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已开始着手中印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研究。本文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运作经验，探讨了构建中印自由贸易区的相关问题。关键词北美自由贸易区中印自由贸易区经验启示随着南亚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南亚战略地位的不断上升，与南亚国家特别是其中最大的国家印度开展合作也越来越受到中国的重视。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建立一体化的经济组织不仅是顺应全球化潮流的现实选择，而且也是促进中印两国关系向深度发展的一种重要手段，同时也将对世界经济贸易产生巨大的影响。一、北美自由贸易区可资借鉴之处(一)经贸联系密切美加墨之间具有密切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赖关系。加拿大、墨西哥都是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投资方面，加拿大与美国互为最大的投资场所；这样密切的贸易与投资关系对促进三国经济合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美国看来，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增加，越来越依赖于对外贸易的扩大，而加墨这两个巨大的市场自然对美国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对加拿大而言，它一向对美国市场存在严重依赖，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除了可以进一步密切与美国的经贸联系外，还可以获得墨西哥这个潜在的市场。中印经贸关系在两国各自对外经贸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印经贸往来愈益密切，双边贸易额由1990年的0.3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386.5亿美元。中国对印度出口的主要产品为电机、有机化学品、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产品、蚕丝、特种机织物等，自印度进口的主要产品为矿砂、钢铁、有机化学品、塑料及其制品、珠宝、棉花等。截至2007年底，中国公司在印度累计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39.6亿美元；完成劳务合作合同金额2290万美元。2007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印度的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额为1580.5万美元。2007年，印度对华投资项目78个，实际使用金额3404万美元。目前中国是印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印度是中国在南亚最大的贸易伙伴。2008年1月，双方确定到2010年，实现双边贸易额600亿美元的目标。(二)地缘关系占优地理临近是区域一体化的重要方面，地理临近为国与国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提供了便利。高昂的运输费用增加商品成本，使之失去价格竞争优势；长途运输过程中复杂多变的气候可能使某些商品变质，使之失去品质竞争优势。同时，地理临近的国家，尤其是地缘相邻区域的居民，历来在文化社会方面的交流较多，且比较熟悉各自的消费习惯，从而更有利于相互间的通商往来。(三)经济互补性强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三国经济水平、文化背景和资源禀赋等各方面的差别，使得区域内经济的互补性很强，提供了更多专业化生产和协作的机会，促进了整体经济的发展。同样，中印两国经济处于不同的阶段，这种发展水平的梯度决定了互补的可能性。从经济发展水平上看，中印两国有着一定的差距。从国内经济总产值、经济发展速度、投资环境指标、引进外资等指标看来，中国处于优势地位。尽管中印两国经济发展水平都还不高，但是经济结构还是显示出了相对较强的互补性。这主要是因为两国相对和绝对的资源和禀赋不同，同时中国经济改革开始得早，经济结构总体水平要高于印度。中国在工业和机械设备、加工制造方面的优势，与印度在软件和高技术方面的优势为两国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创造了合作空间。从贸易结构来看，中印贸易存在明显的互补性，印度出口到中国的主要为原材料，而中国出口到印度的则主要是制成品。(四)世界经济环境的推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有感于欧共体经济势力的压力以及GATT在推进自由贸易方面的不力，转而放弃原来主张自由贸易、反对贸易集团的倾向，加快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经济圈，开始推动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实质性步骤，北美自由贸易区是美国借助地区经济的整体实力与竞争对手抗衡的产物。中印自由贸易区的构建也存在世界经济环境的推动因素，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几乎所有的世贸组织成员都参加了一个以上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有的成员则参加二十个区域集团甚至更多，区域间贸易额已超过全球贸易额的一半。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欧盟的东扩，拉美地区小规模的自由贸易区的成立，亚洲遭受到贸易转移的影响，对策之一就是成立自己的自由贸易区，在开拓北美和欧盟市场方面发挥影响力。中印自由贸易协定则是理想的起点。虽然中国已与东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印度也寻求建立印度一东盟自由贸易区，但若中印之间没有自由贸易协定，亚洲自由贸易区则缺乏效力。如中印自由贸易协定签订，亚洲其他国家会与中国和印度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中印两个崛起的亚洲大国，实现双边FTA可有利于增强两国在大区域内有利地位，加强彼此在政治上的合作，还有利于提升两国的国际竞争力。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经验(一)南北共存地区性贸易安排一般由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接近的有关国家组成，这样可以大大减小实际运行中的“调整成本”。而北美自由贸易区中经济发展水平迥然相异的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处在一个区域经济集团中，因此，在北美自由贸易区中既存在着美、加之间的“水平形态的经济合作与竞争”，又存在着美、墨与加、墨之间的“垂直形态的经济合作与竞争”，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其他区域经济集团的区域经济合作新模式。这决定了美、加、墨之间既有加强经济合作的愿望和基础，又客观存在着利益上的矛盾与冲突。(二)一国主导北美自由贸易区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区域经济集团，美国既是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积极倡导者，也是北美自由贸易区得以正常运行的主要支撑力量。在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三个成员国中，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在双边贸易、直接投资及金融、保险等生产性服务业等诸领域都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加拿大虽属发达国家，但它的总体经济实力远不能与美国同日而语。墨西哥则是一个经济发展面临诸多困难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总体经济实力方面的巨大差异，造成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之间，尤其是美、墨之间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这也使得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运行方向和进程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美国的利益与意愿。