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理环境层面
我国新时期以来对区域文学研究是从恢复与延续传统开始的。我国早已形成江淮文化、徽文化、齐鲁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河洛文化、岭南文化、东北文化等文化区域，每一个区域都以其文化差异形成独特的审美经验与艺术传统，从古代的《诗经》、《楚辞》到现代的京派、海派的艺术特色，无不含有地域环境对文学的浓重影响。在西方，以希腊、意大利、法国为代表的南方文学与以英国、德国、丹麦、瑞典为代表的北方文学差异，在18世纪的史达尔夫人文论中得到总结，环境因素被实证主义文论家泰纳列为决定文学的“三要素”之一。越是早期的人类生活越是受到地理环境的深重影响。近代以来，人类同环境的关系越发复杂，当代的生态文学论其主旨正是在文学领域对人和自然关系的研究。人类生活首先是自然，然后才是政治与文化，就关系而言，地理环境是基础，它制约有时甚至决定了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区域文化、审美精神，因此，敬畏自然、遵循自然、歌颂自然、表现自然、回归自然，就成了文学艺术表现的重要主题。大漠孤烟直之于塞外、八百里秦川之于秦腔，不是身临其地，必难深解其情。上世纪80年代末北京大学袁行霈把在日本讲学的讲稿《中国文学概论》整理后在国内出版发表，书中第三章讲述的是“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主要观点有三个方面，一是认为中国文学在民族统一性之中又呈现出一定的地域性，他通过对中国文学区域性的历史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文学一个时期地域性相当突出，另一个时期地域性又淡化下去而融入文学的民族特色之中，并为民族特色增加新的成分，这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一条规律；二是提到邹鲁、荆楚、淮南、长安、邺都、金陵、河南、江西、大都、江浙、岭南、蜀中等地曾是文学家们集中活动的中心，体现出从地理环境方面认识作家与文学的意识；三是认为以往中国文学研究多注重史的叙述、作家作品的考证评论，以及文体的描述，而对地域研究这一重要方面，却被长期忽视。①袁行霈主要是从地理环境层面来研究区域文学，这对已经长期荒芜了的区域文学研究来说，有开疆拓土之功和承前启后之力，对接下来更加深入的区域文学研究奠定了第一层基础。
二、生产方式层面
恩格斯曾于1890年在写给保尔•恩斯特的信中，通过对挪威与德国的生产方式的对比，历史地分析了易卜生的《人民公敌》、《玩偶之家》与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中造成人物性格不同的原因，批评了恩斯特在评价挪威文学时不顾社会历史条件而任意裁剪历史，把唯物主义方法当成了现成的公式的错误做法。恩格斯指出，恩斯特是把对德国小市民阶层的看法硬加到挪威小市民阶层身上，事实是，两者有着天壤之别，德国小市民胆怯、狭隘、束手无策、毫无创造力，是因为他们遭受到革命的失败后反动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后来“三十年战争”的摧残，而挪威社会几个世纪以来都是正常状态，挪威的农民从来不是农奴，挪威的小资产阶级是自由农民之子，他们具有坚强的独立性格和首创精神，比起堕落的德国小市民来他们是“真正的人”。恩格斯这封信为从生产方式上分析文学作品提供了典范。生产方式，是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谋得方式，它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是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体系。生产方式处在一个社会的基础层面，决定着人们的吃穿住行，也深刻地影响人们的思想与情感，因此，也必然成为文学研究中所考察的基础层面。新时期以来，我国社会改革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思想原则，必然深刻影响到社会方方面面观念的形成，《人到中年》、《粮食》等新时期一些优秀作品，自觉从人类生存最基本的吃穿住用层面展开对社会与人性问题的思考，有的学者正试图开辟文学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我国现有的基础理论也是从经济学视角出发把文学创造定性为艺术生产的，这些都说明从生产方式层面研究文学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它比地理环境层面更加靠近人的生存本身。1994年《江海学刊》刊登了陈庆元的《区城文学史建构刍议》文章，该文在批评了地理环境决定论和否定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联系两种错误的极端观点之后，认为正确对待地理环境的前提应该是，“在承认不是地理环境而是生产方式决定社会发展的同时，又看到地理环境通过生产力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文学的发展，并非由地理环境决定的，但地理环境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影响该区城的文学发展”。②陈庆元在理解区域文学性质时，没有把地理环境因素和生产方式因素非此即彼地对立起来，而是认为它们都是区域文学研究要考察的要素。应当看到，陈庆元观点的提出有着特殊的语境背景，我国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意识形态领域形而上学严重，不顾经济基础的历史条件，脱离实际，、放卫星、搞破坏、反传统，在意识领域以极其夸大渲染为能事，所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在文化精神领域流毒甚深，难以一时肃清，在这种背景下，突出生产方式对区域文学的决定作用，就具有格外意义，它有助于把文学从悬浮的天空中拉回大地，促使它重新扎根在现实的土壤里。
