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0；X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6）04-0022-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4.004
近年来，随着海洋开发进程的加快，大量的海洋污染以及生态破坏事件涌现。2013年的渤海康菲溢油事件，2010年的大连石油管道爆炸漏油污染海洋事件，2008年的青岛浒苔事件，都一度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节能减排的任务与日剧增，这将加快我国沿海核电站等大型节能工程的建设；海外贸易的增加，由于船舶减压水等原因也使得海洋外来物种入侵概率增大。但是，相对于陆地而言，海洋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毕竟是陌生的，这就使得人们往往难以把握海洋环境风险的真正状况，从而使得民众的风险感知经常发生错位：要么对某些海洋环境风险的危害性感知不够（如大多数人对海洋洋流紊乱的危害性认知不足），要么对某些海洋环境风险过度反应，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如由于日本福岛核电站泄漏而造成的大规模抢盐事件）。而海洋环境风险感知的错位，将给海洋环境保护以及风险防治带来挑战。诚如贝克所言：风险的感知和风险不是不同的东西，而就是相同的东西[1]。因此，深入探究民众的海洋环境风险感知，分析其形成机理，将有利于我们科学有序的进行海洋环境风险防治，从而实现沿海区域的生态保护与社会稳定。
1文献回顾与评述
伴随着工业化引发的大量环境问题，“环境风险”逐渐成为风险研究的一个重点。与风险的研究相契合，环境风险的研究在初期，秉承“可接受的风险”理念，对不同的环境风险防治方案进行权衡比较[2-3]。这一研究思路主要从“客观”的角度进行研究，即认为环境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倡导对环境风险进行成本-收益的分析。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开始意识到“风险”不仅仅是客观的，还具有主观性。以道格拉斯（Douglas）和维达夫斯基（Wildavsky，）等人为代表的风险文化理论[4]，以及斯洛维奇（Slovic）的风险心理测量理论等[5]，开始从“主观”角度研究风险，即更强调“风险的感知”。在此基础上，卡斯帕森（Kasperson）等人构建了“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更为深入地揭示了环境风险、风险感知以及社会风险之间的关联[6]。WenXue等人运用文化风险理论，细致分析不同群体和文化背景之下的环境风险意识差异[7]。这一对环境风险的研究视角，也为我国一些研究者所接纳，开始从风险感知的角度去分析因由环境引发的社会风险问题。例如黄杰、朱正威等人提出我国一些大型环境事件的引发，是不同利益相关者风险感知的差异性以及由此导致的应对行为[8]。胡象明等人也认为从风险感知的视角构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分析框架，更有助于揭示其风险产生的内在机理和演进逻辑[9]。
王刚：海洋环境风险的特性及形成机理：基于扎根理论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年第4期在海洋领域，有部分生态学、海洋学等理工学科的学者以“海洋生态风险”为主题，研究不确定性的事故或灾害对海洋生态系统可能产生的不利作用，包括海洋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损害，但是未对其社会效应展开研究。在海洋社会科学领域，大部分研究者从“应急管理”的角度，对海洋环境突发事件的政府应对展开了研究。王琪针对海洋危机、海洋突发事件的政府协调不畅，提出完善对策[10]。崔凤在研究海洋开发与环境风险时，概括了海洋环境风险的四个特点：隐蔽性、影响的广泛性、治理难度大、后果难以评估[11]。也有一部分研究者关注海洋污染事件的环境抗争的研究。陈涛从社会影响的角度去探究海洋污染事件，并探讨了基层政府在面对环境抗争中的一些行动策略[12]。并指出海洋环境风险与污染问题源自粗放型海洋开发模式。唐国建针对渤海康菲溢油事件中的渔民环境抗争展开了研究，从而对现实的政策、制度修正提出建议[13]。
文献表明，在海洋社会科学领域，当前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应急管理”及“环境抗争”的研究上，有关风险以及环境风险的研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而也没有有效吸纳有关风险以及环境风险的研究成果。这使得其研究侧重海洋污染事件的后期处理上，而缺乏对前提风险的深入研究。
2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研究方法
由于专家难以有效地评估社会民众的风险感知[5]，因此，采用自上而下的传统研究方法将使得最终的结论与现实状况大相径庭。有的研究者也意识到采用传统的数据搜集和文本分析的局限性，回避了调查问卷的数据搜集方式而采用网络搜索引擎的方式[14]，推进了有关风险感知的方法研究。但是其数据的分析还是传统的，因为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将采用扎根理论（GroundedTheory）的方法进行研究，以弥补传统数据搜集与分析的局限。
