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际经济法对经济全球化已做出的回应
如果将经济全球化定义为经济增长要素在市场规律的支配下日益突破国界限制的过程，那么，经济全球化已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发展历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决定了该生产方式之下的经济必将是全球性的，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50年前即已做出深刻的论述。然而，经济全球化规模的扩大和进程的加快则是最近几十年中的事情。从下列数字，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现状：1997年世界商品与服务贸易额合计已达6.7万亿美元，预计2010年将增加到16.6万亿美元；国际金融市场年金融交易量已达500万亿美元；作为经济全球化载体的跨国公司目前已有4.45万家，其设在境外的分支机构多达27.6万家；1990年国际直接投资额为2430亿美元，1996年这个数字已增长到3600亿美元。
既然经济全球化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已得到蓬勃的发展，那么，以国际经济关系作为调整对象的国际经济法就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事实上，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经济法也一直在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可以说，国际经济法对经济全球化早已做出、而且正在不断地做出回应。这种回应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一）国际商法统一进程的加快
经济全球化首先意味着不同国家之间的商人的交易的增多。为了降低交易风险、保障预期利益，除了其他方面的努力之外，就需要为商人之间的跨国交易设立规则，特别是推动世界范围内商法规则的统一。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十年的时间里，国际商法的统一进程已取得快速发展，其主要表现为，第一，商人通过自己的机构创设或统一了大量的商法规则；第二，一些国家制订出与多数国家相一致的商事法律规范；第三，国家以国际公约的方式制订出相当数量的统一商法规则。
关于商人自己的立法，可举出国际商会近几十年来所主持制订的各种商事惯例。国际商会是1919年由比利时、法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等国的工商界领导人发起建立的世界各国工商业者的国际团体。推动国际商事立法的发展是国际商会的重要功能之一。1936年国际商会就编订了《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以此确定了若干国际贸易惯例规则。1953年、1967、1976年、1980年、和1990年，国际商会根据实践的需要对该《通则》分别做了修订，而目前适用的则是最新修订的2000年版本。《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已被公认为是最重要的商人自己的立法之一，在实践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外，国际商会还于1933年编订了《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1951年、1962年、1974年、1983年和1993年分别做了修订），适用于跟单信用证支付；1956年编订了《托收统一规则》（1967年、1978年做了修订），适用于所有商业单据和资金单据的托收。这两项惯例规则已成为国际支付领域中最重要的规则，被各国银行所广为采用。国际商会的上述造法实践的意义，在于将商人们于实践中所形成的习惯做法确定化，便于更多的商人采用这些规则，从而使这些规则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成为统一的商事规则，以便利商人们所从事的跨国交易。
国际商法统一进程加快的另外一个重要表现是各国国内商事立法的趋同。众所周知，世界上不仅存在着各具特色的三大法系，而且，每个法系之内的各个国家的法律制度也各不相同。但就商法而言，直到最近一、二十年，最重要的差别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把法律规范的性质作为划分法系的标准，就可能划分为两大集团，即‘资产阶级的’或‘资本主义的’法和社会主义的法。……如果采用这种二分法，以下基本法律原则最能表明资本主义这组法律制度：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当然要受到某种规定的限制和约束）；强调个人自由并把个人利益置于社会利益之上；对政府权力的行使不同程度地规定了宪法上审查和制约。”社会主义法与资本主义法的上述差别，可说明为什么商法在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时期的不发达。在实践中，为了克服这种差别所带来的对外商业交往上的不便，社会主义国家往往寻求“国际惯例”（其实是西方国家惯例）的适用。然而，这种情况在过去的十几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已经纷纷选择了资本主义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越南等国也从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这种制度的改变或改革所带来的法律上的重要变化之一，就是这些国家的商法向西方国家的商法的靠拢。十几年前，一位同中国商人交往的美国商人或律师还可能因为中国法律中缺乏“要约”与“承诺”的概念而心怀忧虑，而今天他们则可以从中国法中看到他们所熟悉的各种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
