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半月谈》《中国教育报》等媒体报道，近期一系列校园欺凌事件令舆论哗然。如，湖南一名初三女生遭遇几名未成年人殴打，并被拍下上传网络；浙江庆元县多名初中生将一名小学一年级男孩捆绑后拳打脚踢，用烟头烫伤并拍摄视频……辱骂殴打、拍摄半片、持刀威胁等欺凌手段不一而足，而更令人关注的是，在这些欺凌事件中，“女性学生既是主要施暴群体，也是主要受伤害群体，76%的事件有女性参与”。这些校园欺凌事件让人惊愕，也让人不禁要问：是什么让处于花季的孩子成为施暴者和受害者？校园中大大小小、或明或隐的欺凌事件是怎样发生的，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如何让学生免受欺凌呢？
几个月前，宿迁市泗洪县育才中学初二学生小博（化名）被发现浑身是血倒在学校附近，后经120医护人员抢救无效死亡。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对小博行凶的竟是几名初中生。类似这种发生在学生间的暴力事件已不在少数，花季少年竟然死于同学的血腥暴力，如此惨剧自然令人不忍目睹。尽管嫌疑人已被警方抓获，但校园暴力与欺凌现象，究竟该如何遏制和防范，无疑更需反思。
平心而论，校园暴力与欺凌，的确是个令全世界头疼的难题，近期国内一些地区曝出的校园欺凌视频，已然震惊公众，而类似的暴力与欺凌现象在国外同样存在。尽管校园暴力与欺凌并不必然会闹出人命，但惨剧其实早已埋下了种子，只要校园暴力与欺凌不能防患于未然，类似惨剧的上演不过是迟早的事儿。
事实上，人与人之间难免会有矛盾甚至冲突，在这方面，校园作为一个小社会同样概莫能外，学生之间因为矛盾而发生冲突，也很难完全避免，年轻学生们血气方刚，缺乏自我控制能力，对后果缺乏预计，往往会导致暴力惨剧。作为教育工作者，对这样的校园暴力现象不能束手无策，而应有效预防。
现实中，校园这个小社会其实并不简单。学生不同的家庭与社会背景，不同的行为习惯，不同的心理承压能力，再加上涉世未深，情绪控制能力还不成熟，其复杂性不容低估。一旦校园暴力未能有效防控，其后果往往又十分严重，在这方面，美国发生的校园枪击案，尽管与国内校园暴力的方式有着极大的差异，但对于国内的校园暴力风险的防范而言，其实并不能有隔岸观火的淡定。
从报道中的暴力和欺凌事件来看，大部分发生在校园外，有些是事发突然，但与其说是无法预防的突发事件，毋宁说隐患早已凸显。学生之间早已存在矛盾，并长期发酵，又缺乏疏解的通道，学校与家长对于暴力隐患未能关注到或干预缺失，最终矛盾以极端的方式爆发，又何尝不是在预料之中的结局呢？
校园欺凌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自20世纪80年代起，校园欺凌成为日本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30多年来，日本发生了多起中小学生因受欺凌而自杀的事件。这些事件通过新闻媒体的大量报道，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日本校园欺凌现象的产生，除行为者自身的原因之外，还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
首先，二战后，日本经过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人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也随之发生变化，追求物质生活，忽视精神生活，社会道德水平普遍下降，青少年的自我意识不断膨胀。一些青少年在自己的欲望无法得到满足时，开始变得焦躁，表现出强烈的攻击性和掠夺性。
其次，日本进入少子化社会，兄弟姐妹数量减少，儿童在团体中生活成长的机会大幅度减少。加上父母的过度保护与干涉导致不少青少年不知道如何与他人相处，逐渐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当孤独、郁闷的情绪无处发泄时，很容易向比自己弱小的人发泄不满，甚至出现暴力行为。
再次，日本是以学历为重的国家，企业和政府机关在招聘时一般会根据学校名气来判断个人能力的高低，从而决定是否录用。因此，孩子们从小就背负沉重的学业压力，而很多学校仍单纯看重升学率，过分偏向成绩好的学生，对成绩差的学生则不够尊重，导致学生出现两极分化。受到冷落的学生很容易被孤立，作为排解压力的方法之一，有的孩子走上了实施欺凌的道路。
日本校园欺凌的现状与特点
