金融资本不是经典意义上的食利资本。不能把金融资本与经济发展简单对立起来，资本的增殖过程需要金融资本的介入，它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金融资本并非置身于生产变革过程之外，它是发展信息和服务业的载体，甚至可以说，金融产品本身就是特殊的信息产品。金融资本的发展促使信息和服务产品转化为商品，并通过高新技术的开发，实现资本的增殖。金融资本特别是风险资本的发展为促进新技术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垄断资本具有进步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金融垄断资本又建立了金融专制统治，成为加强和扩大国内和国际剥削的工具。今天，金融已发展成相对独立的领域，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分离的现象日趋严重。金融投机造成了金融和经济的不稳定并频频引发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垄断资本对经济发展又具有破坏作用。应该用历史和辩证的眼光看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即将崩溃。但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又包含了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它将沿着克服矛盾和危机并产生新的矛盾和危机的辩证过程前进。
二、金融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金融全球化发生的背景是，发达国家遭遇70年代初二次能源危机的冲击，战后“黄金30年”结束，主要发达国家经济进入“滞胀”时期，生产过剩，特别是制造业生产过剩，资本利润率下降，资本贬值，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下，出现了资本积累过剩和流动性相对过剩的情况。资本主义为了摆脱危机，拓展生存空间，大力推进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的全球化，而金融全球化则是资本全球化的枢纽和杠杆。法国学者比埃尔·勒·马森指出：“金融全球化不过是为医治利润率下降而使用的镇痛剂”。②另一位法国学者、《金融全球化》一书的作者弗朗索瓦·沙奈则阐明了金融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关系，他认为：“脱离调节学派所说的‘福特主义调节方式的危机’以及马克思主义者所描述的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典矛盾（这一矛盾从1950年到1974年衰退以前被长期抑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重新出现，就不能理解金融全球化这一现象。逐渐积累起来的大量资本作为借贷资本力图以金融的方式增殖，也只能从投资于生产的资本日益增长的增殖困难中得到解释。”③资本的过剩积累促使大量资本从生产领域流入金融领域，成为推动金融全球化的强大动力。由此可见，金融全球化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是生产和资本社会化发展的产物。它优化了资本资源的配置，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即西方学者所说的，从福特主义的增长方式向金融资产的增长方式的转变。它缓和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和危机，扩大了资本主义的生存空间。在金融全球化发展时期，美国保持了长达10年之久的经济增长，其股市盈利率创下历史最高水平。1989—1995年，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从2508.9点上升到5117.1点。1997年又飚升到7908.3点，1999年3月25日突破1万点大关，达到10006.8点。1990—1997年，扣除通货膨胀因素，股市投资回报率为13.1％。某些基金，例如对冲基金的资金回报率竟高达30％。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繁荣④。
三、金融全球化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影响
在金融全球化中，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它们是金融全球化的始作俑者，也是金融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它们在金融全球化中发挥了推动、引导和控制的作用。这种主导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产业结构和金融业优势。在信息革命的推动下，发达国家不断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在主要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均达到75％以上。信息业和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服务业发展迅速，目前金融业已成为美国最大的产业，80％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均来源于以金融投资为主的服务贸易。近20年来，发达国家金融业内部结构也作了调整，非银行金融机构和直接金融所占比重加大，融资效率提高，交易成本降低，金融资本的社会资本基础扩大，加快了金融资本的积聚和集中。投资公司、养老基金、互助基金、保险基金等共同基金成为英美等发达国家最重要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在技术方面，发达国家金融业占绝对优势。金融产品是特殊的信息产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发达国家金融创新层出不穷，新的金融衍生产品不断推出。此外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都有比较完善的金融法规、严密的避险机制和监管体系。
