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尔斯基:原名弗拉基米尔・涅伊曼・阿勃拉莫维奇
1889年2月10日生于贝加尔湖巴尔古斯区
1916年至1917年在第16西伯利亚步兵预备团等当列兵
1920年4月转入红军
1921年起为俄共(布)党员
1921年在俄共远东区书记处工作。远东区书记处机构内设领导委员会，设中国处、朝鲜处、日本处等4个分支机构。尼克尔斯基在中国处工作
1921年6月间，他代表远东国际间谍处、远东国际书记处、赤色职工国际这3个机构来到中国，来中国时使用的名字为尼克尔斯基。同年7月23日代表共产国际，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在会议上讲话
1922年到1925年在远东边区全权代表处间谍科工作，曾在满洲里等地从事地下工作
1925后，在远东边区工作，曾任远东边区领导委员会外事处处长
1933年到1935年，在远东边区内务部管理处工作
1935年到1937年，为原苏联内务部国家安全领导委员会第七处全权代表，曾到中国从事过地下工作
1938年2月，在哈巴罗夫斯克，尼克尔斯基以“间谍罪”被捕，同年9月21日在哈巴罗夫斯克被枪决
1956年11月8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为尼克尔斯基昭雪(资料提供：蒙古国达西达瓦教授)
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有15位参加者，国内出席者13人，还有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
15人中，14人的履历、照片和人生故事，都一清二楚，唯有尼克尔斯基，成了一个谜团，几乎无人知晓他的模样、他的故事。86年前匆匆走进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的这位俄国人，作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被郑重委派来华帮助中共建党，并在“一大”有过重要发言和建议。如此重要的历史角色，却仿佛成了一个隐约的影子，一晃而过，音容杳然……以致有俄国历史学者撰文称之为“被遗忘的中共一大参加者”。
于是，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第三展厅，在介绍15位出席者的版面中，14位均有大幅照片，唯独到了尼克尔斯基，成了一块醒目而无奈的空白，让许多参观者迷惑不解。
这块历史的空白，到了今年初秋，终于被完整地填补：俄、蒙两国学者，经由不懈的努力，几乎是同时发现了尼克尔斯基的照片和档案！
中共党史研究专家闻讯，均分外惊喜。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著名党史理论专家李忠杰教授说，感谢俄罗斯、蒙古学者的热情帮助，也感谢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锲而不舍的努力；后勤指挥学院教授、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学科组成员、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邵维正少将，听说中共创建史有如此重要发现，格外高兴，称之为“重要成果”。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馆长倪兴祥、副馆长张小红，向记者介绍了这一重大发现的来龙去脉。
女学者发现尼氏传奇一生
本该悬挂尼克尔斯基照片处的那块空白，一直是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心病”，他们从未间断过解谜的努力。据倪兴祥回忆：上世纪80年代，还曾通过外交途径，致信当时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请求帮助寻找。这一信息，引起了苏联有关方面的注意。
俄罗斯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卡尔图诺娃曾撰文说：1987年，苏共中央一位书记应中共中央邀请访华，回国后，他交给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一项任务：寻找中共一大参加者尼克尔斯基的生平材料和照片。卡尔图诺娃接过了这项“解谜”工作。尽管她多方努力，也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却一直没有重大突破。
直到去年，卡尔图诺娃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的帮助下，终于揭开了尼氏的传奇经历。
原来，“尼克尔斯基”是军人出身的弗拉基米尔・涅伊曼・阿勃拉莫维奇的化名。他生于1889年，1921年成为俄共（布）党员。不幸的是，1938年，他因莫须有的“间谍罪”被捕，很快便在哈巴罗夫斯克被枪决。1956年，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为他昭雪。
尽管尼克尔斯基的生平渐渐浮出水面，但是，因为找不到他的照片，他的面貌仍然模糊不清。热心的卡尔图诺娃教授忍不住在媒体呼吁：吁请远东和西伯利亚的档案工作者和研究者，一旦发现尼克尔斯基的照片，请寄给我们或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俄教授携照片重访“一大”会址