扎根理论是由Glaser&Strauss于1967年创立，其目的是为了“填平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之间的尴尬壕沟”[15]，是质性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方法。目前，扎根理论在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以及性别研究等各个社会科学领域中有着广泛的使用。扎根理论是一种不需要先验性的假设和结论的研究方法，并且将演绎与归纳、定性与定量有机结合。当然，不同的研究者在使用扎根理论时，对其有着不同侧重。Glaser更强调理论或者归纳结论的涌现，Strauss侧重系统的方法和有效的检验，Charmaz则强调研究者在理论建构中的角色和效果，从而被称之为建构主义扎根理论（ConstructivistGroundedTheory）。鉴于海洋环境风险属于全新的概念范畴，目前理论界还缺乏相应的成熟研究，也没有成熟的测量量表和理论假设，因而采用扎根理论进行研究最为适合。
扎根理论的基本研究逻辑是深入情境收集和研究数据，经由数据间的不断比较，对数据抽象化、概念化的思考与分析，从数据资料中提炼出概念和范畴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理论。扎根理论的主要步骤主要包括开放式编码（OpenCoding）、持续比较（ConstantComparison）、选择性编码（SelectiveCoding）、理论备忘录（TheoreticalMemoing）、排序（Sorting）和理论编码（TheoreticalCoding）。具体流程图如图1所示：
Fig.1Flowchartofgroundedtheoryresearch
开放式编码亦称之为实质性编码（SubstantiveCoding），是数据分析的第一步，需要对资料进行逐行分析和概念理解，从而发现核心观点。持续比较在开放式编码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化，从而能够帮助发现范畴（Categories）。选择性编码的目的是形成理论，提炼核心范畴。理论备忘录是对于新涌现概念的感觉、思想、观点的记录，其又可细分为程序备忘录和概念备忘录。排序是在经过理论饱和检验之后，帮助研究者进一步构建理论命题。理论编码，亦称之为理论建构（TheoreticalBuilding）或实质代码（substantivecodes），是从范畴中挖掘核心范畴（主范畴），系统建立核心范畴与其他范畴之间、以及核心范畴之间的联结关系，从而形成假设以解释理论。理论编码是扎根理论的最后提炼与升华，体现了扎根理论资料搜集与分析的最终指向。
2.2资料搜集与整理
扎根理论研究的成败，其基础在于是否收集了足够全面、真实的资料和数据。鉴于问卷调查很难获得直接全面的资料，而且在数据处理、定量分析方面所具有的不足[16]，我们采用对面访谈的方式进行资料的搜集。访谈法操作灵活，优秀的访谈者改变了以自我为中心的研究局限[17]，从而可以获得更为真实和深入的资料。此次参与访谈的研究人员共22位，使用统一的标准访谈提纲（表1），针对44位对象进行深度访谈，形成了44份访谈记录。通过比较和筛选，剔除了语焉不详、简单敷衍的14份访谈记录，最终选择了30份内容翔实、资料可信的访谈记录。为了更好地洞悉海洋环境风险的特性，此次访谈，在访谈对象的选择上特意选择了一定比例的内陆区域人员参与访谈，获得了内陆人员对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从而更好地获知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广度和主观性。
扎根理论的三个基本要素是概念（conceptions）、范畴（categories）和理论命题（propositions）[18]。其中，概念通过开放式编码获得，范畴通过选择性编码提炼，最终，由理论编码收获理论命题。鉴于三个基本要素，以及文章篇幅，文章集中展示开放式编码、选择性编码以及理论编码。而在此省略持续比较、理论备忘录和排序。
3.1开放式编码
在访谈结束后，课题组最终通过挑选，确立了30份访谈对象，形成了30份访谈记录。我们随机挑选了其中的25份访谈记录，对其进行编码。为了更好地提炼访谈记录的内容，以及保证编码的顺序，课题组对访谈记录进行个逐级详尽的顺序编码，采用了“逐行编码”的方式。其编码的顺序为“访谈记录序号――回答问题序号――回答问容的句序号”。例如编码为“25-2-1”，表示该样本编号为第25份访谈记录，第2个回答问题的第1句回答。经过编号，最终获得了756个编码序列。在对这756个编号序号整理的基础上，概括了出了49个概念。49个概念出现的次数并不相同，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几个概念是“海上溢油”、“陆域污染”、“围海造地”、“有害工程项目”等。
Concept11海洋生态破坏1海洋外来物种入侵5；海洋物种消亡6；海洋荒漠化4；海洋生态系统崩溃5；海洋过度捕捞7；21海洋环境污染1陆域排污11；海洋倾废2；海事交通排污4；海上溢油10；浒苔泛滥7；海洋赤潮6；31海洋地质灾害1洋流系统紊乱6；海啸3；海底火山爆发1；41海洋资源损害1沿海滩涂侵蚀3；围海造地10；滨海湿地退化4；海岸线侵蚀4；海洋资源破坏251海洋（环境）
