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
依照201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二条的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本条还详细叙明了六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别及内容，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和保护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其内在原因就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价值。
甘肃省作为历史上重要的少数民族及其政权的发源地之一，贯通关内与古代西域的重要通道，在各个古代少数民族的繁衍生息、历史变迁中留下了大量古代文物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大一部分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例如极富盛名的敦煌艺术、藏族唐卡、庆阳剪纸以及藏医药等等数十种之多。这些被保护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在历史上曾经对当代社会的经济和文化做出过重要贡献，更在现代社会为甘肃省的经济文化起着不可替代的促进和宣传作用。
(一)历史传承价值
对于一个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经过了古代到现代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社会变迁，有的民族被战争、自然灾害以及当权者的政策性分离强制迁徙，分散到了全国乃至国外的不同地域，能够联系这些不同地域的民族情感的只能是那些被传承下来的民族文学、民族艺术或者民族服饰等，这些都是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劳动、生活中流传下来的，不仅是民族的文化精髓，更是一个民族的共同情感支撑，可以说，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民族的灵魂。因此，对于加强民族认同感，增强民族凝聚力至关重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研究历史事件、古代社会经济文化状况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方面正史记载详细的主要是中央王朝社会的方方面面，而对少数民族政权的记载只在与中央王朝发生关系的事件中才做详尽的记载。另一方面，很多古代少数民族，尤其没有建立政权的少数民族很少有自己的文字和语言，因此并未将自己民族的历史记录下来。而被流传下来的口头文学、艺术品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历史的产物，对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和人类认识水平作出了最直接的反应，对于被记载的历史也起到了证明和补充的作用。例如甘肃省裕固族遗传下来的很多民间文学、口头传唱对于发掘古代甘州回鹘的历史，其作用不可小觑。
(二)经济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地区不可替代的特色产物，常常能够被当地市场发现并开发为文化产品，这些文化产品的开发和制造离不开当地居民，更离不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支持，因此能够改变当地群众的经济状况，为社会的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例如本文上述的裕固族小毡帽，不仅为当地居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也解决了一部分就业。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民俗、民间文化也成为了各地旅游业的巨大卖点。不难发现，无论大小，冷热门的景点，必然有旅游纪念品出售，而民俗、民间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又能够为旅游业带来独特的视角，成为宣传的卖点，从而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而旅游业的发展又能够反过来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如此便能够形成一个良好的循环。
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刑法罪名适用
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世界各国就已经注意到并开始着手以法律手段保护这些人类的精神文明成果。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11年6月，我国也颁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然而如今社会信息通讯极为发达，人与人的交往及人口迁徙流动都非常频繁，这些现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形成了巨大的冲击，造成了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
就甘肃省来说，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是重申报而轻保护，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申报前非常受欢迎，各地有关部门和单位都抢着申报，但是在获得项目经费以后却将经费挪作他用，不仅影响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传承和发展，也影响了人们群众参与的热情。二是对于一些严重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为惩罚力度不够，只停留在行政处罚的层面上，对于一些已经触犯刑事法律的行为也不以犯罪追究。三是在制度的落实上还存在执行不严的问题。
因此，笔者认为，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还应当适当的运用刑法手段，从而形成民事责任、行政处罚和刑事制裁的阶梯式保护。对照《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为有可能触犯的罪名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破坏文物的犯罪
依照《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二条的规定，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实物和场所，属于文物的，适用《文物保护法》的相关规定，也就意味着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实物和场所，达到犯罪程度的，可能涉嫌我国刑法中的“妨害文物管理”相关罪名。例如，位处甘肃省敦煌市的敦煌莫高窟，记载了大量供养人画像、体育属性的壁画、十世纪以前的各门类画作、200多个音乐题材窟洞、反应社会生活和风俗习尚的舞蹈场面、大量的建筑史资料，这些壁画对于探索当时的历史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资料。如果行为人蓄意破坏或者过失损毁了这些壁画，应当以故意损毁文物罪或过失损毁文物罪定罪处罚。这一类犯罪是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可能触及的罪名，在定罪时应当注意被破坏对象的属性和级别，以免放纵犯罪或者造成冤假错案的发生。
(二)贪污渎职的犯罪
依照《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规定，国务院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保存等管理活动中，应当依法律履行职务。因此，上述部门工作人员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管理工作中有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以及徇私舞弊行为，情节严重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应以滥用职权罪或者玩忽职守罪定罪处罚。按照我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上述单位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保管工作中“造成公共财产或者法人、其他组织财产直接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不满30万元，但间接经济损失150万元以上的”或者虽未达到这两项数额标准，但“两项合计直接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或者合计直接经济损失不满30万元，但合计间接经济损失150万元以上的”或者其他使国家、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应以犯罪处理。需要注意的是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都属于普通法条，与其他特殊法条发生竞合时，应以特殊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来处理。具体来说，我国《刑法》第四百一十九条规定了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损毁、流失罪，因此，当国务院及地方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保管工作中，因严重不负责任，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实物类珍贵文物损毁、流失的，应以《刑法》第四百一十九条规定的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损毁、流失罪处罚。
