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是新型业化道路的最高形式，也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全新的经济运行模式。本文在分析了发达国家循环经济法制建设基础上，论述了建立我国循环经济法制建设的基本原则，并提出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的若干思路。
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是新型丁业化道路的最高形式，也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全新的经济运行模式。一些发达国家把循环经济确定为国家的发展战略，并在立法上加以确认、保护和促进。我国政府也提出，要尽快建立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因此，对我国循环经济法制建设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发达国家循环经济法制建设的经验
世界上最早对循环经济进行立法的国家是德国，早在1978年，德国就推m了“蓝色天使”计划，制定了《废物处理法》和《电子产品的拿回制度》。1994年，德国制定了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的《循环经济和废物清除法》，该法于1998年重新修订。1998年以后．德国政府根据《循环经济和废物清除法》又先后制定了《垃圾法》(1999年)、《联邦水土保持与旧废弃物法令》(1999年)、(2OO1年森林经济年合法伐木限制命令》(2000年)、《社区垃圾合乎环保放置及垃圾处理场令》(2001年)、《持续推动生态税改革法》(2002年)、《森林繁殖材料法》(2002年)、《再生能源法》(2003年)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从而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关于循环经济的法律体系。另外，其他欧洲国家也制定或修正了自己的废物管理法，如丹麦制定了《废弃物处理法》；挪威政府于2003年修订了《废电子电机产品管理法》，扩大了有关主体的循环经济责任；瑞典于1994年通过了关于包装、轮胎和废纸的“生产者责任制”法律，并先后制定了关于汽车和电子电器的生产者责任制的法律法规。
其他许多周家也不同程度地制定了相关的环境立法，充实了循环经济法律制度。例如，美国1965年的《固体废弃物处理法》，先后经过1976年、1980年、1984年、1988年、1996年的五次修订，完善了包括信息公开、报告、资源再生、再生示范、科技发展、循环标准、经济刺激与使用优先、职业保护、公民诉讼等固体废物循环利用的法律制度。又如，日本是一个资源比较贫乏的国家，长期以来，其资源主要依赖从国外进口。因此，日本特别重视资源的节约使用，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旨在节约资源的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从而构建比较完善的循环经济法律制度。日本于1991年制定了《回收条例》，1992年制定了《废弃物清除条件修正案》，2000年通过了《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的基本法》、《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家用电器再生利用法》、《环保食品购买法》、《食品循环资源再生利用促进法》、《建筑工程资材再资源化法》、《容器包装循环法》、《绿色采购法》、《废弃物处理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
二、建立和完善我国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
环境安全和资源效率是各国循环经济法的共同价值。环境安全和资源效率价值主要借助于预防优先原则、循环利用原则、合理处置原则、适当分责原则渗透于循环经济法规范之中。预防优先原则强调废物的事前控制，体现的是积极防控的资源环境思维；作为循环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核心，循环利用原则的实质在于“物尽其用”；合理处置原则要求采取适当措施减少无法通过循环方法予以消除的废物的环境危害；适当分责原则旨在使不同的循环经济参与主体承担与其身份相适应的法律义务。
1、预防优先原则。在生产、服务、消费中充分利用原料、能源和产品，尽量减少弃用物、副产品的产生，以从源头控制资源环境问题。预防优先原则要求法律规则的设计有助于促进产品体积的小型化、产品质量的轻型化、产品功能的增大化及产品包装的简化，以减少废物的排放。环境法的预防优先原则表明，环境法不仅限于抗拒对环境具有威胁性之危害及排除已产生之损害，而是预先防止其对环境及人类危害的产生；对具体产生的危险立即做出反应不是该原则的主要目的，其首要功能为，在根本无危险出现或有出现可能时预防性地对“人”加以保护或对生态环境加以美化。这种理念同样适用于循环经济法。现代资源环境问题凸现以前，就存在各种降耗、抑废的理念和实践，不过，其主要着眼于资源和产品的经济效用，而现代法律制度同时也突出环境安全。设备内物质循环、生产少废产品和引导消费少废、少害产品是贯彻预防优先原则的重要途径。预防优先是将危险控制于未来、并创造规划和保存未来世代的环境空间及资源的原则，它是循环经济法实现环境安全和资源效率价值的首要依托。