属性1海洋具有流动性6；海洋的变化性6；海洋生态的高度复杂性4；海洋的一体化8；海洋的跨区域性7；海洋的不可掌控性9；海洋的全球性8；海洋环境的潜伏性和积累性3；海洋环境的波及性461沿海人口与
经济增长1沿海经济发达5；沿海人口密集6；沿海企业众多5；沿海港口与航道增长771海洋环境信息1海洋环境信息负面报道2；海洋环境信息不透明9；81海洋污名化
设施1非法核电站6；不当油储站4；有害工程项目791海洋环境
社会意识1海洋环境保护意识淡薄4；海洋社会组织缺少3；海洋环境保护教育5101海洋环境管理1海洋环境管理职能交叉3；海洋环境保护责任不清4；海洋污染防治措施不力3；海洋环境执法5；海洋环境保护法规5；海洋环境保护资金4；海洋环境监管3111海洋环境
保护技能1海洋环境保护技术6；海洋环境保护能力4注：概念后面的数字，表示在编码中出现的次数。
3.2选择性编码
在Strauss和Corbin那里，选择性编码亦被称之为轴心编码（axialcoding）。开放式编码使资料和数据分裂为不同等级和不同类型的代码，而选择性编码则将之再次恢复为连贯整体，将分裂和分散的概念重新整合，构成分析的范畴。课题组根据Strauss和Corbin的三个分析维度（条件；行动/互动；结果）[19]，以发现49个概念之间的因果联系和逻辑推理。经过归类，将开放式编码的49个概念进行整合和梳理，将之归纳成为11个范畴（表2）。
3.3理论编码
理论编码是扎根理论从资料升华为理论的关键，是实现理论飞跃的“质变”步骤，体现了研究者的理论归纳能力和创造力。在理论编码过程中，我们需要挖掘形成的范畴之间的逻辑脉络，建立主范畴与范畴之间的联系，从而构建扎根理论的理论框架。课题组将提炼的11个范畴进行进一步的提炼和总结，将之形成三个主范畴：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表3）。进一步的理论检验发现，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呈现依次递进、不断放大的关系：自然因素是基础，其发展增大了心理因素，而自然因素和心理因素又增大了社会因素。在社会环境、文化及制度等外部因素等影响下，三个因素共同作用，使得海洋环境风险形成（图2）。
Number自然因素1海洋生态破坏111海洋环境污染121海洋地质灾害131海洋资源损害141海洋（环境）属性151沿海人口与经济增长16心理因素1海洋环境信息171海洋污名化设施18社会因素1海洋环境社会意识191海洋环境管理1101海洋环境保护技能111
3.4理论饱和度检验
理论饱和度检验可以确定何时可以停止资料的采样。我们将30份访谈记录中剩余的5份访谈记录进行编码和概念的提炼，没有涌现出新的概念，也没有发现新的逻辑脉络和关系，这说明上述编码的25份访谈记录已经完全容纳了相关的概念和范畴。通过理论饱和度检验，确定本文所构建的理论是饱和的。
在通过理论饱和度检验时，课题组还还对本次访谈的稳定性进行了检验。在第一次访谈结束后，间隔一个月后，课题组对其中的5位访谈对象进行了二次访谈。比照第一次访谈内容，访谈对象对其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没有明显的变化，从而可以获知本次访谈对象对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是稳定的。
4研究结论和主要认识
4.1海洋环境风险的主范畴关系，符合风险的社会放大分析框架，从而可以明细其形成机理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是卡斯帕森夫妇及斯洛维奇等人提出的一种重要的风险分析框架[6]，其在后来的研究中不断进行完善，形成了一个非常完善的分析模型[20]。这一分析框架很好地将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环境/生态灾害与社会风险连接在一起。实际上，当我们使用“风险”一词时，就意味着加入了社会及心理认知范畴的因素。正如卢曼（Luhmann）所言：风险被归因于作出的决定，而危险则被归因于外部的因素[21]。简而言之，单纯涉及自然的外部灾害，可以将之称之为“危险”而非“风险”（尽管这种区分不是绝对的，也没有获得一致的认可）。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表明，在危险事件（风险事件）经过信息流的的传播后，公众认知及一些标识呈现出来，在危险达到“污名化”的状态后，风险涟漪形成，从而达到风险的社会放大。或者说从自然意义上的危险过渡到了社会意义上的风险。因此，一个风险事件的实际风险（危险）与民众对风险的感知这两者之间并不一定存在显著的一致性[22]。
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机理，完全符合了这一风险分析过程。课题组在借鉴风险的社会放大分析框架后，发现自然因素、心理因素与社会因素共同作用，促成了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自然因素”作为“海洋环境危险事件”，是海洋环境风险形成的源点，也是风险形成的基础。研究也发现，在海洋环境风险中，海洋危险事件是一个种类繁多、性质多样的集合体。例如在所提炼的49个概念中，有32个概念是自然因素。换言之，从概念的数量上而言，自然因素占据了概念数量的三分之二。而且，出现频率最高的三个概念“海上溢油”、“陆域污染”、“围海造地”也都无一例外的属于自然因素。海洋危险事件的庞杂，无疑预示着海洋环境风险具有多触发性和易发性的特性。