国家和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应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管、保存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另外，获得批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保管单位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费的使用中如果有挪用情形的，应当以挪用公款罪定罪处罚。需要注意的是此处的挪用是指归个人使用，即挪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经费归个人使用，进行贩卖毒品、等非法活动的;数额较大，进行投资、贸易等营利活动的;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归还的，以挪用公款罪定罪处罚。但是将经费挪作公用，如给单位添置办公设施，或将此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经费挪至彼项目的，不构成犯罪。当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保管经费的，则应当以贪污罪定罪处罚。
(三)侵犯人身的犯罪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代表性传承人对于培养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继人才、保存先关资料、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活动以及公益性宣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代表性传承人的生命健康遭受犯罪行为的侵害时，不同于普通的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的被害人，例如很多民间曲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靠传承人的口耳相传，一旦对传承人的人身进行侵害，就可能造成该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失，也就意味着这样的犯罪行为所侵害的客体不仅有被害人的生命健康权，还会侵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性。当然，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因此只能以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定罪，但在量刑时应将是否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失作为酌定情节，从重处罚。例如，甘肃省玛曲县牛角琴演奏技艺仅剩近70岁和30岁的父子两位传承人，演奏曲目也只有《珠姆挤奶》、《黑马恋乡》、《唢呐金曲》、《尕旦孜布》4首。如果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不仅会造成危害他人生命健康的后果，而且会造成此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失，则对其量刑时应考虑从重处罚。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九条分别规定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区域性整体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中，应当尊重当地居民的习俗以及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促进我国社会和谐、弘扬和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重要工作，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以人为本，因此，在调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中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情节严重的，应当以《刑法》第二百五十一条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定罪处罚。但是现行刑法尚不能解决情节严重的侵犯汉民族习俗的行为，笔者认为，在将来的刑法修正案中填补此空白，对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进行修订，犯罪对象不再局限于少数民族。
三、适用刑法应注意的问题
(一)刑法的谦抑原则
我国刑法立法及司法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刑法的谦抑原则，刑法的谦抑性，又称刑法的经济性或者节俭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的刑罚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抗制犯罪。具体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刑法适用上来说，能够不用刑罚的，应该坚持少用或者不用，因为刑罚是剥夺犯罪分子人身自由等严厉的制裁方式，如果涉嫌犯罪，能够用非刑罚方法处理的，就坚持不用刑罚，可以使用训诫、责令具结悔过等方式。
(二)特殊的阻却违法事由
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其特殊的时代特征，通常会涉及某些特殊的语言、技艺等，这其中有可能会涉嫌违反现行刑法，例如，浙江药发木偶的第64代传承人周尔禄就曾因制作木偶所需的火药而被当地公安机关以涉嫌非法制造爆炸物罪而刑事拘留。类似的案件不能不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最尴尬之处，因此，在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活动中涉嫌犯罪的，侦查机关应尽责会同有关部门调查，确属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事宜的，应认定为阻却刑事违法的事由，不以犯罪处理。
文化环境是社会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环境是指在特定的时空中存在的,能够体现或影响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的各种文化因素的总和,它主要包括物质形态、制度形态、观念形态、活动形态和心理行为形态五种表现形式。它由文化的方方面面在人的内在心理和外在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而产生。文化环境的熏陶功能、教育导向功能、社会辐射功能、凝聚功能和娱乐调节功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发挥着其他几方面难以企及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文化环境的构建。
一、重视物质形态文化环境的创建
物质形态文化环境是指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一切物质条件的总和。一是指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物而表现出的文化,它包括大多具备收集、记录、整理、保存、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信息及资料功能的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档案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等的物质条件。二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物化在物质产品中的文化,如民族民间工艺用品、邮政纪念封等。《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各级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科技馆等公共文化机构要积极开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和展示,有条件的地方可设立专题博物馆或展示中心。”有鉴于此,高度重视物质形态文化环境的创建十分必要。
