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原史时代”
根据theamericanheritage®dictionaryoftheenglishlanguage中对“原史（protohistory）”的定义，原史的时间段指的是一文化最早的“记录历史”出现的前夕（thestudyofaculturejustbeforethetimeofitsearliestrecordedhistory）。thehutchinsondictionaryofworldhistory定义原史时代是“紧接着史前，但是又早于能以书写文件证明的历史（protohistoryperiodfollowingprehistorybutpriortotheappearanceofhistoryasdocumentedinwrittenrecords）”[1]。所以，西方将“原史时代”的时间段界定于史前与历史两大阶段的过度阶段。
作为一个主要使用于考古学上的词语，christopherhawkes对“原史时代”加以解释认为，原史的概念是相对于文献丰富的历史，这一时期已经有一些文书记录，但是这些记录只是一些片断，涉及社会非常少的方面，这些记录可能表现于一些刻铭、硬币等等，或是其他地区散乱的文本资料。[2]glyndaniel则认为“原史时期”一词，以称呼古代文献很少，考古材料的重要性超过或等于文献材料的时期。[3]在法国《史前大辞典》一书中，认为所谓“原史”或“原始史”的涵义是，“首先具有一种方法论之意义，应用于一些为历史文献所不能确定的文化群体。为了研究它们，人们因而使用了此概念，它可以是指那些自身尚未拥有文字、然而却为同时代的其他人群所记述和提及的人群(例如征服前之高卢人，他们为希腊与拉丁作家所记述)；也可以指那些通过後世的口头传说、记忆或者记载而保存下来其历史的人群。在此两种状况下，其研究可以包括考古学资料及间接的文字记载资料两方面。此时期在年代学体系中只具有一个很短暂的时间范围，而且也不精确。”[4]也曾有人这么总结原史时代的特点：在最初书写文献还很稀少，并且很难读懂，多数最初的记录还没有完全的破译。这历史的最初阶段通常被称之为原史时代。後世的学者也会对这个时代的历史不断的进行文书上的补充。这些文献，在结合考古资料之後，也会成为值得重视的材料。好比说一个传说中的国王的名字被发现在刻铭上，关于这个国王的记载的可靠性也就大大的提高了。[5]
由字面上来看，“proto-”指的是一件事物的较原始的状态，是一种“祖”、“祖型”的概念。例如英语里的“protoaustronesian”（原南岛语）指的是南岛语的一种祖型，protoaustronesian表示了其与austronesian的差别，也表示了austronesian存在的最初始状态。同样的，我们将先商称为“protoshang”、将先周称为“protozhou”，所表示的都是商、周王朝的先族，周人或是商人在建立王朝之前已经存在，所以我们不会将先商称为“pre-shang”，也不会将先周称为“pre-zhou”。因此，在“protohistory”这个阶段里，史学开始萌芽，一些记录开始以各种形式出现，虽有文书记录，但是仍不足以让我们据之复原历史，这一阶段有别于史前，也有别于历史时期，是史前向历史时期发展的一个过度阶段。在对这一阶段进行研究时，也需要不同于史前及历史时期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将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字学、器物学等等学科综合起来的一种研究。
虽然，作为方法论的“原史”的概念还没有被更深入的定义、讨论，对于其意涵还有不太相同的认识，但是“原史时代”在西方已经是受到普遍承认的了。综上，我们可以根据西方学者对“原史时代”的定义总结出几条基本原则：1.原史时代是介于史前时代与历史时代的；2.原史时代研究的对象应是一些为历史文献所不能确定或认识不够充分的文化群体；3.由于原史时代当代的文献稀少，考古材料的重要性超过或等于文献材料；4.原史时代的研究工作需要将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字学、器物学等多种学科综合起来。
以下，我们可以根据西方学者对原史时代的定义来检验中国原史时代是否存在。
对“中国原史时代”的界定
