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传播途径；创新
列宁说过：“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原理，由抽象到具体，被大众所理解、接受并指导大众的社会实践的过程。使得最广大人民群众能够真正理解与认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从而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信仰来指导现实生活。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与大众实践的双向要求。传播媒介更好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须积极寻找创新路径，使人民群众长期潜移默化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的传播学阐释
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要求不断实现大众化，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点和功能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它社会理论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其理论本身来自于人民大众，离开人民大众就不会产生马克主义。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以人的思想为教育对象的传播活动，它是一种信息的传播过程，需要一定信息在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相互作用。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讲，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质其实就是传播者把马克思主义的内容通过一些规定的方式和途径，也就是所谓的传播媒介，传播给最广大人民群众，也就是受众，以期望产生预想回应和改变的过程。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完全是一种传播现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完全具备传播学的学理特点。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统传播方式归纳
（一）报刊传播方式
报刊宣传式是以报纸为媒体传播新闻的一种方式。比起电子媒体，报刊宣传更突出思想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报纸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能够反映丰富多彩的每日事件，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十分重视党报、党刊来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斗争向资产阶级争取新闻自由，曾指出：“政治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和新闻出版的自由，就是我们的武器。”[2]
（二）电视传播方式
电视是一种最具大众性的更为先进的电子传播媒体。它不像报刊、网络那样需要一定的教育背景，因而也是普及率高、受众面广、老少皆宜、最具传播影响力的大众传媒。内容亲近百姓生活，广大受众易于接受等特点，成为观众喜闻乐见的传播媒体。电视能视听相兼，新闻信息时效性强，观众有“共时空效应”的现场感，能使事件“热点化”，感染力强，可信度高。而且由于家庭式的接收方式，有集体感动之效。所以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指导思想，电视宣传是一个高效的传播媒体。当然，电视也因线性传播，转瞬即逝，不易保存、选择性差。
（三）课堂灌输传播方式
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早最直接的方式也是在课堂灌输的方式下进行的，要提高思想觉悟和认识能力，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课堂灌输式教育。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途径。课堂灌输是集中的、系统的、直接的和输入型的教育。课堂灌输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些“满堂灌”的现象，理论讲授太多，说教的意味太浓，造成受教育者被动的接受而没有全面的理解，使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不能很好的发挥。
（四）广播传播方式
广播通过电台的电子发射进行信息传播。影响力测度主要看节目的覆盖面、收听率、听众群。广播的新闻性强，可利用“读报”方式，低成本运营，扩大听众群，提高影响力。广播的方式就是用广播手段向人们宣传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中，广播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广播演讲的方式在网络传媒时代有些人可能觉得已经落伍了，可从广播的特点来看，其还是有一定的生命力的。我们可以利用广播的特点，充分的研究受众，增强广播的影响力，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道路上不断迈进新步伐。
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统传播方式的困境审视
（一）传统传播载体时代适应性较弱
现代社会中网络、信息技术的广泛发展和运用，使得网络、手机新兴通讯终端的迅速普及，新兴媒体便捷、灵活，所以，受众越来越多，且越来越习惯利用新兴通讯工具获取各类信息。传统传播媒介的影响在下降，传统传播媒介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过程中，应经表现出不适应时展的弱势。
（二）传播的内容缺乏交互性
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传统媒介的传播方式仍然是灌输、单向缺少互动，进而造成理论传播的公式化、说教化、概念化等弊端。而且在传播过程中，议题设置、传播时间相对比较僵化，缺乏受众的回应和反馈渠道，即使设立回应渠道，在处理时间上也较漫长，这就使得媒介与受众之间的互动效果大打折扣。比如，现实中在一些地方、部门的理论宣传工作，“只向上看，不向下看”，对群众真正需要什么理论一无所知的现象还普遍存在。且其传播内容也没有“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也不是社会的热点、难点问题，更不是社会普遍关注的民生问题。由此也形成了一种恶性博弈：群众关心的，他们态度冷淡，不宣传或者少宣传；而他们热衷于宣传的，群众却相对漠视、不感兴趣，最终带来的理论宣传效果也是不好的，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展进程。