首先,加强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文化馆和研究基地的建设。一方面博物馆等上述机构应做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和记录建档工作,这是构建物质形态文化环境的先决条件和基础。通过普查工作深入了解、挖掘存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对其进行记录归档。由于非物质文化具有很强的“生命性”和“活态性”,不像有形文化那样是静止不变的,因此,对它的记录和保存不能仅仅采取单一的文字记录方式,而是应采取录音、录像、拍照、文字等多种方式进行真实、全面、视听结合的立体记录。在此基础上利用数据仓储技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确认、归类、整序、组织研究等,建立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据库,系统有效地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各种信息和资料的保存。另一方面就是要定期或长期在图书馆、文化馆等场所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多种形式的陈列展示。如,图书馆可设立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专架,提供丰富的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文献信息资料;也可利用自身的资源和功能优势,宣传和介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种知识,如专题图片展览、声像展览等。博物馆等机构则可提供专门的展览中心,陈列展示与非物质文化相关的物品和声像资料,并可依托馆藏的有形物品,对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制作技艺、习俗礼仪等过程进行充分展示。各地的博物馆、文化馆等还可邀请当地的民间艺术、民间技艺的传人、大师等来馆展示他们的技艺、绝活等。多种场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陈列展示能大大增加社会民众接触和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机会,在无形中提高他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和关注程度,同时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多样化的展示空间。
其次,国家要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的投入。2004至2006年,我国财政每年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经费2000万元。为加强部级名录项目的保护工作,2006年国家财政支付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补助经费4000万元,并拨付各地,再由各地安排保护工作专项经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长期而持久的工作,国家与地方财政的投入与专项经费的管理工作的有序进行,这样做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物质投入,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正常进行。
再次,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物化在物质产品中的文化建设。为了不断提高广大民众主动参与保护和承担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职责的文化自觉,一切与文化相关的机构如旅游、邮政等等部门必须要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族意识,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物化在物质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要通过生产物质文化产品如邮票、旅游册、文化工艺品、玩教具等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物化在物质产品中的文化环境。
二、着力制度形态文化环境的建设
制度形态文化环境主要指为了满足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需要而建立的各种典章制度和法则及固定的体制所体现的文化。主要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组织机构、管理机制、政策法规、决策规划、行为规范、公约条例、规定办法、实施细则等等制度。以法律法规等形式能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和意义,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纠正不恰当的保护措施,惩处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径,规范广大人民群众的行为和作风,保证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工作的正常运行,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支持和保障系统。
如何着力制度形态文化环境的建设呢?我们认为,首先,政府要进一步加强立法,这是从制度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条重要路径。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不断深入,国家先后出台颁布了一系列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政策法规及文件,如,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确立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方针和目标,对建立协调有效的工作机制,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等作了明确要求。随后,国务院又下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要求各级政府从对国家和历史负责的高度,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切实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并决定设立我国的“文化遗产日”。紧接着,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公布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公布了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后又公布了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这对建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和保护传承人具有重要的示范和推动作用。其次,国家要进一步建立健全面向群众、服务群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组织、管理机制和传承机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专业性强、涉及门类广的工作,在保护工作中,我们既要充分发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作用,也要充分发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的作用,要组织专家委员会以及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开展旨在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效方式及保护的资源建设、队伍建设、管理模式和工作机制等重大实践问题和基础理论的研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提供理论基础和决策参考。另外,一些地区也要尽快制定和建立保护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规和保护工作机制,以推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良好开展。