(三)协商制度比较健全三国所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法律形式规范着三国的经贸关系，具有很强的约束力。另外，北美自由贸易区还有一套固定的运行机制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定期协商机制，包括：贸易委员会，该委员会下设的不同的特别工作委员会和工作小组，秘书处，咨询机构，仲裁法庭，保护仲裁法庭的程序特别委员会。这些机构具有相应的职能，对三国的争端冲突进行多方位和多层次的协调。(四)准司法性争端解决机制北美自由贸易区根据不同类型的争端设有9套争端解决机制可供选择使用，包括《协定》自创的5套争端解决机制(即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环境争端解决机制，劳工争端解决机制，反倾销、反补贴争端解决机制和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解决机制)、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和3套国际仲裁程序规则。9套争端解决机制主要是规定以法律方法解决争端中的仲裁方式，但在《协定》中仍强调有争议的成员国应首先试图通过磋商或谈判等外交方式解决争端。ADR模式适用范围仅限于成员方与成员方之间，其具体程序为磋商——调解——仲裁，即争议双方以磋商为首选的解决争端的方式，若不成功就进入调停、调解程序，最后才是仲裁。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在程序上，不存在投资人与东道国之间的协商和提请调解程序，由投资人直接提起仲裁。可见，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争端解决机制是以仲裁为核心的政治性或准司法模式，这与其促进区内贸易投资自由化的目标和宗旨是协调一致的。三、构建中印自由贸易区所面临的挑战(一)冷和平思维的存在是影响中印自由贸易区构建的重要障碍在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发生以来的较长一段时期里，印度国内谈论“中国威胁”的不乏其人，为“中国威胁论”在印度的生长提供了土壤。冷和平思维的存在不仅成为制约中印关系深化的主要因素，而且也是影响中印自由贸易区构建的重要障碍。(二)缺乏有效解决双方贸易摩擦的司法程序中印贸易摩擦近年来呈上升趋势，从而严重影响了中印贸易关系的正常发展。从2001年以来，印度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数量位居各国第一，平均每年约9起左右，占中国遭受反倾销调查总数的近15％，占印度对外发起案件总数的近50％。2007年，印度对中国发起的10起案件中有1起终止调查，总涉案金额约8.34亿美元，是继欧盟和美国后对中国反倾销立案最多的国家，也是对中国立案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中印目前没有对解决双方贸易摩擦方面进行司法程序的制度安排，所以处理这些贸易纠纷还存在着较大的困难。这也严重影响了中印自由贸易区的构建。(三)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到目前为止，虽经中方多层次、多方位交涉，印度政府没有正式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印度在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中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裁决中大量使用第三国国内价格或结构价格来确定中国产品正常价值，导致中国产品倾销幅度被人为地大幅提高。印度征收高额反倾销税后，中国涉案产品在印度市场竞争力受到较大影响，一些企业甚至被迫退出印度市场。此外，2005年以来，印在所有原审裁决中未给予任何一家中国应诉企业市场经济地位。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影响着中印自由贸易区的构建。正如印度商业部长纳什在世界贸易组织非正式部长级会议上所表示的，只有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获得印度承认后，印度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才有可能。(四)两国民间交流限制着中印自由贸易区构建1962年以来的较长一段时期内，由于中印之间的民间交流甚少，许多印度人对中国的了解还基本停留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的程度。在舆论多元化的印度，部分媒体对中国有负面报道，使部分印度人对中国印象不佳。正如印度总理辛格2008年1月访华时所言：“我们必须拉近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认知距离，我们应该做出长期的努力，确保相互之间有正确的了解。”(五)高关税限制印度对外经贸合作印度政府实行高额进出口关税制度。一是保护个别产业，确保国家在紧急状态下有充足必需品供应，国内市场不被洋货充斥，增强对外贸易中的讨价还价能力，促进新兴工业的发展等等；二是大大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印度商界担心降低关税将导致低价的中国商品涌入印度市场。而中国的关税已经处于低位。所以印方担心印度生产商难以从FTA上受益。中方降低关税难以增加印度对中国的出口。四、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经验对构建中印自由贸易区的启示(一)尊重相互主权和独立北美自由贸易区既能保全美加墨三国享有充分完整的主权又能保证一体化组织高效运作，这一成功模式值得未来的中印自由贸易区借鉴。中印两国尽管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但地缘与历史的特殊性决定了两个民族无论是政治经济制度、语言文化和民族性格，还是风土人情和宗教信仰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尤其是中印之间的历史隔阂和目前仍然未解决的边界问题对于双方特别是印方来说十分敏感，因此尊重相互主权和独立就显得很重要。(二)构建开放型的中印自由贸易区中印自由贸易区应定位于开放型的自由贸易区，因为南亚其他国家在地理上与中印两国毗邻，经济联系也十分紧密，因而中印自由贸易区建立之后应该为其留下空间。中印自由贸易区建立后，实际上就将中国、印度、东盟三者联系在一起。因此，可以在中印自由贸易区基础之上建立一个更加开放、更具规模的新型的区域经济组织，以期实现区域空间集聚规模效应。(三)选择几个重点合作领域进行先期合作由于中印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牵扯到许多复杂的细节问题，因而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和较大的精力。可以考虑在几个重点领域进行先期合作，如合作潜力很大的IT、钢铁、能源、农业、生物制药、汽车制造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的方式可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也可以相互投资，在条件成熟时进行联合研发。这不仅可以进一步促进中印之间贸易额的持续增长，也可以为两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奠定基础。(四)对印度的实际利益给予适度关切鉴于印度制造业的竞争劣势，中国的关税税率较低的现状，在中印自由贸易区构建过程中，印应分阶段就某些制造品、服务产品和农产品降低关税，最终目的应是商品、服务、投资、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自由贸易区重点放在中印之间的互补性，中国应适度开放服务业，从而印度可以发挥其比较优势。(五)机构设置结合中印实际，借鉴北美自由贸易区机构设置及其职权划分，未来的中印自由贸易区也可以设立类似的组织机构，包括：中印自由贸易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和工作小组、秘书处、劳工合作委员会、中印合作银行、各类咨询委员会、仲裁法庭及特别委员会，其职权范围也可以比照北美自由贸易区机构职权划分进行定制；考虑到中印边境的现实，可以成立特别的边境委员会，专门负责中印边境地区的安全、边境贸易以及边境地区的环境保护等相关事务。(六)中印自由贸易区的争端解决机制未来中印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可借鉴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模式。这种准司法性的争端解决机制，具有套数多、规则细密、机构设置较为完善、程序与实体结合、外交方式和法律手段并用等特点，不需设立超国家性质的司法机构就能为自由贸易区的顺利发展提供有效的保障。在适用法律上，当事双方可以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WTO协议以及由此签订的任何协定中自主选择，具有很大灵活性；另外，ADR模式还给双方当事人留有很大的回旋空间。概言之，中印之间选择的最理想的争端解决机制一是不需要让渡国家主权，二是又具有充分的权威性可以保障制度安排顺利推进和自由贸易区高效运作，因此北美自由贸易区操作简单易行又不失效率的准司法性模式，是未来中印自由贸易区制度安排争端解决机制的可选模式。