在自然因素等海洋环境危险事件形成后，会被相关的群体转化成信息流，并通过有效途径传播出去。在这一过程中，“心理因素”作为风险信号，成为连接危险事件与社会风险之间的桥梁，从而完成了从自然意义的危险向社会意义的风险的转化。风险信号遵循“信息流―信息沟通―意象形成”的信息传播过程，这个过程如果没有引起政府等相关管理部门的重视和注意的话，就会被单向地传递给相关的公众和群体，从而形成海洋危险事件的“标签化”和“污名化”。例如在扎根的访谈中，“非法核电站”、“有害工程项目”等概念已经形成，它取代“核电站”（或“沿海核电站”）、“工程项目”（或“沿海工程项目”）的概念使用，直接包含着标签和污名化的表达语词：“非法”和“有害”。这预示着在风险信号形成过程中，“去污名化”对于海洋环境风险防治而言，是何等的重要。
当风险信号形成后，就会被“社会因素”接纳后，从而形成风险的社会放大。诚然，这种社会风险并非是单向的放大，也可能被反向弱化。那何为风险的放大或弱化呢？斯洛维奇很早就发现，民众与专家之间在对待风险上是存在差异的[5]。因此，当公众眼中的风险远远超过专家所评估的程度时，我们称之为风险的强化或者放大；当公众的认知/行为显示风险远小于专家判断提示的程度时，我们称之为风险的弱化[23]。海洋环境风险信号的社会放大/弱化基于两个方面的社会因素：一是公众认知，即风险信号是否契合公众所具有的海洋环境保护意识和其文化价值观，一个具有很强的环保意识和文化的公众很容易接纳这一风险信号，反之亦然；二是社会管理，即政府管理部门是否获得了公众的信任。信任在风险的社会放大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约翰逊（Johnson）的研究发现，风险的信任是多维的[24]。信任包括“诚实”维度和“称职”维度双重维度，前者指风险管控者在风险信息方面对事实的忠诚度，而后者则指风险管控者所具有的控制风险的能力程度。在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中，前者体现为受访者对海洋环境管理相关方面的关注，后者体现为对海洋环境保护技能方面的关注。
在海洋危险事件、风险信号、公众认知&社会管理三个阶段的风险形成后，风险涟漪形成。风险涟漪的核心是直接相关的当地居民。其他的组织，例如企业、社团、政府等都会裹挟其中，从而使得海洋环境风险形成。我们在借鉴卡斯帕森的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基础上，形成了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机理及放大过程图（图3）。这一形成机理很好地反映了海洋环境危险事件是如何经过社会放大，从而具有了社会风险特性的“海洋环境风险”。
图3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机理及放大过程
Fig.3Formationmechanismandamplificationprocessofmarineenvironmentalrisk
4.2人们对海洋环境风险内涵及特性的认知，是两个方面的综合：“有关海洋环境的风险”，以及“因由海洋环境引发的社会风险”大部分访谈对象在访谈中，明显地表现出对海洋环境风险最终指向的多元化认知。他们并没有很好地区分海洋环境风险的最终指向是什么，即风险的标的是“针对海洋环境及海洋生态系统的风险”，抑或是“因由海洋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而引发的社会风险”。质言之，前者的风险本质是一种自然风险，后者则是一种社会风险。或者按照上文所述的卢曼的观点，前者是一种“危险”，而后者才是一种“风险”。大部分的访谈者的访谈内容，其提炼的概念都涉及自然因素、心理因素以及社会因素，尽管自然因素的概念占据绝大部分。这说明人们对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是两个方面的综合：“有关海洋环境的风险”，以及“因由海洋环境引发的社会风险”。
普通民众对海洋环境风险存在多元认知并不难理解，它也从侧面说明了风险认知及其防治的艰难。诚然，这种对海洋环境风险的多元认知，很大程度上根源于我们对环境风险的认知就是多元的。概括而言，当前对于环境风险的认知就存在四个维度：经济维度、安全维度、社会（心理）维度、生态维度。经济维度是经济学、管理学科的认知模式，更多地将环境风险拘于自然状态，从客观的角度去认知风险，秉承成本-收益的风险防治策略；安全维度则是法学的认知模式，秉承预防原则去防治风险；社会维度，或者称之为心理维度，则是心理学、社会学的认知模式，它们从主观角度去认知风险，将环境风险定位为因由环境事件引发的社会风险；而生态风险则是自然科学的认知模式，其“生态风险”（ecologicalrisk）是更为常用的一个术语，它强调具有不确定性的事故或灾害对生态系统可能产生的不利作用和损害[25-26]。在海洋环境风险认知及研究的前期，由于研究者大部分出身于环境科学、地质学等自然科学，因而更多地从生态维度去认识，“海洋生态风险”也是一个更为普遍地概念。而当更多地社会科学研究者开始介入海洋环境风险研究时，对其认知就发生了拓展和转移。
我们在扎根理论的研究中，获知了普通民众对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与专家保持了一致。这种对海洋环境风险内涵以及特性的多元认知模式，使得海洋环境风险的防治者们需要保持一种更多宽广的防治视野。