预防优先原则蕴涵有积极实现环境安全和资源效率价值的理念。与事后处置相对应，预防优先原则强调废弃物的事前控制，是一种积极防控的资源环境思维。初形成时，环境法突出污染的治理和生态破坏的恢复；而现代环境法，特别是循环经济法，不仅观念上而且制度上已发生根本性转变。
2、循环利用原则。对于在生产、服务、消费过程中形成的废物要尽可能地继续予以使用，直至失去利用价值。“3R”和“4R"原则中的“再利用、再循环、再回收、资源化、无害化、重组化”体现的正是循环利用原则。作为循环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核心，循环利用原则要求循环经济法的制度安排应有利于“物尽其用”，特别是能使原料和产品在反复利用中实现功用最大化。
3、合理处置原则。采取适当措施减少无法通过循环方法予以消除的废弃物的环境危害。废弃物的利用优先于处置，但是，当某些废弃物无法进行再利用、再生利用、热回收时，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必须采取适当措施弱化、甚至去除其不利影响，或者进一步挖掘其利用价值。合理处置原则是指循环经济法的制定和实施应有助于及时、恰当处置废弃物。环境安全兼顾资源效率是废物处置应遵循的基本准则。
4、适当分责原则。循环经济法环境安全和资源效率价值的实现依托于循环经济法的实施，而其有效实施离不开各类主体的积极参与。参与循环经济法实施的主体可分为政府、经营者(包括代表性组织)、公众(包括代表性组织)，但不同的循环经济参与主体承担的法律义务应当合理区分，此即适当分责原则。该原则体现于各国的法律安排中。日本法强调，“为了建立循环型社会，必须使国家、地方政府、企业和公众在合理承担各自责任的前提下采取必要的措施，并使其公平合理地负担采取措施所需的费用”；而且，还具体划分了政府、企业和公众的责任。循环经济法既然是各国政府促进本国循环经济法发展的法律规范体系，那么，其相应的制度安排就要遵循这一精神，把政府、经营者、消费者的行为限定于适当的范围，使其互相配合，互不干扰。
三、构建我国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的对策
1．绿色GDP核算制度。绿色GDP是在传统GDP核算中扣除包括城市大气污染引起的健康损害、室内空气污染造成的健康损害、水污染、铅等重金属和有毒物质造成的污染损失、酸雨损失等。由于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浪费的货币折算在世界上还没有公认的方法，因而绿色GDP等指标的核算存在难以克服的技术困难。但仍然可以从比较的角度，在每项经济活动的经济增长数值后面列上该项经济活动所造成的环境质量升降、生物多样性增减、资源开采或消耗总量、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防治投资额度等事项。
2．计划、规划和布局制度。一般来说，循环经济发展计划应以国家环境保护计划为基础，包括循环经济的发展方针、分期目标、考核目标、计划性对策和重大项目等事项。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各地方要针对区域的环境资源情况和外来资源的实际，对地区产业结构体系的功能进行重新定位，调整地区内的产业结构和企业空间布局，明确循环经济的目标、任务以及要采取的政策措施，确定重点行业、重点区域和重点企业的名单，保证循环经济战略的顺利实施。如对于生态脆弱区、生态功能保护区和自然保护区，在加强政府财政补贴的前提下，应规划为保护性有限开发的区域；在一些资源枯竭型城市，可以把伴生矿和废弃物的综合利用规划为接续产业。
3．有效管理和监督制度。具体措施主要有：一是建立循环经济的综合指导、协调、监督和专门监督管理相结合的行政监督管理体制；二是有效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加强市级环境资源保护垂直管理改革的力度，试行大区环境保护和国土资源巡视员制度，提高环境资源监督管理的权威性和效率；三是施行全新的政绩考核标准，排除地方保护主义在资源节约和合理利用方面的干扰，确保循环经济的模式的实施能落到实处。
4．法律义务和责任制度。为了全面明确消费者、企业和各级政府在循环经济方面的义务和责任，国际上除了坚持“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养护、破坏者恢复”原则外，还逐渐发展了“消费者最终承担、收益者负担”和电子产品的生产、经销者负责回收等原则。如日本2001年的《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的基本法》把义务主体划分为国家、地方公共团体、经营者和国民。英国1995年《环境法》规定了国务大臣的条例制定义务、义务者类型、企业回收符合标准的义务、经济代价义务等。一些国际条约甚至明确了成员国政府的义务和责任。对于这些义务与责任机制，我国有必要借鉴、吸收或完善，尽快建立相应的法律义务和责任制度。超级秘书网
关键词：生态文明；循环经济；立法