关键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东亚自由贸易区”;选择对外贸易额
1引言
20世纪90年代初期，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建议成立一个“东亚经济集团”(eaeg)，东亚开始了经济合作的探索。随着世界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的发展，东亚经济的一体化合作也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其中2001年11月在文莱举行的第五届中国-东盟“10+1”会议上，中国与东盟达成在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共识，是东亚经济合作最大最受关注的成果。
2002年11月，在第六次中国-东盟“10+1”会议上，双方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按照该协议中国首先与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及泰国在2010年实现零关税，与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在2015年实现零关税。于是，一个拥有17亿消费人口、gdp近2万亿美元、贸易总额达1.2万亿美元的自由贸易区开始浮出水面，“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在按既定的日程安排逐步推进。
为了不落在中国后面，日本2002年1月与新加坡签署“自由贸易协议”，在2003年12月东京举行的日本一东盟特别首脑会议上发表了《东京宣言》和《行动计划》，达成计划在2012年建成fta的协定。韩国也宣布要加快与整个东盟建立fta的谈判进程。2003年，韩国在东盟峰会上提出了就签署东盟-韩国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的建议，并开始与新加坡就双边自由贸易进行谈判。中国-东盟“10+1”关系的发展竞争性地提升了另两个“10+1”的进程，使整个东亚经济合作以3个“10+1”的形式得到了快速发展。
我们抛开复杂的政治、边界等因素，单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在东亚建立一个包括中国、东盟、韩国和日本在内的“东亚自由贸易区”(“10+3”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利，还是中、韩、日三国分别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3个“10+1”模式)对中国经济有利。
2模型的建立与回归
2.1模型的假设与建立
根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h-o-s模型，一国具有不同于他国的比较优势或要素禀赋，从而需要进行国家或地区间的贸易，实现要素互补，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利益与社会福利都得到提高。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与中国进出口总额增加之间存在一定联系，我们用这种联系来衡量中国与他国或地区贸易自由化后，两国间贸易额的增加对我国带来多大的经济利益。
为简化模型、便于统计与计算，我们假设中国外贸总额的增长全是优势互补贸易的结果。同时假设与任何国家、在任何时期的外贸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有同等效应的推动作用。这样，我们通过经验分析，就能求出中国与东盟外贸增长对中国的外贸总额促进作用大，还是中日韩与东盟外贸增长对中国的外贸总额促进作用大，即哪种形式的自由贸易区对中国更有经济利益。
这里，我们假设中国对某国的或地区的进出口额与中国外贸总额存在线性关系。模型基本形式为：
y=e+ax1+bx2+cx3
其中y为中国外贸总额，xi为中国与xi国的贸易额，各系数为两国贸易额增长对中国外贸总额增长的边际作用。
2.2样本的选取
在数据选取方面，截取了中国比较稳定的1994-2005年的出口总额以及与各国贸易额为样本数据。复旦大学唐朱昌曾用94-03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我国这里用更长、更新的数据进行分析。
在东盟十国中，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与中国的贸易往来相对其他五国要明显密切很多。2001年这五国的进出口额分别占东盟总进出口额的94.56%与93.36%，且这五国已统一了内部关税。另外按照《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规定中国将首先与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及文莱在2010年实现零关税，所以选取中国与这五国的经贸数据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从《中国统计年鉴》中截取1994-2005年的数据见下表。
2.3回归分析与检验
首先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作用，即中国与东盟主要成员国贸易额增长对中国贸易总额的边际产出模型。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额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从而为中国带来经济利益，在模型中表现为促进中国外贸总额的增长。中国与东盟贸易额的增长对中国外贸总额增长的边际作用表示为:
y=e+ax1（1）
其中y为中国外贸总额,x1为中国与东盟五个主要成员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的进出口额之和，a为中国与东盟主要成员国的进出口额对中国外贸总额的边际产出。把上表的数据用eviews5.0进行ols回归:
y=757.4226+11.10771x1（2）
t（12.85）（104.3397）
r2=0.998991，f=10886.78，d.w=1.724
（2）式的拟合优度r2,f值、t值和d.w值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5%的检验。中国与东盟五个主要成员国的进出口额之和与中国外贸总额存在（2）式这样的线性关系。中国与东盟主要成员国的贸易额对中国外贸总额的边际产出，即系数a约为11.108
接着分析“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即中国与东盟、日本、韩国贸易额增长对中国贸易总额的边际产出模型。如果“东亚自由贸易区”建成，中国对东盟、韩国、日本的贸易额都会有较快速度的增长。这种情况下多边贸易的增长对中国外贸总额增长的边际作用可表示为:
y=e+ax1+bx2+cx3（3）
y为中国外贸总额，x1为中国与东盟五个主要成员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的贸易额之和，x2为中国与韩国的贸易额，x3为中国与日本的贸易额,a，b，c为中国与东盟主要成员国、韩国、日本的贸易额对中国外贸总额的边际产出，回归得出：
y=856.9932+8.6886x1+3.18x2-0.37x3（4）
t（3.44）（3.63）（1.39）（-0.54）
r2=0.999，f=3811，d.w=1.69
（4）式的拟合优度r2,f值、d.w检验、x1的t值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5%的检验，但是和x2,x3的t检验不通过。检查发现第三、第四、第五期有异常值，估计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引起的波动。引入虚拟变量d4和d5克服第三、第四期异常值。再次回归得:
y=1159.513+8.32x1+4.53x2+1.08x3-320.8282d4-115.0581d5（5）
（5.48）（4.89）（2.74）（-1.94）（-3.22）（-1.16）
r2=0.9997，f=4708.55，d.w=2.27
可以看出（5）式引入虚拟变量后拟合优度r2,f检验,t检验和d-w检验结果都不错，t检验值也比（4）式有很大的改进，其中拟合优度r2,f值、x1的t值远远超过其临界值。由回归结果得知，中国与东盟主要成员国、韩国、日本的贸易额对中国外贸总额存在（5）式的线性关系，他们的边际产出分别为8.32、4.53和1.08。即从历史经验分析，中国对东盟、韩国、日本贸易额增长1亿美元，中国外贸总额分别会增长8.32,4.53,1.08亿美元。
3模型结论并分析
3.1模型分析