国际商法的统一还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近几十年来大量的国际公约的制订。仅在国际货物买卖和国际货物运输方面，已制订的国际公约就有：1964年4月在海牙外交会议上通过的《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公约》、《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成立统一法公约》、1974年制订的《国际货物销售时效期限公约》、1980年制订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1978年制订的《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1980年制订的《联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等。当然，这些确立国际商事规则的国际公约的影响范围并不一致，有些公约至今尚未生效或仅在很小的范围内发生效力，但是，它们在国际商法统一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则是不应忽视的。
（二）国家对国际商事交往的管理的弱化
规范国家对国际商事交往的管理的法律是国际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这部分法律规范在过去几十年间所发生的变化，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国家对国际商事交往的管理呈弱化趋势。所谓管理的弱化，是指国家对商人的跨国交易的限制在不断放松。在国际货物贸易领域，二战结束后所缔结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即以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作为其核心宗旨。经过50多年的努力，各国的关税水平大幅度下降，非关税壁垒措施受到越来越严格的限制。在国际直接投资领域，各国市场的准入条件也逐渐放宽。多数发展中国家已从排斥外资的立场转为以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国投资者前去投资。
国家对国际商事交往的管理的弱化，主要是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商人们在利益的驱动下，要求市场规律突破国家疆界的限制（其实是各国的管理措施的限制）而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作用；二是各国政府认为扩大的对外经济交往从总体上是有益于本国的发展的。国家管理的弱化还有一个比较具体的原因，即冷战的结束导致西方发达国家重新设计其因政治原因所实行的出口管理制度。
国家管理的弱化并不当然意味着管理措施的弱化。事实上，由于管理的弱化是以促进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自由化为原则的，因此，对于妨碍经济自由化的行为，甚至需要采取以前未曾采取过的、或者更为严格的管理措施，如知识产权的关境保护措施。
（三）国家之间在经济领域中彼此约束的加深
国家对商人的跨国交易的限制的放松，可以是单方面的行为，也可以是协议行为。国家通过协议确定彼此在对外经济活动管理方面的权利义务关系，使得本来可由一国自行决定的事情须受其他缔约国的约束。近几十年来，国际条约所涵盖的国际经济领域不断扩大，而且其调整的经济关系也趋向具体，使得国家之间的彼此约束不断加深。例如，最初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只涉及国际货物贸易的政府管理问题，而且主要是规定关税问题，对于非关税管理措施只做了笼统的规定。但在随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总协定条约体系所涉及的领域不断扩大，至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世界贸易组织条约体系已从国际货物贸易扩展到国际服务贸易、国际投资、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在贸易管理措施方面，已具体到反倾销、反补贴、政府采购、许可程序、海关估价、动植物检疫、技术标准等各个领域。目前，几乎所有国家的对外贸易管理制度和措施都已置于世界贸易组织的各类规则之下。一国已不能任意确定其关税水平，也不能任意行使配额、许可等进出口管理措施，除非其准备承担由此所产生的国际法后果。某些国家可以在经济区域化、经济一体化方向上走得更远。欧盟成员国之间已取消了商品、资本和人员流通上的限制；一些成员国甚至已放弃了货币发行权。
国际经济法在以上三个方面所出现的变化，无疑是对经济全球化所做出的积极回应。这些变化既是经济全球化力量推动下所产生的结果，也是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原因。如果没有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就不会产生今天这样的国际经济法；而如果没有相适应的法律制度，经济全球化也不会发展到今天这样的水平。
二、决定国际经济法未来走向的几大力量
未来国际经济法的走向显然将受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趋势的影响。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种社会力量的斗争、妥协将决定国际经济法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在这一过程中，商人的力量、国家的力量和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将是对未来的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产生决定性作用的三大主要力量。
（一）商人的力量
在当今世界，商人力量的代表者应该是那几万家跨国公司。它们有足够的力量引导世界经济走向。据统计，目前跨国公司的年生产总值已占西方发达国家总产值的40%，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和跨国公司之间的贸易约占全世界贸易总额的60%.跨国公司还控制着75%的技术转让、80%以上的对外直接投资。全世界100个最大的经济实体中，有一半以上是公司，而不是国家。1982年，世界200家大公司的销售量占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4.2%，到1995年，这个比重已达28.3%.