循环经济法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我国国内都刚刚兴起和实施。与其他法律部门相比，循环经济法律部门还年轻，但发展势头有如雨后春笋。我国正式提出循环经济立法规划和《循环经济促进法》的实施才几年时间。而从循环经济立法理念、原则、体系、制度和责任等方面分析，循环经济立法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正如循环经济的发展一样，循环经济法的完善也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各个方面继续努力。正是在这短短几年，循环经济立法已经呈现方兴未艾蓬勃发展的趋势。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地方层面，都对循环经济立法开展了积极的探索实践，初步形成了我国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而生态文明理念及其实践，与循环经济立法形成了良性互动。生态文明理念指导了循环经济立法，循环经济立法也助推了生态文明建设。
一、互动中的生态文明建设与循环经济立法
生态文明是指导循环经济立法的基本价值理念。生态文明体现了对自然生态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尊重和坚持。生态文明具有系统性、平等性和多样性的特征，促成了科学的人类自然观、生态伦理观和社会发展观。生态文明协调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的矛盾，是发展循环经济的指导思想，是循环经济立法的基本价值理念。对我国循环经济立法现状的分析，对循环经济立法的体系结构、基本制度、专项制度和法律责任等方面存在问题的反思，都是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和价值判断标准。随着生态文明实践的不断发展，循环经济立法还会出现新的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不足和问题，这些都需要以生态文明理念为价值判断标准来加以衡量。在生态文明理念的指导下，循环经济立法确立了“3R”原则和共同责任原则，明确了循环经济立法是义务本位法，界定了循环经济立法是环境法而不是经济法，是环境利益本位法而不是经济利益本位法。以生态文明整体性、系统性特征来衡量，现行循环经济立法在体系结构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从纵向层面完善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等不同形式的立法，从横向层面完善和协调资源、能源、废物利用、污染防治等不同领域的立法及其与《循环经济促进法》的关系。法律制度是连接法律原则和具体措施的桥梁纽带。循环经济法律制度包括基本制度和专项制度。生态文明的平等性，要求循环经济立法在法律制度安排中对权利义务和责任进行公平分配；生态文明的多样性，要求循环经济立法设计不同的制度来明确和规范政府、企业和公众等不同法律主体的不同角色和作用。生态文明的系统性，要求不仅要完善《循环经济促进法》中的制度，还要同时完善其他相关立法中的制度，从而最大程度地发挥制度的整体合力。循环经济立法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制保障。循环经济立法，从法律理念、法律原则、法律体系到法律制度以及法律责任，都始终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紧紧围绕生态文明建设。特别是法律责任是落实生态文明的重要保障。循环经济法律责任既包括对法律主体的积极性义务的具体要求，也包括对各个主体违反循环经济立法的强制性规定而应承担的否定性法律后果。构建有效的循环经济法律责任，必须完善责任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强化地方政府的法律责任，充实责任内容，建立健全责任社会化机制，强化责任保障机制。这些措施，是实现循环经济立法理念和原则的重要载体，是贯彻落实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的根本保证。到目前为止，《循环经济促进法》等一批循环经济法律文件已相继出台实施。为促进生态文明与循环经济立法的良性互动关系，基于生态文明理念和实践对循环经济立法的指导和评价作用，国家必须建立立法后评估机制，对循环经济法律的实施效果进行跟踪评估，并根据评估反馈的结果，及时修订、补充和完善现行立法。立法机关应当组织循环经济的相关执法部门和社会公众等，通过社会调查分析和成本效益分析等多种方式手段，对循环经济法律的实施状况进行分析和评价，对循环经济法律体系、法律制度和法律责任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评估，及时纠正循环经济法律中存在的偏差，填补循环经济法律空白，弥补循环经济法律的不足。当然，由于循环经济法刚刚兴起，作为专项法的《循环经济促进法》实施也不久，对于立法的评价还需要有更长的时间来考验。《循环经济促进法》的出台正好面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经济也在该因素的影响下面临严峻的考验。