三、地域文化层面
文化具有多个层次，粗略上可以四分：物质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心态文化层，而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往往保存在高级形态的心态文化层中，在这个层面存有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民族的文化基因是上千年文化积淀的结果，因此，它所面对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而我国长期社会进程所形成的那些文化区域，历史而自然地对这些文化传统给予了类型划分，虽然这个空间比较起行政区划来要模糊得多，但是，这决非什么弱点或缺陷，而这就构成了它本身存在的方式与特点，因为，作为民族文化基因的高级文化形态保存在人类的精神层面，它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物质条件的限制，也就不能单凭地域空间、区域性的生产方式特点和行政区划手段等强加定性。严家炎在1995年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序言中，对区域文学的性质提出了新的观点，在他看来，过去人们对于地域的理解，注意力似乎过分集中在山川、气候、物产之类自然条件上，对构环境的诸般因素则相对忽视，他认为，“地域对文学的影响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决不仅止于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更包括历史形成的人文环境的种种因素，例如该地区特定的历史沿革、民族关系、人口迁徙、教育状况、风俗民情、语言乡音等；而越到后来，人文因素所起的作用也越大。确切点说，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实际上通过区域文化这个中间环节而起作用。即使自然条件，后来也是越发与本区域的人文因素紧密联结，透过区域文化的中间环节才影响和制约着文学的”。③严家炎从人文精神层面认识区域文学自是高出一筹，他所突出的正是文化传统对文学的重要决定与影响。我国近些年在地域文学史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一定成绩，如，马清福的《东北文学史》、陈永正的《岭南文学史》、谭兴国的《巴蜀文学史稿》、杨世明的《巴蜀文学史》、邓经武的《20世纪巴蜀文学》、高松年的《吴越文学史》、丁帆的《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等等。
四、区域文化层面
地域文化层面重在历时性的文化传统，区域文化层面重在共时性的文化当前，地域文化主要在人文精神长期稳定的结构方面，区域文化则在行政区划性质上把区域文化的各个层面协调统一成一体。2002年周晓风发表文章《区域文学—————文学研究的新视野》，该文从行政区划上对区域文学认识再提出新的观点，“区域文学研究的特殊性在于它从社会的行政区划出发，从中引出区域文学发展的固有规律，因而不同于对自然形成的地域文学的研究”。④以行政区划来划分，便于组织成统一的行动，从自然条件到生产方式，从地方行政制度到区域文化政策，从文联、作协到各级宣传、管理部门，从组织学习到创作发表，从出版审查到提供阅读，从传播媒介到文化产业，等等，从而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从地区的经济建设、人民的生产生活、社会的人际关系、人民对政府的态度、区域物质与文化发展、个人的理想实现、人民的幸福指数等方面，为区域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与途径。事实证明，近些年来，无论是在独立的区域文学史写作方面，还是区域文学与区域文化的关系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收获。如，李伯齐的《山东文学史论》、乔力等的《山东文学通史》、陈伯海的《上海近代文学史》、王文英的《上海现代文学史》、陈庆元的《福建文学发展史》、崔洪勋等的《山西文学史》、王嘉良的《浙江20世纪文学史》、陈书良的《湖南文学史》、孙海洋的《湖南近代文学》、王齐洲、王泽龙的《湖北文学史》、王永宽、白本松的《河南文学史》、吴海、曾子鲁的《江西文学史》、陈书良的《湖南文学史》、刘洪涛的《湖南乡土文学与湘楚文化》、马丽华的《雪域文化与文学》、李怡的《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魏建、贾振勇的《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费振钟的《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等等。只是存在的问题是，由于缺乏对区域文学不同内涵比较的视野，使在区域文化视野上的区域文学研究还不够自觉，这就容易造成凝聚力不足、问题不明显，以及重复性研究等问题。
五、意识形态层面