三、力求观念形态文化环境的营造
观念形态的文化环境主要是指主导和制约着非物质文化的,包含着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生活信念等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物质载体、精神沟通的手段,如各种书籍著作、文学艺术作品及信息化时代下的网络语言等。书籍、文学艺术作品、网络语言以其存在的广泛性能在很大范围内用多种方式和手段呈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信息,传递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念。良好的观念形态的文化环境不仅能随时增进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广泛了解,更能有效传递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正确观念。
良好的观念形态文化环境的形成有一个历史积淀的过程,也有一个培育、创造、发展的过程,它要经过不断锤炼,不断培育,才能在文化传承中得到升华。创设良好的观念形态的文化环境可通过以下几种途径来实现:第一,利用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书籍著作传播正确的观念导向。书籍具有较强的知识权威性,编辑出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门著作或在相关书籍中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能让人们系统、全面地了解和接受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种知识,其中所传达的思想和理念也能帮助人们形成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正确观念。第二,利用形式丰富的文学艺术作品多角度多样化地表现保护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题。故事、小说、舞蹈、美术、戏剧、影视等多种形式的文学艺术作品能在潜移默化、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传递保护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信息和观念,促使人们在艺术形式的陶冶和影响下不知不觉中产生思想上的共鸣。因此,鼓励、支持、倡导不断创作反映保护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是创设良好观念形态文化环境的重要途径。第三,发挥网络语言的独特功能,从观念形态层面上构建良好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网络文化环境。随着计算机和网络的普及,网络语言逐渐成为了一种新型的传递信息以及交流与沟通的手段,且在功能方面具有高效性、快捷性、广泛性等特点。利用网络搭建呈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平台,建立、规范和完善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门网站,采用网络论坛等形式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问题,展开广泛的交流与沟通等均能发挥网络语言在保护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独特功能。如,通过解说文字、静态图像、三维动画以及其他相关视频等形式来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也可通过设立相关网站等形式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应内容实现网上和远程访问;还可在数字博物馆中利用先进的虚拟现实技术来打造一个生动逼真的三维虚拟环境,让观众与馆藏品之间实现互动。数字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平台的构建不仅为广大的社会公众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随时可接触的环境和互动形式,更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开拓了广阔的表现空间和多元化形式。
四、强化活动形态文化环境的创设
活动形态的文化环境主要指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或为广泛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而进行的各种展览、巡游、演出、比赛、论坛等等活动。以活动形式存在的文化环境在一定程度上能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和对社会公众的影响力,提高人民群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增强全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同时,也能给传承人展示技艺、传授技艺和交流的机会与空间。如,中国木版年画展、中国民间剪纸艺术精品展、中国传统纺织技艺展、中国皮影精品展、中国木偶精品展、“光明来自东方造纸、印刷与保护”展以及中国少数民族文物展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展览活动,既能体现民间艺人巧夺天工的技艺、奇思妙想的灵感,又能从多方位、多角度展示我国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彰显我国民族文化深厚的内涵,帮助人民群众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又如,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珍稀剧种展演活动,从全国各地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珍稀传统戏剧项目中精选文化内涵丰富、演员演出技巧出众、剧种和剧目富有特色的珍稀剧种,社会公众能在那里欣赏到我国目前优秀的珍稀和濒危剧种,进而激发人民群众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再如,举办为探讨和研究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重要课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区的设立及保护模式问题”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坛、讲座活动,既能使社会公众更多地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丰富内涵,也能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探寻一条科学的、健康持续的发展道路。总之,通过各种展览、巡游、演出、比赛、论坛等活动,借助各种活动的特殊魅力和教育所起的作用,能对社会公众的思想品德、行为规范、生活方式等方面产生直接的或潜移默化的影响,能使他们受到哲理的启迪、心灵的感悟、情操的熏陶,从而提高他们辨别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的是非、善恶、美丑的能力。
创设良好的活动形态的文化环境,首先,各级部门应经常性地组织各种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活动,并加大媒体对其的宣传、展现力度,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吸引人们的关注和参与。其次,还可依托民族和社区的传统风俗习惯和节庆礼仪活动进行宣传。由于其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十分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更应加大保护和支持力度,保障活动得以延续和流传。
五、加大心理行为形态文化环境的构建
心理行为形态的文化环境侧重指人们心理层面上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观,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自觉、保护意识,以及由此引发的行为习惯等。保护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旦缺乏人们正确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观及文化自觉,非物质文化遗产必然难以得到保存、积累和发展。教育既是文化得以保存的工具,也是文化传递的工具,因此,教育能使一代又一代人经济而高效地获取自己的民族文化,使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保存、继承和发展。不仅如此,教育能对个体心理、行为的形成起到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良好的心理行为形态的文化环境创设,教育是关键。