（三）传统媒体存在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
传统传播媒介在传播过程中，在时间和空间上缺乏灵活性，必须按照设定好模式传播，必然在传播时间和空间上受到局限。比如：报纸、杂志是定期刊物，有固定的发行时间和周期，因此传播的时效性受到限制。广播、电视在传播过程中也受到内容编排、传播技术和设备的限制。
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途径的创新探究
（一）大众化的新兴媒体途径
充分发挥和综合运用网络等新兴传媒手段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现代信息社会中，文化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其内容是否具有独特的魅力，而且取决于其是否具有先进的大众传播手段。在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和综合运用这些新兴传媒的作用。充分发挥互联网等新兴舆论工具的作用。对于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而言，网络是一种比较适合的传播媒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普及，需要在很大程度上与网络时代所呈现出来的变化相互符合，充分利用网络媒体、移动通信终端的文字、图片、动漫、音频、视频等多种手段，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为大众的文化理念，渗透到大众的生活中，实现潜移默化地引导。
（二）大众化的日常生活路径
政治生活和大众生活的脱节使得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困难重重，马克思主义一旦被政治化后，无法使大众看到其与自己日常生活和自身发展的联系，即使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各种各样的形式进行宣传，也不能调动大众了解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积极性，更无法影响大众的行为方式，“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3]因此，只有让马克思主义进入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去，才能消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传播中遇到的种种障碍。“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4]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群众生活的语言，把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转化为“大众话语”。努力使马克思主义生动活跃起来，通俗和鲜活起来。
探寻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中国普通大众日常生活的契合点，即发挥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意义，只要是符合大众利益的东西，就很容易被接纳。因此必须要增加马克思主义对大众生活领域的关注，从马克思主义对人的关怀和现实主义关怀出发，研究与当代中国大众息息相关的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对大众生活方式进行探讨和批判，解决当代人的情感困惑等。
（三）大众化的心理沟通途径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濡染与引领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的过程，更是广大民众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解、认同、内化并自觉指导实践的过程，没有这个过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一句空话。所以需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民众接受与社会心理基础，研究如何优化社会心理，把原来抽象的思想理论转化为民众的心理共识和理性认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个系统工程，绝不是凭借几个宣传口号和行政命令就能够成为广大民众的价值追求。有效实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遵循社会心理沟通的规律，充分发挥社会心理沟通各要素的功能。所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应该大胆尝试与民众互动。用老百姓自己话说“老百姓”理，用通俗易懂平民话语代替艰深晦涩的理论文章，用简明扼要观点代替复杂的逻辑思辨。这样的传播方式符合老百姓文化水平、理解程度和思维方式。
（四）大众化的“分众化”传播途径
“把握媒体分众化、对象化的新趋势，以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为主，整合都市类媒体、网络媒体等多种宣传资源，努力构建定位明确、特色鲜明、功能互补、覆盖广泛的舆论引导新格局”。[5]认为，“共产党员做宣传，要看对象，想想自己的文章，讲话是给什么人看听的，水平，从而决定如何宣传”。列宁曾以群众的接受能力为标准，把群众分为们一么人：“先进、中等水平、较低水平三个层次，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要依据这三个层次的特征来进行有针对性的传播，他的这一思想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6]这就是说，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过程中，需要针对受众的不同身份，来实施“分众化”传播，针对不同的群体采取不同的传播方式，关注受众的层次性，切实强化渗透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社会分工日益细化，新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众不断产生，社会朝着多层次、多元化方向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理论大众化、通俗化必须顺应形势发展，坚持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构建多层化、多元化理论宣传和教育体系。注意针对不同阶层和群体采取不同的策略和方法，选择不同的内容和形式，运用不同的语言和语气，以达到最佳的宣传效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M].人民出版社，1998：115-116.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M].人民出版社，1963：450.
[3][4]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85，840.