4.3对海洋环境风险的防治，需要有效区分民众对沿海自然项目的风险感知与民众对沿海自然项目管理状况的风险感知鉴于人们对海洋环境风险的内涵及特性认知，有着双重的认知模式，因此，要合理有效地防治海洋环境风险，需要做出有效地区分，例如需要有效区分民众对沿海大型项目的风险感知与民众对沿海大型项目管理状况的风险感知。前者体现在民众对项目本身的风险关注，而后者则体现在民众对项目管理者及管理状况的风险关注。我们在深度访谈中发现，很多民众对沿海核电的反对，并非单纯是针对核电，而是针对核电的管理状况。当课题组针对一些明确表现出对沿海核电焦虑的民众表示核电已经成为发达国家重要的能源构成时，很多民众表示“发达国家的管理严密，可以消除风险，而咱们中国还不行”，表现出对管理状况的风险认知。因此，合理区分这两种风险认知，从而针对其不同的风险认知，进行有针对性的风险应对策略，将更为有效地防治海洋环境风险。
诚然，要有效降低民众对沿海项目管理状况的风险感知，最为核心地是建立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甚至可以说，构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是有效防治海洋环境风险，并防止其向社会风险转化的根本途径。雷恩与莱文按复杂性与抽象度将信任分为五个层次：对信息的信任、对传播者的信任、基于信源感知对机构的信任、基于机构表现对机构的信任、信任的社会政治气候[27]。海洋环境管理的优化及海洋环境技能的提升可以降低人们对海洋环境风险的感知和恐惧。这是因为低层次信任的持续流失最终导致高层次的不信任，同样高层次信任也对低层次信任的维护有调节作用。随着复杂技术时代的到来，个人的风险控制被机构的风险管理所取代，公众更加依赖机构可信度来判断风险；信任能够补偿负面的风险感知，不信任则导致公众抵制风险，以至于增加风险感知。
4.4海洋环境风险具有“镜像”效应等其独特性，因而有其自己的运作逻辑一般的环境风险，因其传播媒介的固化以及数量可控，因而其影响范围大致固定，其风险源属地与风险的影响地基本是重合的（流域的环境风险另当别论）。但是海洋环境风险的风险源属地与风险的影响地并一定是重合的，经常发生错位，从而导致“镜像”效应的出现。所谓“镜像”效应，即是指风险源属地与受影响地之间产生了错位，甚至导致风险源属地的社会风险减轻，受影响地的社会风险放大。“镜像”效应的实质是造成跨区域的风险感知。由于海洋的一体化和流动性，使得海洋环境风险的风险感知经常是跨区域的，风险策源点与风险影响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访谈对象的职业、地域等并不影响其对海洋环境风险概念的认知和建构。实际上，不仅仅本课题组在扎根理论的运用中发现了这一运作逻辑，现实的案例事件对此有所印证。例如厦门的PX项目搬迁至漳浦县古雷镇，但是却在一海之隔的东山县铜陵镇引发环境风险恐慌，造成跨区域的海洋环境风险[28]。海洋环境风险的“镜像”效应使得其不同于一般的环境风险，在某些状况下有着其独特的运作逻辑。
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在海洋环境风险“镜像”效应的产生方面，都发挥着一定的功效。自然因素体现为所在区域的区位及危险事件的危害程度。研究发现，如果某区域位于风险源地的海洋洋流下方，更易发生“镜像”效应；心理因素体现为受影响地对风险信号的心理认同程度。如果受影响地居民对核电持一种天然的排斥和恐惧心理，更易发生“镜像”效应；社会因素则体现为所在区域社会生产、生活、管理状况与海洋的关切程度。研究发现，沿海区域如果存在较多的海洋养殖，或者海鲜类食品在居民日常饮食中占据较大的比重时，更容易引发对其他沿海区域的环境风险感知，从而产生“镜像”效应。
海洋环境风险具有的“镜像”效应，使得海洋环境风险的“涟漪”效应更易发生，也更难以掌控其涟漪的范围和深度。从这个角度而言，深入分析每一种可能引起“镜像”效应的因素集合，形成全面、深入的风险范畴把握，是有效防治海洋环境风险的基础。
5结语
本文采用扎根理论对海洋环境风险这一全新的概念进行了研究。提炼了对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有关联的49个概念，并凝练出11个范畴，概括成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三个主范畴。在研究方法上，本文的研究开创了海洋环境风险研究的一个新的尝试，试图不带预设和先见地去界定海洋环境风险的概念，并发现其形成机理及特性。这一研究对深入探讨海洋环境风险以及海洋环境治理等都有着借鉴意义。
但是不可否认地是，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和需要进一步讨论的地方。扎根理论力图不带偏见地和价值观地去发现理论，但是没有哪个研究者是中立的，因为语言在被观察现实的基础上传递着形式和意义。语言的特殊使用反映了观点和价值。Glaser和Strauss也直言不讳地指出，扎根理论的重点不在于证明理论，而在于建构理论。课题组在访谈中，由于访谈记录人员数量较多，其访谈的自然语言可能对访谈对象有一定的引导和诱导，从而使得理论带有一定“建构”的成分。在扎根理论的框架使用上，本课题组对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机理分析，也没有从Glaser的“理论代码家族”（theoreticalcodingfamily）的理论框架角度去进行深层分析。Glaser提出了在理论代码家族中最有代表性的成员是被称之为“6C”的六个维度：原因（cause）、语境（context）、偶然性（contingencies）、结果（consequences）、协变性（covariances）和条件（conditions）[29]。局限于本文的研究主题和篇幅，本文没有对这6个方面展开研究和探讨。