今年6月29日，在一个闷热的黄梅天，转机出现了！小雨淅沥中，来自俄罗斯的参观者、远东国立大学历史学教授阿列克赛・布亚科夫，要求面见“一大”会址纪念馆的领导，称手头持有尼克尔斯基的照片。
张小红闻讯，又惊又喜，一路小跑着来见这位特殊客人。
原来，阿列克赛去年曾经来沪参观过“一大”会址。当时，同胞尼克尔斯基留下的那片“空白”，给他带来某种震撼：这个所有人都欲知晓的中共一大参加者，却又是一个不为人所知的人！
我要把尼氏照片送还给中国――阿列克赛暗下决心。
原来，如同卡尔图诺娃教授一样，他也被尼克尔斯基独特的人生和谜团所吸引，一直在苦苦寻找他的下落，先后向尼克尔斯基工作过的数个边疆地区的档案馆致函查询，均无所获。直到俄罗斯有关方面向他建议，根据尼氏生平的一些线索，不妨向鄂木斯克州档案馆问讯。这封征询信在两个月后，终于有了让他喜出望外的回函，一张光盘中，有两张照片：一张是尼氏人事档案封面，另一张是带有尼氏本人头像的履历表。据称，档案馆中，还有尼氏的几十页文字资料，他的本名与化名均有明确记录，其自传中还披露自己去过上海工作。
张小红凝视着阿列克赛展示的尼克尔斯基照片，这个神情严肃、眼睛里透着一丝忧郁的中年人，果真是尼克尔斯基吗？
很快，倪馆长做东，宴请阿列克赛教授。席间，阿列克赛将解谜过程和盘托出。嗣后，又应“一大”纪念馆之请，影印了另两张带有尼氏照片的档案资料。
至此，疑虑全消――尼克尔斯基，终于出现了！只是，深谙史学研究方法的倪兴祥和张小红，仍有一层担心：阿列克赛提供的，会不会因为是孤证，而不被史学界采信呢？
蒙古学者再添有力佐证
想不到，时隔两个月，“孤证”便不孤了。8月，一个来自内蒙古的电话，让倪兴祥、张小红再添喜色：他们也找到了尼克尔斯基的照片！
原来，早在2001年，蒙古国人民党的一位负责人莅临上海“一大”会址参观，也发现了尼氏照片竟付诸阙如，不由回国向蒙古国研究共产国际历史的著名学者达西达瓦询问，能否找到尼氏照片？
2005年，达西达瓦到中国呼和浩特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又听到中国同行向他提出同一个问题。不能让中国同行失望！这段历史不能再继续“空白”下去！2006年的4月、9月、10月，达西达瓦先后赴俄，“泡”在与尼氏可能有关的数家档案馆、博物馆，披阅大量相关资料，尼氏的生平事迹渐渐清晰起来。然而，他本人的照片极难查获。直到他的朋友拉・博・库尔斯利用工作便利，在鄂木斯克州的专业档案馆终于发现了尼氏的两张照片！
达西达瓦喜出望外，立即通知他在中国的朋友，并且相约在金秋9月，一起远赴上海“一大”会址纪念馆，送交这两张珍贵的照片。
9月12日，当达西达瓦拿出照片的一刹那，倪馆长只用余光轻轻一扫，立时激动起来：两张照片中，一张与阿列克赛提供的尼氏在上世纪30年代的照片完全一样，另一张则是新见，是尼氏在上世纪20年代的英姿――离他参加中共一大的时间更近！
心中一块大石落了地，倪兴祥、张小红喜出望外：这个历史的悬念，终于解开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史从此将更加完整！
现在，在上海兴业路那个小弄堂里，长达86年的一片历史迷雾，被轻轻拨开，化名为“尼克尔斯基”的这位共产国际代表，正向我们微笑着走来……
(9月24日《人民日报》，作者为该报记者）
我们熟知的参加中共“一大”会议的14位代表
・李达（1890～1966），湖南零陵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在“一大”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局成员，负责宣传工作。在上海机关工作时，多次和陈独秀、发生矛盾和冲突，并于1923年夏愤然宣布脱党。尽管如此，李达从未放弃信仰，一如既往地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新中国成立后重新入党，后任武汉大学校长。1966年8月在武汉病逝。
・李汉俊（1890～1927），湖北潜江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因与陈独秀、意见不合，逐渐脱离了党的活动，1924年被。后任上海大学教授，湖北省教育厅长。1927年12月在武汉遭桂系军阀杀害。
・（1897～1979），江西萍乡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因为在参加“一大”时带来了的意见，会议推举他为主席，之后长期在党内担任要职；在长征途中和到达延安后，分裂中央的严重错误受到批判；1938年初，张叛党投靠并充当了军统特务；1949年后寓居香港，1979年客死加拿大。
・刘仁静（1902～1987），湖北应城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是“一大”最年轻的代表，1929年赴苏学习，回国途中拜会托洛茨基，从此开始成为党内的反对派，1930年因参加托洛茨基派别被党组织开除。后在政府任职，1950年回北京，任人民出版社特约翻译。1987年8月死于车祸。
・（1893～1976），湖南湘潭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后历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76年9月在北京病逝。
・何叔衡（1876～1935），湖南宁乡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后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工农检查部部长。1935年2月，在福建上杭牺牲。