［关键词］成因；媒介权力；大众传播；异化
作为一种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必然现象，信息传播活动自20世纪以来伴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进入了以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为主要媒介的大众传播阶段。较之以往，大众传播无论在信息传递的容量与质量或是时间与空间上均显示出极大的优势，并且将随着电脑技术、社区天线、通讯卫星、雷束电波、显像电话等现代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对人类社会产生更为显著的影响力与作用力。
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无疑已成为大众传播链条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人们一旦接触大众传播媒介，便会自觉不自觉地、程度不同地接受传播而必然成为大众传播活动得以进行和循环的构成因素。当人们对这种传播形态给自己的生活带来的全方位的影响和作用感到欣喜和接纳的同时，也对其强劲的传播势头和力量剥蚀甚至取代着自己原有的、正常而自然的人际传播等信息交流方式所造成的某些迷失和缺憾而感到几分忧虑和不安。关注和研究大众传播的专家学者们更是对此十分重视，试图从理性的角度对于大众传播过程中并非一日形成也并非一方建构的所谓“异化现象”给予探讨和评述。
所谓“异化”本为德语Entfremdung的意译，属德国古典哲学的术语。指主体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分裂出它的对立面，变成外在的异己力量。客观而论，大众传播过程中所出现的异化现象的确是不争的事实，似乎是由作为信息传播活动主体的大众传播所引发的一种不和谐，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种种情形表明，大众传播过程中的异化现象是一个有着复杂原因的社会问题，本文拟就大众传媒与受众这两个大众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入手，对此给予一些探讨。
一、大众传播媒介的强势与尴尬
大众传播即“职业传播者通过某种现代化的传播媒介向为数众多的不确定人群传递信息的活动”。“大众传播是由一些机构和技术所组成，专业化群体凭借这些机构和技术，通过科学手段（如报刊、广播、电影等等）向为数众多、各不相同而又分布广泛的受众传播符号的内容”。显而易见，大众传播的主旨在于向人们传递信息，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具有一定精神文化基础和物质技术条件阶段的必然结果，是与人类社会发展必然需求相吻合的一种自觉行为。惟此，一种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即人类的信息传播活动已由人们共同生活所必需的人际交流的自然行为转换为“职业传播者”或“专业化群体”凭借现代化的传播手段有意识、有目的地向人们传递信息的自觉行为。这种转换固然标志着信息传播已趋于社会化与专业化，标志着人类传播活动伴随社会整体的发展进步而进入了更为先进的阶段。与此同时，这种转换也极大程度地标志着大众传播已从人类最初的、共有的人际交流范畴中分离了出来，从人类信息传播的自然状态中分离了出来，成为独立于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凌驾于一般意义的人际交流与信息传播活动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于是，现代社会的大众传播活动便完全由职业传播者与传播工具所构成的大众传播媒介所控制和垄断，并且渐次融入媒介意志而成为“用以做出决定、用以说服和操纵别人”的手段。
客观而论，作为现代社会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之一和连接信息与受众的桥梁，大众传播媒介为人类认识自身与外部世界拓展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使人们的思维与视野远远超出己所能及，如同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言：“媒介是人体的延伸。”显然，加拿大著名传播学者的这种并非理想主义幻象的勾勒，对于大众传媒的基本特性给予了客观认证，清晰地昭示出传播媒介与人们之间应有的关系。