从上面中国与东盟主要成员国贸易额增长对中国贸易总额的边际产出模型和中国与东盟、日本、韩国贸易额增长对中国贸易总额的边际产出模型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会促进双方贸易额的增长速度，而贸易额增长与中国外贸总额的增长存在很强的线性关系，其边际产出达到11.07，即从历史经验分析，中国与东盟贸易额增长1亿美元，中国外贸总额会增长11.07亿美元，这比唐朱昌曾用94-03的数据所得的10.69还要大。
如果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中国与东盟、韩国、日本的贸易额都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这种贸易额的增长同样与中国外贸总额的增长存在很强的线性关系，不过边际产出值会发生变化。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对中国外贸总额的边际产出下降到8.32，中国与韩国、日本的贸易额增长对中国外贸总额的边际产出分别只有4.53和1.08把三个边际产出加起来有13.93，大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模型中的11.07。
这说明建立但从贸易额方面讲，如果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中国与日本、韩国和东盟的贸易额各增加1亿美元，中国的总贸易额会增加13.93亿美元，而如果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与东盟增加1亿美元的贸易额，中国贸易总额会增加11.07亿美元。如果仅仅从贸易方面讲，这个历史数据的实证分析和国内许多学者的结论一样。但这比唐朱昌曾用94-03的数据得出的结果大相径庭，个人认为原因是我们的时间序列选取比前者大，数据比前者有了更新，且最近两年中日、中韩贸易增长幅度也有很大提高。从长期看，中日韩之间的贸易更能体现出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增进贸易。
3.2“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经济的巨大利益
上面对两种自由贸易区形式进行了在严格假设条件下的模型分析，但是现实情况比这个模型复杂得多，模型只是在某种层面上对现实有指导意义，复杂的实际问题要具体分析。下面结合实际情况分析两种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随着东盟国家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复苏，中国对东盟各国的贸易额均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2005年中国与东盟五个主要成员国的贸易额达到1200亿美元，东盟已经连续11年成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东盟第六大出口市场。中国与东盟的贸易结合度tcd从1993年的0.87上升到2001年的1.18，中国与东盟的贸易结合度正在快速加深。特别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逐步深化，加上东盟国家希望减轻自己对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性，扩大彼此间以及与中国的贸易规模。相信中国东盟的双边贸易会得到快速发展，并通过模型中的边际产出效应对中国外贸总额造成11.07倍的扩张，为中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3.3“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不足与“东亚自由贸易区”的优势
虽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很大促进作用，但亦有美中不足之处。比如：它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技术水平提高没有太大帮助，而这又是中国长期竞争力提高的关键。由于模型的局限性，这种情况无法反映出来。
中国与东盟在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方面的近似性将会制约双方贸易和经济的发展空间。由于中国与东盟的产业结构的近似性较强，而且都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中国和东盟大多数国家的出口产品都存在一定竞争性关系。根据一家研究所对东亚地区各国制成品的贸易特化系数(tsc=(xi-mi)/(xi十mi)，其值越接近1贸易结构越趋同，越接近-1贸易结构越异化)的估算：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与中国的相关系数都分别在0.8与1.0之间。东盟国家中只有新加坡与中国的相关系数为负数。双方在国际市场上的产品都集中在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领域。虽然双方的贸易会有较快的增长，但进一步的分工，特别是产业间分工受到了制约。
从上面的模型分析可以知道“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外贸总额的推动作用比“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大，即从经济和贸易角度看，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需求更迫切些。这一方面说明了近几年，尤其是从2004年以来中国和日本韩国之间保持了不亚于与东盟的外贸增长值，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这种互补的经济关系在比较长的时期来看更有利于中国的发展。
虽然中国与日本、韩国的经贸关系比与东盟的经贸关系要成熟，所以双边贸易增长速度相对不如东盟那么快（增长的绝对值不相上下，但东盟五国的基数较小）。但从中日韩的产业分工看，中日经济关系以互补性为主。日本的国际资本密集型和研究开发、专有技术密集型产品具有比较优势，中国劳动密集型和部分资本密集型产品有优势。中日两国的经济互补关系十分明显，具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分工的一般特征。中韩之间也具有较高的经济互补性，产业分工基本反映了各自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禀赋条件。三国经贸合作的加强有利于各国产业优势的发挥。
贸易关系是对外经济关系的一部分，从吸收国外投资、技术引进等非贸易经济角度看，中国更需要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中国目前还处于东亚经济“雁行模式”的中后部，也就是说中国产业在整个东亚产业结构链的中、低端。一国技术水平和综合实力决定了它的产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中国要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和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就应该积极推动与处于“雁行模式”前部的日本、韩国建立自由贸易关系，吸收他们的先进技术、管理模式等，从而提高中国的科技实力、综合国力以及在国际产业结构链中的位置。从这个角度中国应积极推动“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另外，与这一地区建立全面的自由贸易区，不仅有利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对稳定中国周边的政治安全也有重要意义。
4政策建议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对中国而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短期优势已经由着数据样本时期的变长而不复存在，东亚自由贸易区对于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不过，对中国来说首选的是发展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关系，其次才是整个东亚的自由贸易区。中国应当采取的政策是以积极姿态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各项协议和日程安排逐步落实，从而实现中国的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也使另两个“10+1”得以竞争性地提升，从而加速东亚区域经济的一体化。