国家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出台了大量的经济刺激政策，进行了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以振兴和发展相关产业。而这些宏观政策措施的紧急出台，主要是考虑应对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应急性和临时性，对资源环境约束因素并没有给予更多的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循环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也给《循环经济促进法》及整个循环经济法的全面实施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一些原本被关闭或取缔的“两高一资”的企业和行业，甚至打着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旗号死灰复燃。在这种情况下，评价循环经济法律的实施效果并不是最佳时机。所以，本文对现行循环经济法律所作的相关评论，必然因为受到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而具有特定的时间阶段性，甚至可能还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局限性。对于循环经济立法状况及其实施效果的更加全面、准确和客观的评估，还需要待法律更进一步实施，还需要对该法律有更长的观察期。
二、循环经济法与环境法的新趋势
立法永远无法赶上实践发展的步伐。我们必须看到，目前的循环经济法还只是停留在促进和保障循环经济发展的阶段，并没有达到它的最高理想。循环经济立法的最高理想是促进和保障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形成，包括社会生产、建设、流通和消费各个领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保护和合理利用各种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和环境占用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其要求绝不仅限于此。它不仅在于发展循环经济，还要求保护修复自然生态、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强化资源管理、合理利用海洋和气候资源。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就需要建立这样的社会经济体制，即人类的经济活动不破坏包括人类生命在内的自然界的物质循环均衡。循环型社会的理念正在于此。不仅是人类的经济活动，包括政治活动、社会活动和其他一切活动，都需要努力追求人类社会与生态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这是循环型社会超越循环经济的更高追求，也应当成为循环型社会立法超越循环经济立法的更高目标和追求。在循环型社会，公众参与机制非常发达。社会公众的参与，特别是环境保护组织和其他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的广泛参与，促使各国政府、企业、公民、其他组织以及国际组织等人类社会所有主体选择对环境更为友善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和行为模式。而循环型社会代表了循环经济发展的方向，循环型社会法代表了循环经济立法努力的方向。未来循环经济立法的目标应当是构建促进循环型社会形成并保障循环型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法律体系、法律制度和法律责任。迈向更加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循环型社会，这既是循环经济立法的未来发展趋势，也是环境立法的未来发展趋势。循环经济法律关系，是指循环经济法律关系主体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总和。在循环经济法律关系中，无论是政府、企业、其他社会组织还是公民个人，都享有一定的权利，并承担一定的义务。法律对循环经济条件下社会关系的调整是通过相关法律制度中的权利、义务（职责）在不同社会关系主体之间的特定配置结构和运行方式来实现的。循环经济条件下的这种权利、义务关系包含了传统发展模式下的经济关系所不具有的法律性质和内容。就是说，以发展循环经济为内容的法律权利、义务（职责）在国家、企业和社会公众等不同类型的主体之间的合理配置构成了法律调整循环经济关系的作用机制。
作者:邓雯雯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
参考文献：
[1]孙佑海，张天柱.循环经济立法框架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
[2]王树义.循环经济立法问题专题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3]王蓉.资源循环与共享的立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一）日本循环经济立法