过去我们一般将古史分为史前、历史两大阶段或是史前、传说、信史三大阶段。这两种分类都是由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材料出发的。在考古学引入中国之後，史料的范围已经由文字材料扩大到包括文献（当时的、追述的）、文物、考古材料、古文字（而古文字的主要获取方法是考古学）。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对中国先秦史的研究（这里指的是文献记载中的夏商周阶段，下限是秦始皇帝统一中国（221b.c.））。张光直先生即曾说过，“自从二十世纪初期以来，考古学的发现越积越多，越多便出现好些以前从来没有看过、听过、想过的新文化，新民族，和新问题。用考古学建立的历史因此更得随时改变。考古学还发掘出新的文字材料来，加强了古文字学这一门学问。研究商周三代历史又可以使用古文字学；近百年来使用古文字学的结果，是知道了传统的三代古史有许多处被古文字学证实了，但还有更多处被古文字全部改观了。”[6]
战国以前同时期的传世文献材料非常少，即使是当时流传下来的，如尚书、周易、诗经等等的文献材料里，也有许多後人补作或是经传抄而改变的内容。後世对这一时代追述的著作多作于东周及汉代，这其中除了保留部分夏至西周的真实情况外，大多是为了时代需要加以改编、附会而成。所以，我们在面对传世文献以及通过这些文献而认识的古史时，总是要持一些保留的态度。即使是现在基本被考古材料印证的《史记.周本记》，其所能为我们提供的，也只是当时历史发展的一个框架，还须要我们透过其他手段进行复原。
另一方面，中国的人文史学传统肇始于西周王室覆灭「王官之学降于民，知识分子才脱离王室的束缚，逐渐由过去的“巫”史中走出来。晋《乘》、楚《??杌》、鲁史《春秋》，都成于这个时期。今日我们读到的《左氏春秋》，开创编年记事的体例，是中国历史学发展成熟的标志。至此，可供後世学者研究的确实的文献史料开始丰富，文献材料为学者提供了全方位更为丰富的论证材料，考古学成果成为历史文献的一种参照或是补充，而非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如此才算是进入真正的「历史阶段。
王树民先生指出，现在有些人对于古代史学和史料不加分别，以为根据古代的直接史料，便可以说明当时的史学了，正与把传说当作史实同样是不正确的。如甲骨文是殷代遗物，史料价值很高，在巫史不分的情况下，也可能为史官所作，但原为占卜之用，不是历史记载。钟鼎文多为周代之物，记载了许多重要的史实，但原为纪念性质，也不是历史记载。[7]所以，不论是由史料或是史学史的角度来看，三代时期的研究是有其独特性的，不同于史前及历史时期的研究。
由现存的文献材料来检视中国（中原地区）先秦史，春秋以前（甚至是战国以前）的传世文献里没有比较全面的史学著作，所见可靠的文献材料也多经後人修改。考古发现了大量的文字资料，但是这些文字表现的是历法、卜筮、纪念，或是简单记事文字，只表现了商周王朝片段的历史，虽然已经极具历史性，但仍不足以充分表现当时历史的方方面面。虽然已经有了史官，但是当时的史官是为上层及祭祀占卜服务，其性质仍不同于後世的史职。“史”的概念还在萌芽的阶段，真正为记录历史的历史记录还没出现。这些都与西方对原史时代的定义相符，所以，我们可以将中国的商、西周时期（甚至是春秋时期）作为中国的原史时代。李学勤先生即根据glyndaniel对原史时代的定义认为，东周和更早的商和西周不同，已经脱离了这种“原史时期”而跨入真正意义的“历史时期”了[8]。此外，作为历史文献所不能确定或认识不够充分的（但是仍有相当的文献材料及考古线索）夏、先商、先周也应属於中国的原史时代重要的一部分。这牵涉的不仅是时间的概念，更是一种族及考古学文化发展的概念。因而在寻找夏的根源上，我们更应该将着眼点放在晚期龙山文化。至於繁?庞大的传说记载，由於其涉及的时间范围太长，似乎不宜将所有的传说都归入原史时代范围；此外，多数传说内容也很难与考古材料相结合，即使是距离夏代较近的“三皇五帝”传说也很难落实在考古材料上，所以这里不把过去所谓的“传说时代”等同于原史时代，其所涉及的是另一种概念及材料。