2004年中国第一次取代日本成为第三大贸易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日本和韩国的诱惑无疑是不可抵挡的，他们都不愿意与这个潜在的大市场失之交臂。所以即使中国不积极推动fta的建立，他们也会为之努力。但是，中国不必为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做出太大的牺牲和让步。东亚地区的复杂历史、政治关系的现实，使得中国应该在不过多牺牲政治、经济利益的前提下推动“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发挥作为一个地区大国应有的作用。这样的一种政策安排才能为中国带来利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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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目标；运作模式
中图分类号：F75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08）05-0038-03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地区，也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人口最多、国内生产总值和贸易额最大的自由贸易区，目前，双方已在农业、人力资源开发、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信息通讯和相互投资等领域进行了初步合作，今后的合作将逐步深化到经济的各个领域。
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运作原则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运作必须遵循以下3个原则：第一，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运行必须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并对WTO倡导的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起到推进作用。这有益于世界经济的发展，也符合中国和东盟的利益；第二，从区域范围来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运行不能以阻碍APEC的多边贸易框架为代价。APEC的成功运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开辟了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新模式，是中国和东盟参与国际交流的重要场所，因此中国和东盟仍然应该积极的推动APEC经济合作进程；第三，从双边的角度来看，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发展中国家之间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实践，必须探求符合自己发展模式的道路，求同存异，以双边互利合作、共谋发展为首要前提，其他的一切影响因素都应该服从这一主旨。
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运作的目标和宗旨
从理论上讲，自由贸易区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regionaleconomicintegration)的一种最基本的方式，旨在通过免除区域内成员国关税及非关税限制，消除成员国间经贸差别待遇，扩大该区域成员国相互贸易和投资。
世贸组织把建立自由贸易区视为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例外，允许各成员国在其可连其领土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但GATT第24条第4项规定：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的目的是促进区域间贸易，同时不增加非成员国与该区域性组织间的贸易障碍。就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而言，成员国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产业层次和要素禀赋呈现诸多相似，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目的除了同其他形式的自由贸易区一样包括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使双方获得市场扩大的利益外，政治上和长期战略方面的意义比近期的经济利益更显突出。因此，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和宗旨包括：促进中国与东盟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相互投资，增强中国和东盟对外资的吸引力；扩大市场规模，提高企业生产效率，降低成本，促进资源有效配置，提高企业和产业竞争能力；推进成员国制度化和自由化改革；探求双方更加广泛的合作领域；保持区域的政治稳定，提高中国与东盟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
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运作模式的选择
1.机制化的运作模式
APEC是非机制化的，虽然它仍然面临着机制化的挑战，但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和东盟都坚决主张坚持它的非机制化特点，即通过协商的方式，采取自愿的单边行动原则来实现贸易自由化。APEC方式为发展中国家在推进经济改革和开放方面提供了一个平衡点，但是，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运作上，同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和东盟则必须采用机制化的运作模式，不仅要通过谈判来削减关税，而且要制定明确的时间表。这种模式的采用是由中国东盟的经济合作的性质决定的。
第一，中国和东盟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面临着加入WTO以后市场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东盟也面临着经济结构转型和东南亚危机之后重建的挑战，如果双边采取松散、单边协调的方式建立自由贸易区，必然使得各国根据自己的国内情况制定建设进程，不仅带来很多协调上的不便，而且会阻碍实现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既定目标。
第二，中国和东盟的经贸关系中存在着竞争性的一面，这个是前面论述过的，虽然东盟国家已经努力在面对“中国”的论调上摆正了位置，明确了合作双赢才是最佳选择，但是许多国家国内的论调还是不容乐观的，一旦中国和东盟在经贸合作中出现争端，很多不利于双边关系发展的论调必然死灰复燃，从而影响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进程，因此应该采用机制化的模式，在加强约束的同时，积极开展协商和对话。
第三，日本、美国在东盟有着传统的影响力，日本和美国的态度决定着很多东盟国家参与同中国经济合作的态度，中美、中日关系中仍然存在着很多不协调的因素。另外，东盟国家长期以来意识十分强烈，协调意识相对较弱，加上区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差异，它们的凝聚力相对来说不强。这一点从东盟的发展历程也可以看出，东盟经历了30多年的实践，最初还是从政治联盟开始的，经济合作的成就不及欧盟，也不及北美。因此，只有采用机制化的模式，才能增强凝聚力，抵制外来的和区内的负面影响。
2.渐进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运作模式
北美自由贸易区是采用先谈判后开放的措施，这个对于我们来说不适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应该采用边谈判边开放，逐步推进的模式。一方面，这种模式可以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另一方面，这一模式也意味着对东盟欠发达国家的区别对待。考虑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渐进性和灵活性因素，有些专家曾提出，该自由贸易区除基本沿用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习惯安排外，还可能采取其他一些建构形式，如该自由贸易区以中国率先向东盟开放市场为主，然后东盟市场再渐次开放，争取尽可能丰富的初期成果和合作磨合经验，这是较易推进的“平滑启动”姿态；或该自由贸易区以中国和新加坡、马来西亚等较易达成协议的国家先形成核心成员国，其他东盟成员按谈判进展成熟一个加入一个，这是较现实的“先易后难”姿态；或该自由贸易区从重点合作领域过渡到全面合作，以避免部分成员和中国间的不适应，可把农业、信息通讯、人力资源开发、相互投资和湄公河开发等作为近期合作的重点领域，这是“由点到面”的姿态；也有的提出把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作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先行示范区，这是次地域(次区域)推进建构；还有的提出从中国东部沿海、港澳地区和东南亚较为发达的海洋国家首先启动，这是“沿海优先模式”或发达地区优先模式；还有的专家认为可从边贸切入，可称为“边贸切入”方式，考虑到对缅、老、越、柬的优惠安排，如中国与这些国家，广西、云南甚至广西――云南沿边地区与这些国家和这些国家的沿边地区之间有一些专门的合作安排，也是有可能的。不管采用哪种模式，都是考虑双方的差异性而采取的渐进性、灵活性的安排。