当然，本文也研究也没有对一些相关因素展开严谨地相关性和比照性研究。例如没有对社会发展层次的不同群体进行比较，如通过扎根理论对经济发达的上海、浙江等沿海省份，与经济欠发达的海南、辽宁的省份进行比较，从而能更好地洞悉文化层次、社会因素对海洋环境风险形成的影响；没有对形成的因素进行量化处理，没有形成自然因素、心理因素、社会因素在海洋环境风险形成中发挥何种比重的作用；本课题对自然因素、心理因素、社会因素的划分也可能存在绝对化，其中一些范畴可能同时涵盖了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多重属性；也没有更细致地提炼其他特征在海洋环境风险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即没有对不同地域、不同学历、不同职业等对海洋环境风险的感知差异进行系统分析。这些研究的不足期待其他研究者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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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海洋；环境污染；治理；保护
中图分类号：X32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7）8005602
1引言
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拥有1.8万km的大陆海岸线，管辖总面积约300万km2的海域。在国家政策的有力扶持下，许多的沿海新区海洋经济迅速发展。但是，海洋经济以及科学技术发展迅速的同时，随之产生的海洋环境问题也越来越多。各种污染物的排放以及海洋资源的过度获取已经对海洋中各种功能的运转产生了阻碍，海洋环境岌岌可危，甚至有可能面临失去作用的威胁。因此，应当将海洋环境保护放在重点，从政府、群众、科学研究等方面综合治理海洋环境，以海洋环境的基本规律为基础，为保证海洋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提出切实可行的治理海洋环境问题的方法。
2海洋环境污染的种类
2.1重金属
重金属一般是指密度超过5g/cm3的化学元素，主要通过天然来源、陆源输入和大气沉降三种途径进入海洋。其中，陆源输入是最主要的途径，通过重工业生产的大量含有重金属物质的废水大量的排入大海，这些重金属物质入海后会不断迁移转化，或者随食物链不断的积累。就拿汞在海洋中的迁移、转化来说，汞经过甲基化产生的高神经毒剂――甲基汞，便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因甲基汞污染而不同程度受害的居民不在少数，这便是著名的“水俣病事件”[1]。
在我国，海洋重金属污染问题日益严重。2009年，我国局部海域沉积物受到重金属污染，江河污染物入海量1367万t，其中重金属3.8万t。2010年，我国江河污染物入海量超过1760万t，较2009年增加28.7%，其中重金属4.6万t，较2009年增加21.1%，除铅、镉的入海量有小幅减少外，各主要重金属入海量均增加[1]。
2.2农药
我国由于人口众多而耕地有限，为了能够保证粮食能够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需要，除了优化农作物的产量、改善耕地的条件之外，最直接且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施用农药与化肥。但是同时，化肥与农药中的部分成分也必定会通过地下水或地表水的形式流向大海，对海洋环境造成一定的污染。
而这样的后果是严重的，农药、化肥中含有的大量的有机物及营养物质流入大海，使得近岸水体中的浮游生物大量繁殖，从而引发赤潮灾害。赤潮灾害的后果十分严重，不但会影近岸居民获取水生资源，还会造成大量的生物死亡，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损失每年达几十亿元。而受到赤潮影响的生物若是让人类食用，也会危害人类的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2.3有机物质
由于生活污水（如食品残渣、排泄物、洗涤剂等）、农田化肥、工业污水（如食品、酿造工业、造纸工业、化肥工业等）以及海水养殖废水流入海洋，当中难降解的有机污染物会导致海水富营养化，引发赤潮灾害，这无论是对水质还是生物都将造成无法预计的灾难。
2.4固体废弃物
影响海洋环境的固体污染物主要是工业和城市垃圾、船舶废弃物、工程渣土和疏浚物等[2]。这些固体废弃物会影响沿岸景观的美观，破坏海洋生态环境，不仅对人类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失，而且对海洋生物也造成了致命的威胁。
3近年中国面临的主要海洋环境问题
3.1化肥与农药污染
农药及其降解产物（如DDT的降解产物DDD、DDE）在海洋环境中所造成的污染，其危害程度因其数量、毒性及化学稳定性的不同而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如有机氯农药（主要是DDT、六六六等），其化学性质不稳定，极易在海洋环境里分解，所以成为了污染海洋环境的主要农药。
