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经有了日程安排，而“东亚自由贸易区”还停留在书面上。目前东亚经济合作主要是以3个“10+1”的形式进行。在把经济合作的利益抽象为外贸额增长的假设前提下，建立经济模型，用较新的1994-2005年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得出了从单纯的外贸增长角度“10+3”合作方式比“10+1”对中国经济利益更大的结论。并把模型结论结合东亚各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论文关键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东亚自由贸易区”;选择对外贸易额1引言20世纪90年代初期，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建议成立一个“东亚经济集团”(EAEG)，东亚开始了经济合作的探索。随着世界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的发展，东亚经济的一体化合作也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其中2001年11月在文莱举行的第五届中国-东盟“10+1”会议上，中国与东盟达成在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共识，是东亚经济合作最大最受关注的成果。2002年11月，在第六次中国-东盟“10+1”会议上，双方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按照该协议中国首先与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及泰国在2010年实现零关税，与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在2015年实现零关税。于是，一个拥有17亿消费人口、GDP近2万亿美元、贸易总额达1.2万亿美元的自由贸易区开始浮出水面，“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在按既定的日程安排逐步推进。为了不落在中国后面，日本2002年1月与新加坡签署“自由贸易协议”，在2003年12月东京举行的日本一东盟特别首脑会议上发表了《东京宣言》和《行动计划》，达成计划在2012年建成FTA的协定。韩国也宣布要加快与整个东盟建立FTA的谈判进程。2003年，韩国在东盟峰会上提出了就签署东盟-韩国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的建议，并开始与新加坡就双边自由贸易进行谈判。中国-东盟“10+1”关系的发展竞争性地提升了另两个“10+1”的进程，使整个东亚经济合作以3个“10+1”的形式得到了快速发展。我们抛开复杂的政治、边界等因素，单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在东亚建立一个包括中国、东盟、韩国和日本在内的“东亚自由贸易区”(“10+3”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利，还是中、韩、日三国分别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3个“10+1”模式)对中国经济有利。2模型的建立与回归2.1模型的假设与建立根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H-O-S模型，一国具有不同于他国的比较优势或要素禀赋，从而需要进行国家或地区间的贸易，实现要素互补，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利益与社会福利都得到提高。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与中国进出口总额增加之间存在一定联系，我们用这种联系来衡量中国与他国或地区贸易自由化后，两国间贸易额的增加对我国带来多大的经济利益。为简化模型、便于统计与计算，我们假设中国外贸总额的增长全是优势互补贸易的结果。同时假设与任何国家、在任何时期的外贸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有同等效应的推动作用。这样，我们通过经验分析，就能求出中国与东盟外贸增长对中国的外贸总额促进作用大，还是中日韩与东盟外贸增长对中国的外贸总额促进作用大，即哪种形式的自由贸易区对中国更有经济利益。这里，我们假设中国对某国的或地区的进出口额与中国外贸总额存在线性关系。模型基本形式为：Y=e+aX1+bX2+cX3其中Y为中国外贸总额，Xi为中国与Xi国的贸易额，各系数为两国贸易额增长对中国外贸总额增长的边际作用。2.2样本的选取在数据选取方面，截取了中国比较稳定的1994-2005年的出口总额以及与各国贸易额为样本数据。复旦大学唐朱昌曾用94-03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我国这里用更长、更新的数据进行分析。在东盟十国中，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与中国的贸易往来相对其他五国要明显密切很多。2001年这五国的进出口额分别占东盟总进出口额的94.56%与93.36%，且这五国已统一了内部关税。另外按照《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规定中国将首先与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及文莱在2010年实现零关税，所以选取中国与这五国的经贸数据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从《中国统计年鉴》中截取1994-2005年的数据见下表。