3.开放性的区外运作模式
开放性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中国和东盟都是以开放经济为特征的国家，市场和资金对二者来说都十分重要。因此，虽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封闭性的自由贸易区，不会把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成果无条件运用于区外国家，但是中国和东盟不会提高对区外的关税壁垒，更不会建成欧盟那样的关税同盟。相反，中国和东盟都将致力于推动世界贸易组织和APEC的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中国与东盟的区域经济合作不会对世贸组织形成障碍，不会对其他世贸组织成员构成伤害。第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各个成员国可以与其他国家单独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在东亚、日本和韩国都有意加强同东盟及中国的合作，新加坡则已经与日本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日本和东盟也达成协议建立自由贸易区。第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不排斥其他国家的加入，同时也不排斥和其他自由贸易区的联合。东亚区域内，东盟试图同澳纽紧密关系协议CER进行联合，虽然有进展，但是也存在很多的困难，毕竟CER的成员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是发达国家，而且它们采取的以政府间协调为主的较为松动的形式，某些措施的设定也非常简单。在APEC区域内，还有很多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和成长三角，许多成长三角也位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部。协调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同这些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关系非常困难，也可能会发生一些摩擦。
总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顺应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潮流，同时也是本地区共同的内在要求，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前景是巨大的，特别是双方都认识到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经济发展的长期的内在的需要，而且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会推动东亚经济合作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无论采用何种运作模式，只要双方本着平等互利、友好合作、互相信任的原则和态度，就能够很好地解决进程中的困难和矛盾，其前景将是非常光明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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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霍伟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研究［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论文关键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创造，贸易转移
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状况
2000年11月，朱镕基总理在新加坡“10+3”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设想。2002年11月4日，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召开的第六次东中国-东盟峰会上11个国家领导人在中国东盟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等方面之间的合作签订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简称《10+1协议》），规定了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容、时间等基本构架。到目前为止经历以下几个阶段：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服务贸易协议。按照《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时间框架，涵盖19亿人口、6万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4．5万亿美元贸易额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于2010年1月1日全面建成。中国与东盟新成员国在2015年建成自由贸易区，将形成一个拥有17亿消费者、近2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达1.2万亿美元贸易总额的经济区。根据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进行的初步测算，到2015CAFTA建成之时，将使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增加106亿美元，增幅为55.1%；东盟对中国的出口增加130亿美元，增幅为48%。同时，CAFTA的建立将分别拉动东盟和中国的GDP增长0.9%和0.3%。[1]
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效应分析。
在关税同盟理论中，范纳认为对于区域一体化所带来的贸易效应，可以分为贸易转移效应和贸易创造效应。这两个概念主要用来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集团在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静态效应，是衡量一体化集团取得成效的重要指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种形式也必将产生贸易转移和贸易创造两种效应。而对于建立CAFTA而言，还应该包括出口扩张效应这独特的第三种效应。[2]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是否能使成员国实现多赢、共同享受到资源优化配置所带来的收益，这要取决于产生怎样的贸易效应。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中哪种效应居于主导直接影响建设贸易区的价值以及区内成员国的贸易利益和经济福利毕业论文范文。从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用GTAP模型对CAFTA进行可行性分析的结果来看，CAFTA的建立能产生正的贸易创造效应，拉动中国和东盟的出口总量分别增长2.73%和0.95%，社会福利分别增长17.87亿美元和29.86亿美元。
(一)贸易转移效应
贸易转移效应是指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导致原来的以比较成本优势为基础的成员从非成员的进口被成员国之间的内部贸易往来所取代。显然，贸易转移效应是不利于资源的最优化配置的。
表1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主要国家对美、日、欧进出口所占比例单位：%
出口
进口
国别
美国
日本
欧盟
美国
日本
欧盟
中国
20.4
16.9
15.4
10.8
17.6
14.7
印尼
13.8
23.4
—
10.2
16.3
—
马来西亚
20.2
13.3
13.6
16.0
19.2
12.9
菲律宾
28.7
14.1
17.9
15.5
19.2
9.2
新加坡
17.3
—
—
14.8
21.2
—
泰国