然而，当人们的生活知识和经验大多来自大众传媒，人们与他人和外界的交流大多借助大众传媒，人们对于社会、乃至对于自己本身的认识和了解大多依赖大众传媒的时候，人们的生活状态便会自然而然地受到大众传媒极有力的牵引而很大程度地被涂抹上媒介化生存的色彩。在这种媒介化生存的状态中，大众传播媒介所提供的超越时空的、高度密集的、极为现成并且获取便捷的各类信息在给人们提供切实的帮助与服务的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使人们逐渐漠视自己所拥有的思维与行为的自由，漠视自然而传统的人际交流，日甚一日地习惯于闭塞的环境、习惯于依靠大众传媒来排遣内心的寂寞，沉溺于在大众传媒提供的信息所引发的喜怒哀乐之中，满足于大众传媒牵引下自我营造出的色彩斑斓而却往往子虚乌有的交流幻觉而忽略甚至放弃与外界的真实接触与交融。此种情形充分印证着威尔佰·施拉姆的观点：“人在大众传播中迅速丢失个性与创造力。”我们不能不视其为现代社会人际发展中的一种负面现象。
情形确乎如此，大众传媒的处境便显出几分尴尬：一方面大众传媒致力于信息的收集与传播，竭尽全力满足不同受众在不同时期所产生的不同受传需求，并且以此作为体现自身社会职能与存在价值的根本基础。同时，人们在赞叹大众传媒的信息传播优势及其带给自己的种种益处之际对于大众传媒的信任度和依赖感也随之不断增长，并且会逐渐形成一种公众心理定势，从而决定对于大众传媒及其传播活动的基本态度：确信大众传媒对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确信大众传媒给予自己生活以显著影响的合理性。这种心理上的认定无疑从客观上将大众传媒推到了一个社会整体与社会成员个体均不可或缺的显赫位置。而另一方面，当大众传媒所提供的信息、尤其是经过传媒加工处理后的信息强有力地辐射和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而无形中剥夺了人们正常自然的人际交流的快乐，消蚀和损害了人们对于外界事物原有的感知能力与判断标准，迫使人们将自己的价值标准不自觉地纳入大众传媒的价值系统而明显地丧失了个体思维与创造的自主性时，对这种趋向有所察觉的人们必然会对大众传媒提出尖锐的批评或抨击，甚至对于传媒所传信息以及传媒本身产生某些猜忌、怀疑和排斥。这种处于两个极端的社会态度往往使大众传媒陷入极其难堪的境地。
二、媒介化生存的满足与尴尬
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便可发现大众传媒的这种尴尬实在也是生活在日甚一日地依靠传媒生存的信息社会中的人们的尴尬。
毫无疑问，大众传媒作为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必然具有某种社会功能。无论是传播学先驱拉斯威尔提出的环境监视、使社会遗产代代相传的观点，或是传播学大师施拉姆确立的社会需运用于管理、指导和娱乐的学说，他们所诠释的大众传播的种种功能确实通过大众传媒的长期实践而得以充分体现。值得明确的一点是，在当今社会中作为一种信息传递通道，大众传媒在将大众传播的种种功能融入信息传播的内容与容量、方式与频率、范围与时机等过程和程序中时，往往必然地蕴含有确立在某种利益、需要或者愿望之上的大众传媒意志。这种媒介意志通常会外化为特定的生活热点、社会时尚、公众话题、社会观念因素、社会舆论等等，较为显著而深入地影响和作用于接受传播的人们。就此而言，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大众传媒在体现自身功能以服务于社会的同时也行使着某种权力，或者说人类社会在赋予大众传媒以种种功能的同时也赋予了它无形的权力。具有多重社会功能并持有某种权力的大众传播在选择信息、加工处理和传播信息时自然处于极其主动的地位而在大众传播活动中占据着绝对优势。
与此同时，现代社会的人们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生活和与日俱增的种种诱惑欲望时已难以保持内心原有的平衡和从容，思维与行为渐趋一种急功近利虚妄浮躁的状态。这种情境中的人们十分容易满足大众传媒所提供的丰富而现成的信息，无暇甚至无意对媒介所传的信息给予甄别与证实，往往会不加选择地将其作为确定自己生存状态与生存目标的参照系统，使个人完全陷入媒介化生存状态而显得极合时宜甚至超前（这种超前大多为媒介所营造），实际上几乎丧失了自我，丧失了保有自我的权力与自由。毫无疑问，这种对大众传媒的极大依赖无形中助长了媒介权力的膨胀和扩张。虽然人们的依赖不乏媒介传播优势与渗透力的作用，但同时也是现代社会本身所具有的生存观价值观给予人们深刻影响的结果。