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因此，商人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为了追求最大的商业利润，商人将力求冲破各种自然的和人为的限制，将价值规律推向全球。正如一位外国学者所说的那样：“全球化是一个将近1000年前始于地中海，并随着15、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而取得了决定性大发展的过程的继续。它不过是重新恢复了资本主义那既是国际的，更是跨国的原始使命，这就是把疆界和国家，传统和民族统统踩在脚下，迫使一切更加服从惟一的价值规律。”
为了更好地实现其追求的目标，商人们也将推动国际经济法向有利于经济全球化的方向发展。在构造新的国际经济法律规则方面，商人自己可以做到的是编撰统一的商事规范并使其得到普遍运用和政府的承认，而其他方面的国际经济法律规范的创设，商人则必须借助国家的力量，推动国家创设他们所需要的法律规则。可以预计，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商人将主要推动国家在以下领域充实国际经济法的内容：
一是要求政府赋予其更为优惠的投资条件。他们不仅有能力迫使发展中国家赋予其更为优惠的投资条件，“即使在北方，政府也无法控制跨国公司。如果某项法律有碍于他们的扩张，他们就威胁要离开，而且立即付诸行动。他们跑遍整个地球，自由选择到最好的地方去，那儿有最便宜的劳力、几乎不受法律保护的环境、最低的税收、最多的资助。”在跨国公司的这种撤走资本的压力之下，政府有时不得不做出让步。
二是要求政府进一步放松对商品、资金和人员流动的限制。尽管在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之下，商品国际流通的限制已大大降低，但无论在关税方面还是在非关税措施方面，政府的管制还依然存在，所以，商人将继续对政府施加压力，以使商品进出口的政府限制进一步减轻。与商品的国际流通相比，资本的国际流通所受到的政府限制可能更为严格，特别是在直接投资领域，绝大多数国家都规定了产业领域的限制，对于关系到国家安全（包括经济安全）的产业领域，通常都禁止外国资本的进入。然而，由于资本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所以，对于商人来说，对资本流通的限制将是最不能容忍的限制。因此，在未来的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商人将以推动政府削减资本流通障碍作为主要的努力方向。事实上，世界贸易组织有别于原先的关贸总协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将资本市场的准入问题纳入多边谈判领域。《服务贸易总协定》在确立各成员国管理国际服务贸易的一般规则的同时，开启了相关领域的资本准入的谈判；《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更是直接涉及了直接投资问题。尽管这两个协议还都不是专门规定国际直接投资问题的协议，但是，这两个协议的签署已传达出明确的信息，即资本市场的准入问题将归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策范围。
三是要求政府对本国商人的海外利益给予更为严格的保护。商人所要求的对其海外利益的保护将体现在货物贸易、技术转让、直接投资等各个领域。例如，随着世贸组织内容丰富的知识产权协议的实施，商人的知识产权国外保护将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其他发达国家很可能步美国的后尘，以类似“301”条款之类的机制来保护本国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利益。又如，认为在外国受到“不当的”反倾销、反补贴指控的商人，也可能会求助本国政府通过外交手段寻求“公平的”或更好的结果。此外，在一些传统问题上，商人也会推动本国政府迫使外国政府做出新的让步，以使自己的利益得到更好的保护。众所周知，在外资国有化的补偿标准问题上，已有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越来越多的场合接受了发达国家的“充分、即时、有效”的补偿标准。在其他方面，例如在外国国家及其财产的司法管辖豁免问题上，采取相对豁免主义的国家（主要是经济发达国家）也可能迫使坚持绝对豁免主义的国家做出新的让步。四是要求本国政府对来自国外的竞争加以限制。来自国外的竞争可分为正当竞争与不正当竞争两类。对于来自国外的不正当竞争，一国商人自然可以要求本国政府依法加以保护。一国的反垄断法、世贸组织的反倾销、反补贴协议都可以提供这方面的法律依据。问题在于，对于来自国外的正当竞争，商人也可能寻求本国政府予以限制。在这里，我们需要将商人加以区分。有国际竞争力的商人希望市场不受国界的限制，他们不怕来自国外的竞争，并希望能够不受限制地竞争于其他国家的市场；而不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商人则希望以国界挡住外来的竞争。他们将推动本国政府在各种借口之下采取貌似合理、合法的措施（如环保措施），将强有力的竞争者挡在国门之外。可以看出，缺乏国际竞争能力的商人将是经济全球化的拦路者；在他们的影响下所形成的法律规则当属国际经济法演进过程中的一股暗流。
（二）国家的力量
国家是国际经济法的制订者，但国家在制订国际经济法的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商人的利益，反映商人的意志。经济全球化要求尽量扩大市场规律的作用范围，尽量减少政府对国际商业交往的限制。在最近一、二十年当中，政府的确在向市场力量让步，其表现就是政府对国际商业交往的管制的放松。
然而，国家对经济全球化也不能采取完全放任或一味支持的立场。这是因为：
第一，市场经济除具有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效率等优点之外，还同时具有盲目性、自发性和置后性等缺陷。资本扩张可带来经济发展，但不一定带来综合的社会发展，因为资本扩张的目的是高额利润。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社会财富在大量增加，但财富的集中程度也更为提高。据统计，1960年全世界20%的最富有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占人口同样比例的最贫穷国家的30倍，而30年后，这一差距已扩大到60倍。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今天，我们的社会就像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社会一样，正面临着同样一个问题，这就是资本主义的过度放纵。……例如：在金融与工业产业部门的数量日益增多的条件下，存在着走向寡头政治结构的强烈发展趋势。在加强本地区全球竞争能力的借口下，进行区域或全球范围的公司联合兼并；政府放弃对劳动岗位的管制，削减甚至逐步取消社会福利纲领，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失业成为今后15年以至20年内最主要的社会问题。促进本国公司的竞争能力被说成是创造劳动岗位的最佳途径；对受社会排挤的居民越来越冷漠；在保护竞争能力的借口下，越来越频繁地要求推迟或者干脆废除生态保护决定。”第二，经济全球化还对国家权力的行使带来挑战。在相对封闭的社会中，一国的政治、经济的稳定，主要受国内因素的影响，而经济全球化则使维护国内政治、经济稳定的工作变得更加艰巨。例如，当今的“通讯革命……打破了国家对信息的垄断，穿越国界，使人可以听到和看到外国人是如此以不同方式行事的。它也使富国和穷国之间比50年前更了解它们之间的差距，刺激人们进行合法的和非法的移民。这些变化使社会甚至整个国家都越来越难以控制本身的命运。”