2.3回归分析与检验首先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作用，即中国与东盟主要成员国贸易额增长对中国贸易总额的边际产出模型。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额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从而为中国带来经济利益，在模型中表现为促进中国外贸总额的增长。中国与东盟贸易额的增长对中国外贸总额增长的边际作用表示为:Y=e+aX1（1）其中Y为中国外贸总额，X1为中国与东盟五个主要成员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的进出口额之和，a为中国与东盟主要成员国的进出口额对中国外贸总额的边际产出。把上表的数据用EVIEWS5.0进行OLS回归:Y=757.4226+11.10771X1（2）t（12.85）（104.3397）R2=0.998991，F=10886.78，D.W=1.724（2）式的拟合优度R2，F值、t值和D.W值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5%的检验。中国与东盟五个主要成员国的进出口额之和与中国外贸总额存在（2）式这样的线性关系。中国与东盟主要成员国的贸易额对中国外贸总额的边际产出，即系数a约为11.108接着分析“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即中国与东盟、日本、韩国贸易额增长对中国贸易总额的边际产出模型。如果“东亚自由贸易区”建成，中国对东盟、韩国、日本的贸易额都会有较快速度的增长。这种情况下多边贸易的增长对中国外贸总额增长的边际作用可表示为:Y=e+aX1+bX2+cX3（3）Y为中国外贸总额，X1为中国与东盟五个主要成员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的贸易额之和，X2为中国与韩国的贸易额，X3为中国与日本的贸易额，a，b，c为中国与东盟主要成员国、韩国、日本的贸易额对中国外贸总额的边际产出，回归得出：Y=856.9932+8.6886X1+3.18X2-0.37X3（4）t（3.44）（3.63）（1.39）（-0.54）R2=0.999，F=3811，D.W=1.69（4）式的拟合优度R2，F值、D.W检验、X1的t值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5%的检验，但是和X2，X3的t检验不通过。检查发现第三、第四、第五期有异常值，估计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引起的波动。引入虚拟变量D4和D5克服第三、第四期异常值。再次回归得:Y=1159.513+8.32X1+4.53X2+1.08X3-320.8282D4-115.0581D5（5）（5.48）（4.89）（2.74）（-1.94）（-3.22）（-1.16）R2=0.9997，F=4708.55，D.W=2.27可以看出（5）式引入虚拟变量后拟合优度R2，F检验，t检验和D-W检验结果都不错，t检验值也比（4）式有很大的改进，其中拟合优度R2，F值、X1的t值远远超过其临界值。由回归结果得知，中国与东盟主要成员国、韩国、日本的贸易额对中国外贸总额存在（5）式的线性关系，他们的边际产出分别为8.32、4.53和1.08。即从历史经验分析，中国对东盟、韩国、日本贸易额增长1亿美元，中国外贸总额分别会增长8.32，4.53，1.08亿美元。3模型结论并分析3.1模型分析从上面中国与东盟主要成员国贸易额增长对中国贸易总额的边际产出模型和中国与东盟、日本、韩国贸易额增长对中国贸易总额的边际产出模型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会促进双方贸易额的增长速度，而贸易额增长与中国外贸总额的增长存在很强的线性关系，其边际产出达到11.07，即从历史经验分析，中国与东盟贸易额增长1亿美元，中国外贸总额会增长11.07亿美元，这比唐朱昌曾用94-03的数据所得的10.69还要大。如果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中国与东盟、韩国、日本的贸易额都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这种贸易额的增长同样与中国外贸总额的增长存在很强的线性关系，不过边际产出值会发生变化。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对中国外贸总额的边际产出下降到8.32，中国与韩国、日本的贸易额增长对中国外贸总额的边际产出分别只有4.53和1.08把三个边际产出加起来有13.93，大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模型中的11.07。这说明建立但从贸易额方面讲，如果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中国与日本、韩国和东盟的贸易额各增加1亿美元，中国的总贸易额会增加13.93亿美元，而如果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与东盟增加1亿美元的贸易额，中国贸易总额会增加11.07亿美元。如果仅仅从贸易方面讲，这个历史数据的实证分析和国内许多学者的结论一样。但这比唐朱昌曾用94-03的数据得出的结果大相径庭，个人认为原因是我们的时间序列选取比前者大，数据比前者有了更新，且最近两年中日、中韩贸易增长幅度也有很大提高。从长期看，中日韩之间的贸易更能体现出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增进贸易。3.2“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经济的巨大利益上面对两种自由贸易区形式进行了在严格假设条件下的模型分析，但是现实情况比这个模型复杂得多，模型只是在某种层面上对现实有指导意义，复杂的实际问题要具体分析。