在信息高度密集、生活节奏不断加快而生存压力日益增强的今天，人们自然地将大众传媒作为获取各类信息最为便捷而有效的渠道，自觉不自觉地将大众传媒所提供的信息作为调整与修正自己思维和行为以求生存发展的重要依据，并且注重将自己与大众传媒之间的融合程度作为衡量自身是否具有社会化特征的一项指标。人们的这种客观需求与主观依赖无疑是大众传媒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我们难以想象，完全依赖媒介生存，而将人们的生命战车完全纳入大众传媒策划与制作的轨道之中，自觉放弃个性和创造力，放弃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与权力，人类将陷入怎样的无奈和悲哀。同时我们也难以想象，完全排斥大众传媒，完全堵塞住这一信息主通道，完全回归到人类传播最初阶段的社会将距现代化目标有多遥远。显然任何一种情形都是人类的灾难，出现哪种偏差的社会都不是健全的、理性而文明的社会。我们应当相信，社会在赋予大众传播以种种功能的同时，也必然具有调整和控制大众传媒的能力。而被大众传媒所包围的人们也会渐趋清醒，必然努力找回自我与保存自我的自由和权力。
三、大众传媒与受众如何不尴尬？
毋庸置疑，大众传媒以其高密度大范围的信息强势覆盖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人们的生存环境、生存观念、生存方式、生存质量与目标产生着极其显著的影响，并且占据着人际交流的绝大空间。然而它不可能也绝不能完全替代人们通过自己的社会实践获取真知并依此作为确定生活坐标的根本依据，大众传播也不会成为人类交流的惟一方式和途径。实际上大众传媒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并不一律，也就是说人们依靠媒介生存的程度并不一律。不可否认受众中不乏闻声即倒的“靶子”，任由大众传媒摆布而放弃自我，最终被自己的迷失所愚弄。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白自己与大会传媒间应有的关系，努力将传媒提供的信息作为确定自己生存与发展的参考依据之一，而不是惟一的依据；注重有选择地获取，而不会简单地将传媒营造的“意象”当作现实，自觉放弃对生活所拥有的感知权与支配权。
两年前美国曾掀起一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周不看电视”运动。这场约有500万美国人响应的运动的发起者——“没有电视的美国”这一民间团体的领导人拉巴姆认为：“既然人们呼吁提高电视节目质量已有很长一段时间而情况始终不见明显改善，那么，我们除了不看电视之外，也没有更好的选择。”⑤这种说法表明人们在接受大众传播的同时也具有对大众传播的内容以及对大众传媒本身的选择、判定和拒绝的权力。尽管拒绝往往带有“消极抵抗”的色彩，却是人们与大众传媒难以和谐，或者大众传播有悖于人们受传需求时所采取的主动行为，体现着人们对大众传媒的另一种立场和态度。
毋庸置疑，现代社会的人们应当具有对大众传媒认同或者排斥的权力以及行使这种权力的能力。虽然传播学家认为媒介是人体的延伸，但在大众传播过程中，受众与传媒之间并不能够完全契合而是存有某种距离。这种距离的大小通常是由受众依据大众传媒的传播质量与水平，依据大众传媒所传信息与自己通过社会实践或其他途径获取的知识经验而形成的真知系统的叠合程度给予测定。如果人们只是将大众传播作为一种信息的主要来源而不是惟一来源，因而也将传媒所传信息作为参考体系而非完全仿照体系，那么这种趋于理性与明智的态度必然会支配人们有选择地面对大众传播媒介，获得各种受传需求的满足，充分体现受众在大众传播过程中的主动性，并且保有对于大众传媒的选择、判定与拒绝的权力。
实际上，当人们保有这种权力并且以报纸杂志的发行量、广播电台的收听率、电视台的收视率等形式将其严肃性、权威性和公正性展示在大众传媒面前时，无论从经济效益或是从社会效益的角度，大众传媒都不可能对这种受众权力无动于衷，而仅仅将面向受众、满足受众需要作为一种诱惑性口号或者自定游戏规则时的幌子；不可能不依据时代特征来从根本上合理地确定自己的社会位置、社会职能与社会价值，努力协调与受众的关系，尽量地使大众传播处于良性循环状态，从而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赢得最大空间。否则就不会有报纸杂志走马灯般的改革和广播电视不断翻新的尝试。显然，现代社会中的大众传媒已经明确意识到受众并非一击即中的“靶子”，而是大众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之一，受众不仅参与大众传播活动、评判着大众传媒的质量和水平，同时也极大程度地决定着大众传媒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当我们探讨大众传播中的异化现象时，不能脱离这种现象得以产生的复杂原因，切断大众传媒与人际社会之间的天然联系，更不能漠视大众传媒与受众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将其置于孤立的、甚至是对立的位置来审视，以免评判失于偏颇或片面。