中国的原史时代，及其与传统中国上古史的区别在于，传统史学由文献出发，以政治时间作为历史分期的标准，所以一般将秦以前划为上古史的范围。在过去所认为无文字的史前时代以及文字发明之後的历史时代之间加入一个“原史时代”所表现的是历史学的一种初兴状态，以及我们对这一阶段的历史进行研究时所面对的史料的多样性（与史前及文献发达时期相较）。这里所指称的“中国原史时代”是，一时代的历史由传说或是不充分的文献记述，必须通过考古材料对这些传说或文献加以检验确定其正确性，并需要由大量的考古资料建立、补充文献所缺乏的各种对当时的研究材料（即使考古材料所表现的也只是当时社会的极小的一个部分）。这一阶段的研究需要由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学等等一起建构出当时的历史、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情况。而这种对“原史时代”的研究，也只有在今日考古学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之下才有可能展开。
所以，原史时代概念的提出不论是对历史学研究或是考古学研究都是有所帮助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原史时代的研究对象并不应该被限定在整个现代中国领土的范围，而是着眼于族群之上，被介定为以中原华夏民族的原史时代为中心，其范围是在中原的古文字材料、传世文献、考古学文化的基础上，向外辐射至与之相关的各个地区、族群、文化（当然，如果该文化也有文字材料，也需被视为认定其族属、文化以及认定其与中原及其他族群、文化的重要材料），希望能将中国原史时代表现为一个各种活动、族群联系在一起的有机体。而对于现代中国境内曾经有的各个族群、文化的原史时代的研究，则应该将其分别命名（如：匈奴原史时代、女真原史时代等等），成为以其为主体的原史时代，以求与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原史时代区隔开来。
所以，中国的原史时代是：1.时间段在文献所记载的夏至西周晚期（甚至春秋中期）；2.涉及的对象是以中原为中心，兼及在各种方面与原史时代的中原有联?的各种族群（如羌、鬼方、蜀、淮夷等）、文化；3.主要的研究材料为当代及後世文献，以及原史时代的古文字、考古遗迹遗物、传世文物等等；4.中国原史时代的研究工作需要将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字学、器物学等多种学科综合起来。
中国原史考古
中国原史时代的定义已如上述，而作为中国原史研究最重要的一环的中国原史考古，又有其不同於史前或历史考古的特殊性。
首先是文献材料对考古产生的不同影响。史前考古没有当代的文献材料，後世文献材料对史前的描述主要是神话与传说。神话为非客观的记述，本来无法作为有效的根据。传说的核心部分固然为古代实有，与後人因想象而虚构的不同，但是传说有较大的不稳定性，不仅时间、地点、人物易发生错乱，更容易混入神话成分[9]。因此史前考古与文献的相关性很低。而历史时期拥有大量且多方面的文献材料，考古虽然仍能对文献有所增补，但考古研究主要是在文献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以文献材料为主要依归。原史考古与文献之间则是一种互补的关系，文献为考古提供线索，而考古则检验文献的正确性，并在文献所提供的框架之上进行更深一层的复原。原史考古与历史时期考古的不同在于，考古学材料在许多模糊的历史问题的研究上具有的决定性的影响力。
原史考古所涉及的对象是以中原原史为中心，辐及与之有关的各个族群文化。中原以外的族群没有文字，虽然其族属的确认主要是依据古文字、文献材料，但是在其考古学文化被认识的基础之上，进行文化因素分析，我们不但可以加强认识中原文化与相关族群之间的关系，更可以建构出以某一族群为中心的原史，理清族群之间的复杂关系。
而中原地区的原史考古在考古学以及古文字、文献记载三种材料并重的情下，除了研究与考古学相关的各种课题外，还可以在文字资料的帮助下，建立中国原史的年表，并结合古文字、文献记载的时间、人物、事件、地点，复原出一种将考古学文化与史实相结合的中国原史时代。
参考文献：
[1]thehutchinsondictionaryofworldhistory，1998。
[2]hawkes,christopher"archaeologicaltheoryandmethod:somesuggestionsfromtheoldworld",americananthropologist56:155-168,1954.