下面结合实际情况分析两种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意义。近年来随着东盟国家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复苏，中国对东盟各国的贸易额均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2005年中国与东盟五个主要成员国的贸易额达到1200亿美元，东盟已经连续11年成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东盟第六大出口市场。中国与东盟的贸易结合度TCD从1993年的0.87上升到2001年的1.18，中国与东盟的贸易结合度正在快速加深。特别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逐步深化，加上东盟国家希望减轻自己对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性，扩大彼此间以及与中国的贸易规模。相信中国东盟的双边贸易会得到快速发展，并通过模型中的边际产出效应对中国外贸总额造成11.07倍的扩张，为中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3.3“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不足与“东亚自由贸易区”的优势虽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很大促进作用，但亦有美中不足之处。比如：它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技术水平提高没有太大帮助，而这又是中国长期竞争力提高的关键。由于模型的局限性，这种情况无法反映出来。中国与东盟在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方面的近似性将会制约双方贸易和经济的发展空间。由于中国与东盟的产业结构的近似性较强，而且都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中国和东盟大多数国家的出口产品都存在一定竞争性关系。根据一家研究所对东亚地区各国制成品的贸易特化系数(TSC=(Xi-Mi)/(Xi十Mi)，其值越接近1贸易结构越趋同，越接近-1贸易结构越异化)的估算：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与中国的相关系数都分别在0.8与1.0之间。东盟国家中只有新加坡与中国的相关系数为负数。双方在国际市场上的产品都集中在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领域。虽然双方的贸易会有较快的增长，但进一步的分工，特别是产业间分工受到了制约。从上面的模型分析可以知道“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外贸总额的推动作用比“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大，即从经济和贸易角度看，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需求更迫切些。这一方面说明了近几年，尤其是从2011年以来中国和日本韩国之间保持了不亚于与东盟的外贸增长值，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这种互补的经济关系在比较长的时期来看更有利于中国的发展。虽然中国与日本、韩国的经贸关系比与东盟的经贸关系要成熟，所以双边贸易增长速度相对不如东盟那么快（增长的绝对值不相上下，但东盟五国的基数较小）。但从中日韩的产业分工看，中日经济关系以互补性为主。日本的国际资本密集型和研究开发、专有技术密集型产品具有比较优势，中国劳动密集型和部分资本密集型产品有优势。中日两国的经济互补关系十分明显，具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分工的一般特征。中韩之间也具有较高的经济互补性，产业分工基本反映了各自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禀赋条件。三国经贸合作的加强有利于各国产业优势的发挥。贸易关系是对外经济关系的一部分，从吸收国外投资、技术引进等非贸易经济角度看，中国更需要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中国目前还处于东亚经济“雁行模式”的中后部，也就是说中国产业在整个东亚产业结构链的中、低端。一国技术水平和综合实力决定了它的产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中国要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和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就应该积极推动与处于“雁行模式”前部的日本、韩国建立自由贸易关系，吸收他们的先进技术、管理模式等，从而提高中国的科技实力、综合国力以及在国际产业结构链中的位置。从这个角度中国应积极推动“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另外，与这一地区建立全面的自由贸易区，不仅有利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对稳定中国周边的政治安全也有重要意义。4政策建议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对中国而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短期优势已经由着数据样本时期的变长而不复存在，东亚自由贸易区对于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不过，对中国来说首选的是发展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关系，其次才是整个东亚的自由贸易区。