21.2
14.8
—
10.7
23.7
—
资料来源：王勤.中国与东盟经济关系新格局.厦门大学出版社贸易创造，2003年.
(二)贸易创造效应
贸易创造效应是指建立自由贸易区后，贸易壁垒的取消将促进成员国间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贸易关系的进一步增长，因此，贸易创造效应是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的。由于中国东盟双边具有比较优势的贸易商品呈现较强的互补性，原有关税壁垒较高，这种贸易格局将十分有利于形成相互之间贸易规模的扩大和福利水平的提高。
1.降低关税创造效应。
表4中国与东盟间进口商品结构表
商品
东盟向中国出口
东盟从中国进口
蔬菜产品
5.1%
5.5%
动植物油脂
9.8%
初加工食品
5.2%
2.8%
矿产品
19.2%
7.5%
化工产品
4.3%
8.0%
塑料制品
7.6%
1.6%
木料及木制品
3.5%
纺织品与服装
3.2%
7.0%
基本金属制品
3.6%
13.5%
机电产品
25.1%
37.4%
其他
13.4%
16.7%
合计
100%
100%
资料来源：张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与投资效应分析.国际经贸探索，2002年第五期.
建立自由贸易区前，成员国原有关税壁垒越高，则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进口商品的价格下降就越快，从而扩大贸易量的作用及福利效应便越大。
从表4可知，就中国与东盟的相互贸易而言，双方在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方面具有相似性，因此双边贸易商品结构也体现出水平型分工特征。这种水平型的分工与贸易格局，应该更加有利于获得贸易创造效应。因为双方在产业结构和工业竞争力水平接近的情况下，因而，出于保护本国国内市场的目的，在建立自由贸易区之前，除了新加坡，其他成员国的贸易壁垒比较高，印尼、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在相关产品上均有较高的平均关税水平，如纺织品(20%)、电子产品(21%)、塑料产品(18%)。尤其是四个新加入的成员国关税水平普遍较高，均在15%以上。中国在从东盟国家进口一些产品上设置的关税非关税壁垒也比较高，比如对泰国的大米、对印尼和马来西亚的棕榈油的高进口关税及配额。中国对从东盟国家进口的某些产品设置的关税壁垒亦较高。如此高的关税壁垒，使得CAFTA建立后，因撤除壁垒带来的贸易扩张的可能性也就比较大，获得的贸易创造效应也就可能越明显。
2.互补性创造效应
中国与东盟在自然资源、产业和贸易结构以及商品市场上存在互补性，这是双方经贸发展的基础。我国工业制成品，如电子、机械、服装及纺织品具有比较优势，对相对落后的成员国如缅甸、老挝、越南、柬埔寨等在出口上具有很大的潜力。东南亚国家属热带气候，生物资源丰富，其橡胶、柚木、棕榈油、木棉、金鸡纳霜产量和出口量居世界首位。而中国的谷物、蔬菜和锌、铝、铅等矿产品是东盟所需要的。在产业上，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有相对优势，东盟在资源密集型产业有相对优势。CAFTA建成后，随着贸易壁垒的减少和撤除，这种优势互补会带来更多的贸易机会，将会大大地刺激贸易量增加，促进贸易结构改善和区域内贸易的发展。
(三)出口扩张效应
建立CAFTA所带来的一种更加独特和显著的贸易效应就是出口扩张效应，即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和市场的扩大，有可能带来区内产业内部专业化的分工格局，最终会有利于CAFTA作为一个整体的出口规模的扩张。
Q2
Q3
Q1
图1
我们知道，中国和东盟同属于发展中国家，双方在出口商品结构和国别结构上的相似性同时也意味着一种竞争性，要想变竞争关系为合作关系，避免两败俱伤的局面，出路在于双方市场的融合。[4](P109)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后贸易创造，区内贸易壁垒撤除，各国产业与企业都会面临一个更为广阔的市场，可以利用中国这个大市场扩大出口、增加收入。在原有的水平性分工基础上，双方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或者协议性分工，进行产业内专业化分工和大规模生产，这些因素可以促进降低生产成本，增强CAFTA作为整体的出口实力，扩大向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以图1和图2表示中国和东盟A、B两种商品（假设均为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成本曲线，且都具有规模成本递减的特征，图1表示建立CAFTA前，中国生产A商品的价格为C1，供求在G点达到均衡，东盟的价格为C2，供求在H点上达到均衡。这时由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双方的企业都面对一个扩大了的市场，由于中国在A商品上具有成本优势，在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或者进行协议性分工），对于A商品的投资和生产开始集中于中国，专业化生产带来的生产规模的扩大，使得A商品的成本下降到C3。图2表示建立CAFTA前，东盟生产A商品的价格为C1贸易创造，供求在G点达到均衡，中国的价格为C2，供求在H点上达到均衡。建立CAFTA后，B商品的生产相对集中于具有成本优势的东盟的情况，结果也会带来B商品成本的大幅度下降毕业论文范文。
我们知道，印尼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文莱以能源作为支柱产业，而中国是石油净进口国，随着经济的发展，能源日益紧张，因此这两个国家可利用贸易壁垒撤除扩大对中国能源的出口。新加坡是贸易接近自由化的发达国家，与我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占东盟国与我国贸易总额的近50%。一项研究显示，我国关税降低一个百分点使新加坡机械和运输设备出口增加99.282万美元，初级产品出口增加41.662万美元，其他工业品出口增加33.601万美元。东盟与我国的农产品贸易中，泰国所占的比重比较大，并且相比中国泰国在很多农产品生产上颇具优势，中国对许多种类的仍属于高消费产品的热带水果蔬菜产品征收30—50%的关税，因此这些产品的价格远高于国内市场价格。而早期收获方案就打破这种障碍，尤其是2003年中泰两国农产品提前实现零关税，较大的关税让渡空间使得农产品价格下降，引起我国对泰国热带农产品的消费增加，因而泰国农产品出口迅速扩大。我国对东盟的出口也将进一步扩大。以制成品贸易为例，泰国关税(税率为30—60%)，大大高于我国，且泰国内对这类产品的需求弹性较大，所以关税减让后为我国制成品的出口提供广阔空间。另外，我国出口商品结构有了显著改善，工业制成品比例增大，机电产品出口首次超过纺织品服装产品成为最大类出口产品。同时，高新技术产品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高，高技术产品出口比例20.118%上升到34%。我国工业制成品在对东盟相对落后的国家如缅甸、老挝、柬埔寨以及越南等出口有较大的潜力，随着自由贸易区关税水平的逐渐降低以及贸易壁垒的消除，我国机电产品特别是高新技术产品对东盟的出口将会进一步增大。[5]
总之，CAFTA的建立后，规模生产效应的获得，以及区内专业化分工格局的形成，将会大大提高中国和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对外出口的竞争实力贸易创造，化解双方在对外出口上的不利竞争局面。而且，随着区内产业内部的专业化分工格局的形成，将会创造更大的贸易创造效应。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建立CAFTA对于中国与东盟各国经济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首先，在贸易领域，CAFTA所带来的贸易转移效应不会十分明显，而在有利于资源配置的贸易创造效应方面却有获得相当大的潜力。其次，建立CAFTA使得中国与东盟在经济利益关系上逐渐形成一个在经济利益关系上逐渐形成一个整体，从而促进区内的产业布局的合理化以及产业内部专业化分工的发展，化解目前双方在对外出口与引进外资领域的不利竞争状况，有助于实现中国与东盟在经济上相互合作，共同发展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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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自由贸易区；甘肃；对外贸易
中图分类号：F752.8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2-0063-03