如果说大众传播过程中的异化现象主要表现为人的媒介化生存状态和媒介权力的滥用，那么消除和防止这种有悖于大众传播主旨、阻碍其正常功能发挥和完善的情形就必须从这两个方面入手。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这样一些现实因素：
1.媒介权力的多重性。大众传媒既是信息传播的物质
载体，也是促使大众传播者与受众得以交流的中介和纽带。因而人们所接触的大众传媒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物质形态，更是大众传播者与传播载体紧密结合后的产物。分布于不同媒介之中的职业传播者在选择、加工（包括制作）和传播信息的具体环节中行使着以体现大众传播功能、满足受众需求为基本目标的职责和权力。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在当今社会中，大众传媒往往直接或间接地从属于一定的社会组织，这就必然地使大众传媒在体现或行使媒介权力时不同程度地传递着一定的社会组织（或政治或经济）的意图，诸如政党报纸必然会在信息选择加工传播中融入政党的政治观点和主张，而受制于某财团的电台也必然会在传播活动中昭示财团的价值观念或经营理念。此时，大众传媒所拥有的权力并非完全归属于媒介本身，其中也蕴含着一定社会组织的权力，而一定社会组织权力的融入使媒介权力具有了更强的权威性和感召力。
在大多数情形下，受众对于媒介权力的感知与判定通常会直接面对媒介本身，而自觉不自觉地将融入媒介权力之中的社会组织的权力看作是媒介的权力（尽管社会组织往往会通过大众传媒行使自己的某种权力）。这种等同与混淆，无形中强化了媒介权力以及受众对于媒介权力的认同感。
由此可见，媒介权力绝非媒介独立生成和拥有的单一特性，而是一种富有多重因素的社会力量。尽管在大众传播活动中媒介体现权力的动因有时会较为复杂（有时甚至无法自控），但是作为社会发展的促动力量，大众传媒在其传播活动中还是应当合理运用媒介权力，特别是在自身所从属的社会组织具有绝对的权威性，而受众又十分认可媒介权力时尤需如此。
2.媒介运作的复杂性。就我国现状而言，社会转期的全方位改革已将大众传媒从国家财政的盘子里剥离了出来并且推向了市场，逐步建立起一种“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运作模式。这种体制上的变革迫使大众传媒不得不将面向受众、面向市场作为生存和发展的必然条件。这种一改居高临下的单向传播而将受众因素融入传播过程之中的转变，不仅意味着大众传播活动行为主体的回归与确定，同时也意味着大众传媒必须与受众构建一种供需关系。虽然这种供需关系并不完全等同于一般的纯商业关系，却也在市场经济的社会背景下带有几分功利色彩。此时的大众传媒已不再是无须考虑经济因素的超脱的“精神贵族”，它必须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去追求发行量与收听收视率，必须去追求广告利润与整体经济效益，这就十分自然地将受众纳入大众传媒以及传播内容的消费群体，使受众成为大众传媒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大众传媒被认定是事业单位无疑体现着它从属于政府或政党的特殊属性，从某种意义上表明着它的社会职能。同时它在经营上又具企业化特点而必然在很大程度上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进行运作。惟此，如何既保有大众传播的本性和精神，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又能拥有较为坚厚的经济基础，两者的相互兼顾和促动无疑是大众传媒每日面对的课题。显然，一些传媒在信息传播之前对其进行市场估价的做法带有明显的商业操作性，但是如果这种做法的目的仅在于进行有效传播以满足受众需求，并且坚持真实的客观存在即所传信息的内涵，那么这种做法便不完全等同于一般商业行为而属大众传媒企业化运作的合理性手段。当然，如果大众传媒只是为了单纯追求经济利益而无视信息的本质属性，将其作为一种可以随意制造的商品，不惜营造虚假的东西，虽然此举有时确能欺瞒受众，占据一定的传播市场，但由于它彻底背离了大众传播的主旨和精神，自身的异化导致大众传播的异化，最终会彻底毁坏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失去生存基础便意味着自我毁灭。
3.把关人权力的显著性美国传播学专家库尔特·卢因提出的“把关人”这一概念涵盖传播活动中的记者、编辑、电视与广播节目的制作人员。就大众传播的过程而言，把关人对于信息的取舍、信息的流向和流量都有十分显著的控制力，并且直接作用于受众对信息的理解。因此，把关人的这种对信息的控制力必然地成为媒介权力的构成因素，或者说媒介权力往往通过把关人对于信息的控制力来体现。就此而言，如果媒介权力出现滥用时，实际上很大程度是把关人的权力被滥用。