（二）发达国家政府直接参与推进金融全球化。发达国家政府除了实行特别有利于金融资本发展的货币金融政策以外，还通过发展公共信用和国际信用，直接参与支持金融资本的活动。例如,经合组织国家政府把国民生产总值相当可观的部分，即预算开支的20％或国内生产总值的3%—5％，转移到持有国债的金融资本所有者手中，从而使金融资本成为永久性实际正利率的受益者。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资料，仅美国国债就占了经合组织国家国债总和的39％。国债市场成为国际债券市场的支柱。这一市场掌握了世界金融市场30％的金融资产。这些资产不断寻求稳定的、流动的收益，其流动性是由二级市场来提供保证的，它们在二级市场中不断进行交易以实现增殖。这就是西方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幅度增发国债的原因。目前，除外汇市场外，国债市场已成为最大的金融市场。1980年，美国国债日交易量为140亿美元，而1993年则达到1200亿美元。1999年底美国国债累计发行余额5.77万亿美元⑦。
世界资本主义自2008年开始爆发全球性金融一经济危机，至今没有完全复苏。要说明这次危机的原因和性质，必须首先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
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发展和演变过程。特别是在20世纪的最后二三十年，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化尤为巨大，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特征。第一，经济的信息化。信息技术是在电讯技术、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到20世纪70年代后，以微电子技术、个人电脑和网络为标志，推动了整个经济的信息化。信息技术不仅改变了商品和劳务的生产方式，使更多的物质产品的生产实现了自动化，大大加快了商品的流转过程，而且使劳务的远程即时利用成为可能，极大地扩展了生产要素的配置空间。信息技术还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包括交流、交易、教育、娱乐等各个方面。第二，经济的服务业化。这表现为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平均已达到68％，美、法等国甚至超过70％。服务业已取代工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部门。正是这一特征，使许多西方学者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第三，经济的虚拟化。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货币、证券、外汇、金融衍生品等非实物的虚拟资产急剧膨胀，其增长速度大大高于GDP的增长率，虚拟资产的交易额与实际商品和劳务的交易额相比已大得不成比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仅国际汇兑市场每天的交易额就高达14000亿美元，而与之相对应的实际的国际贸易只占5％－8％。虚拟经济在资产存量和交易数量方面都已大大超过了实体经济。第四，经济的全球化。虽然经济全球化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的一种长期和固有的现象，但这一过程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生了重要变化，不但商品和资本的国际流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而且货币与信息的国际流动得到空前的发展。世界经济正在商品、生产要素、资本、货币、信息的全面跨国流动基础上联成一体。
然而，在这些直观和表面的特征后面，还可以观察到资本关系的更深层次的变化。这包括以下几个重要方面。第一，在资本形态上，资本的社会化达到空前高度。这种高度的社会化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说明。一方面，是资本的终极所有权的高度分散化。在股份制发展和股票持有人日益增多的基础上，20世纪后期年金基金和共同基金的扩大更加分散了资本的终极持有，而法人资本和机构投资者的兴起则进一步提高了资本的社会化程度。但另一方面，高度分散化和社会化的资本却是集中在少数大公司和大金融机构手中由其支配，结果是强化了掌握着资本直接所有权的能动的资产阶级管理阶层的资本权力。第二，在资本结构上，金融业资本相对于非金融业资本占有主要地位。在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银行资本、证券资本、风险资本、投机资本等金融业资本不仅对于实体经济中资本的运转和积累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而且对于一国甚至世界经济的稳定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金融业资本相对独立的过度膨胀大大加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性。第三，在资本占有剩余的方式上，资本通过实体经济创造剩余相对于资本通过非实体经济再分配剩余的重要性在下降。大量资本在虚拟经济领域的逐利活动实际上是再分配和占有实体经济中已创造的物质财富，这构成了过剩资本积累的新方式，也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腐朽性的一面。在资本家看来：“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周期性的狂想病，已演变为现代资产阶级的一种经常性的病态。第四，在资本的实现条件上，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外部市场相对于其内部市场的重要性在上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的迅速积累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效需求的相对饱和，在20世纪70年代后已形成了全球性的生产过剩和积累过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已越来越难以在其内部充分实现，而不得不更加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现实的和潜在的市场。几百年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从未达到现在这样高的程度。