[3]daniel,glyn,ashorthistoryofarchaeology.london:thamesandhudson.1981.(此处转引自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6月)。
[4]dictionnairedelaprehistoire,1988,directeurdelapublicationandreleroi－gourham,pressuniversitairedefrance,paris.(此处转引自刘文锁：《论史前、原史及历史时期的概念》，《华夏考古》1998年3期，93页)。
[5]见home.swipnet.se/~w-63448/mespro.htm。
[6]张光直：《对中国先秦史新结构的一个建议》，《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三联书店，1999年9月。
[7]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中华书局，1997年9月。
关键词：契丹；契丹历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4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2-0001-04
契丹（Khitan）是在中国北方民族历史上继匈奴、鲜卑之后又一次统一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并建立了辽政权。契丹自4世纪登上历史舞台，至公元1218年西辽灭亡，活跃于中国北方长达8个世纪之久，影响深远。虽然经历了千年的风雨和时代的掩盖，在当年的辽朝统治区域内，城址、墓葬、寺庙、佛塔等辽代遗存数不胜数。然而对于契丹，留给后人更多的是谜团。因此契丹历史研究也就成为很多学者毕生的事业。受传世史料的限制，契丹历史研究一直举步维艰，鲜有重大突破。近年来随着考古新发现和学者的不懈努力，契丹历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让我们看到了契丹历史研究的新希望。
专门研究契丹历史的专著涉及政治、文化、教育、语言、社会习俗及制度等多个方面，主要有尤李《多元文化的交融――辽代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乌力吉《辽代墓葬艺术中的捺钵文化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年），姜维东《辽金黄龙府丛考》（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辽代器物文化》（吉林大学出版社，2013年），李谷城《辽代南京留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王玉亭、王燕赵《辽文化与辽上京》（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3年），陈述《契丹史论证稿》（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肖爱民《辽朝政治中心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孙国军、李春林主编《契丹辽文化论集》（中国出版集团现代出版社，2014年），内蒙古博物院编、郑承燕著《辽代贵族丧葬制度研究》（文物出版社，2014年），张邺、张编《契丹巾帼：辽代契丹族女性研究》（民族出版社，2014年），刘浦江、康鹏主编《契丹小字词汇索引》（中华书局，2014年）等。将契丹历史纳入某一研究体系的专著主要有邓广铭《辽宋夏金史讲义》（中华书局，2013年），王秋义主编《辽金史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13年），王禹浪、都永浩《文明碎片――中国东北地区辽、金、契丹、女真历史遗迹与遗物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3年），郭齐家、苗春德、吴玉琦主编《中国教育通史？宋辽金元卷（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乔卫平《中国教育通史・宋辽金元卷（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王利华、张国刚《中国家庭史・宋辽金元时期》（人民出版社，2013年），杨翼骧编著，乔治忠、朱洪斌订补《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宋辽金卷》（商务印书馆，2013年），宋德金《辽金西夏衣食住行》（中华书局，2013年），武玉环《辽金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曾雄生《中国农业通史：宋辽夏金元》（中国农业出版社，2014年），高人雄主编《辽金元文学研究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等。
外文著作有荒川慎太郎、杀竟夂搿⒏呔康典行、渡x健哉《契丹[|]と10―12世oの|部ユ`ラシア》（勉\出版，2013年），三u黎子《沙_双浃位à紊：宋・契丹茶立て女ものがたり》（|洋店，2013年），（日）杉山正明著，乌兰、乌日娜译《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日）爱宕松男著，邢复礼译《契丹古代史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4年）等。
学术论文方面更是成果卓著，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近年来辽代职官问题、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教育与科举、语言文字、契丹文物与考古方面已经形成了研究的热点，成果也比较丰富。
辽代职官问题的研究。蒋金玲《辽代汉人的入仕与迁转》（《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3期）对辽代的汉人入仕进行了分析，认为科举与荫补是辽代汉人入仕的主要途径，而科举进身与荫补入仕者，在起家官与官职迁转过程中均表现出明显的文武分途特征。家世对汉官个人仕途影响明显，这既是受契丹世选制与唐末五代藩镇旧制理念影响的结果，也是契丹统治者倚用汉人世家大族加强汉地统治、支撑皇权的必然产物。杨军《辽朝南面官研究――以碑刻资料为中心》（《史学集刊》2013年第3期）以碑刻资料为中心，对辽朝南面官系统进行了分析，认为辽朝并未实行三省六部制，南面朝官的主要权力机构为枢密院和中书省。何天明《辽代大林牙院探讨》（《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3年第4期）对设于辽太祖时期的大林牙院进行了探讨，认为大林牙院除了担任契丹本族文翰事务，也有承担军务、作为使者出使他国等职能。此外，杨军、王旭东《辽代南京留守的选任与转迁研究》（《求索》2013年第4期）、林鹄《辽世宗、枢密院与政事省》（《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2期）、武玉环《辽代职官考核制度探析》（《史学集刊》2014年第3期）、康鹏《辽代地方要员选任方式浅议》（《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等也对辽代职官问题的不同方面进行了探讨。