第三，在世界范围内，本来就缺乏政府对市场进行有效调节的机构和机制。经过近100多年的实践，政府已建立起国内市场调控制度，并积累了相当的经验。政府可通过各种措施来纠正市场经济的缺陷给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而在国际社会中尚不存在可对市场经济进行调有效调节的机构和机制。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放弃必要的政府控制，经济全球化将意味着很大的社会风险。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更使各国政府强化了这种意识。
所有这些都决定了政府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会积极探求建立某种有效的调控机制，以减少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社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考虑国家力量对国际经济法的走向的影响时，还应该意识到：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影响力，而且各种力量的作用方向也会不同。尽管依据原则、平等原则，每个国家在参与国际经济立法的过程中均应享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但事实上，国际经济法总是更多地表达了强国的意愿。同时，“一般说来，国民经济最强大的国家总是要求最迅速、最广泛、最强烈地推进贸易、资本、人员、服务流动的自由化。”尽管从法律角度看，任何国家都没有义务参加经济全球化的过程，然而，如果经济落后的国家不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则会处于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境地。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在相应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创建过程中，将充满着不同国家间的利益冲突。
（三）非政府组织的力量
当今，无论是在国内社会还是在国际社会，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简称NGOs）都已成为一种十分重要的社会力量。《联合国》即已对非政府组织予以关注，该第71条规定：“经济暨社会理事会得采取适当方法，俾与各种非政府组织会商有关本理事会职权范围内之事件。此项办法得与国际组织商定之，并于适当情形下，经与关系联合国会员国会商后，得与该国国内组织商定之。”经过战后50多年来的发展，非政府组织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不断扩展和加深。例如，许多人将国际人权法的发展主要归功于非政府组织。
在国际经济及相关领域，非政府组织也在、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这就不能不对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产生影响。例如，在1999年年底世贸组织在西雅图举行会议期间，美国的劳工团体与环保团体曾发动持续的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反对世贸组织的自由贸易政策。虽然当地警察向数千名示威群众发射了橡皮板子弹和催泪瓦斯。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使得世贸组织的这次会议未能取得预期的成果。
对国际经济法的未来走向可产生重大影响的非政府组织当首推环境保护组织和工会组织，至少在国际贸易体制方面会是如此。环境保护组织将进一步推动各国政府提高环境保护标准，而这些标准将成为限制自由贸易的屏障。发达国家的工会组织则将继续推动政府推行最低劳工标准，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由此所产生的法律制度也将对经济全球化发生影响。已有学者指出：在今后几十年，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世界贸易体制所面临的“一项重要的挑战将是遏制在环境和劳工标准问题上保护主义的操控。”而这种挑战之后的各种非政府组织的力量不可低估。
三、经济全球化与我国的国际经济法学
国际经济法对经济全球化已经做出的回应，以及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经济法未来发展的影响都在提示我们，国际经济法正在走向体系化、完备化。因此，国际经济法的研究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在过去的20多年的时间里，我国的许多学者为国际经济法学在中国的成长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同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果说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面前检讨我国的国际经济法研究还有什么不足话，我认为其中最主要的不足是我们经常对现实中的国际经济法与理想中的国际经济法未加区分。因此，我们经常依据我们自己的理念来描述国际经济法，将那些尚未形成（或正在形成）的规则看成是法律规则。“传统理想的国际道义主张诚然是值得称赞的，但在今天这样远非和谐的国际状态下，国家间的协调和合作很难以特定的道德和价值标准来加以规范和判断。合乎实际的选择只能是制定出为大多数国家认同和接受的国际准则，通过促使国际关系走向法制化来规范国家的行为和国际间的利益分配与协调。”当经济全球化使得国家之间、私人之间以及国家与私人之间的法律约束变得更加广泛而具体时，如果我们不是认真地研究这种在现实中的实际发挥效用的规则，而仍然以理想中的国际经济法作为关注重点，那么我们的研究就会同现实脱离开来。我想以下面几个问题的研究来说明我前面的判断。
（一）关于南北关系与国际经济新秩序
我们常从南北关系的角度来讨论国际经济新秩序问题，这固然是一个正确的角度。但问题在于我们往往高估了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并对国际经济新秩序抱有过多的期望。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最不发达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正日益被边缘化。南北互相依赖的神话不复存在，最穷的国家并不被依赖。1980年世界102个最贫困国家在世界商品交换中所占的比例，占世界出口的7.9%，占世界进口的9%；仅10年之后，这个比例就分别降到1.4%和4.9%.与此相反，北美、西欧、日本及南亚和东南亚新近工业化国家这3个发达区域在世界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54.8%上升到64%，在世界进口中所占的比例从59.5%上升到63.8%.发展中国家所得到的国际直接投资的数量也在不断下降。1960年世界投资总额的1/3投向这些地区，1980年有1/4，而1990年只有1/5.