以上的特点表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对这个新阶段，左派学者有各种不同的概括，如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阶段等等。我倾向于把当代资本主义称为金融化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划分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发展阶段，应以和资本结构变化相联系的资本主义制度结构演变的主导特征为标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作为金融化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正是突出了这个阶段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导性的制度特征。它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依然具有垄断资本主义的性质，因为作为垄断资本的巨型企业在资本主义的主导产业中仍然占有支配地位，尽管在一般部门中资本的竞争性有所加强；当代资本主义的垄断资本又具有全球化的特征，它们已经在生产要素空前自由国际流动的基础上进行全球化的资源配置，并通过跨国投资与并购来争夺、瓜分和控制主导产业的世界市场；当代资本主义的垄断资本更具有金融化的特征，不仅金融业资本及其交易已发展到在资本总量中占有压倒优势，而且非金融企业也大量从事金融交易，金融业和非金融业的垄断资本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起支配作用的资本力量和获取高额金融利润的主体。因此可以说，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已不同于19世纪末期以前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或20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一般垄断资本主义，或二次大战后到20世纪90年代前的国家调节的垄断资本主义，而是进入到一个新的金融化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从以上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演变和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主要特征的简要论述中，可以初步得出几点基本判断。第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经济在资本积累内在矛盾的推动下，会不断地发生演变。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技术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具体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不断得到调整。这表明，资本主义还具有适应生产社会化而不断调整自身的能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演变也还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第二，尽管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面貌与古典资本主义已经完全不同，但资本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并没有变。资本主义生产仍然以资本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追逐利润仍然是资本主义经营的根本目的，资本之间仍然存在着竞争关系。只要资产阶级还掌握着政治统治，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演变就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性质。第三，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演变既然没有改变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经
济制度的性质，当然也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内在矛盾。现实的和潜在的各种深刻矛盾通过变化了的经济条件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仍然困扰着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并进一步加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腐朽性和不稳定性。这种腐朽性和不稳定性的最新最严重的表现，就是当前这场全球性金融一经济危机。
此次全球性金融一经济危机的特殊性
这场世界金融一经济危机的特殊性究竟在哪里，应该如何概括?我倾向于以下观点：这场发端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危机不同于传统的工业主导型经济危机，而是一场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这或许可以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全球化条件下经济危机的新的表现形式。
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和危机基本上是工业主导型的，是由工业部门特别是制造业部门中的投资波动所直接支配的。在工业主导型的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发展过程中，金融因素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周期上升阶段较低的利率、充裕的货币供给、急剧的信用扩张和渐趋狂热的证券市场，适应了并大大促进了由利润上升预期所驱动的工业投资高涨；而危机时期的高利率、货币紧缺、信用断裂和股市暴跌，则成为引致和大大加剧工业生产及投资下降的推动力量。然而尽管如此，在工业主导型的经济周期和危机过程中，货币信用关系的剧烈波动和金融危机的发生仍是派生的现象，原动力还是来自工业部门。