如果把前几个层面的研究看成是拓展的话，那么，意识形态层面的研究则更多地表现出凝聚，它负责把作为具体研究领域的区域文学与作为一般研究的民族文学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统一起来。应当看到，新时期的区域文学研究热潮是伴随着“重建文学史”的口号兴起的，显然这个文学史在性质上还不是区域文学史，而是民族文学史，区域文学史还仅仅是它的基础与材料，而“重建文学史”实质性意义就是重建民族精神史，这是意识形态的直接任务。另外，在当代“文学理论学科危机”的背景面前，各类文学研究都不可能不带有从困境“突围”的性质，这就和原来的指导性的观念、原则、方法等构成了对话和发展关系，区域文学研究依凭比一般文学研究更加具体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克服一般文学理论因为脱离文学和生活实际而导致的形而上学思想僵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区域文学研究可能在一般理论和文学现实面前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从而实现意识形态在审美领域的调整、革故与深化。2002年《文学评论》发表了郝明工的《区域文学刍议》一文，该文对区域文化再作新的概括，“所谓区域文化就是：在民族国家之内、在特定时期与环境之中存在着的，呈现为地域文化地方文化的二分，拥有意识文化、地区文化、地缘文化、民族文化四大基本构成要素，并且具有着意识形态主导性、行政区划限定性、人文地理稳定性、民族归属独特性这四大特征的阶段性文化现象”。⑤相应的，他对区域文学的定义则是：“所谓区域文学，就是以区域文化为审美对象，拥有意识文化导向、地区文化限度、地缘文化特性、民族文化底蕴这四大文化内涵的文学现象。”⑥该定义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它把意识形态性作为区域文化四大特征的首要特征提出，这就把区域文化、区域文学的性质认识又向前推进了一步。郝明工在文中还提出了区域文学研究的“大文学”、“大文化”思想，“如果对区域文化进行的认识需要基于大文化观，那么，对区域文学的把握则需要基于大文学观，从而使文学与文化之间的文本联系能够得到一种基于历史的审美阐释”。⑦这就远远超出了以往的视界。可惜的是，这篇文章并没有沿着这条关键的思路展开，而是把重点放在了对定义几方面内涵的解释方面。
六“、全球区域化”层面
如果把意识形态层面的区域文学研究看成是在民族内部来研究文学的话，还不是今天区域文学研究所要求的高度，今天所要求的区域文学研究视野，是应当站在民族文化交流的层面。世界一体化的进程已经到来，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已经提到日程上来，这将是各种文明在核心层次的深层碰撞，各个民族都必需为此做出充分的准备。2002年《社会科学辑刊》发表了米勒的文章《作为全球区域化的文学研究》，该文提出了“全球区域化”的思想，在米勒看来，当下的文化与文学突出问题是如何解决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发生了严重障碍的问题：“来自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处身于另一种文化的人们理解和说明。”⑧他认为下一步文学研究将围绕着“全球区域化”问题展开，“伴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全球化，文学研究转移扩展至全球规模已是大势所趋，但温和地讲，区域性仍然侵蚀着全球性。全球区域化将成为未来几年里文学研究的主要目标”。⑨这一观点的提出，为区域文学研究注入了“全球区域化”的内涵。“全球区域化”也内含了它的反向运动，即“区域全球化”。通过“全球区域化”，让世界文明果实、思想结晶进入本民族，以打开民族文化的视野，去发现、萃取民族文化精华，以现代性的全面眼光重建民族精神史、文学史，使民族文学焕发出世界性、人类性的光华；通过“区域全球化”，把本民族文化的精华在各个层面、各个角度考辨、梳理、总结，将这种文明的光华和生命力输送与呈示给世界，让世界懂得在他们的文明之外还有另一种文明的精彩，从而赢得世界对中华文明的尊重与敬意。作为前者，我们需要积极批判吸收世界文明成果，快速转化和提升我们自己的视界、认识与方法，促进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传统文论、西方文论“三大理论板块”的对话与融合，在多个层面、多个角度建立本民族文化、文学的阐释系统；作为后者，积极探索与其他民族文化、文学交流的方法、途径、步骤，了解别国文化观念中那些真正的立足点、出发点与归宿点，了解别国文化、文学的阐释层次和每一层次的核心观念，设身处地去理解其它文明，分析文化差异产生的真正原因。民族间文化交流，是不同文明之间在核心层面必然要发生的深层碰撞，要想在这个碰撞到来之前做好充分准备，必须各个民族在人类所共同确信的一系列基本层面诸如个体尊严、生存发展、社会正义、自由民主、人际和谐、现世福祉等，进行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总结、自我阐释、自我辩护，也只有在相同的平台上，以互相理解、尊重与平等为前提，才可能谈得上真正的交流与对话。文明史证明，文化不分南北东西，先进的文化总是被人群趋之、栖之，落后的文化总是被避之、弃之，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条铁的定律。作为对“全球区域化”思想的回应，我国学者王保生在2003年出版的《区域文化与文学》论文集的总序中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地球村’的呼声越来越高，西方发达国家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力图在文化上也取得全球的主宰地位。经济上欠发达国家的文化会不会成为一种弱势文化，在西方文化的攻势面前失去抵抗力，并最终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就成为人们十分焦虑的一个问题。”⑩在王保生看来，经济全球化并不是一个风平浪静的过程，它缘于技术与经济的激烈竞争外，也是一种地域文化的竞争，“如果地域文化缺乏内在的活力，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和自强意识，在竞争中就会显得被动，丧失自我的创造力与竞争力，最终就会在西方的所谓‘文化趋同’的大潮中被淹没”。輯輥訛这是基于世界一体化的必然趋势与中西方文化不平衡实际情况下的清醒判断，同时，这指明了民族文化交流的性质以及区域文学研究已经到了十分紧迫的程度，它也许才是制约和影响区域文学研究其它层面研究的那个最后真身。