发挥教育在构建心理行为形态文化环境方面的作用主要可从以下三方面入手。首先,要通过教育形成全社会广泛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文化自觉意识。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教育目标,选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教育内容,能有效系统地帮助人们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认识保护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民族文化传承、对保存民族文化的完整性与丰富性等方面的重要意义与价值,进而形成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觉意识,养成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觉行为。其次,要通过教育培养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情感认同。教育应关注人们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情感。人们只有从情感态度上真正认同并喜爱民族的非物质文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持续的自觉意识和自觉行为。因此,从教育目标的确立、教育内容的构建、教育方法的选择上都应充分考虑受教育者的情感因素,努力使其产生对我国非物质文化的积极情感。再次,要通过教育提高人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为能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很多表现形式与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对其的了解需要人们具备一定的文化感悟及艺术鉴赏、艺术表现能力。借助教育能有效提高人们对非物质文化的感悟理解能力及对其中所渗透的艺术形式的鉴赏、体验和表现能力,这样能使人们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显示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觉行为。
桦树皮技艺在我国主要是北方狩猎民族使用，已有悠久的历史，多项考古挖掘都有证明。例如1963年黑龙江镜泊湖畔莺歌岭遗址出土了一件桦树皮器物，距今已有3000年历史；1959-1960年内蒙古呼伦贝尔鲜卑古墓群出土桦树皮器物20余件，其中包括桦皮器物盖、桦皮盒、桦皮弓和弓衣，据考证属于东汉末年。而现有博物馆和民间收藏的桦树皮制品更为丰富，几乎涵盖了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大到居住建筑、交通工具，小到烟盒、火柴盒，可以说除了煮饭用的锅以外，任何器具都可以用桦树皮制作。常见的桦树皮制品类型有桦树皮房子（也称撮罗子）、桦皮船、桦树皮容器、桦树皮服装鞋帽、桦树皮包、桦树皮武器套、桦树皮装饰品，等等。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前，我国北方狩猎民族还保持着相对传统的狩猎生活方式，也保留和使用着较完整的桦树皮技艺。1954年以后，北方狩猎民族响应国家号召陆续实现定居化，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的变化直接导致了狩猎文化和桦树皮技艺走向衰落。首先，桦树皮技艺完全失去原有的效用，人们的生产、生活用品没有必要再使用桦树皮来制作，新型的瓷器、金属器、塑料制品迅速取代了桦树皮制品；其次，桦树皮技艺的原材料和制作技艺都处于难以为继的困境，造成掌握和从事该项技艺的人数迅速萎缩；再次，现代城市文化的冲击使得当地居民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审美观发生变化，传统的加工技艺与产品样式已不能满足当下大众的审美需求。这些都导致桦树皮文化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视野。如今，在黑龙江和内蒙古地区，掌握传统桦树皮技艺的人少之又少，桦树皮器物在当地百姓家中也不多见，而更多的是在各旅游景点出售的现代桦树皮旅游纪念品。在考察走访中我们发现，除了已纳入国家或省级传承人名录的人还在使用传统技艺制作少量器物外，其他从事桦树皮加工的人几乎都是在按照各自的方法制作桦树皮旅游纪念品，既不考虑手工传统的延续问题，也不顾及批量生产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追求的只是短期经济回报而已。
二、开发+利用=保护与传承的新思路
在对黑龙江省呼玛地区桦树皮技艺的考察中发现，为了增加收入和提高加工速度，很多人都采用了新的加工方法甚至机械加工，原材料除桦树皮外全部采用低价新材料，在装饰上也尽量简化和迎合大众。这样的做法既不能体现传统手工技艺的特点也缺乏美感，更不宜量产，甚至可以说生产的越多，对传统桦树皮技艺的保护与传承越不利。我们认为，当下出于保护与传承目的的桦树皮技艺利用应该分两个方向进行：一个方向是完全采用传统的方式制作，要数量少、材料和技艺纯正，主要用于研究和文化传播；另一个方向是通过理性分析，开发和利用其工艺精髓，结合时代特色赋予新面貌和样态，即我们提出的“开发+利用=保护与传承概念下的量产制品，用于创造经济价值和传播民族文化、提高大众认可度。
1．“开发+利用=保护与传承思路符合桦树皮技艺发展需求
这一思路的确定有其现实原因，首先，桦树皮技艺依托的原材料在当前条件下已非常不易采集，例如制作桦皮船的大块整材和缝制桦树皮所用的犴筋、鹿筋现已很难采集到，如果不对原材料进行二次开发设计，势必导致该项技艺因原材料匮乏而失传；其次，以往北方少数民族采集桦树皮制作器具只局限于生活必需品，采集数量不多，而今因经济目的进行的原材料采集已大大超出当地森林资源的承载量，出于保护资源的目的，应该为量产桦树皮制品制定出更合理、健康可持续的施行方案；再次，目前内蒙古和黑龙江地区居民采用的新加工方式虽然在短期内创造了一定经济价值，但是从长远来看无疑会降低这项古老技艺的艺术和历史价值，甚至会造成传统技艺被完全消解的情况。所以，从艺术设计学的专业角度出发，利用专业优势对其原材料、加工技艺、民族特色进行创意的开发利用，赋予其新的面貌是具可行性和发展前景的做法，更具有保护和传承传统桦树皮技艺的作用。
2.“开发+利用的内涵
从艺术设计学的角度提出的“开发+利用=保护与传承概念强调从专业优势和特点出发，对开发利用的内容、形式和手段的设计，体现“艺术的、“设计的内涵特点。“艺术的开发利用首先指要发现传统工艺的艺术价值所在，以桦树皮技艺为例，其艺术性首先体现在桦树皮制品的外形、色彩、加工技艺的观赏性上，我们可以从专业角度用专业手法对这些艺术特点进行整理、归纳、强化并展示出来；其次，“艺术的开发利用指用艺术的手段加以利用，并用艺术的手法表达，这方面可以从艺术设计学涉及的各个专业方向入手，例如从产品设计角度可以开发桦树皮技艺相关纪念品、商品，从视觉传达设计角度出发可以开发桦树皮技艺题材的视觉形象、符号，从环境艺术设计的角度出发可以开发桦树皮技艺主题性的空间形式，从媒体设计的角度出发可以开发桦树皮技艺题材的影视媒体、移动媒体应用，等等。用艺术设计的手段和形式展现传统手工技艺的美，是利用得天独厚的专业优势，扩大传播受众面、增强传播效果的有效途径，更是保护与传承传统文化的有益尝试。“设计的开发利用主要指对开发利用的内容、形式、途径、效果评价的设计，只有经过理性、缜密的考察设计，才能保证整个开发利用过程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在这个环节我们将面临若干问题，例如要利用哪些元素，怎样利用，如何平衡开发利用与保持传统原真性的关系，是设计开发新型的桦树皮制品还是只借鉴利用其技艺特点而开发全新的产品，开发与利用的效果如何评价。这些问题都要在具体的开发利用时具体对待，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2013-2014年，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初步的尝试和实验，用“开发+利用的概念设计了一组环保容器，其定位是体现桦树皮技艺加工技巧、有北方狩猎民族典型特征的新型旅游纪念品。选择做容器设计源于桦树皮技艺一贯体现出的实用为先理念；在原材料的选取上我们做了大胆的二次开发，完全放弃以往采用的桦树皮，而使用更环保的再生纸，这主要是出于资源保护和可持续设计的考虑；容器的外观形状、拼接方式、装饰图案则借鉴传统桦树皮技艺的外形和加工特点，从完成的作品来看，虽有待改进之处，但不失为一种可试行的量产方案。
3.开发与利用的前景
桦树皮技艺和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一样，面临着原有的文化生态逐步被现代文化消解，而新的文化正在重构的处境。我们不得不接受有些传统工艺如果不能与时代共同发展就必然消失的现实，以桦树皮技艺为例，现今既没有对桦树皮制品的生产生活必然需求，也没有制作桦树皮制品的丰厚物质、地理条件，该传统技艺走进博物馆只是时间的问题。所以，如果能够从艺术设计学的角度出发，开发这项传统技艺中可以发扬、利用的审美要素，并以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和审美需求的形式展示出来，让人们还能通过视觉、触觉感受这种传统文化的魅力，不失为一种积极、务实的态度和做法，可以期待它未来有更大的发展前景，被广泛应用于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