二战后，日本为了重建本国实力，致力于经济发展、产业复兴，在这一过程中，全国各地都在进行过度的开发和工厂作业，从而给自然环境带来了严重污染并使之极度恶化。为了谋求环境问题的彻底解决，日本政府认为，应当抛弃传统的经济运行方式，代之以抑制废物的产生、促进废物的再利用为目的，形成废物处理与资源循环再利用一体化的物质循环链条。日本于1991年制定了《再生资源利用法》；于1993年制定了《环境基本法》，并依据此法律，在1994年制定了环境基本计划，首次提出“实现以循环为基调的经济社会体制”，包含了循环经济的内容。1998年日本制定“新千年计划”，把循环经济作为构建21世纪日本社会发展目标。2000年日本国会通过了《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并在同年通过了几项专项法案，2000年也被称为“循环型社会元年”。
日本的循环经济立法是世界上较完备的，在立法体系上采取了基本法统率综合法和专项法的模式。立法体系上共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循环经济基本法，包括《环境基本法》、《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在其指导下建立各领域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基本法明确了循环经济的定义、基本原则、各行为主体的责任和义务，并明确提出循环型社会的努力目标。第二个层面包括两部综合性的法律《废弃物处理法》和《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后者制定于1991年，于2000年进行了修改，修改的主要内容在于推进废物减量化、强化废弃物的管理和处置以及原材料的再利用。第三个层面主要是一些单行法，1995年《容器和包装物的分类收集与循环法》；1998年《特种家用机器循环法》；2000年《建筑材料循环法》，《可循环性食品资源循环法》，《绿色采购法》；2001年《多氯联苯废弃物妥善处理特别措施法》；2002年《车辆再生法》。
（二）德国循环经济立法
德国是世界上最早实施循环经济的国家之一，其循环经济法制建设也走在前列。早在1972年，德国就制定实施了《废弃物处理法》，但当时立法的目标仅仅是为了“处理”生产和消费中所产生的废物，仍然属于环境问题的末端处理方式，因此，该法尚不属于循环经济性质的立法。1986年，德国将《废弃物处理法》修改为《废弃物管理法》，强调要采用节约资源的工艺技术和可循环的包装系统，把避免废物的产生作为废物管理的首选目标，将立法目的由“怎样处理废弃物”转变为“怎样避免废弃物的产生”。1991年，德国首次按照从资源—产品—资源的循环经济思路制定了《包装条例》，要求生产商和零售商对于商品的包装物尽可能减少并回收利用，将各类包装物的回收规定为义务，以减轻填埋和焚烧的压力。1992年，德国又通过了《限制废车条例》，规定汽车制造商有义务回收废旧车。1994年9月，德国公布了发展循环经济的《循环经济和废物处置法》，并具体规定了建立循环经济的3R原则，即减量化、再利用和再循环，把资源闭路循环的循环经济思想从商品包装扩展到社会相关领域，规定对废物管理的手段首先是尽量避免产生，同时要求对已经产生的废物进行循环使用和最终资源化的处置，严格规定了社会经济活动中各行为主体——生产者、销售者、使用者的责任，同时将废弃物的循环利用逐步从生产环节的回收利用扩展到社会消费的销售、使用环节。
在1994年制定了《循环经济和废物处置法》之后，1999年制定了《垃圾法》和《联邦水土保持与旧废弃物法令》；2000年制定了《2001年森林经济年合法伐木限制命令》；2001年制定了《社区垃圾合乎环境放置及垃圾处理场令》；2002年制定了包括推进循环经济在内的《持续推动生态税改革法》和《森林繁殖材料法》；2003年修订了《再生能源法》。
由上可知，德国是先在个别领域逐渐建立相关立法再制定循环经济法，而后又制定其他法律推进循环经济法的实施。有关法律、法规经过不断实践、修订，现已形成条款日益严密、结构不断完善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涉及社会的各行各业，从生产领域到消费领域。
（三）美国循环经济立法
美国一直倡导和实施与循环经济相类似的“污染预防”，在1976年通过了《资源保护和回收法》，该法促进了废物再循环和再利用。1990年通过了《污染预防法》，对污染预防的实施和贯彻做出了明确的界定。
美国虽然没有一部全国性的循环经济法规，但这两部法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发展循环经济的要求。1991年，美国环境保护局了《污染预防战略》。之后，联邦和州政府相继制定了大量有关源削减的法律、行政规章和地方法规。目前已有半数以上的州先后制定了促进资源再生循环利用的法规，这些不同形式的资源再生循环利用的法规，均在社会生产消费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国外循环经济立法的特征
从发达国家的循环经济立法可以看出，循环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理念的制度载体，循环经济法具有与传统部门法所不同的特征：
（一）主体的广泛性