南南合作也已被证明是不成功的实践。到目前为止，发展中国家内部已建立起近百个区域性经济集团，但这些区域集团的内部贸易额通常很小。有人将南南合作举步维艰的原因归结为以下4点，即：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市场狭小，难以大量吸纳其他成员国的商品；发展中国家难以形成紧密的分工关系；发展中国家之间政治体制、经济政策乃至文化传统的差异阻碍了集团内部经济政策的协调；发展中国家区域性经济集团的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普遍很低，在大多数产品上都不具有成本优势，又无法通过发展区内贸易而达到促进本国技术进步和提升本国产业结构的目的。
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当中，发展中国家又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相互之间的竞争。“竞争的原则与实践使每个国家都把主要力量用于自我改善，努力使自己能够被西方经济大国与经济活动主体所接受。为了能够更多地获得来自北美、西欧、日本的直接投资，每个贫困的发展中国家都被迫进行反对其他国家的斗争。”这必然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分裂。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在成为发达国家，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则几乎被国际社会所遗忘。此外，还存在着石油输出国、群岛国等这样一些具有特别利益和要求的国家群体。
上述现实都将促使我们重新考虑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法中的地位问题以及发展中国家所一直倡导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与现实中的国际经济法的关系问题。
（二）关于公平原则
我国的许多学者都认为，在国际经济法体系中，公平原则已取代了平等原则。这些学者们所经常提出的证明就是互惠制的出现。应该说，普惠制确实反映出国际经济法中的平等原则向公平原则的过渡的趋势，但以此证明公平原则的确立似乎为时尚早，因为普惠制自身还很难说是一项稳定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
普惠制要求发达国家单方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优惠的关税待遇而不要求发展中国家给予回报，并且不得将这种优惠待遇给予其他发达国家，这冲破了以互惠制和最惠国待遇制度所体现的平等原则，为实现国家之间利益分配上的公平创造了条件。但也应该看到，目前国际社会中所实行的普惠制还远非理想，给惠国与受惠国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缺乏稳定的法律基础。从表面上看，普惠制的法律依据颇为充分，既有众多的国际组织决议、宣言，又有关贸总协定的有关条款；既有给惠国的详尽的国内立法，又有给惠国（集团）与受惠国（集团）之间的双边协议。但是，如果我们能从国际经济法的渊源的角度对普惠制进行一下认真的分析，就会发现，普惠制的法律基础其实是相当薄弱的。
首先，并不是所有的国际组织的决议都具有法律约束力。尽管许多国际组织的决议，包括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都对普惠制问题作过不同程度的规定，但这些国际组织的决议通常都不具备法律效力。我们不能期待这类国际组织所通过的决议之类的文件会实际约束普惠制之下的各方。
其次，我们也看到，像《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这样的具有确定的约束力的国际条约也对普惠制问题作了规定。但是，不是说一项法律文件的所有条款都可以为人们创设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关贸总协定这类法律文件在规定普惠制问题时，都在使用十分笼统、模糊的语言。而根据这种规定，任何一方都无法向他方提出确定的权利主张。如果发展中国家不能通过联合国大会这样的机构使得发达国家就普惠制承担确定的义务的话，我们当然也就无法期待发达国家会通过签订有约束力的条约的方式，把这种义务接受下来。
再次，一国的国内立法当然可以调整国际经济关系，但却不能调整国家之间的关系。普惠制所涉及的是国家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这种权利义务关系不能以国内立法作为基础。作为权利方，它不可能通过本国的立法来给它方设置义务；作为义务方，义务的内容不应该通过本国单方面的立法来加以确定和变更。当美国宣布某个国家从其普惠制方案中“毕业”时，被宣布“毕业”的国家无法就此提出什么主张，因为其原先的未“毕业”的资格本来就是美国的国内立法所单方面确定的。
最后，国家（集团）之间的条约当然具备法的约束力；而且，由于双边条约对普惠制内容的规定多较为具体，因而这类法律文件应该认为是普惠制作为一项国际经济法律制度而存在的比较确定的法律基础。但是，国际条约法中最重要的原则之一便是自由同意原则。任何国家不得强迫他方接受自己的意志，任何国家都可以自己决定如何通过条约来争取自己的权利和确定自己的义务。因此，在是否向其他国家提供单向的优惠待遇问题上，每个国家仍是根据自己的意志来做出最后的决定。
因此，仅以普惠制来论证公平原则的存在，不免是对国际经济法的理想化。
（三）关于联大决议的法律效力