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杨福瑞《契丹族崇山文化的历史考察》（《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1期）认为崇山观念是契丹族古老的自然崇拜内容之一，是源自契丹人对天地的崇拜、族源的追溯以及对山林畜猎生活的仰仗等多种心理因素而来，在发展过程中，崇山观念达到了最高的精神境界，构成辽朝政治文化的最主要内容。何婷婷《辽诗中所见辽代东北契丹风俗与文化》（《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7期）依据诗歌，对辽代东北地区的契丹族风俗，如饮食、穿着、生产、酒乐舞蹈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此外，还有金渭显《契丹皇帝亲征仪及打猎习俗的演变与尚武精神――纪念陈述先生百年诞辰》（《辽金西夏研究2011》，同心出版社，2013年）、夏宇旭《契丹猎犬述略》（《兰台世界》2013年第36期）、杜美林《契丹族社会生活中萨满文化研究》（渤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张树卿《辽时期吉林西部草原契丹民族的信仰习俗与传承》（《地域性辽金史研究（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杨婷婷《从考古发现看辽上京地区契丹人习俗》（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张敏《辽代石刻中所反映的辽朝母仪规范》（《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张强《再论契丹射柳习俗之起源》（《兰台世界》2014年第7期）等。此外，有关辽代的婚姻状况，亦有文章探讨，如靳玲、安正《辽代契丹人的婚姻形式及特点》（《学理论》2013年第36期），单召杰《浅谈金代女真人的婚姻习俗和族际婚》（《黑龙江史志》2013年第11期）等。
教育与科举。教育方面，高福顺《契丹皇族儒家经史教育考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3期）认为契丹统治者不仅重视、提倡皇族子弟研读儒家经史，而且还设定了完备的运行机制。既倡导和引领了契丹社会儒家文化的传播，也使儒家“大一统”思想观念以及中原社会的典章制度开始植根于契丹社会的机体之中。相关文章还有高福顺《辽朝女性教育述论》（《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高福顺《辽朝的尚武骑射教育》（《东北亚研究论丛（第六辑）》，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张敏《辽代契丹女性的教育问题探析》（《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2期），郭德慧、郭文娟《辽朝储君教育与培养探析》（《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等。科举方面，主要有高福顺《辽朝科举考试年限考论――以圣宗统和六年以后为中心》（《东北亚研究论丛》第七辑，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高福顺《辽朝科举考试生源述论》（《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第八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李宇峰《碑志所见辽代进士题名录及相关问题》（《东北史研究》，2013年第3期），高井康典行《景宗？}宗期の政局と|代科举制度の_立》（《史^（168）》2013年3月）黄凤岐、燕煦《辽朝的教育与科举》（《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等。
语言文字。康鹏《契丹小字〈萧敌鲁副使墓志铭〉考释》（《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四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年）结合辽代汉文文献对该墓志进行了释读，并考证墓主的五世祖即辽朝历史上著名的萧挞凛，并以此厘清了该墓志所记载的墓主十代先祖的世系，同时纠正了前人的一些讹误。相关研究还有方东杰、曲赫《辽时期契丹族语言文字的使用特点》（《兰台世界》2013年第33期），傅林《契丹语和辽代汉语及其接触研究――以双向匹配材料为基础》（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即实《简说契丹语的亲属称谓》（《华西语文学刊（第八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傅林《论契丹语中“汉儿（汉人）”的对应词的来源》（《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四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年），〔日〕武内康则撰、申英姬译《拓跋语与契丹语词汇拾零》（《华西语文学刊（第八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白玉冬、赖宝成《契丹国语“忒里蹇”浅释》（《华西语文学刊（第八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松川《契丹文字碑文の新k》（《アジア[学（160）》，2013年），武内康t《最新の研究からわかる契丹文字の姿》（《アジア[学（160）》，2013年），清格尔泰撰、陈晓伟译《20世纪契丹小字研究的重要收获》（《华西语文学刊（第八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孙伟祥《契丹小字《萧仲恭墓志》削字现象研究》（《〔韩国〕北方文化研究（第4期）》2013年）、包阿如那《契丹大字《大横帐节度副使墓志》研究》（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额尔敦巴特尔《新世纪以来契丹大字研究概述》（《华西语文学刊（第八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高娃《内蒙古大学所藏契丹字文献》（《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白明霞《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志〉研究》（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等。