关键词：京津冀；区域合作；文献检索；计量；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7.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3-0085-04
当前，困扰京津冀区域合作的主要难题是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很明确，但中间过程如何展开是研究者所面临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步入21世纪之后，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逐渐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如区域经济运行与调控机制、区域政策、经济布局与规划、发展战略、区域合作组织形式等方面，经历了由均衡到不均衡，由建立相对完整的地区经济体系到区域合理分工的转变。［1］本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力求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且符合实际的路径，对京津冀区域的合作和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研究方法概述
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为检索源，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1989―2009年以来的篇名中含有“京津冀”的文献进行了定量分析，以期发现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的有关规律，为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提供参考。文献篇名作为文献内容的重要体现，具有较高的代表性。本文以“篇名”为检索项，以“京津冀”为检索词，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为检索源，时间选择1989―2009年，检索时间为2011年9月，共检索到文献586篇（以“关键词”为检索项，以“京津冀”为检索词，共检索到文献806篇）。通过对检索出的文献逐一进行核实，去除了医学、气象学、地质学、新闻报道、访谈录、通知、会议纪要、讲话等文献，保证查准率，共检索出有效论文510篇，作为本文研究分析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的基础。采用文献计量学分析方法进行研究，文献计量学是采用数学、统计学方法，对各类文献的诸计量特征进行统计分析，进而揭示和研究文献情报规律、文献情报科学管理以及学科发展趋势的一门学科。
二、分类与计量方法
（一）文献数量与时间分布
本文以“篇名”为检索项，以“京津冀”为检索词，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为检索源，时间选择1989―2009年，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1989―1993年，每年只有2篇，这一阶段可以看做是京津冀区域研究的起步期。1994―1996年，3年的时间文献达到了47篇，达到了京津冀区域研究的第一个高峰。1998―2001年，处于研究的谷底。2002年发表文章20篇，出现了第二次高峰，自2002年以后开始稳步增长，2002―2009年共有文献442篇，占文献总量的87%，由此可以判断自2002年以后京津冀区域研究进入了活跃期。分析其原因，京津冀区域研究的变动与该区域经济发展以及国家对该地区的政策导向有很大关系。［2］
（二）文献的期刊分布
统计的510篇文献，分别刊登在135种期刊上，经济、管理类期刊73种，占期刊总数的54.07%；大学学报13种，占总数的9.62%。在这135种期刊中，发文13篇以上的期刊有8种，占期刊总数的5.93%。其中北大图书馆2004版中文核心期刊共有4种：望、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城市发展研究和河北学刊共发表文章47篇，占文献总数的9.21%。将1989―2009年各类期刊按发表文章递减的顺序排序，结果可用布拉德福定律进行分析。布拉德福定律的描述为：如果将科技期刊按其刊载某专业论文数量多少，以递减顺序排列，则可分出一个核心区和相继的几个领域，每区刊载的论文量相等，此时核心期刊和相继区域期刊数量成1：n：n2的关系，按照布拉德福所分析的数据来说，常数约是3，这一验证结果符合布拉德福分散定律，其中第一区为京津冀区域研究的“核心”期刊，占文献总数的32.35%。［3］
（三）文献作者所属机构类型统计分析
文献作者所属机构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机关关注和开展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的程度。在检索到的510篇文章中，作者分属128个机构。通过对居前12名的作者机构发表文献的时间统计，可以看出，河北经贸大学、南开大学、河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国家发改委、北京大学、河北工业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国民用航空学院、天津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是早期的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机构，这些机构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并表现出不断增长的态势。第一作者所属机构分为政府研究机构、科研院所、高校和其他类。根据统计情况，发表京津冀合作研究文献的政府研究机构为43个，科研院所为12个，高校为38个，其他类为20个。其中最多的是高校共169篇，占文献总数的33.13%；第二位是政府研究机构占文献总数的22.94%，第三位科研院所93篇文章占文献总数的18.23%。