同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一样，我国学者通常也都认为联合国大会决议是国际经济法的渊源。其实，判断某一国际组织或其特定机构所制定或通过的决议性文件是否具有法律性质，首先应考察该国际组织或该组织的特定机构是否具有立法权。如果该组织或该组织的特定机构具有立法权，那么它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自然具有法律性质；如果该组织或该机构不具有立法权，那么所它所制订的文件当然就不具备法的约束力，而不管这一决议从字面上看如何具备法的特点。那么，如何判断某一国际组织或该组织的特定机构是否具有立法权呢？简单的方法是查阅这一国际组织所据以设立的性文件，即成员国为设立这一国际组织所制定的国际公约。《联合国》第25条规定：“联合国会员国同意依之规定接受并履行安全理事会之决议”，因此，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即具有法的效力。而联合国大会是不具有立法权的，因为《联合国》对联合国大会的权限的规定主要是“讨论”和“建议”，也就是说，联合国成员国在制定《联合国》这一国际公约时，无意将联大决议作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因此，联大决议基本上只属“建议”性文件，无法对成员国产生法律约束力，很难被视为法律性文件。1945年旧金山制宪会议上曾讨论过是否赋予大会制定对会员国有拘束力的国际法规则的权力，但有关提案都被绝对多数的反对票所否决。
从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结束闭关自守的旧时代、开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当代西方各种社会思潮便蜂拥而至，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乃至主流意识形态发生着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在我们以往单一、僵化的思维活动中融进了不少新鲜活泼的东西，但其消极因素也早已在思想文化领域向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当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未来主义思潮的“趋同论”，不少中国人尤其是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接受了托夫勒、奈斯比特等人的“全球主义”和“超民族主义”的观点，相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对立将不复存在，各民族国家正在走向所谓共同的“信息社会”。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出现之后，这些影响再一次顽强地表现了出来，一些青年学者甚至在公开的论坛上宣称，世界各国一切政治与文化的纷争正在退居到同一的“公域生活”的背景之后，中国人正在成为“世界公民”。
只要我们睁眼看看当今世界的实际情况，就会发现，在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与活力的同时，也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和挑战。因为，在“地球村”内，“大户”与“小户”、“穷户”与“富户”的差别依然存在，善良“人家”与霸道乃至恶霸“人家”的对立依然存在。“各家各户”为了要谋得自己的利益，需要建设一个和平的“地球村”，同时也需要建设一个只属于自己、足以抵抗、战胜对手的“家庭”。这种同是“一村”人却不是“一家”的情况，说明人类在“类”或“村”的意义上所需要和实现的联系与沟通，只具有相对的价值，而差别与对立却是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概言之，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出现的“地球村”的真实情况是：一方面是“全球化”趋势在发展，另一方面是“民族化”趋势在增强；一方面是存在机遇与机会，另一方面是存在危险与危机；“全球化”与“民族化”，机遇、机会与危险、危机，既彼此对立和消解，又相互依存和适应。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经济全球化本质上并不是各国各民族的经济利益的全球化，而只是各国获取其自身经济利益的手段和方式的全球化。由于经济手段和方式的运行能否奏效，从根本上来说从来不在于经济手段和方式本身，而在于“竖立其上”的制度和文化。这就使得经济全球化不会是各国社会经济制度、社会政治制度的全球化，不会是军事或军事联盟的全球化，当然也不会是社会意识形式的全球化。为什么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会出现政治格局的多级、军事格局的纷争与对抗，会出现文化价值观念上的分野、渗透和碰撞？原因就在这里。
从人口因素来说，中国是一个“大户人家”，但从经济因素来说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从政治和军事因素来说，中国又是一个爱好和平、正在迅速崛起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有志于在本世纪内加速发展以成为“经济大户”，而从中国的国情看要如此就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地球村”内的种种迹象早已清楚地表明，那些“富户”、霸道恶霸、在“家政家风”上与我一向不同的“人家”是不会高兴的。他们在“地球村”内所干的那些政治颠覆、军事扩张、文化渗透的事情，军事上的有些事情甚至干到了“地球村”之外的太空，是针对谁的？因此，我们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我们需要在把握发展机遇的同时，认真思考和采用我们的发展战略，这个战略无疑应当包括文化建设战略。历史证明，一国经济落后会挨打，文化特别是政治伦理文化上的落后同样也会受欺侮。葛兰西在总结殖民统治的经验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搞文化霸权是一切殖民主义惯用的伎俩，在后殖民时代，推行文化霸权和文化控制仍然是资本帝国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他认为，在现代社会，如果领导权不首先是文化的、伦理的，从而是政治的，也就不可能是经济的。葛兰西的这些见解，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和把握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文化建设的战略问题，是颇具启发意义的。在国际舞台上，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建设战略体系中最重要的是政治伦理文化建设方面的战略。