即便如此，我国的农药使用也仍旧得不到有效的遏制。比如说在80年代，我国就已经颁布了对于禁止使用一些有机氯农药的法令，但至今，在河口与近岸沉积物中仍然可以检测出这些农药的残留。这些农药的残留经常不经过处理，通过地下水等方式流入海洋，对海洋水质及生物都造成了难以估计的伤害。
3.2放射性污染
放射性污染与其他污染相比，其程度不受外在环境的影响，仅遵循各核素的衰变规律，可在海洋存留相当长的时间，约103～104年。因此，一旦其流入海洋，就将会对其造成难以估计的破坏。目前人工放射性物质进入海洋的主要途径为以下4种：①卫星的组件从空间进入海洋；②海上核动力船只；③沿海核动力电厂；④倾倒入海的核废料。
就以核物质为例，现在海域中存在的放射性物质，几乎大部分是由核爆炸试验产生的[3]，而这些放射性核物质对于海洋生态环境的危害也同样是不可估量的。根据马树森[4]通过研究鱼类受放射性物质的影响可知，放射性物质会严重影响海洋生物的生存，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同时对人类的健康以及经济的发展也会产生间接的影响。
3.3溢油与泄漏污染
如果说油库起火爆炸的发生极其少见，那么各种船舶失事造成的油料外泄事故就很频繁了。就像1989年青岛市黄岛油库因遭雷击发生的油罐爆炸事故，造成近千吨原油外泄，这些原油附着在海滩、礁石上，无论是对海洋环境还是赖以生存的生物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石油进入海洋后对于海洋环境的影响是巨大的。对于海洋生态而言，溢油会阻碍海洋内的水气交换，使太阳光辐射透入海水的能力减弱，海洋当中的浮游植物光合作用大大减弱，从而造成海洋浮游植物的死亡，影响到整个生态环境的发展；对于沿海活动而言，溢油会严重污染沿岸线资源，影响海洋环境与观光旅游业，同时制约人类社会与海洋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一系列的经济损失[5]。
3.4养殖废水污染
现如今，随着我国对海洋的探索与研究不断的加深，我国的海水养殖已发展壮大。但是在养殖过程中，为了能够提高动植物的抵抗力，某些添加剂（如维生素、杀菌剂等）的添加必不可少，同时投入的大量饵料也不能充分地利用，这些物质会沉积在水中，并且经常不加处理的直接排入大海，对海洋环境的破坏很大。而这些废水中含有的大量有机物质会造成海水的富营养化，造成赤潮现象。
4海洋环境问题的保护对策
4.1政府组织，规划管理
对于海洋环境的治理，政府部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各地的有关部门应认真了解相关管理海域内的环境情况，清楚了解海域内海洋污染物的种类、生态环境的变化以及海洋物种的状况，根据所了解的情况提出具体的规划，及时作出相关对策，更好地解决相应的海洋环境问题。
此外，还要通过立法明确公共财产的所有权，或者在所有使用者之间达成限制自己使用公共财产行为的协议[6]。只有建立资源性资产管理体制，才能确保国家所有权经济利益得以实现，才能更加有效的进行对海洋环境的相关保护工作，更好的保护海洋环境。
4.2群众参与，群策群力
作为国家的一员，保护海洋环境既是责任，又是义务，因此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1）大力宣传和普及海洋生物生态环境保护知识，提高公民海洋保护意识，要向自己身边的人多多宣传环保节约知识，营造一个良好的保护环境的风气。
（2）减少海滩餐饮业和水产养殖所产生的的污染，严禁将未经处理的污水随意排放至河流、湖泊、海洋中，禁止向海洋及沙滩丢弃垃圾。使用无磷洗衣粉，不要将洗衣等生活废水排入阳台雨水管道。
（3）不肆意获取海洋资源，捕杀濒危海洋生物，同时拒绝购买受保护的海洋生物制品。
4.3强化研究，科学治理
为了深入解决我国的海洋h境问题，必须积极开展有关海洋环境保护的科学研究工作，以便为保护海洋环境提供科学依据。目前需深入开展的研究领域有：中国近海自净能力和纳污能力的研究；重点海域污染物总量控制模式研究；中国近海环境质量基准和标准研究；近岸养殖海域污染控制研究机制研究；中国近海污染物生物及生态效应研究；赤潮发生机理及防治技术研究；近岸生境保护、整治与恢复技术研究[7]。
5总结和展望
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管辖面积巨大。因此，保护海洋环境是大家共同的责任。由于科学技术以及经济的发展，对于海洋的污染也随之增多，解决海洋问题便摆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在全世界人民的研究及努力之下，海洋环境日渐改善。
从研究的角度上来看，保护海洋环境的责任涉及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因此在研究保护海洋环境的对策时，应当把整体性的理念贯彻到底，提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制度和方法[8]。
相信在不久的未来，一定能面对一个蔚蓝、生机勃勃的大海，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生生不息的海洋环境。
参考文献：
[1]
夏娜娜，王军，史云娣，等.海洋重金属污染防治的对策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22（5）：343～346.