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高校和政府部门是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的主力军，而科研院所偏少，企业更少，说明科研院所和企业还没有真正投入到区域合作的研究之内，这恰恰说明了为什么目前京津冀区域没有真正的产业合作或者叫企业技术合作；没有产业技术联盟，而这个领域正是本文今后要研究的动力所在。［4］
（四）研究主题分布
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的范围很广，在检索到的510篇文章中，涉及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的文献最多49篇，占文献总数的9.61%；涉及产业运行机制的27篇，占文献总数的5.29%；涉及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的26篇，占文献总数的5.09%；涉及产业结构优化的12篇，占文献总数的2.35%；涉及交通一体化的4篇，占文献总数的0.78%；涉及政府作用的6篇，占文献总数的1.18%；涉及和其他经济圈比较的13篇，占文献总数的2.55%；涉及区域创新的7篇，占文献总数的1.37%。
三、研究主题分析
纵观20年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出，关于京津冀合作的研究涉及的面很广，重点研究领域涵盖了京津冀经济一体化、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京津冀产业运行机制、京津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京津冀合作中政府的作用、京津冀与长三角珠三角比较、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和京津冀区域创新系统研究。［5］
（一）经济一体化
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构想与前景展望（唐茂华2005）中指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增强区域竞争力的必然手段和最优选择。欧盟就是成功的范例。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就是要充分发挥北京、天津两大城市的“双核心”作用，通过区域政府联合引导，实现区域联动，形成城市网络，产业集群和要素自由流动平台的发展格局。［6］在对京津冀一体化协调运作机制的实践探讨（李惠茹，李敏2005）中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本质在于能够使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合理配置和自由使用。从目前京津冀一体化的实践过程来看，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尽快构建合理有效的协调机制，以推动京津冀一体化进入实质阶段。
（二）区域合作机制
深化服务――促进京津冀核心经济区的发展与合作（周绍熹2005）中认为区域合作机制正在逐步形成，有关专家纷纷出谋划策，先有“大北京”的思路，后有“首都经济圈”的提法，但是多边和区域内总体优势互补，分工合作、协调发展的机制有待进一步加强。
（三）区域协调发展
京津冀北区域协调发展问题探讨（罗静2006）中指出京津冀北区域因其特殊的区位条件和相对落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河北省乃至京津冀地区区域协调发展关键地区。其区域发展过程中存在非常难以解决的突出难点和问题，必须策划新的发展思路，采取战略性举措，才有可能使这一区域的问题得到根本性解决。［7］在京津冀科技协作与发展的对策研究（戴宏伟，陈永国，赵中其2006）中指出“十一五”期间，为促进区域内市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必须着力推进京津冀科技协作。三方应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从区域一体化的角度切实推进京津冀科技协作与发展。
（四）与其他经济圈比较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圈之比较（徐长山，任立新2004）中指出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是人们普遍认同的国内最有活力的三个经济圈，但京津冀经济圈明显滞后于后两个经济圈，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作者试图从三个经济圈的比较入手，探讨京津冀与长三角、珠三角的比较优势和劣势，并在此基础上采取相应的对策以更好地推进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的进程，追赶上另外两个区域的发展。
（五）产业结构优化