近年来，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同时，区域经济一体化迅速发展，以自由贸易区(FreeTradeArea，简称grA)为主的各种区域贸易安排逐渐成为各国国际贸易政策的重要组成。截至2008年8月，向WTO通报并仍然生效的各种区域贸易安排已达213个，其中80％是近10年建立的。据WTO估计，全球贸易一半以上发生在各个区域集团内部。以优于WTO最惠国待遇的条件进行，这对世界经济贸易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我国也顺应这一新形势，稳步推进rrA建设，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迄今，我国正在与亚洲、大洋洲、拉美、欧洲、非洲的29个国家和地区建设12个自贸区，涵盖2007年我国外贸总额的1／4。作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一个组成部分，甘肃省的对外贸易也必然会受到我国FFA政策的影响。本文基于对甘肃省对外贸易规模和结构的实证分析，研究我国FTA政策对甘肃省对外贸易影响的路径和程度，并提出利用FTA政策提高甘肃省对外贸易水平的对策建议。
一、我国的自由贸易区政策与实践
区域贸易安排按照成员国之间贸易自由化程度由低到高，一般包括优惠贸易安排、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完全经济一体化等六种形式。FTA是其中最普遍的一种形式，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或地区通过签署协定，在WTO最惠国待遇基础上，相互进一步开放市场，分阶段取消绝大部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在服务领域改善市场准人条件。从而形成的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涵盖所有成员全部关税领土的“特定区域”。由于FTA相对于优惠贸易安排贸易自由化程度较高，相对于关税同盟及其他区域贸易安排形式在政治上的可行性较强，因此成为各国发展区域经贸合作的主要形式。目前，向GATT／WTO通报的区域贸易安排中90％以上为FTA。
由于FTA的有限区域合作性质，FYA对成员国具有贸易扩大效应，对非成员国具有贸易转移效应，即这种成员国与非成员国的差别贸易自由化措施，在增加成员国之间贸易量的同时。会降低成员国与非成员国的贸易量。由此，贸易扩大效应有利于提高成员国之间的经济政治紧密度，提高成员国整体在全球范围的竞争力，而贸易转移效应则会相对降低非成员国与成员国之间的经济政治紧密度，相对降低非成员国在全球范围的竞争力。所以，各国为了获得正向的贸易扩大效应，尤其是降低其他FTA对本国产生的负向的贸易转移效应，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各类区域贸易安排中来。
我国参与区域贸易安排的进程比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迄今，我国正与亚洲、大洋洲、拉美、欧洲、非洲的29个国家和地区建设12个FTA，涵盖2007年我国外贸总额的1／4。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我国实行自由贸易区战略。区域贸易安排也已成为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重要组成。
二、甘肃省对外贸易特征
(一)甘肃省对外贸易规模
甘肃省对外贸易规模较小，进出口在全国41个口岸中均位于30名之后，但近年来贸易规模逐年上升，进口由1999年的0.88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22.01亿美元，出口由1999年的0.16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0.91亿美元，进出口均在2005年后增幅较大。甘肃省对外贸易一直为逆差，且由于进口增速高于出口，使逆差由1999年的0.71亿美元扩大到2007年的21.10亿美元。
(二)甘肃省对外贸易地区分布
1甘肃省出口对外贸易地区分布
甘肃省出口主要为台湾地区、香港地区、韩国、哈萨克斯坦、德国、俄罗斯、美国和日本。2006年甘肃省对韩国和香港地区出口增幅较明显，2007年对台湾地区、哈萨克、德国出口有所增加，对其他国家出口变化较小。
2甘肃省进口地区分布
甘肃省进口主要来自澳大利亚、智利、秘鲁、西班牙、哈萨克斯坦、刚果、古巴、美国和墨西哥等国家。2006至2007年从澳大利亚、智利、秘鲁、西班牙、哈萨克斯坦的进口增幅较大。
2甘肃省进口商品构成
甘肃省主要进口商品有矿砂、镍及其制品、其他贱金属、铜、机械、光学仪器和杂项化学品等。2004年开始，矿砂进口增长显著，由2004年的2.32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16.08亿美元，占当年进口总额的70％。
由以上分析可知，甘肃省对外贸易以进口为主，进口来源地和进口商品类别都比较集中，而主要的几个进口来源地，如澳大利亚、智利、秘鲁均为我国已经签订和正在协商FTA协定的国家，由此，我国的FTA政策必将对甘肃省的对外贸易产生重要的影响。
三、我国的FTA政策对甘肃对外贸易的影响
(一)与甘肃省对外贸易紧密相关的F"I'A协定
l_中国一智利FTA
2005年11月中国和智利签署《中智FTA》，并于2006年10月1日起开始实施货物贸易关税减让，根据《协定》，经过两个阶段的关税减让，我国将先后取消4753种智利产品关税，智利也将我国5891种产品关税降为零，主要涉及化工品、纺织品和服装、农产品、机电产品、车辆及零件、水产品、金属制品和矿产品等。《中智FTA》实施以来，中智双边贸易增长迅速,2007年两国贸易额达147亿美元，年增长率从实施前的20％提高到65％，其中，我国自智利进口103亿美元，出口44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79％和42％。
2中国一秘鲁FTA
2009年4月28日，中国和秘鲁签订《中秘[TA》，这是我国与拉美国家签署的第一个一揽子FTA。在货物贸易方面，中秘两国将对各自90％以上的产品分为五类实施关税减让。第一类产品在《协定》实施后当年实施零关税，分别约占中、秘税目总数的61.19％和62.71％。第二类产品在《协定》生效5年内逐步降为零，分别约占中、秘税目总数的11.70％和12.94％。第三类产品在《协定》生效10年内逐步降为零，分别约占中、秘税目总数的20.68％和14.35％。第四类产品为例外产品，不作关税减
(三)甘肃省对外贸易商品构成
1甘肃省出口商品构成
甘肃省主要出口商品有钢铁、贵金属、镍及其制品、蔬菜、铝及制品、机械、谷物、电器、无机化学品、有机化学品等，其中2006年铝制品出口增幅显著，2007年钢铁、贵金属、镍制品、蔬菜出口
有所增长，其中钢铁和贵金属占出口额的60％以上。让，分别约占中、秘税目总数的5.44％和8.05％。第五类产品将分别通过8、12、15、16、17年关税逐步降为零，分别约占中、秘税目总数的0.99％和1.95％。目前，两国正按照《协定》的相关规定，完成各自国内法律程序，以使《协定》早日生效。
2007年中秘双边贸易额达6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3％，其中我国出口16.78亿美元，进口42.97亿美元。中国是秘鲁第二大贸易伙伴，秘鲁是中国在拉美地区第七大贸易伙伴。
3中国一澳大利亚FTA
中澳FTA谈判自2005年4月启动，迄今已经进行了13轮谈判。双方已就FTA框架内容、货物贸易市场准入、专业服务、金融和教育服务、知识产权、投资等问题进行了磋商，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2007年双边贸易额达437.5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3％，其中我国出口257.58亿美元，进口179.97亿美元。目前，中国是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澳大利亚是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
(二)甘肃省从澳大利亚、智利、秘鲁的主要进口商品及其关税变化
甘肃省从澳大利亚、智利、秘鲁的主要进口商品仍然是矿砂、镍和铜，来自这三国的进口额占甘肃省总进口额的50％。从表3中可见，2007年26章MFN平均关税率为3.76，从智利进口26章的协定关税平均率为1.82，降幅为50％，74章MFN平均关税率为6.72，从智利进口74章的协定平均关税率为2.74，降幅为60％。从秘鲁进口的协定关税率目前尚未实施，但根据《中秘丌A》的中国关税减让表，中国将对从秘鲁进口的26章自协定实施起减为零，这样其降幅将达到100％。75章的MFN平均关税率为5.07，如果中澳FTA协定签订，从澳大利亚进口的75章也必然实施关税减让。
以2007年甘肃从智利进口的26章为例，进口额为4.68亿美元，以MFN平均关税率计算，进口关税为0.17亿美元，《中智grA》实施后，以协定平均关税计算，从智利进口关税为0.085亿美元，关税负担减少约910万美元。同理，甘肃从智利进口的74章，关税负担减少约105万美元。而《中秘FTA》实施后，甘肃从秘鲁进口26章的关税将减少734万美元。总体估算，《中智FTA》和《中秘FTA》的实施将使甘肃省每年进口成本比2007年之前降低约2000万美元，这对增加进口量，支持甘肃省经济发展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四、充分利用FTA协定，发展我省对外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