首先，是主体范围的广泛性：涉及一切可能的社会主体，发展循环经济的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公众和行业协会等。其次，是调整对象的广泛性：贯穿生产—交换—消费全过程。还有权利义务内容的广泛性、责任形式的广泛性等。
（二）公益性
循环利用与经济效益平衡甚至互相促进无疑是一个理想模式，在现实条件下，社会主体并非总能从循环经济中获得相应的经济效益，其为循环经济付出的代价未必总能换来个人利益同等程度的增加。作为应对环境危机的产物，循环经济的价值主要还是体现在对环境的保护和对生态平衡的维护中。循环经济的环保性大于经济性，公益性大于营利性。企业进行环保型的技术开发需要昂贵成本，技术应用即循环的过程中也需要不菲的投入，这些额外增加的企业生产成本往往比使用新的原材料要高出许多，比以往废物丢弃处理费时费力，这种对企业自身不经济是可想而知的。“循环”的意义不仅在于降低生产成本以使经济更有效益，更在于通过使能量的闭环流动带来的资源需求绝对值降低与废弃物减少，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经济发展对生态的损害。
而当个人、企业因此而遭受较大损失时，国家应当予以适当补偿，这也是保证法律执行的一项“奖励性”机制，同时，应当大力加强财税收入的扶植，实行有差别的财税政策。根据对环境的危害程度大小规定有差别的税率，以遏制污染排放，促进资源综合利用和循环利用，实现工业废弃物“零排放”。
（三）强制性
循环经济在于追求生态效益而不是单纯的企业经济收益，很可能发生企业在回收废物、循环使用方面的花费与经济收益之间的不平衡，事实上许多行业所需资源的开发成本要大大低于循环利用。因此，国家的强制性规定就要在其中起作用，保障循环经济的开展。例如，当企业的经济收益与环境的生态效益发生冲突时，政府就应采取对策对环境污染者的污染行为征税，提高其生产成本，降低产量，使污染者意识到，企业要想长久存续，只有采取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
（四）技术性
物质循环的可能程度与人类科技水平、认识程度直接相关，循环经济的主体、权利义务范围与内容也伴随着人类认识水平和技术水平而日新月异。鉴于循环经济本身极强的技术性和专业性，循环经济法也具备很强的技术性，因此，在立法时应审慎考量可操作性、现实性，可深入进行调查研究，组织相关专家进行可行性论证，避免法律与现实脱节。
国外循环经济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一）立法应体现循序渐进、因地制宜的理念
我国地域大，经济发展水平不均匀，自然条件千差万别，因此，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循环经济体系是一项复杂的工程，需要经历不同的层次和阶段。应当坚持从实际出发，有计划、有步骤地不断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目标，既要防止法律的制定流于形式，又要避免操之过急，不切实际，使实施主体没有积极性去实践循环经济举措。
（二）立法应坚持科学性及专业性
在立法技术上应当坚持科学性。从日本、德国等循环经济较先进的立法中可以看出，相关的法律都有科学严谨的法律概念，对各类主体设定了明确的义务，也规定了具体的目标与时间安排，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法律的可操作性。我国在循环经济立法中，也应当坚持科学性和专业性，对循环经济的相关要素和指标进行科学的界定，对相关主体设定具体的权利与义务和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完善相关配套立法
在立法方式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已于2009年1月1日起施行，但其还缺少必要的配套立法。我国可以采取在该循环经济基本法的指导之下，具体领域的相关行业根据各自需要制定具体的标准，相关需要单独立法的领域可以是那些日常生活废弃物较多，进行循环使用的经济价值较大，或不加以环保处理将对未来生活产生较大环境影响的行业或领域。在循环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如《特种家用机器的循环法》、《建筑材料的循环法》、《容器和包装物分类收集与循环法》、《车辆再生循环法》。
我国可以借鉴日本在设立各专项法规政策时，对同一性质的废弃物的再生利用技术作为划分标准，比如，对包装物的再生利用和处置，专门设定了《包装容器再生利用法》；对建筑材料的再生利用，专门设立了《建筑材料再生利用法》。同时可以对相关行业的技术规范进行整合，使各专项循环经济立法能体现该领域的技术要求和对实现循环经济目标的作用，规定减少废弃物的数量及保护环境的不同措施，使立法清晰明确。
（四）合理分配主体责任
立法中，国家、地方、企业和公民应合理分担责任，如在日本循环经济法体系中，规定了国家、政府主要承担制定环保和再生利用政策和措施的责任；企业在生产、销售全方面承担责任；公民的责任是抑制废弃物的产生，尽量循环使用，并适当处置废弃物。我国在循环经济立法上，应当吸取日本在责任分配上的经验及教训，合理分配国家、地方政府、企业和公民之间的责任，正确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和矛盾。