京津冀经济圈制造业协调发展研究（邓丽姝2005）中指出京津冀经济圈是我国最具发展潜力的区域之一，区域协调发展特别是区域内产业协调发展才能实现其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制造业是创造国民经济财富的中坚力量；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是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起到承前启后的纽带。因此制造业的协调发展在区域产业系统的合作中发挥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产业结构优化成为区域产业协调发展的首要研究对象。京津冀三地将自身制造业的发展置于经济圈整体环境中，就会取得共赢的效果。［8］在京津冀北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叶卫平2006）中则认为区域内体制和机制的创新是京津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保障，它包括了几个方面的创新：区域政绩评价体制的创新，区域财税体制的创新，区域利益分配机制的创新。
（六）区域创新系统
京津冀区域科技合作的现状及对策研究（胡宝民，魏进平，李子彪2005）中分析了京津冀区域科技合作特殊性、合作基础、紧迫性和现存问题，并在区域创新理论的构架上，提出了建立京津冀跨行政区域创新系统的构想和京津冀区域科技合作的对策建议。［9］
（七）政府功能作用
京津冀都市圈合作思路与政府作用重点研究（张可云2004）中认为京津冀都市圈合作是中国统筹区域发展的战略问题之一，作者认为完善京津冀都市圈合作机制，关键在于首先要完善区域管理制度；京津冀经济圈企业主导型企业合作应该注意克服地方利益冲突，用合理的政策促进地区间企业合作。［10］
（八）交通一体化
推进京津冀都市圈交通一体化发展思路（肖昭升2005）中认为京津冀都市圈要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必须率先实现区域交通一体化，在建设京津间快速通道――推进京津冀城市圈一体化进程（孙增印，李惠杰，邹南昌2005）中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与交通网络关系极为密切，都市圈内的交通网络应该能满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所需要的主要城市之间的需求，从这个角度出发，笔者认为应该做好京津冀都市圈交通网络规划。
四、总结与展望
根据1989―2009年20年间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文献的计量学分析，得出初步结论如下：1.从文献数量上看，关于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的文献自1986年由《河北学刊》首发后，此后呈现出折线上升的态势，自2002年以后到现在正处于研究的活跃期，反映出国内学者对京津冀区域合作的研究重视程度越来越高。2.从载文期刊上看，关于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的文献在重点核心期刊发表的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经济类、理论研究类和交叉学科类等期刊上，说明该类研究的理论水平和应用价值有待进一步提高。3.从文献作者所属机构来看，高校和政府部门是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的主力军，而科研院所偏少，企业更少，这是目前京津冀区域合作缺少动力和破解难题的关键所在。4.从京津冀区域合作研究的主题来看，重点涵盖了经济一体化、区域协调发展、区域合作机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政府的功能作用、与长三角珠三角比较等方面的研究。
迄今为止，关于京津冀区域合作的研究国内学者已经做了很多，但这些研究大多是从传统发展模式的角度所进行的，所依照的框架也是传统的区域竞争力分析框架。对京津冀区域合作问题的研究也大多停留在定性研究的层面，具有较高参考价值的定量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充分，尤其是在企业协作等重要问题上，还缺乏一套真正适用于区域经济问题研究的机制和模式。目前的研究成果对于京津冀区域合作创新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等方面的研究，缺乏对产业技术与创新方面的深入研究，从前沿性和战略性的角度出发，京津冀区域创新理论研究的视野还有待拓宽，这将是今后研究的重点方向。
［参考文献］［1］刘丹丹，孙文生.在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现状及发展对策［J］.商业时代，2006（10）.
［2］唐茂华.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构想与前景展望［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5（5）.
［3］韩士元，唐茂华.京津冀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合作重点及政府作用［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5（4）.
［4］李惠茹，李敏.对京津冀一体化协调运作机制的实践探讨［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5（13）.
［5］陈金城，赵海英，黄朝文.理想与现实――探析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J］.决策咨询，2002（11）.
［6］王亭亭.京津冀一体化的路该怎么走［J］.领导之友，2003（1）.
［7］肖昭升.推进京津冀都市圈交通一体化发展思路［J］.宏观经济研究，2005（8）.
［8］戴宏伟，陈永国，赵中其.京津冀科技协作与发展的对策研究［J］.北京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