在日本，关于校园欺凌有明确的定义，并且随着对欺凌认识的加深，定义的内涵和外延也有所变化。1986年日本文部省在“关于中小学生问题行为等学生指导上诸问题调查”中首次把“欺凌”定义为：对比自己弱小的同学单方面进行持续身心攻击，对方深感痛苦，且学校可确认事实的行为。1994年从定义中删除了“学校可确J其事实”，增加了“其行为是否为欺凌，不能进行表面的、形式上的判断，而是要站在受欺凌学生的角度来判断”一句，突出了从弱势学生方面看待欺凌问题的思想。2006年在此前的基础上，进一步把“欺凌”定义为：使中小学生因受到与自己存在一定人际关系者的心理性和物理性攻击而感受到痛苦的行为。定义的改变，一方面把受欺凌者的感受放到第一位，把校园内外发生的更多现象纳入欺凌范围，另一方面也进一步唤起了人们对校园欺凌的关注。
根据文部科学省统计，2015年日本校园欺凌案达到了224540件，发生欺凌事件的学校有23528所，占全体学校的62%，校园欺凌主要集中在小学高年级到初中二年级阶段。上述数据看起来触目惊心，但也反映出日本对校园欺凌有明确的认知，学校及教师的防范意识强，勇于正视欺凌问题。
日本校园欺凌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通过辱骂、捉弄、孤立、殴打等形式对弱者进行身体、心理上的攻击；第二，手机和网络欺凌作为新的方式在日本快速发展起来，先进的设备使得暴力行为传播更为迅速，也更隐蔽，对学生心灵的伤害更为严重；第三，欺凌现象涉及的人员多，不仅有欺凌者和被欺凌者，还有一旁起哄的旁观者群体和无视者群体，但却没有“调停人”和“通报人”，这容易助长施暴者的气焰，并导致欺凌问题经常难以被发现。
多管齐下治理，借鉴意义大
面对持续多年、形式不断变化的校园欺凌现象，日本采取了多管齐下的方式来应对。首先，政府积极行动，走法制化道路。1985年，日本文部省发出了“关于加强对中小学生欺凌问题的指导的通知”，要求学校认识欺凌问题的重要性。1995年“关于为解决欺凌问题当前需要采取有关对策的通知”，提出政府、学校、教育委员会、家庭、社区要共同应对校园欺凌问题。2006年“关于欺凌问题的紧急建议――面向教育相关人员和国民”，明确提出要惩处对欺凌问题置之不理的教员。2013年通过《防止欺凌对策推进法》，原则是“早发现、早预防”，并明确各方职责，防止相关部门推诿责任、包庇隐瞒真相。如遇重大被害及恐吓事件，学校有义务第一时间直接向警察通报。该法规定，如果发现网络欺凌问题，学校要立即与网络公告栏的管理者联系，删除相关内容，坚决杜绝任何形式的欺凌。该法的颁布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日本把防范和治理校园欺凌纳入法制化轨道。2016年6月30日至10月24日，文部科学省下设的“防止欺凌对策协议会”召开六次会议，通过相关专家的积极参与，把握并检验2013年法案的实施情况，提出了今后进一步防止校园欺凌的更具实效性的对策。
其次，加强校园管理，做好预防工作。日本要求学校重视道德教育，培养学生相互尊重人格。二战后，日本中小学德育课的地位曾被大大削弱，仅仅是其他学科的补充，不被重视。2011年滋贺县大津市一名受欺凌的中学生自杀事件成为教育改革的导火线，促成政府在教育改革中突出德育的主导地位。2013年文部科学省在“关于充实道德教育的恳谈会”上正式把“道德学科化”作为议题，主张用强有力的手段培养学生的“道德性”。2015年日本正式宣布将在中小学实行“道德学科化”，把德育上升到和国语、数学等学科同等重要的高度。
日本学校定期进行无记名问卷调查和咨询活动，以及时把握校园欺凌的实际状况。根据文部科学省统计，2015年通过问卷调查发现的欺凌事件占51.4%，这是发现欺凌现象的主要方式。日本各校还制定“防止欺凌基本方针”，并放在学校网站上，学生入学时及每年都召开说明会，让所有学生、教师掌握相关内容。学校设有由专业人士组成的“咨询委员会”和“儿童安全对策支援室”，一般由律师、心理医生、退职警官和大学教授组成。不仅在早期为学生、教师提供咨询，也在欺凌事件发生后的调查阶段提供第三方意见，以防止学校或教育委员会因顾及学校名声而不及时将相关信息提供给家长，从而保证公平公正地解决欺凌问题。
再次，政府、地方自治体和家庭相互合作，预防校园欺凌的发生。根据青春期少年儿童自尊心强、不愿意与家长交流的特点，日本文部科学省设有“24小时儿童SOS咨询热线”，法务省也设有“儿童人权110”求助热线，以便被欺凌者和家长及时求助。电话一拨通，就会立即连接所在地区教育委员会。日本全国各地还设有教育咨询机构（2015年由都道府县及特定市的教育委员会管辖的教育咨询机构有180所，由市町村教育委员会管辖的教育咨询机构有1506所）配合家庭和受害者做疏导工作。同时，家庭的作用得到极大重视。全国各地教育委员会给家长提供各种学习机会和相关信息，鼓励亲子活动，支援父亲参与家庭教育。家庭状况是学校欺凌对策小组进行讨论的关键，后者在保护隐私的基础上进行妥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