三、桦树皮技艺可供开发与利用的价值所在
通过实物考察研究和相关人物访谈，我们整理出桦树皮技艺在加工技巧、成品造型和装饰手法、选材三个方面的开发利用价值。
1.桦树皮技艺在加工技巧方面的开发利用价值
传统的桦树皮制作技艺流程一般经过剥取—加工—剪裁—装饰—缝制五个步骤。桦树皮的剥取通常在农历五至六月份进行，因为这段时间桦树的枝干与外皮之间含水量多，容易剥取；树皮剥取后在使用前先将树皮正反两面凹凸不平的部分剥去，再通过浸泡、火烤或蒸煮处理，使其具有一定的柔韧性；软化处理后的树皮根据制作对象大小结构不同进行剪裁；裁剪完成以后桦树皮就可以进行装饰了，常见的装饰手法有彩绘、压印、刻划、剔刻、拼贴等；最后一道工序是缝合成器，早期多用鹿、犴的筋或红松根缝制，后期常采用麻线与兽筋混合的线缝制。用传统工艺制作的桦树皮制品不借助任何铁钉、化学胶，却经久耐用、防潮防水，表现出高超的性能，有许多我们现代设计可以借鉴和利用之处。其中最典型的加工技巧一是对桦树皮进行软化处理的技巧，一是桦树皮的榫接技巧。新剥取的桦树皮干燥坚硬不便于制作器物,北方少数民族创造性地用火烤、蒸煮、掩埋发酵的方法使其软化，以达到进一步加工的目的。类似的将木质硬纤维软化的技术目前已经广泛应用于设计领域，例如弯曲木家具、弯曲木陈设等。通过研究桦树皮实物和采访，我们发现这种将桦树皮软化的技巧更具灵活性，也更适用于小型器具的制作，因为火烤、蒸煮、发酵的时间和火候都较易掌控，且可以随时根据需要调整，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在利用木质纤维制作形态特殊、精细度高的作品时更有优势，这是我们可利用的技巧。桦树皮技艺的另一个典型技巧是榫接结构。这种榫接结构巧妙地解决了桦树皮条状坯料两端连接，围合成筒状的问题，且非常稳定、耐用。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曾对一个桦皮筒进行解剖观察，发现榫接结构的原理是通过将桦树皮修剪成正、负互补性状后互相插接、咬合达到连接的目的；整个结构没有任何钉子、粘结剂和缝制的痕迹，连接部位借助形状的咬合和材料微涨的特性完美结合在一起，可满足盛水盛物的要求。在设计领域，材料连接是比较常见的问题，桦树皮技艺的这种榫接方法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启发，可以加以广泛利用。
2.桦树皮技艺造型和装饰手法方面的开发利用价值
桦树皮制品的外观造型丰富，在满足使用功能的前提下也注重形式美感，尤其是日用器具类中的桦皮盒、桦皮筒、桦皮篓、桦皮罐、桦皮壶、桦皮包、桦皮摇篮等。例如桦皮盒子有方形、圆筒形、椭圆筒形、有盖形，桦皮筒有带盖形、有耳形、有绳带形，桦皮篓有束口形、直筒形。除了外观形态以外，桦树皮制品的表面装饰和色彩也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例如桦皮盒子上压刻的云雷纹、驯鹿纹、植物纹样都直接来源于生活，显得格外生动、粗犷；色彩上北方少数民族喜欢使用代表萨满教的色彩，如黑色、黄色、红色、蓝色，这样的色彩搭配表现出原始、神秘的美感。从艺术设计角度来看，以上外观和色彩上的特征都可以作为代表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和达斡尔族的典型元素来加以利用，这方面我们项目组在设计制作北方狩猎民族地区旅游纪念品的过程中做了初步的尝试，获得了较理想的效果。桦树皮器具的表面装饰手法主要有彩绘、压印、刻划、剔刻、拼贴，其中压印、刻划、剔刻是比较有特点且值得借鉴和利用的。传统的压印是通过打击骨质雕刻器的末端在桦树皮上印出由凹点组成的图案和花纹；刻划是直接用骨质雕刻器在桦树皮上划出图案的线条；而剔刻的手法基本和漆雕的手法类似，是用刀具依图案的轮廓剔除一定厚度的桦树皮，可以形成阴刻和阳刻两种不同的效果。无论是压印、刻划还是剔刻，操作起来都很简单，而且适应性强、用途比较广泛，也较容易取得有立体感的效果，有较大的可利用性。
3.桦树皮技艺在选材方面的开发利用价值
诚如学者们研究所示，从人类学角度界定的文化空间，其类型是多种多样的。向云驹认为，文化空间的自然属性表现为:文化广场、广场文化、宗教场所、古村落、海岛、集镇中心、“大房子”、庙宇寺观教堂、神山、圣山、湖泊等形态;其文化属性表现为:岁时性的民间节日、神圣的宗教聚会纪念日、周期性的民间集贸市场、季节性的情爱交流场所、娱乐性的歌会舞节、盛大的祭祀礼仪及其场所、语言、族群的各种独特文化、独特的历史传统等形态。①大致而言，江南城市休闲型文化空间的形成是商品经济长足发展和城市消费风尚转移的必然结果。王锜(1433－1499)就描述过他的亲身感受: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弘治)，愈益繁盛，闾簷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珍羞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丝累漆之属，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此固气运使然，实由朝廷休养生息之恩也。②由此，笔者认为江南都市中的文化空间大约从明弘治年间开始兴盛至晚明愈益发达，经清初数十年战乱，城市生活一度萧条零落，并在清初高压统治和思想钳制下，人们生活往往循规蹈矩，迨至乾嘉时期，江南城市休闲生活和通俗文化的发展才又兴盛起来。晚清江南上海开埠，西风东渐，城市生活风尚发生重大变化，一些文化空间甚至带有殖民色彩(如晚清上海英法公共租界的四马路，见下文———笔者注)。其间虽有萧条与繁荣的起伏变化，但城市文化空间的内涵和特征在变化中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其类型大致可分为广场型、庙会型、水体型(湖泊、内河)、街区型以及园林型等，并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试详述之。
(一)江南都市文化空间的类型
1.广场型。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界定的广场型文化空间在国际上较为普遍，典型的如摩洛哥马拉喀什老城的吉马•埃尔弗纳广场的文化空间。千百年来，吉马•埃尔弗纳广场就是音乐家、说书艺人、舞蹈家、魔术师、行吟诗人等活动的场所，形成独特的民间文化展示地。明清江南城市中的此类场所并不鲜见。苏州府城在明清时代不止一处广场，比较著名的城市广场就有三处:一是虎丘千人石，二是玄妙观前广场，三是阊门外朱家庄广场。虎丘千人石，其范围略似城市广场，这里不仅是外地游客必到之地，也是当地居民、文人士子、青楼艳妓、歌舞艺人等举行游艺活动的地方，某种程度上，其游憩主体的文化程度、身份地位相对较高。晚明公安派著名作家袁宏道曾运用夸张的笔墨记述道:“每至是日(指农历八月中秋———笔者注)……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栉比如鳞，檀板丘积，樽罍云瀉，远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雷辊电霍，无得而状。”①嘉道间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载，玄妙观内广场“杂耍诸戏，各奏其技，以资谋食。如绳伎走索、狡童缘橦、舞盆飞水、吞刀蹑蹻、傀儡牵丝、猴猱演剧，或隔帷象声，围场扑打、盲叟弹词……靡不毕至，以售其艺。”阊门外朱家庄广场“新年百戏竞陈，观者麕集。货郎蚁聚，星铺杂张，酒炉茶幔，装点一新，其热闹与元都(指玄妙观———笔者注)相埒。”②也就是说，朱家庄广场与玄妙观前广场相比，其热闹程度毫不逊色。据甘熙《白下琐言》记载，南京夫子庙贡院前的广场每逢正月，“有卖雀戏者”，嘉庆间“有卖戏法者，为北省人设场于泮宫前”。③2.庙会型。乌丙安认为:“遍布在我国各地各民族的传统节庆活动、庙会、歌会(或花儿会、歌圩、赶坳之类)、集市(巴扎)等，都是最典型的具有各民族特色的文化空间。”④它是在固定时间、固定地点周而复始地进行某些综合性民间文化活动的场所，而明清江南都市中的庙会则具有类似的特征。杭州西湖香市是晚明文学家张岱一直津津乐道的文化盛事。他说:“至香市，则殿中边甬道上下，池左右，山门内外，有屋则摊，无屋则厂，厂外又棚，棚外又摊，节节寸寸。凡胭脂簪珥，牙尺剪刀，以至经典木鱼，伢儿嬉具之类，无不集。”⑤明清时代，民众普遍具有城隍信仰，在城隍诞日，香火最盛。于是城隍庙及其广场便成为民众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袁景澜所记嘉道间苏州府城隍庙，“牲醴酬献，笙歌演剧，庙无虚日……或称神诞日，会首鸣金号众，威仪杂遝，百戏罗列。金钱玉帛，川委云输”⑥。3.水体型。江南为水乡，城市居民亲水文化典型地表现在城市内河和湖泊中的游憩活动及其所衍生出来的休闲文化上，形成独具地域特色的水域文化空间。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河流型线性文化空间，如南京的秦淮河、苏州的山塘河、无锡的惠山河塘;二是湖泊型面状文化空间，如杭州西湖、苏州葑门外荷花荡、嘉兴的莺泽湖等。晚明南京秦淮河，“三月即开水关，画舫次第而进，下浮桥、陡门桥、上浮桥……通心桥、莲化桥，各归一浜，无能紊乱”⑦。同时期张岱的《西湖七月半》描述了杭州各阶层民众的西湖游憩行为特征是，“杭人游湖，巳出酉归，避月如仇”，⑧形成独特的地域休闲文化习俗。嘉兴鸳湖(又名莺泽湖)早在明代就是风景名胜区，特别是湖边的烟雨楼更是观赏风景的绝佳场所。“湖多精舫，美人航之，载书画茶酒，与客期于烟雨楼。客至则载之去，舣舟于烟波缥缈。”⑨乾隆《元和县志》载，苏州“虎邱山塘，吴中游赏之地。春秋为盛，冬夏次之。每花晨月夕，仙侣同舟，佳人拾翠，暨四方宦游之辈，靡不毕集”①。