・董必武（1886～1975），湖北黄安人（今红安），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后历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1975年4月在北京病逝。
・陈潭秋（1896～1943），湖北黄冈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后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1942年9月在新疆被捕，次年9月在狱中被害。
・王尽美（1898～1925），山东莒县北杏村人（今属诸城），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后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1925年8月在青岛病逝。
・邓恩铭（1901～1931），贵州荔波人，水族，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后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1928年在济南被捕，1931年4月在狱中就义。
・陈公博（1890～1946），广东南海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代表。1922年秋脱党，是“一大”代表中最先脱党的人物。抗战时期，陈公博追随卖国求荣，成为第二号汉奸。抗战胜利后因叛国罪被判死刑，1946年被枪决。
关键词：主题活动；蒙氏工作；教学；美术；游戏
在幼儿园课程改革异常活跃的今天，每个从事一线工作的幼儿教师都在努力，希望把一种开放的、民主的、科学的课程奉献给新世纪的孩子们。特别是在我园引进了意大利的蒙台梭利课程之后，给我们日常的主题活动课程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但也正是对蒙台梭利教育理念的不断深入学习与理解和对幼儿学习兴趣的不断探索，我们发现了蒙氏教育课程与幼儿园主题活动课程内容存在着广泛而有机的联系，主题活动渗透在蒙氏工作的点点滴滴。
案例一：数学活动在蒙氏工作中的延伸
刚开始，我们发现小班孩子有的对数字不很敏感。哲哲小朋友就是这样，只要谈到数字，便心不在焉。他喜欢涂鸦，每次活动后纸上都会有一片斑斓的颜色。于是我们利用他爱涂鸦的特点，将蒙氏的“数字砂字板”工作与涂鸦结合，通过“涂一涂、找数字”的拓印工作，让他在反复的操作中了解数字、喜欢数字。每次，当他全神贯注地边涂鸦边期待数字显形时，脸上总有一丝成功的微笑。奇怪的是，我们发现，无论是喜欢数字的、还是不喜欢数字的孩子都喜欢这个工作，原来这是数字显形在吸引他们。无论如何，在反反复复中，大家都认识了数字，并且不再害怕了。
随后，小班的数学活动中，孩子们已经了解了“1～5”的数字与数量，为了让枯燥的数学活动更有点生机，于是我们结合蒙氏的纸上工作，设置了“按数字印图案”的活动。例如，在一座小房子里标示数字“5”，要求幼儿用动物印章（或其他类型的印章），印上相应数量的小动物（或物品）。这样，既帮助孩子们学习了如何将数学中的抽象与具体相结合，又使得数学活动与蒙氏工作有机地渗透在一起，更重要的是让孩子们在“温故而知新”的同时，增进了对数学知识和蒙氏纸上工作的兴趣，使得孩子们能更热衷地参与到其中去。
案例二：语言活动与蒙氏工作的融合
我们在蒙氏工作中，增设了一个“小超市”的工作区域，就是提供各种种类的超市宣传图片，如，肉类、蔬菜类、点心类、日用品等。然后布置在一个盒子状的小型货架里，请孩子们做超市的“小小理货员”，根据不同类型物品的汉字名称，把物品整齐地摆放在货架上，这样孩子们不但学会了分类的工作，还认识并表达了生活中常见的各种物品，更主要的是在提高语言表达的同时，也认识了一些汉字，进行了早期阅读的训练。不仅如此，我们还把“有趣的谜语拼图书”介绍给孩子们，让他们动手动脑的同时，练习一定的秩序感。清清是一个调皮的孩子，不爱看书，但十分喜欢猜谜语。每天，他都会重复几本谜语书的阅读，拼图工作。渐渐发现，清清不但会猜谜，还变得有秩序了，更重要的是清清认识了很多汉字，语言的规范性有了极大的提高。
案例三：美术活动和蒙氏工作的结合
在蒙氏工作中，有许多的工作与画或写有关，而孩子们对这些动笔的活动也乐此不疲。也许他们觉得自己模仿的行为与成人十分相似而坚持，也许他们为了能将一件件如数家珍的作品带回家，面对成人炫耀或分享而坚持。无论是何种原因，我们尊重孩子的意愿，鼓励孩子们用涂色、拓印、拼贴、描画等形式，对各个蒙氏工作进行相应的延伸活动。
案例四：游戏活动在蒙氏工作中的融入
单调的工作只会让活动没有生命力，失去孩子对他的喜爱。于是我们抓住孩子喜欢各种游戏的特点。将蒙氏与各类游戏有机的结合。例如，我们用粉红塔、棕色梯、红棒、彩色圆柱体等进行立体的建构游戏：孩子们在游戏中搭出了城堡、飞机、游乐场等，通过游戏更多地认识到了各种教具的形或体，也明白物体的大小、高矮等不同规律。知识学到了，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也越来越快乐了。
在结构游戏贯穿的同时，我们也适时地丰富走线、顶沙包走线、走迷宫等体育游戏和扮演“小厨师”做切、刨、碾的工作；扮演“清洁工”做扫垃圾的工作；扮演“探险家”进行寻宝藏的工作等角色游戏有机的介入活动。大家真正做到了“在玩中学，在学中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