文物与考古。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东风里辽代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10期）对山西大同东风里辽代壁画墓进行了详细的报道，李可鑫《汤原新城辽墓调查简报》（《文物春秋》2013年第2期）则对汤原新城辽墓进行了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考古获重大发现》（《考古》2013年第1期）对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进行了全方位的阐述。相关文章还有赵少军、王雷《昌图四面城城址2009年试掘简报》（《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四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铁岭市博物馆、昌图县文管所《辽宁昌图县塔东辽代遗址的发掘》（《考古》2013年第2期），王青煜、康利君等《内蒙古巴林左旗哈拉海场辽代壁画墓清理简报》（《文物》2014年第4期），张兴国、孟令婧《内蒙古巴林左旗白音敖包辽墓清理简报》（《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刘海文、王继红等《河北宣化辽金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14年第3期），韩国祥、邓晓存等《辽宁朝阳杜杖子辽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14年第11期），肖忠纯《辽代辽西走廊的考古遗址与社会发展》（《农业考古》2014年第4期）等。此外还有对此进行理论性探讨的文章，有刘毅《关于辽代皇陵的几点认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3期），孙伟祥《试论辽朝帝王陵寝的营造》（《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3年第4期），刘喜民《辽祖州石室新考》（《北方文物》2013年第1期），姚庆《北京地区辽代墓葬形制研究综述》（《学理论》2013年第33期）等。
对考古资料的研究方面更是比较集中。墓志的考述。蒋金玲《〈贾师训墓志〉“驸马侍中刘公”辨析》（《史学集刊》2014年第1期）详细论证了墓志中所述“驸马侍中刘公”实为“侍中刘公”之误。相关文章主要有韩世明、都兴智《辽〈驸马萧公平原公主墓志〉再考释》（《文史》2013年第3期），李宇峰《〈萧琳墓志铭考释〉补正》（《辽金史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13年），李强《辽〈张守节墓志〉补释》（《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四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年），齐伟《辽宁省博物馆藏〈石重贵墓志铭〉考释》（《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四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年），姜洪军、李宇峰《辽陈妻曹氏刘氏墓志校勘考释》（《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四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年），李俊义、高颖、戴顺《〈辽萧孝恭墓志铭〉校勘》（《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姜洪军《辽宁北票市发现辽代李绍俞墓志》（《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等。
器物研究。主要有王俊辉《辽宁省桓仁县所出契丹文印》（《东北史地》2013年第6期），赵中文、冯永谦《辽“女真鹿官户太保印”铜官印考释》（《北方文物》2013年第4期），么乃亮《法库叶茂台辽墓出土漆木双陆考述》（《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四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年），邓树平《辽金时期医疗器械的发现与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4期），崔晓晨《对宋辽金时期铜镜形制分类比较分析》（《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1期），李艳阳《辽代早期纪年瓷器研究》（《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梁姝丹《辽宁彰武出土的辽代双陆棋》（《东北史地》2014年第1期）。
这些成果无论是专著还是学术论文，涉及层面广泛，研究较深入，且数量巨大。呈现了全新的面貌：一是青年学者学术研究活跃；二是研究涉及的领域更加宽泛。三是研究的问题也更具体。这些研究也体现契丹历史研究的发展方向。加强对契丹日常生活的研究，如生活习惯、语言文字、科举教育等，有助于我们完整地了解契丹历史，更加贴近生活。由于契丹历史研究文字史料的缺乏，学者更加注重考古资料的新发现，同时针对性地加强了考古资料的深入研究，或可成为我们打开契丹神秘面纱的主要途径。另外，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也是契丹历史研究的一大趋势，运用民族学、语言学、社会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带来了新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