晚清秦锡光称，常州府无锡县“湖船俗称花船，客集，例开惠山河塘，晚归泊酱园浜，邀月纳凉，笙歌彻夜”。②4.街区型。明清时代，江南中心城市如江宁府、苏州府、开埠后的上海等大城市中一般都有相对集中且长期演变形成的“历史街区”，如南京夫子庙贡院街、苏州山塘街、上海英法租界的四马路等。前两者实际上是一种河街混合模式;后一种是所谓的“十里洋场”，它是晚清政府内外交困、太平天国战争阴霾笼罩下的特殊产物，带有浓重的殖民色彩。南京的传统休闲游憩地分布于夫子庙附近的秦淮河两岸，俗称“河房”。“前明河房，为文人宴游之所，妓家则鳞次，旧院在钞库街南，与贡院隔河遥对，今自利涉桥至武定桥，两岸河房丽姝栉比”。③此外，苏州南濠上下塘、开埠后上海的四马路，都是公共游憩空间。“盖英界据沪上之胜，四马路又据英界之胜……而四马路为会归焉。大抵游沪者有七事:戏园也、酒楼也、茶馆也、烟间也、书场也、马车也、堂子也”④。以四马路为中心的十里洋场是晚清沪上娱乐文化消费的公共空间，曾经盛极一时。5.园林型。论者多认为江南私家园林多为士大夫个人私密休闲空间，但在江南还存在形式各异的公共游豫园林，并形成了不同于私园的文化个性。杭州西湖自古以来就是一处公共游憩空间，每逢清明、中秋等传统节日，都会有丰富的文化休闲活动。明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记载:“苏堤一带，桃柳阴浓，红翠间错，走索、骠骑、飞钱、抛钹、踢木、撒沙、吞刀、吐火、跃圈、筋斗、舞盘，及诸色禽虫之戏，纷然丛集。”⑤随着时代的变迁，江南某些私家园林逐渐对外开放，并形成当地居民固定的游乐场所。在苏州的“南园、北园之间，虎阜、灵岩之畔”，“宝榭朱楼，红妆按曲。画桥乌榜，诗客传觞。歌舞百戏，乐声嘈杂，数里并无阒境”⑥。晚清以后，江南私家园林的公共游憩功能逐渐加大，杭州“西湖名园鳞次，多茂林修竹、花卉之饶。方春士女遨游，连肩接衽”。⑦同治《苏州府志》记载，苏州“诸园皆于清明日开，令人输钱入游，立夏日止，无虚日。妖姬、静女、游侠、贵介踵相接也”⑧。在康雍乾时代，松江府园林功能就发生了转变，从原初的小众精英分子的“雅集”到乾嘉时代的园庙结合后的大众“市集”的转变，也即从私人休闲之所向公共游憩空间的转变。⑨“今造城隍庙于其中(指豫园———笔者注)，为市估所占，作会集公所。游人杂遝，妇女如云，医卜星相之流，亦无不毕集”瑏瑠。开埠后上海的豫园“竞设茗馆及各色店铺，竟成市集，凡山人墨客及江湖杂技，皆托足其中”瑏瑡。晚清上海张园成为观光旅游、展览、购物，甚至公共集会之所。
(二)江南都市文化空间的特征
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意义上的文化空间特征，国内学者众说纷纭。向云驹认为，文化空间往往具有综合性、周期性、神圣性、族群性、娱乐性等特点①。但总体来看，空间性、时间性、文化性是学者们公认的文化空间特征。②通过史料的爬梳钩沉，笔者认为，明清江南都市文化空间大致具有公共性、周期性、娱乐性、地域性、文化性等特征。1.公共性。文化空间的公共性是指游憩主体不分贫富、贵贱、男女，任何人都可以在这个空间中以自己喜爱的方式活动。晚明时代的苏州虎丘中秋夜，“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妓戏婆、民间好女、崽子娈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傒童走空之辈，无不鳞集”③。清代中期的苏州玄妙观前广场，“五方群估丛萃”;杂耍卖艺者“各奏其技，以资谋食……贵贱相还，贫富相贸易，人物齐矣”。即使深处闺中的妇女也不甘寂寞，“妇女之容饰妖邪者，游人环集之，谓之打围”④。2.周期性。在固定时间、固定场所上演文化事件，这是“非遗”文化空间的典型特征。苏州虎丘山塘、千人石，南京夫子庙前广场、杭州西湖、无锡惠山河塘等公共文化空间都是一年中重要节事活动的举办地，特别是新年、元宵、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这种周期性也可以说是岁时性、季节性，它是农业文明的体现。张瀚的《松窗梦语》云:“杭俗春秋展墓，以两山逼近城中，且有西湖之胜，故清明、霜降二候，必拜奠墓下……且二时和煦清肃，独可人意。阖城士女，尽出西郊，逐队寻芳，纵苇荡桨，歌声满道，箫鼓声闻。”⑤南京夫子庙前广场，每当新年“医卜星相之属纷列于道。弹者、唱者、舞者、跳者以及鱼龙曼衍”⑥。端午节龙舟竞渡一般固定在传统文化空间中进行，比如秦淮河、虎丘山塘等水体类文化空间。张岱说:秦淮河房“年年端午，京城士女填溢，竞看灯船……舟中鏾钹星铙，燕歌弦管，腾腾如沸。士女凭栏轰笑，声光凌乱，耳目不能自主”⑦。在苏州，“每岁竞渡市”，“杂耍之技，来自江北，以软硬工夫、十锦戏法、象声、间壁戏、小曲、连相、灯下跳狮、烟火等艺擅长”⑧。中秋节也是江南民众最为重视的节日，虎丘“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游人往来，纷错如织，而中秋为尤胜”⑨。3.娱乐性。江南文化空间中的民众休闲活动体现出极强的娱乐性，形成民众普遍认同的文化娱乐方式，数百年不易，且深入骨髓。正如叶权所言，“大家坟墓俱在两山，四方宾旅渴想湖景，若禁其游玩，则小民生计绝矣。且其风俗华丽，已入骨髓，虽无西湖，不能遽变”。瑏瑠这种全民狂欢性活动也多发生在这些公共文化空间中。“吴门竞渡，盛于山塘，土人于四月梢，即起龙舟开演……至端阳前后十余日，观者倾城，万船云集。远郡士女，结伴纷来，鬓影衣香，雾迷七里”瑏瑡。至夏日，则“游闲子弟争携画舫，载酒肴，招佳丽，呼朋引类，舣棹于胥江万年桥谾或虎阜十字洋边……佳人雪藕，公子调冰，随意留连，作牙牌、叶格、马吊诸戏，谓之斗牌，或习清唱……或即凉亭水榭，招盲女琵琶，弹唱新声绮调。更有游士滑稽，演说稗官野史，杂以科为河上大观，水鸭、水鼠、满天星、遍地锦、金琖、银台、赛月明、风车、滴滴金，不一其名，不一其巧。曾凭红板桥阑，望东水关及月牙池前，灯影烛天，爆声溅水，升平景象，图绘难橅”②。杭州西湖历来是各阶层民众休闲娱乐之地，汪汝谦谓:“大抵游观者，朝则六桥看花，午余理棹湖心亭，投壶蹴踘，对奕弹琴，象板银筝，笙歌盈耳。”③4.地域性。江南都市中的文化空间是长期历史积淀的产物，形成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晚明文学家张岱长期寓居杭州，在其晚年的记述中往往会将本地域的休闲活动和文化表现与其他地域相比较，从而突出其所描绘对象的特征。西湖香市，赶庙会者“如逃如逐，如奔如追，撩扑不开，牵挽不住。数百十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拥于寺之前后左右者，凡四阅月方罢，恐大江以东，断无此二地矣”。④虎丘千人石竞歌，袁宏道、张岱都曾对其极尽夸张性的描绘。虎丘八月半，“鼓吹百十处，大吹大擂，十番铙钹，渔阳掺挝，动地翻天，雷轰鼎沸，呼叫不闻”。让人更为惊异的是，千百人同唱一首歌，其场面之宏大，令人瞠目。“杂以歌唱，皆‘锦帆开、澄湖万顷’同场大曲”，“席席征歌，人人献技”⑤。“使非苏州，焉讨识者”，在张岱看来，这样颇具地域特色的节日文化，也只有苏州才有可能存在。即使祭奠先人的传统节日———清明节，江南人在这些公共文化空间中的表现也让外来者不可思议。“吴俗，清明前后出祭祖先坟墓，俗称上坟。大家男女，炫服靓妆，楼船宴饮，合队而出，笑语喧哗……趋芳树，择园囿，游庵堂、寺院及旧家亭榭，列座尽醉，杯盘酬劝。踏青拾翠，有歌者，哭笑无端，哀往而乐回，以尽一日之欢”⑥。所谓墓祭，某种程度上是吴越之民借此游览这些公共文化空间的一次机会，“哀往而乐回”是其生动写照。正如谢肇淛所言，“北人重墓祭，余在山东，每遇寒食，郊外哭声相望，至不忍闻……南人借祭墓为踏青游戏之具，纸钱未灰，舄履相错，日暮，墦间主客无不颓然醉倒”⑦。南北方的清明节俗有较大差异，体现出明显的地域性色彩。除了上述主要特征之外，江南都市文化空间还具有文化性、服务性等内涵。这些内涵在上述特征的表述中或多或少地有所涉及，此处不赘。
二、明清江南都市文化空间的休闲服务功能
(一)歌舞竞技
从休闲文化生产者角度而言，江南都市中的文化空间是雅俗文化共有的表演场所。比如中秋节苏州虎丘千人石竞歌。万历以降，著名作家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和文学家张岱都不约而同地对此作了生动的描述。“布席之初，讴者百千，分曹部署，竞以新艳相角，雅俗既陈，妍媸自别”。“清声亮彻，听者魂销”。⑧千人石歌咏比赛已成为游客和当地居民必看的节目和成为苏州府城的一个文化符号和地域品牌，引起无数文人墨客的赞叹。“中秋千人石，听歌细如发”①。江南都市文化空间的歌舞表演更多地表现为江湖艺人的演艺展示场域，体现出明显的世俗化色彩。南京夫子庙贡院广场，“值晴明日，百戏具陈，如解马、奇虫透飞、梯打筋斗、吐火吞刀、挂跟旋腹、三棒鼓、十不闲、投狭相声、鼻吹口歌、陶真撮弄”②。苏州虎丘山塘河也是民间艺人的歌舞演出的主要基地。“习清唱为避暑计者，白堤青舫，争相斗曲，夜以继日，谓之曲局。或招盲女瞽男弹唱新声绮调，明目男子演说古今小说，谓之说书”③。文学家往往以夸张的笔调描绘其所见所闻，但也可从中体会出江南城市中公共文化空间的文化休闲游憩活动之盛。杭州西湖“由断桥至苏堤一带，绿烟红雾，弥漫二十余里，歌吹为风，粉汗为雨，罗纨之盛，多于堤畔之草，艳冶极矣”。④
(二)休闲娱乐
从休闲游憩者的主体角度而言，江南都市中的文化空间也是市民休闲游憩的主要场所，同时也是休闲娱乐的必要条件。崇祯《吴县志》载“吴人好游，以有游地，有游具，有游伴也。游地则山水园亭，多于他郡”⑤。这些“山水园亭”就成为市民们休闲游憩的公共空间。夏日江南水体型文化空间在居民的休闲生活中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在苏州，“豪民富贾，竞买灯舫，至虎丘山浜，各占柳阴深处，浮瓜沉李，赌酒征歌。腻客逍遥，名姝谈笑，雾縠冰纨，争妍斗艳……酒炙纷陈，管弦竞奏，往往通夕而罢”⑥。在秦淮，“当夫序届天中，日逢竹醉，游船数百，震荡波心，清曲南词，十番锣鼓，腾腾如沸，各奏尔能。薄暮须臾，烛龙炫耀，帘幕毕钩，倩妆倚栏，声光乱乱”⑦。
(三)旅游服务