[2]李明.海洋污染来源及防治对策[J].科技、经济、市场，2011（8）：69～71.
[3]市川龙资.海洋的放射性污染[J].海洋科技资料，1972（2）：16～21.
[4]马树森.海洋放射性污染对鱼类的影响及与人类的关系[J].环境科学丛刊，1983，4（5）：22～27.
[5]杨昊炜，柴田.浅谈溢油污染对海洋环境的危害[J].天津航海，2007（4）：13～15.
[6]王琪.海洋环境问题及其政府管理[J].青岛海洋大学学报，2002（4）：91～96.
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强调海洋环境与海洋经济协调发展，追求人与海洋的和谐发展，即海洋经济发展应建立在海洋生态的可持续能力上，保证海洋环境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不构成威胁。国外学者从经济学、科技的角度对可持续发展做了不同阐述。“持续性”一词首先是由生态学家提出来的，即“生态持续性”是指自然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程度之间的平衡。皮尔斯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今天的使用不应减少未来的实际收入”，“当发展能够保持当代人的福利增加时，也不会使后代的福利减少”。
海洋生态保护是一个永恒的主题，环境保护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之，海洋环境保护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上，制定了《海洋环境保护法》和《环境保护法》，并将其颁布实施。1992年，继里约热内卢会议之后，我国政府又制定了《中国环境保护21世纪议程》、《海洋环境保护法》和旨在防止陆上活动的国家行动计划。目前与海洋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达30余部，如《海洋生物质量标准》和《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等。但大连漏油事件发生，使我们认识到了在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2011年4月，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开始向大海中排放含有低浓度放射性物质的核废料，立即引起了朝鲜、俄罗斯、中国的不满，海洋生物的卵和幼体对核辐射较为敏感。核物质改变他们的基因，海洋生态环境不可避免的遭受到破坏。海洋生态的保护与持续发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二、海洋生态系统的法律保护
人类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
系列活动已造成日益严重的海洋生态环境问题，人与海洋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人类开发、使用、保护海洋生态系统的行为在法律调整的范畴也已形成定规模，《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各国占有、开发、利用所有海洋资源及其海洋权益的维护形成了重大影响，领海、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等法律体系的建立，导致各国占有海洋空间的范围扩大，各国之间划界重叠；导致各国海域划界矛盾日益突出，对海洋资源包括生物资源和非生物资源的争夺日趋激烈，引发了海洋安全问题，如中日之争端，中国与东南亚沿海各国在南沙群岛引发的一系列海上领土矛盾和纠纷，南海争端不仅仅涉及问题，而且也涉及到经济利益问题。
英国在开发利用海洋环境资源上本着可持续发展的原则，重点放在适度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同时，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法规来加强对海洋环境保护。先后颁布了《海洋清废法》、《大渔业政策》等。1999年，根据海洋环境保护工作的实施对《环境资源保护法》进行了修订，新增了海洋生态保护和其他有关内容。该法对于有效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促进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和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为贯彻实施海洋环境可持续利用，先后颁布实施了《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等6个配套法规。与保护海洋环境密切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如《水污染防治法》、《海域使用管理法》等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制定了一系列的标准体系。如：《海水水质标准》、《海洋功能区划》、《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等。另外，中国国际公的国际公约也对保护海洋环境的工作发挥重要的作用，如：《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
三、在海洋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方面存在的问题
海洋环境保护立法反映了国内海洋开发、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实际要求，这种反映应是积极的、动态的，而不应该是消极的、机械的，这成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众所周知，海洋环境具有隐显性、持续反应性、不可逆性等特点，客观上要求海洋环境立法需要借助技术和科学手段，在海洋环境管理认识的基础上，从全局出发、把握和了解发展其趋势，要求立法应具有适度超前性。修订后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对解决海洋环境可持续保护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促进海洋经济健康发展，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但是在涉及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方面仍有很大不足。
2011年，康菲溢油的发生，成为中国迄今为止渤海最大的污染事故。在这场事故中，不仅造成了严重的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而且带来了巨大的财产损失。不禁会有人问谁有权对康菲石油公司的漏油事件提起损害赔偿诉讼?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九十条规定：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因此国家海洋局既有权利又有义务以国家的名义对康菲石油公司提讼。但是国家作为海洋资源所有权的主体向康菲石油主张权利，其属于普通的民事诉讼而非环境公益诉讼，诉讼请求中除了海洋生态赔偿，还应当包括为清理、减少海洋石油污染而采取必要措施支付的相关费用。在我国，漏油事件发生至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机关声明要追究康菲石油公司或者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也没有启动刑事调查程序。
环境公益诉讼在于其损害的客体是抽象公共利益，对象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我们很难构建一个直接和具体的受害者作为适合的主体提讼。由于诉讼主体的缺位，导致社会公益至今仍然没有得到的有效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