中国应当采取的政策是以积极姿态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各项协议和日程安排逐步落实，从而实现中国的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也使另两个“10+1”得以竞争性地提升，从而加速东亚区域经济的一体化。2011年中国第一次取代日本成为第三大贸易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日本和韩国的诱惑无疑是不可抵挡的，他们都不愿意与这个潜在的大市场失之交臂。所以即使中国不积极推动FTA的建立，他们也会为之努力。但是，中国不必为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做出太大的牺牲和让步。东亚地区的复杂历史、政治关系的现实，使得中国应该在不过多牺牲政治、经济利益的前提下推动“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发挥作为一个地区大国应有的作用。这样的一种政策安排才能为中国带来利益的最大化。
众所周知，自由贸易在长期是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是在中短期，尤其是那些原来贸易保护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加入自由贸易区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调整成本）。因为关税的取消、贸易壁垒的消除总会引起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使资源在各个产业之间重新配置。然而，这个过程是痛苦的。那些原来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会发展壮大，而那些没有竞争力的产业则终将被淘汰，从而导致一些产业的部分资本荒置和劳动力失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些国家在执行自由贸易区计划的决心和行动。但是，如果区内贸易的扩大主要来自产业内贸易，那么，各国加入自由贸易区的成本就比较低(DixonandMenon,1995)。因为产业内贸易并不是导致生产要素在产业间的流动，而是在同一个产业内流动，是产业内的专业化，其资本和劳动力的变动更容易适应新环境(Krugman,1981)。因此，本人认为东盟区域贸易合作，区内贸易的扩大主要是以何种形式——产业间贸易还是产业内贸易——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东盟的区内贸易
自1994年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正式实施以来，在区内关税减免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截止到2001年5月，其CEPT(CommonEffectivePreferentialTariffScheme)（注：CEPT称为《共同有效优惠关税协定》，是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主要运行机制。CEPT产品包括四类，即列入清单产品、暂时例外产品、一般例外产品和敏感产品。）产品的加权平均关税由1993年的12.76%下降到2001年的3.21%，而且有98.3%的商品属于“CEPT列入清单”，其中92.7%商品的关税在5%以下。2000年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区内贸易总额为1595.91亿美元（注：2000年泰国区内贸易的进出口值只包括头9个月的数据。），比1993年增加了93.58%。同时，2000年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比重为22.32%，比1993年提高了3.14个百分点，年均增长2.19%。因此，从区内贸易比重来看，东盟区域贸易合作在扩大区内贸易上有一定程度的作用。当然，东盟区域贸易合作对各成员国的影响是不同的。马来西亚和文莱的区内贸易比重有所下降，虽然文莱的区内贸易比重居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首位，但其区内贸易在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总量中的份额却很低，只有0.74%，而且文莱的出口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变化起伏较大。而印尼、菲律宾和泰国的区内贸易比重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年均增长率分别达6.67%、7.92%和4.79%，说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使区域内原先贸易保护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加强了同区域内其他国家的贸易联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扩大经济规模，增强其出口产品在区域内的竞争力。
二、产业内贸易指标
对产业内贸易问题的经验性和统计性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主要涉及经济一体化对贸易专业化的影响，其代表人物有沃顿恩(Verdoorn,1960)、米歇里(Michaely,1962)、巴拉萨(1966)、格鲁伯和劳艾德(GrubelandLloyd,1975)等，他们都建立了各自的测量指标。其中，格鲁伯－劳艾德指标(Grubel-LloydIndex)是迄今为止最具权威的产业内贸易测量指标，简称GL，其表达式如下：