此次经济危机则有所不同。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虚拟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使大资本日益依靠金融业的过度发展和“创新”来驱动实体经济的投资和消费。如果说90年代美国IT金融狂热与泡沫对推动当时的超长周期起了巨大作用，但在相当程度上还有实体经济中信息技术设备投资的实际支撑；那么在世纪交替时期IT泡沫破裂以后，美国大资本就更加依靠金融因素来刺激消费与投资，以保持经济的表面繁荣，攫取大量金融利润与实际利润。其中，住房抵押贷款特别是次级住房抵押贷款起了关键作用，这反映了居民住房的金融化，美联储从2000年到2004年连续多次降息(联邦基金利率从年均6.24％一直降到1.35％)，也配合并推动了房屋抵押贷款的扩张。结果，房地产金融的狂热不仅刺激了住宅投资和固定资本投资的迅速增长，日益上涨的房价、股价则借助财富效应扩大了居民以债务为基础的个人消费，并带动了来自全球的巨大的商品进口与供给。可见，这一轮周期的驱动力显然不是植根于工业部门，而是首先来自金融领域。而以房地产泡沫破灭和次贷危机为基础的金融危机的爆发，也必然导致美国和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用“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来概括这场全球性危机的总的特征或特殊性是合适的。
由此还可进一步探讨此次引发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的类型。关于金融危机的一般性界定，金德尔伯格曾引用戈德史密斯的定义：“所有金融指标或某一组金融指标――包括短期利率、资产(股票、不动产和土地)价格、商业清偿能力等指标都产生了不同寻常的、短暂的急剧恶化，以及金融机构倒闭。”由此可以把金融资产价格急剧下降和金融机构大规模破产看作金融危机的基本表现。但金融危机的具体类型可能有所不同。就其与实际经济危机的关系，学术界通常将其区分为独立(于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和(与经济危机)共生的金融危机两种基本类型。这种区分对于认识金融危机的具体性质无疑很重要。但我认为，共生性金融危机似乎还可以进一步分为两类：派生性金融危机和先导性金融危机。派生性金融危机主要与工业主导型经济危机相适应，它们是由工业危机支配和派生出来的；先导性金融危机主要与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相适应，它们虽然离不开实体经济中的矛盾这个基础，但对实体经济中矛盾的加剧和危机的爆发起着更为先导性的作用。这里的“先导性”，主要不是从时间序列的意义上说的，而是从逻辑关系的意义上说的。如果这个观点能够成立，那么这场开始于2007年的美国金融危机似乎就可以界定为先导性金融危机。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条件下，经济危机已经日益转变为金融危机形式，工商业危机很少或不再发生了。我一向不同意这种看法。但在新的条件下，危机的形式的确有变化，独立的金融危机确实更为频繁，经济危机也可能具有更强烈的金融色彩。
此次金融一经济危机的根本性质
此次全球性经济危机是不是一次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在学术界也存在着不同看法。有些学者认为，这次危机爆发前，美国的制造业规模一直在相对缩小，生产并未超过需求，而个人消费却极其兴旺，并不存在生产过剩问题。所以这次危机的直接原因与往常不同，它不在实体经济领域而在金融系统。
对这种相当流行的观点我也不太认同。我的基本认识是，尽管这场世界经济危机中金融因素起了主导性或先导性的作用，但它的深层基础仍在实体经济领域，根本原因仍在于实体经济中的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这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分析，即经济全球化虚拟化的经济背景，经济全球化虚拟化条件下美国特殊的资本积累模式，以及美国实体经济中供给与需求的深刻矛盾。
首先，看经济虚拟化全球化的大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一个经济上的“黄金时代”，在大约20多年时间里实现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空前的高速积累和经济增长，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能力迅速扩大，数量空前的制造业产品被提供给世界市场。其结果便是生产成本的急剧上升和市场容量的相对不足，导致全球性生产能力过剩与资本过剩，最终不能不使资本利润被挤压。这种现象从1965年开始显现，到70年代更为加剧。面对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的严重生产能力过剩和利润率下降，资本开始寻求两条出路。一条出路是，把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投资转向劳动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亚洲和拉丁美洲某些具有一定基础并实行外向型经济的国家或地区。这促进了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资本积累和逐渐兴起。但这种发展只会使全球制造业生产能力进一步扩大，全球性积累过剩与生产过剩的基本形势在总体上并未缓和。资本选择的第二条出路，就是向金融部门转移。当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的利润率低下时，资本会自然涌向金融部门，通过对虚拟资产的全球性经营来获取高额利润。资本向金融部门转移并进行全球性经营的强烈冲动，得到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国家强大的政治响应和政策支持。美、英等国的宏观政策开始发生巨大转变，从凯恩斯式的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转向经济自由主义，实行私有化、自由化和放松管制，并以此来拯救深陷“滞胀”困境的国内经济。这正是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全球化的深刻的经济根源。早在1987年，斯威齐和马格多夫就已经敏锐地指出经济金融化与生产能力过剩之间的基本联系。法国左翼学者沙奈也指出：
“金融全球化是15年来私人资本(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加强自身地位的运动与政府原有的越来越行不通的政策之间矛盾冲突的结果，这一切发生在‘黄金时代’结束的大背景之下。虽然金融全球化早在6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但是脱离……马克思主义者所描述的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典矛盾(这一矛盾从1950年到1974年衰退以前长期受到抑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重新出现，就不能理解金融全球化这一现象。逐渐积累起来的大量资本，作为借贷资本力图以金融的方式增值，也只能从投资于生产的资本日益增长的增值困难(统计数字清楚地说明了这种情况)中得到解释。”这种观点，已成为西方多数左翼学者的共识。