在大众传播活动中，记者编辑等把关人以“本台记者”、“本报编辑”的身份选择、决定并面向受众传递信息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媒介整体，受众对此也十分认同。这种情形使得把关人潜意识中或多或少地存有“我即媒体”的意念，以至极为容易地将自我个体移入媒介集体之中而无形地大大扩张了自己的权力。譬如把关人会根据自己的价值标准衡量和取舍信息，根据自己的理解水准评价信息，根据自己的业务能力处理信息等等。即使把关人个体出现传播偏差，受众也会首先批评媒介整体，而媒介也往往出于保护和爱护把关人的动机由集体承担责任或做出解释。于是把关人不免会滋生几分自视优越特殊的安全心理，而这种心理则成为他们运用或者滥用权力的构成因素。虽然近年来由于把关人滥用权力而引发的新闻诉讼案迭出，表明着社会对于把关人作为传播行为主体之一的角色的认定，以及对于把关人传播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但就整体而言，在大众传播过程的具体环节上，把关人仍然具有显著的自主性，他们通常能够左右信息传递过程并影响受众，而受众在接受信息时，不可能去核实把关人对于信息行使的控制力是否适度，是否准确与合理。因此，媒介权力很大程度上掌握在把关人手里，教育把关人用好这种权力并且建立完善的新闻法规、强化受众与社会对把关人的监督制约作用便显得极为必要。
综上所述，大众传播过程中的异化现象是由多重因素构成的复杂问题，消除这种现象固然需要大众传媒自身的努力，同时也需要社会各方面的配合和参与。毕竟大众传播是社会进步的一种标志，毕竟我们每个现代人对于大众传播所传信息有着极高的需求。所以克服大众传播过程中的异化现象，建立起大众传播与社会、与受众之间和谐、合理而互动的关系，应是当今人们的共同愿望。
参考文献：
①《辞海》哲学分册第278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
笔者在课程中对成绩分配实行“三七开”。其主要内容是：学生的课程由两部分组成，平时考勤和成绩占30%；终结性考核,即随堂口头展示占70%。这样做的好处有三点：第一，打消一些学生的侥幸心理；第二，使原先教师对学生实施的点名考勤制度变得更有效、更积极；第三，保护了绝大多数听课学生的积极性。
二、将学生分组、采用随堂口头展示的方式进行考核
将期末的终结性考核，即常见的期终论文考核形式，变成平时考核的分组随堂口头展示（共70分）。这样做既调动了学生参与课程的积极性，使每一个学生都能参与到学习、互动中来，又锻炼了学生的组织能力、表达能力和分析判断能力。什么叫做随堂口头展示呢？
第一，将全班60名学生分成六组，每组十人。
第二，时间：每节课开始的前10分钟学生展示，后40分钟教师补充本节课的相关知识。
第三，根据课程进度、密切结合本课程内容制定相关话题，并由任课教师提前指定每组的话题：第一组：人生礼仪民俗；第二组：中国传统节日；第三组：中国传统饮食；第四组：服饰民俗；第五组：中国民间艺术；第六组：中国居住民俗。
第四，每组随堂口头展示。本门课程计划17周完成，每组的随堂口头展示设计在中间六周进行。
第五，责任分工。每组有组长一名，负责组织联系本组学生，组织分工合作，大家课下提前准备，共同完成本次展示；每组包括主讲一名或数名，负责向全班同学展示该组话题，相关材料收集整理人员数名，PPT制作一名或数名，现场记录一名。
第六，展示方式：每组按照组别顺序，在课堂上结合指定话题，通过PPT、口头描述、视频辅助等方式向任课教师及全班学生讲述民俗的相关知识点，其中也可以加上自己的评论，或者提出一些疑问，由任课教师进行解答。
第七，以随堂口头展示的方式作为期末成绩的理论基础。首先，本门课程共16节。教师在课程前半段对内容进行了一个整体的、简要的介绍和分析，加强学生对课程的了解；其次，随堂展示放在中间6节。有了老师的示范，学生可以通过模仿老师的示范、学习借鉴前面几组的作业的方式完成自己的展示；再次，选择本门课程中最有趣也最联系生活的话题，让学生有感而发；最后，都提前一周告知学生话题，让他们提前准备。
三、制定口头展示的评价标准
1.基础分70分。
评价分两项：内容50分。根据整个内容的合理性，由任课教师评定；表达效果20分。根据主讲表达效果是否流畅，由任课教师评定。
2.加分项。
分两种：一种是投票。内容展示完成后，由全班同学投票，票数最高的一组，可以在本组前两项的评分基础上，全组成员每人加5分；另一种是主讲和组长，这两人无论是在课上还是课下都比其他同学付出了更多劳动，理应酌情加分，可以在前两项的基础上加5分。
四、由学生准备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作为全组最终成绩评定参考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