附图
其中，X[,ij]、M[,ij]分别代表i国j产业的出口额和进口额，如果i国j产业的贸易全部为产业间贸易，则GL[,ij]=0；如果i国j产业的贸易全部为产业内贸易，则GL[,ij]=1。因此，产业内贸易指标值在0-1间变动，GL[,ij]越接近1，说明产业内贸易的程度越高，GL[,ij]越接近0，则说明产业内贸易的程度越低。
而一国所有产业的产业内贸易指标是各产业的产业内贸易比率的加权平均数，其表达式为：
附图
表1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比重单位：%
附图
注：此处的区域内贸易比重指一国或区域的区内贸易占该国或该区域总贸易的比例。2000年泰国只包括1-9月份的进出口数据。
资料来源：ASCUDatabase。
人们通常用一段时间内格鲁伯－劳艾德指标的变化来说明产业内贸易的重要性，如伊玛达(Imada,1990)、阿里夫(Ariff,1991)、基旺(Kwan,1994)和拉曼萨米(Ramasamy,1995)都用此指标对东盟产业内贸易进行研究。但是我们所要说明的是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调整成本，也就是研究该时期区内贸易的增加主要来源于产业内贸易还是净贸易(nettrade,NT)，（注：在此用公式对相关概念作一介绍。TTi=NTi+IITi，其中TTi=Xi+Mi，NTi=｜Xi-Mi｜，TTi指i国的区内贸易的进出口总额，Xi、Mi分别指i国区内贸易的出口额和进口额。tti、nti和iiti分别是一段时期TTi、NTi和IITi的增长率。）而格鲁伯－劳艾德指标并不能说明产业内贸易对增加的区内贸易的贡献程度。另外，该指标还会引起误导，因为，有时尽管产业内贸易比净贸易对增加的区内贸易的贡献低，但是该指标仍然呈上升趋势；同样，有时该指标呈下降趋势，尽管产业内贸易比净贸易对增加的区内贸易的贡献率较低，这是因为：
当iit[,i]＞nt[,i]时，意味着GL[,i]是上升的，但是，如果GL[,i]＜nt[,i]/(nt[,i]+iit[,i]),nt[,i]+iit[,i]＞0，则Ciit[,i]＜Cnt[,i]；类似地，当nti＞iiti时，意味着GLi是下降的，但是，如果GL[,i]＞nt[,i]/(nt[,i]+iit[,i]),nt[,i]+iit[,i]＞0，则Cnt[,i]＜Ciit[,i]。
产业内贸易和净贸易的贡献率表达式如下(Menon,1996)：
tt[,i]=Cnt[,i]+Ciit[,i],(3)
其中，Cnt[,i]=(1-GL[,i])nt[,i],(4)
Ciit[,i]=GL[,i]iit[,i],(5)
tt[,i]、nt[,i]和iit[,i]分别是i国一段时期TT[,i]、NT[,i]和IIT[,i]的增长率，Cnt[,i]和Ciit[,i]分别指nt[,i]和iit[,i]对增加的区内贸易的贡献率，GL[,i]指基期i国的格鲁伯劳艾德指标。
三、样本的确定与数据来源
国际贸易的商品成千上万，确定这些贸易中哪些属于产业内贸易，哪些属于产业间贸易，涉及到商品的分类和产业的定义问题。本研究根据HS编码来划分。（注：HS编码全称为协调商品名称和编码制度(TheHarmonizedCommod
ityDescriptionandCodingSystem,HSCode)，也简称协调制度，是一种多用途的国际贸易商品分类目录，广泛用于国际贸易有关各国和国际组织的征税、统计、运输等方面，是迄今最完善、系统、科学的国际贸易分类体系。HS编码一位数为类，两位数为章，二者分别有22类和99章。）一般说来，产业划分的越细，产业内贸易指标就越低，反之亦然。由于受数据的影响，本文将按章，也就是HS编码两位数等级数据来划分，然后再用加权平均法计算HS编码一位数（类）和所有商品总体的产业内贸易指标及其对区内贸易的增长贡献率。
本文对1993年至2000年期间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产业内贸易进行实证分析，并将1993年作为基期。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产业内贸易进出口数据来源于ASCU数据库。
四、实证研究结果及其分析
利用公式(1)-(5)，本文计算了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的产业内贸易指标。
就东盟自由贸易区整体而言，1993年至2000年期间，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增加了94%，其中产业内贸易提高了75%，产业间贸易提升了18%，换句话说，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的增加有近80%来源于产业内贸易。从部门看，在18类商品中，（注：本文将武器弹药、杂项制品、艺术品和其他未分类商品排除在外，故只有18类商品。）除了动植物油脂类商品外，东盟自由贸易区其他17类商品的区内贸易值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机电音像设备和化工产品的区内贸易增幅最大，均超过一倍，分别达1.45倍和1.42倍。而就产业内贸易的贡献率而言，除了植物产品、动植物油脂和木及木制品外，其他15类商品的产业内贸易的贡献率高于产业间贸易的贡献率。
从东盟自由贸易区各国的具体情况看，除了文莱的区内贸易下降了14.54%外，其他5个国家的区内贸易额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其中，菲律宾和印尼的增幅最高，分别达3.08倍和1.31倍。虽然文莱的区内贸易额有所下降，但其产业内贸易却增加了近10%，其他5个国家的产业内贸易对扩大的区内贸易的贡献率都大于产业间贸易的贡献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