其次，考察当今以金融化全球化为特征的美国资本积累模式。在上述大背景下，美国力推金融化全球化趋势以试图建立一种新的资本积累模式。其特征是：第一，在将一般制造业转移到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同时，通过金融资本的积累和经营来刺激消费需求，以拉动投资和大规模商品进口，维持美国和世界经济一定程度的增长，并从中获取高额金融利润与工业利润。第二，一般制造业向国外转移，不仅在国外特别是新兴发展中国家获得高额投资回报；在国内也加剧了对工人阶级的压力而有利于压低实际工资；同时通过大量进口廉价工业品而保持了国内较低的通货膨胀率。第三，对于国内制造业萎缩和大量进口工业品所造成的巨额国际收支逆差和财政赤字，借助美元不受黄金约束的准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殊霸权地位，通过发行美元纸币来支付，再依靠大量出售国库券向国外借入美元来平衡收支。长时期的美元贬值趋势则使美国可以在实际上赖掉一部分债务。这就在美国“形成了新自由主义时期一种新型的经济结构，一方面是实业生产大规模地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造成国内生产疲软，居民消费充当了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另一方面是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和宽松的金融政策环境吸引着国际资本的流入，助长了金融市场的膨胀”。美国借助这种新型积累模式，实际上占有和利用了全球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原材料资源乃至资本资源，从中攫取高额利润。不可否认，经济金融化全球化的发展，确实帮助美国走出了“滞胀”困境，在80年代中期开始了利润率回升，并在90年代实现了所谓“新经济”繁荣，进入新世纪后也维持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然而问题在于，美国的新型积累模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与消费的深层矛盾，反而加剧了全球性的生产过剩和积累过剩。这种生产过剩从此次危机中美国、欧洲和日本工业生产与实体经济曾经发生的全面下降中已反映出来。美国左翼学者布伦纳是主张这种论点的突出代表。他特别批评了那种认为此次危机是一场典型的“明斯基危机”、金融投机泡沫破裂在危机中起了核心作用的观点，强调指出“这是一场马克思式的危机”，虽然为了理解当下的危机“你还必须证明实体经济的虚弱和金融崩溃之间的联系”。
第三，再看美国实体经济中供给与需求的深刻矛盾。实际上，近几十年来美国国内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是很深的。这从美国实际GDP增长与雇员实际工资增长的对比中可一目了然。1972年到1995年，美国实际GDP增长了96％；雇员的平均每小时实际收入却下降了16％，平均每周实际收入下降了22％。1995年至2007年，美国实际GDP增长了43％；雇员的平均每小时实际收入仅提高了10％，平均每周实际收入仅提高了9％。事实上，2007年美国雇员实际每小时平均收入仍比1972年低7％，实际每周平均收入仍比1972年低15％；尽管同期美国实际GDP已增长到280％，将近两倍。这还仅仅是根据官方的平均数据，考虑到近几十年收入不平等的迅速加剧，消费倾向更高的普通雇员其收入下降程度必然更大，实际的有效需求不足会严重得多。
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后能保持经济正常增长，1991年和2001年的两次衰退似乎也不严重，甚至出现个人消费十分兴旺的现象呢?这除了工人家庭不得不提高劳动力参加率(主要是妇女)和延长劳动时间(如做兼职工作)以增加收入外，原因正在于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和全球化。其中，通过金融运作扩展债务经济，对于推动消费需求的表面繁荣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随着金融化的发展，大企业日益依靠资本市场筹措资本，商业银行作为企业信用中介的功能下降，便转而将个人收入作为利润源泉，大力推行个人收入的金融化，首先是住房的金融化，包括对那些工人阶级中较贫穷的一部分人发放次级房屋抵押贷款。政府的低利率政策和金融业的证券化发展则大大助长了个人收入的金融化趋势，形成日趋膨胀的房地产泡沫。这种金融膨胀不但刺激了居民的住房消费，还通过房屋价格的不断上涨，使居民可以依靠房屋市场价格超过房屋按揭金额的净值来申请贷款用于消费或投资。房地产价格上升与证券市场价格上升一样，它所形成的财富效应使居民敢于大规模举债以扩大个人消费。所以与金融化相伴而行的，必然是居民储蓄率的下降和债务的急剧增长。这种现象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所谓“新经济”繁荣时期已经出现，在当时股市异常飙升的刺激下，储蓄率从1992年的8.7％狂落到2000年第一季度的0.3％；同时家庭借贷则急剧上升，在1993－1999年期间家庭债务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高达94.2％。2001年信息技术泡沫破灭以后，房地产泡沫开始膨胀，债务消费的狂热再起。美国个人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从2002年的2.4％下降到2007年的0.4％。在2000－2007年的短短8年中，非农业不动产抵押贷款债务余额猛增116％，其中1－4口之家的房屋抵押贷款债务占到3／4以上；同时期消费信贷债务余额也增长了47％。而这8年间，实际GDP的增长不过区区的17％；雇员平均每周实际收入的增长更只有微不足道的2.1％。
所以实际情况是，美国通过金融化全球化所推动的债务扩张，刺激了表面旺盛的个人消费支出，进而带动了商品进口和国内供给的增长。由于美国的经济规模和进口规模十分巨大，结果必然加剧美国乃至全球性的生产过剩，使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更趋尖锐化。由金融债务驱动的消费过度掩盖了实际的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在金融化全球化条件下，看美国的生产过剩不能仅看其国内的工业产出，还应该包括巨额的产品进口；同样，看美国的需求不足也不能仅看由债务支撑的个人消费支出。这种缺乏实际收入增长作后盾而单纯由金融泡沫刺激起来的债务消费是极端虚弱的，一旦金融泡沫破灭，债务消费锐减，供给与需求的尖锐矛盾立即显现，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爆发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