在一个民族国家，政治伦理在其提倡的伦理道德价值体系中居于核心和主导的地位。因为，政治伦理总是与其特定的社会制度相联系，以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为基本的对象和价值尺度，从根本上影响和锻造着公民的心态，使公民在理想、信念和民族精神的层面上把个人的价值和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联系起来。一般说来，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放松以至放弃了政治伦理建设，就等于在道德提倡上削弱或放弃了道德价值体系的主导方向，结果会在根本上影响到社会制度的巩固和建设，影响到民族的振兴和强盛。同理，一个公民如果不具备应有的政治伦理观念，就等于没有灵魂，在政治上就失去了国籍和民族之根，在伦理道德上就成了一个抽象的人。所以，自古以来，世界各民族国家都十分重视政治伦理建设，把政治伦理建设放在全社会伦理建设的核心位置。
政治伦理的价值观念应是国家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核心要求应是爱国精神和强国意识。在处理本国本民族与世界上其它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关系中，政治伦理重视国家观念和民族精神，主张始终注意维护和发展本国本民族的正当利益；在处理国家和民族内部的利益关系上，政治伦理强调把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放在第一位，实行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的价值原则，由此而产生两种价值表现形式有别而本质内涵一致的政治伦理观。一个爱国公民，应当同时具备这两个方面的政治伦理观念。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精神的民族，历来重视以国家民族整体利益为核心的政治伦理建设，历史上留下了丰富的政治伦理文化，涌现过许多可歌可泣的爱国者。但是毋庸讳言，进入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新时期以来，一些公民的国家观念有所淡化，民族精神有所削弱，而由于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的一些负面影响，这种不正常现象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出现以后又有所发展。
其突出表现就是：在看待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问题上头脑不甚清醒，只注意到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给我们带来的机遇，看不到在这一趋势之下世界上还存在着亡我之心不死的敌对势力，中华民族在建设自己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过程中还面临着极为严重的挑战，有些人甚至忘记了中华民族曾被掠夺被侵占的屈辱历史。据媒体披露，在上海等地，有的商人竟将“昔日法租界的风光”和“大日本”的广告悬挂在街道的显眼处，招摇市民，招揽生意，而路人不以为然者并不在少数。在河南洛阳还发生过这样的怪事：为了“换钱”，春节期间将白马寺的钟点提前一个小时，只打东京时间而不打北京时间。有人或许会说这些都是个别现象，但国人不禁要发问：是否应该在社会心理的层面上认真思考一下此等“个别现象”何以会发生？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现象虽然发生在一些成年人的身上，但却给青少年学生带来了不良的影响。某大学在组织学生讨论发生在白马寺的怪事时，竟有不少同学认为搞市场经济就是要讲究经济效益，不管是谁的钱都可以赚，能赚钱就是好事情，此举“未尝不可”！他们殊不知，世界上自古以来有些东西是绝对不能作广告、绝对不能用来“换钱”的，这就是人格和国格。
由于受各种原因的制约和影响，过去我们讲爱国精神和强国意识，多局限于国家和民族内部的范围，缺乏全球视野，极少思考把爱国与如何走出国门到世界大家庭中去谋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的时代课题联系起来。改革开放特别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这种情况虽然有所改变，但总的看还不能真正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第14条在说到“五爱”教育的时候始终围绕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中心，指出爱国是每个公民应当承担的法律义务和道德责任，强调要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于公民道德建设的全过程，阐明了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是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以爱国为荣，以损害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为耻，一切公民要把爱祖国落实在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社会主义的具体行动上，提倡学习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艰苦创业、勤奋工作，反对封建迷信、好逸恶劳，积极投身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政治伦理建设，在爱国主义教育这一点上，我们无疑要认真贯彻《纲要》的精神。有鉴于此，必须把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如何加强中国的政治伦理建设和丰富与发展爱国主义教育内涵的问题，作为伦理学研究和公民道德建设的一项战略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实施这项战略任务有许多方面的工作需要做，就目前的情况看，我认为必须抓紧开展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要高度重视理论研究工作。