民间贸易集市某种程度上也是“非遗”意义上的文化空间。在明清江南，无论是庙会型，还是城市广场型、私家园林型，甚至城市内河、湖泊等水体型文化空间，往往都成为旅游服务、旅游商品的销售场所。清明时节的西湖苏堤上，“买卖赶趁，香茶细果，酒中所须。而彩妆傀儡、莲船、战马、饧笙、鼗鼓、琐碎戏具，以诱悦儿曹者，在在成市”⑧。另一处规模更大的休闲消费市场则是西湖香市，其宗教朝圣意义似乎被休闲娱乐、商品贸易的噪杂声所掩盖。张岱说:“西湖香市，起于花朝，尽于端午。山东进香者日至，嘉湖进香天竺者日至，至则与湖之人市焉，故曰‘香市’……三代八朝之骨董，蛮夷闽貊之珍异，皆集焉。”⑨晚明以来，宗教世俗化色彩越来越浓，宗教僧侣在这种庙会型公共文化空间中积极参与旅游服务活动。清梁绍壬记载:“西湖昭庆寺山门前，两廊设市卖木鱼、花篮、耍货、梳具等物，皆寺僧作以售利者也。每逢香市，妇女填集如云。”瑏瑠广场型文化空间在传统节日中所售之物也多是日用消费品和娱乐之物。比如苏州玄妙观前广场，“更有地铃、丝鹞、太平箫、西洋镜诸玩具，以玻璃瓶盛朱鱼，转侧其影，大小俄变……以悦儿童”①。江南水乡，水体型文化空间在特定时节也往往成为娱乐消费市场。“虎丘游船，有市有会。清明、七月半、十月朝为三节会，春为牡丹市，秋为木犀市，夏为乘凉市”②。
(四)节日庆典
周期性地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举行盛大仪式庆典，是文化空间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典型特征。明清江南都市中的文化空间往往也是周期性地举行传统节事活动的集散地。陈建勤以清明、端午、中秋、重阳几大传统节日为考察对象，较为全面地梳理了广泛存在于江南社会中的节令游俗。③陈建军则将笔墨集中于苏州山塘河街中一年四季所举行的重大节庆活动④，说明江南都市节庆活动的丰富多彩。这些节日周期性地发生于江南都市中的公共文化空间中———虎丘山塘、西湖、秦淮、惠山河塘、嘉兴南湖，以及苏州玄妙观广场、江南各市城隍庙、杭州昭庆寺等地。以虎丘山塘为例，据陈建军的研究，明清苏州山塘河街最主要的节日活动分“官方”和“民间”两大类。官方节庆有“三节会”“百花生日”“山塘竞渡”;民间节会主要有“灯会”“庙会”“花市”和商贾集市等。所谓“三节会”，实际上是在本地官府主持下年年都要举行的一种祭祀活动，时间在每年的清明、农历七月半和十月初一，逐渐形成具有一定规模和定制的官方仪式。“吴郡无祀厉坛在虎邱山前，附郭三邑统祭于此。清明赛会最盛，十乡城内外土谷神咸集，游人群聚山塘，名三节会，谓清明、中元、十月朔三节也”。三节会期间，“家窥则朱栏綺席，水览则白舫青帘。观者填溢衢巷，臂倚肩凭，袂云汗雨，不可胜计，是名看会”⑤。此外，笔者查阅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一书发现，仅苏州一城，一年四季与节事有关的活动就有“放烟火”“闹元宵”“灯节”“百花生日”“观音山香市”“山塘清明节会”“虎阜花市”“山塘竞渡”“元都醮会”“七月半中元节”“山塘桂花节”“盂兰盆会”“十月朝”等，逐渐形成了具有浓厚地域色彩的民俗文化活动，而这些节事活动无疑都是所在城市文化空间的重头戏。
(五)文化生产
明清江南都市文化空间的文化性还表现在它是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文化的空间。晚明时代的夫子庙秦淮河房，“曲中狎客有张卯官笛，张魁官箫，管五官管子，吴章甫弦索，盛仲文打十番鼓，丁继之、张燕筑、沈元甫、王公远、宋维章串戏，柳敬亭说书，或集于二李家，或集于眉楼”⑥。在康熙时代的杭州西湖，一些女中精英往往将游湖与创造性的文化活动联系在一起。清初杭州的“蕉园七子”，就是显例。“是时武林风俗繁侈，值春和景明，画船绣幕，交映湖漘，争饰明珰翠羽，珠鬚蝉縠，以相夸耀。季娴独漾小艇，偕冯又令、钱云仪、林亚清、顾启姬诸大家，练裙椎髻，授管分笺，邻舟游女望见，辄俯首徘徊，自愧弗及”⑦。此外，历代文人墨客都为江南都市文化空间留下了无数的名篇佳什，成为所在城市文化空间的文化资本。因为这些文化空间往往是文人雅士送往迎来的重要场所，这就为其文学艺术创作提供难得的素材。万历十年，屠隆赴京述职，路经苏州，夜游虎丘，苏城士大夫为其置酒饯行，“主公布席千人座，飞觥促膝，联韵赋诗，邑士民千人环而视之如城比”①。文人士大夫对这些“有意味”的空间或书之于游记，或行之于歌咏。景因文传，境缘人胜。
三、几点启示
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雕花剪纸主要以鄂州雕花剪纸、沔阳雕花剪纸为代表，雕花剪纸中的审美艺术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形象简洁夸张，具有荆楚特色，鄂州雕花剪纸处理形象时采取自然主义的写实手法，抓住这些形象的主要部分，大胆舍去次要部分，使主体形象一目了然。沔阳雕花剪纸多有凤凰为主体的花样，其神态和造型，保持了楚文化的风格。二是阴阳线条，断连互衬，线条是剪纸造型的基础。鄂州雕花剪纸作品讲究线条，它采取镂空的办法，形成了阳纹的剪纸线线相连，阴纹的剪纸线线相断，千刻不落，万剪不断。沔阳雕花剪纸运用“散点透视”，在平面上表现立体人物，点、线、面有机结合。三是造型装饰图案化。鄂州雕花剪纸花样剪纸灵活巧用“月牙纹”、“锯齿纹”使作品很具刀味纸感，用“层层垒高”、“隔物换景”等形式，在造型上夸张变形，使用图案形式美的一些规律，作对称、均齐、平衡、连续等处理，并采用平视构图形成自己独特的装饰风格。鄂州、沔阳雕花剪纸艺术和包装设计，从表面上来看，两者呈现出来的结果似乎是相互矛盾的，但是从剪纸的审美形态和包装设计的运用元素分析，它们之间却有着不可分割的依存关系。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雕花剪纸题材丰富，表现手法多样，意义具有象征性，雕花剪纸丰富的审美形态对包装设计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包装设计追求文化性，力求以鲜明的民族形象特色，展示产品的文化特征，而剪纸艺术这种传统文化又可以通过包装设计这个载体得以继承和发扬。从这一点看来，传统剪纸艺术与包装设计之间存在着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二、雕花剪纸艺术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现代的包装不仅仅代表了一个承载商品的容器，更是代表了一种引导消费的手段，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价值取向。消费者通过产品包装设计中的内容和深刻的主题意境来了解其内在的产品，而能够衬托出产品的价值与文化理念的包装设计才能够称得上是成功的包装设计，雕花剪纸艺术和包装设计的巧妙结合能将产品的价值和文化理念发挥到极致。
（一）繁琐与简约造型表现
在包装设计中将“疏可跑马，密不透风”的艺术特点结合起来，可实现繁琐与简约造型相结合的表现手法。鄂州雕花剪纸中采取镂空的办法，形成了阳纹的剪纸线线相连，阴纹的剪纸线线相断，这种“繁琐”的形式，结合表现手法上重复或渐变等多种形态的组合，以底纹的方式出现在包装盒的侧面或上下面，造成繁琐丰富的画面效果，形成“密不透风”之势；简约的造型表现应用在雕花剪纸中的重要位置，如正面、腰封等，这其中可采用与特殊的包装材料相结合的方式，艺术贵在单纯贵在简约而不简单，这是一个永恒的真理。艺术家之所以为艺术家，就在于面对繁复杂乱的自然形态有一种删繁就简的能力。将剪纸素材简约到极致与标题设计组合放在包装的正面，周边全部用留白效果，形成“疏可跑马”的艺术形态。
（二）镂空技法营造空间层次
剪纸艺术具备的独特的原发性思维方式与“镂空”的视觉效果，给当代设计以无穷的启迪，能够极大的激发和丰富设计的灵感与创作的想象力。“镂空”是剪纸创作者进行思维后所设计出的独特视觉效果。它被应用到包装设计中，设计师依据所要包装产品的特性、功能、特征，选用适当的材料进行合理的镂空可营造立体空间层次，一方面，包装产品的造型得到相应的改观，提高包装设计的质感和档次，同时，配用剪形夸张手法创造出具有个性化的商品包装。另一方面，有目的地透视外包装，看产品，其形象具有很强的可识别性，方便消费者对产品的认知，使商品与人的视线统一，使商品的形象得到明确推广。
（三）利用数字技术实现“装饰性”意象表达
鄂州、沔阳雕花剪纸本身的象征图形是剪纸最具特色、最能表达人们视觉思维的表现形式，是虚与实、抽象与具象的统一。在包装设计中，抽象性地再现是“装饰性”意象表达的一种方式，如市场上酒、茶叶、月饼的包装设计，很多都是为了文化意蕴，大篇幅地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图形作为其历史的渊源和视觉审美的冲击力。随着时代的发展，雕花剪纸自身形式和表现手法不利于推陈出新，如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雕花剪纸在新的时代能延续和被更多人认可，怎样设计出一些有市场有品位的剪纸作品更好的运用到包装设计中，为了推进并使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能有更强的生命力，我们必须结合数字技术，创造出符合时代需求的新的设计手段，创造出一款既能满足设计需求，又能满足传承与创新的崭新设计软件。建立一个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综合型数字化虚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发扬的框架；构建了一个应用于现代设计的雕花剪纸艺术符号数据库，包括：剪纸基础元素库、剪纸常用符号库、剪纸寓意纹样库。利用数字技术实现雕花剪纸丰富的直白与隐喻手法，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雕花剪纸的传播和发扬具有较大的应用价值，可以使包装设计的外观“装饰性”别具特色。
三、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