要在理论上说明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确立国家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理念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在这一价值理念的指导下促使全球意识与国家观念、民族精神之间达到某种合理的平衡，在理论思维的层面上使公民保持一种正常的民族心态，并将其以特定的规范形式和价值标准列入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之中。
以往，我们的道德体系虽然有爱国主义的政治伦理内容，但缺乏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内涵。在“入世”以后，中国无疑要加大开放的门户，我们一方面要大踏步地走向世界，一方面要欢迎别国大踏步地走进来。但是世界各国之间来来往往、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无一不是为了维护和发展本国本民族的利益，走各自的建国强国之路。能否这样正确认识和把握这种形势，就是一个是否具备正常的民族心态的问题。
民族心态，常以民族的尊严感、自信心和自豪感等形式表现出来。正常的民族心态是爱国精神和强国意识的心理基础，在国际交往中，一个民族在处理与别个民族的关系时如果心态不正常，其爱国主义的情感就会失去平衡，最终影响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关系的正常化，失去本可属于自己的发展机遇。正常的民族心态，是相对于民族狭隘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的思想与情绪而言的，是一种既不盲目自大也不盲目自卑的精神和性格。有人说，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反对民族狭隘主义。对这种看法是需要做具体分析的。若是指那种不欢迎别国大踏步地走进国门的思想和情绪，那是对的；若是指可以因此而轻视、无视本国本民族的利益，放弃爱国强国意识，甚至还要一厢情愿地将自己装扮成“世界公民”的样子，那就错了。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我们不应当视自觉维护国家的和民族的尊严，对敌视我国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对抗、军事扩张和文化渗透保持高度警惕的心态为民族狭隘主义。诚然，今天确有一些同胞抱有一种民族狭隘主义情绪，他们看到别国的老板大踏步地走进国门，心里就感到不舒服，宁愿闭门造车、关起门来过过去那样的苦日子，也不愿借用发达国家的一片阳光。但我认为，从目前国人的政治伦理心态的实际情况看，主要的问题还是民族虚无主义。目前理论界出现的认为树立正常的民族心态主要是反对民族狭隘主义的观点是没有多少根据的，主张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要“融进”世界大家庭和中国人要应当成为“世界公民”的观点，更是不可信的。
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体系要始终注意突出国家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这个灵魂，进行国家观念和民族精神的教育，使公民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舍此，我以为就是舍本求末。既要培养从全球角度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又要以维护和增进本国利益为己任；既要学习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吸收世界各民族文化中的有价值的成分，又要抵制西方颠覆和破坏的图谋，抵御西方腐朽、消极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的渗透和侵蚀。
其次，要重视大众传媒舆论导向出现的新情况，加强传媒尤其是网络文化的建设。过去，我们的大众传媒进行爱国精神和强国意识的教育，多是正面的，因特网出现以来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因特网正在我国普及，接触因特网的人特别是青少年越来越多，据有关统计，大学生中的“网民”占35%-40%。网络的开放性使其成为“地球村的高音喇叭”，成为各种企图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敌对势力的“公开论坛”。通过因特网，人们当然既可以增加和积累许多有益的信息，但也可以削弱和淡化应有的已有价值理念，其中就包含国家观念和民族精神。美国《商业周刊》1999年10月4日发表文章说，因特网是一条正在被各式各样的活动分子迅速发展的途径，是一个可以用来动员和施加各种影响的异乎寻常的工具。美国的右翼以及以为代表的“”组织的头目的反动言论，基本上就是通过因特网传播到广大青少年学生中间的。就此，香港《明报》曾提醒国人：因特网是“中国和平演变的泉源”，人们“会在这些讨论区接触到不同的政治观点，这将慢慢动摇中共政权对人民的思想控制，对中国政治发展带来一定的冲击和震撼”。这些新情况难道不表明，因特网对人们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青少年学生的负面影响决不可等闲视之，我们急需加强大众传媒特别是因特网的舆论导向吗？
第三，爱国主义教育的对象应突出两个重点。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无疑仍然不可放松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但与此同时，还应当看到另一个重点，这就是党和政府部门的公务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